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激进主义，究竟在批判什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激进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激进主义，是近几年来国内知识界较为关注的现象和问题。在文化研究和文化反思中，一些论者把20世纪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发展看作是激进主义主导的结果，或批判和谴责，或解释有理。对此，又有论者极其重视分析批判激进主义的现象，指出有的文章实际上是“对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持基本否定的态度”，作为文化保守主义主要特征的批判激进主义，“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冲击和消解作用不容忽视”。事实上，批判激进主义已经不仅限于学术层面，还涉及到政治思想层面。对于批判激进主义的现象，就不能单纯地看作是文化研究，我们要加以重视，并进行认真的研究。现将有关文章摘录如下，以飨读者。
一、批判激进主义的兴起
《东方》1994年第1期，《反激进与当代知识分子的历史境遇》（陈晓明），认为“八十年代以一个巨大的历史事件而宣告终结，它令人震惊而发人深省，在相当长的时期，这个历史事件构成大部分中国学人思考的出发点。……由反省具体的历史事件，而导向反省八十年代的思潮学风，进而重新审视近现代以来的文化传统。这种反省显然具有历史批判和学理探求的双重意义。现代以来的中国历史进程中存在一股强烈的激进主义潮流，它左右着历史进程并总是在某些转折关头把历史推向灾难的境地——这样一种历史共识很快转化成学理上的默契。”
《高校理论战线》1996年第2期，《要注意研究90年代出现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方克立）认为，“在马克思主义仍然是主导意识形态的中国，出现强调本民族文化传统、提倡复兴儒学、否定革命、疏离和淡化主流意识形态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决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深刻的国际背景，有些甚至是国内外互相配合的。如李泽厚说：‘现在海外也好，海内也好，都是对政治激进主义进行再认识。’这是确实的。1988年9月，海外新儒家代表人物、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余英时在香港中文大学作了一次题为《中国近代思想史中的激进与保守》的讲演，认为一部中国近代思想史就是一个思想不断激进化的过程，‘基本上中国近百年来是以“变”：变革、变动、革命作为基本价值的’，过分微弱的保守力量几乎没有起到制衡的作用，中国为此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文革’就是这种思想不断激进化的最高峰。这篇演说在海内外均造成较大影响，以后谴责激进主义、呼唤保守主义逐渐形成一股潮流。1992年4月，有人在香港《二十一世纪》杂志撰文与余英时商榷，接着余又发表《再论中国现代思想中的激进与保守》一文。《二十一世纪》杂志就此展开了一场历时半年多的关于激进与保守的讨论，先后发表了近十位海内外学者的文章，主调就是批判激进主义。这一时期港台、海外的其他报刊也发表了不少批判激进主义、表扬保守主义的文章。大约一年以后，同类文章开始在中国大陆的报刊上出现。在有些文章中，批判激进主义已不仅是一种文化反省，而且成为政治声讨，成为要求改写中国近现代历史的一种强烈的呼声。”
二、对20世纪中国历史的重新评估
《东方》1994年第5期，《关于文化现状、道德重建的对话》（上），李泽厚说：“我的看法是，谭嗣同是近代激进主义的开头。”“我认为，辛亥革命是搞糟了，是激进主义思潮的结果：清朝的确是已经腐朽的王朝，但是这个形式存在仍有很大意义，宁可慢慢来，通过当时立宪派所主张的改良来逼着它迈上现代化和‘救亡’的道路；而一下子痛快地把它搞掉，反而糟了，必然军阀混战。所以，自辛亥革命以后，就是不断革命：‘二次革命’、‘护国、护法’、‘大革命’，最后就是49年的革命，并且此后毛泽东还要不断革命。直到现在，‘革命’还是一个好名词、褒词，而‘改良’则成为一个贬词，现在应该把这个观念明确地倒过来：‘革命’在中国并不一定是好事情。”
《光明日报》1996年3月12日，《正确认识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与改良》发表了金冲及、胡绳武、林华国就中国近代史上革命和改良的问题谈了他们的看法。在近代中国，先进的中国人也曾试图走改良的道路，但腐败的清政府为了维护其封建统治特权，不愿意进行真正的改良，因此，这条路走不通。辛亥革命不是靠革命党的煽动才发生的，而是封建统治阶级逼出来的，是清政府腐败统治的必然结果。导致辛亥革命后军阀混战的原因不是因为推翻了清朝皇帝，而是因为革命不彻底。20世纪上半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风起云涌的革命运动为新中国大规模的现代化建设创造了条件，没有民族民主革命的胜利，没有无数革命者的流血牺牲，特别是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革命，也就根本谈不上中国今天大规模的现代化建设。笼统地特别是不顾客观历史事实主观地宣称“改良比革命好”、“要改良不要革命”，不仅是简单化，而且是历史唯心主义。
