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国运动前后黄兴与日本的关系——兼论孙中山、黄兴对日战略的异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护国运动论文,黄兴论文,异同论文,日本论文,对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黄兴在15年的革命生涯中，在国外达八年两个月，其中在日五年半，进出日本9次，占其旅居国外时间的67.4%。 可见黄兴与日本的关系较为密切。但过去侧重于对黄兴在国内的革命活动的研究，较少注意他与日本之间的关系。本文试图究明护国运动前后（1914年8月至1916年 10月）围绕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对山东半岛的侵略、“二十一条”交涉以及护国运动等三大问题，探讨黄兴所采取的对日策略。并就此与同时期的孙中山加以比较，从中找出同一代革命领导人对同一个问题所采取的革命策略的异同，进而分析这种异同与孙黄二人革命战略的关系。
一
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对德宣战， 并乘机占领胶州湾和胶济铁路，攫取了德国在山东的殖民权益。这激化了日本与北京政权及袁世凯的矛盾。同时，英国等列强因卷入欧战，无暇顾及东方，袁世凯一时失去了支持和援助。孙中山等认为，这是反袁的好机会。他说，“刻下欧洲战乱确为中国革命之空前绝后的良机”（注：《犬养毅与孙文会见之事》乙秘第1651号，1914年8月27日。）。 孙中山动员在日的革命党人回国策划起义，同时走访犬养毅、头山满，要求日本在外交、经济及军事上支持中国革命党的反袁斗争（注：参照拙著《孙中山与日本关系研究》，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91—196页。）。此时，黄兴正在旧金山，他虽然身居太平洋彼岸，但密切注视国际、国内风云的变化。他对一战爆发后的形势及反袁策略持有与孙不同的看法。他说：“人谓乘欧乱吾人可起而击袁，不则失此时机，吾人终无倒袁之日。此似是而非之说，观察不到，理解不真，最足以偾事。……如利用此少数人之激烈心理，逞一时之愤，或一部之力，必终归无效，徒自减杀其势力。”（注：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编：《黄兴集》，中华书局，1981年，第390页。）这显然是指孙中山的上述反袁行动， 不同意其主张。他认为，因欧战爆发，欧洲列强无暇东顾，难以助袁，“观此，袁贼将来之破产可必。或袁贼以无外援之助，于国内必横加诛求，国民既负担之不胜，其积怨必甚。吾国国民之性质，必待其身受痛苦然后求援，此时吾人乘其不备而掊之，袁贼将不受一击也。”（注：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编：《黄兴集》，中华书局，1981年，第390页。 ）此时欧事研究会在东京成立，黄被推为该会的首领。该会的主张与黄的这一反袁策略似乎相同。他致函在东京的欧事研究会的李根源和谭人凤等，“尚望蓄远势毋狃于目前，计全局毋激于一部。袁氏自失外款，本不足倒，惟在吾人一致进行，庶预备方有所着。”（注：《黄兴集》，第389页。 ）对外政策方面，黄兴认为，“袁贼以德、日之冲突，转乞怜于美，内容想亦许以特别权利，故美亦极欢迎。”（注：《黄兴集》，第390页。 ）因此，他在美努力制止美国对袁的援助。他“一面揭开袁贼黑幕，渐图挽回外人之议论，使表同情于吾党。”（注：《黄兴集》，第390页。 ）一面筹集反袁所需之资金。但美国政府“颇取慎重态度”，对美工作进展不大。
