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心态的产物：略论戊戌时期的两广维新报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广论文,产物论文,地域论文,报刊论文,心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澳门《知新报》和桂林的《广仁报》被康门一手笼罩，早已是公认的事实。本文也无须就此再费笔墨。这里将要讨论的是何以康门人士在京师、江南等地办报时或是如《万国公报》那样独力难支，或是必须如《时务报》那样必须与同道合作（更确切的说是要依赖同道为主力）方能打开局面。但是在两广地区却能既得畅所志，又能笼罩全局？又为何要创办这份被称为“粤报”的报刊？ 一、何以能办“粤报” 《知新》、《广仁》的创建经历在以往的论著中已经爬梳甚祥。[1]仅从这些论述中可以看到康有为及其弟子所以能够迅速得创建这两家报馆，在人力因素上固然是草堂师弟云集众多，而在财力物力和发行渠道上是得到了何廷光、唐景崧、史念祖等当地官员士绅的鼎力相助。如果仅从就事论事的层面来说，这已经足以说明两报何以会迅速出现并且始终以康门之报的面目运作延续的原因。但是何以同样是地方士绅，如张之洞、张謇、章太炎、邹代钧、熊希龄、唐才常等人或是虽与康门合作，但是却始终留有余地；或是发生了直接的对抗。却唯有何、唐、史等人会对康有为倾心相投，在自己出钱出力的情况下，将包括报馆在内的各项趋新事业之主导权率尔全然托付？这就需要结合两广地缘政治与地缘文化的状况来加以剖析，才能看到究竟是什么现实原因促成了康门师弟与两广士绅在戊戌时期合作的必然。 不仅两广在戊戌时期的绅权之强足以强势到在大部分地区与领域内可以与国家权力相抗衡的地步；而且追溯起来，可以说从秦汉设置郡县以来，地方士绅的影响力在两广地区就从来未曾衰落过。这自然与岭南从空间上既始终与首都距离遥远，又在地理状态上自成一个封闭而完备的系统有密切的关系。从帝国核心地带始发的种种事件，即便波及到两广，其力度也从惊涛骇浪减弱为片片涟漪。在这种情况下，珠江流域的汉人社会从魏晋以来就逐渐形成了对内日趋认同、对外相当排他的人文氛围，明代以后益发坚固。进入近代以后，广东地区既是与外来文明和外来势力交往的前哨阵地，但是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以后就并非是主阵地。外来冲击对广东乃至两广造成的影响就是给予他们在接触和交往中形成南洋乃至“世界”视野的充分机会，同时又没有强劲到足以削弱此间的地域认同，其结果就是反而使得两广士绅阶层相对于“中原帝国”和中枢政府的独立意识更加增强。与此同时，两广在中学和西学的传播版图中，相对于京津、江南甚至福建而言都处于较为边缘的位置，所以反而造成了区域内文教水准的滞后与文化权威的缺位。[2]如果以全国的视野来看待戊戌时期的两广，还真是自成一片天地。在全国和中央地位坚固难移的政治、经济、文化权威都无法对这里形成深度的渗透和掌控。在这样的区域社会生态下，两广地区的公共事业自然就只能由本地人士来发起和组织才有望可见成效，因为只有凭籍本地身份，才有可能调集到足够的社会资本。反过来，又因为此时两广人士在全国的交往网络中并不处于核心地位，所以在全国范围内也就只能甘当配角，除非是得到最高权力直接而充分的青睐。所以他们也只能将主要精力倾注于本地。 也正是在这样的区域环境下，才可能同时出现以桂林唐氏、西林岑氏、澳门何氏为代表的地方士绅在政治、经济占据主导地位和以康有为为代表的所谓“野狐”学者在文化上握有充分话语权的现象。