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方言不是明代官话的基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官话论文,南京论文,明代论文,方言论文,基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引言
1.1 元代汉语正音基础的不同观点
王力（1980：37—38）认为，北京作为首都，其政治影响决定了北京语音自元代至今六百年来一直是汉语的“正音”。
李新魁（1962）提出，元代的共同语音是洛阳音。他后来进一步论证，从东周开始，直到明清，洛阳一带的语音，即“中原之音”、“河洛之音”，就一直是汉语共同语的标准音，而北京音迟至清中叶以后才逐渐上升为“正音”（李新魁1980）。
杨耐思（1981）指出，元代共同语音通行于北方广大地区。他认为不能指出特定的地点。
1.2 明代官话为江淮/南京方言说
最早为“明代官话的基础是江淮方言”这一观点提供语言本体证据的，可能是远藤光晓（1984）。该文指出，在朝鲜学汉语课本《翻译老乞大·朴通事》的谚文注音“右侧音”中有两种入声，以元音不同互补分布，其初应为一类入声。他由此推测，在中国的明代，属于下江官活（即江淮方言）的南京话可能占有标准音的地位。
鲁国尧（1985）举出了一个文史方面的证据。明代来华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M.Ricci，1552-1610）的《利玛窦中国札记》（以下简称《札记》，何高济等中译，中华书局1983）中有一则记载：1600年，传教士们跟随一名太监从南京赴北京，中途那个太监与他们分手，送给他们一个口齿清楚的男孩，这个男孩能教给不熟悉中国话的西班牙传教士庞迪我（D.Pantoja，1571-1618）以“纯粹的南京话”（《札记》391页）。鲁文据此提出，作为江淮方言的南京话或许即为明代官话的基础方言。
杨福绵（1995）赞同鲁国尧（1985）的推断。他发现，《札记》中利玛窦最初用意大利文写的这一段，是说那个男孩可以教给传教士“地道的中国话”，是比利时传教士金尼阁（N.Trigault，1577-1629）在把利氏的手稿翻译成拉丁文时，改成了“纯粹的南京话”。杨福绵认为，这表明“纯粹的南京话”等于“地道的中国话”，即标准的中国官话。
张卫东（1991）从两个方面来研究这一问题。语言本体方面，他拿金尼阁的《西儒耳目资》与现代江淮方言作比较，认为《西儒耳目资》的音系与江淮方言接近。文史方面，他用威妥玛（T.F.Wade，1818-1895）《语言自迩集》（以下简称《自迩集》，张卫东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的材料。威氏说：在19世纪40年代，“没有人把北京话作为写作对象，而各种表音法都声称描写的是南方官话”，而“南方官话”以“南京官话”为代表（《自迩集》14页）。张卫东（1998b）据此判断，直至清代后叶，南京话仍然是官话的标准，并把北京话取代南京话、获得官话标准音地位的时间定在1850年前后。
鲁国尧（2007）找到了新的证据。西班牙传教士瓦罗（即万济国，F.Varo，1627-1687）的《华语官话语法》（17世纪后叶编撰，1703年出版，以下简称《华语》。姚小平中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3年版）使用罗马字拼音记录清初的汉语官话音，他极力推崇“南京话”，声称“我们的词表完全是根据南京话来编的”（《华语》181页）。鲁国尧（2007）根据这一材料，进一步认为自己的观点是“铁证如山”；他同时把南京话为官话基础方言的时代从原来说的明代改到了明末，实际上包括清初。
