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老龄化与人口控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老龄论文,化与论文,中国人口论文,人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的分析表明，不管是从宏观角度还是从微观角度来看，中国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将面临人口数量的控制和人口、家庭结构的优化这一对矛盾。若要严格控制人口数量，使人口总数在较低的水平上达到零增长，就必须保持大大低于更替水平的生育率。但这将最终导致过高的老年抚养比和总抚养比，使下一代人面临极其沉重的养老和抚小的负担。如果要使中国未来人口年龄结构和家庭结构比较合理，避免过快老龄化，就要求生育率不能太低于更替水平。这将使总人口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保持增长势头，给中国的环境和资源造成很大的压力，不过仍可以保证现行人口控制目标的实现。因此，二孩方案是兼顾人口数量控制和人口、家庭结构优化的一个可供考虑的选择。
随着生育率和死亡率的下降，中国人口的老龄化将不可避免，人口数量控制和人口年龄结构调整的矛盾将愈演愈烈。但是，人们一般首先看到的是严格控制人口增长近期的、极其有利的一面，暂时还看不到人口年龄结构老化可能带来的远期的、不利的一面。因此，在制定、执行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时容易有一种单纯强调人口数量控制而忽视人口结构优化的倾向，而由于人口的巨大惯性，人口调节失误所造成的不利后果是无法在短时间内消除的，因此有必要对这一问题及对策进行深入的研究和讨论。本文将根据已有的资料、数据和人口学常识，从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着手，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对中国面临的人口数量控制与人口、家庭结构优化这一对矛盾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人口政策和人口控制的有关问题进行讨论。
一、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和特点
自50年代以来，中国人口总数和结构发生了曲折的变化。在50和60年代，由于婴幼儿死亡率的迅速下降和高出生率，少儿（0—14 岁）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增加，老年（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下降，人口的年龄结构趋于年轻化。70年代以后，由于生育率大幅度下降，每年出生婴儿数一度呈递减的趋势。因此，少儿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迅速下降，由1964年的40.7%降至1982年的33.6%和1990年的27.6%；老年人口比例逐步上升，由1964年的3.6%升至1982年的4.9%和1990年的5.6%；人口的年龄结构开始老龄化，由年轻型变为成年型（见表1和图1）。预计到21世纪初，中国老年人口比重将达到7%，总数将达9000万左右，人口的年龄结构将由成年型变为老年型（杜鹏，1994；李建新，1995）。
表1 中国*人口数量与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1953—2050
年份 总人口 0-14岁 65岁及以上被抚养总人口(%)
(百万) (%)
(%)
1953
583
36.3
4.440.7
1964
691
40.7
3.644.3
1982
1004 33.6
4.938.5
1990
1131 27.6
5.633.2
2000
1304 27.1
6.733.7
2010
1340 22.4
8.130.4
2020
1483 19.0
10.9
29.9
2030
1519 17.4
14.7
32.2
2040
1509 15.4
19.8
35.2
2050
1462 14.7
20.9
35.6
资料来源：《中国人口年鉴》（1993,p153）；
杜鹏（1994,pp.55-57,80）。
注：1953-1990年的各项指标系实际值；
2000-2050年的各项指标系预测值。
* 统计数字不含台湾，下同。
中国未来人口的老龄化与发达国家甚至其它发展中国家相比，具有许多不同之处。
