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与近代中国和世界”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甲午战争论文,近代中国论文,学术讨论会论文,国际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4年是甲午中日战争一百周年。9月7日至11日，由山东省宣传部、中国历史学会、山东社会科学院、山东省社会科学联合会、威海市委和市府等单位发起，在山东省威海市举行了“甲午战争与近代中国和世界”国际学术讨论会，来自海峡两岸及日、韩、美、德、加等国的历史学者125人与会，提交论文98篇。与会者报告了自己的论文，并进行了热烈、广泛的讨论，显示了国际间甲午中日战争史研究的新水平。与会者的论文和讨论大致可归纳为以下几方面问题。
一、甲午战争的起因、战备和中国战败的原因
（一）关于战争的起因 林子候（嘉义大同商业专科学校）的《甲午战争前日本之内政与备战）指出，明治维新后日本走上近代化方向不是采取市民政权之成长，而是选择普鲁士式的绝对主义，把“武国”和“扩张”作为最高国策。虽然确保朝鲜市场是日本发动战争的动因之一，但即使没有“朝鲜问题”，中日间之战争也势所难免。刘学照（华东师范大学）的《论李鸿章和伊藤博文的三次会晤》提出明治维新后日本历史走向问题。认为，明治维新即将成功前后，日本近代化进程发生了“脱亚入欧”的折变。作为日本发动甲午战争主要历史动因的“大陆政策”，显然是日本“脱亚入欧”历史走向的产物。李廷江（亚细亚大学）的《日本财界与甲午战争》强调了战争的经济因素。认为力图恢复日本在朝鲜的“商权”，是日本挑起甲午战争的一个主要原因。山本四郎（神户女子大学）的《小川又次稿〈征讨清国策〉》认为日本陆军在1887年已决定非打中国不可了。中塚明（奈良女子大学）的《中日甲午战争之开战与“陆奥外交”》认为，7月23日以占领朝鲜王宫为主的日军行动，是在日本外交当局的指挥下进行的。朴日根（韩国釜山大学校）的《李鸿章的避战外交与陆奥宗光的开战外交》，也详细论证了陆奥外相和日本外交当局运用外交手段导致了战争的爆发。藤井志津枝的《甲午战争与日本的大陆浪人》指出，日本发动甲午战争过程中，国内的国权论迅速膨胀，而以国与国平等为基础的国家论及个人主义终至消失，揭示了战争的思想动因。水野明（爱知学院大学）的《日本侵略中国思想检证》认为，日本侵略中国和朝鲜的思想，可溯源于16世纪的丰臣秀吉之侵朝征明战争。到了德川时代，这种称雄大陆外扩膨胀的思想，更普遍地影响了一般民众。福泽谕吉的“脱亚”思想，是一种“夺亚”的思想，是侵略中国思想的总结。
（二）关于日本的备战 林子候认为，1882朝鲜发生“壬午军乱”后，日本把中国列为假想敌，进行全面备战。到1893至1894年初，已具备了向中国挑战的实力。刘学照认为，中法战争后的十年，是日本系统形成“大陆政策”、力图“脱亚入欧”的十年，到1893年颁布战时《大本营条例》，大体完成了建立战时体制的准备。马幼垣（夏威夷大学）的《法人白劳易与日本海军三景舰的建造》，论析了“三景舰”在黄海海战中的作用微乎其微后，指出实际上日本海军是在主要作战工具存在严重技术问题尚未解决时，便仓皇上阵的。
