债务危机背景下的欧洲左翼政党:现实困境与发展前景_政治论文

债务危机背景下的欧洲左翼政党:现实困境与发展前景_政治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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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10X(2013)02-0052-05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西欧15个国家中曾经有13个由左翼政党执政,一时间,关于“第三条道路”的讨论充斥报章。但十多年后,事过境迁,目前左翼政党在欧洲的政治优势已然不再,许多左翼政党似乎迷失了政治导向。在欧洲债务危机中,欧洲左翼政党的政治命运究竟如何,如何抓住机遇拓展政治空间,能否实现在欧洲范围内的复兴等问题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

一、债务危机中欧洲左翼政治力量的回暖:复兴还是假象?

左翼政治力量在当前欧洲政治格局中究竟处于什么位置?对这一问题人们的认识并不一致。在2009年举行的欧洲议会选举中,欧洲各国的左翼力量颓势明显,在欧洲议会中所占席位达历史新低(25%)。在2010年5月的英国议会选举中,执政13年的工党最终被选民抛弃;在当年9月举行的瑞典议会选举中,一直占据强势地位的瑞典社会民主党也遭受了重大挫折。人们据此认为:欧洲政治正在明显向右转,出现了欧盟历史上的一次右翼回潮[1]。但是,欧洲右翼的强势似乎并没有呈现出可持续性,进入2012年,在一些欧洲国家中,左翼政治力量出现了某些复苏和回潮迹象,欧洲政治生态呈现出摇摆不定的状态,这增加了人们作出清晰判断的难度。

(一)债务危机下欧洲政治的钟摆:向右还是向左?

进入2012年,欧洲政治生态开始呈现出一幅更为复杂的图景,就欧洲左翼政治力量而言,境遇不尽相同,可以说是几家欢乐几家愁。

伴随着欧债危机的蔓延,西班牙经济陷入泥潭,2011年11月提前举行的西班牙议会选举中,最大的在野党——西班牙人民党凭借变革旗号取得绝对胜利,执政的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则成为选举的最大输家,不仅失去了执政地位,且拥有议席也从上届的169席大幅下滑至110席。在德国,执政的基民盟(基社盟)、自民党联盟已经在多个州议会选举中失利,在5月13日举行的北威州议会选举中,德国社会民主党成为最大赢家,以39%的得票率成为该州第一大党,虽然这只是一次地方选举,但意义重大,因为北威州选举一向被看作是德国政治选情的“晴雨表”,颇具风向标意义。欧洲另外一个颇具影响力的左翼大党——英国工党——进入2012年后也风头强劲,在5月初的英国地方选举中,英国工党夺取了伯明翰和卡迪夫两大城市的控制权。在全国181个地方议会选举中,英国工党取得近15年来最好的战绩,在75个地方议会选举中胜出,共赢得2158个地方议席,与上届相比,猛增823席;相比之下,执政的保守党——自民党联盟在英国地方议会选举中输得很惨。在法国,左翼政治力量实现了政坛独大,社会党领袖奥朗德在总统大选中以51.3%比48.7%击败萨科齐,令欧洲核心国家法国转向左翼执政,萨科齐成为自2009年欧债危机爆发以来第11位下台的欧元区领导人,这被认为是一个极富标志性的事件。目前,法国左翼力量已经接连取得总统大选、参议院选举、市镇选举的胜利,大有席卷法国政坛之势。

有学者对欧洲上述最新政治迹象进行了解读,得出了“欧洲左翼政治力量重新在欧洲崛起”的判断。笔者认为,这一判断尚缺乏确凿的证据,似乎为时过早。上述政治现实表明,欧洲左翼政党所奉行的平等、提高普通民众生活水平等政治口号,对深处经济危机漩涡的欧洲民众仍然具有号召力,但至于是否具有可持续性,还需进一步观察。

