掀帘 ·对话 ·解构
——幻想主题分析视域下数字媒介民主中UGC议程设置模式探析

郗云峰¹， Mohd Hamdan²，Chang peng kee³

(1.广西大学 东盟传播研究中心，广西 南宁 530004；2.马来西亚沙巴大学，马来西亚 沙巴 88400； 3.马来西亚国民大学，马来西亚 吉隆坡 43600)

摘 要 ：当下UGC(用户生产内容)自下而上的议程设置，带来了中国舆论生态环境的变化。运用幻想主题分析法对UGC议程设置在构建数字媒介民主中的模式进行研究,发现掀帘、对话、解构三大语义视野模式成为UGC议程设置构建数字媒介民主的三大功能模式。UGC议程在网民宣泄社会情绪、为社会减压的同时，也在监督规范政府阳光作业、与政府互动、使政策议程更科学化和民主化、革除陈旧陋习和观念等方面起到推动作用。

关键词 ：UGC(用户生产内容) 议程设置;媒介民主;幻想主题分析法 社交媒体

一 、研究缘起

时下，随着微博，微信的兴起，UGC(用户产生内容)已成为网络最主流的内容主角。同时，UGC议程设置是自下而上的民间议程或公众议程，不同于以往政府或传统媒体自上而下的议程设置，故在新媒体语境下，UGC构建数字媒介民主的功能模式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收益率具有以下特点：(1)具有典型的尖峰厚尾的特点，且呈现非对称的左偏分布；(2)收益率时间序列的波动呈现出一定的集聚性及爆发性，且波动的冲击具有非对称性，即杠杆作用。

二 、文献综述

关于议程设置与媒介民主，许多研究将议程设置牢牢地束缚在引导和控制舆论层面，从而绑架了其对建构媒介民主的积极意义，也限制了探讨民主的可能(张荣华2001)^[1]。

适用于两电平电压源型换流器的直流故障清除辅助拓扑//蓝童琨,李银红,段献忠,罗强,陈朝晖//(7):50

此类研究的确相对较少。关于传统媒体媒介民主，李异平 、李良荣的研究发现，《人民日报》与《南方周末》有所不同，前者在调动人民参与行使政治权利积极性方面有“舆论先锋队”的作用。后者舆论监督性更明显。通过揭露阻碍和干扰和谐社会建设的问题,从而达到缓和社会矛盾的最终目标^[2]。

1.掀帘之信息突破

曾繁旭是对这个研究领域关注比较多的一个学者。曾繁旭在《形成中的媒体市民社会：民间声音如何影响政策议程》中，运用框架方法研究在中国的媒介市民社会中，非政府组织声音如何影响政策议程^[4]。他在《社会的喉舌:中国城市报纸如何再现公共议题》中，分析了不同类型的中国城市报关于“圆明园防渗膜铺设议题”的报道，以及这个议题在整个媒介体系中扩散的模式,探讨了在中国公共议题与大众媒体的关系，研究结果发现媒体的社会喉舌角色在不断成长^[5]。他在《传统媒体作为调停者:框架整合与政策回应》中研究发现，在社会矛盾频发且公共意见市场趋于分裂的语境下,传统媒体的能动角色及其社会影响,可能是培养社会对话、完善社会治理、促成和谐社会的一种可选路径^[6]。曾繁旭在《公民传播研究的理论路径与现实关照》中也指出，中国的“公民传播”在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逐步拓展,并发展成为民众的利益表达途径，从而成为影响公共政策和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一个重要机制^[7]。但这个领域的研究还比较零星。很明显曾繁旭的研究触角涉及传统媒体和网络，但他多是议程设置的第二层属性框架研究。

幻想主题分析是由褒曼(Ernest Bormann)1972年在贝尔斯(Robert Bales,1970)关于小团体传播研究的发现基础上提出的，目标为探索研究团体和组织成员所共享有的世界观。贝尔斯发现了团体沟通过程中的群体幻想 (Group Fantasizing) 现象，即集体成员可以进入兴奋的对话与互动的状态，共享的幻想主题(或戏剧情节)就经由非言语或言语的方式呈现出来了^[8]。“幻想”(Fantasy)不是指通常所说的无依据、非真实的想象，而是关于事件独具想象力与创造性的诠释，适用于团体研究和政治传播。而本研究也恰恰是UGC公众议程集合沟通的团体政治传播应用场景。

