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集群区家族企业快速成长的网络机制分析：以浙江省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浙江省论文,为例论文,产业集群论文,家族企业论文,机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新竞争”背景下我国家族企业成长研究的新视角
家族企业研究是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话题（储小平，2000），也是一个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领域，但这种历史悠久的企业组织形式在近几年才受到我国学者的关注和研究（向荣，2002）。家族企业的优势与不足是目前探讨的热点，大多数研究认为，家族企业的产权制度有助于企业做出最优决策和降低代理成本（陈躬林，2002），为企业带来了无可替代的凝聚力和不可或缺的应变速度（栗战书，2003），但它同时也会制约企业获取进一步发展所需的各种资源，特别是引入职业经理面临困难（储小平，2002，李新春，2003）。总体上，家族企业被当作一种效率中性的组织。
近来，我国家族企业研究开始关注家族企业的成长问题，大多数学者以钱德勒（1977）有关美国企业管理革命的发展轨迹作为潜在的分析逻辑，认为当家族企业成长到一定的规模后就要向非家族制企业转化（吕政，2001）。但也有一些学者不完全赞同这种观点（栗战书，2003）。这种争论意味着，我们不能把家族制绝对地认定为是企业成长的障碍因素。事实上，家族企业是一种学习型组织，它们正积极地适应社会经济形势的变化，不断反省和调整自我，批判地学习和吸收其他企业组织形式的优点，在竞争中成长（陈凌，2001）。这样，如何完善和发展家族制度就成了新的研究焦点，学者们试图从企业内部的治理结构、管理体制与管理方法等层面找出应对措施（晓亮，2002；于立等，2003）。
随着技术创新和全球化竞争不断加剧，任何企业都处于一个特定的网络系统中，合作竞争的“新竞争”格局日趋强化（Best，1990），传统的企业个体竞争模式转变为企业群体之间的竞争。企业集群作为一种有效的群体竞争模式在不同经济发展程度国家都有相当程度的涌现，企业的成长突破了自身内部资源的限制，与本地其他企业、组织形成的集群网络成为重要的成长动力因素。如东南亚国家家族企业的快速成长强有力地证明了集群网络的重要作用。国外学者普遍认为，与西方大企业相比，东亚普遍存在的家族企业有着“弱组织、强网络”的特点，它们以信誉为基础在本地构建起了生产、市场、信息等各种长期导向的联系，而这种联系有助于增强企业的应变能力、自我调节能力和竞争能力，进而影响着家族企业的成长。所以，通过构建企业间正式的和非正式的网络关系而寻求网络化成长已经成为复杂的全球化环境下家族企业成长的重要方式和策略。
但是，目前我国的家族企业成长研究还较少考虑外部社会经济网络因素的影响，研究视角主要集中在企业内部因素上。在“新竞争”背景下，家族企业的成长已经越来越难以只依赖于自身的内部资源，外部的网络资源将成为重要的成长动力。事实上，即使在发达的市场经济中，企业与企业之间，企业与其他组织之间形成的各种长期导向的合作关系普遍地被当作获取成长资源的工具和途径。在我国，浙江、广东等地一大批家族企业实现了快速成长，这些企业在地理上集聚，并通过血缘、地缘、业缘等纽带编织起了发达的集群网络，此时，家族企业采取着集群化成长模式。我们也容易观察到，即使在同一个产业集群中，有的家族企业实现了持续快速成长，有些企业却难以成长。那么，除了企业内部因素的影响外，是不是存在着一种有助于家族企业快速成长的有效网络或是一种阻碍家族企业成长的消极网络？也就是说，不同的集群网络是否对家族企业成长有着不同的影响？