对外的另一个大问题是日本问题。日本乘机侵占德在山东的殖民权益及赤道以南的德国岛屿后，在一段时间中仍采取了拉拢袁世凯的政策。黄认为，“惟日政府态度已定，于吾党行动必多掣肘。”（注：《黄兴集》，第389页。）这一判断是正确的。但11月7日日军攻占青岛后，他先后致函宫崎滔天和萱野长知探查日本的对华政策是否有变化。1914年11月10日致宫崎函中问道：“欧洲战乱，扰及亚东，贵邦仗义兴师，得收青岛，均势局面或有变迁。贵政府态度，得似（视）海陆两部。前已得青岛后，于吾人可与便利，不知能否实践？乞为一探，速示方针。”（注：《黄兴集》，第393页。 ）二次革命以来日本政府重视与袁关系，不敢也不想支持孙黄等革命势力反袁。日本对孙黄革命势力的政策并不是根据孙黄对日的期待和希望来决定的，而是从日本对袁世凯的政策来决定的。这一时期袁世凯已镇压了孙黄势力，独自君临于中国，因此，日本力图修好与袁关系。但另一方面，日本为侵占山东半岛，迫使袁世凯同意在山东半岛东部设立中立区时，又有利用孙黄的革命党胁迫袁世凯的意图。结果因袁屈服于日本的威胁，同意设立中立区，日本政府没有支持革命党反袁。这时期，日本执政的是大隈内阁。日本占领青岛后，黄兴虽然对日本抱有希望，但他认为在大隈内阁执政下难于实现。他指出，“隈阁与袁亲交，只顾目前小利，于黄种前途，毫不思及。”（注：《黄兴集》，第393页。）他在致宫崎函中又写道， “贵国政府方针（指亲袁言）倒执，于敝国之改革，颇生障碍，即将影响于将来东亚之前途。”（注：《黄兴集》，第395页。 ）这些表明黄兴不满于大隈内阁的对华政策，对他不抱很大希望。他将希望寄托于大隈内阁的对立面，即犬养毅的国民党和政友会等在野党。国民党当时反对大隈的对华政策。因此黄兴认为“识微瞩远，是在民党诸君，不知足下等已谋及否？”（注：《黄兴集》，第394页。）此意就是让萱野、 宫崎等做一做在野党的工作，“能倒之派或可与图。请速谋之，详示方略为幸。”（注：《黄兴集》，第393页。）在东京， 萱野等协助孙中山做了犬养毅及头山满的工作。头山满虽然认为大战的爆发对中国革命有利，对日本政府对中国革命党人的政策颇为不满，但无能为力。犬养毅也认为“如周围条件允许，现在是举革命大旗之大好时机”，但对筹款之事，没有明确表示态度（注：《犬养毅与孙文会见之事》乙秘第1651号， 1914年8月27日。日本外交史料馆藏。）。有鉴于此，黄兴对萱野、宫崎及犬养、头山的期待变成泡影。但这些活动反映了黄兴力图利用日本的支持和援助来反袁的策略，这与孙中山是一样的。但孙在日，黄在美，两人联日的迫切性和活动情况则有所不同。
1914年下半年，日本占据胶州湾和胶济铁路后，1915年1月18 日又向袁世凯提出了“二十一条”，妄图独霸中国。这使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中华革命党人的反袁斗争也随之加剧。加之，当时革命党人内部分成两大派别，他们的革命策略各异。在这种错综复杂的条件下，如何处理对袁和对日关系及反帝和反对国内政敌的关系，便成为黄兴及革命党人需要解决的迫切问题。当时革命党人有三种选择的可能：（1 ）联日制袁；（2）待袁制日；（3）不讨袁，不待袁，亦不联日。大体来说，孙中山与中华革命党是属于（1）；何海鸣等属于（2）；熊克武、程潜、李根源等也接近于（2），但两者又有所区别；黄兴等则选择了（3）。下面分别叙述孙与黄的具体情况：
孙中山在中日交涉“二十一条”时期，对“二十一条”“默不一言”。柏文蔚面见孙中山，要求他表态时，他表示：各同志可自行通电反对，他自己“另有对策”。（注：柏文蔚：《五十年经历》，转引自《近代史研究》增刊《黄兴研究文集》，1994年，第206页。 ）交涉时期孙中山对“二十一条”和对袁、对日的直接谈论不多。1915年3月19 日致康德黎夫人函中指责：“袁世凯作风之暴戾，对权力之贪婪，其本性之自私，与德皇毫无二致”，并称袁为“彻头彻尾亲德人物”，希望英国不要支持他（注：《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163页。）。这是对袁的一种牵制措施，力图在国际上孤立袁。这是孙反袁的一种表现。在该函中，他言及日本：“由于英国政府的干预及其保守影响，日本政府未敢给我们以友好支持。我们正不靠外援，独立工作，深信必能成功。”