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稳定环境下的创业企业社会资本与企业“原罪”——基于管理者社会资本视角的创业企业机会主义行为实证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企业论文,资本论文,社会论文,机会主义论文,原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对于创业企业(new venture)而言，受限于其自身所拥有的有限的资源、对经营环境较低的嵌入程度(embeddedness)，以及尚待提高的合规性认知(legitimacy，即被外部利益相关者所接受的程度，Delios和Henisz，2003)，它们在经营中不可避免地面临着所谓的“新创负债”(liability of newness)，这又进而导致了较高的风险与失败率(Li & Zhang，2007)。面对这种不利的竞争态势，在与先行者企业的竞争中，先天居于劣势的创业企业必须通过正面竞争之外的其他途径以抵消其“新创负债”的不利影响，克服创业初期的高失败风险，维持企业的存续与发展(Mizruchi，1989)。例如，部分成长性被看好的创业企业可以通过向风险投资者等金融机构寻求外部资金支持以克服其创业初期资源短缺的不利状况，或通过与类似的新创企业联合建立起联盟群集与强大的行业先行者对抗，提升企业的生存能力。但是，并非所有创业企业都能够通过正当的渠道获取足以维持其渡过新创期的外部支持，此时，创业企业在很大程度上可能会选择通过机会主义(opportunism)行为——违背契约规定的、不正当的短期性寻租行为(Williamson，1981，1985)——来规避与应对其所面对的创业风险。结合交易成本经济学中提出的机会主义概念，相关研究将这种创业企业通过机会主义性寻租行为获取超额收益的现象定义为新企业的“原罪”(original sins)，是指创业企业在其创业过程中先天性存在着较高的机会主义倾向这一现象(Mehl & Reynaud，2005；Keeley & Roure，1990)。
从本质上来说，这种创业原罪现象根植于创业(entrepreneurship)这一破坏性创造的过程本身所带来的高风险与新创劣势(Mehl & Reynaud，2005)。但是，由于环境嵌入性(Granovetter，1973，1985)的存在，企业的行为不可避免地受到外部环境的塑造性影响。因此可以预期，外部市场环境对于创业企业的机会主义行为必然会有着潜在的影响。特别是对于当前尚处于转型经济阶段的经济体而言(如我国)，市场信息具有高度的不稳定性，相关的市场支持机制尚未完全建立起来，相应法律法规仍然有待进一步完善和落实。面对着这样的市场环境，一方面，由于缺乏稳定有效的制度支持，交易成本会大大增加，处于这种不稳定市场环境下的创业企业必然面临着更高的不确定性与创业风险，这在很大程度为新创企业采用机会主义行为提供了一种负向强化的激励机制。而另一方面，先前研究表明(Williamson，1985，1981，1996；Luo，2007)，在外部环境不稳定性程度较高的情况下，规避高不确定性的考虑会使企业更多地抱有短期性预期，同时，制度性规制的缺位又为机会主义行为(opportunism)提供了更大的可操作空间，此时，企业通常有着较高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而同样的作用机制也会潜在地影响到同样属于机会主义行为的新创原罪现象。但是，当前对创业原罪现象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创业企业的资本市场支持与创业制度的相应规制等方面(Mehl & Reynaud，2005)，而并未详尽考察外部制度环境对创业企业机会主义行为的作用机理。
结合先前相关研究的结论，本研究认为，在环境不稳定性对创业企业机会主义行为的作用机制中，管理者社会资本起着极为重要的中介作用(mediating effects)。得出这一结论，我们主要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方面，在创业企业力图摆脱自身先期生存困境的努力中，创业企业的管理者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Keeley & Roure，1990)。创业者自身所提供的资源是创业企业赖以存续与成长的基石，也是这些企业差异化与特定竞争力的最主要来源之一(Mizruchi，1989)。先前研究表明，除物质资本(第一桶金)之外，创业者主要为创业企业提供2类资本：一类是基于其自身能力与行业经验产生的人力资本，另一类则是基于其外部社会关系而产生的管理者社会资本(managerial social capital)(Peng & Luo，2000；Li & Zhang，2007)。后者在创业企业的生存与发展中起着尤为重要的作用，Park与Luo(2001)的实证研究表明，通过管理者的社会关系建立起来的创业企业联盟对于降低创业企业的失败率有着极为明显的作用，而Li和Zhang(2007)则通过研究发现管理者的政治网络可以显著提升创业企业绩效。另一方面，在不稳定环境下，管理者社会资本的作用体现得尤为明显(姜翰、金占明，2008a；Acquaah，2007；Xin & Pearce，1996；Peng & Luo，2000)。Xin与Pearce(1996)指出，在缺乏正式制度性支持(institutional supports)的情况下，管理者通常会通过其社会连带(或称关系)寻求非正式的制度性支持，以降低其企业的运行风险和交易成本。但是，在当前研究中，管理者社会资本这一热点话题与环境不稳定性和创业企业机会主义两方面的联系及其相互作用机制均未被充分讨论，尤其是与后者的联系尚未得到战略研究学者的关注。
出于上述考虑，本文以创业者社会资本为中介变量，试图构建起环境不稳定性与创业企业机会主义行为强度之间潜在的关系路径模型，并以我国创业企业为例，通过实证研究方法对相关假设进行验证，以期对现有研究进行一些有益的扩充并对结合现有理论与中国市场特性经营实践提出一些有价值的建议。
二、文献综述与理论假设
(一)环境不稳定性与创业企业机会主义行为