首先来看政治方面，两广地区两个最重要的政阀世家是桂林唐氏和西林岑氏，桂林唐氏的主要人物是唐景崧兄弟三人，唐家三兄弟在同光之际联翩会试中试，入选词林。其中自然以曾署理台湾巡抚，又一度被推选为“台湾民主国大总统”的唐景崧最具地位和清誉。西林岑氏则以岑毓英、岑春煊、岑春萱父子兄弟为主干。虽然起家的路径是一文一武，但是其共同点都是既取得了全国范围内的高位和名望，又始终具有强烈的乡土观念。戊戌以前，两广人士在政治舞台上跻身高官的屈指可数，显赫的乡绅家族也就远比同时期的直隶、江南、湖南都要少。正因为乡绅高门为数稀少，所以当这两个家族因缘际会，颇带几分偶然得崛起以后，也就理所当然得成为两广乡绅的当然领袖，对当地的地方事务具有绝对的主导权威。这两家都是新出门户，在既有体制下既没有沉重的观念、人脉束缚，在甲午到戊戌这段时间里又都在全国政局中处在很不得意的状态。因此也都希望通过襄助趋新运动来获得政治上的翻身机会。[3]两家在各自所经营的地域和领域上又有一定的间隔，所以也就能够不但不发生争夺摩擦，反而能够隐然守望互助。 再来看经济方面，两广的经济本来就是自成体系，而且与境外的贸易往来远比跟国内其他区域要更为频繁。此时的香港和澳门虽然已经不在清廷的治权管辖下，但是在人员往来、物质流通等方面与珠江流域等地区却都并没有人为的限制。而且香港和澳门都是自由港。因此珠江流域的巨商大贾通常是既入籍港澳，以外商的身份享受低额关税的便宜，同时又将后方基地安置在内地以得原产地的方便。因此何廷光等巨商虽然居住地在港澳，但是在他们的交往范围和生活空间里，跟内地社会的交往还是占据了主导地位。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往往就会既亲眼目睹了殖民地乃至西洋各国的“文明开化”，又亲历了身为华人的受歧视和无奈。因此也就既普遍具有较为强烈的趋新意愿；又因为籍属外国，所以在言论和行动上都少了许多顾忌；同时还因为经营国际贸易，既具有了相当的经济实力，又在日趋外向型的珠江流域经济体系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最后来看文化方面，清代学风以理学和朴学为主流，两广在这方面不但远不及京师、江南，甚至比起湖南、福建来都颇为逊色。康有为以前，以两广人士而被认可为全国一流学者的仅有朱九江与陈兰甫，而且他们的成名还都不是在广东。有清一代曾经在广东执教讲学的外来一流学者倒是为数不少，但是却都没有真正在广东扎根。[4]以当时康有为的学术造诣，放在全国未必出类拔萃，而且成名也并不是在广东。但是在各种因素的促成下，他却又在成名以后在广州万木草堂连续讲学四年，此时又恰逢陈、朱二位前辈都已归道山。虽然在如翁同龢、沈曾植、严复等人看来，康有为既学无专长又是驳杂紊乱。然而在广东学界，尤其是草堂弟子面前却又是既独具卓见又博雅通识。平心而论，翁、沈、严等人的针砭未免太过于看重当下的学术规训，草堂弟子的崇敬也大多因为自身学养欠丰。但是就此时的两广而言，活跃于公共视线内的本地学者还果真没有能够在学养见识上堪与康有为匹敌的，况且康有为兼论西学、佛学，并且还有进士身份。除了个人的学养见识在两广堪称一流以外，康有为还是万木草堂毫无争议的领袖。草堂弟子人数既多，又大多出生于两广的士绅家庭。[5]优越的家庭背景、高度的相互认同再加上相对于同辈人士而言相对较高的学识修养，这就使得草堂师生形成一个既相当稳固又组织相对严密的群体。它既是观念的共同体，也是现实利益的结合体。 其实如果不考虑到思想是否趋新，那么从全国范围内来看，这样以学脉为主要纽带的密实群体也不在少数。如果要以成员的平均地位和总体能量为衡量标准，当时的草堂群体在全国士林内还的确不在第一档次。但是两广士林原本就是既很是边缘又组织松散，草堂群体在其间的影响倒还是首屈一指的，但是其优势地位也就仅限于两广地区。