1.人口老龄化速度快，有可能超过世界上人口老龄化速度最快的日本。1990年以后，中国人口生育率结束了80年代的徘徊局面进一步下降，比原定人口计划的要求提前8 年左右降到了更替水平（张羚广和蒋正华，1995），这意味着中国人口老龄化的速度比以往预计的要快。根据这种趋势，老年人口比例由5%升至7%的时间预计将短于日本的20年，由7%升至14%的时间也很可能短于日本的26年。我们知道， 日本是世界上人口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老年人口比重由7%升至14%， 在发达国家那里都用了更多的时间：法国用了115年，瑞典用了85年， 德国和英国用了45年（杜鹏，1994）。因此，中国将成为世界上人口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
2.人口老龄化相对超前，并且会在人均收入较低、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的条件下达到一定的严重程度。发达国家人口转变的决定因素是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这些国家是在完成现代化之后、经济发展达到很高水平的条件下开始面临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所以具有为建立和维持老年社会保障和服务体系所需的相当雄厚的经济实力。中国人口转变是在完成现代化之前、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还很低的条件下进行的。它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政府卓有成效的医疗保健和计划生育方案的实施开始，而且将用比发达国家快得多的速度完成。因此，中国很可能将在不具备相应的经济实力和社会保障能力的条件下，面临严重的人口老龄化问题〔1〕。
3.在人口老龄化过程中，人口总抚养比将先降后升。由于生育率的迅速下降，少儿人口比例将首先迅速下降（底部老龄化），而老年人口比例的上升（顶部老龄化）将呈先慢后快的趋势。因此，被抚养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将先有大幅度的下降，在2010－2020年期间达到一个低谷，然后再稳步上升。这将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先提供一个劳动力资源丰富，人口负担很轻的时期，然后随之而来将是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短缺，人口负担很重的时期（见图2）。 由于中国一个老年人的消费水平约为少儿的2倍左右（于学军，1994）， 因此中国人口实际抚养负担回升的时间和速度要远远早于和大于图2所示的被抚养总人口比例的回升。
4.政府的生育政策及其执行情况将对人口老龄化进程起相当重要的作用。在没有大范围的灾难性事件（战争、饥荒、瘟疫）的情况下，中国人口死亡率将呈稳步下降的趋势，不会出现很大的波动。如果排除大规模国际迁移的可能性，生育水平将是在今后一段时期内影响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主要的和能够加以调节的因素。因此，政府的生育政策及其执行情况将对人口老龄化进程起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
图2 中国人口结构的变化，1953-2050
资料来源：表1
二、不同生育方案下未来人口数量与结构的变化
曾毅和金沃泊（1989,1991 ）曾对人口规模与人口年龄结构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定量分析，揭示了人口数量控制与人口年龄结构优化之间的矛盾，发表了很好的见解。不过，他们的分析仅考虑了数量控制与老年人口比重之间的关系，而未考虑少儿人口和总的被抚养人口。本文拟根据宋健等在70年代末基于不同生育水平的假设对中国人口数量和年龄结构的预测结果（见表2），结合中国人口政策和态势的最新变化， 对不同生育方案下中国人口数量和年龄结构的变化趋势及其利弊进行讨论。
从表2和图3可以看出，若每对夫妇在1980年以后只生1个孩子， 中国的总人口将在很短的时间内（在2000年达11亿之前）实现零增长并开始大幅度地减少。若每对夫妇平均生育子女数在1980年降至1.5 以后保持不变，中国的总人口将在较短的时间内（在2020—2030 年之间达近12亿之前）实现零增长，然后开始以较快的速度下降。80年代以来中国人口的实际变化表明，总人口已在1995年突破了12亿，这两种方案已经不可能在全国范围实现。而如果实现的话，则可以达到迅速遏止人口过快增长的势头，但将导致人口年龄结构以古今中外前所未有的速度老龄化，老年抚养比将持续和快速地上升，总抚养比在经历短暂的急剧下降后将以很快的速度持续上升，分别于2080年左右突破100和150。如果考虑到中国实际的就业年龄远远高于15岁，并将随着人口平均受教育年数的提高而上升，当前的退休年龄女性只有55岁，男性也只有60岁，而不是65岁，那么未来人口的实际抚养负担将远远高于上述预测值。这正是执行一孩方案比较成功的城市地区即将面临的问题。