三 、研究方法

本研究是运用幻想主题法，基于移动互联时代UGC议程设置(第一层)构建中国数字媒介民主模式的研究。

大众美育的重要性不仅仅在审美欣赏上，更要在心理上建立美的自信，如何让大众在欣赏世界的美的同时，能更加欣赏自己的美，是我们美育事业人员的前景目标。

幻想主题法是一种分析传播集合的研究方法，用来确定被研究对象所持有的(潜在)世界观，并且通过被研究对象使用的有效讯息来加以评价。幻想主题法并不试图去评判讯息的品质，其得出的研究结论更有社会学的意义。它用沟通交流来发现被研究对象思考世界的模式。所以本研究没有采用框架方法而是采用从文本入手找出UGC所想象的主题故事，从其建构的意义目的或行动，来发现UGC的数字民主模式。

“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革命英雄主义是长征精神的集中反映，伟大的长征精神，就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4]

如表2所列议程，在传统媒体宣布救灾胜利和市民高度肯定后，UGC议程竭力解构相关部门“丧事喜办”、回避问题的做法，反思议程，并主动建构市民爱心救助行动。无论从灾民亲历者的悲情陈述和悲剧现实，还是北京市民私家车主动免费救援，商家、店铺、私宅、民宿免费开放，对比之下，构建了一个相关部门无为，救灾不力的形象，从而解构议程。社交媒体上的公众UGC解构议程模式梳理如下。

四 ，研究结果

(一)数据采集

社交媒体的把关人是公众，处于每个节点的公众选择转发或不转发，公众投票过滤集体把关，是公众决定的议程设置机制。其议程设置的显著性测试指标是公众的N次转发，就是被转发的数目^[9]。在海量的微博信息中没有转发或转发很小的议题，其实际效果可以忽略不计。借鉴社交媒体议程溢出阈值，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两年来对微博舆情事件的监测和总结发现，如果一个社会事件在新浪微博平台被转发超万次和评论超三千条，或者这两个指标满足其中任何一个，大众媒体就会主动介入，“搬运”去社会话语的场域，从而从微博的场域溢出到社会话语的场域^[10]。本研究也以万次转发为议程采集依据，利用搜索关键词和滚雪球个人门户寻找方法，采集到数据万次以上转发的议程有感向度(emotional)(有明显情感倾向)的新闻议程^[11]24个。这也符合幻想主题法小样本定性分析的特征。

(二)数据结果

表1 掀帘语义视野模式

表2 解构语义视野模式

表3 对话语义视野模式

五 、讨论

本研究从24个议程中，根据幻想主题法分别得出UGC议程在数字媒介民主中的掀帘、解构、对话三大语义视野模式。

(一)掀帘模式

王绍光的《中国公共政策设置模式》指出，进入大众网络时代,网民常常通过互动 ,把他们认为重要的关注问题 (而不是新闻传媒机构认为重要的关注问题) 成为公众议程 。如宝马车撞人事件、孙志刚关于查暂住证被打致死事件、农民工讨薪事件等等,网络舆论无疑都显示出强大的公众议程设置能力^[3]。但这个研究也是基于网络门户时代。

2.3 NASFL组与NASH组CD4+CD25+T细胞结果比较 NASH组患者外周血CD4+CD25+T细胞百分率明显低于NASFL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3。

在陆徵祥35年的外交与政治生涯中，仕途应是一帆风顺的，然而对于身为外交官与政治家的他来说，个人的荣辱与国家强弱紧密相关。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国力虚弱、政治紊乱，因而陆徵祥说“弱国无外交”。在面对国内政争与外交困局的情况下，陆徵祥决定退出政坛，这一退出，则为其进入隐修会准备了条件。