（三）关于清政府的战备与战争指导 王楚良、施渡桥（军事科学院）的《清政府的战备与甲午战争》认为，清政府的战备指导思想，存在着立足于和、“以守为防”、疏于援朝和不重视研究敌情等错误；实际战备中又有军队近代化滞后、海防部署不周、动员体制落后和后勤体制庞杂等方面的缺陷。赵国钧（海军司令部）的《甲午海战若干经验教训的思考》认为，清朝统治者对形势估量大大落后于实际，战争准备远远落后于实战要求，没有主动开辟海上战场，从而导致海军失败。苏读史（海军军事学术研究所）的《甲午战争与晚清海防方略》、皮明勇（军事科学院）的《试论甲午战前中国之海战理论与北洋舰队的作战指导失误》、史滇生（南京海军指挥学院）的《甲午战争和中国海军的近代化》、孙占元（山东师范大学）的《海防之议与甲午战争》等文，对清政府的海防思想、海防方略、海军近代化和北洋舰队作战指导等方面的缺陷和失误作了仔细的论析，并揭示了这些缺陷与失误同甲午海战失败的联系。
（四）关于中国战败的原因和教训 迟云飞（湖南师范大学）的《从国情国力军力的对比看中日甲午战争》认为，在军力上中弱日强，在国力上中强日弱，在国情上中劣日优，日本利在速战，中国利在久战，但中国未能坚持下去，最后失败。刘学照认为，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不是由于战前的绝对国力没有增强，而是由于相对国力弱而败于日本。张一文（军事科学院）的《清军甲午战败军事原因析》，从国防发展战略失误、对日军迟迟不作军事准备、战略谋划不善、对海军使用不当、军队素质差和国防体制陈旧等方面分析了清军战败的原因。苏小东（烟台海军航空工程学院）的《甲午年徐建寅奉旨查验北洋海军考探》指出，当时北洋海军弹药储量相当可观，北洋海军在黄海战争中弹药不足，完全是丁汝昌没有带足弹药所致。董蔡时、王建华（苏州大学）的《浅议甲午陆战中清军的装备》也认为，淮军的准备是相当充足和先进的。李鸿章将战争失败归因于武器落后的说法，是不足信的。但清军的装备及其使用存在一些致命的弱点，许多武器落入日军手中，导致双方装备发生逆转，使战争最后失败。郭毅生（中央民族大学）的《中日甲午战争刍议》认为，避战主和、和战两歧、消极防御是中国战败的缘由。张玉法（台北中央研究院）的《山东对甲午战争的反应》认为，山东战场所以失败，是由于海战与陆战不能作适当的配合，部分官员失职和军队纪律不严，援军不至等。
在战败的教训方面，王家俭（台湾师范大学）的《甲午海战挫败的几点反思》指出，中国原为陆权国家，缺乏重视海防的传统，创建海军未能中央化和统帅任用之不当。当是主要的错误，致败之由，值得反思。董志正（大连市文联）与吴振华的《丧失机遇就必然被动挨打》则强调，洋务运动不是全面改革，故发生日本战败中国的残酷事实。郭墨兰（东岳论丛杂志社）的《甲午战争百年文化沉思录》则从文化层面反思。认为中国人基于传统文化的“天下中心”、“封藩”、“华夷”等观念和自大心态，“羁縻”思想，以及“非制海权”、单纯防御等观念，是战争失败的深层原因。陈福坡（日本中华宗亲谱系学会）的《甲午战争与近代中国》指出，百年来的痛伤、裂痕几乎仍未能弥补；海峡两岸所谓的“意识形态”、“统独情结”，似乎都与甲午战争的失败有关。希望检讨过去，策进未来，深盼中日两大民族携手合作，迈向令人满意的大同世界。
二、甲午战争前后的远东国际关系
（一）战前列强在远东的矛盾 王春良（山东师范大学）的《甲午战争前后的远东国际关系》认为，甲午战争前后，远东国际关系的主轴是帝国主义争夺远东霸权。俄国的远东政策有利于日本发动甲午战争，可以说“中日战争是把日本作为工具的俄国政府挑拨起来的”。英国则利用日本反对沙俄，也有利于日本发动战争。美国在朝鲜问题上反对中国、同情日本，客观上助长了日本的侵略。刘恩格、赵纯昌（齐齐哈尔师范学院）的《试论英、俄、美与甲午战争进程的制约关系》认为，英国在战前推行的英日修约、“居间调停”，助了日本一臂之力；俄国反对日本出兵的东进和南下的政策，反而加速了日本发动战争的步伐。米庆余（南开大学）的《再论沙俄与甲午战争的关系》重申他1979年的论点。认为俄国暗助或怂恿日本发动甲午战争。他以资料证明沙俄政府是赞成日本出兵朝鲜的。刘明翰、陈月清（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甲午战争时期的欧洲列强和日本》指出，俄国对日本发动战争采取了谨慎的“不干涉”，实际是纵恿政策，但不能说“沙俄对日本向朝鲜扩张和出兵”持“支持”立场，因为这缺乏事实根据。