战略管理研究中，环境不稳定性包括了构成商业环境中行业(中观)与区域(宏观)2个层面的各个环境因素的易变性、不可预测性与不可证实性(Dess & Beard，1984；Miller，1981)。作为不确定性或动态性的近义词，环境不稳定性实际上代表着环境相关因素在当前的动态性程度与变动趋势的不确定性水平(King，2007)。
当前管理学研究中对于环境不稳定性的考察主要从2个维度展开：其一是信息的不确实性，主要反映了关于各个环境因素的信息的不透明程度以及快速变化水平(Miller，1981)；其二则是经营环境的不完备性，主要考察行业环境中的各种不稳定因素(Peng，1997)，这一维度又包括了2个最主要的指标：行业结构变动性与制度不完善性(姜翰、金占明,2008a，2008b)。在环境不稳定性的2个维度中，信息不确实性是环境不稳定性的根本来源与总体性衡量指标，反映了宏观环境的不确定性程度，而经营环境不完备性这一行业层面的指标则更为直接地作用于企业的经营(Luo，2007)。换言之，信息不确实性主要作用于企业的可控信息并进而决定着其对未来的预期，而经营环境不完备性则更多地决定着企业在环境中可获得的外部支持水平，包括制度性支持和产业性支持(Hoskisson et al.,2000)。
作为社会单元，企业的经营与存续是嵌入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之内的，其行为必然受到其外部环境潜移默化的影响(Granovatter，1985；Burt，1992)，而这种嵌入性影响也同样体现在企业机会主义行为的决定过程中(Williamson，1985；Luo，2007)。交易成本经济学理论认为，机会主义行为可以表示为环境不稳定程度的函数(Williamson，1985，1981)。换言之，不稳定的环境可以为机会主义行为提供更多的空间和机会，也会通过影响企业的预期来强化其机会主义行为(Luo，2007；Li & Zhang，2007)。但是，当前的机会主义研究大都着眼于分析环境不稳定性中信息不确定性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行业环境不完备性所代表的外部支持水平在这一环境决定机制中的作用。而由于创业企业的机会主义行为在很大程度上而言是由新企业固有的新创负债导致的，环境中可以中和这些先天不利因素的外部支持的可获得性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其机会主义行为。下面，本研究就结合环境不稳定性两维度的不同含义，解析环境不稳定性对于创业企业机会主义行为的潜在影响机制。
1.信息不确实性(information unverifiability)
高度的信息不确实性实际上意味着环境中信息的不可获、不可证实与快速波动(Luo，2007)。由于在高度不确实的信息环境下，信息的不透明性与非流动性使得私人信息的披露与监控变得极为困难，这就潜在地导致企业间存在着高度的信息不对称(Williamson，1981)。此时，持有私人信息的企业可以利用其信息优势地位进行寻租，而这种寻租往往体现为企业的机会主义行为。同时，由于企业主要基于当前自身所拥有与可获得的信息来估计自身在未来的预期收益，进而确定自身的行动导向，当经营环境中的可获信息存在着高度的不确实性时，相应的高度不确定性风险必然会显著降低企业正常经营行为的预期风险收益与预期收入序列的稳定性(Eisenhardt & Schoonhoven，1990)。此时，企业可能更为倾向于通过正常经营之外的其他渠道寻求非常规性收益来对冲高风险对其预期收益的摊薄，这又进一步强化了其寻租的动因，从而极大地促进了企业的机会主义倾向(Williamson，1985)。
同时，在不确实信息环境下，机会主义行为的防范与监控难度会显著增加(Williamson，1981)。一方面，各行为主体主要基于其可获性信息来确定对其他组织的行为预期并建立对机会主义行为的防范机制(Williamson，1985，1996)。由于信息的不完全性，这些前定性的防范机制实际上是一种有限理性的选择。而在信息不确实高度的环境中，企业只能基于极为有限、难以被确证且失效周期短的可控信息做出其预测，这必然显著降低这些前定性规制机制在机会主义防范中的有效性。另一方面，当环境中信息难以获得、无法验证且失效周期极短时，企业行为的内部不确定性必然增加，换言之，其行为的出发点与最终结果均难以考证(Williamson，1981)。在这种情况下，识别竞争者的机会主义行为并进而采取控制措施的困难程度也必然会显著增加(姜翰、金占明,2008a；Jiang，2007)。从交易成本经济学的角度出发考虑，机会主义识别与监控的困难会导致企业机会主义行为风险与机会成本的极大降低(Eisenhardt & Schoonhoven，1990)，为创业企业的机会主义提供了更广阔的可行性空间。
对于创业企业而言，不确实信息环境可能对其机会主义行为产生更大的促进作用。一方面，在高度不确实的信息环境中，创业企业的不确定性风险会大大提升，这种高交易成本的外部环境会使得创业企业原本匮乏的创业资源在这种高风险的信息环境中利用效率也必然相应降低(Williamson，1996)，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恶化了创业企业的新创负债；另一方面，由于先天的新创负债潜在地制约着创业企业绩效的提升，创业企业通过常规性资源的获取与积累实现其增长的难度相对于成熟企业而言更大，在环境中存在着高度的信息不透明性、不确实性的情况下，相对于成熟企业，在资源方面的先天不足潜在地使得创业企业具有相对更高的利用私人信息寻租的动机，而根据交易成本经济学理论(Williamson，1985)，这种私人信息利用倾向即体现为企业的机会主义倾向。换言之，在信息不确实的环境中，创业企业相对于成熟企业潜在地具有更高的机会主义行为动机。同时，作为行业的新进入者，创业企业相关信息的可获性、可预测性程度更低，这又进而加强了其机会主义行为的监控与预防难度，从而为创业企业的机会主义行为留出了更大的空间，这也会潜在地促进其机会主义倾向的提升。
假设
：环境中高度的信息不确定性会显著强化创业企业的机会主义行为。
2.行业结构变动性(industrial structural instability)
