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意志与少数民族电影——周恩来处理影片《内蒙春光》事件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周恩来论文,内蒙论文,少数民族论文,春光论文,意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一个难产的“早产儿”
新中国第一部少数民族电影《内蒙春光》，是一个孕育于新中国诞生之前的“早产儿”，命中注定要难产。
遵循列宁所教导“在所有艺术中，电影对于我们是最重要的”①，新中国的缔造者们对于电影事业的重视程度可想而知。早在抗战刚结束，解放战争爆发之前，党中央命令当时驻扎华北和华东的大批部队和干部从陆路和海路全线开赴东北的同时，就安排了大批的文艺干部从延安出发一同前往，这其中就包含袁牧之、陈波儿、吴印咸等当时在我们党内还相当稀缺的电影精英。这样做的目标十分明确，就是要赶在国民党军队之前，先期抢占和接收日本侵略者遗留下来的北满电影资源，并以此为基础，迅速启动属于新中国自己的电影事业。从目前可以找到的史料来看，即使是在战争初期，战局于我不利，部队和机关全面退守到哈尔滨以北地区的危及存亡的紧要关头，那些原本在长春的电影资源也跟着其他大量辎重一起，撤退到了后方。其过程的艰难困苦，不及备述。公正地说，当时我军东北指挥机关在这一点上是很有远见的，正是这种撤退，为日后新中国电影事业蓬勃发展保留了一粒至关重要的火种。也正因为此，当战争还在继续，全国解放尚待时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尚未宣告成立的1945年夏天，东北电影制片厂就启动了共和国第一部少数民族电影，即《内蒙春光》的创作生产。
影片《内蒙春光》的创作过程本身并不曲折，甚至可以说是一帆风顺。为了使今天的读者能更清楚了解影片投产的历史语境，我们不妨先粗略说说其前后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
1945年8月5日和7日两天，美军向日本本土工业基地广岛和长崎分别投掷了两颗原子弹，两座城市瞬间被夷为平地，人员当场死亡20多万。8月8日晚，苏联政府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召见日本国驻苏全权大使佐藤，宣布根据苏、美、英三国元首《波茨坦会议》精神，为履行应尽的国际义务，苏联政府正式对日宣战。当晚，苏联远东军区近百万机械化部队，分东、中、西三路，向驻扎我国东北和内蒙地区的日本关东军发起猛攻，一路摧枯拉朽，势如破竹。8月15日，日本天皇发表《终战诏书》，向世界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从1937年“七七事变”算起，漫长的八年抗战终于以中国的胜利告终；从1840年算起，中国人民105年时断时续的民族独立战争宣告胜利，接下来要做的是，使国家走向统一、繁荣和富强，从而完成伟大的民族复兴。这其中，如何选择一条正确的发展道路，就成为摆在那一代中国人面前的一个极其重大的生死抉择。此时，中国共产党人站了出来，担起了领导全中国人民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
抗战时期，国民党所领导的军队主要承担正面战场作战，所以多集结于长江以南地区；而共产党所领导的军队主要承担敌后作战，所以多集结于黄河以北地区，到抗战结束时，双方军队所控制的地区也是泾渭分明。正是基于此种情势，包括内蒙古在内的北方地区也就率先进入了民主改革的时代。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1945年年末，在张家口召开了内蒙古盟旗人民代表会议，成立了以中共重要领导人乌兰夫为主席的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正式成为内蒙古各阶层人民普遍认可的领导力量。1947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颁布《中国土地法大纲》，由此，在解放区掀起了“土地改革”的热潮。这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一场划时代的革命。然而，要推翻在中华大地上延续了几千年的封建半封建土地制度，真正落实“耕者有其田”的美好愿景，谈何容易！其在推行过程中必然要遭到激烈，甚至惨烈的抵制和对抗。这种抵制和对抗在汉民族聚居的区域如此，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区域同样如此。随着内战的逐步展开，战争双方的态势也在不断变化，战局此消彼长，战线犬牙交错。由此，解放区的民主改革也随着战局的变化而变得越加艰难起来。
1948年，辽沈战役打得正酣的时候，影片《内蒙春光》的剧作者王震之翻过大兴安岭，进入东蒙地区的呼伦贝尔大草原，“收集了近10个旗的王爷、吐素(土司)拉格其(官衔)、扎赫(捷哈)拉格其(官衔)、喇嘛、牧民以及奴才等各种人物材料”②，完成了剧本创作。“剧本中把内蒙古人民反对内部封建压迫的斗争当作中心加以描写，塑造了一个残忍的王爷形象，他勾结国民党匪特残酷压迫广大牧民；也暴露了国民党匪军抢劫草原，蹂躏内蒙古人民的罪行，刻画了国民党特务‘杨先生’这一人物，他和王爷狼狈为奸，破坏我共产党干部做群众工作；同时还描写了青年牧民赫得布等广大蒙古族群众在我工作组长苏合影响下的觉悟和斗争，以及解放军的一部分——蒙汉联军击溃了反动派的武装进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这一地区被解放。剧本的矛盾冲突尖锐、情节完整、结构紧凑、各类人物性格鲜明，展现了丰富多彩的蒙古族地区风光和蒙古族的古老传统和风俗。给导演提供了深入挖掘和发挥的可能。”③
据干学伟本人回忆：“为了完成这部电影，我深入内蒙古草原陈巴尔虎旗，看套马、摔跤，参观喇嘛庙，吃奶茶，睡在蒙古包里的皮垫上……研究蒙古史，收集蒙古民歌；8月8日出外景，烈日晒脱了两层皮，等大雪纷飞才回厂拍内景，花了多少个日日夜夜……”④据相关资料记载，为了圆满完成这部电影的拍摄，导演干学伟带领摄制组深入内蒙草原500多里选景、拍摄。为了更好地表现战争场面，干学伟还召集摄影、美工等主创部门人员一起观摩国外进口的相关影片，一起讨论、学习先进的拍摄理念和手段。而且在整个创作生产过程中，时任东北电影制片厂领导职务的我党老一代电影艺术家陈波儿、袁牧之等始终对这部电影倾注了巨大的心血，给予了很多的关切和指导⑤。
《内蒙春光》由王震之编剧、干学伟导演。两位担任主创的艺术家都来自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是我们党培养出来的革命文艺家，是经过革命战争考验的坚强战士。其中，导演干学伟1917年生于浙江宁波，1932年考入上海麦伦中学，中学时代就积极投身进步文艺事业，参加演出《放下你的鞭子》、《扬子江暴风雨》等进步话剧；1937年在未名社演出话剧《王三》、《酸枣》等；1938年，干学伟来到延安，进入鲁迅艺术学院戏剧系学习，1939年毕业留校任助教，并在话剧《带枪的人》中扮演列宁；抗战胜利后，参加了对伪满影的接受工作。从上述经历看，导演干学伟无疑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聆听过毛泽东在座谈会开幕式和闭幕式上的两次重要讲话，也就是后来收入《毛泽东选集》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应该说，当干学伟接受《内蒙春光》的导演任务的时候，其内心是完全接受了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政治上是完全可以信赖的。