遗憾的是，目前，关于家族企业集群化成长模式的网络机制还没有得到很好的研究。我们认为，在“新竞争”环境下，家族企业成长研究有必要在视角上从只考察企业内部资源能力转向同时考虑内外部影响因素，关注企业外部网络关系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在方法上有必要引入社会经济网络理论中的网络分析法。因为在集群网络中，家族企业不再是传统研究框架下的“原子型企业”，而是行动受到社会环境影响的“嵌入型企业”。可以预期，这种转变和创新将有助于对家族企业成长模式与影响因素的全面、深刻理解，有助于丰富我国的家族企业成长理论。
二、“新竞争”背景下家族企业快速成长的新动力
企业是由一系列生产性资源组成的集合，企业成长就是利用内部存在的未被利用的剩余资源的过程（Penrose，1959）。受该思想的启发，此后兴起的企业资源基础理论、能力基础理论和知识基础理论都将企业内部的异质性资源、核心能力、知识等当作企业成长的基本动力。但总体上，这些研究都潜在地假设，企业可以根据内部资源和能力自主地选择成长战略，企业成长完全是管理者战略决策的结果。这样，外部环境因素对企业成长战略决策的影响被极小化甚至省略了。事实上，企业所处的环境是变动不居的，“新竞争”格局已经成为当前的主导竞争模式。在这种模式下，企业能够从群体中获取两方面的竞争优势，一是从群体中获得的团队优势，二是来自于企业特定能力的竞争优势。
竞争模式的转变引起了企业存在方式的深刻变化。因为竞争时空体系的变化越来越改变着企业既有的竞争优势，大企业为了适应需求个性化和多样化的趋势，建立起柔性生产体系，生产流程再造和归核化正越演越烈。中小企业虽具有灵活适应多变环境的特色，但在合作竞争模式下也存在着如何选择伙伴和如何保持关系的问题。在“新竞争”模式下，企业实际上处于一个新的“小团体”内，而这个团体的资源和结构特点不仅关系到企业内部现有资源的分布状况，还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企业未来可控资源集的大小和获利能力，进而关系到未来的市场竞争格局的变化和企业成长能力（郭劲光、高静美，2003）。因此，考察企业成长的动力因素时就必须高度重视群体内部关系的影响。在Barney（1991）的资源分类基础上，Rindova和Fombrun（1999）构建了一个更加完善的企业竞争优势来源的分析框架，在他们看来，竞争优势来源于产业组织和企业两个层次，每个层次又可以分为物质资源和声誉、认知、信念、共识、知识等人类释义。其中，只有企业层面的资源才是资源基础理论意义上的资源，产业组织层面的资源是产业结构论所强调的竞争优势来源，而产业组织和企业层次的人类释义在以往的研究中被忽略了。对于产业组织层面的资源和人类释义以及企业层次的人类释义，它们都处于企业之间的联结及其互动之中，表现出各种形式的网络联结关系。所以，我们将嵌入于各种直接或间接的联结关系的资源称为网络资源。这样，企业成长的动力来源就从企业内部资源扩展到了网络资源。
Foss（1999）将企业资源基础理论与马歇尔的产业经济范式相结合，也将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拓展到了网络层面，认为用以帮助企业构建竞争优势的网络资源在网络层面应该是有价值的、稀缺的、不完全模仿的、不可替代的、获得和开发的不完全竞争性，其他网络及其成员难以模仿和获取这种网络资源。家族企业具有典型的“弱组织、强网络”特征，而这种基于血缘、地缘和业缘形成的本地网络之所以强大，就是因为它能够持续地为企业提供各种不同于企业内部拥有的、但对企业成长有价值的资源，包括显性的物质资源和隐性的经验知识，如声誉、资金、技术知识、生产工艺知识、管理经验、市场机会、商业诀窍、信念、共识、精神支持等，渗透在采购、生产、销售等各个环节。这种网络资源往往是家族企业成长所真正缺少的。所以，对于家族企业这种具有典型网络特征的组织，仅从企业内部资源和能力层面探讨企业成长尤其是快速成长的动力因素是远远不够的，引入网络资源概念后的分析将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和深刻地把握家族企业成长的机理。