2.掀帘之视角突破

社交媒体的媒体性特征明显，许多突发事件在两到三小时之内就首先出现在社交媒体上。如北京“7·21暴雨事件”中的严重情况最早是出现在微博上，有些情况最终也没在传统媒体出现。再如类似广东乌坎，四川什仿等突发的社会群体事件，中国主流传统媒体往往起初是很少能涉及的，相反社交媒体成为传播报道的主媒体。正如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与莱文斯基的丑闻，曾经试图主流传统媒体暴光失败，才转而在社交媒体掀开黑幕。社交媒体由公众自下而上产生舆论的传播赋权及其监管的低门槛性，使其能够信息突破阻碍，承担掀帘使命。

1.4.3 复发判定标准 于患者停止用药后2周、4周进行追访，RDQ量表评分≥12分判定为复发；《胃食管反流病肝郁脾虚证症状问卷》总分较治疗第8周时评分升高≥10%，且总分≥8分；主要症状、次要症状及单个主症的评分较治疗第8周时升高≥10%为判定为复发[9]。

1）建立健全节能管理组织机构。集团公司成立了以董事长为组长的节能减排低碳领导小组，设立节能减排办公室作为节能工作的日常管理机构，要求凡是年综合能源消费量1×104t标准煤以上的用能单位须按规定设置专职节能管理人员。各所属单位建立了从公司到班组的三级网络，形成了纵向到底、横向到边、上下联动的管理体制。

微博掀帘还表现在：一些重大事件，在与主流传统媒体同时关注时，社交媒体迥然不同的视角。在北京“7·21暴雨事件”中，移动终端的便捷化令暴雨中的公民纷纷成为了报道者。社交媒体UGC显然更多区别于传统媒体的是立场独立反思批评的议程设置以自下而上的独特视角呈现。如表1，在政府媒体看来，这次灾害是历史上北京最大暴雨量所致，是不可避免的天灾。而UGC议程则掀帘试图揭开事实真相。如北京61岁的老市民、著名作家郑渊洁，回忆人生经历中北京历史上的最大暴雨不是这次，并查证了相关北京历史最大暴雨量。还有，UGC议程比较同样是暴雨，封建时代的故宫和内三环安然无恙，并比较了青岛德国殖民地时建造的下水道和国外下水道设计。说明政府重地面形象工程，而不注重地下下水道惠民实务，并感叹过去和国外的良心工程。可见从这两个方面，UGC在掀帘真相质疑问责的不同视角。

陈力丹的学术研究表述：关于媒介的社会监督职责，马克思曾说，报刊按其使命来说，是无处不在的眼睛^[12]。习近平总书记也提出，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同样福柯全景监狱理论在新媒体语境下彰显，UGC议程的掀帘功能模式都将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如四川雅安大地震，出现在媒体上的一位地方官员摘了手表，手腕上留下的手表印痕反而引起网民人肉搜索，搜索出他过去带着各式名表被报道的照片。近年来微博社交媒体UGC议程设置的掀帘此起彼伏，连续不断：公费旅游，性爱日记，群交艳照，开会睡觉，天价烟酒，奢侈品牌，手表服装，直到重大事件进程细节问责。社交媒体掀帘把“庙堂”拉到“庙堂”之外的网民视线之中，从而使相关机构和人员接受监督，增加透明度，媒体公民社会使其走向阳光规范作业的轨道有着积极意义。

(二)解构模式

幻想主题分析法由三个不一样层次的解析来组成：幻想主题(fantasytheme)、语义视野(rhetoric vision)和幻想类型(fantasy type)。幻想主题为最小的研究分析单位，也是被认为与“客观现实”最贴近的符号幻想单元，组成戏剧元素如下: 场景(setting)、情节(plotline)、人物角色(character)和合理化机制(sanctioning agent)。如在传播的过程发现许多类似幻想主题出现，并有一定程度上有符号聚合的现象，就是出现了幻想类型(fantasy type)。语义视野是幻想类型和幻想主题之上的更为严谨的一种结构。实际上语义视野是研究对象(人们)在某种议题上的主观意识图景(符号现实)，是总体思维的意识图谱在议题上的生动再现。幻想主题分析法在网络的应用，中国澳门和台湾学者多有研究探索，大陆内地学者还鲜有应用。