何九盈（2007）引用许明龙（2004）的材料也为此观点提供了支持。旅法中国人黄嘉略（1679-1716）于18世纪初在法国编写了《汉语语法》和《汉语字典》，提到“最佳的官话发音是南京”（许明龙2004：150）。不过何九盈本人的观点近于王力（1957），认为近代官话在性质上是北京音。
1.3 “南京方言说”的反对意见
麦耘（1991）不同意鲁国尧（1985）的观点。他认为，汉语的通语从中古到近代都分南北两支，“汉语从很早开始就有了共同语音（或‘准共同语音’）性质的‘通语’音系，但由于种种原因，在长期内似乎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完全统一的共同语音。汉语通语音系的基础方音照例总是某种北方方音（譬如说洛阳音），这一音系传播到南方，很早就在长江下游地区（有很长时间是以南京为主要支撑点）形成独特的地域性分支。这个地区一向是中国南方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这使得在这里形成的通语音系的地域性分支具有相当的独立性，以致于能同通语的基础方音分庭抗礼；当通语的基础方音已经发展，这个地域分支仍保守旧音，从而往往被文人学者视为正统语音。早在南北朝时已是如此，所以《颜氏家训·音辞篇》对语音‘榷而量之’，还把金陵摆在洛下的前头。这种情况直到近代后期，便形成本文所说的共同语音分为南北两支。”文章的一个注释说：“鲁国尧《明代官话及其基础方言问题》根据《利玛窦中国札记》的材料，推断明代官话以南京音为基础方音。然而各种材料表明，明代官话是以‘中原雅音’为标准的，而与南京话所属的江淮方言有相当距离。倒不如认为当时南京士宦所使用的语音（不是南京方音）是共同语南支的标准音，是保守的正统读书音。”
耿振生（2007）从另一个出发点反对“南京标准音”之说。他的观点与杨耐思（1981）相近，认为近代官话的基础方言就是整个北方话，并没有统一的标准音，全国各地的官话都是不统一的。①
2 关于南京方言上升为官话基础的社会条件
2.1 明代不存在这样的条件
绝大多数学者不认为明以前通语的基础方言是江淮方言。②那么到明代，江淮方言如何能上升为通语/官话的基础方言呢？
鲁国尧（1985）原来猜测明代官话可能以南京话为基础，指的是整个明代。后来他退了一步，只说这是明末的情况；而明代前期、中期的官话基础方言，由于证据不足，不能断定，不过他也还是倾向于认为是南京话，因为明初以南京为首都（鲁国尧2007）。但是，张竹梅（2007）指出，明初南京话并不具备成为官话基础方言的社会条件。理由有两个：一是明太祖朱元璋对于是否在南京建都一直犹豫不决；二是明初的文士集团多不是说江淮方言的。她的看法很有道理。
明朝建立于1368年，至1421年迁都北京，南京作为首都只有半个世纪，而且明成祖于1402年夺位后，即把北平改名为北京，在正式迁都前就已经把北京作为实际上的首都了，所以南京作首都的时间还应算短一些。光凭南京有这么一段是首都，就说会导致江淮方言的地位如此突升，成为官话的标准，且终有明一代，乃至于清中后叶，实难信人。人们可以问：如果首都的政治地位对其地方言可以有如此速效的提升作用，为什么北京话却要等那么久？
如果南京方言在明初没能上升为官话的基础方言，到明成祖迁都北京以后，就更没有这样的机会了，道理不言自明。诚然，南京在明初以后的地位还是不低的，作为陪都，它仍是南中国的政治中心，甚至一直有一套与北京平行的中央政府机构（不过大多是虚设或权限很小）。但要论经济、文化方面，在长江下游地区，南京远逊于吴语区的苏州，自不待言；只就江淮方言区而言，扬州的经济、文化也比南京发达。可以肯定地说，有明一代，南京方言完全不具备成为官话基础的条件。
