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末民初的短篇小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初论文,清末论文,短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如果站在小说发展史的高度来考察清末民初的小说创作，其短篇的地位应在包括四大谴责小说在内的长篇之上，因为审视作品在小说史上的价值首先应该看其在小说观念的改变上所起到的作用。《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孽海花》及《老残游记》是这个时期长篇小说的佼佼者，但从其思想内容及艺术形式所体现出的小说观念来看，往前比不上《红楼梦》，往后比不上民国初年前后的短篇小说。清末民初众多作家的众多短篇冲破了数千年传统小说的套路，体现了新的小说观念。其内容宽阔、形式多样，表现手法由于借鉴了西洋小说而呈现了世界化、现代化小说的某些色彩。以前的中国小说史研究工作者过分地偏爱谴责小说，将短篇搁置于历史的一角，这应该说是不小的失误。
一、新型短篇小说的崛起
清末民初的短篇小说，既不同于志怪、传奇、笑话式的故事型，也不同于“三言”“两拍”式的说话型，而是职业化或半职业化小说作家写的——而不是说的——有人物、有情节、接近于现代短篇小说模式的文学作品。它是梁启超及其麾下所称谓的“新小说”的组成部分。这种新小说早在鸦片战争之后至戊戌变法期间即见萌芽，如宣鼎的《府疯女邱丽玉》，吴芗斥的《金山寺医僧》以及王韬、鄣邦庆、俞樾、邹弢的若干短篇，但那时数量极少，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
到了本世纪初，具体地说是1900年，短篇小说几乎是扑天盖地而来。这并不是偶然的，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和文化背景。
19、20世纪之交发生在我国的“小说界革命”将始终被视为“小道”的小说请进文学殿堂。随着维新变法的失败，在《巴黎茶花女遗事》、《黑奴吁天录》、《天方夜谭》、《六号室》等翻译小说的比照下，又使中国小说作家深刻认识到梁启超及其麾下所鼓吹的政治小说的浅薄。与此同时，西方资本的输入，上海、天津、北京等工业大城市迅速崛起，一支数量可观的市民队伍在紧张的劳作之余产生了娱乐和消遣的文化要求。需求与生产向来是互相刺激，互相促进的。1900年始，文艺副刊、专业文艺刊物相继应运而生。据有关资料统计，从1902年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办《新小说》刊1917年胡寄尘在上海办《小说革命军》，其间创办的以“小说”命名的报刊就近30种之多。其中有《绣像小说》、《新乡小说》、《小说世界》、《月月小说》、《中外小说林》、《小说时报》、《小说月报》等。它们大都在上海、广州、汉口、香港出版印刷。这时，小说作者（译者）、出版者与读者之间的商品关系初步建立：小说作者获得稿酬，出版者维护版权，读者出资购买报刊，三者之间的这种商品关系在我国出版史上尚属创举。当时出版最多的是登载小说的报刊，其中既有翻译小说，也有创作小说。在创作小说里，出版者尤推崇短篇，这就更加刺激了短篇小说的生产。例如《小说林》在创刊号上登出“募集小说”启事，提出“篇幅不论长短”；《月月小说》第14号上刊有“特别征文”启事，称“本刊现欲征求短篇小说，每篇二、三千字”。《小说时报》和《小说月报》在篇目的编排上将短篇放在长篇之前，足见当时对短篇小说的重视与需求。