基于上述理由，人们有理由为这部影片的全国公映而欢呼雀跃。1950年4月，也就是新中国成立的第一个初春，导演干学伟满面春光，携新片《内蒙春光》来到了北京，希望能为新中国的第一个明媚春天献上一份厚礼。
事实也确实如此。从1950年4月18日起，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就连续预告北京地区影片上映的消息。4月20日起，《天津日报》开始刊登《内蒙春光》的影片广告。4月23日上午9时，中央电影局在首都大华电影院招待各少数民族代表，试映《内蒙春光》，内蒙古自治区主席云泽、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刘格平、文化部副部长周杨等出席观看。会上，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向中央电影局东北电影制片厂赠送了一面锦旗，上书：“正确反应内蒙古人民解放斗争的事实。”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随后也赠送锦旗一面，上书：“蒙汉兄弟民族团结互助万岁。”4月28日，《内蒙春光》在京津两市各大影院同时上映，赢得满堂喝彩。
1950年4月28日，《北京新民报日刊》第3版刊登吉雅泰《看〈内蒙春光〉后的感想》，吉文写道：“我感到整个片子是有情节，有趣味，有发展的。我觉得这部片子在思想性和艺术性都是很好的。演员的表演是入情入理的。”4月30日，《人民日报》第5版同时刊登两篇评论，一篇是布赫的《一个蒙古人看一部蒙古片》，另一篇是钟惦棐的《看〈内蒙春光〉》，两篇评论对影片都不吝溢美之词。布文写道：“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内蒙古风光如今在影片一开始就得到了直观的满足，即使是黑白片，也能感觉到：绿色的草原一望无际，银色蒙古包点缀在草原上，蔚蓝色的湖水映着金色的沙漠，无数的牛羊隐匿在草丛中间。”文字间洋溢着一个蒙古族人士第一次在银幕上看见家园美景的喜悦和自豪。时任中宣部官员的钟惦棐对影片的评价更细致：“影片充满了蒙古请调：一开始顿德布在草原上追逐马匹；乌云碧勒格赤着脚在草原上赶着羊群；当她和顿德布定情的时候，掏出绣着花的烟荷包；请客时喝的奶子茶以及像敖包会上的表演等等，都有着浓郁的内蒙风味。”当然也并非全是溢美之词，1950年5月3日《光明日报》第3版刊登的王朝闻题为《内蒙春光》的评论就指出：“戏剧冲突，不同于纪录片，情节是紧张、激情、热闹的。主题歌及音乐更蒙古化就更好。”尽管王文对于艺术处理方面表达了些微的不满足，但总体上说，社会舆论对《内蒙春光》一致看好。可以想见，此时的东北电影制片厂各级领导和以干学伟为代表的《内蒙春光》摄制组相关人员一定踌躇满志，就等着开完庆功会，然后再为新中国的电影事业大展拳脚。然而就在这时，谁也没有想到的事情发生了。
或许正是由于首都各界对《内蒙春光》的评价超乎寻常，从而引起了中央有关高层的注意，于是，1950年5月6日，导演干学伟迎来了艺术生涯中一个重大的转折。从导演干学伟若干年后回忆起此事的语调，不难领会当事人心中的那一份惶恐和沮丧：“1950年，当我们迎来了开国以来第一个春天的时候，我初次执导的电影《内蒙春光》上映，受到热烈欢迎。《人民日报》发表了热情洋溢的好评。全北京影院上映十来天后，上座仍然甚佳，影片发行公司决定继续上映。突然，中央电影局通知我，当夜去北影放映室接受复审。”⑥请注意，影片4月28日公映的，根据我国当时实行相关法规，影片是通过了国家有关部门审查，获得了公映许可证的，且到5月6日影片已经公映了9天，加上前面的试映，确实如干学伟所言，影片在“全北京影院上映十来天”，而现在却要面临复审，也就是重新审查，是可能将要否定前一次审查结论的再审查。如果不是影片存在相当严重的政治问题，何至于此？
熟悉我国文艺体制的读者此时应该能够预感到，十多天前还赢得了满堂彩的影片《内蒙春光》，如今情况十分不妙。当导演干学伟怀着忐忑的心情走进北京电影制片厂放映室的时候，等待他的将又是怎样一个判决呢？
二、一个非同寻常的座谈会
导致《内蒙春光》复审的直接原因，可以从乌兰夫在国家民委招待电影局本片工作人员的宴会上所说的一句话中找到答案。乌兰夫说：统战会议中，西北代表曾提出此片在新区放映与政策不符。⑦今天我们已经无法得知乌兰夫所说“西北代表”究竟何人，也无法得知乌兰夫本人是如何将“与政策不符”的意见传达到党和政府高层，不过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一意见即刻引起党和政府高层的高度警觉，并即刻做出了反应。
1950年5月6日在北京电影制片厂放映室召开的复审会议的规格之高，恐怕是大大超乎导演干学伟预先想象的。前来参加复审的有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以及全国文联副主席阳翰笙。也就是说，主管宣传和意识形态工作的最高领导人到场了，主管民族和宗教事务工作的最高领导人到场了，主管文艺工作且本人就是文艺大家的领导人也到场了。好一场高规格的“三堂会审”！如此高的规格，足以证明有关方面对影片《内蒙春光》的重视程度。而这样一个完满的无可挑剔的复审人员架构，给后人留下了充分的想象空间，我们有理由相信，乌兰夫在统战会议上所听到的“西北代表”的意见，此时已经送达了最高决策层级。
据导演干学伟回忆：“见面时，他们都对我很亲切。”⑧待影片放映完毕之后，情势急转直下，李维汉先对影片所取得的艺术成就给予了肯定，但令人惋惜的是，如果继续放映，将“对团结和争取少数民族的上层分子不利”。对于导演干学伟的争辩，李维汉说：“你在影片里虽说要团结少数民族上层分子，可在形象处理上却大量暴露他们，以至被国民党反动派败兵由抢劫而枪杀……”导演干学伟解释说：我其实是想表现他勾结反动派引狼入室自食其果。李维汉反驳说：“明眼人可以一下看出，这是‘借刀杀人’，你前面暴露太多，后边就不可能有别的结果。”⑨就这样，当场决定影片停映。
有意思的是，在导演干学伟的回忆中，我们只看到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的意见，而没有看到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说了什么，也没有看见全国文联副主席阳翰笙说了什么。
接下来，一个生动而有趣的细节让人浮想联翩。干学伟回忆说：“那天夜里，阳翰笙同志送我回住处，在车上他安慰我说：‘小兄弟，别难过。’我口头上说：‘没关系，再拍一部。’可内心深处却深感痛楚。……《内蒙春光》夭折了，我饮食无味，通宵失眠。”⑩