（注：《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163页。）这表明孙抱有谋求日本支持和援助的希望，并将日本未予支援的原因归结于英国的牵制。1915年4月7日，孙中山对日本太阳通讯社社长波多野春房说，“现在正通过某日本人（姓名秘而不言），谋求日本政府之援助，正在活动中”，倘若日本政府不援助，则赴欧美各地争得他们的支持，并筹集军资（注：《孙文之谈话》，乙秘第657号，1915年4月8日。日本外交史料馆藏。）。 以上事实说明，孙中山欲利用日本与袁矛盾的激化，争取日本的支持和援助，以便打倒国内政敌袁世凯。这时期孙中山言论也证实了这一点，他对波多野说，“在日中交涉问题上……袁进退维谷，处境愈益窘迫，予将乘此时机，以遂平生素愿。”（注：《孙文之谈话》，乙秘第657 号，1915年4月8日。日本外交史料馆藏。）在美的同志马素等致函孙中山，请示孙：可否暂停国内革命运动，实行一致御侮？孙复电称：“袁世凯蓄意媚日卖国，非除去之，决不能保卫国权。”（注：李云汉编：《黄克强先生年谱》，台北，1973年，第386页。）这些再次说明， 孙中山在选择策略时，都是以反袁为其出发点的。孙中山在三十余年的革命生涯中始终把反对国内政敌放在首位，为完成这一革命任务而利用包括日本在内的各列强。“二十一条”交涉时期也正是如此。其原因并不是因为他对“二十一条”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认识不足，而是他上述的革命战略使他选择这种策略的。
黄兴在“二十一条”交涉时期对袁和对日的策略则与以前又有所变化。二次革命以来，黄一直是反袁的，但这时他却改变了对袁的策略。1915年2月25日黄兴等联名发出的通电称：“兴等流离在外， 无力回天，遇有大事与吾徒有关者，亦惟谨守绳墨，使不危及邦家而已。”（注：《黄兴集》，第399页。）这是不与袁合作，但亦不干扰之意。 这与欧事研究会一些成员的“停止革命，一致对外”的主张也有所区别。黄兴对袁不予干扰，并不是由于他对袁的认识不清楚，而是根据内外形势所采取的一种策略。
黄兴之所以采取这种策略，是与他对“二十一条”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的认识有关。黄兴闻讯袁接受“二十一条”后，气愤无已，与李烈钧等17人联名发出通电，痛加申斥：“外交失败，丧权蹙国”，“条约既成，国命以绝”（注：李云汉编，前揭书，第387页。）。 这明确表示了他对“二十一条”和日本帝国主义本性的正确认识。因此，这时期他改变力图争取日本援助之想法，明确表示：“兴等固不肖，然亦安至国家大义蒙无所知？窃览世界诸邦，莫不以民族立国。一族以内之事，纵为万恶，亦惟族人自董理之。倚赖他族，国必不保。”（注：《黄兴集》，第397页。 ）与以往任何时期都不同这时期黄兴确定拒绝采取联日的举措。但是，黄兴所采取的上述策略，未能取得预期的效果。其原因何在？黄兴认为：“实由吾国自始无死拒之心，而当局尤有不能死拒之势，外人审此，恫吓以乘，至不拟吾于困兽蜂趸之论，其所以然，则一国政权集结一人之身，与吾接者只见一人不见国民，人以一国而敌一人”（注：李云汉编，前揭书，第388页。）这里， 他将外交交涉失败的原因归结于袁的独裁专制，把斗争的矛头重新指向袁。
“二十一条”交涉时期，如将黄兴与孙中山的策略相比较，两者则不同：一、孙将反袁当作首要的国民任务，而黄不干扰袁或暂停反袁运动；二、孙力争日本的支持和援助，而黄暂不要求日本的援助。产生此种不同策略之原因，不在于两者对袁和对日认识的不同，而是两者持不同的革命战略所致。黄兴在中国近代社会中的两大矛盾中，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时，将反对国内政敌的斗争放在次要的地位。孙中山则始终把反对国内政敌的斗争放在首位。
但袁接受“二十一条”并欲称帝时，孙中山和黄兴在反袁问题上重新达成一致，从而消除了两人自二次革命以来的分歧，重新团结，共同反袁。
二