行业结构变动性潜在地体现了行业中管理者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准确预测未来行业结构的变动情况并进而以此指导企业的决策过程(Dess & Beard，1984)。先前相关研究将行业结构变动性定义为一个行业的主要结构性指标(消费者偏好结构、潜在竞争者的进入、技术发展速度、替代或竞争行业的发展等)的不可预测性与波动性(Hoskisson et al.，2000；Luo，2007)。对于创业企业而言，行业结构的变动程度直接影响着产业环境对创业行为的支持程度(Nee，1992)，这种支持主要体现为创业企业启动资源在行业环境中的外部性效率和在行业中可获取的外部支持2个方面(Hoskisson et al.,2000)。
在行业结构变动程度对创业启动资源外部效率的影响方面，面对快速变动的行业结构，由于难以获取准确充分的信息支持其对未来行业发展走向做出准确的判断，企业的决策者难以准确把握行业未来的走向，因此其决策过程就会面临着极大的判断失误风险(Luo，2007)，而这种高度不确定性的决策在很大程度上会降低创业企业的可控物质资源的利用效率。同时，作为最重要的创业启动资源之一，创业者基于其自身能力积累与过往行业经验而建立起的人力资本在快速、非常规变动的行业结构中的有效性也必然会被极大地削弱(Luo，2002；Yang，1993)。对于经营决策高度依赖创业者自身资质的创业企业而言，这又必然会进一步降低创业企业对其有限可控资源的利用效率(Hoskisson et al.,2000)。
行业环境对创业行为的支持还体现在创业企业在行业中获取外部组织对行业支持的难易程度方面(Hoskisson et al.,2000)，这种外部组织的支持主要来自于2类外部组织：产业链上的其他企业，以及外部投资者。一方面，出于分散与降低风险的考虑，处于同一产业链上的企业可能会选择建立联盟等合作关系作为有效对抗外部不确定性的防御机制(Das，2006；Jiang，2007)。在合作伙伴的选择过程中，由于大企业在应对外部风险方面天然地具有规模经济性优势(Das，2006)，因此，当面对着高度不稳定的行业结构时，企业往往会倾向在行业中具有较稳固根基的成熟企业作为其联盟伙伴，以求获得更高的外部风险抵抗力(Dacin et a1.,2007)。此时，成熟企业在这一双向选择过程中实际上具有相对于先天居于规模与资源劣势的创业企业的优先权，这又进而挤占了创业企业通过建立联盟获取外部支持的通路(Dacin et al.,2007)。另一方面，对于外部投资者而言，高度动荡的行业结构必然会提高这一行业的投资风险预期，并降低行业内潜在投资对象的预期投资价值，从而降低外部投资者的投资意向，这又潜在地削弱了创业企业可能获得的外部资金支持。
由于先前研究表明，创业企业原罪现象的产生很大程度上是来源于行业环境对于创业行为缺乏足够的支持(Mehl & Reynaud，2005；Keeley & Roure，1990)，据此可以预期，行业结构的高度变动所导致的环境对创业行为支持性的降低可能会潜在地促进创业企业的机会主义行为。
假设
：环境中高度的行业环境变动性会显著强化创业企业的机会主义行为。
3.制度不完善性(institutional dysfunction)
根据先前研究的定义，制度不完善性主要体现为相关制度的不健全程度和法规制度的不可落实性(Delios & Henisz，2003；Jiang & Jin，2008)。作为企业交易成本的系统性控制机制，制度性规制框定了成员企业的行为合规性边界，突破这一边界约束的企业行为会由于失去其合规性而面临着极高的内外部成本，从而潜在地统一了企业的合理行为模式范围，极大地限制了成员企业的机会主义行为，并降低了企业的内外部不确定性(Williamson，1981，1985)。而在高度不完善的制度环境中，这种合规性边界的系统性限制本身具有较高的模糊性、不统一性与不确定性(Delios & Henisz，2003)，这就可能使得成员企业的行为得以较为轻易地脱离相关制度的规制而免受高度的非合规性风险与相关成本，从而为机会主义行为提供了更大的可操作空间(Luo，2007；Williamson，1981)。
在不完善的制度环境中，一方面，合同法、产权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可能存在着漏洞使得其在实际操作中难以落实并规制成员企业的实际行为；另一方面，高度动荡与不完备的制度环境下，系统性风险(例如，政府强制性干预)的出现概率相对更高且更加难以预测，这极大地降低了合同与产权的约束力与保障性(Nee，1992；Luo，2002)。因此，对于合同与产权的保护不力是高度不稳定的制度环境的重要特征之一(Xin & Pearce，1996；Yang，1994)。此时，针对合同安排而做出的高度专用、转换成本极高的专有性资产投入的风险必然显著上升，这潜在地限制了企业资产性承诺的投入力度。而根据Williamson(1981，1985)等学者的研究结论，缺乏资产性承诺的约束会显著降低企业的机会主义行为成本，从而刺激企业提高其机会主义倾向(Gulati，1998)。同时，相关研究表明，在相关承诺与资产缺乏足够的制度性保障的情况下，企业通常更倾向采用短期导向指导其经营以降低其不确定性风险(Das，2006)。而在这种短期导向下，由于缺乏对相关行为的重复性博弈预期，企业通常会具有更高的机会主义倾向(Jiang，2007；Das，2006)。由于一方面，创业企业先天的资产后发劣势本身就潜在地限制了其专有性资产投入的力度(Nee，1992)；另一方面，创业初期的企业通常会更多地采用强调适应性与中短期收益的适应性战略以对冲其创业风险并实现原始积累(Hoffmann，2007)，而这种适应性战略导向又会进一步降低其专有性资产投入并强化其短期行为导向(姜翰、杨鑫、金占明,2008)，这些创业企业的特性可能潜在地加强上述路径对创业企业机会主义行为的强化作用。因此，我们有：
假设
：环境中高度的制度不完善性会显著强化创业企业的机会主义行为。
(二)不稳定环境中的管理者社会资本与机会主义
社会资本根植于关系主体的社会关系、连带与自我网络结构中(Granovetter，1985)。相关研究表明，通过在社会网络中构建起特定关系，关系主体可以获得相应的关系收益，而赖以实现这些关系收益的有价值的关系连带即为该个体的社会资本(Burt，1992；Coleman，1990)。根据此定义，管理者社会资本通常表现为管理者与其主要利益相关者所建立的关系，这些关系包括两大类：商业关系与政治关系(Ahuja，2000；Luo & Chen，1997)。其中，商业关系是指企业高层管理者与其他相关企业高层管理者之间的联系，而政治关系则是指企业高层管理者与各层政府主管部门职员间所建立的联系(Peng & Luo，2000)。据此，管理者社会资本可以被分为商业关系资本与政治关系资本2类(姜翰、金占明，2008a)。