此时的草堂群体既在两广地区的文化场域内处于核心位置，但是在全国的文化场域内却只是边缘甚至是另类。因此当康有为及其弟子在两广之外谋事的时候，他们也就只是全国士林中的普通一员，但是在两广地区活动的时候就俨然是文化权力的当然代表。趋新建设同时需要政治、经济、文化三方面资源的投入。此时广东官方所掌控的公共资源倒是不在少数，但是时任两广总督的谭钟麟却是个昏聩到连兴中会在眼皮底下筹划起义都毫无察觉的人物。在戊戌时期，他不仅没有推进趋新建设的魄力和举措，甚至连加以阻碍也懒得去做，可谓是无声无臭。广西巡抚史念祖倒是颇为倾向于趋新，但是能掌控的资源却是为数稀少。在这种情况下，两广地区的趋新建设就只能由民间来担当主力。在强烈的地域观念作用下，也就只能体现为域内政治、经济、文化强势力量的相互结合。这就必然体现为康门在珠三角地区与何氏家族结合，同时兴中会势力也有所参与。在广西省域内又与桂林唐氏和西林岑氏结合。反过来看，无论是西林岑氏、桂林唐氏，还是澳门何氏，本身又都缺乏在文化领域内的话语权力与人力资源，要将自己的影响渗透入文化领域，进而为自己今后诸般可能的行动寻求合法性的背书，也只能选择与康门合作。 这里还需要说明，康有为所以能够迅速获得澳门何氏、桂林唐氏、西林岑氏搭上关系，主要原因当然是他在此时两广的文化场域内是顶尖人物，但是他自身的家世背景所起到的作用也不可忽视。南海康氏原本就是当地大族，康有为的叔祖康国器又在太平天国战争时期颇有军功，在同治后期官至广西布政使，还曾经一度护理巡抚。[6]因此康有为也本身既是两广乡绅，又与广西士绅有间接的世交之谊。加之其弟子龙泽厚所在的临桂龙氏也是桂林著名的书香门第。如果仅靠这些人脉关系，当然不足以打动何、唐、岑这样的一流高门。然而在促成文化资本、政治资本、经济资本在彼此需要的情况下相互结合的过程中，即使是很间接的人脉关系，也足以起到穿针引线的催化作用。如果从康有为也是乡绅这一点来看，将他与何、唐、岑的结盟看作是两广士绅在“两广本位主义”的共享观念下，各尽其长所结成的“两广集团”也应当不算是牵强附会。也正是因为是在地域本位主义的影响下，又因为共同的利益需要形成的结盟，才会在诸般谋划中都是既看重两广的独立地位，又当然得以两广为中心，这未必能够始终与事件本身的适宜与否和轻重缓急相匹配。尤其是在与外地同道共谋关涉全局的事件时，所造成的恶果可以说是远多于成效。 应该说在戊戌时期的趋新各派那里，或多或少得都存在着这种通病但是在戊戌时期的两广集团那里，其影响尤其明显，对全局造成的负面影响尤其严重。如果将视野往后延伸，还可以看到直到完全是以政治信仰为纽带，因而任何初级群体的观念都无法合法存在的中国共产党和改组后的中国国民党出现以前，地域观念都既是使政局始终动荡不安的扰动因素，又是在各派政治势力那里都挥之不去的阴影。当然这些都还是后话。现在先来看两广本位观念对此时域内趋新建设所产生的影响。既然两广集团既要强调两广的独立性，又要彰显两广在全国的显赫位置。当然就要试图在各个方面都要做到别人有的我都有，而且还要比别人的好，但是整个建设过程却又只能掌控在“自己人”的手中。在这种心态的影响下，创办趋新报馆所需的资金、人手倒是可以叱诧立办，又顺理成章得只能以域内唯一的强势文化群体草堂师弟来全盘掌控。但是为什么要办报？为什么要在哪里办报？又要办怎样的报刊？对这些问题的思索和实践却势必会被拖进地域主义的迷思中。 二、为何要办“粤报” 在了解地方本位主义在戊戌时期两广趋新建设中的份量以后，再来观照《知新报》的经历，也就可以不止停留在表象了。 先来看《知新报》。在《知新报缘起》中是这么来阐述创办该间报馆的理由的：“京师士夫，于是有强学会之设，今官书局是也。旬月之间，沪上继焉，今《时务报》起重而振之。