表2 不同生育方案下中国人口数量及抚养比的预测值，1980-2080
资料来源：1980—2080 年的人口总数预测值引自宋健等： PopulationControl in China,New York:Praeger,1985,pp.184—187，而同期的抚养比是根据其预测的少儿人口数、劳动力年龄人口数和老年人口数计算的。
注：老年抚养比为每百名劳动力年龄（15—64岁）人口所负担的老年（65岁及以上）人口数；总抚养比为每百名劳动力年龄人口所负担的老年人口和少儿（0—14岁）人口数。
图3 中国人口总数的预测值，1980-2080
资料来源：表2
若每对夫妇平均生育子女数在1980年降至2.0以后保持不变， 中国总人口将在21世纪中叶突破15亿以前保持继续增长的势头，然后才开始极其缓慢地下降，总人口在21世纪下半叶基本保持在15亿左右。若每对夫妇平均生育子女数在1980年降至2.3以后保持不变， 中国的总人口将保持继续增长的势头，于2000年达近13亿，于2020年前突破15亿，于2060年达近20亿。这两种方案，尤其是后一种方案不利于尽快遏止中国人口过快增长的势头，但将使老年抚养比的上升速度比较平缓，总抚养比的波动幅度也较小，基本上是在40和80之间。中国人口80年代的实际变化与2.3孩方案比较接近，90年代的实际变化与二孩方案非常接近。前者将使中国人口保持持续增长的趋势，给社会经济发展和环境资源的保护造成难以承受的负担；后者则与当前人们的生育意愿、我国人口控制的实际能力和现行的人口控制目标比较接近〔2〕。
由此看来，中国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面临控制人口数量和优化人口年龄结构这一对难以调和的矛盾。若要严格控制人口数量，使人口总数在较低的水平上达到零增长，就必须保持低生育水平，这将在近期内使少儿抚养比和总抚养比迅速下降，但最终将导致过高的老年人口比例和总抚养比（图4、5）；如果要使中国未来人口年龄结构比较合理，避免人口过快老龄化，就必须允许较高的生育水平，但这将使总人口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保持增长势头，推迟人口零增长和负增长的到来，给中国的环境和资源造成很大的压力。
图4 人口总数与抚养比的关系，2010
图5 人口总数与抚养比的关系，2050
资料来源：表2
三、不同生育方案下家庭规模与结构的变化
前面的分析有助于我们在宏观水平上，对中国人口数量和结构的变动趋势、影响因素极其可能产生的后果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下面我们就实施不同的生育方案对未来家庭规模和结构的影响进行初步的定性比较和讨论，以期对不同生育方案的优缺点有一个更加直观的认识。
如果实施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与上代人相比，平均家庭规模将在近期内由于子女数的急剧减少而明显缩小，家庭的人口负担也将由于每位劳动力年龄人口平均负担的少儿人数的急剧减少而减轻。因此，只生一个孩子的第一代夫妇养老和抚小的负担是很轻的。但是，当他们进入退休年龄以后，他们的独生子女及其配偶需要负担两对老人。同时，为了未来中国人口数量和结构的稳定，一孩政策只能实行一段时期，最终还要向二孩政策过渡。这样一来，第二代由独生子女组成的每对夫妇将可以生育两个孩子，这将导致三代人的比例为4:2:2， 而不是通常所说的4:2:1。由此可以想象， 现在的独生子女未来将面临难以想象的养老和抚小的沉重负担，最高时可以达到一个8口之家只有2人工作，家庭总抚养比可达3:1〔3〕。由此可见，一孩方案将导致家庭规模和结构的急剧波动和代际养老和抚小负担的极不平衡，而一孩政策向二孩政策不可避免的过渡将导致这种波动和不平衡的一时性恶化。此外，已经完成人口转变国家和地区的经验证明，生育率一旦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要想使它回升到更替水平是极其困难的。由此可以预计，在中国的城市地区，将来即使允许甚至鼓励每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实际生育水平也可能长期保持在每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以下，这将使城市家庭人口的老化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