从提升绩效、寻找机会、降低成本等角度出发，两类管理者社会资本的有效利用对于企业而言有着极为重要的价值(姜翰、金占明，2008a；Acquaah，2007)，而正如前文所述，这些价值主要体现为其所附带的关系收益。按照其所附着的强弱关系作用的差异，关系收益体现为2类不同的租金：强关系中存在着主体间的重复合作与高度的互惠性承诺，有利于通过适应性学习与信任建立产生交易成本经济性收益(科尔曼租金，Coleman rents)；而弱关系所构成的开放性网络则可以为企业提供更多更广的信息通路，便于其通过跨越结构洞(structural hole)获取信息通路和控制权两方面的经纪人收益(伯特租金，Burt rents)(Kogut，2000；Hoffmann，2007)。先前研究表明，2类关系收益对于企业绩效均有着极为重要的价值(Kogut，2000；姜翰、杨鑫、金占明,2008)。而在不稳定环境中，2类关系收益的价值体现得更为明显。一方面，由于不稳定环境中充斥着契约风险和内部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风险极大地增加了企业的交易成本，而通过有效利用与外部利益相关主体间的强关系而产生，企业可以有效地降低相应交易中的交易成本，获取科尔曼租金，从而实现有效对冲外部不确定性风险。另一方面，姜翰与金占明(2008b)、Acquuah(2007)等人的实证研究证实，不稳定环境中的信息不透明性与制度性缺位为结构洞的产生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这种信息离散的环境更便于管理者通过其弱关系在结构洞两端的主体间建立桥接，凭借由此产生的信息优势地位获取通路收益或控制收益(姜翰、金占明,2008b)。Xin与Pearce(1996)等学者的相关研究也表明，在面对高度的环境不稳定性时，管理者通常会更为倾向选择通过其商业或政治关系资本实现相关交易并获取相应的关系收益(Xin & Pearce，1996；Luo & Chen，1997；Peng & Luo，2000)。由于对于创业企业来说，受限于新创劣势，其资源组合相对较为匮乏，可控实体资源较少，管理者社会资本对其作用更为明显(Hallen，2008)，因此我们可以预期，上述环境作用机制同样适用于创业企业的社会资本利用状况。
假设
：环境中高度的(a)信息不确实性、(b)行业结构变动性、(c)制度不完善性会显著促进创业企业对其商业关系资本的运用。
假设
：环境中高度的(a)信息不确实性、(b)行业结构变动性、(c)制度不完善性会显著促进创业企业对其政治关系资本的运用。
由于网络中蔓延作用与桥接作用的存在，在新关系构建过程中存在着对先期关系极高的路径依赖程度，换言之，在业内具有广泛关系的管理者或企业在新关系的构建中具有显著的提名优势(referee advantages,Burt,1992)，使得其更易于延展其关系网络(Gulati，1998)，因此，广泛而有效地利用其管理者商业关系资本可以极大地帮助创业企业构建起其良好的商业关系。由于Luo与Chen(1997)的相关研究表明，良好的商业关系积累在企业提升其市场表现与获取上下游利益相关企业的信任和商业信用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而这两方面的关系租金对于创业企业平稳渡过其创业初期的困难阶段而言都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因此，对管理者商业关系资本的运用可以使得创业企业更多地获取来自产业链上其他利益相关企业的外部支持(Lavie，2007)。而如前文所述，由于缺乏足够的外部支持往往是导致创业企业高机会主义倾向的主要诱因之一(Mehl & Reynaud，2005)，可以预期，这些来自于商业关系资本的外部支持会潜在地降低这种“被动性机会主义”(Keeley & Roure，1990)。同时，由于基于相互信任的长期导向是商业关系资本相关收益的基础(Luo & Chen，1997)，而自利性的机会主义行为显然会极大地损害甚至摧毁这种互惠性的信任机制，因此，这种商业关系安排本身就固有地提供了一种机会主义的防范机制，而且，对于理性企业而言，关系的预期价值和重要性越高，这种防范机制的强度就越大(姜翰、金占明,2008b)。由于对于谋求建立其合规性的创业企业而言，这些可靠的关系安排是其最重要的依靠，上述机制必然会进一步降低作为关系成员的创业企业的机会主义倾向。因此，我们有如下预测：
假设
：创业企业对其管理者商业关系资本的运用会降低其机会主义倾向。
类似于商业关系资本的作用，管理者的政治关系资本在为创业企业提供外部支持方面也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Li & Zhang，2007)。由于高度的政治关系资本水平往往意味着企业管理者与相关部门及政府官员的极为密切的关系(Yang，1993)，管理者通常可以经由这些关系安排获取更多的非公开信息。如前文所述，在结构性支持缺失的情况下，这些来源于政治性关系资本的内部信息通常可以为创业企业提供更多的关于行业调整、政府干预、政策走势等方面的信息(Yang，1994)，同时，相比通过其他公开信息渠道所获取的信息，这些内部消息的及时性与准确性通常也较高(Yang，1993，1994)，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制度环境的可预测性，降低了创业企业的交易成本与不确定性，为创业企业提供了非正式的结构支持(Xin & Pearce，1996)。但不同于商业关系资本基于长期取向的相互信任而产生的支持性作用，政治关系资本对创业企业的支持更多地体现为在信息获取、特别是在取得非公开信息方面的优势(Li & Zhang，2007)。由于此类信息信道的非公开性与排他性，通过管理者政治性关系资本这些信息天然地具有私人信息的特性。相应地，创业企业对管理者政资关系资本的运用程度越高，其拥有的这类私人信息量也就越大。根据交易成本经济学理论，通过这些私人信息，创业企业可以在信息不对称中取得优势地位，并获取更多的寻租机会，而在很多情况下，这些寻租机会是以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潜在利益损失为成本的。根据Williamson(1981，1985)对机会主义行为的定义，这些寻租行为即体现为该创业企业的机会主义行为(姜翰、金占明，2008a)。
