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延[1]2013年在《基于契约控制权的内生企业资本结构决策研究》文中认为现实的财务决策,如项目选择、融资渠道选择、股利政策制定、薪酬结构设计、资产定价,以及兼并和收购等,都与资本结构决策有着密切关系。财务学理论和经验表明,如何理解成本和收益对财务决策和公司治理安排有着根本性的影响。然而,现有的资本结构理论对成本和收益的解释很不一致。众所周知,现有的财务学理论主要是由行之有效的经验性决策方法构成的,而且,它是以欧美发育较完善的市场经济环境为背景发展起来的。值得思考的是,从成本和收益的涵义及构成来看,财务学理论推荐的最优资本结构选择方法,与新古典经济分析思想推崇的最优决策分析方法很不一致。建立一个资本结构理论必须回答两个关键的基本问题：第一,为什么不同来源和不同类型的资本具有不同的资本成本?第二,为什么不同的资本所有者具有不同的权力和利益要求(以下如无特别说明,本文将使用“权利”指代“权力和利益”)?本文认为,现实的市场环境是财务决策的基础。在过去建立资本结构理论的过程中,把市场、企业和融资契约等构成市场环境的理论要素做为外生给定的研究前提是不合理的。本文研究的目的和意义就是通过研究市场环境的决定或影响因素,提出一个对财务决策行为更有解释力和预测力的资本结构理论。本文的工作分为五部分,分别在七章中完成。第一部分主要完成选题介绍和文献研究工作,该部分工作分别由第一章和第二章承担。第一章介绍本文选题的意义和目标、研究思路、研究方法、技术路线、核心概念界定的经验可靠性,以及主要观点和结论的介绍。第二章着重进行文献研究。本章内容包括文献的宏观评价和微观评析两部分。文献的微观评析是按现有假说的核心概念及提出假说的相应历史时期为标志进行分类评析的。本文第二部分由独立的第叁章构成。第叁章是本文提出的研究资本结构决策行为的基本分析框架。本章在澄清成本和收益的理论涵义及成本与收益的理论关系的基础上以自利假设为基本前提,利用古典经济学的超边际分析方法,建立起一个具有理论完整性、以新的成本及其性质的形式化界定为基础的资本结构分析框架。本章既研究了债权与股权的起源和演进问题,以及资本结构决策的机制问题,还重点讨论了资本结构的影响因素。本文第叁部分为第四章。第四章专题研究资本结构决策的现实基础——资本成本的决定问题,讨论不同来源和类型的资本对资本结构决策行为和企业价值的影响。本文第四部分包括第五章和第六章两章内容,这两章分别对本文提出的资本结构理论进行理论实证检验和经验实证检验。本文第五部分即第七章,总结全文并讨论本文研究成果的应用前景。本文的主要观点、结论和理论创新如下：1.本文比较全面广泛地分析和总结了各种现有资本结构理论的经济分析思想,提出了新古典供求分析框架和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不适合做为资本结构研究的方法论的观点。本文发现,理论与实践的不一致,造成现实的资本结构决策行为中的两个关键问题得不到合理有效的解释：第一,现实企业的决策原则为什么不是给定成本目标下的企业收益最大化,相反,企业收益最大化是企业决策的财务目标,而成本最小化是实现企业财务目标的约束条件;第二,为什么预期资本成本的确定在名义上与“过去的融资成本”无关,但在财务现实中,确定预期成本的资产定价方法在实际上只是给“过去的融资成本”加了一个预期的风险溢价?换言之,为什么与新项目决策无关的“过去的融资成本”可以比较可靠的作为决策的参考依据?现有理论解释的无效及理论发展的停滞表明,很可能是已有理论使用的经济分析方法论存在缺陷。根据对融资经验的观察,本文认为,企业的最优资本结构是企业、外部投资者和企业产品的消费者叁方博弈的均衡。因此,企业资本结构决策行为的形式化描述,必须是能够同时刻划要素供给行为、要素需求行为、产品消费行为和产品供给行为的一般均衡模型,而绝非是在天造地设相互对立的生产者与消费者两大基本经济部门之间,不断重复要素消费行为与产品消费行为的博弈。古典经济分析思想的超边际经济学是目前唯一具有形式化的企业制度模型的理论,而且该模型从基础模型起始终是一个一般均衡模型。基于上述讨论,如果超边际经济分析模型可被挖掘出财务下学涵义的话,则超边际分析框架就有可能成为突破资本结构理论建立难题、破解“资本结构之谜”的新希望。2.本文对超边际经济分析思想进行了财务学阐释,在其基本分析框架内,通过对成本概念及其性质进行具有数学严格性的形式化讨论,以新的成本概念及成本与收益的理论辩证关系为理论基点提出了新的资本结构理论,并得出一个明确结论——产权制度是一个经济的成本水平高低的唯一的决定因素,也是资本结构的唯一的根本影响因素。分工与专业化是构成一切现实的经济行为和现象的基础。因此,经济的本质和核心问题是如何突破有限的个人劳动时间约束与如何满足无限的个人消费欲望之间矛盾冲突的问题。由于产品的生产决策必须在消费决策之前进行,因此,资本结构决策的本质是生产的组织结构选择问题,即产品选择决策是资源配置决策的基础和先决条件,超出所需资源的总成本支付能力的产品不可能被选择,只有总成本最小化的产品才有可能成为决策的对象,只有成为决策对象的产品才有在边际上进行资源配置决策的必要。分工与专业化意味着融资是进行专业化生产的充分必要条件,同时也意味着一个人天然地拥有选择专业化生产组织形式的权利——契约控制权。产出的事后性特征决定了不确定性是一切决策的根本特征,因此,理性的决策前提必然是在决策之前就确定资源物的财产权利归属和价值量,而且,理性的融资契约在本质上都是债务契约,即融资者必须在事前作出可置信的偿付承诺。可置信的偿付承诺只有两种形式：抵押决策时点上融资者拥有的私人财产(包括不做生产要素使用的财产和生产组织过程形成的净资产两部分),或质押预期剩余收入的产权,即企业契约控制权。在事前明确资源的归属关系和转移数量,是融资双方定量地控制事前(ex ante)成本和事后(ex post)收益的唯一方式。产权和货币就是量化控制事后成本和收益的基本财务工具。产权是保证融资契约的支付及清偿条款可信的权利前提。产权制度的出现是交易双方必需相互信任和尊重对方产权的必然产物,它是被社会一致接受的、为一个人建立可信产权的产权建立规则。因此,产权制度是资本成本的根本影响因素,也是唯一的影响因素。现实社会所选择的产权制度,既有可能是以保护财产所有者的既得利益为目标的,也有可能是以保护资源需求者的财富创造能力为目标的。不同的制度目标决定着经济的成本水平。前一类制度通常导致融资者用企业契约控制权清偿债务的承诺不可信,造成企业家只能选择标准的债务契约,不得不承受非效率破产的威胁。由于举债能力受到实有财产数量的限制,债务融资的理论财务杠杆效应和实际效应都是很有限的。与之相反,企业产出的不确定性特征意味着企业契约控制权的融资能力在理论上是无限的,在融资者的企业契约控制权可信(即融资者拥有了企业契约控制权资源的产权)的条件下,股权融资的理论财务杠杆效应是无限的。由于企业的事后实际产出数量是有限且确定的,出于自利的考虑,在确保不失去企业契约控制权的前提下,融资者将参照债务的市场利率来决策股权融资的实际数量规模和股权结构。股权融资和公司制企业的出现是与普通法传统的产权制度的建立相同步的。在第叁章中,本文还研究了融资期限、资产定价、税盾价值、最优杠杆率等标准的财务学问题,还讨论了自利动机与利他行为、不对称信息、决策行为的理性与非理性特征、(剩余)控制权、委托-代理关系、激励与监督、公司治理等标准的经济学问题。本文研究认为,企业资本结构决策的影响因素是唯一的：产权制度。3.本文提出了一个新的融资来源分类方法,研究了这两类资本的资本成本(即收益率)的决定,以及两类资本的经济性质和特征。本文根据不同生产力涵义的资本在总人口中的分布特征,把融资来源分为集中型债务资本和分散型债务资本。