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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四大指出：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党的十五大进一步指出，这一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
一、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创造性贡献
邓小平理论的主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邓小平同志对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独特贡献同他实践哲学的执着追求分不开。这中间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他对传统社会主义观念的大胆质疑。他多次提出：“我们总结了几十年搞社会主义的经验。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37页。）这显然是一个大胆的质疑。社会主义、 马克思主义已经是一个被千百万革命志士、亿万人民在一个半世纪的历史长河中作为奋斗的目标、完全明确了社会发展方向的科学的指导思想，现在却变成了一个还没有完全搞清楚的问题。对此，他的解释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方向是完全正确的，但什么叫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还在摸索之中。”（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27 页。）这里邓小平同志向我们展示了两种完全不同的关于社会发展理想目标的认识与实践的方式。一种是把社会理想的实现过程看作是，群众按照先哲描绘的美好兰图奋斗实践的过程，另一种是把这个过程完全看作是群众在实践中不断地探索，思想家在群众的探索中逐步地总结，使理想目标在实践中不断实现的过程。人类的社会历史实践证明前一种认识方法是不科学的，因为任何一种先进社会制度的建设都不可能一次就认识清楚的，这样的思考方式往往会使兰图教条化，把思想家的科学概括教条化；而后一种认识方式则正好相反，它完全尊重思想家的科学概括，把这种概括看作是行动的指南，看作是需要在实践中不断丰富、不断修正、不断清晰的方向。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认识方式，当着前者把人们的思想引向僵化的时候，就发生了思想解放的任务。所以邓小平同志说：“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12 页。）以前在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行列中，一贯都是把社会主义当作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前辈理论家那里完全讲清楚了的社会理想，群众只要照着去作就行了，似乎在这种先进的社会来到之前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当这种见解写进书本中去以后群众就只是用来打天下的群氓了。社会主义的社会理想和社会制度就是在经典中早已明确了的，质疑就是解放。正是在邓小平同志的大胆质疑之下中国开启了一个关于社会主义的伟大思想解放的浪潮，在这里解放思想就是实事求是。
邓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本质这个认识的现状判断是大胆的，该怀疑的就怀疑，该否定的就否定。但是关于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什么？这个问题本身的探索却是极其谨慎的。在他领导全党全国人民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过程中，他一直不肯对社会主义的本质做出概括性的判断。他经常讲社会主义不是什么，什么不是社会主义，却很少说社会主义是什么。直到编选《邓小平文选》确定后，他在一篇谈话中才对这个问题做出正面的回答。这就是关于社会主义是什么的那五条二十八个字的著名概括。
我们来领会这一经典性概括可以感受到它突出的特色。这五条之中每一条都包括一个主导性的动词。“解放生产力”，解放；“发展生产力”，发展；“消灭剥削”，消灭；“消除两极分化”，消除；“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达到。而且如果用社会发展的客观水平衡量，这些活动的目标在中国还是远远没有达到的理想。这就告诉我们，社会主义应当是一种社会的实践活动，不应当把它凝固化，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变作某种社会发展的形态描述，正是以往社会主义学说的普遍弊病。探索，探索，再探索，这就是邓小平同志社会主义本质论科学概括的最突出特征，充分显示出他彻底坚持实践哲学的理论坚定性——社会主义在实践中。
如果从这一概括的内容进行分析，我们还可以明显地看出，它大胆地突破了以往某些前辈理论家对社会主义以及一切社会形态的认识只是局限在社会生产关系范围之内的传统藩篱。把生产力的发展，把富裕的内容列入社会形态的探索应当说是一种认识的巨大进步。既然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根本动力，那就应当从社会生产力中找出社会发展水平和社会形态性质的划分标准，至今人们对这个问题还是有许多想不通的地方。在讨论“三个是否有利于”理论时，有些论者还是感到困惑不解：为什么要讲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难道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同资本主义的生产力还有什么不同吗？那么我们要问，既然生产力同生产关系是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形式有性质的区别，内容为什么就不可以有性质的不同？如果生产力只有量的差异没有质的不同，那么生产力的发展就只能是量的渐进。这又如何解释生产力发展历史上的多次飞跃呢？
当然，我们这里并不是要求按照同生产关系相互对应的关系去理解生产力的性质。但既然生产力是社会的生产力就不能把它同自然物一样看作是没有社会性质的东西。这中间最重要的就是如何认识社会生产方式中形式与内容的相互关系。通常最容易出现的问题就是把两者割裂开来，讲到生产关系就把它理解为没有内容的形式，讲到生产关系就把它理解为没有形式的内容。在现实生活中两者是不可分割的，没有脱离开生产力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抽象的没有生气的空洞形式。在社会革命的过程中主要是通过改变生产关系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稳定了的情况下则主要是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来巩固生产关系，但是无论在什么情况下生产力的发展都是社会进步的最终目标和标志，因此，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应当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但是，此前的马克思主义主要是以社会革命为活动内容，在这种情况下容易滋长重形式轻内容的片面倾向，忽视生产力的发展单纯地强调生产关系的变动就是这种倾向的表现。