假设
：创业企业对其管理者政治关系资本的运用会其增加机会主义倾向。
本文的概念框架如图1所示。
图1 本研究概念框架
三、研究设计与变量设置
(一)样本空间选择与数据收集
由于本研究的最终解释变量——创业企业机会主义倾向属于较为典型的负面信息，根据先前相关研究的建议，对此类变量的准确衡量需要借助外部评价，即使用客观指标或采用他评的方式加以衡量(Gulati，1998；Gulati & Sytch，2008)。因此，本研究的样本选择必须考虑到客观指标或合格外部评价者的可获得性。
选择产业集群作为样本空间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较为方便地满足本研究的这一特性需要。先前研究表明，集群的特性决定了集群内企业间的相互关系具有较为明显的本地化特征，每个企业的经营都在很大程度上紧密嵌入在集群内部环境中(Jiang，2007)。这种本地性网络使得集群包含了大部分重要的企业间关系安排与其他非正式的管理者社会关系，而且企业相互之间信息透明度相对较高，从而在便于寻找外部评价者的同时也相应提高了企业间相互评价的准确程度。同时，一方面，集群本身就是企业、政府、外部支持性机构等各种组织结合而成的网络，另一方面，先前研究表明，集群的协作特性有助于促进创业行为的出现，这种网络性特征与创业促进机制均与本研究的考察对象——创业企业的社会资本具有良好的契合度。另外，先前研究结果表明(姜翰、金占明,2008b)，由于集群中的成员企业分布在整个产业链的各个环节，选择集群样本空间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排除潜在的选择性偏差(selective bias，Anderson & Gerbing，1988)。鉴于此，我们将样本空间选定为我国运动用品(鞋服)制造业企业集群。
相关访谈与问卷调研在2007年10月～2008年8月间进行。数据与信息的获取分为2个阶段：首先，在当地行业协会与政府部门的协助下，我们收集了集群中402家正规企业的名录与相关注册信息。参照先前相关研究对创业企业这一概念的界定(Li & Zhang，2007)与业内人士的建议，我们将样本空间中创业企业的标准界定为运营历史不超过3年的企业(以注册时间为准)。按照这一标准，我们共获得136家创业企业的相关信息，并将其他企业作为外部评价者与对照组。其后，我们通过企业实地访谈与问卷调查结合的方式分别收集了创业企业与其他企业的相关数据，在排除了36个信度明显不高或数据缺失严重的无效样本后，最终，我们共获得366家样本企业的有效样本数据，其中创业企业136家，对照企业230家。
(二)问卷与研究变量设置
本项目问卷中所采用的大部分测量项目来自现有研究中的成熟量表，并通过初期访谈(含63位被访者，其中51位来自样本企业，12位来自政府部门或行业协会)，结合被访人员的相关意见进行了内容上的相关微调，并通过2次小规模前测(各50个前测样本)，对初始测度项目加以调整以确保其有效性。
在环境不稳定性3个主要因素的衡量方面，本研究主要采用了先前研究的成熟量表与相关度量方式。其中，关于信息不确实性和制度不可落实性的度量采用了样本企业主观数据加以测度，采用7点Likert量表形式，1代表程度极低，7代表程度极高。其中，信息不确实性的相关指标设置采用了Luo(2007)和Li与Zhang(2007)研究中的五问项设置，而制度不完善性的相关指标设置主要采用了Brown(1997)开发的成熟量表，共设置了3个观测变量，均采用反向问题设置。而对于行业结构变动性的衡量则参照了Luo(2007)在其相关研究中所采用的方法，主要通过当地政府的数据计算出近3年内(2005-2008年)该集群内各子行业的平均销售额增长率、产出增长率与市场增长率3个相关指标的标准差，并对3个标准差提取高阶因子，用于衡量行业结构不稳定性。
为衡量创业企业对2类管理者社会资本的运用程度，本研究主要采用了Peng与Luo相关研究中的相关问项(Peng & Luo，2000)，相似的问项设置在姜翰与金占明(2008a，2009)的以中国企业为对象的相关研究中均得到了较好的结果。最终，这部分共获得6个相关问题，均采用7点Likert量表形式，7分代表“极高”，1分代表“极低”。
如前文所述，为排除自我报告偏差，本研究采用了他评的方式对创业企业机会主义倾向加以衡量，即令对照组成员企业对其所熟悉的样本创业企业的机会主义倾向进行评价。同时，本研究要求参加评价的对照组企业给出其对各个被评价创业企业的熟悉程度(7点Likert量表形式，7分代表“极高”，1分代表“极低”)，作为其机会主义评分的权重。在计算样本创业企业的机会主义倾向时，首先对所采用的量表问项进行高阶因子提取，之后对各个评价的高阶因子值进行加权平均。本研究的相关问项主要采用了Williamson(1996)、Luo(2007)、Jiang(2007)等研究中的相关问项设计，在访谈中征求被访对象的意见、结合本行业情况加以调整得到，并根据前测结果进行了调整。最终，这部分共形成7个观测变量，均采用7点Likert量表形式，7分为“极为频繁”，1分为“完全不存在”。
如前文所述，相关研究表明，创业企业的“原罪”倾向很大程度上产生于其创业资源的匮乏(Mehl & Reynaud，2005)。同时，在创业者的管理者社会资本之外，由创业者的行业经验积淀而成的创业者人力资本也会为创业企业的成功提供极大的支持(Li & Zhang，2007)。另外，Hallen(2008)等人的相关研究表明，创业企业的生存长度是其合规性与嵌入性的良好衡量指标之一，而根据前文的分析，合规性与嵌入性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创业企业的可获性外部支持，从而潜在地影响着其机会主义倾向。由于这3个因素可能潜在地影响着研究中各个潜变量及变量间关系，按照Fornell与Larcker(1981)等人的研究方法建议，本研究将创业企业资本规模、创业者行业经验、创业企业经营年限3个指标设为控制变量以排除其他因性影响。本研究以客观指标直接考察创业企业资本规模和经营年限，而在对创业者行业经验的度量方面则使用了Li和Zhang(2007)所使用的相关问项设置，并根据前测结果进行了微调。