通过研究这两类资本的市场均衡价格的决定机制,本文发现,第一,集中型资本的资本成本通常低于分散型资本;第二,集中型资本与分散型资本具有相反的资本成本变化趋势,前者呈持续下降状态,后者呈持续上升状态；第叁,集中型资本内在的保守性特征,决定了此类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不确定的,在一定的条件下,它可能会造成经济衰退,而分散型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通常是积极的。4.本文实从理论实证和经验实证两个方面对本文提出的资本结构理论进行了有效性检验,检验结论证实本文提出的资本结构理论为有效理论。本文第叁章提出债务性是一切融资契约的基本特征的观点。直觉上,这个观点的财务学涵义是,在假定每个人事前完全相同的理论环境中,债务资本和股权资本的收益率应该是相等的。换言之,如果每个人都可以随机地选择职业的话,则不同产品生产者的最优资本结构是不同的,或者说是随机的,即一个特定企业的资本结构仅与该企业的企业价值高度相关,与其他企业的企业价值无关。这个直觉上的推论,与MM定理的核心结论有某些相似之处。而且,本文第五章用超边际分析方法证明该推论是正确的。但是,该推论与MM定理的根本区别是,证明MM定理的套利均衡分析对项目选择、资产定价、融资决策、股利分配和最优资本结构选择几乎没有任何的解释力和指导力。而本文所用的超边际分析方法几乎可以解释财务学中所有的基本概念、管理方法和重要的理论观点第六章对第叁章提出的理论思想进行了经验实证检验。检验结论证实了本文理论思想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就经验实证而言,毋庸讳言,其实,从本文的第一章绪论至第五章内容,包含了大量现实的经验实证内容(包括资本结构研究工作中的行为和现象)。无论经济学家和财务学家的研究分析是从任何一个历史时点上展开的,都必需从人类财务管理行为的历史起点——分工与专业化上寻找理论的经验基础和经验证据。人类的理论探索经验清晰地表明,合理有效的经济学理论思想不仅要能够总结和概括现实的财务经验,更需要能够预测和指导现实的财务行为。“资本结构之谜”的答案全部隐藏在人类最基本、最浅显、最直观以至于最难刻划的财务决策经验当中——要得到,就必须付出代价；要得到最好的,就必须在代价承受限度内尽一切可能地降低代价。分工与专业化是一个经济赖以存在和运行的根本基础,它的现实表现形式就是资本结构。总之,资本结构是如何有效组织经济的结构选择问题；资本结构理论不仅是一部微观意义上的财务管理事务理论,更是一部有着坚实的经济分析思想基础和财务经验基础、涵盖了人类有史以来全部经济管理知识的管理学理论。
张琪[2]2007年在《国有企业集团资本结构和治理结构的关系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国的国有企业集团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以来,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绩。但目前仍有许多困扰我国国有集团进一步发展的问题,其中两个重要问题就是资本结构和治理结构的问题,资本结构和治理结构二者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影响的关系,因此,研究国有企业集团资本结构和治理结构的关系问题成为了一个紧迫的问题。国有企业集团与一般企业相比,在产权、组织结构和人力资本方面都存在着特殊性,这些特性对集团资本结构和治理结构有着重要影响。本文的研究主要是以国有企业集团的特殊性对资本结构和治理结构影响为起点,以资本结构和治理结构的关系为核心,最终探讨优化我国企业集团,特别是国有企业集团发展的资本结构和治理结构的双重优化措施。本文的创新之处体现在:(1)目前缺少将国有企业集团的产权、组织结构和人力资本特点结合起来,分析其对资本结构和治理结构影响的研究,由于这叁方面的特性对企业集团的资本结构和治理结构均有着影响,因此,本文将国有企业集团的产权特点、组织结构特点和人力资本特点结合起来分析对资本结构和治理结构的影响,得出了国有产权代理人缺乏监督动力和集团目标多样化的研究结论,旨在抓住国有企业集团资本结构和治理结构的本质特点,为深入分析资本结构和治理结构关系提供现实依据。(2)分析国有企业集团内外融资比对治理结构的影响;同时分别从内部治理结构、中间治理结构和外部治理结构叁个层面分析治理结构对资本结构的影响;并用环形模型的实证方法分析资本结构和治理结构的关系,得出了资本结构和治理结构是互动关系的研究结论,与已有的只单方面研究单一企业股权结构或债务结构对治理结构的影响以及内外治理结构对资本结构影响的成果比较,在研究角度上有所创新,在研究内容上更加丰富。(3)利用理论和实证相结合的方法分析企业集团人力资本对资本结构和治理结构关系的影响。对本文规范研究的结论利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进行验证,实证研究结论:人力资本对资本结构和治理结构关系有影响,这种影响最终落脚于企业集团价值,与规范研究基本一致。随着国有企业集团的发展以及国有企业集团中资本结构和治理结构优化实践经验的丰富,人们对国有企业集团资本结构和治理结构的关系一定会有更加深刻的认识,国有企业集团资本结构和治理结构关系的研究也定能取得丰硕的成果。
赵伟[3]2001年在《论资本结构理论及其实践》文中指出分类号＿密级＿UDC。。 江西财经大学 学 位 论 文 协甥十灶协抽仇兀甘介阶
张荣武[4]2007年在《财务治理效率论》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财务治理是公司财务与公司治理交叉渗透的产物，肩负着公司财务与公司治理赋予的双重使命，成为目前学术界和实务界关注的焦点问题。萌芽于西方理论界并在我国得以明确提出和逐步深化的财务治理理论研究，正沿着“财权流理论”这盏“指示灯”正确前行。但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对财务治理问题的研究远未成熟，诸如财务治理效率等深层次的理论研究十分匮乏。然而，效率是经济学和管理学研究的核心与主线，财务治理效率是财务治理的根本目标，没有对效率的深入考量，就不可能有财务治理理论的真正成熟。因此，若要深化公司财务治理问题的研究，效率问题就是绕不过的坎。响应理论界和实务界对“财务治理效率”问题深入研究的诉求，构成本文选题的基本背景和原动力。本文综合运用经济学、管理学、法学等相关理论，以“契约理论”和“财权流理论”为学术硬核，以财务治理环境、财务治理结构、财务治理机制为明线，以“财务治理效率”为暗线，对财务治理效率问题展开了深入系统的研究。全文共六章。第1章，导论。在对选题背景、意义、基本约定、国内外公司治理及其效率和财务治理及其效率问题的研究成果进行简要回顾后，说明本文的研究框架与主要创新。第2章，财务治理效率理论基础。在分别介绍企业契约理论、财权流理论、激励机制理论和博弈论之后，结合研究主题，阐述了上述理论基础与财务治理效率的逻辑关系。第3章，财务治理效率论说的逻辑框架。首先，对效率内涵进行了界定；其次，提出并论证了财务治理效率论说；最后，构建了由财务治理环境、财务治理结构、财务治理机制组成的效率释放的互动框架，并将其与财务治理效率共同嵌入财务治理体系，进而形成一个涵盖财务治理环境、财务治理结构、财务治理机制、财务治理效率四大板块的财务治理体系。第4章，上市公司财务治理环境与治理效率研究。财务治理环境是财务治理体系效率释放的基石。本章分别论证了政府行为、法律制度、产权保护、市场化水平、信用体系、契约文化与财务治理效率之间的逻辑关系。第5章，上市公司财务治理结构与治理效率研究。财务治理结构是财务治理体系效率释放的基础与内核。