邓小平同志的社会主义本质论既要克服这种偏颇，又要恢复马克思主义生产方式论的本来面目，这是在马克思主义现成理论中未曾解决的问题，这既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论同样也是社会主义的生产力论，就是要探索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社会主义，就是要实现一种能够在生产力的发展速度、发展效率上战胜资本主义，实际上这才是本来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社会主义区别于其他社会制度的根本属性。社会主义既然是破除了资本主义的社会进步，那么，它就必然、也应当创造出大大高出于资本主义的先进生产力。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本质，而不是把生产关系的形式如何如何作为本质，这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立场，但这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史上也还是第一次，这是一种创造。邓小平理论就是总结出一种在生产力上战胜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而这一实践目的的理论表现就是把能否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判断是否是社会进步、是否是社会主义的标准，这在马克思主义的既有理论上也是从来没有的。
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应当以理论内容上的创新作为标志，这中间既有具体结论方面的修正，也应当有基本理论方面的重新阐释，因为人类的社会实践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客观世界的本质和发展规律也有一个不断被揭示的过程，即使是根本规律也不可能一次就被人们完全认识清楚，只有同人类的社会实践完全结合在一起的理论才是富有生命力的活的理论，而这中间可以称得上是阶段性贡献的理论也必须是全面的。邓小平理论，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方面的创造性贡献就是这样的，它的社会主义本质论解决了前辈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没有解决过的重大问题，具有崭新的内容。
二、时代特征的科学判断
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过程有着它自身的内在规律性。如果社会的历史发展不出现时代特征的重大变迁因而引出社会实践的重大需要，理论的发展就成为多余的了，我们当前所处的正是这样一种发生重大变动的历史时代。邓小平同志说：“我们多年来一直强调战争的危险。后来我们的观点有点变化，我们感到，虽然战争的危险还存在，但是制约战争的力量有了可喜的发展。”“再从经济角度来说，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05页。）
邓小平同志所以会说我们的观点发生了变化，那是因为世界历史的时代特征发生了变化。邓小平同志对这一特征作出了新的概括。从马克思到毛泽东等所有前辈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他们所处时代特征的概括都是“战争与革命”，而且，都把这一概括看作是否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立场，看作是马克思主义还是修正主义的试金石、分水岭，因此，我们可以看出这一时代特征的变化、这一观点的转变是带根本性的重大变化。“战争与革命”还是“和平与发展”的问题是一个牵涉到在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根本制度的相互关系问题。这中间第一个问题是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是否立即就要灭亡的问题，或者说革命的危机是否已经到来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解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相互关系问题。
这两个问题首先是一个实践的问题，在历史的客观实际中，社会生活已经发生了变化。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仅隔21年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已经超过半个世纪。国际问题的专家学者大多认为，在可以预见到的未来还看不到发生世界大战的可能。大多数国家也已经清醒地认识到，军备竞赛应当由综合国力的竞争、经济实力的竞争所代替。争取和平的问题、经济发展的问题是当今时代的主题，这是客观的事实。
接下来是对这些问题的理论上的说明与论证。对于第一个问题，前辈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从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的丧钟就要敲响了”到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都是认为资本主义就要灭亡了，革命危机已经到来。因此，列宁的论断是，“帝国主义就是战争”，要“用革命的战争反对反革命的战争”。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就是在世界大战的循环往复中归于灭亡。“战争与革命”的判断并不是关于时代本质的判断，时代本质是关于时代社会形态的性质，“战争与革命”或“和平与发展”都是关于时代社会生活状况的判断。毛泽东同志认为，我们的时代仍然是列宁所论述的那个时代，即帝国主义时代。到目前为止这个时代本质也还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据统计，1966年世界上最富有的20%人口的收入占世界总收入的70%，而世界上最穷困的20%人口的收入只占世界总收入的2.3%。过了三十年，1996 年世界上最富有的20%人口的收入占世界总收入的85%，而世界上最穷困20%人口的收入占世界总收入的1.4%。在整个世界的范围之内， 贫富悬殊是在日益加大而不是缩小。资本主义的私人剥削制度——少数人剥削多数人的制度，在当今世界仍然占主导地位。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资本主义的社会发展状况如何，是不是依然停留在“丧钟就要敲响了”、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就要灭亡了这样一种状况？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同志在考察了资本主义世界从19世纪以来的股份制、垄断、政府通过财政 和货币政策对经济宏观调控、指导性计划以及某些国家的社会福利政策之后指出：“尽管这些国家以私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基础未变，因而不能完全摆脱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困扰，但上述政府宏观调控和社会福利政策的实施，缓和了周期性经济危机和阶级对抗，加上战后几次强劲的科技革新浪潮，使得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不仅能够‘垂而不死’，而且还很有活力，已经不能再用19世纪的模式来理解它了。”（注：《经济研究》，1992年第10期第16页。）