三、集群网络对家族企业快速成长的作用机理
虽然Rindova和Fombrun（1999）、Foss（1999）等学者强调了网络资源对企业成长的重要作用，但没有分析网络资源是如何影响企业成长的。在我国，许多家族企业正采取着集群化成长模式，所以有必要剖析这种本地化的集群网络对家族企业快速成长的作用机理。以嵌入性为基本概念的社会经济网络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较好的理论基础和分析方法。依据该理论，集群网络可以根据行为者之间联结纽带的不同分为基于社会文化因素的非正式网络和基于市场交易、研发等因素的正式网络。这些网络本身就是一种资源，同时为集群内的企业提供了获取网络资源的工具和途径，是对家族企业内部资源和能力不足的重要补充。但是，由企业、政府部门、地方金融机构、科研院校、行业协会等行为者联结而成的集群网络，由于构成行为主体、联结纽带和程度的不同，集群网络所蕴涵的资源类别和丰富程度是有差异的。同时，行为者在集群网络中的位置也有差异。所以，并不是所有家族企业都能够平等地获取等额的、同质的网络资源。
以下3种理论从网络关系和网络位置两个层面解释了集群企业获取资源能力差异的原因。按照Granovetter（1973，1985）的“弱联结的力量”观点，行为者之间的强联结可以形成信任和持续关系，弱联结则可以为行为者提供新鲜的信息和知识，从某种意义上，后者对企业成长更为重要，因为它有助于企业发掘新的市场机会。所以，不同联结程度的关系对企业成长的影响是不同的。以Bourdieu（1985）和Coleman（1988）为代表的“社会资本”理论表明，行为者占有的网络规模及其成员的资源拥有情况直接关系到其获取资源的能力，也就是，如果企业的关系伙伴越多，这些伙伴拥有的资源越丰富，那么企业就越能够获取更多的资源。Burt（1993）则从网络结构视角出发提出了著名的“结构洞”理论，结构洞是指网络中关系稠密地带之间的网络位置，虽然结构洞中没有或很少有信息和资源的流动，但它为活动于期间的企业提供了获取新鲜信息和资源的机会，所以，相对于其他关系稠密地带的企业，处于结构洞中的企业更具成长能力。
集群网络主要通过4种方式促成家族企业的快速成长（如图1所示），一是形成和增强家族企业在集群网络的合法性。相对于外地企业而言，集群内家族企业的行为容易得到在位企业的认可，不会产生强烈的敌视和排斥心理，因此更容易获取稀缺的网络资源。二是增强成长欲望。家族企业在本地经营容易得到亲朋好友、同行的精神支持，更容易激发企业家的创业精神。同时，大量本地企业共存，“宁当鸡头、不当凤尾”等思想使得企业家的“攀比”意识较为强烈，从而增强了企业家的创业欲望。三是发现成长机会。家族企业的地理集聚便利了彼此之间的信息交流，企业容易知晓对方的各种情况，可以获得重要的生产信息和市场信息，从而增加了企业成长的机会。四是获取成长资源。许多家族企业集聚本地使得彼此交流频繁，企业可以通过各种关系从本地其他企业、中介组织处获取各种重要的成长资源，如生产设备、技术信息和客户资源等。正如潘罗斯（1959）所指出的，企业成长必须在成长愿望、成长机会和成长能力三者同时存在时才会实现，家族企业的集群化成长模式正好具备和强化了这个条件。
附图
图1 家族企业快速成长的网络机制