1．显著性解构：在传统媒体上被以头条显著位置突出的政府议程，同样出现社交媒体上，也只能平等地被列在时间线动态新闻的墙上，等待公众的选择转发评论。如果没有引发公众的注意与共鸣只能被淹没冷落。这种解构取决于公众决定机制取代传统媒体的把关人决定机制。如暴雨事件中宣布胜利的新闻。

2．实证信源解构：传播赋权人人拥有麦克风，人人都可自媒体的时代。过去整齐划一的一个声音宣传中的任何瑕疵，都可能被现身说法证伪。暴雨中各地多个悲情无助的实例解构了市民高度肯定的电视报道。还有北京市民行动建构实例与相关部门无为的比照解构。

3．解读转向解构：社交媒体公众及时互动反馈，使议程呈现多元转向竞争。许多人是在对一个文案转发评论解读，发生议程转向，从而解构原议程。往往看似普通的个案却被在解读中赋予新的具有批评性的深刻含义。如市民高度肯定的新闻，被网民反讽解读后喊出“高度市民出来走几步。”

(三)对话模式

如表3，在北京“7·21暴雨事件”中，社交媒体对交通协警给因暴雨遗弃在街头的汽车贴罚单热议，北京政府就督促有关部门改进。对网上强烈要求公布死亡人数的舆情，北京政府从最初新闻发布会上不发布，到后来全国首家发布死亡遇难者名单，开灾害信息透明度先河，赢得好评。

北京发布【交管局回应雨后贴条】1.下发通知，雨后以服务疏导为主，对因雨受困车辆联系车主，挪移清拖；2.对22日协管员擅自粘贴的违法告知单不予录入。 3.对擅自贴条的当事协管员严肃处理、调离工作岗位。[07-22 23:48来自iPad客户端(4448，17645)]

目前社交媒体上的三种对话模式：

1．“喊话”型对话参与决策

这个模式为民众主动。国外专门有一些游说集团,为利益集团去影响政府政策的制定。社交媒体UGC公众议程的崛起，也使多元的利益公众群体频频网络喊话影响政策走向。这种民众“键盘游说”推助出了不少政府采纳民意改进的个案。社交媒体公众议程对话政府并影响政府改变的典型个案，除了暴雨事件中贴条事件外，还有事例如湖南被逼卖婬女母亲上访被劳教事件，在社交媒体上成为炙热话题公众议程后，被解除劳教。无疑，社交媒体UGC公众议程压力与政府决策议程对话沟通渠道是存在的。

2．“政策决策试水型”对话

这个模式是政府主动。在一些民意反映强烈，极度敏感的事件上，政府有意试探民众反应。有种观点认为：作为媒体传播链中最末端的一环，社交媒体承担着消化来自电视、报纸等传统媒体所制造的话题的责任。以往的传统媒体缺乏受众反馈的渠道，时下有了反馈功能的社交媒体同样承载着公众UGC对主流媒体话题的回应与宣泄使命。如温州动车等重大事件的结论，首先是传统媒体放风引起网民议论，但最终相关部门都表现出慎重结合网络舆论的考量。

3．“博奕修正型”对话

这个模式显然是政府与民众双向互动摸索对话。代表政府喉舌的传统主流媒体，与积聚公众声音的社交媒体在一些突发事件爆发时，都各自成为自己发声的强大麦克风，但彼此也密切关注对方，不断微调磨合协商。 如广东乌坎事件，省委副书记提出的六条在主流媒体播出后，乌坎村民及关注此事的全国网民社交媒体回应议论，就是起到了协商沟通渠道作用。其实双方自始自终彼此关注对方发出的声音，不断在彼此调整向对方发声。如乌坎村民被外媒报导为起义或暴动框架时，前期被有关部门宣布为与境外势力勾结的无政府主义；乌坎村民自制视频，在社交媒体声明是拥护党和政府在合理维权；最后政府在南方日报党报上发声定性为村民内部利益纷争。清晰可见对话不断修正并最终取得一致共识的过程。同样，上述暴雨事件中从起初的不及时公布死亡人数，到后来相关部门主动招开新闻发布会发布也是如此。