种种迹象表明，这是一次预先定了调子的复审，目的就是一个——《内蒙春光》停止公映。采用这种三堂会审的形式，不过是表明复审本身的慎重。当然，要推翻一级政府部门(中央电影局)的批准文件，从程序上说，也应由更高级别的部门来加以实施。那么，为什么导演干学伟的回忆中只有李维汉的意见，而未见到陆定一和阳翰笙的意见呢？我们不能想象，复审会上陆定一和阳翰笙会发表跟李维汉相左的意见。这就是说，影片《内蒙春光》停止公映的决定应该是李维汉一个人在会上做出的，而陆定一和阳翰笙要么表示附和，要么没有表态。当然，按惯例推断，陆、阳二人附和的可能性更大。尽管如此，这并不表明陆、阳二人对李维汉的做法没有相左的看法。从前面引述导演干学伟回忆中的那个有趣的细节不难看出端倪。当天晚上，全国文联副主席阳翰笙用自己的汽车亲自将导演干学伟送回住处。从履历看，1932年干学伟到上海念中学的时候，阳翰笙已经是名扬海内的左翼文艺大将了，后来阳翰笙继续留在国统区，而1938年干学伟去了延安，也就是说，1950年5月6日晚的影片复审会以前，二人并无多少私人交往，甚至可能不认识。那么，一位部长级的高官为什么会用自己的车子亲自送一位刚刚出道的艺术家回住处呢？说得通的解释不外乎两条，一条是阳翰笙爱才而亲民，另一条是阳翰笙对干学伟的处境有惺惺相惜之感。从那句“小兄弟，别难过”可以判断，后者的成分应该更浓。
从现存史料的缝隙中流露出的蛛丝马迹，我们不难判断，事情到此还远未画上句号，而毋宁说随着李维汉的登场，针对影片《内蒙春光》的争论才刚刚开始。
从表面上看，即将开场的对决双方力量对比并不均衡。力挺《内蒙春光》的一方不但有着广泛的社会舆论基础，更有着意识形态正当性的强力支撑，因为，影片明显是运用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的视点来叙述内蒙故事，这难道不是绝对正确的吗？不仅如此，就从创作人员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转战千里，耗时几年，不说是功高，也算是劳苦了，加之新中国各项事业百废待兴，资源匮乏，拍成一部受到各界欢迎的电影真不容易。就连一个甲子以后出版的《中国少数民族电影史》一书在说到影片“暂停公映”时，也忍不住感叹了一句：“创作人员千辛万苦拍成的一部电影，就这样被否定了。”(11)由此说来，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的做法，似乎多少有些不近情理甚至蛮横霸道，尽管是得了势，却是输了理。不难想见，当时北京城内一定物议汹汹，李维汉和乌兰夫一方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如果不是如此，我们就无法解释后面将要发生的那场为决定一部影片的存废而召开的，无论在规格上还是在规模上的空前绝后的、双方意见尖锐对立会议。
就在复审会议召开的第二天，也就是1950年5月7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指示文化部部长沈雁冰召集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以及大批文艺界头面人物召开针对影片《内蒙春光》的座谈会，周恩来亲自出席。会议地点定在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大放映厅，参会人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历史学和现代文学泰斗郭沫若，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副部长周杨，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刘格平，人民日报社总编辑邓拓，此外还有戏剧、电影界的领导同志和文艺大家袁牧之、陈波儿、阳翰笙、田汉、老舍、曹禺、夏衍、张骏祥、丁玲、赵树理、史东山、蔡楚生、洪深、欧阳予倩、田汉、李伯钊、江青等(12)。据导演干学伟回忆，当天出席会议的有100多人。会议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部长沈雁冰主持。
尽管我们认为针对影片《内蒙春光》的处理，有不同意见，双方尖锐对立，但是当天会议的气氛却是友好而和谐的，并非剑拔弩张，而且各家都开诚布公，直抒己见，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更未见后来一个时期中颇为盛行的看领导“脸色”而阿谀逢迎的丑态。
据导演干学伟回忆，当袁牧之向周恩来介绍导演干学伟时，周恩来微笑着同干学伟握手，并说：“我见过你的剧照。”干学伟说：“我想他指的大约是在《带枪的人》(话剧——笔者注)中我饰列宁的那张照片。那是1942年曾由我党驻重庆办事处(应为八路军办事处——笔者注)转交给塔斯社驻中国分社，寄往苏联的……总理竟然记得那张照片，他的神情使我惶惶不安的心情稳定了一些。”(13)开映前，周恩来叫导演干学伟坐在自己旁边。据干学伟回忆，整个观影过程中，围绕影片创作的细节，他和周恩来之间有4次小声的交谈，一次是关于影片中演员的来源，一次是关于一个重要场景的安排，一次是关于影片中民族音乐的运用，一次是干学伟向周恩来介绍影片中一个舞蹈演员的特殊身份。(14)
关于影片放映后的座谈会，导演干学伟有一段既详细又生动的记录，仿佛一段纪录片，大有身临其境之感。干学伟不愧是导演出身，寥寥几笔，各种性格的人物跃然纸上，呼之欲出，读来趣味盎然。不妨照录如下：
第一个发言的是郭沫若副总理，令我惊奇而又欣喜的是郭老的发言既真诚又直率。他说，“我原来就看不出有什么问题，还想把它拿去换一些外汇来呢！现在看来可以改一下……”于是他说出了他的设想，一个很简单又令人发笑的改法。
洪深老和欧阳老认为这部影片不能改，在他们看来影片的蒙太奇处理的构思较严谨，改动很难，改不好就乱了。
周杨同志认为为了避免不利影响，可以在东部地区放映。
田汉老认为党的政策是全国性的，不可以在某些地区放映不利就在另一些地区放映。
总理想请邓拓同志发言说，“人民日报社的邓拓同志来了吗？你们不是发了赞扬的文章了吗”？
邓拓同志站了起来检讨了对于民族政策的理解不足。
有人主张这部影片过几年再放。
蔡楚生同志发言说，“电影在技术上发展很快，如在仓库中搁上几年就可惜了，损失太大了，还是修改的好……”
于是就有人赞同蔡老的意见。
最后，总理作了指示。那已经是深夜了。(15)
周恩来的讲话很长，大致归纳起来讲了三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首先肯定了影片《内蒙春光》在艺术上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但是影片的政治内容却存在严重的错误，主要问题是与《共同纲领》的精神不相符合。“一部影片如果在次要的、具体政策上有缺点，或者在艺术上有不足，可以放宽要求，吸取经验教训，今后在创作中逐步提高。但在反映党的政策方针上有错误，那就会影响统一的行动，妨碍团结，妨碍统一战线。”(16)
第二，周恩来明确指出：“(影片)的错误是违反了共同纲领中的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因为当前我们的敌人，国内是蒋介石为首的反动派，国外是美帝国主义，而不是那些王公喇嘛。对于王公喇嘛，我们主要是争取，只有对实在不能争取的，与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反动派勾结，顽抗到底的，才打倒。”(17)周恩来进一步指出：“《内蒙春光》没有从全国阶级斗争的全局看问题，而是孤立地写少数民族中的一个民族的阶级斗争，这就不但会把少数民族的王公作为主要敌人，得出一旦推翻了王公的统治，民族问题就完全解决了的错误结论。这部影片叙述的嘎达梅林的故事，恰巧证明了在大民族中的小民族要争取解放，如果没有外力的援助，如果不是整个大民族中的反动统治者被打倒，无论如何是很难取得胜利的，顶多只是依次很快就被镇压了的暴动。”(18)