2.2 朱元璋对“雅音”的理解
朱元璋为《洪武正韵》定的编纂原则是“壹以中原雅音为定”（宋濂执笔的《洪武正韵》序）。就字面说，南京怎么也不会属于“中原”。
可能会有人说：《洪武正韵》是个古今杂凑的系统，所以上述编纂原则没有意义。其实《洪武正韵》之非驴非马，不是由于编纂原则不合实际，而是负责编写的大臣们因受传统束缚，没按这个原则办造成的。朱元璋因对1375年版的《洪武正韵》不满而要求作修订，所以有了相对接近“中原雅音”的1379年修订本（宁忌浮2003）。朱氏显然对修订本也不满意，所以没有刊行。显然他希望继续修订。
后来，朱元璋看到孙吾与的《韵会定正》（《韵会订正》），非常赏识，赐名《洪武通韵》。可以肯定此书较接近朱氏心目中的“中原雅音”。据今所知，其书据《古今韵会举要》修订而成，分平声“公居觚江”等、上声“矿举古港”等、去声“贡據固绛”等各二十五韵和入声“谷觉葛戛”等一十三韵（李新魁、麦耘1993：133）。以《古今韵会举要》的“字母韵”系统为基础调整而成的韵书，与当时实际语音相合的程度自当超过《洪武正韵》，因此受到朱氏认肯是自然的。孙氏是江西中部丰城人，此地今方言属赣语，可以确认孙氏母语不会是江淮方言。他写《韵会定正》时在元末，当时南京还不是首都，他没有任何理由要写一本江淮方言的韵书。③
2.3 朱元璋的母语
朱氏的家乡是安徽凤阳，张竹梅（2007）误以为此地在现代属江淮方言区，因而在元明时可能也是江淮方言区。但依今天的方言分布，凤阳实属中原官话信蚌片（贺巍1985、2005）。假如元明时此地方言分区已与现在一致，则朱氏的母语应是中原官话。宁忌浮（2003：3）已指出这一点。
3 对一些文史资料的重新解释
3.1 金尼阁为什么要改利玛窦
鲁国尧（1985）最初根据《札记》中对那个男孩的记载来猜测南京话或许就是明代官话的基础方言，还是很谨慎的。应该说，当时有这样的猜测也合于常理。然而，杨福绵（1995）的发现却带来了变数。杨福绵认为他的发现支持了鲁国尧的想法，但在我们看来，情况恰恰相反。下面我们就来分析。
金尼阁把“地道的中国话”改为“纯粹的南京话”的原因，逻辑上说，可以有两个判断：
判断1：地道的中国话就是纯粹的南京话。金尼阁跟利玛窦认识一致，只是改换了个同义词。这是杨福绵的判断。
判断2：南京话并非“地道的中国话”（在这里理解为标准的中国官话）。利玛窦说错了，金尼阁对情况更了解，于是作了改正。杨福绵和鲁国尧都没想到，这也是个可能的判断。按演绎逻辑进一步推导，来看上述两个判断中的哪一个更有可能为真。
如果情况是倒过来，利玛窦原来写的是“纯粹的南京话”，而金尼阁改成“地道的中国话”，则很可能两者相等，即“判断1”为真。金氏把利氏的札记整理并译成拉丁文，由于没有其他说明，欧洲的读者们并不知道“地道的中国话”和“纯粹的南京话”两者是什么关系，如果它们是等同的话，把“纯粹的南京话”改成“地道的中国话”显然比较容易让欧洲读者理解。
但事实正好相反，金尼阁是把利玛窦写的“地道的中国话”改成了“纯粹的南京话”。要是这两个概念真的相等，金氏的修改不但没有必要，还应该说是很没道理——因为说传教士们学习“地道的中国话”，欧洲读者当然是完全明白的，而现在偏偏改成他们学的是“纯粹的南京话”，读者们又怎么能猜到他们学的就是正宗的中国话呢？