王绍光的六种“中国公共政策设置模式”在今日中国依然并存。在议程设置过程中,随着专家、传媒、利益相关群体和人民大众发挥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关门模式”和“动员模式”逐渐式微,“上书模式”和“借力模式”时有所闻,“内参模式”成为常态,“外压模式”频繁出现^[13]。在当下频繁出现的外压模式中，社交媒体的公众议程设置更是功不可没。而政府决策关注和采纳网络公众UGC议程，也使得中国政策议程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跃进一步成为可能。

总之，媒介公共性实践性，也就是媒体通过议程设置、话语实践和文本呈现等具体实践活动，维护和确保公共利益。在时下UGC勃兴之后，公众也积极通过社交媒体议程设置、话语实践、文本呈现参与构建数字媒介民主。掀帘，对话，解构是UGC议程构建数字媒介民主的三大功能模式。这三种议程功能时而可能转化重合，时而独立并存，在宣泄社会情绪，为社会稳定减压的同时，也为中国政府部门决策科学化，民主化，革除陈旧陋习和更新观念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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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BORMANN E G.The symbolic convergence theory of communication: Applications and implications for teachers and consultants.Journal of applied communication research， 1972(10): 50-61.

[9]郗云峰，龙强.绘制UGC议程设置思维图谱及危机公关策略分析——以马航MH370失联事件新浪微博为例[M]//刘昶，邓炘炘，李建刚.互联网思维的传播学逻辑.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5:175-182.

[10]喻国明.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官方微博[EB/OL][2012-07-08]http//www.weibo.com/u/2863146752.

[11]GHANEM S.Filling in the tapestry:The second level of agenda setting[C]//McCombs M,Shaw D L,Weaver D.Communcation and democracy:Exploring the intellectual frontiers in agenda-setting theory.Mahwah.NJ:Lawrence Erlbaum.1997:3-14.

[12]陈力丹.新闻理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320.

[13]王绍光 .中国公共政策议程设置模式[J].开放时代 ,2008(2):86-99.

Unveiling ·Dialogue ·Deconstruction : Analysis on the Setting Mode of UGC Agenda in Digital Media Democrac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antasy Theme Analysis

XI Yun-feng¹,Mohd Hamdan²,Chang peng kee³

(1. ASE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Center,Guangxi University,Nanning 530004,Guangxi,China; 2. University of Sabah,Sabah 88400,Malaysia; 3. National University of Malaysia，Kuala Lumpur 43600,Malaysia)

Abstract ：The current bottom-up agenda setting of UGC (user-generated content) brings about changes in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of China's public opinion. This study uses the fantasy theme analysis method to study the UGC agenda in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media democracy.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three major semantic modes of unveiling,dialogue and deconstruction have become the three functional modes of setting up the digital media democracy in the UGC agenda. While the UGC agenda vents social emotions to reduce social pressure,it also supervises and regulates the government's sunshine operations by interacting with the government,making the policy agenda more scientific and democratic,and removes old customs and concepts.

Key words ：UGC (user-generated content)；agenda setting；media democracy；fantasy theme analysis

中图分类号 ：G20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3571(2019)01-0090-06

收稿日期 ：2018-10-06

作者简介 ：郗云峰 (1971- )， 男， 山西阳泉人， 广西大学东盟传播研究中心副教授 ，新闻传播学博士，主要从事新媒体、对外传播、危机公关议程设置研究；Mohd Hamdan，男， 马来西亚沙巴大学，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公共关系，大众传播研究;Chang peng kee，男 ，马来西亚国民大学，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政治传播，族群传播，公共关系研究。

引文格式 ：郗云峰， Mohd Hamdan，Chang peng kee.掀帘·对话·解构:幻想主题分析视域下数字媒介民主中UGC议程设置模式探析[J].徐州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34(1)：90-95.

(责任编辑 张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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