第三，周恩来特别指出，影片《内蒙春光》错误的责任不在编剧，责任应由领导者承担。周恩来进一步指出，电影工作的领导责任应该引起我们高度的重视，因为，电影是群众性的艺术，在群众中的影响是广泛的，如果政治上有错误，那么，就会在群众中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为此，我们必须加强领导，建议设立电影指导委员会，同时，要加强领导部门对党的民族政策的学习，提高认识水平。特别指出，“艺术活动是广泛的，应该有它的领导，(我们的)文艺和政治之间应该是没有矛盾的”。(19)
毫不夸张地说，周恩来的讲话内容非常丰富，堪称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民族问题理论经典。对于周恩来上述思想的解读，我们将会在此后的章节中逐次展开，并将尝试着进行一些深入的领会和阐释，在此，暂且按下不表。
回到有关影片《内蒙春光》的叙述。座谈会的最后，周恩来宣布了影片《内蒙春光》必须要进行修改的政府决定，强调一定要以党的统一战线理论和党的民族政策作为影片修改的指导思想对影片进行修改，同时要求在座的各位同志对影片的修改给予支持，大家建言献策，集思广益，把影片修改好。
会后，根据大家的意见和建议，东北电影制片厂对《内蒙春光》进行了大量的修改。原片总共54场戏，修改了26场，其中重新拍摄了16场，部分修改了10场，只保留了28场，修改幅度接近50%。对一部影片做如此之大的修改，可谓是伤筋动骨，过程中所经历的那些能够言说和不能言说的苦痛，编剧王震之、导演干学伟，以及中央电影局、东北电影制片厂的相关人士们自然是能够领会得到的。
修改后的《内蒙春光》，请毛泽东主席更名为《内蒙古人民的胜利》，和《白毛女》、《钢铁战士》一起，在1951年3月文化部电影局和中影公司举办的国营电影厂的“新片展览月”同时上映。此后，《北京新民报日刊》刊登了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乌兰夫的题词：“《内蒙古人民的胜利》反映了内蒙古人民的斗争生活和性格，表现了内蒙古人民解放的道路及光明的远景，说明了中国各族人民只有团结在毛主席、中国共产党周围，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和发展。”(20)
新中国第一部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从早产到难产，再到出产，从剧本创作算起，前后经历了差不多三四年的时间，到此，似乎应该画上了句号。然而，如果我们将这一事件放到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构历程的宏大背景中去考察，则似乎我们对这一事件所蕴涵的重大历史意义的认识，才刚刚开始。
三、违“宪”与护“宪”
当下的研究中国电影史的学者对于影片《内蒙春光》从难产到重生过程的描述，大多对创作者抱有一种同情的立场，言语间不时会流露出当权者粗暴干涉文艺创作的不满。虽然对周恩来这样在党和人民中享有崇高威望的领导人，似乎不像对“四人帮”等历年极左政治运动的批判那样不吝刻薄之辞，但心中的那一份怨尤，却会在不经意间就流露了出来。公正地说，凡是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对于这样的情绪，都会再抱持一种“理解之同情”(21)。然而，当我们拨开自己心中那一层层由历史的血污所积淀的厚重尘垢，平心静气地深入到历史的现场，仔细品察历史人物所面对的那一份不得已，我们或许就会看到完全不同的另一种历史景观，由此而得出完全不同的另一种历史结论。
上世纪六十年代及其以前出生的中国人大都记得，1976年周恩来逝世后，各种报章文字在述及周恩来生平的时候，用得最多的形容词无疑是“日理万机”这四个字。也正是这四个字，凸显了周恩来作为我国几千年历史上屈指可数的伟大政治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崇高品质。如果说“十年浩劫”中的周恩来在人们眼中是日理万机，那么，我们同样有理由认为，1950年春天的周恩来每天要处理的军国大事绝不会比“文革”中更少。这就让我们产生了一个疑问：那么多关涉新生共和国存亡兴废的重大事项亟待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去处理，而一部电影，一件普通的艺术作品，怎么就能让周恩来认为有必要专门安排整整一个晚上的时间，亲自出面去处理呢？
唯一说得过去的解释只能是，这部电影事关重大，重大到了非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周恩来亲自出面处理就摆不平的地步。
为了论述的清晰，我们不妨把话头拉开一些，将《内蒙春光》事件放在更加广阔的历史政治时空中去加以考察。
遵照毛泽东、朱德《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于1949年4月20日晚20时，万船齐发，在强大炮火的支持下，横渡长江，一路摧枯拉朽。4月23日深夜，解放军攻占国民党政权的首都南京。至此，结束了国民党在中国内地长达22年的反动统治。然而旧中国的垮台，并不就等于新中国的由此诞生。新中国的诞生还需要一系列极其复杂的政治运作来给予推动。
即将建立的新中国，不是中国历史上反复上演的王朝轮替，不是“城头变幻大王旗”，而是对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的古老家园，从价值到理念，从国体到政体，从经济到军事，从教育到文化的一系列整体性的改造，涉及广泛的权利与义务、权力与规制的重新安排，是对自十六世纪欧洲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发展总体趋势的回应，要回答未来中国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重大问题。早在1949年初，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从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进驻北平城以后，建立新中国的具体工作就密锣紧鼓地开展起来。中华民族的大批精英人士，从包括国统区、香港在内的全国各地，陆续辗转云集北京，为的就是要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1949年9月，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平召开，来自全国各党派、各行政区、各民族、各界别的代表共计664人出席了会议。经过充分协商，9月29日，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选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确定国旗为五星红旗，确定国歌为《义勇军进行曲》，确定首都定在北平并更名为北京以及共和国以公元纪年等重大事项。