其实,在经济危机下,纵观整个欧洲,到处弥漫着一种更换政府的情绪,民众的不满不仅来自于经济危机本身,也来自政府在处理危机过程中犯下的错误,以及对紧缩政策的担忧。可以说,欧洲很多国家民众当下的政治希求,似乎并没有明显地框定在“左”与“右”之间的政治摇摆,只不过是希望更换另一种风格的政府,在他们感到绝望、对政府失去信任的时候,用更换政府的方式发泄心中不满[2]。我们注意到,自2007年以来,在经济危机期间执政的政府,几乎都在新一轮选举中全军覆没,其中无分“左”、“右”:葡萄牙的左翼政党取代了执政的中右翼政党;希腊和意大利的中右翼政府被临时的技术官僚内阁所取代;在西班牙,则是中右翼以极大优势上台;主导德国政坛的基督教民主联盟的执政基础也受到一定冲击,执政前景不妙。法国大选奥朗德最终取胜,很大一部分原因,也并不在于其提出的政策主张多么富有吸引力,而在于成功利用了法国民众对经济社会现状的不满情绪:在萨科齐执政的5年时间里,法国失业人数增加逾100万,不仅没能兑现激发法国经济活力的承诺,社会不公现象反而日益明显,萨科齐政府应对欧债危机不力,一系列紧缩政策更使民众的忍耐达到极限,最终选民抛弃了萨科齐。

总体来看,当前欧洲政治舞台上所呈现出来的只能说是左翼力量的暂时“回暖”,虽然出现了法国左翼赢得总统大选和议会选举这一“标志性事件”,但很难说这就代表着欧洲左翼复兴的大潮流,距离“复兴”还有很多的不确定性,而且这种“回暖”是否具有可持续性尚有待观察。

(二)欧洲左翼政党为何“当胜不胜”?

很多人认为,对欧洲左翼政党来说,这场经济危机可谓是胜利时刻,是他们扭转政治颓势的天赐良机,从欧洲政治发展进程的“惯例”来看,这一“胜利”也应该是顺理成章的结果。但是,在上世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之下,在现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暴露空前缺陷、失业人口和贫富差距增大之际,欧洲左翼政党并没有获得这份预期中的“政治红利”。选民没有选择支持主张社会公正的左翼政党,一段时间内,反而是在经济政策上主张新自由主义的右翼政党获得了更多的选票支持,这是这次经济危机发生以来欧洲各国的普遍现象。

欧洲政治生活中的这一反常政治图景实在令人费解,仔细审视,这一表面上的矛盾或悖论,既有现实原因,也有多重历史因素。

1.欧洲左翼政党未能向民众兑现其“创建较公平社会”的政治承诺。追求社会公平是欧洲左翼政党区别于对手的最大政治标识,但具有嘲讽意味的是,在过去欧洲左翼政党执政期间,社会不平等现象非但没有明显消减,反而有不断加剧的趋势,这其中尤以德国为甚。在德国社会民主党执政期间,社会不平等现象甚至超过了同期的美国。虽然社会民主党对劳动力市场进行了大幅改革,也部分地实现了经济增长,但失业率仍居高不下,这在欧洲年轻群体中尤为严重。比如,在英国工党执政的最后几年,国内年轻人的失业率一度达到了20%,在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执政下,西班牙年轻人的失业率竟高达50%。虽然在执政中欧洲左翼政党对教育给予重点关注,但效果似乎并不明显,工人的升迁能力依然有限。应该说,在执政中对劳动力市场进行改革并将长期失业问题纳入议事日程,这些政策对降低欧洲一些国家的总体失业率具有一定的积极影响,但同时也引发了广为蔓延的负面影响,比如造成了非正规就业、临时工作的增加等。