（二）列强在甲午战争中的态度 刘明翰、陈月清指出，美国在甲午战争时期是日本的帮凶，它企图援例扩大“门户开放”的权利，并利用日本，牵制英、俄在远东的扩张。并认为，虽然“三国干涉还辽”是由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引起的，但毕竟在客观上暂时挫败了日本独吞辽东半岛的阴谋。米庆余认为，甲午战争后期俄国改变了对日政策。以沙俄为主的三国干涉，意味着日俄争夺的矛盾上升为列强争夺东北地区的主要矛盾。李玛柯(M.K.iegeskorte)（德国特利尔大学）的《德国与三国干涉还辽》认为，德国参与三国干涉既是为了最终从中国获得一个立足点，又是为了从加速发展的对亚洲贸易中得到好处。刘恩格、赵纯昌认为，战争中，英、俄、美基于自身的利益所进行的“斡旋”，缩短了战争进程并使日本得逞。
（三）战后的远东国际关系 戴逸、杨东梁（中国人民大学）的《甲午战争与东亚政治》指出，中、日、英、俄是影响东亚战略格局变化的四种力量，甲午战争打破了战前脆弱的平衡局面。英国为抵制沙俄，进一步拉拢日本。从而促成了《英日同盟》的订立。刘学照认为，甲午战争的结果加速了日本“脱亚入欧”的历史走向。如果说，发动甲午战争是它“脱亚”的正式开始，那么，挤进“八国联军”和缔结“英日同盟”，则是它“入欧”的基本完成。李侃（中华书局）的《清末中日关系何来“黄金十年”？》对美国学者任达教授所持的1898至1907年是中日关系的“黄金十年”的看法，提出质疑。他列举这个时期日本侵略中国的一系列事实，说明日本从来未以平等的态度对待中国。“黄金十年”之说不合史实。
（四）中朝宗藩关系 吴福环（新疆大学）的《中日甲午战争与清王朝宗藩体系的崩溃》，考察了甲午战前中朝关系的演变。认为清王朝200多年的藩属政策一直是“务虚不务实”的。唯独对朝鲜实行了十多年的较为“积极”和“务虚又务实”的政策。其目的是为了保住这最后一块藩属阵地。朴日根认为，所谓“宗藩关系”实际上是贸易关系，不是“属国”，只是一种礼貌性关系。金胜一（韩国东国大学校）的《甲午战争前后韩中日三国的对外政策》认为，以朝贡体制为中心的中华秩序体制使近代东亚政治经济秩序安定化，奠定了亚洲按照自己的模式形成近代化的经济基础。但欧洲列强和日本打破了这种模式，给亚洲全地域以巨大的冲击。韩国留学生金在善（中央民族大学）的《中朝藩属关系与中日战争》指出，日本大陆政策的核心乃是征服中国，而征服中国，首先必须征服朝鲜。而朝鲜乃中国的“藩属国”，不能不首先破这种宗藩关系，诱之以“完全独立”。金昌洙（韩国东国大学校）的《清日战争前后清日两国的对韩政策》着重论述诱发中日两国军事介入的原因。指出借用清兵早已在1893年的东学教徒的报恩寺聚会时就开始讨论了。清兵的介入，给日军以侵略朝鲜的借口。日本对朝鲜的军事侵略政策，是他们帝国主义政策的第一步。
三、甲午战争对中日两国的影响
（一）甲午战后的日本社会 周启乾（南开大学）指出，日本以甲午战争为契机，实现了从被压迫国向压迫国的转变。日本资产阶级是战争的重要受益者。战后，出现“企业热”，产业结构改变与产业革命完成。同时，“皇国”意识广泛渗透入民众之中。近代劳工运动也始于1897年夏。山田公平（名古屋大学）的《关于日清战争与国民国家的形成之考察》，考察了甲午战争对日本国民国家形成的意义，并同20世纪初中国筹备立宪情况作了比较。大畑笃四郎（早稻田大学）的《马关条约第六款与日本对中国的经济扩张政策》指出，《马关条约》缔结后日本推进对中国的经济扩张。1898年4月取得清政府不割让福建的保证和1899年缔结《大冶矿石合同》，这些对日本制造业的发达都起了作用。入江昭(Akira Iriye)（美国哈佛大学）的《应协作研究甲午战争史》认为，20世纪的一个重大事实，就是帝国主义与反帝国主义战争。另一个特点就是产生了先进国家与第三世界。如果没有这场战争，欧美帝国主义在亚洲的格局仍然那样。如果没有这场战争，日本可以更快地进入世界先进国家的行列，那种认为战争加快日本进入先进国家行列的说法，是值得商榷的。