由古代向现代的国家转型，中国经历了漫长、艰辛、曲折的过程。从19世纪中后期开始的洋务运功、百日维新，到20世纪初叶的庚子拳乱、预备立宪等等，不及备述，到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举国响应，第二年清帝退位，终结了中国延续了三千多年的帝制历史，由此，中国才开始了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尝试。然而，共和并未带来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幸福安康，相反，却是一场长达十多年的乱局。其中，还经历了袁氏称帝、张勋复辟等闹剧。连绵不断的军阀混战，导致国土沦丧，国权流失，经济凋敝，民不聊生。1927年，国共合作领导的北伐战争眼看就要胜利，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所领导的国民党却背叛革命，掉转枪口屠杀镇压曾经的盟友共产党人，然后，对外勾结帝国主义列强，对内与地方军阀私相授受，在南京建立了由国民党统治的中华民国(我们姑且称之为“第二民国”)。蒋介石提出的所谓“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口号，为其“党国”体制涂抹合法性油彩，却难以掩饰其不折不扣军人独裁政权的实质，也就是说，蒋介石国民党所统治的是一个没有经过合法授权程序的政权，根本不具有现代意义的正当性与合法性。其在中国内地的失败，应是历史的必然。
与蒋介石国民党建立“第二民国”的过程截然不同的是，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过程，是一个民主的过程、协商的过程、立宪的过程，真正实现了“共和”的本义。
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它的诞生，有着特殊的历史原因，既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一个“急就章”，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巧妙政治安排，又是一段现代民主政治与传统中华智慧的完美融合的历史华章。从法理上说，在1954年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颁布之前，《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具有“临时约法(宪法)”的性质，在新生人民共和国的政治运行中行使着宪法的职能，是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理基石。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神圣不可侵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由《序言》加七章共六十条组成，其中第一章为《总纲》，第二章为《政权机关》，第三章为《军事制度》，第四章为《经济政策》，第五章为《文化教育政策》，第七章为《外交政策》。在论述“外交政策”的第七章的前面，是第六章《民族政策》。作为历史上形成的多民族国家，在新生的人民共和国的国家论述中，少数民族问题所占地位的重要程度可想而知。第六章共含四条，也即第五十条、第五十一条、第五十二条和第五十三条，论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于国内民族问题的基本主张，并对中央人民政府的相关政策做了原则性的规定。其中第五十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团结互助，反对帝国主义和各民族内部的共同敌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其中第五十三条规定“各少数民族均有发展其语言文字、保持或改革其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的自由”。(22)
回到关于影片《内蒙春光》的论述。那么，影片《内蒙春光》的内容究竟关涉到何等重大的政治问题了呢？简单地推断应该就是，此时周恩来意识到，如果让《内蒙春光》原封不动继续在全国放映，那么，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就会有违“宪”之嫌。后果之严重，不言而喻。
有关影片《内蒙春光》的错误内容，此前有论者已经做了详细的介绍，(23)这里不必赘述。导致产生如此错误的直接原因，就如本文前面所说，影片《内蒙春光》是个“早产儿”，其创作的过程开启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颁布之前，创作者和创作的领导者们都无法得知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将会是在影片的创作过程中诞生，更无法得知将会是在怎样的“约法”下诞生。他们只能按照他们在革命战争年代所形成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去观察生活，认识生活，叙述生活，并对生活的本质下结论。由此就产生了认知上和创作上的错位。
在导演干学伟记忆中，有一个细节非常有意思。我们注意到，周恩来对导演干学伟的态度是和蔼而亲切的，对各位党外人士的意见是宽容的，尽管事关重大，但是，整个座谈的气氛是民主而和谐的。大家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即便意见与周恩来相左，也没有被打断，更没有受到批评。惟独有一个人在座谈会上如坐针毡，这个人就是人民日报社的邓拓。
据导演干学伟回忆，会上第一个发言的是德高望重的郭沫若，遗憾的是老先生说得似乎有点不着边际，接下来洪深、欧阳予倩、周杨的意见都不合周恩来的意思，田汉反驳了周杨的意见后，周恩来显然感到会议的气氛不对劲，没有对准他需要的焦点，于是，就点了邓拓的名：“人民日报社的邓拓来了吗？你们不是发了赞扬的文章了吗？”语气严厉而略带讥刺，足以令当事人吓出一身冷汗。“邓拓同志站起来检讨了对于民族政策理解不足。”(24)请注意，对其他人的发言，干学伟都没有使用“站起来”这个动作去描述，惟独邓拓“站起来”了。周恩来之所以对邓拓很不客气，原因显然是因为周恩来认为，你邓拓是我党培养多年的掌管意识形态和宣传阵地重要岗位的高级干部，别人认识不到的问题，你邓拓不应该认识不到，在如此重大的原则性的问题上你没有起码的警觉，不和党中央保持一致，捣鼓出这么大的乱子来，不打你的板子打谁的板子呢？
艺术欣赏中有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很多时候，创作者的初衷和观赏者的感受未必完全一致，有时甚至南辕北辙。此时，如果艺术作品是一幅花鸟画、一段无主题的小曲，或者一首抒情诗，总之，是一种纯个人的情感抒发，而且内容也不涉及重大叙事，那么，不同的理解和相异的喜好也都无关宏旨。但是，如果当艺术创作从一开始就同政治叙事捆绑在了一起，那么，问题就成了结构性的症结，处理起来就难免大动干戈了。