设身处地来想一想：假定你不知道中世纪的意大利标准语以何地方言为基础，有个人A告诉你：“利玛窦的母语是纯粹的马尔凯话”（马尔凯是意大利的一个省，利氏的故乡）你听了只会知道这是某种意大利方言，不会想到它跟意大利标准语是什么关系；如果有另一个人B说，改一种说法能让人更明白：“利玛窦的母语是地道的意大利语”，你可以据此猜想，马尔凯话或许是意大利标准语——除非有证据证明B的话有误。但要是反过来，C说：“利玛窦的母语是地道的意大利语”，而D却说这话应该改成：“利玛窦的母语是纯粹的马尔凯话”，这意味着什么？如果相信D改得有理而且有必要，那么他改的原因，最有可能的就是C说得不对，利氏说的不是意大利标准语，而是马尔凯地区的方言；这样改最不可能的原因就是马尔凯话是意大利标准语，因为如果两者真的等同的话，这样改就只能让听者糊涂。
所谓“设身处地来想”，就是用今天的常识来读历史；今天的常识解释不了的东西，不要用来解释历史。古人和外国人跟我们一样聪明一样笨，一样富于常识，并凭常识行事。以今释古——use the present to explain the past（Labov 1975），就是从现有的知识出发，进行逻辑演绎和推理，以求历史的真实。
金尼阁的修改无疑是有道理的，见下文3.2。显然，欧洲读者读了修改后的文字，会理解为：传教士们跟那个男孩学了中国的一种方言，而非标准的中国官方语言。我们认为，这正是金氏要表达的意思。
看来，金尼阁在修改这个地方时，已了解到那个男孩说的并非标准的中国官话。金氏说：《札记》中“以葡萄牙文和拉丁文增补的地方都是由我撰写的，是我从每年的书信的真迹中搜集和提取出来的”（《札记》656页）。利玛窦从1608年开始正式编写《札记》，但其原始材料是他平时的记录文字（金氏称之为“日记”，见《札记》39页），他关于那个男孩的记述自是在事情发生的当时——1600年写下的。从金氏的话可以推测：利氏和他的同伴们到北京后也已经发现了那个男孩说的不是标准官话（利氏到北京后学的官话与他早期学的“官话”的区别，见下文3.3），并可能在一些信件中谈论过。利氏在整理日记时没把这个地方改过来，应是由于一时的疏漏（他当时在病中，个别疏漏当然是可原谅的）。金氏根据传教士们的信件，加上自己之所知（他完全有可能接触到那个男孩），替利氏改正了。⑤
我们可以把上述判断1和判断2改为：
判断1’：地道的中国话=纯粹的南京话。金尼阁改得没道理。
判断2’：地道的中国话≠纯粹的南京话。金尼阁改得有道理。
我们选择判断2和2’，即：金尼阁认为南京话不是标准的中国官话，而他是对的。
3.2 利玛窦与金尼阁的不同
为什么利玛窦会一度误以南京话为标准官话呢？这是由于他早期一直只在中国南方活动。利氏1582年来华，由于受明朝法令限制，滞留澳门、肇庆、韶关十多年，1595年才到南昌，1598年到南京，此年短暂地去过一次北京，随即被迫返回南京。在1600年再赴北京之前，除粤、客、赣、韶州土话等南方方言外，他对官话方言有实质性接触的只有南京方言。他那时显然还不知道作为书音正宗的“中原之音”，对中国首都北京的官话只有极少了解——也许光知道这些都是“官话”方言，而不知道它们的区别。若此时有人告诉他，那个南京男孩说的官话很标准，南京方言就是“地道的中国话”，他是没理由不相信的。
张卫东（1998a）强调传教士们“很清楚中国的语言状况”。然而我们认为，更可能的情况是他们只是抽象地知道中国存在一种通行全国的“官话”，而对它的具体认识，就不可能不受地域的局限。早期的传教士大都在澳门和广东学中国话，而澳门和广东使用的中国官话必然是南方官话。不仅外国人，即便是澳门、广东及南方其他地区的中国文人，估计也很少对整个中国的语言状况有真正的了解，譬如他们可能只知道在南京有一种“南方官话”，声望挺高，却并不清楚这种官话和南京方言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