另外，在这个期间京津出现的《京话时报》、《爱国白话报》、《白话国强报》、《竹园白话报》和《天津白话报》等也倡导并登载短篇小说。例如于1905年8月20日创刊的《北京女报》上就辟有“短篇小说”栏目，刊有《逛永定门》、《还愿》等短篇小说。这些报刊一方面在满足以市民为主的读者队伍的文化要求做出贡献，另一方面对短篇小说的兴起，繁荣起了促进作用。阿英在《晚清文艺报刊述略》中早就指出了这一点，他称晚清四大期刊之一的《月月小说》的“主要功绩，却应该说是对短篇小说的提倡。刊载短篇之多，开前此未有之局。统计两卷所载，吴趼人即有《人镜学社鬼哭传》等13种，《黑籍冤魂》也是其中之一。天缪生有《学究教育谈》和《孤臣碧血记》。陈冷血有《乞食女儿》、《破产》。萧然郁生有《彼何人斯》等约20余种。可以说是当时中国新的短篇小说的发韧，一种新的尝试。”这个时期到底有多少短篇小说问世，到目前尚没有准确的数目。阿英的《晚清戏曲小说目》只收千余种成书，其中大部分是译作，创作不过400余种，且收录的下限止于1911年。民初的创作小说比晚清兴盛得多，但行世的单行本不多。据现在掌握的资料，清末民初的短篇小说在数千种。
二、多姿多彩的新型短篇小说
如果说清末民初和长篇小说以谴责为主调而略嫌单一的话，那么这个时期的短篇则以形式的丰富多彩而见长。其中既有承袭“三言”、“两拍”、传奇的旧货，也有体现了较多现代小说观念的新作；既有类似于民间故事的古老传说，也有明显受西译文学影响的侦探、推理、书信式小说；既有与明清言情小说有缘的所谓“鸳鸯蝴蝶——礼释六派”小说，也有与新文学运动的初期文学研究会的创作宗旨相连的社会人生小说。样式的多姿多彩显示了新型短篇小说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中所萌发的勃勃生命力。
1、志怪传奇式
任何事物都有惯性，处于运动状态的社会思潮亦然。运行数千年的旧小说受到“小说界革命”的阻力，并不能即刻处于静静状态。这个时期仍旧有大致体现了“三言”、“两拍”志怪传奇式的小说是难免的。这一类以海沤的《贾大姑》和刘半农的《庸人自忧》为代表。前者类似于唐传奇《谢小娥传》。故事发生在“兴安岭之麓，松花江之滨”的三家子屯。作品描写了住在这个屯子里的贾大姑以智以勇除掉了卡客自己父母的贼寇首领的故事。谢小娥凭的是父亲的梦中指点，而贾大姑却完全凭个人的智勇，较之于谢小娥更富传奇性。《庸人自忧》的故事发生在美国华盛顿将军的某部下曾寄住的地方，其主题是说世上并没有鬼。这是中国传统小说里经常涉及的题目。
2、民间故事式
短篇小说与故事是有区别的。故事以事件的进展为主线兼及人物，关键是要交待清事件发生的地点、时间、事件的始末。小说，尤其是新型短篇小说却不要求对事件本身交待得有始有终，它完全可以截取生活中的一个横断面。但在中国传统小说里，故事与短篇小说混为一谈，二者不分，是将故事，甚至笑话都列入小说类的。同时，重故事情节是中国传统小说的重要特点。清末民初期间的短篇小说，有的仍旧用讲故事的方式。虚白的《暗中模索》讲的就是在民间流传很久的故事，说的也是那个古老的话题——因果报应。张其讯的《两头蛇》转述的是印度的民间故事，宗旨也是古老的话题——图财害命者不仅害了别人，而且也毁了自己，所受到的惩罚恰恰与他的犯的罪行相当。
3、侦探推理式