我们注意到，影片《内蒙春光》一开始上映时京城舆论一片叫好，被周恩来批评的《人民日报》4月30日发表的两篇赞扬文章中，就有一篇是蒙古族干部布赫撰写的。这说明，影片并未引起蒙古族同胞的反感。而最先向乌兰夫提出不同意的，是参加中央统战工作会议的来自西北的少数民族代表。(25)我们知道，西北诸省是我国信奉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又是同中央政府地理距离最遥远，因而控制难度最大的地区之一，也是对《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实施过程最敏感的地区之一。近代以来，这一地区的治理过程十分复杂，各种境外势力心怀叵测，虎视眈眈，分离主义在那里也有相当的市场，稍有不慎，就会发生分疆裂土的重大险情。从近期发掘的史料看，1950年春季，西北地区的安全形势相当严峻。据记载，1950年3月20日，也就是影片《内蒙春光》在北京上映前一个月左右，新疆伊吾县爆发武装叛乱。旧政权时期担任伪县长的艾拜都拉公然组织叛匪，武装进攻我驻守当地的第六军第十六师驻地，战斗中，我第十六师副师长罗少伟同志在战斗中壮烈牺牲后，被武装叛匪剜去双目，割掉生殖器官，裸尸示众。情况令人发指！(26)尽管叛乱很快被镇压下去，但面对这样的边境局势，身为政务院总理的周恩来岂能不忧心忡忡？更为重要的是，当时西藏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以达赖喇嘛为首的西藏上层统治集团还在分裂和统一两条道路的十字路口徘徊，随时都有可能宣布独立。此时，来自西部地区的统战会议代表，当然更有理由担心某种不可预测的因素可能将导致的授人以柄，被敌对势力抓住机会而大做文章，在群众中放大对《共同纲领》的猜忌和疑虑，而这也正是从乌兰夫，到李维汉，再到周恩来的担忧。
而另一条史料的披露，则更让我们感到当时周恩来对边疆局势是何等焦虑。就在5月7日座谈会过后不到一个星期的5月13日深夜，周恩来受毛泽东派遣，驱车前往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驻中国大使馆，质询金日成即将向南朝鲜发动进攻的消息。本来按国际惯例，应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代表中国政府召见朝鲜大使，结果却是中国领导人自己驱车前往，足见在此事件中我国之被动。其实，此事在前早有明显动向，金日成不顾先前约定，瞒着中国，飞到莫斯科，与斯大林上下其手，执意要在中国局势砥定之前发动战争。而一旦战争打响，中国就很难置身事外。万一到时候美国参战，中国将承受何种压力？如果到时边疆再发生不测，中国将腹背受敌，首尾难顾，后果哪堪设想！(27)因此，在这个节骨眼儿上，周恩来绝不能容忍我们自己的不慎行为，给如此严峻的边疆局势火上浇油。
另一方面，由于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对于如何建设新民主主义国家的经济文化没有经验，只能照搬苏联蓝本，依样画葫芦，这就给后来的一系列问题埋下了祸根。拿电影来说，如果一部电影的投资者是私营公司，那么，其所出品的影片无论有什么问题，责任都该由出品人自己承担。美国在20世纪初期就发生过相似事件。当时，著名导演格里菲斯拍摄了一部片名叫《一个国家的诞生》的影片，影片描写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发生在南方的故事，格氏是南方人，影片自然也就站在南方的立场来进行叙事，对北方军队，尤其是对黑人进行了丑化。影片一上映，就遭到反种族歧视团体的强烈反弹，事态发展到高潮时，甚至组织人员围攻电影院，阻止观众进电影院观看电影。然而，尽管闹得沸沸扬扬，但火焰却始终在民间燃烧，没有影响到国家层面，也没有导致社会的撕裂，事情很快就过去了，而格里菲斯反倒因为这部影片成为美国电影史上的标志性人物。相反，由于东北电影制片厂照搬苏联的电影生产体制，属于国营企业，也就是说，它是执政党和政府投资并直接控制的艺术创作机构，由此在外人看来，其所出品的影片理所当然就代表执政党立场和意志，就如《人民日报》等机关报所刊登的文章一样，其所产生的正能量当然可以视为执政党和政府的投资收益，相应的，其所带来的任何负面影响，又都得由执政党和政府来为其背书、埋单。简而言之就是，执政党和政府对东北电影制片厂的一切经营行为在法理上负有无限责任。这也是堂堂中央人民政府的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不得不在百忙之中挤出整整一个晚上的时间来亲自处理影片《内蒙春光》问题的体制性原因之所在。试想，如果《内蒙春光》是由当时上海的“昆仑”或者“文华”等私营公司出品，周恩来还犯得着如此大动干戈吗？
四、作为范例的《内蒙春光》事件研究
由于工作关系，同时恐怕也与个人兴趣所在有关，在全国解放以前，周恩来与戏剧界和电影界人士有着很深的交往，交过很多的朋友，对于进步戏剧和进步电影给予过很多的指导。尤其是八年抗战坐镇陪都重庆，主持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办事处工作期间，其对很多进步文艺作品的创作过程都有很深的介入，对于宣传我党抗日救国的主张，团结各界人士坚持抗战，反对投降，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也在广大文艺界人士中建立了崇高的威望。关于这一点，中国电影出版社1995年出版的《周恩来与电影》中收录了大量当事人的生动回忆文字，因而足可征信。全国解放以后，身为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总管全局，日理万机，客观上就没有多少机会深度介入并具体指导文艺创作了。从这个角度来说，影片《内蒙春光》是幸运的，因为它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极少数的周恩来深度介入并给予具体指导的文艺作品之一。更为幸运的是，由于《内蒙春光》属于少数民族题材影片范畴，周恩来对这部影片的具体指导和对这部影片的处理方式，也就成为了一个范例，对于十七年间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据导演干学伟回忆，1950年5月7日晚的座谈会上，周恩来最后作了长篇讲话，深刻阐述了党的民族工作指导思想和党的民族政策。当时，干学伟对讲话做了详细的记录，可惜在“文革”中散失了，不过，想来周恩来的讲话深深镌刻在干学伟的记忆中，以至于30年后还是能凭着记忆写出来。对照经过必要删减修饰的官方记录，导演干学伟的记录读来似更鲜活，也更生动。不妨照录如下：
总理首先指出这部影片的责任不在编剧，而是我们领导部门对民族政策的认识不一致，对统一战线认识不足。
总理指出，历来，旧社会的汉族统治者对少数民族总是采取大汉族主义的反动政策的。一方面是欺骗、分化并笼络少数民族上层分子，同时又压迫剥削少数民族，使其贫困、愚昧而受到削弱，以达到统治者易于驾驭的目的。这些统治者将少数民族赶上高山、逐向沙漠，逐出较富裕的地方。因此新中国成立前，民族之间的矛盾尖锐，是可以理解的。这主要是国民党反动派大汉族主义的反动政策造成的。
