唐代夫妻分葬现象论析——以墓志铭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墓志铭论文,唐代论文,现象论文,夫妻论文,中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139（2008）02－0011－05
夫妻合葬是唐代的主流意识形态，已经纳入到了“礼”的范畴，所谓“生有异室之和，死遵同穴之礼”[1]。《唐律疏议》也云：“伉俪之道，义期同穴。”[2] 然而，我们在阅读墓志时却发现了不少夫妻分葬的现象，为何在合葬这一主流趋势下会出现一些相反的社会现象——夫妻分葬？是何原因让这些夫妻不愿死后同穴？对于这些问题的深入研究，不仅可以让我们更加全面地了解唐代的丧葬文化，而且有助于从另一层面来解析唐代的夫妻关系。
运用墓志材料来研究唐代丧葬，学界已经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然而，学者们一般集中在合葬、归葬和招魂葬方面的研究①。有关唐代夫妻分葬现象，焦杰、严耀中、陈弱水等先生也都注意到了佛教信仰对合葬习俗的冲击②。但从文化史的角度看，影响唐代夫妻分葬的因素实际上并非佛教一项，而是多元的。本文欲在以上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探讨影响唐代夫妻分葬的其它文化因子，如道教信仰、妇女无子或早死、再嫁、占卜和时辰禁忌等。
一、道教信仰
唐代妇女以佛教信仰为由，常常拒绝与丈夫合葬，这是近年来学者们研究的热点问题。然而，除了佛教这种异域文化对唐代夫妻合葬习俗的冲击外，我们还注意到本土宗教——道教对于唐代夫妻合葬习俗的干扰。如卒于神龙三年（707）的郑道妻李氏：
及诸子冠成，遂屏绝世事曰：吾平生闻王母瑶池之赏，意甚乐之，余可行矣。是乃受簶，学丹仙，高丘白云，心眇然矣。晚年尤精庄老，都忘形骸，因曰：“夫死者归也，盖归于真；吾果死，当归于真庭，永无形骸之累矣。”神龙三年七月，终于河南之私第，时年七十七。夫人有遗训曰：“合葬非古，始自周公，淳真之道微矣。汝曹无丧吾真。……即以景龙元年（707）十二月廿六日窆于北邙之平原，奉遗训也[3]。
李氏遗言，因为自己信仰道教，要与丈夫分葬。尚舍直长薛府君妻裴氏，丈夫亡后， “聿备三善，腾心八解，金仙圣道，味之及真，外身等物，不竞以礼，放迹远俗，谓为全生，凝神寂冥，块然而往。春秋五十有九，以开元十三年（725）五月廿三日考终于通利之里第。……先是遗付不许从于直长之茔，以其受诫律也”[4]。从志文描述的内容看，裴氏信仰道教，遗言与丈夫分葬的理由是已受戒律。安国观女道士虚明，丈夫去世后，“遽捐俗累，归于道门”；以大中十三年（859）卒于安国观精思殿西隅道院，“葬于河南县平乐乡景业村，不祔于柳氏，盖从教也”[5]。也因为道教信仰而不与丈夫合葬。
由此可知，道教信仰仍然对夫妻合葬习俗构成了一定冲击。结合佛教影响下的夫妻分葬现象，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部分宗教信徒在死后的世界里，追求的不是夫妻之间的亲密关系，而是自己的精神信仰，她们的选择超越了夫妻关系。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与宗教教义有关。佛教、道教反对结婚③。因此，这些信徒死后，要继续他们的宗教信仰，就应该保持单身形象，而不能违反教义——死后仍然与丈夫或妻子保持夫妻关系。