侦探推理小说是西洋小说中的一个重要品种。由于西方小说的译进，这类小说在我国极受欢迎。茶花女和福尔摩斯是当时中国读者最为喜爱的两个人物形象。由此可见侦探小说对中国小说作家的影响之深。定一在《新小说》第13号上的《小说丛话》中说：“吾喜读泰西小说，吾尤喜泰西之侦探小说。千变万化，骇人听闻，皆出人意外者。且侦探之资格，亦颇难造成名。有作侦探之学问，有作侦探之性质，有作侦探之能力，三者具始完全，缺一不可也。故泰西人靡不重视之。俄国侦探最著名于世界，然吾甚惜中国罕有此种人，此种书。”这大概是清末民初对侦探小说较早的呼唤。侠人在《小说丛话》里也大声呼唤中国的侦探小说的出世：“唯侦探一门，为西译小说家专长。中国叙此等事，往往凿室不近人情，且亦无此层出不穷境界，其瞠乎其后矣。”侦探小说采用与中国传统小说迥异的艺术手法，很吸引读者。先是大量的译进，然后就模仿着写。译侦探小说、创作侦探小说蔚为风气。从王汉章的《金沟盗侠》、包天笑的《女装警察》、天虚我生的《衣带冤魂》、俞天愤的《柳梢头》和《烟影》、程小青的《花石曲》和《司机人》、《石上石》、贡少芹的《化装美人》、《女红薇党》、顾明道的《灯光人影》等侦探小说来看，已打破了中国传统公案小说平铺直叙的写法，力求曲折、蜿蜒，这不能不说是中国短篇小说的进步。
4、书信式
中国传统小说，多是用第三人称写的，即作者无所不知，独揽论述、描写于己身。这种叙事角度当然有很多优点：可以变换角度从各个侧面描写各种人物在各种场合下的心理活动及言谈举止，将视角伸向各种场合。这种叙事方式对于描述复杂场合中的多个人物的性格是极为适合的，但它也有限，不能从一个侧面观察事物，从而产生独特的主观性的叙事效果。第一人称叙事方式则可以弥补这一缺憾。它可以从“我”这一个角度描写人物，不仅能细致入微地展现“我”的心理活动，而且由于“我”以外的事物均系非“我”所知，更能给读者以想像的余地，有助于故事情节的跳跃式发展。这种叙事方法在我国的传统小说中是极为罕见的，而西洋小说里却经常使用。随着西洋小说的译进，这种叙事方法也为我国的小说作家接受。如章士钊的《又枰记》用的是转述式，即以“我”的所见所闻，向人“传述”何靡施与法兰西女学堂学生沈棋卿的爱情故事；包天笑的《冥鸿》由似断似连的11封信组成。写信的是在辛亥之役中的阵亡者大哀的夫人，收信的是她已亡的丈夫。11封信既未取首尾两封，也不连续，是由第169、171、172、175、177、185、186、187、188、189、191组成。以年轻妇女写给已长眠地下的信这种方式更有助于抒发主人翁内心的苦楚。
5、言情式
言情小说是清末民初短篇小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适应20世纪初页崛起的工业化大都市这一特殊社会氛围而诞生的，其主要作家就是被人惯称的所谓“鸳鸯蝴蝶——礼释六派”，其中以包天笑，周瘦鹃被选为首领。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一、包天笑，周瘦鹃等人的早期言情小说在中国小说由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过渡的进程中起着一定的桥梁作用，不仅其主题有一定的封建意义，而且语言流畅，口语化，大众化，较之于同时代的其他流派的小说作家，更接近于“五四”为开端的新小说。二、新文学运动初期以文学研究会诸作家为首对鸳鸯蝴蝶派曾给予激烈的批评，有一定的道理，但鸳鸯蝴蝶派诸作家所体现的小说的娱乐消遣功能亦不能全盘否认，历史应给予公平的评论。即以包天笑的《一缕麻》来看，说的是一对痴情男女生死相爱的故事：聪明美貌的姑娘嫁给一位痴呆的青年，姑娘十分厌恶他。但姑娘于嫁后的第二天便患传染病，痴呆的丈夫不惧怕传染而守护在她身旁，结果丈夫被传染上疾病身亡，而姑娘却恢复了健康。自此，姑娘大受感动，“哭拜于灵帏，其哀痛之感人，虽道路闻之亦堕泪。”尽管后来有翩翩君子来求爱，她也不改变对痴呆丈夫的爱恋。这是中国的“生死恋。”