本章将“财务治理结构”又细分为两个部分：一是财务资本结构；二是财务组织结构。对于财务资本结构而言，本文分别系统阐述了资本结构(狭义)、股权结构、负债结构与财务治理效率之间的关系；而对于财务组织结构而言，本文则分别深入剖析了股东大会(控股股东)、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与财务治理效率之间的逻辑关系。第6章，上市公司财务治理机制与治理效率研究。财务治理机制是财务治理体系效率释放的引擎。首先阐述财务战略决策机制、财务激励创新机制、财务监督制衡机制与财务治理效率的关系，这叁大机制是财务治理机制体系的核心机制。但是，仅有核心机制还不能满足需要，为此，本文建构了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与相机治理耦合机制，作为动态协调机制，为前叁大机制服务。由于各种财务治理机制的运作需要信息，也由于财务治理产生的原因之一就是信息不对称，因此，本文又提出财务信息披露机制，使之在财务治理机制体系中发挥“后勤保障”作用。本文的主要创新之处在于：1．首次提出并论证了“财务治理效率论说”。基于企业契约理论，本文认为，公司的本质(性质)是物质资本所有者、人力资本所有者和社会资本所有者之间缔约形成的合作收益大于合作成本的契约联结体；公司契约的本质是公司产权契约；公司产权契约的核心是公司财权契约，公司财权契约的学术硬核是财权；财权契约不完备与代理问题的存在导致财务治理问题的产生；财务治理是公司治理的核心，财务治理的本质是剩余财权(剩余财务索取权与剩余财务控制权)配置；财务治理的根本目标是借助于剩余财权配置，通过由财务治理环境、财务治理结构与财务治理机制共同组成的效率释放互动框架，实现财务治理效率最大化；财务治理效率最大化的核心是剩余财务索取权与剩余财务控制权对应，即剩余财权配置效率最大化；财务治理效率最大化的基本衡量标准是财务治理收益与财务治理成本对比；财务治理收益是指财务治理主体效用或共同剩余总和；财务治理成本包括财务治理主体交易成本、第一类代理成本、第二类代理成本、财务治理结构组织成本、市场治理成本、服从成本、政府治理成本以及制度摩擦成本等。2．明确界定了财务治理、财务治理主体、财务治理客体。本文认为，财务治理是指在股东主导的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的基础上，通过财权合理配置和财务冲突协调，形成财务治理结构、财务治理机制与财务治理环境良性互动，实现财务决策科学化和财务治理效率最大化的制度安排。财务治理主体可以从狭义和广义两个角度来理解。狭义上的财务治理主体是有资格有能力对财权合理配置和财务冲突协调、财务决策科学化和财务治理效率最大化具有重要影响的机构、法人和个体，主要包括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股东、债权人、雇员。广义的财务治理主体除狭义的财务治理主体之外，还包括顾客、供应商、政府和社区等社会资本提供者。财务治理客体也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来理解。广义的财务治理客体是指“财权”，狭义的财务治理客体特指“财权”中的“权力”。虽然“财权”包括通用财权和剩余财权两个方面，“权力”也包括通用财权中的“权力”和剩余财权中的“权力”，但广义财务治理客体的核心是指剩余财权，狭义财务治理客体的核心则是剩余财权中的“权力”。3．重新定义并深化了“财务机制”的内涵。所谓“财务机制”是指财务体系内各子系统、各要素之间相互关联、相互制约的作用过程，以及由此决定的财务体系内在的本质的调节形式、方式方法和手段的运行规律。它包括以下几层含义：(1)财务机制是一个动态人造系统，按照一定的规律自动发生作用并导致一定的财务经济结果；(2)财务机制既不是最终结果，也不是初始原因，它是把财务期望转化为财务行为、原因转化为结果的一种中介；(3)财务机制制约并决定着财务功能的发挥，在一定的财务体系中，财务机制是客观存在的，它所反映的是财务内在的、本质的作用方式和规律，是财务体系各组成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的动态关系；(4)财务机制的优劣是以其作用于财务体系而导致的机能强弱来评价的；(5)财务机制主要由财务决策机制、财务激励机制和财务监督机制构成，其中，决策机制是“方向盘”，激励机制是“发动机”，监督机制是“刹车”，叁者共同呵护财务机制体系的健康运行。4．构建了“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与相机治理耦合机制”并解构其效率释放机理。本文认为，财务治理效率的核心是剩余财务索取权与剩余财务控制权对称；共同治理机制体现了常态下利益相关者之间为实现公司财务治理效率最大化而进行的合作，而相机治理机制则是在特殊情况下客观面对利益相关者财务冲突的基础上，保证这一合作状态持续稳定的机制；共同治理与相机治理耦合机制是利益相关者在常态和异态下尽可能长期合作的有力保障和公司财务治理效率释放的源泉。5．打造了一个全新的效率导向的财务治理体系。主要包括以下几层涵义：(1)财务治理环境是基石，财务治理结构是基础和内核，财务治理机制是引擎，财务治理效率是根本目标；(2)财务治理环境、财务治理结构、财务治理机制与财务治理效率四者共同构成财务治理体系，在财务治理体系中是一种上下游关系；(3)财务治理环境、财务治理结构与财务治理机制均包含效率释放问题，叁者形成上下游关系，组成一个效率释放的良性互动框架，是财务治理效率产生的源泉；(4)财务治理效率在财务治理理论研究中处于后续理论研究的位置，是财务治理的根本目标，起着方向与指引的作用。
汪泽函[5]2009年在《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对公司价值影响的实证研究》文中指出资本结构与企业价值的关系研究一直受到国内外众多学者的关注,而资本结构问题本身也是一个具有重大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的研究课题。合理的资本结构决定了股东、债权人、经理等利益相关者对公司的控制权分配。基于各国经济体制以及资本市场的完善程度存在差异,各国公司资本结构及其形成机制也存在明显的不同,因此在中国特殊的经济环境约束的背景下,研究资本结构与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具有现实意义。本文首先对资本结构的相关理论、资本结构与企业价值间相关关系的国内外文献进行了综述和分析。资本结构相关理论包括:早期资本结构理论、经典资本结构理论和现代资本结构理论。经典资本结构理论将权衡理论引入,使资本结构的选择在收益和风险并重的前提下得到最优解。现代资本结构理论指出:在完善的资本市场这一基本假设条件下,企业的资本结构对企业的价值有影响。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中总结出不同行业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具有显着差异,不同的时空条件、不同的样本构成,不同的分析方法和所设定的财务指标会导致不同的实证分析结果。资本结构对企业价值的影响至今未得到统一的结论。其次本文通过我国钢铁和农业上市公司资本结构比较分析,初步分析其行业资本结构的差异性。再次本文通过变量设定、提出假设并建立模型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发现行业因素对资本结构有显着影响,以及资本结构影响企业价值并呈负向影响,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中国证券市场的成熟程度和有效性。