（二）甲午战后的中国社会 李恩涵（台北中央研究院）的《中日甲午战争后列强对中国铁路、矿务权利的攫夺》，考察了欧美列强在1895-1904年间对中国铁路与矿务利权的攫夺。认为其性质绝非单纯的经济性投资，对于中国的主权、行政权和中国自办铁路和矿业，都发生非常不利的作用。黄逸平（华东师范大学）的《甲午战后外国资本扩张与中国经济》考察了甲午战后外国资本对中国扩张的新特点。指出这种扩张对中国社会经济带来极大危害，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近代化。
茅家琦、虞晓波（南京大学）的《甲午战争与中国近代化》指出，甲午战争的失败虽然使中国蒙受巨大耻辱，却成为中国近代化的重要契机，其突出表现为战后迅速出现维新变法思潮、实业救国热潮，开展编练新军活动。短短几年内所取得的近代化成果要比战前半个多世纪里所取得的成就要丰硕得多。它证明巨大的历史灾难总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朱英（华中师范大学）的《甲午战后清政府经济政策的变化及其影响》，论析了清政府于甲午战后转变经济政策，推动了中国资本主义比较迅速的发展，使官商关系有所改善，从而促进了中国社会新兴力量的成长壮大。但认为这种政策转变有很大的局限性，特别是其自身腐朽衰落难以达到自强的目的。汤可可、周力（无锡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的《甲午战后的清朝财政币制问题》，考察了甲午战后中国的财政、币制所发生的深刻变化。指出这一方面表现为清政府财政危机的加重，货币流通的紊乱；另一方面财政和币制以近代化为取向的改革也开始起步。沈雨梧（浙江师范大学）的《甲午战争时期浙江的民族资本主义》和徐凯希的《甲午战争与近代湖北农业》，则具体论述了1895-1900年间浙江民族工业发展热潮和甲午战后湖北传统农业模式所受到外国资本主义深入的冲击，从而典型地剖析了甲午战后中国区域社会经济的变化。
张红军（山东省人大常委会）的《甲午战争与清军勇营制度》，考察了甲午战后清军由兵勇制度向新军制度的转变。林庆元（福建师范大学）的《甲午战争与清政府的兵制改革》，论析了甲午战后从胡燏棻编练定武军和张之洞训练自强军开始的清军陆军近代化。并指出，新军为一些旧式人物所掌握，这是兵制改革失败的重要原因。郭剑林（南开大学）的《甲午战争与北洋新军》，较高地估价了甲午战后清军军事改革的积极意义。认定北洋新军的出现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和自强御辱的巨大成就。刘子明（原江西省军区）的《中日甲午战争对中国近代军事思想发展的影响》指出，甲午战后清朝军队按照西方模式对军制、装备、训练、战法、管理等进行全面改革，初步确立了资产阶级式的建军指导思想。