接着总理指出我们的党是马列主义的党，我们当然应该反对大汉族主义对少数民族的压迫和剥削。我们应该广泛地、深入地宣传民族平等和团结的统一战线政策，是人民群众都理解只有各兄弟民族之间团结互助才能建设社会主义的富强的新中国。对少数民族的上层分子应该努力争取团结，使其明了我们既反对大汉族主义，也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主张民族平等团结、互助，从而消除对我们的误解，接受我们党的民族统一战线的民族政策，以便有利于达到全国各兄弟民族大团结的目的。我们要从经济、文化、政治各方面逐步对少数民族给予帮助，有的地区应该使少数民族迁下山来，住到较富庶的地方来，要采取各种有利于民族团结的政策，以解决旧中国所遗留下来的民族之间的问题。(28)
仔细研读导演干学伟的记录，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领悟周恩来在处理影片《内蒙春光》过程中留下的政治遗产。
第一，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关涉国之大防，任何人不可掉以轻心。
周恩来开宗明义指出，影片《内蒙春光》产生错误的根源在于负有领导责任的有关部门“对民族政策的认识不一致，对统一战线认识不足”。这其中包含两个方面的错误，一是“对民族政策的认识不一致”，二是“对统一战线认识不足”。
我们从“统一战线”问题说起。统一战线是什么？周恩来为什么把它看得那样重要？1949年6月30日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八周年，毛泽东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全面而系统地总结了中国共产党二十八年经过艰苦卓绝斗争而即将执掌全国政权的历史，总结出获取胜利的三大法宝，它们是“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军队”、“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各革命派别的统一战线”。毛泽东说：“这三件是我们战胜敌人的主要武器。”并进一步强调指出，我们党的历史上“凡在这三件事上犯了严重错误的时候，革命就受挫折。”(29)应该说，毛泽东此话是肺腑之言。在开国的那一代中共领导核心看来，这三大法宝是中国共产党人用无数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护身符”，丢不得的，丢了就会要命！不过，三大法宝中的前两个是刚性的，概念的边界外延易于识别，因而也比较容易把握，第三个，即统一战线，把握起来就有难度了。随着时局的变化，统一战线的内容总是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这也是历史上导致领导干部容易犯错误的重要原因之一。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是在党的统一战线思想指导下制订出来的。1949年9月30日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回忆共同纲领》第六章共四条专门论述“民族政策”，成为等同于临时宪法的建国初期治国纲领的重要组成部分。
周恩来之所以如此重视影片《内蒙春光》的问题，显然也不完全是因为看到了这部影片公映后本身有可能产生的负面政治影响，而毋宁说是他更看到了随着国家经济文化生活逐渐走上正轨，还将有更多的同类题材影片创作拍摄出来，如果处理不好其中的关系，将会给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造成长远的伤害。经过这样的处理，就给相关部门领导的耳边敲响了一声警钟，在他们面前划出了一道红线，明确告知：是为雷池，不可逾越！
第二，民族问题的历史成因和党制订民族政策的出发点。
周恩来指出：历代“汉族统治者对少数民族总是采取大汉族主义的反动政策”，是导致旧中国国内民族矛盾尖锐的根本之所在。在这里，周恩来承认由于文明发展梯次的不同，文化技术处在先进地位的汉族人，运用“将少数民族赶上高山、逐向沙漠，逐出较富裕的地方”等不平等的手段，占据了中华大地上更为优越的土地和自然资源。汉族统治阶级“一方面是欺骗、分化并笼络少数民族上层分子，同时又压迫剥削少数民族，使其贫困、愚昧而受到削弱，以达到统治者易于驾驭的目的”。
在周恩来的论述中，显然是将少数民族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的，是将汉民族与少数民族的矛盾放在少数民族内部的阶级矛盾之上，而不是将少数民族内部的阶级矛盾放在与汉民族的矛盾之上。周恩来认为，作为全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者，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政府，现阶段首先需要解决的是汉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民族平等问题，而不是少数民族内部的平等问题。
话说到这里，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影片《内蒙春光》的错误所在了。影片创作者显然是将处理汉族题材的叙事方法硬套在了少数民族题材的叙事之中，客观上掩盖了旧中国反动的汉族统治者对少数民族人民犯下的罪恶，颠倒了党和政府解决民族问题的步骤，也给国内外敌对势力离间汉民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破坏民族团结提供了口实。如果说，作为艺术家的编剧和导演对如此高深的政治理论在认识上有可能犯糊涂的话，那么，作为党和政府智能部门的相关领导以及作为“喉舌”的《人民日报》也犯同样低级的错误就实在不应该了。尽管我们从历史记载中只看到了周恩来对邓拓，而没有看到对在座的陆定一、周杨、袁牧之、陈波儿等领导干部的点名批评，想来在座的人都是有所触动的。
第三，党的民族政策要义。
周恩来指出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理论基础：“我们的党是马列主义的党，我们当然应该反对大汉族主义对少数民族的压迫和剥削。”有了这个基础，党的政策就明确了，“我们应该广泛地、深入地宣传民族平等和团结的统一战线政策，是人民群众都理解只有各兄弟民族之间团结互助才能建设社会主义的富强的新中国”。具体到对于少数民族的上层分子的处理方法上，就“应该努力争取团结，使其明了我们既反对大汉族主义，也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主张民族平等团结、互助，从而消除对我们的误解，接受我们党的民族统一战线的民族政策，以便有利于达到全国各兄弟民族大团结的目的。”不仅如此，“我们要从经济、文化、政治各方面逐步对少数民族给予帮助，有的地区应该使少数民族迁下山来，住到较富庶的地方来，要采取各种有利于民族团结的政策，以解决旧中国所遗留下来的民族之间的问题”。短短三百来字，勾画出了党和政府对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未来建设的宏伟蓝图，意义、目的、方法、步骤一个都不少。如果实施到位，中国将成为各族人民共同的幸福家园。联系到文艺创作上，也就给广大文艺家指明了少数民族文艺作品的创作方向。