《文艺理论研究》1995年第1期，《关于近年的反思答问》（王元化），认为进化论在我国是一种主导思想。“对激进主义的批判是我这几年的反思之一……过去我并未接触这方面，相反，对激进主义倒是取同情态度的。仔细分析，这也是由于受到五四以来的进化论思潮的影响。达尔文的进化论对二十世纪的思想家发生过深远的影响，它不仅仅限于科学领域。伟大的科学学说，都会影响到整个思想界。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演说中，把达尔文和马克思并列，予以崇高的评价。后来有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甚至更进一步阐发了马克思主义与进化论具有共同性观点。在本世纪，可以说进化论的影响波及了几代人。从严复的《天演论》译本开始，进化论在我国就成为一种主导思想，五四时代几乎没有一个思想家不信奉进化论，尽管他们在其他观点上分歧很大，甚至是属于互相敌对的流派。过去我们对进化论的积极意义谈得太多了……如果要探讨进化论对二十世纪中国思想界带来的消极影响，就应着眼于今天仍在支配思想界的新与旧的观念。这种新旧观念，认为新的都是好的，进步的，而旧的都是不好的，落后的，反动的。所以谈论旧的就是回归，批评新的就是落后。在进化论思潮下所形成的这种新与旧的价值观念，更使激进主义享有不容置疑的好名声。”
《东方》1994年第5期，《“对新奇无休止的迷恋”——我们这个世纪的劫难》（王力雄），提出变易是我们这个世纪的偶像。“从新政到辛亥，从五四到北伐，从军阀混战到全民抗日，从国共易帜到社会主义改造，从反右到四清到文化革命，再到今天的商业化大潮，很难想象历史上还有哪个时代的人能经历这么多变化。‘革命’是这个世纪最辉煌的词汇，‘新’是最具魅力的字眼，‘进步’的口号响彻云霄，‘改革’成了圣经，只要是‘先进’就倍受羡慕，‘现代化’则更是梦寐以求。与之相应的，是一系列‘砸烂’‘推翻’、‘消灭’和‘决裂’，构成我们这个世纪自始至终的主旋律。”
《高校理论战线》1996年第2期，《要注意研究90年代出现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方克立），集中描述了批判激进主义的主要表现。“从反思80年代‘文化热’中的激进主义到反省‘五四’以来以至整个中国近代思想史中的激进主义，从批判文化激进主义到批判政治激进主义；反省、反思整个中国近代史，否定近代以来的历次中国人民革命，认为太平天国革命、辛亥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都是政治激进主义的产物，反帝反封建的人民革命阻碍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国应该走改良和‘君主立宪’的道路。”
文章说，90年代文化保守主义的主要特征之一是反思和批判激进主义。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在政治思想层面，它对于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持基本否定的态度，埋怨革命阻碍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散布一种世纪末情绪，其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冲击和消解作用不容忽视。对于这种有深刻背景和渊源的、还在继续发展中的文化思潮，我们应该重视并进行认真研究。”
三、对五四的评价及批判文化激进主义
《东方》1993年创刊号，《二十世纪文化运动中的激进主义》（陈来）提出20世纪中国文化运动是受激进主义主导的：“从‘五四’到‘文革’、‘文化热’的过程，文化的激进主义始终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可以说，整个20世纪中国文化运动是受激进主义所主导的。20世纪的文化激进主义并不只是几个空洞的口号，它不仅具有相当程度的浪漫色彩，也具有强烈的理想性与批判性，并有某些文化观念或意识为基础。对这一支配20世纪中国历史的文化激进主义加以反思，是走向21世纪的起点。”