2.“激活”福利的改革重创欧洲左翼政党的核心选民。过去十多年来,欧洲左翼政党奉行“第三条道路”,向中间靠拢,这固然一时获得了中间群体选票,却开罪了铁杆左派,加速了左翼力量的分裂,左翼政党陷入“左右不是人”的尴尬境地。对公民社会权利的保护,不但是社会发展文明程度的衡量标准,更是欧洲人心中的骄傲,在处理经济竞争问题上,欧洲左翼一向反对通过削减劳工福利和各种社会保障以达到降低经营成本、提高竞争力的做法,这也被认为是其获得民众支持的基础要素。许多欧洲左翼政党在执政期间,都推行了旨在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福利制度改革,以积极的福利政策克服过度福利化带来的负面效应。其中一个普遍趋向是对福利发放的控制普遍更加严格,重点关注一些特困家庭,即把福利主要发放给“最需要帮助群体”,而其中外来移民所占比例明显过大,这些移民往往技术水平低、收入低、失业率高。但这种做法,对于那些较为贫穷的潜在福利领受者而言是很不公平的,这些人处于社会下层,虽然他们经济条件也甚为紧张,但却被排除在国家福利救助体系之外。除了上述情况,左翼政党还在“福利享受权”的界定上逐步转向按需发放福利的所谓“普救”原则,将福利赋予与领受者对体系的贡献水平脱离开来。这就使得人们对该系统的“公正性”产生了巨大怀疑,社会民主主义者相信福利国家,认为弱势群体需要得到关注,但是劳动者认为,他们并没有因为劳动而比那些不劳动的人享受更多的福利。这类质疑使左翼政党在选举中部分地失去了最核心的政治支持。

3.面对新的社会问题,欧洲左翼政治精英与民众之间裂痕明显。近年来,随着政党政治媒体化以及选举政治的金钱化,欧洲政治的“精英化”色彩越来越明显,政党的领袖们也多出身于政治世家、富豪家庭,上过名牌大学、穿名牌服装,这些政党精英更多地关心选票以及如何长期掌握权力,而忽视甚至背叛普通民众尤其是下层民众的利益需求,政治精英与民众之间的裂痕越来越明显。

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进程的不断深化,促进了欧洲各种新思潮的产生和发展,并正在将欧洲左翼政党的核心选民群体一切为二,即教育程度较高的中产阶层和处于社会中下层的蓝领阶层。虽说仍然需要工人阶级选民的政治支持,但总体上看,现在很多欧洲左翼政党在思想上却是以中产阶级为主导,其领导骨干也主要从中产阶级中遴选那些政党精英和国会议员。在欧洲一体化进程、全球化以及外来移民等民众广泛关注的议题上,这些政治精英具有很强的思想倾向性,往往与其核心选民政治态度格格不入。

在左翼政治力量内部,越来越明显地呈现两个趋向:一派珍视人权、多元文化主义和环境;另一派就是左翼政党的其余大多数支持者。后者关心的是人身安全和经济保障,对坚持特定价值观的种族或宗教群体持怀疑态度[3]。左翼政党过去长期倚赖的核心选民群体,对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持续推进抱有越来越深的怀疑态度,对他们来说,全球化、欧洲一体化以及大量外来移民的进入,更多的是一种威胁,虽然左翼政党在执政中努力实践“多文化融合”的方针,但大部分选民特别是处在中下阶层环境中的选民,却逐步转向更为强硬、主张民族同化、反对移民的政治阵营。移民问题对于近年来欧洲右翼、极右翼政党的崛起具有决定性影响,而这些右翼政党已经将工人阶级选民中的很大一块从左翼阵营“挖走”,左翼政党正在遭受选举基础大幅减少之苦。比如,现在的英国工党中,仅有13%的成员是技术工人、半技术工人或无技术体力劳动者;在2009年选举中,德国社会民主党仅仅获得了35%的工人投票,而在1998年选举中,它获得的工人选票比例却高达60%,目前,德国社会民主党中仅有8%的成员是工人。近年来涌现的一些更为激进的欧洲左翼、极左翼政党实际上并无办法弥补这一选票损失,在包括挪威、奥地利和瑞士等国的选举中,反而是一些右翼甚至极右翼政党赢得了大部分的劳工选票。有学者估计,今后几年,欧洲左翼政党的规模将会缩得更小,其选民基础仍将主要集中于公共服务(包括公务员等)、受教育程度不高的中产阶级和移民群体,很难有新的政治拓展。