梅兰芳曾以此改编为京剧，大大感动了许多中国的观众。包天笑的另一个短篇《画符娘》是反对封建迷信，让人相信科学的。周瘦鹃的《真假爱情》热情歌颂了辛亥革命年间为国捐躯的先烈，赞美了那些为革命奋勇献身的热血男儿的爱国主义情操，同时也颂扬了那些支持革命、同情革命的女青年的美好心灵，斥责了那些以金钱地位为爱情标尺的女青年的丑陋行为。以上几个短篇当然是鸳鸯蝴蝶派作品中的佼佼者，将其称之为“进步小说”完全合格，有的冠之于“革命小说”都不为过。即侠李涵秋的《蝴蝶相思记》、周瘦鹃的《恨不相逢未嫁时》、韦士的《月下女》也只是描写了封建思想桎梏下男女婚姻的不自主，绝少风流韵事的描写。要谈言情小说的缺陷，恐怕以千篇一律，较少佳作论之还比较有说服力。
6、科幻式
科学幻想小说与神话小说不同。前者是借离奇的情节、大胆的想象，对科学世界予以形象的描述；后者却不涉及科学技术领域，尽管其情节亦离奇，想象也大胆。我国传统小说中的神话、志怪、传奇中的部分作品，旦能称作神话小说，却不能称为科幻小说。
科幻小说起于西洋，我国的科幻小说是由当时对西洋小说颇感兴趣并致力译后的一批文人介绍过来的。其中徐念慈就是对此作出重大贡献的一位。他被誉为我国的科幻小说之父。他不仅译介西洋的科幻小说，而且写这类小说。他写的《新法螺先生谭》是我国小说史上最早的科幻小说。作品描述了“余”漫游月球、火星、金星的奇遇，最后落入地中海，乘舰“由印度洋入中国海而至上海”。在这篇万余字的作品里，作者用了相当多的科学术语，如“离心力”、“造人术”、“北极”、“循环系统”、“卫星”、“坠物渐加速之公例”等等，这对于中国读者来说，是十分新颖的。
用下过一场透雨，肥沃的土地上短时间内即丛生出一片各种草木来比喻清末民初的短篇小说的繁荣与芜杂是相当恰切的。将它们分门别类，并冠之以恰如其分的名称是困难的，上过六种只是其中最醒目的几类。有人曾对这个时期的短篇分类，计有政治小说、军事小说、教育小说、纪实小说、社会小说、言情小说、警世小说、笑话小说、侦探小说、武侠小说、爱国小说、伦理小说、科学小说、家庭小说、法律小说、广告小说、商业小说、历史小说、迷俗小说、虚无党小说、拆白党小说、……我们姑且不问分类的合理与否，从中可以看出当时的短篇小说形式的丰富多彩这一事实。
三、清末民初风云录
19、20世纪之交，可谓多事之秋，是我国历史上少有的极为混乱的岁月之一。历史上把魏晋南北朝称为改朝换代频繁、民不聊生的乱世，清末民初的现状有过之而无不及。反映魏晋南北朝乱世的有许多著名作品，如《三国演义》、《世说新语》描写19、20世纪之交这个乱世的，除了长篇小说外，还有别具一格的短篇小说。它们从不同的侧面描绘了清末民初的风云。
以救亡图存为目的戊戌维新运动是世纪之交震撼中国上上下下的革命之举。但它不过是昙花一现，政治局面很快又回到那种令人窒息的黑暗状态。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的资产阶级维新派，依旧没有找到一条民族振兴之路。这个时期的短篇小说真实地反映了这一革命运动在普通民众中的反响，从而揭示了其失败的重要原因在于民众的冷漠。王钟麟的《学究教育谈》反映了这样的现实，尽管康有为的《公车上书》写得感人心肺，谭嗣同就义时发出的“有心杀贼，无力回天”的独白催人泪下，但他们的活动范围、影响所至仅仅限于地主阶级开明派和部分士大夫知识分子的狭小圈子，大部分平民百姓并不明白他们所说的维新为何物。在偏远的乡村，“年约五十许，面狭长如削瓜，背偻作曲线，双目眴转，睛深陷作碧色”的旧日蒙师陆某摇身一变成为学堂的校长，尽管挂起了“某某高等小学堂”的新式招牌，但师资，教材、校舍均毫无改动。陆先生虽然受到视学者的批评，禁止他以后不得再用学堂名誉，但我们从中可以看到维新派兴新学废旧学的群众基础是何等薄弱，维新志士的理想不破灭才是咄咄怪事。