相比之下，1610年金尼阁来华之时及其以后，明朝廷对传教士的政策比较宽松，金氏去过的地方也就比较多，官话方言区除北京、南京外，他还在河南开封和山西绛县⑥住过较长时间，对中国语言和语言生活状况的了解肯定远多于早期的利玛窦。他确实有资格纠正利氏。
金尼阁不以南京方言为官话，还可以从《西儒耳目资》中看出来。此书只字不提“南京话”，倒是多处说到他所描写的是“中原音韵”。这一点，下文还要谈到。
3.3 利玛窦的改变
很少人注意到，利玛窦早期和后期对中国官话的标写是有差别的。利玛窦在广东时，曾与意大利传教士罗明坚（M.Ruggleri，1543-1607）合编了《葡汉词典》（成于1584-1588年之间，当时未出版）。此书音系上最重要的特点，是梗、曾、臻、深摄阳声韵尾一律记为-n尾，即
不分（杨福绵1995）。差不多同时，他们还合作写了注音文章《宾主答问释疑》，其中江、宕、梗、曾摄阳声字的韵尾多记为-n而少作-m，⑦臻、深摄同，通摄则多记为-m而少作-n，山、咸摄只记-n。此外，各摄字都常不记鼻音韵尾而用鼻化符号（古屋1991）。
下文我们将证明：明末清初南方官话清楚区分，与南京方言不一样。罗氏、利氏在广东是怎样学到前后鼻音不分的“官话”，目前还是个谜。
罗明坚1579年来华，最初学中国话是在澳门。1582年底进入内地，基本上在广东肇庆，曾去过浙江绍兴和广西桂林，时间非常短，没到过南京或其他江淮方言区。他大约没学过广东的方言，再说澳门和肇庆的方言是粤语，或者加上客家话，也不混，所以可以确认，《葡汉词典》和《宾主答问释疑》的合并不会与粤、客等方言的影响有关。⑧我们有一个目前未能证实的推想：罗氏在澳门和肇庆得知中国官话的代表是“南京官话”，于是跟居住在当地的南京人学中国话，结果学到的是不分的南京方言，但他自己还以为是标准官话。⑨
利玛窦来华晚罗氏四年，在罗氏1588年回欧洲前的几年里，一直跟随罗氏。利氏最初学中国话也在澳门和肇庆，从两人合作的《葡汉词典》和《宾主答问释疑》看，利氏学的也是相混的“官话”，他也和罗氏一样，把这误为标准的中国官话。显然，他在到北京之前，一直说的就是这种“官话”。这样，在1600年，他相信那个男孩说的前后鼻音不分的南京方言就是地道的中国官话，是很自然的。
但是，在利玛窦到北京后写的注音文章《西字奇迹》（1606年出版）里，却分别得非常清楚（罗常培2008：187—280），这才符合标准官话的特征。联系上文，我们确信，利氏到北京一段时间以后就知道南京方言不是中国官话的标准了。⑩
3.4 地域与语言观念
万济国说他描写的是“南京话”，言之凿凿。但是，他一直在福建传教，从未去过南京和中国北方，《华语》就写于福建，由他的弟子、也一直在福建传教的皮诺埃拉（P.Pinuela，1650-1704）整理后刊于广州。万氏所言“南京话”是否可能仅是南方官话而非流行于全国的官话呢？鲁国尧（2007）作了这个设问，然后马上给出否定的回答，理由是利玛窦和金尼阁都到过北方。上文指出金氏并不以南京话为标准官话，而利氏的这种观念也只限于其早期，即到北方之前。如此，鲁国尧的理由就不成立了。
一百多年以后，中国的语言和语言生活都发生了大变化，但威妥玛所批评的几位前辈（《自迩集》14页）的情况同样与地域有关。19世纪上半叶来华的外国人确实都以“南方官话/南京话”为中国官话的正音，其原因正如何九盈（2007：145）所指出的，是由于在鸦片战争前，他们只能在中国南部活动和学习汉语。莫里逊（即马礼逊，R.Morrison，1782-1834）和威廉姆斯（即卫三畏，S.T.Williams，1801-1884）一直只居住和往来于澳门和广州，应该是跟广东人学的汉语。（11）麦赫斯特（即麦都思，W.H.Medhurst，1796-1857）在鸦片战争前主要在南洋（那里的华人使用的中国官话也应是南方官话）活动，来中国也只能在广东、福建等地走走，40年代才到上海。他们学的、用的官话都是南方官话，自然认为中国话以南方官话为准。