对前测数据的确定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确定性因子分析有较好的模型拟合(RMSEA值为0.038，GFI、CFI、NNFI等指标都高于或接近于0.9)，说明假设的模型因子结构与实际数据的拟合较好。计算各研究变量的α值，发现各项均高于0.70，这说明各研究变量均有着较高的信度。在检验收敛效度方面，测量项目在其所测量的变量上的标准化载荷系数均大于等于0.70,并在统计上显著(t＞6.50)，表明各测量项目在其所测量的变量上具有较高的会聚有效性。上述结果表明本研究问卷具有较好的结构与内容效度(Anderson & Gerbing，1988)。
四、假设检验与分析讨论
本研究以Lisrel 8.70为主要分析工具，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方法对所提出的概念模型进行相关假设检验。参照Anderson与Gerbing(1988)所提出的相关结构方程两阶段检验方法，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方法主要包括2部分：测量模型(measurement mode1)，用于衡量潜变量与其指标之间关系；结构模型(structural model)，用于衡量内生潜变量与外生潜变量间的结构关系。我们将测量模型检验置于结构模型检验之前，以保证后者的检验信度与拟合质量。
(一)测量模型检验结果
表1列示了测量模型检验的部分结果，包括其内部一致性、会聚效度与差别效度等。相关结果表明，本研究的测量模型具有较高的统计质量。
变量的内部一致性(internal consistency)属性以
来衡量(Fornell & Larcker，1981)，通常将0.7当作内部一致性的接受下限。从表1所示的结果中可以看出，6个潜变量的内部一致性指标均处于0.80～0.90之间，且均高于0.7的采信度下限，这说明各个潜变量具有较高的内部一致性。
同时，变量的会聚效度(convergent validity)属性以平均炼方差(AVE，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
来衡量(Fornell & Larcker，1981)，其有效性下限通常设定为0.5。如表1所示，各个潜变量平均炼方差均在0.72～0.81之间，高于0.5的采信阈值，显示出良好的会聚效度。
最后，差异效度(discriminant validity)通常以不同变量之间相关性程度与此变量会聚效度值(即平均炼方差)的平方根之间的差异程度加以衡量。在表1所示的潜变量间相关系数矩阵中，可以看到，对角线下元素显著小于对角线元素的值，即变量间相关系数显著低于平均炼方差的平方根，说明变量之间具有良好的差异效度(Fornell & Larcker，1981)。
图2 结构模型检验结果
注：Chi-square=266.73，df=120，P-value=0.0000，RMSEA=0.041
~：p≈0.10；*：p＜0.10；**：p＜0.05；***：p＜0.01。
(二)结构模型检验结果
本研究结构模型的检验结果路径图如图2所示，其中，未通过显著性检验的潜变量间关系以虚线表示。从总体上看，本研究原始模型对于创业企业机会主义行为这一内生潜变量显示出较高的解释力度(
=0.46)，未被解释的残差(residual)为0.53，而在引入控制变量后，解释力度提升为0.55。考虑到企业机会主义倾向的潜在因素极多(Luo，2007)，这一水平的解释力度部分验证了本研究提出的从管理者社会资本角度解析创业企业机会主义行为这一视角的可行性。另外，最终结构模型GFI指数为0.94，RMSEA指数为0.041，
与自由度df比值低于3，这些指标均表明本模型具有良好的拟合性。
1.环境不稳定性因素的影响
假设～预测了环境不稳定性的3个主要指标对创业企业机会主义倾向的影响。统计分析结果表明，3个环境不稳定性因素均在不同程度上显示出对创业企业机会主义行为的强化作用
。这一结果与先前相关研究结论基本相符(Luo，2007；姜翰、金占明,2008a)，同时也揭示了创业企业机会主义行为的环境决定机制的部分特征。
首先，从上述结果可以看出，行业结构变动性程度在对创业企业机会主义的影响中扮演着最为重要的角色。由于如前文所述，行业结构变动程度反映了创业行为在产业环境中可获得的支持程度，这一结果实际上一定程度上侧面证实了先前相关研究中“创业企业的‘原罪’倾向很大程度上产生于其可获性支持的匮乏”这一结论(Mehl & Reynaud，2005)。
同时，与先前研究中关于环境对企业机会主义影响的相关结论稍有差异的是，信息不确实性对创业企业的机会主义影响程度相对最弱，仅表现出低度的显著性(p≈0.10)。为对这一样本现象做出合理解释，我们详细考察了外生变量间的相关关系。结果表明，作为宏观层面的环境不稳定性指标(Luo，2007)，信息不确实性与2个中观层面不确定性指标间存在着较高的相关性
。此时，信息不确实性对最终解释变量的影响一定程度上可能通过其对行业结构变动性和制度不完善的强化作用性经由2个中观层面因素间接地体现出来。另外，相关研究指出，在不确实的信息环境下，企业对利益相关者正直性程度的估计会趋于保守(Keeley & Roure，1990)，此时，任何关于企业的机会主义倾向的信息都会被极大地放大。对于迫切要求建立自身合规性与嵌入性的创业企业来说，这一信息机制的负面影响尤为巨大，极大地增加了其通过不确实的信息环境进行机会主义性寻租的风险与机会成本。因此，信息不确实性的这一作用也潜在地削弱了其对创业企业机会主义行为的作用力度。
先前研究从不同的角度证实了环境不稳定性与企业对管理者社会资本的运用水平之间的相关关系(Xin & Pearce，1996；Luo & Chen，1997；Peng & Luo，2000)，指出不稳定的环境通常会刺激企业对其管理者社会资本的利用。但是，这些研究并未具体考察环境不稳定性的各方面因素会如何分别影响2类管理者社会资本的利用水平。本研究以创业企业这一特定群体为对象，设置了与的各个子假设以详细考察这一环境作用机制。从结构模型的最终结果来看，假设的3个子假设均得到了验证
，亦即环境不稳定性的3个不同层面因素均会显著刺激创业企业对其管理者政治性关系的运用。这一结论与近期Li与Zhang(2007)等人的相关研究结论相吻合，表明在我国，管理者的政治性关系资本是创业企业的重要孵育机制之一。另外，子假设
也得到了统计意义上的验证