（三）甲午战争与中国民族觉醒 王汝绘（山东省社会科学院）的《马关签约后清朝官员的谰谏活动》，叙述了《马关条约》签订后，清朝五六百名无奏事权的中下级官员分头集会和联合上书，进行拒和的谏诤活动。认为，这是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救亡运动，其所形成的集会议政之风，为思想解放创造了条件。吕实强（台北中央研究院）的《乙未割台期间台湾绅民所表现出的民族精神》，列述了台湾绅民的割台前后的文告，割台后的抗日战斗。给后代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事迹，充分表现了坚强炽盛的民族精神。
朱昌崚（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的《中国是勇敢的失败者吗？》认为，《马关条约》是对中国的一次猛击，加速了中国进行深刻的自我反省和根本变革的步伐。金冲及（中央文献研究室）的《甲午战争与中华民族的觉醒》，认定甲午战争是中华民族觉醒的新起点。并指出，屈辱迫使人重新思考，催人猛醒，发愤图强。战后十多年间，中国民族主义崛起，民主精神高涨，革命观念逐步深入人心。黄顺力（厦门大学）的《甲午战争与近代社会思潮的转型》认为，甲午战后在民族危机催迫下中国社会思潮转向，政治改革上升为社会思潮的主流，并成为中国政治近代化的开端。涂鸣皋（西南师范大学）的《甲午战争与维新运动》指出，尽管在当时要发动资产阶级的改革运动，其物质条件和阶级条件都很不成熟，但战后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却把这场政治运动推上了历史舞台。熊宗仁的《甲午战争与贵州知识阶层的觉醒》，考察了李端棻和严修、雷廷珍等贵州在京和在省士人的变法维新活动。指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处于全国最低层次的贵州，竟在甲午战后政治变革中跻身全国前列。这是中华民族新觉醒的一个标志。王晓秋（北京大学）的《甲午战争前后中国人日本观的转变》认为，甲午战争彻底粉碎了中国士大夫的“天朝大国”迷梦，中国人的日本观经历了从轻视嘲讽到震惊反思以至钦慕仿效的变化轨迹。这反映了甲午战争对中国社会所产生的重大影响，也是中华民族觉醒的一种表现。吴乃华（青岛大学）的《甲午战争与康有为民主观的转变》、段云章（中山大学）的《孙中山对甲午战争的审观》、俞辛焞（南开大学）的《甲午战争与孙中山》和尚明轩（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甲午风云与廖仲恺的觉醒》，分别论析了康有为、孙中山、廖仲恺等先进中国人在甲午战争后思想的飞跃发展，说明了甲午战后中华民族的觉醒。陈志让（加拿大约克大学）的《甲午战后产生的中国人反中国观》，缕析了甲午战后百年来中国社会思潮的演变：1894-1919社会达尔文主义影响最大的时期；1920-1949社会达尔主义的世界观解体、逐渐接受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时期；1949到现在，这是社会思想的一元到多元发展的阶段。从社会的深层次剖析了甲午战争后的中国民族自省。并认定甲午战后百年来中国社会文化衰微——不止原于政治经济，也不止原于制度政策的失误，也原于人民自己的失误。从而强调文化和道德改革的重要，社会批评的重要。
四、甲午中日战争史的人物
1.李鸿章 刘学照认为，从中日双方的战前准备和战争爆发后的“指导战争和实行战争”的自觉性等方面来看，李鸿章和清政府明显地差于伊藤博文和明治政府。不必因赴马关议和就说李鸿章卖国。而战前一味依仗强俄、低估日本的力量和决心，特别是战争爆发后的“有武器而不能战”的失败主义指导，才是李鸿章真正误国之处。张炜（海军军事学术研究所）的《李鸿章海防思想刍议》认为，李鸿章在19世纪70年代后形成了有积极意义的海防战略思想，甲午前十年间其发展停滞，最终功败垂成。