如果实施一对夫妇生两个孩子，与上代人相比，平均家庭规模将在近期内由于子女数明显减少而缩小，家庭的人口负担也将由于每位劳动力年龄人口平均负担的少儿人数的明显减少而减轻，但下降的幅度将小于一孩方案。当前只生两个孩子的第一代夫妇养老和抚小的负担依然较轻，但要高于一孩方案。而当他们进入退休年龄以后，他们的子女平均每对夫妇只要负担一对老人和2个孩子，三代人的比例为2:2:2。这样，下一代子女面临的养老和抚小的负担就远远低于一孩方案，最高时是一个6口之家有2人工作，总抚养比为2:1。由此可见， 二孩方案所导致的家庭规模和结构的波动以及代际养老和抚小负担的不平衡要远远小于一孩方案。此外，二孩方案可以一直实行下去，基本上不需再作进一步的调整，这样可以尽早使中国人口的家庭规模和结构稳定下来。
综上所述，不同生育方案对家庭结构和家庭人口负担的影响和其对人口年龄结构的影响相似，但其作用的波动性和不平衡性更大。这一点在通常的宏观分析中被部分地掩盖了，但却将给未来的社会和家庭带来一系列预想不到的困难。也就是说，中国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面临控制生育数量和优化家庭人口结构的矛盾。严格控制生育子女数将在近期内使家庭规模和抚养负担迅速下降，但最终将使下一代人面临极其沉重的养老和抚小的负担〔4〕。 如果要使中国未来家庭规模和结构比较合理，就必须允许每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但这又将使总人口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保持增长势头，给中国的环境和资源造成很大的压力。
四、结论
由于人们一般只注意到严格控制生育近期的、极其有利的一面，而不太注意其远期的、不利的一面，因此容易导致在制定和执行生育政策时有一种越低越好的误解和急功近利的倾向，以致在试图减轻当前所面临的巨大人口压力和为下一代人创造一个良好的生存环境时，给他们留下一个沉重的社会、经济和家庭负担。由于人口的巨大惯性，任何人口控制失误所造成的不利后果是无法在短时间内消除的，因此我们应当有足够的科学理性和勇气去正视严格控制生育所带来的负面效应（顾宝昌和穆光宗，1994）。
关于严格控制生育的负面效应，除去前述内容而外，下面的担忧也许并不是多余的。中国抚养少儿人口的负担主要由家庭承担，政府主要承担的是教育费用的一部分，且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家庭所承担的教育费用有相对增加的趋势。因此，政府通过降低生育水平所能直接节省的资金相对有限，其效益将主要是避免或减缓人口过度增长所致的资源和环境状况的恶化。家庭通过少生所能节约的消费基金的一部分将由于低生育水平下养育子女的单位成本的升高而抵消，其余部分在目前有效投资途径严重缺乏、金融保险业相对不发达、通货膨胀比较严重和养老保险意识薄弱的情况下，将主要用于家庭当前的消费，很少能用于生产性投资或养老储蓄。由此可见，严格控制生育方案有利于资源和环境的保护，但也把当代人的部分养老抚小义务转嫁给了下一代，有可能给未来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带来意想不到的困难。这种“人口贷款还债”方针（详见Berelson,1990；李涌平，1994）风险大，且其直接经济效益很可能比预想的要小。
最近的人口预测结果表明（曾毅，1994；李建新，1995）：如果从现在起逐步向二孩政策平稳过渡，中国总人口将在2030年达15亿左右后开始缓慢下降，老年人口比重将于2000年左右达7%，2025 年左右达14%，2050年达23%，人口总抚养比在40和75之间波动。这一方案与多数夫妇的生育意愿和现行的人口控制目标（在本世纪末将中国人口控制在13亿以内，在下一世纪不突破16亿）非常接近，它可以在保证实现现行人口目标的同时，使国家在人口严重老龄化之前有必要的时间和经济基础建立和健全老年社会保障和服务体系，也有利于代际养老抚小负担的相对平衡。因此，二孩方案是兼顾人口数量控制和人口、家庭结构优化的一个可供考虑的选择。对此，我们应当积极稳妥地进行认真的研究。
作者附记：顾宝昌研究员、李涌平副教授对本文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注释：
〔1〕1992年中国大陆离退休人员社会保险福利费用仅占国民收入的3.5%，全国城乡老年社会保障覆盖率仅25%；城市老年人口人均储蓄存款328元，农村仅83元（于学军，1994）。
〔2〕中国“九五”（1996—2000）人口计划和2010年人口规划所制定的人口控制目标是在本世纪末将总人口控制在13亿以内，在下一世纪力争不突破16亿（见张羚广和蒋正华：《中国人口发展前景分析》）。
〔3 〕我们在此将所有相互之间存在抚养与被抚养的义务和权利的亲属（男女双方的父母及子女）都包括在内，不论将来他们是否居住在一起。
〔4〕对中国未来家庭规模和结构的计算机模拟结果也表明， 如果城市妇女生育率长期保持在1986年的水平，60岁及以上的妇女最终将占女性总人口的36%，其中40%将单独生活（曾毅，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