时至1915年，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5月， 袁世凯继接受“二十一条”之后，又复辟帝制。这激起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12月25日，唐继尧、蔡锷、李烈钧等在云南宣布独立，反对帝制，武力讨袁。接着贵州、广东、广西、浙江、陕西、四川等省先后宣布独立，通电要求袁退位。日本和欧美列强也鉴于形势劝袁延期实行帝制。迫于内外压力，袁于1916年3月22日撤销帝制，企图平息事态。但是，反袁声势愈加高涨， 孙中山也决定在山东、上海、福建等地发动起义，袁的统治出现了崩溃的征兆。在这种形势下，日本的对华政策发生了变化。1916年1月19 日，大隈内阁决定不承认帝制，并通过了“注视南方动乱发展”的决议（注：《日本外交文书》，大正5年，第2册，第13页。）。3月7日又进一步决定：“袁氏掌握支那之权力，不能不成为帝国完成上述目的（即维护和扩大在华权益的目的——笔者）之障碍。为完成帝国的上述方针，要袁氏退出支那权力圈是为适宜”，如果南方的反袁势力进一步发展，可以承认它为交战团体，并默许日本民间人士对中国反袁运动的援助（注：《日本外交文书》，大正5年，第2册，第45—46页。）。这表明日本支持包括孙黄革命党在内的西南地区的反袁势力（注：详见拙著《孙中山与日本关系研究》，第198—203页。）。
此时，黄兴在美从事反袁的宣传活动，致函各地的同志表示讨袁的决心，并指示讨袁的具体策略。但他并不急于回国投入反袁运动，其原因之一是对日的认识和态度。1916年1月4日，他致彭丕斯函中写道，“昨接电云，东南各省亦相约保滇。除彼独夫，为期当不在远。兴义当归国，效力战场。惟今欧战方酣，不暇顾及东亚，能为我助以抵制日人之侵入者，厥为美国。势不得不暂留此，以与美政界接洽，或为将来财政之一助。”（注：《黄兴集》，第423页。 ）其意是为抵御日本侵略，要争取美国的援助。由此可见，黄兴对日本借大战疯狂侵略中国有明确的认识，企图依靠美来抵制日本。黄兴于1915年12月撰写《辨奸论》（英文），发表在26日的《费城新闻》上。在此文中，黄兴在揭露袁的独裁统治的同时，大谈中美友好，呼吁美国公民：“吾因是代表吾国四万万同胞，敬求伟大共和国之代表，予吾人以道义上之协助。”（注：《黄兴集》，第423页。）但黄兴在美未能得到预期的支持和援助。 这便成为他再返日本的原因之一。
1915年11月26日，他在致张孝准函中陈述讨袁策略时，言及外交：“外交绝不必先有所顾虑，以起与不起，利害均相等，惟须尽力图之。日本近日真意如何，能探得否、可要一欧探问宫崎，即由宫崎详函与我为要。”（注：《黄兴集》，第411—412页。）这表明，二次革命后，黄兴对日失望，但形势发生变化时，又注意日本的动向。如上所述，日本对袁和对孙黄的政策是1915年底或1916年初开始转变的。黄兴获悉此消息后，决定先回日本，争取日本的援助。4月22 日他自旧金山启航回国。孙中山闻及黄准备回国之消息便电告檀香山的吴铁城，转告黄“直乘原船到沪相会”（注：毛注青编：《黄兴年谱》，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76页。）。但黄兴经檀香山驶奔日本，5月9 日抵横滨港。头山满、宫崎滔天、萱野长知等协助黄兴秘密上岸，暂住日本。黄兴暂住日本的另一个原因是与孙黄的分歧有关。宫崎滔天说，“黄兴认为，在日争吵不象话，不愿被日本人嘲笑，虽然从美国归来，但十分踌躇。不过，最后，在日的同志不用说，上海的亦要求黄兴早日归来。因此，黄兴又归来。船抵达时，孙不在，黄到檀香山时已知孙要离日，即使他在亦无可奈何，若自己能忍耐即无妨，所以归来了。”（注：《宫崎滔天全集》第4卷，第312—315页。）孙中山也知道黄兴来日。 宫崎回忆到“我对孙说，一周后黄能抵此地，请等待， 但他无法等待， 先行于4月30日回国了。”（注：《宫崎滔天全集》第4卷，第312—315页。）
在日争取日本的援助是黄兴的一项重要活动。这与武昌起义爆发后孙中山在海外所做的工作相似。在日本的这56天中，黄兴做了以下几件事：