根据结构洞理论，处于两个关系稠密地带的企业拥有网络位置优势，表现为有能力控制流经的信息和资源，所以，位于或接近该位置的企业更可能实现快速成长。现实中，这种企业一般扮演着帮助其他企业建立联结的桥梁，因此被称为焦点企业（focal firm）。焦点企业具有明显的嵌入性和带动性特征，它们在本地存续的时间超过本行业企业的平均年龄，在本地的关系联结多于平均水平，但不一定是大企业（Boari，2001）。所以，我们提出假设1：家族企业越接近集群网络的焦点位置就越可能实现快速成长。根据社会资本理论，企业在本地拥有丰富关系和其伙伴拥有丰富资源，那么企业就能够获取更多的资源，快速成长的可能性就越大，所以提出假设2：家族企业在本地的联结关系越多就越可能实现快速成长；假设3：与本地大企业建立关系的家族企业越可能实现快速成长。家族企业在集群网络中至少有两大类网络关系，一是家族企业之间的网络关系，即一级网络，二是家族企业与本地行业协会、地方银行、科研院校等非企业组织之间的网络关系，即二级网络。相比而言，企业之间的互动频率更为高些，所以可以将一级网络视作强联结，二级网络则为弱联结。根据弱联结的强力量理论，我们提出假设4 ：加入行业协会的家族企业可能实现快速成长。
四、浙江省家族企业快速成长的集群网络机制
1.数据与来源
本研究的样本数据来源于2003年3月至2004年1月间对浙江省慈溪家电、海宁皮革、柳市低压电器这三个典型集群的企业问卷调查。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600份，共收回有效问卷419份。本研究采用钱德勒的家族企业界定法，即一个家族拥有全部或部分所有权以及经营权的企业，因此在问卷中设计了有关企业性质和所有者的业务经营角色这两个问题。为了保证研究对象是真实意义上的家族企业，我们将上市公司和所有者不控制企业大部分业务经营的企业视作非家族企业，所有者控制企业大部分业务经营的股份制、合伙和独自的民营企业则视作家族企业。符合上述家族企业标准的有效问卷共305份。样本家族企业中，海宁皮革企业占24.6％，慈溪家电企业占57.4％，柳市低压电器企业占18.0％。问卷回答者中一般员工占17.4％，基层管理者占21.6％，中层管理者占43.0％，高层管理者占18.0％，较好地保证了问卷质量。样本企业的基本情况如表1所示。
表1
样本企业的基本情况
企业年龄
创立年销售额
2002年销售额 员工年均增长 销售额年均
(年)(万元) (万元)率(％)
增长率(％)
最小值 2.0 1.0
30.0-12.0 -12.1
最大值 36.07600.0
61800.0
220.0 256.8
均值
10.4421.8
6007.4
23.6 44.4
2.研究方法
目前，销售额增长、就业人数增加是衡量企业成长的两个最重要指标（Weinzimmer，Nystrom and Freeman，1998）。根据国际研究的经验，张玉利（2003）认为，在我国销售收入增长速度超过行业增长速度、职工人数相对创业初期有大幅度增加的企业可以界定为快速成长企业。因此，本研究将快速成长定义为创建之年到2002年间销售收入年均增长超过所有调查企业的平均年均增长率且同期职工人数年均增长超过调查企业的平均年均增长率。样本中，快速成长家族企业占34.7％，非快速成长家族企业占65.3％。
按照Boari（2001）的观点，我们将存续时间和本地关系数目都超过本地行业平均水平的家族企业视作焦点企业。家族企业与本地企业、行业协会、地方银行、科研院校、中介服务机构、政府行业管理部门之间建立着各种关系，每种关系各取值1，表示家族企业本地联结关系的丰富程度。将2002年销售收入居本地同行前4位的企业视作大企业，如果家族企业与这些企业建立关系，则被认为与大企业有联结。如果家族企业是本地协会成员，则认为存在着弱联结。鉴于因变量属于二分变量，我们主要采取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统计处理分析。
3.主要结论
采用Logistic回归中的Enter方法进行回归分析，所得模型的—2 Log likelihood值为110.902，P值为0.039，说明该回归模型是有效的，最终检验结果见表2。
表2Logistic回归结果
自变量系数B
标准差S.E.