比及中年，流演海隅，加以江学提倡，湘民于变，鄂省礼谕斯风弥畅，魁哉伟矣。然广厦万间，众美非一木之任，畛途千里，致远非跬步宜劳，孤掌不能独鸣，只轮未能并发，何则？群独之势殊，南北之情异也。况铁路未周，邮局未便乎？夫赠人以言，匪丈夫之登陇，因文见道，喜吾党之有邻，此澳门知新之报所以继上海而应之也。”[7] 从报业运作的角度和全国性的视野来看，其中的逻辑当然有问题。首先，为什么在承认《时务报》“斯风弥畅，魁哉伟矣”的同时还要认定它只是孤掌只轮？如果仅从报章内容和覆盖范围的角度来看，光绪二十三年初的《时务报》就一定不能满足两广读者“慧于目、聪于耳、敏于口”的需要？其次，即使《时务报》在这方面确有不足，又是否必须要另设粤报来加以补充？实际上从后来《知新报》的内容看来，除了以广东人为主要作者以外，也看不出多少贴近广东社会的味道。或者换个角度来发问，即使创设了粤报，又是否就一定能满足广东读者的现实需要？须知对于此时的广东、两广乃至全国的士林中人而言，从趋新的角度最需要灌输的恰恰不是早已根深蒂固的地域观念，而是在他们那里极其匮乏的国家意识和世界眼光。再者，纵然广东的确就是“泰西之孔道，岭南之重镇，中原之外府也。人民之庶，户口之众，商贾之富，市厘之盛，甲他州矣”，[8]这也只能说明它在经济版图上的位置显要，但是对于报馆的选择而言，除了经济因素以外，文化环境和交通的便利程度至少也是同等重要的两个因素。这两方面都不是广东的长处，不要说跟上海相比，即使比起当时的天津和武汉都有不小的差距。尤其是广东地处天南，在铁路交通还没有贯穿全境的情况下，广东与内陆省份的交流更是相当不便。以当时的实际状况而言，广东实在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具备可以办起可以发挥如《知新报》自许那样作用的报刊。[9]但是康门还是要全力以赴得投入，何廷光还是要一掷万金，就不能不说是出于既然“吾粤”存在，就势必要有“粤报”的成见了。继续沿着这一思路剖析下来，还可以很自然得提出接下来这个问题；即使确实有必要要办“粤报”，又为什么要把报馆的所在地设在澳门？即便是从“广东”的视野来看，将“粤报”设在澳门也实在颇成问题。 当然，可以根据梁启超自己的说法“澳报已成，集资万元，而股商必欲得弟为主笔[10]做这样的解释：因为报馆的主要出资者何廷光是澳门商人，所以将报馆设在澳门是顺理成章，而且澳门在清廷的直接统治范围以外，可以享有更为充分的表达自由。但是这都不能做为充足的理由。是就常理而论，报馆的所在地应该首先要考虑到人文和交通环境，未必一定要和资本的来源地重合。无论从人文环境还是从交通状况而言，澳门在广东都是偏在一隅，即便是从获取外报的便利程度来考虑，澳门比起广州和香港也并无优势。《时务报》馆的例子就是鲜明的对比，《时务报》的启动资金大部分来自黄遵宪的募集。此时黄遵宪本人和所募资金的主要来源都在江宁，报馆仍然设立在上海。何况报馆虽然在澳门，但是明确公开的办事诸人却都以广州为活动的大本营。如果真的是因言获罪，报馆虽可保无碍，又怎能同时保全报人？如果只是为了要避免言祸，此时不仅香港也是殖民地，而且广州也有租界，也不在清政府的管辖范围内。而且从《知新报》的内容来看，也实在看不到它在戊戌以前有多么实际运用了澳门的治外优势。虽然趋新同道都担心《知新报》会有“大振脑筋”的出格言论，但是直到戊戌政变发生以前，《知新报》的言论观点虽然带有明显的康门理论色彩，在论及国事国是时语气的激烈程度却并不见得有多么极端，甚至比起《湘报》来都还颇有不及。 在戊戌政变以前，该报共刊登出自康门人士的论说共53篇。具体情况见右表[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