（一）1915年5月26日拜访原敬。 访原敬是由日人寺尾亨安排的。原敬是日本政友会系的政治家，辛亥革命时期任西园寺内阁的内务大臣。该内阁在革命时期暗中支持过南方革命党（注：详见拙著《孙中山与日本关系研究》，第353—412页。）。因此革命党人认为原敬是同情和支持革命党的，曾拜托他协助革命。此时他是在野党政友会的总裁，是大隈内阁的对立面。如前所述，1914年欧战爆发后黄兴对大隈的对立面抱有希望，希望他们打破大隈内阁的现行政策，支持中国的反袁斗争。因此，5月26日晚，黄兴在寺尾亨陪同下亲自登门拜访了原敬。 原敬问了这次反袁运动的性质及有关的各种问题。在谈话中黄兴“数次请求日本援助，并举美国独立战争之时法国人援美之例。”（注：《原敬日记》第4卷，福村出版社，1965年，第177—178页。）原敬认为， “他（指黄兴）的衷情应予以同情，但能否成功尚有疑问。”（注：《原敬日记》第4卷，福村出版社，1965年，第177—178页。）因此， 他采取“极为中立的态度”，回答说：“现在为在野党，当然无所作为，……即使日本予以援助，其力量也有限，如中国人本身没有充分的决心，他人援助也没有效果。”对此黄兴称：“固然如此，（我们）应下充分的决心，但一时除日本之外没有可依赖的国家。”（注：《原敬日记》第4 卷，福村出版社，1965年，第177—178页。）这次访原敬没有具体的成果，只是表达了他个人和反袁势力对日的希望。
（二）访问了外务省政务局局长小池张造。孙中山与小池没有直接往来，但黄兴与小池关系并非一般。1913年至1914年黄兴在日时曾两次拜访过小池。1914年11月11日致萱野函中请萱野代他去说“小池君处并希致意”（注：《黄兴集》，第394页。）这表明， 黄兴与小池之关系较为密切。这次回到日本后，于6月24 日上午会见石井菊次郎外务大臣时，黄兴说，“借款之事已拜托小池政务局长，希望阁下亦予以考虑。”（注：《日本外交文书》，大正5年，第2册，第186页。）7月3 日即他离门司归国之前一天，黄兴致电小池：“感谢好意。个人借款之事请尽力，拜托。现在启程。请向大臣（指石井外务大臣——笔者）转达致意。”（注：1916年7月3日黄兴致小池张造电。日本外交史料馆藏。）根据以上事实可以断定，6月24日前黄兴访问过小池， 并委托他为革命势力筹集资金。小池是在外务省中积极主张大陆政策的实权派官员，这次在支持革命势力反袁问题上采取积极态度。他每周与参谋本部次长田中义一和该部情报部长福田雅太郎会合一次，讨论中国形势，推进了支持南方反袁势力的政策。此次他与黄兴谈的也是反袁及援助南方反袁势力问题。
（三）6月24日上午9时至11时访问外务省，与石井菊次郎外相会谈了两个小时。在此之前，黄兴访问小池，托他为革命势力筹集贷款，并且与石井外相会谈时又言及拜托小池贷款之事。可以说，黄兴访石井外相是访小池的延续，如无小池这一外务省实权派人物作引线，黄兴是不可能见到石井外相的。黄兴访石井外相，石井外相见黄兴，是在反袁问题上两者有共同利益。黄兴先揭露袁世凯“专制之弊害不亚于前清室”之罪行；石井外相也指责袁“采取了借欧美势力抵制、排斥日本的方针”，并说明了这次日本支持南方势力反袁的原因。（注：《日本外交文书》，大正5年，第2册，第183页。 ）两者在反袁的表面现象上虽然是一致的，但反袁的目的和性质是不同的。石井是为了控制中国，而黄兴是为了维护共和体制，这一不同之点，便反映在他们会谈的第二个问题上。
会谈的第二个问题是袁死之后如何收拾时局问题。袁死后副总统黎元洪继任大总统。石井外相认为称“有一改袁世凯方针之迹象”，因此，“日本亦应援助之”。（注：《日本外交文书》，大正5年，第2册，第183—184页。）当时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是先支持和援助黎元洪，以此稳定局势。稳定局势对日本和其他列强是有利的，因为反袁运动，中国金融陷入混乱，货币失去信用，财政陷入窘境，对日本和欧美列强在华的经济利益有不利影响。因此，石井外相认为“收拾时局为当务之急，相信此最为紧要。”（注：《日本外交文书》，大正5年，第2册，第185页。）为此，石井外相主张南北求同存异，相互妥协。 （注：《日本外交文书》，大正5年，第2册，第185页。）石井以 1840年普法战争后的法国为例，提出不要只是纠缠政体问题，南北双方应相互让步，迅速寻找妥协之途径，以便稳定时局。（注：《日本外交文书》，大正 5年，第2册，第184页。）但黄兴却持不同看法，黄兴认为，黎元洪身边皆为段祺瑞等袁世凯之余孽，“袁死后，仍有众多小袁，反对南方之主张。妥协难以推进”。（注：《日本外交文书》，大正5年，第2册，第183、185页。）但黄兴口头上不能不表示“本人之主意为尽力谋求双方之调和”。（注：《日本外交文书》，大正5年，第2册，第185页。）
第三个问题是希望以让步争取日本贷款，支持南方的反袁势力。黄兴虽然在口头上表示了南北调和之意，但心中仍然希望以让步谋求援助，以便增强革命势力，抗衡北方。他们具体谈的是东亚兴业公司借款问题。该公司成立于1909年，主要对中国进行投资。黄兴与小池政务局长会谈时提出过从该公司借款的问题。但该公司提出了较高的担保条件，此事没有谈成。因此，石井表示“此时立即再次提议借款，将难以成立，只能暂且等待时机。”（注：《日本外交文书》，大正5年，第2册，第186页。）黄兴通过石井外相借款之目的未能达到。
第四个问题是就日本是否侵略中国这一问题各自做出解释并表示某种姿态。石井认为在中国“仍有人误解日本，认为日本欲侵略中国，特别是怀疑日本有分割并吞并满蒙之计划。”（注：《日本外交文书》，大正5年，第2册，第185页。）他对黄兴一再解释， 说“日本对支那毫无领土野心”（注：《日本外交文书》，大正5年，第2册，第186页。），希望黄兴“为消除此误解，随时加以说明。”（注：《日本外交文书》，大正5年，第2册，第186页。）对此，黄兴本应反驳， 但他却说，“非常理解阁下之言意，在我国人中有误会日本者，本人逢有机会即会加以说明，以贯彻阁下之意，促进两国之和睦。”（注：《日本外交文书》，大正5年，第2册，第186页。）这是外交辞令， 而不是黄兴之本意。如前所述，黄兴对日本侵华早有清醒的认识，但此时黄兴为求日本的支持和援助，迎合石井，说出了违心之言。
（四）在日筹集资金，购买军械。在这次反袁运动中给孙中山等反袁势力提供贷款的是久原财团。久原房之助这年3月10 日向孙中山提供了六十万日元贷款。（注：参照拙著《孙中山与日本关系研究》， 第199—200页。）黄兴来日后，他又给黄兴提供了十万日元的贷款。 （注：栗原健编著：《对满蒙政策史的一面》，原书房，1981年，第148页。）黄兴利用这些贷款在日购枪二千、炮六门，准备运往国内。（注：《黄兴集》，第435页。）据李书城回忆， 日本政府“提出借给黄先生五百万日元，作为招集旧部编练军队之用”。（注：毛注青编：《黄兴集》，第281页。）据柏文蔚回忆， “日本政府允以克强私人名义借款日币三百万元，练兵一军即刻成立。”（注：毛注青编：《黄兴集》，第281页。）
黄兴在日的这些活动，与孙中山的指示有关系。孙中山获悉黄抵日后，于5月20日致函黄兴，通报国内反袁形势， 希望黄兴在日筹资购买军械。居正在山东举义是孙中山领导的武力讨袁。孙认为，若有两个师的兵力，可以先取齐鲁，尔后迫近北京。为此他在上海与日参谋本部派来的青木宣纯少将和松井石根商议（注：《孙中山全集》第3卷， 第290页。）：东京方面由黄兴活动，两者密切合作（注：《黄兴集》， 第434—435页。）。但其具体情况尚不清楚。
这一时期黄兴与孙中山之所以克服长达两年之久的分歧和隔膜，相互协作，共同反袁，是与这一时期两个人的革命战略和策略有关。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并图谋称帝之后，黄兴随即调整前一个时期的革命战略和策略，适应形势的变化，将反袁作为革命的首要任务。而孙中山在“二十一条”交涉时期的革命战略和策略，未经变化继续延续到这个时期，两者的反袁战略和联日策略形成一致。这时期为推翻袁，只能依靠日本的援助，欧美列强决不可能、也不会支持孙黄反袁，因为正是他们在背后支持袁的。这时期黄兴在美未能得到支持和援助从一个侧面也说明了这一点。因此，这时期孙黄选择正在疯狂侵略中国的日本为求援对象，是最不理想的、不得已的选择。这一选择变成现实，主要不是由于孙黄对日的期待和乞求，而是日本与袁之间长期存在的矛盾，这一矛盾在中国国内反袁护国运动形势下，公开化为日本的反袁政策。这样孙黄与日本在反袁问题上暂时达成一致，日本于是援助其从事反袁运动。