如前述女道士虚明，不与丈夫合葬的原因就是“盖从教也”。宦官韩国信不与妻子合葬，也是“以君遗命，茔域攸同，封穸云异，遵释氏也”[6]，即遵从佛教教义。还有一些墓志直接云，因为“戒行”而不能夫妻合葬，如赵璧，丈夫死后，“归依法门”，临死前，“以府君倾逝年深，又持戒行，遗嘱不令合葬”[7]；卢璥妻李晋，“崇信释典”，临终遗言：“不须祔葬，全吾平生戒行焉。”[8] 以上事实表明，无论佛教信徒还是道教信徒，宗教教义是导致他们夫妻分葬的深层原因。
二、妇女无子嗣
没有子嗣也是干扰唐代夫妻合葬的因素之一，因为女人与男人不同，男子无论有无子嗣，死后都可以葬在自家族莹。而女子则不一样，她长大后要经历一个出嫁过程，离开本家。因此，一旦在夫家没有生育子嗣，这有时候就可能影响到她在夫家的地位。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没有子嗣甚至成为男子出妻的正当理由，唐令将之列在七出的首位[9]。社会观念和唐令的规定，使没有子嗣这一情况自然而然地成为阻碍夫妻合葬的因素之一，墓志中也有相关事实的反映。
卒于贞元十二年（796）的蔡州司法参军翟氏妻萧十九娘，卒后，“权窆于县南郭。以无子息，至永贞元年（805）十月十九日，归葬于偃师县石桥店东北本家大茔之侧，礼也”[10]。卒于会昌元年（841）的薛公妻董夫人，临终“有遗言曰：吾无子承继，勿葬吾于夫之茔。卜地于我家先茔之侧”，故死后家人按照其遗言，将其灵柩安葬在本家坟茔[11]。卒于大中二年（848）的郑德柔，丈夫司马鱼君“雅有词学，每悼其嘉配倏然，不克有嗣。会离荣谢，宛如一寐，伤神之苦，几不胜怀。以其年十一月十日，从郡君灵车，葬京兆府万年县崇义乡白鹿原。未归夫族，附女氏之党，礼也”[12]。这是丈夫根据其没有子嗣的情况，主动将其灵柩送回本家坟茔的。张国刚先生认为，“按照古礼的规定，如果新妇不庙见，将不算完成了成妇之礼。没有通过庙见的儿媳妇，如果突然夭亡，就不能葬在夫家墓地里，而必须回本家落葬”[13]。但是这种新妇，一般仍然没有子嗣，如张先生所举崔攀的例子，其“年十有九，归于荥阳郑宾，未及庙见，而婴沉痼”[14]。崔攀同样没有子嗣。
可见，部分没有子嗣的妇女，有时会导致她们死后回归本家坟茔，与夫家脱离联系。而且，这一举动在唐人看来是一种“礼”的行为，故志文结尾常云“礼也”，而不是无所根据的举动。当然，我们要看到这只是构成阻碍夫妻合葬的因素之一，而不是说没有子嗣的妇女必须夫妻分葬。
三、早死下的亡灵禁忌观念
古人对于死后世界有一番特殊的想象，认为亡灵世界与现实人生差异不大。故而在埋葬死者尤其是进行合葬时，唐人有一定的观念禁忌，就是尽量不要打搅早已安寂的亡魂。如果违背此原则，他们就可能会主动放弃合葬的意图。如卒于开元廿五年（737）的李勖，夫人卒于宝应元年（762），二人死期相隔近25年，家人“以其年扶护归都，卜地迁合，爰择吉日，用启旧茔，伏见玄堂之中，根蔓萦覆。时有阴阳人卢皓云：久闻贤达所传，此则神理保安，不合惊动。遂以其年十一月十四日祔葬于旧茔之右”[15]。这是家人在安葬夫人灵柩时，发现李勖墓已经长满了植物，这是“神理保安”的征兆，不能惊动，于是家人放弃了合葬的想法，将夫人葬于李勖墓侧。张氏，丈夫左骁卫将军独孤袆之“早世”，夫人卒后，天宝八载（749）“十一月十八日归葬于高陵奉政原，去羽林府君之茔四里，盖以远日非便，近祔从宜”[16]。所谓“远日非便”，无疑是指独孤府君早死，合葬不宜。