本文以深沪两市A股钢铁与农业两大行业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运用55家(其中钢铁行业26家,农业行业29家)样本公司2005-2007年的数据,以托宾Q值为企业价值指标变量,资产负债率为资本结构指标变量,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为成长性指标变量,年份为时间变量,企业总资产的自然对数为公司规模指标变量,实证研究资本结构对企业价值的影响。通过对钢铁与农业行业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实证分析,发现行业因素对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影响显着,通过对两个行业上市公司资本结构与企业价值相关性的实证分析发现,钢铁和农业行业上市公司资本结构与企业价值之间呈显着的负相关的关系。最后本文结合实证分析结果,从宏观环境以及微观两个角度对完善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对于提高企业价值提出了相应的建议。主要包括:上市公司自身优化资本结构,提高公司业绩,建立资本结构动态优化的机制,优化融资环境,大力发展企业债券市场,优化股权结构,加强相关机构的监督,加快我国金融体系的改革。
赵云霞[6]2013年在《我国农业上市公司融资结构及优化研究》文中提出农业是人类的“母亲产业”，在远古时代，农业就已经成为人类抵御自然威胁和赖以生存的根本，农业养活了人类并且发展了人类，没有农业就没有人类今天的一切，农业的地位和作用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上市公司是先进农业生产力的代表，所以研究农业上市公司问题，优化融资结构，提高农业上市公司的市场价值，对解决我国的农业问题具有一定的意义。本文在融资结构基本理论和相关文献的回顾基础上，对相关概念进行了界定，以深、沪两市2006-2011年划分为农林牧渔业的农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本文首先对我国农业上市公司的现状进行分析，主要从两方面进行了分析，一方面，农业上市公司的现状，主要从农业上市公司的基本情况和基本特征进行了分析，得出了我国农业上市公司的数量规模较小，“弃农”现象比较严重，多元化发展，整体的经济效益不佳；另一方面，农业上市公司融资结构的现状，可以看出我国农业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率较低，内源融资和外源融资比例不协调，主要以外源融资为主，负债的内部结构是非流动负债所占负债比例很小，主要以流动负债为主。从我国农业上市公司的现状分析结果可以看出，找出我国农业上市公司融资结构的主要影响因素并且对其进行优化显得尤为重要。所以，本文通过实证研究找出影响我国农业上市公司融资结构的主要宏观和微观因素，得出了公司规模、获利能力、资产结构、短期偿债能力、产品独特性、股权结构、金融环境对我国农业上市公司的负债水平有显着的影响。然后以市场价值最大化为目标，走市场调节为主，政府调节为辅的路线，从我国农业上市公司自身和政府两个层面同时出发对我国农业上市公司的融资结构进行优化。
曲艺[7]2017年在《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是在资本主义全球化迅速发展时期所出现的一个理论学派,是世界范围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说复兴的一个组成部分,属于新的马克思主义中的一个类型,属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流派之一。被誉为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旨趣在于,它展开了对世界体系的资本主义现状和历史的总体性研究,反映了要求化解南北矛盾、超越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建构世界和谐的人类理想和社会发展愿景。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是由沃勒斯坦奠定的,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可以理解为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流派其中之一,在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认识上此理论对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展开了修正,并且用折衷的形式对马克思与卢森堡关于资本累积理论、列宁与卢森堡剩余价值理论等进行了继承。此外,阿瑞吉和弗兰克等西方其他学者在探讨世界体系问题上也都分别做出了自己的探讨和独特的学术贡献。阿瑞吉在探究全球化资本主义体系扩张的发展动力问题,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扩张的实质,以及对反体系运动的理论认识,中国崛起与未来世界体系的更迭,关于马克思学说有效性的问题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弗兰克在世界体系的主要周期节奏,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扩张内源性动力问题上进行了独特的理论思考,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思想。具体言之,本论文主要探究了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首先,本论文阐述了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涵义及其理论渊源问题。论文梳理了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历史进程,在此基础上对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概念进行了界定。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全球迈入了较为和平稳定的发展阶段,脱离了西方殖民主义掌握的亚非拉民族独立国家,努力探索自己国家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它们把主要精神放在了推动自己国家的社会变化迁移的实践,这样的实践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极大关注,一些西方社会科学家对此不断的开展了讨论。关于世界体系这一概念并不是率先由沃勒斯坦所提出来的,实际上,卢森堡的依附理论、西方的现代化理论、资本积累的理论等都是较早地探讨了这一概念。在卢森堡看来,世界体系其实就是世界的整体,其生存前提是以资本主义的世界和非资本主义的环境为基础的,由于资本主义的生存并非通过自身内部的力量,而是主要依靠着非资本主义世界中的原材料、市场及资本的积累多方面因素的支撑才能够得以实现的。