吴趼人的《查功课》生动地反映了清政府镇压同盟会革命活动的情形“统治阶级的爪牙——督署——夜间以到学堂查功课为名，翻箱、倒柜、掀被褥、拆帐子稽查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可受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启发的学生早有防备。他们有的将《民报》藏在袖子里，有的藏到裤裆里。
为了挽救清廷的覆亡。缓和革命形势，清政府采纳湖广总督张之洞、直隶总督袁世凯等人的建议，采取君主之宪制。1905年，清政府派载泽等5位大臣到日、英、法、德、美等国考察政治，第二年9月便颁布《钦定仿行宪政》的上谕，改革官制。1908年8月，又颁布《钦定宪法大纲》，规定预备立宪期为9年。清政府所玩弄的预备立宪完全是一个骗局，当时的短篇小说以辛辣的笔触予以讽刺。吴趼人的《立宪万岁》就是以载泽等5位大臣出国考察政治、回国推行君主立宪的历史事实为据编排的神话小说，只不过作品中的主要人物不是清朝皇帝，而是玉皇大帝，出国的不是载泽等5位而是孙行者、戴宗、猪八戒等5人。君主立宪的结果是无论支持者还是反对者，皆大欢喜：“原来改换两个官名，就叫做立宪。”“此外不再动，诸天神佛，一律照旧供职”。君主立宪使统治者的地位未受任何惊动，另一面则是劳动人民受苦受难的地位也毫无改观。饮椒的《地方自治》描写了车夫仍旧受欺压，新裁判所所长的判决仍旧大失公允。
从18世纪中期起，英美、沙俄不法商人先后大量向中国输运鸦片，据有关资料记载，1835年吸食鸦片人数已达200余万。统治阶级中的一部分吸食鸦片后，变得更加贪婪和腐败，老百姓吸食鸦片，土烟流行，严重破坏了社会生产力。英人马丁曾说：“同鸦片贸易比较起来，奴隶贸易是仁慈的；我们没有摧残非洲人的肉体，因为我们的直接利益要求保持他们的生命；我们没有败坏他们的品格，没有腐蚀他们的思想，没有扼杀他们的灵魂。可是鸦片贩子在腐蚀败坏和毁灭了不幸的罪人的精神世界以后，还要折磨他们的肉体。”吴趼人的《黑籍冤魂》和包柚斧的《善良烟鼠》从一个侧面表现了中国人民深受鸦片之害的真实情景：前者描写了一位富家公子从不吸鸦片到学、上瘾，再到欲戒而不能，最后不仅毁了自己，也毁了包括妻子、儿女在内的经过；后者描写了某地“烟客横陈于塌，”的情景。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民除了承受封建统治者的压榨外，还要承担对外赔款的重大压力。为了最大限度地搜刮老百姓的血汗，统治阶级的喽罗们费尽了心机，绞尽了脑汁。陶安化的《小足捐》就生动地表现了这一主题。作品写道员向巡检征求摆脱财政困难的计谋时坦言：目下时局艰难，财政支绌，庚子赔款，以本省地瘠民贫，每岁亦摊派数十万。加以迩来北京练兵处，新订规章，改良军政，本省亦须拨款若干，以应急需。综此二项，非勉力筹一巨款，断断不能济事。然脂膏将竭，设法无由，奈何！当时搜刮民财的路数，如猪捐、米捐、口捐、茶捐、房捐、烟酒捐、百货捐等等，都早已用尽，从巡检“夜已二鼓，犹独在花厅中，摇头、拈须、闭目，时而行，时而立，时而坐，时而凭几卧”的形态里，可见榨取老百姓的骨髓的种种办法已经用尽。再难有什么新招。但向道员买好以求得高升的强烈愿望促使他想了又想，终于想出了小足捐。“小足捐”不仅顺应了解除妇女缠足之苦的兴利除弊风气，而且征收面广，收益大，其具体规定是：“凡妇女足小二寸余者，每日收捐五十文，按寸以十文递减。若大至六寸者，即行免捐。按户稽查，另立捐册”。