埃德金斯（即艾约瑟，J.Edkins，1823-1905）于1848年来华，其初十多年都住在上海或宁波，1860年往山东，1863年定居北京。他在A Grammar of the Chinese Colloquial Language里说“南京官话在更大范围被理解”（转引自《自迩集》14页），而此书是1857年、即他北上之前初版的。（12）
威妥玛与以上几位不同，他在鸦片战争的炮声中来华，第一站就是北京，50年代中期开始长驻北京。他一开始学的汉语就是北京话；他自己说，他的汉语老师应龙田是北京人（《自迩集》10，15页）。
在政治中心所在的北方，北京话成为官话“正音”的年代有可能早于张卫东所说的1850年；在威妥玛提到的19世纪40年代，南方官话的势力大约只是在南方一些地方尚未消退而已。即使在1850年以后，南方的很多读书人仍不承认北京话的正统地位。直到1892年，福建人卢戆章写《切音新字序》，还提议以“南京话”为“各省之正音”（此时他的生活环境限于家乡和新加坡，后来他有机会北游，至1905年写《中国新字北京切音合订》时已改主北京音）。正如“长白老民”《推广京话至为公义论》（1903年）所言，甚至20世纪初，不少“南人”还是“惟江南为正音”（张卫东1998b）。
3.5 日本和琉球学汉语的情况
张卫东（1998a）、李葆嘉（2003：273—275）和何九盈（2007：145—147）都谈到，日本人在江户时代（1603-1869）学习的汉语是“南京话”，迟至19世纪70年代才转学北京话。何九盈（2007：147）引用安藤彦太郎，说明日本人在早期学南方音，是因为那时日本与中国长江下游一带至福建地区通商，并非因为它是中国的标准官话。同样地，明清时期琉球主要与中国福建地区交流，所以琉球人学的中国话也是南方官话（濑户口1994）。
有一件事要说清楚。琉球官话课本表现的是南方官话，其中的《白姓官话》（1750）或被认作山东白姓商人所撰，这似乎可证南方官话在北方也流行（张卫东1998a）。但其实这是误会。白氏因海难漂流到琉球，这在当时是琉球一大故事，被编为学习中国话的课本，是出自琉球人之手，并非白氏自撰。分析表明，《白姓官话》与其他琉球官话课本一样带江淮方言和福建方言的词汇和语法成分（濑户口1994）。山东人说话带福建方言成分实无法解释，所以这只能是琉球人向福建人学的南方官话。（13）
3.6 “南京话”仅在南方有一定声望
我们强调地域因素，是要对一些似乎能证明“南京话是正音”的文史资料作出重新解释：明清时期中国南方通用南方官话，而南京官话在南方官话中有一定声望（下文将会证明，南京官话与南京方言还不是一回事）。这并不意味着南京官话就是中国官话的标准，甚至也不能证明它是否如麦耘（1991）所猜测的，是“共同语南支”（南方官话）的标准，它可能也就仅仅是在南方有声望而已。
而且，此所谓“南方”似乎还不包括整个中国南部。上列材料中，推崇“南京话”的人，不论中外，基本上都跟福建和广东有关，而罕见其他南方地区的人有类似说法。相反，明末清初江苏吴江（今为吴语区）人沈宠绥和潘耒认中原之音为正（见后文7.2所引）。吴江离南京甚近，在明代还属于广义的“南京”即南直隶的辖下，而此地的文人看来并不以青眼视“南京话”，而是推崇中原之音。