卒于天宝十载（751）的崔夫人，丈夫去世时年仅二十九岁，“初府君之殡也，近在洛阳，距夫人之丧卅余年矣，虽鲁人之祔，宜恭行于典礼；而滕公之室，惧多历于岁时”[17]。也害怕打开这些埋葬时间久远的坟墓，故实行分葬。卒于宝应元年（762）的宦官高力士，正妻吕氏，“天宝中封齐国夫人，方贵而逝。封树已久，安而不迁”[18]。齐夫人因为去世时间久远，坟墓“封树已久”，因此，高力士与其分葬。卒于会昌六年（846）的军器使推官赵文信，“夫人辛氏，贞元十二年（796）而殁，先公谢世五［十］年矣。公尝曰：合葬非古也，况年代深远，鬼神好静，不须开发。今别茔焉，遵遗命也”[19]。赵文信留下遗命，因为妻子辛氏去世已有五十年之久，“年代深远”，不与之合葬。
上述事例表明，如果夫妻一方早死，埋葬时间过久，在另一方死亡后，出于打搅亡魂的观念禁忌，就可能放弃合葬，而实行分葬。
四、再嫁
再嫁之女子，由于其一生不止一个丈夫，因此，死后该如何埋葬？这是一个饶有趣味的问题。然而，有关唐代再嫁女子的墓志材料极为有限，大概有十方④。在这十方墓志中，只有一方墓志，即《大唐故江王息故沣州刺史广平公夫人杨氏墓志》其题名署的是前夫，其余全是署的后夫。志文载：
属唐祚中缺，宗族播迁，公谪南陬，敕降西掖，爰及外氏，命离夫人。夫人赴镬道亡，从义守节。父恭荷造，旋乃迫离，胁夺志怀，改醮胡氏。君父之命，难以故违，闵夏之礼，或释其道，因兹遘疾，久积缠痾。返香无征，暮华有限，呜呼！以开元十九年（731）六月六日，薨于鼎邑殖业里私第也，春秋六十有五。即以其年月十九日葬于洛阳县清风乡北邙山之原。二氏各男，绝浆泣血，卜远申议，别建封茔，拜享之仪，俱得其礼[20]。
杨氏前夫是皇室成员，因政治缘故被迫离婚，故夫人死后墓志题名归属前夫，可以理解。但是最后的埋葬地点上，子女们却给她选择的是独葬——不与任何一位丈夫合葬，或者葬在任何一位夫家的墓地，显示出对于这样一位再嫁母亲墓葬的独特处理。
其余9方墓志显示出来的信息是，再嫁之女子，归属后夫，死后与前夫分葬。如卒于天宝十载（751）的郭班，“年甫十六，适于常山阎府君，有一子焉。不幸府君中年早逝，叔父夺志，更醮张门”。郭班改嫁后，没有给后夫家生育孩子，死后，“嗣子仅等号天泣血，叩地摧心，永惟同穴之仪，未卜归祔之典。即以其月廿二日权殡于洛阳县平乐乡之原，礼也”[21]。此“嗣子”指郭班前夫之子，为何阎仅伤痛母亲不能与父亲合葬，无疑母亲改嫁是原因的关键所在，但是他也无法改变当时的社会习俗。又卒于会昌四年（844）的刘夫人：
笄年适南阳张公讳闰。有子一人曰勍。夫人夙著内则，方勤中馈。未几，府君先世，……无何，父兄悯其稚，遂夺厥志，再行乐安孙公讳伯达，有子曰毅。不幸良人复早亡而嫠居，待养者久之。南阳之嗣，卒以善积庆钟，年甫弱冠，惕然有游艺依仕之志，□壮室负书西去，举学究一经科。会昌元年（841），擢登上第。既□走□洛师拜省夫人，惧孙孤不能慰安于晨昏。乃拜迎以归，□其就养。今则迩于宦，屈指而荣禄将及。夫人□□□于戏！夫人生之辰艰阨如是，孤子勍号痛不得以夫人祔于先人者，拘其典礼之谓也。乃于邙山之趾相土而得吉兆，即河南县平乐乡王寇村也[22]。