清末民初的短篇小说还描写了在西方列强的铁甲战舰将满清统治的宝座震得摇摇欲坠的时刻，清廷各级官员的复杂心态：有的慌作一团，有的借机大发国难财，有的变官兵为贼寇，有的官兵专练逃跑……包天笑的《诸神大会议》写的虽是天神，实际上却是影射清廷，逼真地描绘了在外敌侵入、内乱四起的情势下统治集团一筹莫展的窘态。天石的《南酆都阅兵记》写的虽是阴间事，说的却是阳间情：威风凛凛的南酆都郡王专练逃跑的战术，其理由是：“我们阴司里讲究的兵法，与你阳间不同，是专门在败仗上研究的。因为打胜仗是侥幸的事，万不能定准，第一件要紧的就是逃命，单靠两条腿跑得快，是不中用的……”程善之的《机关机》揭露了清军某军参谋、副官、秘书、军需与洋人合谋购买洋人的机关枪从中渔利的丑行。许指严的《焦溪焚掠记》以一位商人的目睹说明了官军就是明火执杖的贼寇。
四、鲁迅、叶圣陶、罗韦士等人的社会人生小说
五四文学革命之前，与现代小说在观念上最为接近的，是鲁迅、叶圣陶、罗韦士的社会人生小说。尤其是叶圣陶的作品，无论在思想内容上，还是在艺术形式上，都称得上是与现代小说对接的第一根钢轨。
作为新旧形态小说粘合剂的，不是别的，而是对社会人生问题，特别是对下层劳动人民的悲惨命运的探索。劳动人民从被污辱被耍笑的对象上升为被同情、被歌颂的对象，是小说从古典形态转变的现代形态的重要标志之一。新文学运动之初斐声文坛的文学研究会之所以以“反映社会的现象，表现并且讨论一些有关人生一般的问题”，同情被剥削者与受损害者作为旗帜，就是因为这个。
叶圣陶早期的短篇，虽用文言写成，但思想内容大都体现了数年之后文学研究会的宗旨。他发表最早的短篇是《穷愁》，描写了失业工人阿松的不幸：他与年老体弱，又聋又瞎的老母租房而居，已经三个多月付不起房租。他不得不靠沿街叫卖炊饼而度日。卖饼回家的路上又被人引进赌窑而冤狱。当阿松出狱后，老母亲因交不起房租而哭号于街头。《博徒之几》和《贫女泪》是叶圣陶对下层劳动人民鸣不平的另外两个短篇。前者的主人翁是王根生，他有志读书，勤奋好学，但却屡遭不幸：嗜赌成癖的父亲打骂他，后母诬陷迫害他，不仅书读不成，而且生存都有困难；后者的主人翁是位弱女子云娘，只因她“妆奁菲薄”，婆婆便对她百般凌侮，甚至无中生有地诬其以姿色勾引公公，清白而弱小的云娘最后以吞食鸦片烟而结束了短暂的一生。从《穷愁》中的阿松母子，《灵台艳影》中的白生，到《博徒之几》中的王根生和《贫女泪》中的云娘，我们从中可以发现一条线，这条线是用下层劳动人民的血泪串连起来的。这条线又延伸到五四文学革命、与《这也是一个人？》紧紧地连在一起。
罗韦士在中国小说史上显然不如叶圣陶，但他在清末民初的几个短篇却可与叶圣陶妣美，他的不足之处是未能像叶圣陶那样，与现代小说接轨之后继续前行。罗韦士最有价值的作品是《卖花女》和《采桑女》，其主题都是描写贫苦之家的女孩子的不幸命运的。前者描写了一位荡舟卖花而谋资以养老母的姑娘被卖作妓女最后投井自杀的悲惨经历；后者描写了纯洁善良的采桑女为封建礼教葬送的故事。
此外，与现代小说接壤的，还有陈景韩的《路毙》、恽铁樵的《工人小史》、企翁的《欧战声中苦力界》、俞天愤的《卖茶儿》、无愁的《渔家苦》、髯的《农家血》、蔚云的《征妇》以及李劼人的《强资真诠》。这些短篇的主人翁都是受压迫受磨难的下层社会的劳动者，作品对他们的不平等遭遇给予同情，对他们的相濡以沫的品德予以赞扬。
这里应特别一提的，是鲁迅先生的文言小说《怀旧》。