，说明高度的信息不确实性与行业结构变动性会促使创业企业更多地利用其商业关系资本。
但是，假设
则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
，亦即创业企业对其商业关系资本的利用水平与环境中的制度不完善性程度间呈现出不显著的弱相关关系。对比先前相关研究的结论，这一结果难以单纯从社会资本理论(Burt，1992；Coleman，1990)出发加以解释。究其原因，本研究认为这一结果可能是产生于我国市场中较高的制度不完善性水平。作为典型的转型经济体，我国的市场机制中仍处于不断完善的过程中，制度环境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各种结构性缺失与较高的不完备性(Yang，1994)。为证实这一点，我们详细考察了样本创业企业与对照组企业的制度不完善性评分，结果表明，在结合相应效标变量进行同心化处理后，被访企业的制度不完善性认知在7点量表中主要集中于4.62～6.73之间(301/366)，而评分低于3的样本关系数则较少(15例)。这一描述性统计结果形象地体现出了我国市场环境中较高的制度不完善性。如前文所述，制度的不完善性是企业机会主义倾向的最主要外部诱因之一(Williamson，1981)，而这一结论对于不稳定环境中的创业企业而言体现得尤为明显：在本模型中，制度不完善性与创业企业机会主义倾向间的相关程度在3个环境不稳定性指标中最为显著
。换言之，在高度不完善的制度环境下，创业企业的机会主义倾向更强，这又潜在地使得其更多地使用寻租性质较强的政治关系资本，而相对遏制其对以相互信任和长期取向为基础的商业关系资本的利用水平。
此外，通过对比不稳定环境下创业企业对2类管理者社会资本的不同利用状况，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除了行业结构变动性这一单纯的竞争性指标外，环境不稳定性的其他各方面因素与政治关系资本运用水平的相关程度整体上显著高于创业企业管理者的商业关系资本。这一结论在本质上与Peng与Luo(2000)的相关研究结论是相吻合的，即在我国经济环境中，政企关系作为企业有价值的关系资源，其作用要相对高于企业间关系(Peng & Luo，2000)。究其原因，一方面，由于我国在发展过程中经历了长期的计划经济阶段，因此，在我国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政府在资源配置、整体经济政策导向、规范市场行为等方面仍然扮演着最为重要的角色(Li & Zhang，2007)。由于在相关制度仍不尽完善的情况下，关系在我国社会中起着补足制度性缺位的作用(Xin & Pearce，1996)，因此，与政府这一规则制定者与资源分配者的良好关系中由于最为靠近整个社会网络的价值核心而必然对企业而言具有更高的价值(Burt，1997)。同时，如前文所述，处于较高的环境不稳定性中，企业必然具有较高的风险预期，进而潜在地导致了对其他竞争性主体不正当竞争倾向的较高预期(Keeley & Roure，1990)，这就使得企业间长期导向的相互信任相对较为难以建立，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潜在遏制了商业关系资本作用的发挥。由于创业企业自身的特性，上述机制对这些新生企业体而言作用尤为明显：一方面，由于面临着先天的资源比较劣势，创业企业必然要更多地依赖其他资源进行竞争，而作为一种社会资源，政治关系资本在其价值性之外还先天地具有一定排他性与相对稀缺性(Chen et al.,2004；Li & Zhang，2007)，这就为创业企业提供了理想的资源基础。而另一方面，受限于其较短的行业经历，创业企业的行业根植性必然较低，这就使得其在发展商业关系方面先天地处于劣势，从而相对更为依赖其政治关系。
2.运用管理者社会资本对创业企业机会主义倾向的影响
假设与假设分别就2类管理者社会资本的运用水平对创业企业机会主义倾向的影响机制做出了预测。根据相应的结构方程模型检验结果可知，得到了完全验证，商业关系资本的运用由于可以有效地为企业提供外部关系支持从而得以相对遏制创业企业由于其新创劣势而产生的被动性机会主义倾向
。结合前文所提到的商业关系资本所附带的在长期取向和相互信任方面的深层含义，这一结果与先前研究所指出的企业间的相互信任在对冲环境不确定性方面的重要价值完全吻合，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证实了本研究所提出了相应作用路径的合理性。
但是，对于假设的统计检验得到了与理论预期不同的结果，在创业企业的政治关系资本运用水平与其机会主义倾向间不存在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相关关系
。由于先前研究指出政治性关系资本蕴含着高度的潜在私人信息与相应的寻租性含义(Jiang & Jin，2008；Chen et a1.,2004)，同时，政治性关系资本已被先前相关实证研究证实与企业的机会主义行为水平正相关(Xin & Pearce，1996；Hallen，2008)，因此这一结果的出现显得较为特别。本研究认为，这一结果的出现可能是由于我国社会的关系导向特性与两方面的共同作用。相比西方社会体系中以交易性为根本的社会关系安排(Burt，1992；Yang，1994)，作为关系导向的社会体系，我国市场体系中的关系安排具有极为鲜明的互惠性特征，而这种互惠性正是长期性关系的根本所在(Yang，1993)。具体到政企关系中，这种互惠性不仅在个体层面上体现为企业管理者与政府官员间良好而稳固的个人关系(如礼仪性馈赠、日常交际等)，在组织层面也需要保证主管部门与企业间关系与其个人关系的非冲突性，而这种非冲突性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企业的“不为恶”(Xin & Pearce，1996；Yang，1993，1994；Peng，1997)。具体而言，企业在经营中需要遵规守法，以免由于自身的不正当竞争行为触犯相关规定并导致主管部门对企业的相应处理，从而使置身事内的政府工作人员处于两难的尴尬局面并进而影响其关系，而作为互惠性交换，主管部门则可能以奖励等不同形式在政策允许范围内为企业提供较多的支持(Yang，1993，1994)。因此，这种“不为恶”的关系互惠机制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对冲了由于政治性关系中潜在蕴含的私人信息所导致的高机会主义倾向。而对于资源匮乏且迫切要求建立自身合规性的创业企业而言，一方面，政府的相关支持对帮助其渡过其新创劣势期的作用极为重要(Li & Zhang，2007)，另一方面，在外部环境不稳定性较高、企业倾向于高估其他竞争性组织行为的不正当性的情况下，在作为市场最根本监控者的政府主管部门处保持正面的经营形象、从而向潜在利益相关者传递自身的正直性与可信赖性，对于创业企业建立其自身的合规性来说具有极大的帮助(Delios & Henisz，2003)。因此，这种“不为恶”的关系互惠对创业企业而言意义尤为重大，从而进一步通过上述机制限制其机会主义倾向。