虽然世界体系这一概念并不是率先由沃勒斯坦提出的,但却是沃勒斯坦赋予了这一概念比较明确的含义,沃勒斯坦提倡一定要由体系的整个部分或者总体准则上面开展察看世界体系。在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渊源问题上,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首先汲取了马克思的一些理论,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通过经济的角度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和分析方法来阐述理解近代世界历史的变化迁移;其次,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所构建的世界体系理论与20世纪的年鉴学派有着密切的联系,它汲取了20世纪史学的新成果;再次,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受到了耗散结构论的影响,吸收和借鉴了普里高津的社会物理学;最后,步入发展理论的新时期,世界体系理论继承并且发扬光大了依附理论与对现代化理论的驳斥。世界体系理论就是建立在上述四种思想渊源基础上而构建自己的理论基本框架的。第二,论文重点分析了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沃勒斯坦的理论,论文梳理了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生成的历史背景及产生的理论渊源,在此基础上深入开展了对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沃勒斯坦通过游历加纳、法属阿尔及利亚以及西非海岸等国家,实地考察了解到了非洲的殖民主义的统治之现状,通过研究非洲殖民主义这样的现实切入点沃勒斯坦从马克思原着之中获取了灵感,达到了对世界体系的理论解析。沃勒斯坦认为,资本的主要的社会组织的形式便是其所谓的世界体系。当代的世界体系其实属于世界经济的体系,始于16世纪欧洲的世界体系逐渐扩展到了当代全球所有的地区与角落;沃勒斯坦认为变化中的世界体系会呈现出周期性结构,体系当中制度也在不断地进行创新。按照沃勒斯坦的观点,任何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的。需要采用历史性之态度去看待问题,去理解社会的体制变化;在世界体系的基本结构问题上,沃勒斯坦发展了叁个地带划分理论。关于叁个地带划分理论,沃勒斯坦深受法国年鉴派和拉美独立学派的影响,沃勒斯坦从一个更长的历史时期和更广阔的地域空间对世界进行了划分,即核心—半边缘—边缘叁个地带的划分;在全球化背景之下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的理论分析方面,沃勒斯坦预言世界体系最终将会解体,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首先在未来的资本主义体系之中人们所得利润都将会越来越少,另一个方面就是衰败的政治因素,可以说国家的作用愈来愈弱,社会当中人口数量激增,收入的差距不断扩大,人们对于未来的发展充满了迷茫;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提出来以后,引起了西方学者的广泛关注,西方学者对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呼应和反映很强烈。在世界体系的研究学者之中,最着名的代表性人物当属弗兰克,弗兰克原本是属于依附理论之代表性的学者,而在沃勒斯坦创建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之后,他便转变为对世界体系进行研究。第叁,论文深入研究了阿瑞吉的世界体系理论。论文对阿瑞吉思想形成的背景与理论渊源进行了简要的梳理,在此基础上对其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理论内容进行了探究和阐释。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扩张发展动力的问题上,阿瑞吉主张,资本主义的金融扩张才是全球资本主义的体系扩张的内部动力,霸权基本上源于这种扩张体系的需求,倘若没有资本的扩张,霸权也就没有产生的可能;阿瑞吉认为,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扩张的实质,就是实现所谓的自由贸易。帝国主义自由的贸易体制是全球资本主义的体系之载体。若想对世界不平等的状况进行消除,首先必须要消灭帝国主义的自由贸易体系;在对反体系运动的认识上,阿瑞吉提出,反体系的运动与阶级斗争是不同的,与民族的解放斗争也不相同。对于阶级斗争来说,它不但在现代的世界体系当中存在,并且成为日趋复杂的一种力量,反体系的运动就是要求建立一种平等的世界新秩序、新的世界体系;在当今的世界体系的演进中,处于改革开放和快速发展中的中国的崛起影响世界体系巨变的新生变量。阿瑞吉研究了中国崛起与未来世界体系的更迭的关系。阿瑞吉关于中国崛起的理论是其世界体系理论当中的有机组成部分,阿瑞吉研究了世界体系演进过程中中国崛起的主要原因,尝试揭示出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的独特价值,做出了现代的世界体系极有可能会朝着中国崛起的道路前行的判断;关于马克思学说的现实有效性问题,阿瑞吉认为,20世纪60年代以前,人们着眼于马克思学说对生产场所的劳动过程和阶级冲突的解释效力,却忽视了对“隐蔽的生产场所”及阶级冲突的马克思主义解释。阿瑞吉认为,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思考实质上是最早的关于全球化的理论探索。在资本主义问题上,阿瑞吉肯定了马克思所作的理论描述在理解今天的资本主义时仍然有一定的效力;阿瑞吉的世界主义视域是他研究世界体系结构的独特分析视角,这主要体现在他关于世界体系中的东亚纳贡体系的价值定位问题上,在他看来,东亚的纳贡体系存在远远要比欧洲的资本主义体系早,带动着东亚地区经济的发展;阿瑞吉在受到布罗代尔和沃勒斯坦的启示之后,运用“长时段分析法”和“中心—边缘”结构模式来阐释这种不平衡发展的根源;阿瑞吉对市场经济的多样性进行了理论论证,阿瑞吉根据斯密市场经济理论原理对斯密以来的市场经济作出系统性考察,试图揭示世界市场经济发展史的规律性。与沃勒斯坦相比较,阿瑞吉赋予世界体系分析的特色和优势主要体现在经济学维度上,这也是阿瑞吉世界体系分析的特质所在,阿瑞吉认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是一个有着复杂的社会内容的历史发展过程。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是一个经济体系,但也是一个历史体系和社会体系。阿瑞吉的世界体系理论坚持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立场,探索了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实质,主张资本主义扩张体系的内动力为金融的扩张,霸权主要基于其扩张体系的需求,欣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世界体系论具有明显的新左派理论性质。阿瑞吉的世界体系理论的激进成分相对多些,革命色彩浓厚一些,反抗精神强烈一些。