就目前的材料，可以说，在明末清初，南京官话在福建和广东（包括澳门）等地的文人中有较高声望，这些地区的中国文人的观念，传染了来到这些地方的外国传教士，使他们也误以为南京官话、甚至误以为作为江淮方言的南京方言是标准的中国官话。至于艾约瑟并不在闽、粤地区活动，也看重南京官话，可以解释为他受了他的前辈的观念影响（他到上海之初在麦都思手下工作）。
至于为何南京官话在闽、粤等地有声望而在较近南京的吴语地反不及中原音，当俟日后另行讨论。
4 文献材料需要历史比较的检验
4.1 一个原则
语言史的研究需要历史比较研究与古代文献考证的结合，古代文献材料（包括文史材料）应尽可能接受历史比较的检验，这是历史语言学的原则。
历史比较研究有其缺陷，譬如：若缺乏古文献佐证，构拟的结果与语音史上特定时期的对应有时难于认定；有时构拟出来的是多个音系的复合物；由于语言成素在演变中的磨损，过于久远的语言历史难于系统地重建；历史上同一方言内部的地区差异可能会在构拟中被模糊掉，等等。不过，任何研究方法都会有缺陷，只要我们有清醒的了解，就不会因此造成根本性的问题。
公允地说，“明代官话的语音基础是江淮方言”这个假设最初的提出并非毫无根据。但不可讳言，它被提出二十多年来，至今仍未被很好地作过证明，在用历史比较研究来检验这方面尤其不足。
麦耘（2008）提出一个检验的方法：构拟江淮方言的祖语，以及北京话、中原官话的祖语，看谁能与金尼阁《西儒耳目资》（1626，以下简称《耳目资》，文字改革出版社1957影印本）和利玛窦《西字奇迹》（罗常培2008：187—280）较好地相衔接。
以这个论题而言，前述历史比较法的缺陷都不算真正的问题。若《耳目资》果真反映明末江淮方言，以江淮方言分布面积之大、人口之多（115县市、8605万人，刘祥伯2007），其历史语音信息绝对可以涵盖距今不到四百年的《耳目资》。比较的结果不能完全反映古江淮方言的各片各点的全部特点也不要紧，只要能勾勒出古江淮方言的基本轮廓，就足以与《耳目资》相参看了。
如上所说，朱元璋心目中的“雅音”近于《古今韵会举要》的“字母韵”系统，那么拿江淮方言的历史比较结果与“字母韵”系统相比照，应该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也会有益的。
退一万步说，即使最后得出结论，认为历史比较的结果无法对这个问题提出可靠的证据，那也应该是在进行了历史比较研究、发现它的缺陷正好使它在这里无用武之地之后。
总之，要证明明代官话基础是江淮方言，只依靠文史资料是远远不够的，它需要语言本体材料、尤其是历史比较研究的成果支持。不管最后结论如何，这一步绝不能绕过去。
江淮方言的历史比较需要专门的全面研究，非本文所能胜任。张卫东（1991）做过一些工作，认为《耳目资》与江淮方言较近而与北京话较远；乔全生（2004）以《耳目资》的20个语音特点与江淮方言的两个点和中原官话的三个点进行简略比较，结论是《耳目资》更接近中原官话。我们下面再稍加讨论，基本上只是提出问题和提供一些想法，确凿的结论还有待细致的研究。
4.2 两个关键
在这个问题上，江淮方言的两个语音特点尤为关键：
一是古臻、深摄与曾、梗摄阳声开口韵（即一般所说的）问题。在现代南京话和江淮方言多数方言点中，-n～-
两个鼻音韵尾没有对立。不过通过对其他江淮方言点的观察，可以相信在江淮方言的祖语中，山、咸摄与宕、江摄的阳声韵是有区别的。但古臻、深摄与曾、梗摄阳声开口韵混合，出现在整个江淮方言中。依照历史比较研究的原则，只能认为在江淮方言出现之初，该特点就存在了。（14）
《耳目资》中-n～-两种鼻音韵尾有严格的区分，《西字奇迹》亦然。也就是说，江淮方言的祖语与《耳目资》和《西字奇迹》在这个问题上很可能是根本无法相容的，明末的江淮方言自然也就无法与此两书相容。现代北京话两种鼻音韵尾当然分，中原官话除一些边缘地带外，也都是分的。