袁世凯于6月6日暴死，袁政权顷刻瓦解。日本支持孙中山的目的既然已经实现，其对华、对孙黄政策再一次出现变化。日本不再支持孙黄，并反过来支持黎元洪新总统及段祺瑞的北京政府。在这种情况下，黄兴继续留在日本已无意义，遂于7月初回国（注：1916年7月4 日福冈县知事谷口留五郎致石井外务大臣电，高密，第9321号。日本外务省史料馆藏。）。黄兴回上海后，与孙中山一起继续与驻上海的青木宣纯中将和有吉明总领事往来，其目的仍然是争取日本的支持。7月23日， 黄兴与孙中山、张继、伍廷芳等40余名革命党人一起赴青木和有吉的宴会，25日，与孙中山一起回请青木和有吉（注：神谷正男编：《宗方小太郎文书——近代中国密录》第241卷，原书房，1975年，第689页。）。但这时日本已不再支持孙黄，以往短暂的支持成为昙花一现。
三
综观护国运动时期黄兴与日本的关系，黄兴对国内政敌袁世凯的战略决定了他的对日策略。坚决反袁时，即利用日本与袁世凯的矛盾，积极争取日本对其反袁运动的支持和援助。不急于反袁或不反袁时，则不积极争取日本的援助。这就是说，黄决定对日政策时，其对袁的战略起决定性的作用。而日本亦是根据每个时期或者每个事件中的对袁政策如何，决定对黄政策。如需要与袁改善关系或保持一定关系时，则不会支持黄兴反袁；如需要反袁时，即利用黄兴，并给予一定的支持和援助。这就是说，日本决定对黄政策时，其对袁的政策也起决定性作用。黄兴与日本在决定政策与策略时，都将不同时期对袁的态度放在首位，对袁的战略与政策决定黄兴对日策略和日本的对黄政策。这是辛亥革命以来黄兴与日本关系的一种规律。
这时期孙中山始终把反袁的革命任务放在革命战略的首位，而且始终坚决反袁。因此，他始终争取日本对反袁斗争的支持和援助。黄兴则不同，一战爆发后日帝侵占山东时期、“二十一条”交涉时期和护国运动时期，他对袁的战略有所不同，因此他对日的策略随之发生变化。孙黄对日策略不同的根源在于对袁战略的异同上。两者的对袁战略一致时，他们的对日策略也大体一致；他们的对袁战略不一致时，他们的对日策略也就不同。
护国战争前后是日本加紧侵略中国的时期。1914年11月至12月，日本先后侵占胶州湾和胶济铁路，1915年春又强提称霸中国的“二十一条”，此时黄兴求援于已成为中国头号敌人的日本并不是由于他对日本的侵略本性认识不清，而是围绕中国形成的双重国际关系所决定的。日本与欧美列强维护在华既得利益时往往能够采取一致行动，但在扩大新权益时，又相互争夺，相互牵制。中国与日本、欧美列强的关系是侵略与被侵略的对立关系。但中国利用日本与欧美列强之间在中国扩大新权益时产生的矛盾，可采取“以夷制夷”的政策，或利用欧美列强抵抗日本，或利用日本牵制欧美列强。护国运动时期，中国出现南北对峙，南北当局便都是利用日本和欧美列强在华利益上相互争夺、相互牵制的矛盾来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日本与欧美列强也为各自的在华目的巧妙地利用中国的各种势力。这种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不仅决定了黄兴对日本和欧美的策略，而且决定了日本及欧美列强对黄兴的政策。
黄兴是中国革命党的代表之一，他与日本某些政府官员的交涉实质上关系到各自所代表的政治利益。黄兴要实现其革命的理想，日本企图维护和扩大在华利益，两者在为实现各自的目的时，都采取了现实的灵活态度，在对袁的态度与举措上暂时找到了某种契合点。