《怀旧》写于1912年，署名周卓发表于次年4月出版的《小说月报》第4卷第1号上。作品以第一人称的手法，描写了刚刚发生的辛亥革命在乡间各阶层人们中间引起的反应。主人翁有三个：地主豪绅金耀宗、封建帮闲文人秃先生和长工佣仆王翁、李媪。乡间巨富、封建礼法的维护者金耀宗从何墟三大人那里刚刚听到一点革命的风声，便惶惶不可终日。他要借张睢阳庙庭的宽敞地方备饭宴请革命党人，以表示自己是个百分之百的顺民。但秃先生却劝金耀宗不宜与革命党人亲近，家眷应该提前躲避。金耀宗对秃先生的劝告似解非解，但还是表示感谢之后而逃之夭夭。秃先生是金耀宗的狗头军师，在他眼里，革命者是盗贼。但他听到革命的消息后也是如丧家之犬——慌忙、弃教务而逃难回家。他这次逃难回家与往常返乡不同：往常回家必带《八铭塾钞》数卷，而这次却只带着张箱子里的衣物，八股文的卷本一概丢弃。但是风声一过，一切又恢复了正常。革命不过是吓得金耀宗之流暂避一下风头，而且他的那些姨太太还视逃难如春游，口红眉黛仍不可缺。长工佣仆王翁、李媪眼看地主、乡绅纷纷逃难，竟不知道天底下发生了辛亥革命运动这样的大事。其生活秩序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而且还胡里胡涂地把革命党当作长毛，视为杀人越货的江洋大盗。当金耀宗、秃先生安然返回村庄自嘲前此仓皇之愚时，这些佣仆居然也跟着大笑。《怀旧》对于辛亥革命的历史经验还是初步涉及，在他后来的小说《药》、《风波》以及《阿Q正传》里有了更深刻、更形象的揭示。《怀旧》与后来的小说的主题是一致的，只是深度有别而已。1934年，鲁迅和茅盾应美国作家伊罗生之请，为国外读者编选一本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集《草鞋脚》，最初的选目就有《怀旧》。伊罗生说，他们编《草鞋脚》的意图，是想通过一些具体作品来探索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发展过程，为那些想了解中国新文学发展史的海外读者提供一幅连贯的图画。鲁迅拟将《怀旧》入选，说明他本人就把《怀旧》当作这册连贯图画的第一幅。这一看法，不仅三十年代的茅盾和伊罗生赞同，后来也还为国内外的文学史研究者所承认。例如著名的捷克汉学家普实克直到六十年代还将《怀旧》看作“中国现代文学的先声”，说它“完全是一部新的现代文学作品，而绝不属于旧时代的文学”。（《鲁迅的〈怀旧〉——中国现代文学的先声》，载美国《哈佛亚洲研究学报》1969年第29期）
五、艺术手法上的变革
清末民初的短篇小说，除了继承传统小说的表现手法外，还从西洋小说中借鉴学习了一些方法，这主要是第一人称叙事方法和倒叙、插叙手法的引进。
中国的传统小说，多是用第三人称写的。这与中国小说起源于说话有关。说话人讲述一个故事，其视线可以深透到他要谈的任何空间“或叙述、或描写、或议论。这种叙事方式当然优点很多，但“全面出击”，有时显出单薄。而第一人称叙事方式可以集中描写“我”这一方面的事情，其余则交读者去想像。清末民初的小说作家也开始学着利用这种叙事方法结构自己的作品。例如吴趼人的《黑籍冤魂》前后两个部分都是用我亲闻、亲见、亲受的口气来叙述，中间鸦片鬼（即“我”中“我”）的自传则述其经历。这就增强了作品的真实性。包天笑的《冥鸿》是用11封书信构成的。11封信如11篇抒情散文，抒发了一位多情善感的年轻妇人对亡夫的思念与无奈的忧伤。这种缠绵忧郁的情调，我们在中国传统诗词里经常能看到。可见西洋小说的表现技法一旦与传统小说技法嫁接，就会显出与母体的血缘关系。再如卓呆的《温泉浴》，自始至终由“余”的目睹组成：在日本箱根“旅馆之夜”，“余”听到隔壁两个人的对话，其中自称留学生的一位发表了关于“嫖妓”的高论，第二天在“温泉浴旁”，“余”吃惊地发现，昨夜打听嫖经的竟是国内某改良会会长，从表面上看，它是第一人称手法，但从“会长”昨夜打听嫖经的正人君子模样到见沐浴女子时呆若木鸡的神志的对比所形成的讽刺效果来看，它又根源于通过黑白对比达到讽刺目的的传统手法。由此可见，即使学习借鉴西洋小说的某些表现技法，也必须与传统手法紧紧结合在一起。