其故有二，一为对国际局势的发展未能适时把握，处理中外战端过分依赖外交手段；二为过分看重海上威慑作用，缺乏切实的海上战守方略。可谓“成也李鸿章，败也李鸿章”。郑喆希（美国加州旧金山州立大学）的《甲午战争与李鸿章》指出，过去误以为李鸿章主和，其实当时李氏电稿、奏稿和有关谕旨函稿可证，李虽主军事缓进，却无屈日乞和。甲午惨败应是中国“体制”所误。当然，李鸿章办理洋务三十年，一旦中日交战，望风崩坍，也可谓匹夫有责。翁飞（安徽省社会科学院）的《从〈李傅相手谕旅顺诸将书〉看甲午淮军金旅战役之得失》认为李鸿章不应对金战役失败负主要责任。陈铮（中华书局）的《甲午战争与文廷式》指出，清政府的无能是甲午战争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李鸿章虽不能负战败的全部责任，但要负直接责任，在当时和百年来受到批评是可以理解的。
2.刘坤一 商鸣臣（山东大学）的《刘坤一与甲午战争》认为，刘坤一受命督办东征军务，但不能正确处理各方面的关系，没有把军政权集于一身，使湘军在辽东陆战中节节溃败，他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牛庄失守后，他主张对日持久作战，后来又表示支持刘永福抗日，应当肯定。
3.李秉衡 邢丽雅、周彦（齐齐哈尔师范学院）的《试论甲午战争中的李秉衡》认为，李秉衡临危受命，积极备战，他体恤民情亦非一般督抚可比。在清政府重关外轻山东的错误策略指导下，山东失利是必然的。那种他应负山东失败之责的看法，是失之偏颇的。
4.张之洞 田锡富（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的《论中日甲午战争中的张之洞》认为，张之洞最早警惕日本，在战争中他能“不分畛域，通筹大局”，后又极力反对和议，支持台湾军民保台斗争，他的爱国精神应予肯定。
5.宋庆 刘晓焕（山东省社会科学院）的《论宋庆》，认为宋庆不顾75岁高龄，临危受命，几乎参与并指挥了甲午陆战中的历次重大战役，虽然胜少败多，但知难而进，敢打硬仗，并能与士兵共甘苦，还是一个值得肯定的人物。
6.文廷式 陈铮认为文廷式的激进的抗战主张和自主的议和缔约思想，是基于爱国的。并指出，中国战败原因诸多，把战败归因于文廷式、张謇、翁同和等主战派“铸成大错”，是不公正的，也不符合史实的。
7.徐骧 罗运治（淡江大学）的《乙未头份抗日秀才徐骧事迹考》考证了徐骧祖先渡台、创业、繁衍和徐骧参与抗日保台各战役的英勇悲壮的表现。并论定徐骧因有护乡卫士的情怀、知识分子的使命感以及客家族系不甘被奴役的传统民族性格，故有此轰轰烈烈的抗日事迹。
8.汉纳根(Hanneken,Constantinvon)谢俊美（华东师范大学）的《汉纳根与甲午中日战争》从汉纳根来华后的经历和他在甲午战争中条陈《整理水师刍言》和《练兵节略》的事实中得出，他对促成小站练兵有一定的贡献的看法。
9.麦吉芬(Philo Norton Mcgfifin)、班福德(Poul W·Bamford，美国明尼苏达州立大学）的《麦吉芬与中国海军》，简述了这位美国海军学院毕业生来华任职天津水师学堂和北洋舰队的经历。对他作为镇远舰管带帮办在黄海海战中的表现作了肯定。
这次会议的论文和讨论所涉及到的主要问题已如上述。与会者深感和平与发展是历史社会繁荣进步的关键，并充分意识到历史学家在促进人类社会进步和各国和平友好方面所担负的科学责任。为了增进学术交流和协作，进一步推进甲午战争史的研究，与会者憧憬在2004年再开一个“甲午战争11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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