《原道》第1辑，《文化的危机、融合与重建》（王树人）认为五四时代的一些口号是割裂中国现代与传统文化的始作俑者。“在‘五四’时期，是西方文化大量涌入中国的开始时期，也是中国对于传统文化反思的开始时期。当时国难当头，救亡图新的追求，显得十分迫切。在这种情况下，把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作简单类比，判定一个落后，一个先进，并对落后者采取简单否定的态度，似乎是可以理解的。‘打倒孔家店’、‘废除汉字’等口号，不仅被认为是正确的，而且被认为是救亡图新的必需。也就是说，这类口号被认为是革新的或革命的。并且，在事实上，这些口号对于新文化运动也起了催生的作用。但是，一种口号及其所代表的思潮，是否真正合理、真正具有推动历史发展的进步作用，则只能靠历史过程来检验。从今天文化研究的高度来看，由‘打倒孔家店’、‘废除汉字’等口号所代表的思潮，正是使中国现代与传统文化断裂达七、八十年之久的始作俑者，从而这种思潮也就是一种民族文化的虚无主义思潮。”
《文学评论》1993年第3期，《世纪末的回顾：汉语语言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郑敏）认为五四白话文运动“急躁”、“偏激”、“形而上”、“从形式到内容都是否定继承”、“自绝于古典文学”，从而导致中国新文学运动的畸形发展。“对汉语的母语本质进行绝对的否定”，“无异是一次对母语的弑母行为”；“如果站在语言的这个制高点回顾陈独秀要推倒古典文学，无异于要埋葬几千年中华民族的存在”。
自此，《文学评论》陆续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与该文商榷。1994年第4期，《文化激进主义历史维度》（许明）说，“郑文的内在理路是以白话文运动为例对文化激进主义的历史性的否定。而笔者认为，五四以来的文化激进主义思潮是推进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强有力的思想杠杆，它的历史合理性是不能否定的。”“我们不能站在历史背后指责说它本来不该如此。”“五四时期的激进主义是文化转型的助产婆。”
《东方》1994年第4期，《北大学统与“五四”传统——历史的另一种可能性》（刘东）提出诠释五四的困惑。“作为一个涉及面空前广泛的伟大运动，五四就好比是给中国现代历史打上了一个结，此前的种种历史线索都收拢于此，此后的种种历史线索又都发端于此。职是之故，我们就一方面享受着五四的遗惠，另一方面又忍受着五四的苦果；一方面无法否定文化激进主义给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所带来的思想果实，另一方面又无法接受文化激进主义的姻亲——政治激进主义给中国社会所造成的价值迷失、文化失落、历史失序、道德沦丧、社会解体；一方面由衷地感佩文化保守主义对于中国文化传统的价值内核的不懈坚持，另一方面又充分地意识到文化保守主义的姻亲——政治保守主义对于中国之救亡图存的巨大妨碍……由此，也许再没有什么历史事件能象五四这样使我们百感交集、莫衷一是。”
《原道》第1辑，《传统文化的危机与二十世纪中国的反文化思潮》（韩德民）认为“中国近现代史被迫呈现出某种越来越彻底的自我否定趋向。社会主导思潮也一步比一步更为激进。这种势头在五四时期终于落实为对中国文化根本合理性的否定，落实在对其几千年特有历史进程中孕育滋养的价值核心观念的否定。”
《文艺理论研究》1995年第3期，《文化经典在百年中国的命运》（陶东风）认为“中国近现代文化界对于经典的另一种态度是由文化激进主义者标举的。这种态度对文化经典及其所代表的传统采取了全盘否定的姿态。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在此具有典型意义。那位患有‘被吃恐惧症’的‘狂人’在写满了‘仁义道德’的经典中看来看去，结果看到上面写的全是‘吃人’二字。‘狂人’的这种阅读经典的方法当然是鲁迅教给他的，同时也是现代反传统的激进主义和知识分子普遍的阅读方法。”
《文艺理论与批评》1996年第1期，《怎样评价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沙健孙），重视分析近年批判激进主义的现象。“八十所代末、九十年代初以来，又有人举起了文化复古主义的旗帜。这种文化复古主义首先是以反对激进主义的面目出现的。在文化批判激进主义的人们全盘否定五四新文化运动，否定在思想领域批评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必要性，并且把自己的批评的矛头指向了被他们指责为激进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攻击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造成了中国文化的断裂。有的作者公然声称：‘在当今的中国大陆，一种外来的异族文化——马列主义——在国家权力的保护下取得了“国教”的独尊地位，而这种异族文化既不能安立中华民族的民族生命，又不能表现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这使中华民族近百年来生命无处安立、精神彻底丧失的局面发展到了最高极点’。因此‘儒学理应取代马列主义，恢复其历史上固有的崇高地位，成为当今中国大陆代表中华民族民族精神和民族生命的正统思想’。”