从头说起，有头有尾、若是故事长则“下回分解”，若是故事有岔，便“花开两朵，各表一枝”是中国传统小说的规则，很少倒插笔。西洋小说却不然，倒叙，插叙相当普遍。它好像中国南方的古园，路折径转，使人在有限的庭院里觉得洞天大开。例如恽铁樵的《工人小史》写工人韩薛人的小史，并不是从他的身世写起，而是运用插叙的手法追叙他的经历。过去的不幸是眼前极为贫困的开始，眼前的困苦则是过去不幸的继续，从过去的经历和现在的处境又可预示将来的命运。倒叙、插叙使作品跳跃式地显示了工人的小史。包天笑的《牛棚絮语》写“我”坐车回苏州，偶遇3年前仅有一面之识的妓女，制造了一个悬念。然后写当“我”扫墓时，途中遇雨，到水车棚躲避，又与这位妓女不期而遇。通过交谈，他把3年来浮沉于恨海的遭遇倾吐出来。周瘦鹃的《花开花落》写一位佳人在爱情上由欢而悲终于发疯的过程，但作品不是正面顺序描写，而是从对楼中一位小说家目睹和猜测的角度，以这位小说家向画家朋友讲述的口气，由浅及深地迭次叙出；初见其楼窗位置，再见其玉容娇态，三见其得情书、读情书的神情，最后见其憔悴、咯血、歌哭无常和吞钻石戒指而亡。鲁迅的《怀旧》通过一个童子忆旧，写他一天之内的见闻，把不同的生活片断联结起来。这些生活片断显然不是一个完整的故事，与中国传统小说按照时向顺序讲述故事有了很大区别。
六、衰落与影响
短篇小说经过短暂的兴盛之后，很快便衰落了。绮缘（吴惜）在《小说新报》第5年第5期上将“其兴也忽焉，其亡也勃焉”的原因归结为人才消乏、代价菲薄、识力欠缺、劣本充斥、鼓吹过甚等五个方面，虽然有一定的道理，但并未挖到根子上。
清末民初的短篇小说是有别于中国传统小说的一种新样式，包函了许多新的成分。它是在西洋小说的影响下，适应20世纪初页那个特定的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而诞生的。这种新形式对于我国当时的小说作家来说，还是相当陌生的，思想沉淀与生活积累的欠缺都使我们的作家难于驾驭这种新型的短篇小说。仅凭对外国文学的粗浅了解与对生活拂光掠影般的认识就捉刀撰写这种小说，是远远不够的。这个时期既未出现著名的作家，也没有产生可以在小说史上大书特书的作品，其原因正在于此。
但是，我们不能否认清末民初的短篇小说在中国小说史上的地位。这个时期的短篇小说的许多有益的成分为中国现代小说所吸收，五四新文学运动初期的部分作家也是从这个时期就起步的。例如这个时期的短篇小说的第一人称和倒叙、插叙手法，关注社会人生的现实主义创作精神，特别是从重故事情节向人物性格的转移所表现出来的现代化、世界化倾向都为中国现代小说作家所继承。再如鲁迅、叶圣陶等，他们都是以清末民初的短篇小说为起点的。
五四新文学运动中，在小说领域最先繁盛成熟起来的也是短篇，而不是长篇。长篇的出现不仅在短篇之后，而且质量、数量都不及短篇。这当然有其客观原因，即长篇巨制需要作家较之于短篇更多的生活积累，难度大，但也与短篇小说在此之前有相当的基础有关。也就是说，在五四新文学运动初期，短篇小说是在有一定的作家队伍并有一定数量作品作为参考借鉴的情势下起步的，它不是从零开张，而是沿着前人的步子继续往前走，像鲁迅、叶圣陶、李劼人等，早在清末民初就创作了若干短篇，新文学运动开始之后，他们是顺应潮流，操的是旧业，取得不凡的成绩是顺理成章的。而长篇小说却缺少这些条件。由此我们可以看出
清末民初的短篇小说在中国小说史上所占据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