必须指出，周恩来的上列论述并非其个人观点，而是那一代中共领导核心的共识。早在1949年2月初，中共中央五大书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在西柏坡会见苏共代表联共中央政治局委员A·米高扬时，毛泽东就系统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国内民族问题的基本主张。据时任俄文翻译的师哲回忆，毛泽东对米高扬说，中国是多民族国家，有几十个民族，汉族人数最多。人们习惯把汉族称为中国人，但中国人并非只指汉族，居住在我国版图内的所有民族都是中国人。民族政策必须是端正的，民族压迫必须取缔，民族间的纠纷必须妥善安排。我们提倡各民族互相团结、互相友爱、互相合作，共同建国。民族间出现某些摩擦或纠纷甚至矛盾或冲突，是难免的，但在今天可以比较容易地加以解决。目前主要的是防止和反对大汉族主义，同时也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这两者是妨碍和破坏民族团结及共同发展的祸根子。(30)
第四，党在和平时期领导文化建设的范例。
据导演干学伟回忆，周恩来一到会场就微笑着和他握手，寒暄中还提起多年前看过的剧照，观影过程中同他的谈话使用的也是商量的语气，讲话时，首先定下调子：“这部影片的责任不在编剧”，当然也就更不在导演了，而是在“我们的领导部门”。
与此后很长一个时期执掌我国文艺领域，尤其是电影领域的某些领导人不一样，周恩来对于电影这个行当显然更加内行，知道电影不是农耕时代就兴起的个人化的创作，而是到了电学、光化学、精密机械学、光学物理工程学大批现代科学技术都发展到了很高程度的19世纪末年，才兴起的一种工业技术，并且还需要现代企业制度对这些技术加以整合，才能生产出来的一种工业化的艺术品，在整个生产过程中，无论是谁，作为个人顶多就是其中的一道工序，甚至就是一部机器上的齿轮或螺丝钉，而作品的政治倾向和艺术风格，只能由整合所有创作技术部门的人来负责。这是一种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尽管说责任在“我们的领导部门”，但周恩来也是对事不对人，事后并没有听说哪一位领导部门的人受到了批判或整肃。影片有错误，改了就好。特别须要指出的是，周恩来对艺术家始终是爱护的，这种爱护我们从艺术家本人事隔三十年回忆的字里行间都能够体会得到。同那些因为一部影片就给创作者扣帽子，把人往死里整的作法有着天壤之别。
周恩来对影片《内蒙春光》错误问题的处理方法本来应该成为此后我们处理类似问题的范例。如果真是那样的话，我们的文艺工作应该随着国家经济社会生活的好转而百花齐放、姹紫嫣红、气象万千。可惜的是，历史没有“如果”。
其实，这没有“如果”的历史，早在1950年5月7日的那个历史性的晚上，就已经露出了一丝不祥的端倪。细心的读者应该注意到，当晚参加座谈会的那个长长的名单中，出现了一个后来把社会主义中国折腾到了“国民经济崩溃边缘”的中共女干部，她的名字叫江青。这是我们在现有史料中，从1938年以来第一次看到这个人出现在公务活动场合。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由陈播主编的《中国电影编年纪事》一书，在罗列1950年5月7日晚出席座谈会人员名单的时候，把江青的名字排在陆定一、郭沫若、阳翰笙之后，位列第四，而文化部副部长周杨、国家民委主任刘格平、国家电影局局长袁牧之、副局长陈波儿等部级、司局级干部却都排在了后面。(31)按常识，编者陈播一般不会自作主张，在《中国电影编年纪事》一书中随意对出席人员进行排名，而应该是依据了当时的文献。那么，文献的排名依据又从何而来呢？江青除了其特殊的私人身份之外，其在党和政府机关中究竟担任了何种职务，使其至少在排名上可以凌驾于职务明显在她之上的同志？如果她没有担任高于周杨、刘格平、袁牧之等人的职务，而其排名却又靠前，这又向我们传达了何种信息呢？
这是历史的巧合，还是历史的宿命？其中的历史意味，很值得品咂。
①A.V.Lunacharsky在其回忆录中写道，1922年4月，在与他的一次对话中，列宁“再次强调了建立娱乐电影和科学电影之间的确定比例的必要性……”并且提出必须有审查制，反革命和不道德的电影必须被取缔。对此，列宁补充说：“……要正当地处理这桩事务以及获得执行下去的贷款，取决于国家地位的整体提高，你必须扩大生产，尤其是用有用的电影提高城市中的群众，然后是农村的……你必须时刻牢记，在所有艺术中，电影对于我们是最重要的。”(Sovietskoye Kino No.1-2,1933,p.10).
②《电影艺术》，1983年3期，35页.
③《中国少数民族电影史》，中国电影出版社2011年，24页.
④《周恩来与电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274页.
⑤《中国少数民族电影史》，中国电影出版社2011年，25页.
⑥《周恩来与电影》中国电影出版社1995年，273页.
⑦此条史料见于《中国少数民族电影史》，中国电影出版社2011年，26页.
⑧⑨⑩《周恩来与电影》中国电影出版社1995年，273页.
(11)《中国少数民族电影史》，中国电影出版社2011年，26页.
(12)史料来源：《中国电影编年纪事》，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349页.
(13)《周恩来与电影》，中国电影出版社1995年，275页.
(14)同(13)，276页.
(15)同上277页.
(16)《电影艺术》，1980年第4期，53页.
(17)《中国电影编年纪事》，中央文学出版社2005年，349页.
(18)《电影艺术》，1980年第4期，53页.
(19)《中国电影编年纪事》，中央文学出版社2005年，349页.
(20)《北京新民报日刊》，1952年1月26日，第8版.
(21)陈寅恪语.
(22)《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七)·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人民出版社1980年，17—27页.
(23)可参看《中国少数民族电影史》第二章第一节，中国电影出版社2011年.
(24)《周恩来与电影》，中国电影出版社1995年，277页.
(25)见《中国少数民族电影史》，中国电影出版社2011年，26页.
(26)史料来源：凤凰网.
(27)牛军、章百家《结盟与战争——冷战时期毛泽东、邓小平的战略决策》，共识网2013年4月25日.
(28)《周恩来与电影》，中国电影出版社1995年，278页.
(29)《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1480页.
(30)《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376—384页.
(31)《中国电影编年纪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3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