另外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严重的经济衰退还加剧了欧盟内部的矛盾和离心力,本国利益至上的民粹主义趋向开始抬头。这都是对欧洲左翼政党不利而有助于右翼崛起的政治心理。

4.左翼政党正面临严重的代表性危机。政党以民众利益代言人的身份出现,但是,现在许多欧洲民众特别是处于社会中下层的民众,对政治体制及其机构的代表性和效率正在逐渐丧失信心,这突出表现为:在整个欧洲,投票率持续下降,民众有强烈的被剥夺社会和政治权力的感觉,对社会和经济状况的焦虑不仅触及社会底层,而且也正在深入到中产阶级群体当中。与此同时,曾经一度是“劳动者的党”的左翼政党却变得距离工人阶级社群越来越远,这一进程也必然伴随着左政党作为“普通民众”政治代表性的削弱。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工会的影响力不断下降,成员人数不断减少,自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职工加入工会的比率在整个欧洲都呈持续下跌的趋势,工会在政治上具有左倾趋势,但现在工会在思想上与职工的世界观特别是私营部门员工的世界观越来越有距离。这使得政党认同感越来越难以为继,而这曾是欧洲左翼政党历史上很重要的一部分。同时,伴随着新的社会主题和社会矛盾的不断出现,新兴的社会运动导致欧洲年轻一代不再对左翼政治像原先那样着迷,或者说,左翼政治已经不再是他们的唯一和第一的选项。

总体而言,当前欧洲左翼政党面临的最大危机,是民众对长期以来左翼政党坚持的福利主义社会模式的可持续性提出质疑。事实证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以来,主张融合新自由主义竞争政策的欧洲社会民主党,在一个总体经济状况趋于衰退的欧洲并没有实现有效的政治动员,但现在又不可能简单回到过去的福利政治和传统左翼政治。在贫富分化加剧和中产阶级不断失落的形势下,欧洲左翼政党现有的意识形态失去了其传统的号召力和可信度,他们原来所坚持的理念,例如,福利国家乃至国家角色本身,都开始变得充满了问题。当欧洲空前的经济危机到来的时候,原来的新自由主义式的资本主义失败了,但是人们并没有因此而转向社会民主主义,这就是当前欧洲左翼政党所处的两难境地。民众对欧洲政治的未来充满迷茫,需要欧洲左翼政党在理论和实践上及时作出回应。

二、对欧洲左翼政党发展前景的展望:政治支持究竟从何而来?

展望欧洲政治的未来图景,法国选举的影响会否蔓延开来?欧洲左翼政治力量有没有可能延续目前的势头?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弄清楚今天欧洲左翼政党可能获得的政治支持究竟从何而来——来自于全球金融危机,来自于民众对政治精英的不满和愤怒。目前来看,这种不满并没有消失,普通民众认为,应该对危机负责任的人并没有为此付出代价,反而是自己付出了代价,欧洲大多数国家的失业率还在上升,民众对紧缩政策还在担忧,这些都会使选民产生沮丧和愤怒情绪,进而影响他们做出理性的政治选择。

左翼政治力量并非没有卷土重来的可能,关键在于它们是否为此做好了准备。就当前而言,欧洲左翼政党必须处理好几个紧迫问题。

第一,明确政治定位,强化身份标识。当前,欧洲左翼政党对于自身的定位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清晰了。今天的欧洲,既存在老牌的传统左翼政党,又存在新兴的左翼政党,有些政党明明致力于实施右翼政党的政策,却对外宣称其为左翼政党,难怪有些学者认为,目前欧洲左翼政党发展的困境之一就是还不够“左”。各个左翼政党对左翼行动的理解和诠释也不尽相同,有政党认为,左翼应当是“红色政党”,有的则认为,“粉红色”和“绿色”也应当纳入左翼阵营。这些政治观念和认识上的分歧与冲突,恰恰说明欧洲左翼政党的自身定位与行动方向尤其是其标榜的意识形态都存在模糊性。目前欧洲左翼政党迫切需要厘清诸如“左翼是什么”、“左翼为什么”等基本问题,明晰自身的政治标识。