“还很有活力”同“垂死”、“腐朽”、“丧钟就要敲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显然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判断。同后一种判断相联系的决不仅仅是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本身单方面的重病缠身、奄奄一息。与此相联系的必定是广大劳动群众痛苦万状、起而抗争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者残酷压榨、死守旧制，社会危机、革命危机、战争危机压迫着整个社会。“战争与革命”是历史上任何一种社会制度走向衰败时必然要面对的社会冲突方式，这样的冲突造成社会财富的大规模毁灭，人员的大量伤亡，社会生产力的巨大破坏，但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它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不管以后还是否如此，以前历史都是这样，然而，现在社会生活中出现了新变化，资本主义的社会生活“还很有活力”，就说明这种社会制度还能够容纳生产力的发展，上述“战争与革命”的社会冲突方式就没有发生的必要，这是时代特征发生重大变化最根本的原因。在前辈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论著中，没有关于“和平与发展”这样时代特征的判断，那是因为他们没有见到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状况中的新现象、新变化，现在这种变化到来了，这种现象出现了，我们没有理由不面对现实。
第二个问题是用什么样的方式解决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相互关系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献中敌对阶级之间，敌对的社会制度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这种矛盾只能是一方消灭另一方，舍此再也没有其他的解决方式，但是，所有这些前辈理论家面对的都是“外壳就要被炸毁了”、“丧钟就要敲响了”的资本主义。他们谁也没有看到，“还很有活力”的资本主义。鉴往而知来，对于“腐朽的”、“垂死的”、“日薄西山”的资本主义当然只有靠暴力冲突的方式去解决敌对阶级与敌对社会制度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因为历史上所有没落的统治阶级及其所依傍的国家机器都是极其反动的，武装到牙齿的，尽其所能地残害人民的，非用暴力决不能将其逐出历史舞台的，但是现在我们所面对的正是历史上没有过的，“还很有活力”的资本主义。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解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对立的社会制度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是一个崭新的、历史上没有过的问题。邓小平同志为解决这个问题想出了一个崭新的办法，这就是“要搞一个你不吃掉我、我也不吃掉你的办法。”（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97页。）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你不吃掉我、我也不吃掉你”，双方都有可以接受，这当然就是和平共处、和平竞赛。
时代特征的重大变动是理论发展的客观依据，而对这种重大变动的科学判断则是理论发展、新理论创立的前提。这种判断需要有卓越的科学洞察力，更需要有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非凡的胆略。
三、系统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
作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或一个政党的指导思想，它的产生有各种各样的情形。有的是由专门从事理论创作的思想家通过理论的科学研究创立，然后由社会活动家们在实践中进行各种各样的改造，最后形成指导实践的应用型理论的思想体系。这种理论思想的形成往往历时久远。比如中国封建社会的儒家思想，西方的基督教思想。有些则不然，社会活动家直接在实践中探索，进行理论创造。这样的创作，因为是直接为实践服务的，所以它必须以实践的需要为出发点。社会生活的发展就是一个完整的系统，因此理论形成本身就必然会是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学说不是属于这种后一种情形，它的理论成果大多是或主要的是社会主义的社会活动家、领袖、导师在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艰难探索的产物，因此，这种理论学说有一种适应社会实践需要的完整性、系统性。许多理论内容的阐述，不是在教授使用的教材之中，也不是在学者研究室产生的理论专著之中进行的，它归纳于党和国家领导人，领导工作的重要讲话、工作报告，这种突出的实践性特征又使它必须满足社会实践需要的完整结构。在这方面邓小平理论显示了它实践指导结构的完整性，它涵盖了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民族、军事、外交、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等实际工作的各个领域，这种实践指导意义上的完整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质要求，因而也是马克思主义阶段性发展的必然要求。从这一标准去衡量，邓小平理论也无愧于马克思主义发展新阶段的历史地位。它同马克思主义的各个发展阶段一样，能够指导广大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的新时代把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全面地推进到新世纪。
上述理论结构的完整性和实践指导结构的完整性，在党的十四大上被概括为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党的领导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等九大基本问题。这是理论表述上的系统完整性，为了便于宣传、学习、掌握它也具备了理论表述上的系统性，因此邓小平理论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完整、系统的科学理论体系。
邓小平理论是在时代特征发生重大变化、我们党在领导实践中积累了足够丰富的经验和教训、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发生根本性转变的关键时期进行开拓性地创作而形成的。这一理论必须首先面对人民群众的实践要求，向群众进行教育和贯彻，然后在群众的实践中不断地完善和丰富，因此，它在群众的实践中获得了无限的生命力。邓小平理论是一个完全开放的体系。一直到目前，在已经取得巨大成就的情况下，党中央仍在讲，这一理论对中国社会主义问题的回答只是初步的。我们面对邓小平理论就好象是面对着一张全新的考卷，上面提出了许多事关重大的考题，有许多没有完全确定的标准答案，这些考题要由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群众经过几代人的奋斗去回答。而它的完满成绩就是跨入新世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辉煌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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