刘夫人先嫁张闰，后改嫁孙伯达，为前夫生下一子张勍，为后夫也生下一子孙毅。张勍后来科举及第，将母亲迎回家赡养。但是当母亲去世时，其“号痛不得以夫人祔于先人者”，即刘夫人的前夫，志文云是“拘于典礼”，即当时的社会习俗——再嫁之女子不能与前夫合葬。因为女子再嫁，便表明她已经“移天”，也就意味着与前夫恩断义绝，便永远地丧失了与前夫合葬的机会。那是否意味着她应该葬在后夫家，或者可以与后夫合葬呢？墓志材料中，我们见到了一则葬在后夫家的实例，那就是卢全寿夫人陈照，其先嫁东海徐文公，后改嫁卢氏，死后以天宝四载（745）十月廿五日“归厝于河南之邙山卢氏先茔。以域内更无坟地，遂卜兆于平乐原”[23]。传统文献中的一则实例也表明再嫁之女子当葬在后夫家。安定公主：
下嫁王同皎。同皎得罪，神龙时，又嫁韦濯。濯即韦皇后从祖弟，以卫尉少卿诛，更嫁太府卿崔铣。主薨，王同皎子请与父合葬，给事中夏侯铦曰：“主义绝王庙，恩成崔室，逝者有知，同皎将拒诸泉。”铣或诉于帝，乃止。铦坐是贬泸州都督。[24]
夏侯铦强调安定公主再嫁是“义绝王庙”，而最后嫁与崔氏便“恩成崔氏”，因此，死后的归宿理应是崔家，而不是与第一位丈夫合葬；而且崔铣也就此事向皇帝诉说，最终，王同皎与安定公主合葬之事以失败告终。可见，在时人眼里，再嫁之女子是没有资格与前夫合葬的。但是，她们可以选择回归本家坟茔⑤。
这些事例表明，再嫁之女子与前夫分葬，已经成为世俗普遍接受的观念，在实践中也是严格遵守的。这与男子不同，再次娶妻的男子，他的所有妻子一般而言都葬在他家的族莹，尽管不一定每一位妻子都与之合葬。然而女子一旦改嫁，便丧失了与前夫合葬的机会，也不一定能够与后夫合葬。这一埋葬现象的差异，反映出男女性别等级上的不同，即女性地位明显不如男性，女性最后的归属只能是一位男性，因为她的“天”只有一位，而不能同时有两位。一夫多妻的男性则不一样，他可以与多位妻子合葬，因为他是这所有妻子的“天”。
五、占卜和时辰禁忌
唐人在夫妻合葬时，往往要先行占卜，寻求一个指示性的吉凶意见；然后再选择吉日，进行夫妻合葬。如果卜相显示出一些不吉利的兆头，则会保持暂时分葬的状态。如卒于天宝八载的高琛，前妻杜氏和继室杨氏都比他先亡，高琛死后，“今以五胜相推，六甲躔次，询于卜筮，以定月时，而由象有差，合祔非吉，且仍旧贯，以俟他年”[25]。由于卜相不吉，因此，家人未敢实行合葬仪式。终于乾元二年（759）的陈府君夫人韩氏，以其年二月朔十七日，“归葬于清风乡原大理正之茔侧，爰考龟筮，未从祔礼”[26]。也要等待占卜后，才能实行合葬。卒于贞元四年（788）的监察御史裴涚，“夫人兰陵萧氏，先府君而殁。卜不云吉，合祔未期”[27]。因为占卜不吉，无法选择合葬时间。卒于大和二年（828）的杨士真，“夫人太原王氏，不幸早终，蓍龟所占，合祔未便，同茔异穴，以俟通时”[28]。也是因为占卜结果不良而保持分葬状态。卒于咸通十三年（872）的郭克全，夫人宋氏，先公而死，“公及夫人，岁月非宜，未遂祔葬，且异窨焉”[29]。这是没有择到吉日而分葬的例子。
唐人在丧葬中如此关注占卜和择日，这一文化现象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有关。唐朝中央官僚机构设有太卜署，归太常寺管辖，太卜署有“令一人，从八品下。丞一人，正九品。卜正二人，从九品下。卜博士二人，从九品下。太卜令掌卜筮之法，丞为之贰。其法有四：一龟，二五兆，三易，四式。皆辨其象数，通其消息，所以定吉凶焉。凡国有祭祀，则率卜正、占者，卜日于太庙南门之外”[30]。唐代，翰林院还供奉着一批相工、占星之人[31]。这些占卜机构的设置，以及皇帝周围也聚集着大量占卜人员的本身，对于民众的方术信仰提供了一个榜样和示范作用，它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普通民众的方术信仰，这是当时丧葬中流行占卜择日的文化大背景。