另外，上述2个假设的统计检验结果从整体上来看也为我们提供了有意义的结论：管理者社会资本的运用在总体上会倾向于降低创业企业在不稳定环境下的机会主义倾向。联系到先前研究所指出的社会资本在对抗外部不确定性方面的作用(Xin & Pearce，1996；Luo & Chen，1997；Peng & Luo，2000)，这一结论与相关理论逻辑相吻合，进一步证实了管理者社会资本的重要作用。同时，当前管理学界对“管理者关系行为是否合乎道德”这一问题存在着较大的争议，其中最为重要的争议点之一就在于对管理者社会资本是否会促进企业的机会主义行为的不同意见。在证实了管理者社会资本对创业企业机会主义行为的限制作用后，本研究的这一结论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澄清这一争议。
3.控制变量的影响
为排除样本企业机会主义倾向的其他外部影响因素，本研究结合先前相关研究的结论引入了3个相关指标作为控制变量。如前文所述，引入控制变量后，模型解释力度由0.46提升到0.55，这一结果部分证实了本研究变量选取的合理性。另外，在引入了以上3个控制变量后，整体模型GFI指数由0.87上升到0.94，模型的拟合优度得到了显著提升，这一结果进一步支持了本研究引入以上3个控制变量的合理性。
结果方面，最终的结构方程模型输出表明，在最终解释变量与创业企业资本规模、创业者行业经验、创业企业经营年限3个控制变量之间均存在着显著的相关关系。其中，创业者资本规模对创业企业机会主义倾向的影响最为显著(r=-0.32，p＜0.01)，这一结论进一步证实了先前关于创业企业“原罪”现象客观来源的相关结论。同时，作为创业企业的重要隐性资源支持，创业者的行业经验也会显著降低新创企业的机会主义倾向(r=-0.14，p≈0.05)。另外，随经营年数的增加，创业企业不断完成其资本积累，其行业嵌入性程度不断提升，可获的外部支持也逐步增加，相应地，其机会主义倾向也会随之降低(r=-0.11，p＜0.10)。
五、结论
(一)本研究主要结论与贡献
本文以我国运动用品制造业企业为样本，以管理者社会资本为主要视角，就环境不稳定性各方面因素对创业企业机会主义倾向的影响状况进行了考察。作为创业企业“原罪”研究中首例从环境影响机制与管理者社会资本的作用出发的研究，本研究的相关发现具有一定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相对于先前相关研究，本文最主要的创新点在于拓宽了创业企业机会主义倾向相关研究的视角，从实证研究的角度将管理者社会资本这一关键概念引入了创业企业机会主义倾向决定机制的相关研究，并藉此为切入点，将环境不稳定性这一在战略研究中被广泛讨论的关键度量引入了创业企业原罪研究，从而拓展了相关研究的着眼点。作为相关领域的探测性研究，本研究对于相关研究进一步发展的方向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同时，本研究的分析结果在实证意义上证实了环境不稳定性以及两类管理者社会资本的运用对创业企业机会主义倾向均会产生显著的影响，这些结论为相关研究进一步的发展提供了相关依据与一些有益的基础。其次，通过将环境不稳定性的3个维度——信息不确实性，行业结构变动性与制度不完善性——与商业性及政治性2类管理者社会资本结合分析，本研究揭示了环境不稳定性各层面因素与2类管理者社会资本之间的匹配性关系，并详细分析了相关作用机制，这在管理者社会资本相关研究中尚属首例。另外，本研究的实证分析结果一定程度上验证了先前相关研究中的部分重要结论，也在统计意义上揭示了一些不同于先前相关研究的特殊结果。结合我国社会与市场体系的特性以及本研究的考察对象——创业企业自身的特点，我们对这些异常结果的成因做出了预测与解释。这些新现象的发现与解释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补足与扩充现有相关理论，并为基于我国特定社会与市场环境或以创业企业为对象的相关研究提供一些新的方向。
同时，本研究的结果对政府与企业的管理实践也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首先，从多个角度出发，本研究证实了创业企业客观性/被动性机会主义现象(Keeley & Roure，1990)的存在，换言之，在面临着先天性新创劣势的情况下，创业企业的机会主义行为很大程度上可能是其在激烈竞争中挣扎求存的无奈之举，这有助于指导企业在其关系安排中正确识别新企业的机会主义行为与建立相应机会主义监控机制。进而，通过分析2类管理者社会资本与这种创业原罪现象的关系，本研究提出了不同类型的外部支持在创业企业机会主义倾向决定过程中的作用机制，这些结论有助于政府与其他相关机构深入分析创业企业的原罪并建立相应孵育机制。同时，本研究结论表明了不稳定环境下，管理者社会资本，尤其是管理者的政治关系资本对企业的重要作用，进而解释并证实了管理者社会资本在对冲外部不确定性、降低创业企业机会主义倾向方面的正面影响，这从理论上为我国企业对管理者社会资本的运用提供了支持。
(二)本研究局限性与未来研究方向
本研究的相关结论主要是在我国运动用品制造业企业这一特定的样本空间下做出的，这就使其可能受到我国特定社会环境与特定行业特性的影响而产生一些选择性偏差。因此，本研究的相关结论有待将来基于其他市场环境与样本空间中的其他研究的进一步证实，以检验其可推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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