从这个意义上看,阿瑞吉算得上一位新左派人物,他的世界体系理论也属于新左派思想的代表。阿瑞吉研究世界体系的方法也是具有方法论意义,阿瑞吉所采用的研究的方法具有多重性质,包含了周期性的分析法、结构主义的分析方法、矛盾和差异研究法、东西方对比的研究方法等。第四,对弗兰克的世界体系理论进行了比较性研究。论文分析了弗兰克世界体系论产生的历史背景与思想渊源。安德烈·冈德·弗兰克本是依附论的主要创立者,其对依附论的完善有着很大的学术贡献。弗兰克的思想成长大概可以划为西方正统的发展理论、依附论、全球资本主义危机理论与世界体系论四个时期,在不同的各个时期,他都有很多的作品诞生。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人类中心主义是弗兰克构建其世界体系论的理论基础和独特的概念分析框架、问题研究的分析方法。弗兰克一直把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自己的思想基石,依据历史唯物主义提出世界发展的源泉在于资本积累,资本积累不是现代世界政治经济所专有,而是在此之前就存在着;替代西方中心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是弗兰克构建其世界体系论的新视域与新的分析方法。弗兰克认为,把人类作为中心而不是把欧洲作为中心的世界历史可以给新的全球实践供应新的基础性知识,他摒弃了实体论者所秉持的文明与民族的想法,还运用结构主义方式解析不停变化的经济政治的情形。论文是在弗兰克与沃勒斯坦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比较分析中来确认弗兰克在构建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方面的新贡献的。在对世界体系的内涵与特征方面的不同界定方面,沃勒斯坦认为,全球体系应该是现代资本主义体系与世界帝国两部分,二者都是把1500年作为其分水岭;而弗兰克世界体系仅是一个,1500年的前后并无质的差别,并且为连续的。关于世界体系的主要结构方面二人也存在差异性认识。由于对世界体系界定的标准有所不同,五百年的世界体系与五千年的世界体系在其结构方面确实有很大的不同。沃勒斯坦主张不同地带存在着明显的依附关系;弗兰克认为不同地带依附的关系并不是很明显;关于世界体系的主要周期节奏的不同看法,周期节奏与长期趋势反映出现代世界体系具有动态的性质,其中的周期包含了康德拉季耶夫周期与特长周期。与沃勒斯坦相比较而言,弗兰克对世界体系周期更为关注,五千年的世界体系动态性主要表现在五百年的周期交替;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扩张内源动力问题上,按照弗兰克的观点,世界体系发展的动力便是资本霸权与资本积累,而这并非资本主义扩张体系所独有的动力源。阿瑞吉主张,资本主义扩张体系的内动力为金融的扩张,霸权主要基于其扩张体系的需求,倘若金融的扩张不存在,是不可能产生霸权的。第五,论文对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了概括性的总体评价。论文分析了其理论价值和理论局限性。本文认为,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其理论价值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其理论价值在于深化了对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的理论批评。沃勒斯坦曾认为:“就我或者就任何人而言,这样的寻求不仅为学术性的还是政治性的,我一直认为这样寻求的政治性与学术性是同时存在的,不会是单独存在的。”阿瑞吉主张,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基本针对的是物质的扩张,理论主要是生产过剩的危机,从表面看来,此种理论在当代的经济危机前似乎已经没有解释力了,但是从实际的情况去看,马克思危机的理论主要建立于马克思资本一般公式基础上,这就使马克思危机理论不但要对物质的扩张进行探讨,并且还需要对金融的扩张进行探讨;弗兰克认为,西方的资本主义国家竭尽全力的神化与美化西方的道路与价值观念,且明显的把世界范围的依附性的积累说与两极分化认为是理所当然,把不公平的交易与资本主义的霸权行径看成是保护世界民主与和平秩序,这是十分荒谬的。第二,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修正和创新性构建了西方社会科学方法论,突破了西方主流社会科学方法论里面的欧洲中心主义分析视域。沃勒斯坦解析了1945年之后西方社会科学的各种不同境遇的时候谈过,社会科学产生于现代世界体系,并且还是以欧洲作为中心;修改了西方主流社会科学探究方式里面的普遍主义。西方的社会科学探究崇向的是普遍主义,确信存在一种超越时空的一般有效的方式,也就是大家经常谈到的放之四海都可以的方法。正如沃勒斯坦所解析的那样,不管是有规则的社会科学家的不是历史的时间逆转的方式里面还是历史学家的历史性阶段方式里面,西方欧洲社会科学完全坚决的建议普遍主义;修改了关于主流西方社会科学的文明论的思维模式。沃勒斯坦指出,这样的文明理论里面存在的优越感不是单独而存的,它早已渗入了西方社会科学创建的用来解析问题的含义里面,并且表现在那些用来权衡那些含义标准之中;修改了主流西方社会科学的发展进步理论的思维模式,沃勒斯坦指出,20世纪原来的老左派所提的阶段理论大部分是针对西方进步理论展开的一种驳斥,此类说法常常为马克思主义的变异主张,原因是马克思在最初时就严肃的批评了欧洲的中心主义的进步理论;第叁,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整合了西方各种社会科学理论资源。如现代化理论、依附理论、年鉴学派以及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理论。最后,论文分析了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的局限性。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也具有鲜明的理论局限,虽然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当代的马克思主义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其本身仍然存在理论的困境与分裂的因素。理论局限性主要表现叁个方面:第一,没有最终突破狭隘的欧洲中心主义窠臼,虽然沃勒斯坦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吸收与借鉴了马克思的基本观点与方法,对于资本主义不平等的现状与制度展开了有力的批判,尤其是对欧洲中心主义进行了全面的批判,为研究欧洲问题提出一个具有革命性质的框架。但是由于其对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的整体性理解产生偏差以及对现代化进程的片面化认识,将现代化和资本主义化等同,现代性和资本主义性进行等同,最终使现代的世界体系生成与发展依然是依照中心国家当中的资产阶级愿望去塑造。所以,他并没有跳出欧洲的中心主义之窠臼,本质上来说就是一个被蒙蔽的欧洲中心主义,依旧处在欧洲中心主义笼罩的阴影下,且最后在历史体系之构建方面陷入到欧洲中心主义困境当中却不能自拔。第二,历史观中的虚无主义与消极悲观主义,因其忽略了有关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创建基础的了解,最后导致了关于将来社会主义世界秩序的规划上面很大程度上不遵守真实,抽象虚无好似海市蜃楼,并且再次陷进了历史虚无主义的窘况;第叁,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具有模糊的乌托邦理论特质,过分地强调了世界体系的链条相同性,忽略了此链条当中薄弱的环节,进而在某种程度中忽视了列宁一国建成社会主义之思想,这极有可能把世界各国的劳动人民重新抛入到新乌托邦的幻想之中。从总体上来看,以沃勒斯坦为代表所创建的世界体系理论以其独特之视角,对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展开了深刻的论述,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预示着社会发展的理论学说进入到了一个全新时期。沃勒斯坦创建的世界体系理论宏伟的框架、博大精深的理论,阿瑞吉关于中国崛起的理论,以及弗兰克5000年世界体系理论均吸引了很多理论学家的重视。