第二,重塑政治信仰,赢得政治信任。政党需要改变,但如果完全背离传统、面目全非,同样会出问题,政党丢掉传统就等于丢掉灵魂,必须保持执政理念核心价值的相对稳定性。社会民主主义是一种遍及欧洲的运动,应当以欧洲为基础找回社会民主主义的理念。目前,欧洲左翼政党缺乏意识形态倾向和明确的纲领取向,在“第三条道路”之后,需要出现一个新颖且更具信服力的政治概念。社会民主主义的原则很简单:人民的平等,惠及每个人的社会正义以及国际社会的团结等,现在欧洲左翼需要回归这些简单原则,对自身的意识形态进行自上而下的彻底反省,深入阐发欧洲左翼政治道路的道德目的,并以此重新赢得政治信任。

第三,构建大左翼的政治同盟。受近年来政党衰落趋势的影响,欧洲左翼政党的党员人数和社会影响力都在减少及减弱,因此,要发挥更大作用、获得更多的选票,必须建立有效的政党联盟。然而,当前在左翼政党之间构建稳固的政治联盟并非易事,因为欧洲所谓的“大左翼”阵营构成极为复杂,又可以分为温和左翼、激进左翼和极端左翼政党,这些政党在社会基础和政治纲领上都存在差异,左翼阵营内部某些观念及政见差异甚至超过它们与部分右翼政党的差异[4]。近年来,欧洲左翼政党的选举失败,首先原因就在于左翼的严重分裂,德国大选就非常典型:如果合计社会民主党、左翼党和绿党的选票,则左翼力量几达半数,但长期以来,德国社会民主党一直把包含前东德共产党残存的左翼党视为异端,拒绝合作。左翼政治联盟的稳定性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促成欧洲大左翼的政治合作,是未来欧洲左翼政党能否扩大政治空间的关键之一。

第四,努力把意识形态转化为解决问题的政策创新。欧洲严重的经济危机和衰退已经给欧洲各主要左翼政党带来严重的政策创新压力,欧洲左翼政党能否获得本国民众的支持,最终还是要看能否提出解决社会问题同时推动经济增长的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策。而选举政治无疑增加了政策选择的难度。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欧洲债务危机的实质,可以归结为欧洲政治家与选民在两个方向成本间进行痛苦比较与权衡:相互合作推进改革寻求积极结果需承受经济紧缩与部分让渡主权的巨大阵痛,不合作并听任欧元倒退又要面对制度重组混乱与历史挫折感的可怕代价[5]。欧洲左翼政党如今面临的棘手问题,是能否为欧洲社会经济政策方针重新指定方向。受全球经济衰退的影响,西方传统的高福利社会模式受到极大冲击而难以维系,因此,如何将左翼政党的政治理念在具体的政策、制度层面体现出来,构建一种新的比较公正的社会福利体系,同时保持经济增长并降低失业率,是欧洲左翼政党未来在制定公共政策中无法回避的重大问题。

欧洲左翼政党当前所面临的是不亚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右翼政党主导的新自由主义浪潮带来的理论冲击与政治挑战。说到底,当前诸多欧洲左翼政党所面临的是一种信任危机和信仰危机,不解决这个问题,欧洲左翼政治力量将难以逆转政治颓势,目前出现的所谓“回潮”也将只能是昙花一现。而欧洲左翼政党现在似乎还难以令人信服地阐释欧洲正在发生着的一切,更没有提出一种可替代的政策选择。面对债务危机中特殊的政治生态,左翼政党需要富于政治魅力的领导人来重新获得民众支持,也需要应对民众普遍关注的现实问题,例如,外来移民、福利国家的效益、如何帮助低收入劳动者以及如何找回自己的原则等。没有充足的理论、政策和人才储备,欧洲大范围的“变天”还遥遥无期,左翼政党重掌欧洲各国政权的时机尚未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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