Wald检验值
显著性水平(P值)
常数项
-0.413
0.668
0.383 0.536
焦点企业
1.448
0.791
3.357 0.067
本地关系类数 -0.542
0.223
5.914 0.015
与大企业联结 0.297
0.487
0.371 0.542
协会会员身份 0.755
0.347
4.736 0.030
从表2可以看到，属于焦点企业的家族企业更可能实现快速成长，因此可以认为处于或接近集群网络焦点位置的家族企业成长得更快，假设1得到数据支持。与本地大企业建立关系的家族企业更可能是快速成长企业，但这种正向关系在统计上并不显著，假设3没有得到数据支持。原因可能在于，在关系强度不高的情况下，与大企业建立的关系可能还无法给企业带来足够的成长机会和资源，还不足以实质性地改变家族企业的成长速度。加入协会可以为家族企业带来新鲜的信息和知识，为企业发现新的成长机会创造了条件，因此，这种弱联结能够帮助家族企业实现快速成长，假设4得到数据支持。与预期不同，家族企业在本地建立较多的关系与是否快速成长显著负相关，说明在本地建立的关系越多，企业越可能难以实现快速成长，假设2没有得到数据支持。原因可能有二：一是过多的本地关系可能花费了家族企业过多的关系管理精力，进而影响了对快速成长的资源供给，二是不同类型的本地关系提供的资源不同，有些本地关系只能够为企业提供冗余的信息和知识，对企业快速成长没有实质性的影响。这意味着不同的关系结构和类型对家族企业成长的影响不同。因此，我们进一步分析不同成长速度的家族企业构建各种本地关系的倾向性或结构特点，详见表3。
表3数据显示，有28％的快速成长型家族企业与本地其他企业联合购买原材料，与本地企业展开市场争夺的占60％，而非快速成长型家族企业开展这两项活动的倾向性要低些，比重分别为24.4％和53.3％；快速成长型家族企业在本地开展产品购销、合作营销、代工等合作活动的积极性不如非快速成长型家族企业高，非快速成长型家族企业更多地从本地其他企业处挖中高级管理人才和技术人才，有助于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销售费用和提升人力资源水平，从而有助于企业成长。值得关注的是，快速成长型家族企业较少为本地其他企业代工，而非快速成长型家族企业则热衷于为本地企业代工，这方面两者有着显著差异。虽然为其他企业代工能否促进家族企业快速成长目前还鲜有实证研究结论，但代工至少是复杂多变环境情况下是家族企业确保生存和保持一定成长率的有效选择。所以我们初步认为，即使家族企业在本地构建了丰富的关系，但如果这些关系只是提供一些冗余信息，而不能为企业快速成长提供资源和创造条件，那么这些关系是缺少价值或没有价值的，也就无法为快速成长提供实质性的支持。
表3不同成长速度家族企业集群网络关系的倾向性（％）
产品
合作
培训
合购原
代为加
其他
抢占
挖对方
挖技术
其他
购销
营销
工人
材料工
协作
市场
高管
人才
竞争
快速成长 28.0
16.0
12.0
28.0
32.0
0
60.0
32.0
40.0
4.0
其他企业 34.8
23.3
11.1
24.4
58.9
2.2
53.3
45.6
43.3
4.4
F值
0.404 0.611 0.15
0.129
5.871[**] 0.558 0.346
1.463
0.087
0.009
五、启示与研究不足
通过对产业集群区家族企业快速成长的网络机制的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初步发现：处于集群网络的焦点位置、与大企业建立联结关系和加入行业协会与实现快速成长的可能性正相关；虽然本地关系越多并不能够实现企业快速成长，但是关系类型的选择对企业快速成长是重要的。这表明，在“新竞争”背景下，我国家族企业不仅要关注自身企业制度、内部资源能力的完善和提高，也要充分认识到构建各种有效的本地关系和赢得有利的网络位置对于企业实现快速成长是有积极作用的，因为这种网络关系和位置确实能够为家族企业创造有价值的网络资源，弥补企业快速成长过程中的资源不足。当然，这并不否定内部资源能力对企业快速成长的重要性，而且我们也承认这种网络关系和位置的形成还与企业内部特定的资源能力有关。
针对目前我国家族企业成长研究过于强调企业制度和内部资源的缺陷和不足，本研究引入了网络资源概念，重点探讨了产业集群区家族企业快速成长的网络机制，对理论假说进行了初步的检验，得到了一些富有启示性的结论。但本研究还存在着一些不足，如研究样本数量有限，可能会影响模型的准确性；对快速成长的界定也处于探索阶段，还没有考虑家族企业“质”的成长。需要指出的是，本研究是以产业集群区域为考察背景的，研究得出的网络机制特征可能对处于产业集群区内的家族企业更为适用，是否适用于非产业集群区的家族企业还有待考证。因此，未来的相关研究还需要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提高研究结论的普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