李超群[8]2015年在《马克思人权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无论将马克思作为人权的批判者还是主张者,他关于人权的种种分析和评论已成为研究人权理论不可绕过的论题。马克思对待人权的态度充满了张力,对这种张力的不同理解与中国人权事业的曲折历程密切相关。因此,在前人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研读马克思的人权思想,判读马克思对待人权的基本立场,其意义不仅在于解决中国人权事业自身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亦对人权理论本身的发展大有助益。对于马克思的人权思想尤其是其人权立场,需要细致探讨的应是:马克思是在何种意义上认知人权?他对他所认知的人权持何种态度?他的这种态度是在何种程度与何种意义上成立的?产生这种态度之缘由与根本目的在于何处?本文试图返回马克思的经典论着,以更加细致的视角,考察马克思人权思想的问题意识由来、马克思对人权的认知与界定,分析马克思对人权问题作出的具体论述,梳理马克思人权思想的发展过程,努力还原马克思人权思想的本貌与全貌,从而回答上述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探明马克思人权思想的重要启示。由自然权利论所阐发的启蒙人权理论,使“人权”概念获得了具体形式与确定内容,奠定了现代人权理论的经典范式,并通过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现实化为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法律制度。而马克思对人权问题的关注,正始于启蒙精神的鼓动与对犹太人问题的关注,其论析的人权正是启蒙人权理论及其实践中的人权。启蒙人权理论不仅是一种抽象人本关怀理念,更是以实现个人自我保存为旨归、并将其分解为各项基本权利而予以保障的具体理论,并表现为记载在各部“人权宣言”和资产阶级共和国法律中的现实制度。启蒙人权理论之具体形式的两大构成要素正是,作为个体而普遍存在的人,以及围绕私有财产权展开的、表达个人之基本需求的权利话语。因此,不应将人权的理念内核与其具体形式混为一谈,而应在二者的相互关系中审慎地理解人权。马克思正是以此种方式展开对启蒙人权不断深入的论析,从而阐发自己的人权思想。在马克思人权思想的阐发过程中,贯穿着一条重要线索,即从批判人的异化到阐发人的解放。具体而言,马克思一方面通过分析“人”在启蒙人权理论中的形象,以及启蒙人权之“权利”的实质,揭秘这种人权理论与异化之关系,从而指认其内在矛盾、深层悖谬与历史局限;另一方面则始终坚持了人权的理念内核即人本关怀,并以“人的解放”观念将其推向极致。马克思的人权思想正在此意义上超越了启蒙人权理论,这种“超越”应在如下意涵中得到理解。马克思对启蒙人权理论的超越最显白地表现为一种批判的立场,这种批判进路依次在市民社会—政治国家理论、异化劳动论、历史唯物主义中逐步展开。在第一部全面系统论析人权问题的论着《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以市民社会—政治国家理论作为其分析启蒙人权理论与人权问题的基础。基于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立,马克思揭露了人性分裂,从而区分了人权与公民权;基于市民社会生活的本质特征、市民社会对政治国家的决定关系,马克思揭示了人权在启蒙人权理论与资产阶级共和国人权制度中实质——市民社会的成员的权利,界定了这种人权的主体——自私自利、自我封闭的原子式个人,指认了这种人权之核心内容——私有财产权。在此基础上,启蒙人权理论在其具体形式与制度时间中的内在矛盾得到揭露:(1)人的个体性与社会性的矛盾;(2)人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矛盾;(3)人的主体性与物役性的矛盾。《巴黎手稿》中的异化劳动论承载着马克思深度揭露市民社会之异化及其根源的重要尝试,马克思的人权思想及其对启蒙人权理论的论析在其中得到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以“自然存在物”、“类存在物”、“社会存在物”叁者的统一定义人的本质,并以此为根本尺度构建了“人的本质—人的本质的异化—人的本质复归”之异化图式。在此图式中,马克思对启蒙人权理论具体形式的两大要素“原子式个人”与“私有财产权”展开了深刻批判,确证其为异化的产物与表现,并最终揭示了启蒙人权理论的深层悖谬:它始终将异化的人与异化的权利作为自己的基础,因而在理论与实践中背离了以彰显人的主体性为宗旨的理念内核。形成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历史唯物主义,标志着马克思思想的成熟。基于这一全新世界观,马克思已不再以抽象理论批判启蒙人权理论及现实人权制度,而以历史的深沉视野中客观地发掘人权的历史发展规律,探明启蒙人权理论之内在矛盾、深层悖谬的历史成因,指认其历史局限性,并对超越启蒙人权之目标与途径作出了科学说明。不过,上述批判必须限定在确定的范围内才能得到正确理解。马克思的批判只是针对启蒙人权理论的具体形式与制度表现,并非其理念内核,实际上,人本关怀恰恰是马克思上述批判的根本尺度。并且,马克思批判的根本对象在于导致启蒙人权理论内在矛盾、深层悖谬、历史局限的现实基础,这样的批判并非一概地否定启蒙人权理论与资产阶级共和国人权制度关于保障个人权利、公民权利的承诺,而在于其在实践中为何没有兑现这些承诺。因此,除“批判”外,马克思对启蒙人权理论的超越还具有“重建”与“承认”两个不容忽视的意涵。马克思批判启蒙人权理论与现实人权制度,在根本上是为了阐明人的解放,人的解放理论是对异化的彻底扬弃,实乃对人权理论之理念内核的重建与升华。人的解放的最终目标便是还原人的普罗米修斯形象,在根本上确立人在其所处世界中的主体地位。在人性论、主体价值、目标与途径各要素上,人的解放理论确立了一种人本关怀的高位标准,对人权之理念内核的彻底推进,它不仅为解决启蒙人权理论之内在矛盾与深层悖谬指明了方向,亦为未来的人权实践提供了更加坚实的基础与先导性理论。虽然,扬弃启蒙人权理论及其制度的现实基础,是人权解放的题中必有之义,而站在现实的立场上,马克思则秉持审慎的态度表达了对启蒙人权理论及现实的人权制度在一定程度上的认可。一方面,应当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来认识启蒙人权理论及制度的产生与消亡,承认其现实存在的客观性。另一方面,应当重视启蒙人权理论及制度的历史的进步性。正是出于对启蒙人权理论与现实人权制度的上述承认,马克思对启蒙人权理论超越,并不仅仅指向揭示人权的未来走向,也在于促使现实人权制度的完善。这种完善首先体现在对经济权利的重构,主要包括:重视经济权利的基础地位,赋予经济权利以积极权利的性质,扩大经济权利的主体与内容,强调经济平等。同时,马克思也重构了经济权利与政治权利的关系,他实际上给出了两套人权位阶:在现实的条件下,经济权利确属政治权利的基础与目的;而在人的解放这一新的人权理念下,政治权利才应是最具本质意义的人权。马克思对启蒙人权理论的超越,正是通过批判这种理论的具体形式,从而阐发了一种新的人权思想,这种超越在根本上正是为了完成实现人本关怀这一启蒙人权理论的“未竟事业”。对于今天这个“人权的时代”,马克思提供的并非一套“破坏性”的理论,而是一份宝贵的遗产。