文章说，“中国先进分子之接受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之在中国得到广泛的传播，这是五四以后新文化运动的显著特点，是这个运动的最大收获，也是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发展。”“说马克思主义的传入扼杀了中国的民族精神和民族生命，这纯粹是对于近代历史的无知，是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历史的诬蔑和歪曲。这种论点的提出，不是以历史的事实为依据，而是以一种不正常的政治情绪为依据的。”
《文学评论》1996年第1期，《人文理性的展望》（许明）继续思考文化激进主义，“五·四以来的文化激进主义——反自由主义、反传统，以历史的不可阻挡的内在逻辑走向社会主义。激进主义并不等于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更是一种激进主义），但中国的社会主义却是在激进主义的氛围中发展起来的。在这个方向上，曾产生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这样杰出的政治——文化纲领性著作，正是其中历史合理性的体现。然而，它的新的历史阶段的轨道却是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几乎到处碰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民族虚无主义为旗号的文化纲领将文化激进主义推向了文革这样的深渊，以致于八十年代以来它处境尴尬而无法理直气壮地言说。然而，正因为在文化激进主义的路向上合理地产生了‘新民主主义’这样的纲领性理论，所以它并不是一只可以被随意打倒的‘死狗’——这与八十年代以另一种西化的激进主义对待这种现实传统的估计相反，它太乐观地估计了自由主义在今日中国的前途，也太缺乏历史眼光地低估了文化激进主义的合理性。”
四、批判激进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
《东方》1994年第1期，《反激进与当代知识分子的历史境遇》（陈晓明）认为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是二元对立的模式。“激进主义变成一个无所不包的神话，它从现代以来的中国历史背景上浮现出来，囊括了所有的政治灾难和文化恶果。这个神话的历史真实性已无关紧要，重要的是激进主义构成了一个二元对立模式的一个方面，从反激进主义自然推导出尊崇保守主义的价值立场。”
《读书》1992年第1期，《浪漫理想与事功精神》（傅铿）从法国激进的文人学者说到中国文人多有相像之处，从法国的革命说到中国的破坏性革命是浪漫的人文理想使然。文章最后说，“二十世纪的历史却表明，最后拯救法兰西民族的并不是那些高悬乌托邦理想的文化激进主义者，而倒是像戴高乐和马尔罗这样的文化保守主义者。文化激进主义作为对社会的一种鞭策力量，的确有其无可否认的感召力和推动作用，但是它往往把人，而尤其是将文化激进主义者自己想象得太伟大、太理想化了，以致将人构想成了没有人性缺陷、而又无所不能的‘超人’，所谓‘普罗米修斯式使命’显然是一种超人的事业。可是宏图实现不了则必然会酝成悲剧。而文化保守主义的道路虽然无甚壮观，甚至有点灰不溜秋，无疑要稳妥、慎重和可靠得多：在传统的基础上通过兢兢业业的事功性艰苦工作，来嫁接新文明，就大多数历史情况而言不失为一条通向现代化的稳妥之路。”
《文艺争鸣》1995年第4期，《南辕北辙之间——从两篇文章略窥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的讯息》（季广茂）讲到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的关系。“正如文化上的激进主义者可以是政治上的保守主义者一样，文化上的保守主义者完全可能是政治上的激进主义者。”“激进主义：可信大于可爱。保守主义：可爱大于可信。我们生活在文化夹缝之中。”
《东方》1994年第5期，《关于文化现状、道德重建的对话》（上），王德胜认为从激进主义到保守主义是话语转换。“90年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努力在寻求一种新的文化策略，就是放弃激进的社会／政治批判话语，转而采取文化上的保守主义话语。不过，尽管策略改变了，但由于知识分子具有一种批判的天性，所以这种文化保守主义话语仍然隐喻了某种意识形态的企图。”
《高校理论战线》1996年第2期，《要注意研究90年代出现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认为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有思想承继关系。“在反思中国近代思想时，一方面批判激进主义，另一方面则表现出对近现代文化保守主义的过分偏袒和衷爱。这也显示了当代文化保守主义的渊源所自和思想承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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