黄兴对日本采取这种灵活和实用的政策是有其必然性的。这时期黄兴及其革命党势力是夹在袁世凯与日帝之间的第三种势力，他们的首要任务是推翻袁世凯的统治。但他们力量薄弱，不得不利用列强。袁亲欧美，欧美列强也支持袁，而不会支持反袁的黄兴等。黄兴在美国曾尝试寻求援助，但没有得到回应。因此，黄兴不得不争取日本的支持。这时期日本因侵占山东和强提“二十一条”而进一步激化了与袁及与欧美列强的矛盾。黄兴则利用这两对矛盾，争取日本的支持和援助。而日本的政策则是当北京政权掌握在亲欧美的袁手上时，如果客观条件允许，即支持反袁的黄兴等革命势力。如北京政权掌握在亲日的人物手中时，日本则反过来压黄兴等反对北京政权的势力。
护国运动前后时期，中国国内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交织在一起。这就给孙黄提出了如何处理对内革命任务和对外革命任务关系的问题。如上所述，孙中山始终将推翻袁世凯的对内革命任务放在首位。他认为，将卖国的袁世凯统治推翻后，就不难完成收回丧失的国家主权、实现民族独立的对外革命任务。因此，他不仅把反对日帝侵略放在次要的地位，而且极力利用袁与日本之间的矛盾，争取日本对反袁运动的支持和援助。黄兴则有所不同。日本侵占胶州湾、胶济铁路，强提“二十一条”时，他不急于展开反袁斗争。主要原因便是由于日帝的疯狂侵略，与日帝的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此时黄兴暂时调整了二次革命以来的反袁革命战略，由于这一调整，1914年8月至1915年5月上旬黄兴没有争取或者不积极争取日本的援助。5月9日，袁接受“二十一条”并欲称帝时，黄兴随即调整革命战略，将反袁的对内革命任务放在首位，并为此积极争取日本的援助。与孙的战略相比，黄兴的战略更具灵活性，更适合于那一个时期的实际需要，并能争得广大民众的同情与支持。日帝侵占山东半岛，强提“二十一条”，中国人民的反日运动此伏彼起的情况下，反对日本侵略应成为进步政治势力义不容辞的责任。孙中山对战略和策略不做任何调整，一味求助于日本，很难为中国广大民众接受，对争取民众的支持和扩大革命力量产生不利的影响。
护国运动时期，孙黄最关注的是居正领导的山东起义。孙黄从日本得来的军资和军械，优先供应给起义军，而且起义的背后有占领山东半岛日军的直接支持。应该说，这一起义在孙、黄的革命运动的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但当时中国社会潮流是反日的，孙黄在日本的支持和援助下发动起义，与中国广大民众的反日情绪发生抵触，对社会产生了消极影响，响应起义的民众为数极少。因此，山东起义犹如广州起义、惠州起义，具有积极和消极的双重性。
其实，在近代中国民主革命运动中，黄兴与日本之间的关系亦有这种双重性。从革命运动的短期利益来说，日本对黄兴革命运动的支持，尽管是短暂的，但对革命任务的完成却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这是黄兴等迫在眉睫的革命利益与利用日本援助的策略在短暂的历史时期内的相互统一。因此，应当予以适当的积极评价。
但从长远来看，黄兴未能把革命的长远利益、整体利益和最终理想与利用日本援助的策略统一起来。统一需要一个条件，即需要增强自身的力量，只有依靠自身革命力量的增强，才能实现革命理想与策略的统一，完成对内外的两大革命任务。
但黄兴在十五年的革命生涯中未能把两者统一起来。这与中国近代社会潮流有关。甲午战争以来，日本替代英国逐渐成为侵略中国的最危险的敌人，因此近代中国社会潮流是反日的。黄兴的对日策略从某种意义上说是逆潮流的。如辛亥革命时期他坚决要将汉冶萍公司改为中日合办，遭到股东的反对。这表明黄兴是在与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相对立的情况下推行这一举措的，这便脱离了民族资产阶级，削弱了自己所依存的阶级基础。护国运动时期，中国社会舆论虽然反袁，但日本侵占山东半岛、强提“二十一条”以来，中国社会反日潮流风起云涌，黄兴转而依靠日本的策略不能不说是脱离了广大民众，削弱了其革命所依存的群众基础。这使他反过来加深了对日的期待和依靠，这是一种恶性循环，对中国革命的发展极为不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