戴文佳[9]2008年在《我国信息产业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及其影响因素研究》文中提出实证研究表明公司资本结构影响公司治理结构,并最终影响公司市场价值。合理的资本结构是公司价值最大化的必要条件,对于公司乃至整个国家、地区经济运行和增长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信息技术作为科学技术领域发展最快的门类之一,信息产业已成为维护国家安全、增强综合国力重要产业。因此,研究信息产业上市公司资本结构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在国内外现有文献的基础上,研究信息产业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影响因素。首先探讨了资本结构的内涵、五种企业资本结构类型及最优资本结构的界定,即是一种能使财务杠杆利益、财务风险、资本成本、企业价值等要素之间实现优化均衡的资本结构。通过对美日德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时间发展研究及比较,发现发达国家上市公司融资方式大致遵循“优序融资”理论。进而分析我国企业融资方式的演变过程,结合我国信息产业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特点,研究影响我国信息产业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外部及内部因素。信息产业的发展具有高投入、高效益、高风险、高成长、高附加值、高渗透性、高带动性及高就业性等特点,其融资渠道主要有银行贷款、私人权益融资、风险投资、战略投资及政府创业扶持。我国信息产业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特点有,其一,公司资产负债率低于全国上市公司平均水平;其二,资产负债率呈上升趋势,且长期负债率波动呈现阶段变化;其叁,公司流动负债比例较大,波动不明显。最后,公司股权集中度趋向合理化。通过信息产业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内外部影响因素分析及实证分析得出的结论,提出优化信息产业资本结构叁个方面的建议。
全红坡[10]2005年在《资本结构与公司治理研究》文中指出资本结构理论作为企业理论的分支,其特殊性在于直接联系着资本市场和众多企业。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时期,资本市场中的上市公司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更为显着,改进和完善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就成为提升公司资产运营效率、进一步发展证券市场的必然要求,这也构成了本文的研究背景。资本结构和公司治理理论的研究文献较多,但对于二者关系的论述不够充分,本文从代理成本和公司绩效两个角度论述了资本结构对公司治理的影响,进而利用我国上市公司的数据,对理论进行了实证检验,提出了通过优化资本结构提高公司治理绩效的具体措施。 本文共分五章,各部分内容如下: 第一章,资本结构理论及其发展。按照时间顺序对早期资本结构理论、现代资本结构理论、资本结构理论的新发展、产业组织下的资本结构理论和机会窗口理论进行了总结梳理和简要评论。第二章,资本结构与公司治理的内在联系。论述了资本结构安排对治理结构的影响,分别针对资本结构对代理成本和公司绩效的影响,进行了具体分析。第叁章,不同资本结构下的公司治理。首先对公司治理理论及其发展进行了简要述评;接着对美国股权治理和日德债权治理模式进行了分析比较,总结出不同的资本结构特征和公司治理模式特征。第四章,资本结构与公司治理:我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首先分析了当前我国上市公司中债权结构和股权结构的特点,主要表现为:行业资产负债率差异显着,资产负债率低,流动负债比重偏高,股权融资为主,股权集中度高和国家股、非流通股比重较大。进而利用制造业上市公司年报数据,对负债率与公司绩效、国有股与公司绩效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得出了我国上市公司债权治理弱化和国有股影响公司绩效的结论。第五章,对策与建议。主要从加大银行治理力度、大力发展债券市场、健全偿债保障机制等角度来强化债权治理效应,从实现股票全流通、减持国有股和促进股权多元化来提高股权治理效应,以及提高市场运作效率、创新交易制度等角度提出了通过资本结构优化来提高公司治理绩效的对策。
参考文献：
[1]. 基于契约控制权的内生企业资本结构决策研究[D]. 王立延. 东华大学. 2013
[2]. 国有企业集团资本结构和治理结构的关系研究[D]. 张琪. 长沙理工大学. 2007
[3]. 论资本结构理论及其实践[D]. 赵伟. 江西财经大学. 2001
[4]. 财务治理效率论[D]. 张荣武. 湖南大学. 2007
[5]. 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对公司价值影响的实证研究[D]. 汪泽函. 华中农业大学. 2009
[6]. 我国农业上市公司融资结构及优化研究[D]. 赵云霞. 内蒙古农业大学. 2013
[7]. 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D]. 曲艺. 吉林大学. 2017
[8]. 马克思人权思想研究[D]. 李超群. 西南政法大学. 2015
[9]. 我国信息产业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及其影响因素研究[D]. 戴文佳. 华中科技大学. 2008
[10]. 资本结构与公司治理研究[D]. 全红坡. 山东大学. 2005
标签：企业经济论文; 财权论文; 治理理论论文; 融资公司论文; 成本分析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公司治理结构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经济学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经济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