综上所述，影响唐代夫妻分葬的因素是多元的，既有思想信仰方面的原因，还有一些约定已成的社会习俗和实际生活中的观念禁忌。在以上诸因素中，占卜和时辰禁忌不是夫妻分葬的决定因素，因为，一旦占卜吉利，并择得吉日，便可以实行合葬大典。宗教信仰往往让妇女做出一些超越夫妻关系的理性选择，将精神信仰作为她的亡灵归宿。无子嗣死后回归本家坟茔、早死分葬、再嫁与前夫分葬，这些社会现象，从文化学的角度看，仍然是一种社会习俗和观念。可见，在主流文化——夫妻合葬的大背景下，唐代社会仍然存在着一些次文化的潜流，它们不停地对主流文化构成冲撞。而正是这些次文化，才让唐代的夫妻关系呈现出多元性，丧葬文化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局面。
注释：
① 太田有子《古代中国にゎける为夫妇合葬墓》，《史学》49.4（1980年3月）；加藤修《北魏から唐代の墓志に见る夫妇合葬の分析》，《女子美术大学纪要》31（2001年3月）。陈忠凯《唐代人的生活习俗——合葬与归葬》，《文博》1995年第4期；朱松林《试述中古时期的招魂葬俗》，《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姚平《唐代妇女的生命历程》，第四章“琴瑟之谐”，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段塔丽《从夫妻合葬习俗看唐代丧葬礼俗文化中的性别等级差异》《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陈弱水《唐代的一夫多妻合葬与夫妻关系——从景云二年杨府君夫人韦氏墓志铭谈起》，《中华文史论丛》2006年第1期。
② 焦杰《从唐墓志看唐代妇女与佛教的关系》，《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第97页；严耀中《墓志祭文中的唐代妇女佛教信仰》，邓小南主编《唐宋女性与社会》，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年版，第478－481页；陈弱水《唐代的一夫多妻合葬与夫妻关系——从景云二年杨府君夫人韦氏墓志铭谈起》，《中华文史论丛》2006年第1期，第187－188页。
③ 郑显文先生认为：“道士、女官、僧、尼等在唐代被称为出家人，属于特殊的阶层，依佛、道戒律，不合婚娶。唐代律令中没有关于禁止出家人结婚的规定，但是在唐代关于佛教、道教的法规性文件《道僧格》中，却有这方面的内容”。作者并对此进行了专门研究。参见郑显文著《唐代律令制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73页。
④ 分别见于《汇编》长安037，开元047，开元306，开元327，天宝074，天宝108，天宝183，元和139，会昌035，大中160，转载于苏士梅《唐人妇女观的几个问题——以墓志铭为中心》，《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第104页。
⑤ 如《汇编》开元047中的李夫人，第1186－1187页；《汇编》元和139中的赵氏，第2047－20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