二是古泥/娘、来母（即n～l声母）问题。江淮方言绝大多数n～l不分，在江淮方言核心的、也是最大的一片洪巢片（南京即在此片中）尤其是如此，只有少数较边缘的地方（如泰如片的江苏南通、黄孝片的湖北英山等）能区分n～1（刘祥柏2007）。这些少数地点的情况，至少有两种可能：1）江淮方言原无泥、来之别，少数地方是受别的方言影响，或那些地方本属别的方言区，后来转为说江淮方言，分n～1是保留了原方言的底层；2）江淮方言原有n～l之辨，后来合流，只剩少数地方保存。即使能证实后一假设，那么江淮方言的核心地区如扬州、南京，n～l的混合也一定发生得非常早。
《耳目资》和《西字奇迹》中的n～l是分得很清楚的。今北京话和中原官话也分。
以上两点，是在研究《耳目资》与江淮方言的关系时需要极审慎对待的。张卫东（1991）是较早运用方言材料研究《耳目资》的，但他没触及这两个最重要的问题，令人遗憾。
此外，西南官话与江淮方言关系密切，在江淮方言历史比较中地位重要。西南官话也是与n～l都不分的。（15）
4.3 关于庄、章、知组
张卫东对中古庄、章、知组字在《耳目资》中的表现作了分析，结论是与南京话大致吻合而与北京话不同（张卫东1991）。他当时没考虑中原官话。
暂不考虑少数字，大体情况如下（“二”、“三”指二等韵和三等韵；以不送气塞擦音赅括其他；《耳目资》和南京的斜杠表示有两种情况；洛阳的横杠表示开口与合口有不同表现）：（16）
表格的内容是粗线条的，用星号说明的内容也有不少遗漏，本文对此没打算仔细比较。
这样，假定从《耳目资》变南京话需要解释的确实比假定变北京话需要解释的少；但很显然，假定从《耳目资》变洛阳话，需要解释的就更少。（18）此问题可参考熊正辉（1990）。
4.4 关于桓欢韵
《中原音韵》的桓欢韵在《耳目资》里保持完整。张卫东（1991）指出，这可与江淮方言中的合肥等地对应，其他官话方言已无此现象，可见《耳目资》表现江淮方言。
张卫东的观点显然是建立在如下认识上：在语言/方言演化树上，两个音系具有的某个共同点常常可视为分化的节点，这两个音系同属这个节点之下的一支，而不具此共同点的其他音系则属于节点以上另外的支（暂把无发生学关系的平行发展的因素排除在外）。
但是有一点必须强调：只有在该共同点是创新点时，这种判断才有较高的效度（例如合并、n～l合并就是创新点），如果共同点是存古点，则判断可能无效，至少效度要大打折扣。（19）
《中原音韵》桓欢韵在近代汉语史上曾稳定地保持过，很多方言在历史上都存在过这个韵类，后来在大多数官话方言中与古山摄合口二等韵合并了。江淮方言的一些点至今能保持下来，说明其比较存古。它可以成为江淮方言可能是《耳目资》的继承者的证据，但不能说明《耳目资》不会发展成其他方言。这是因为桓欢韵的有无是一个存古点，而非创新点。
4.7 关于北京话的一些字音
王福堂（2005）认为，北京话一些字音反映明代南京话作为权威方言影响了北京话，包括：1）有一部分入声字的文读音为去声（南京话的入声调值接近去声）；2）梗、曾等摄入声字读γ韵母；3）部分庄组字读
类声母。
对此可能有不同理解。入声调问题到下文5.3节再说；至于后面两点，是南京话还是中原官话的影响，也还可再辨析。（21）笔者倒是觉得以下这一点有可能与南京话的影响有关：“贞、肯、拎、拼”等字，按北京话的演变规则应该读
、i，而实际上读n、in。
一些史料可支持明初南京话曾影响北京话的说法。史载明成祖定都北京前后，从南京迁移了大量人口，尤其是官员及其家属和有技术的工匠到北京。这些移民相对于北京原居民来说，是强势群体，而他们带来的南京方言相对于当时的北京方言来说，也是强势的权威方言。
尽管如此，王福堂并未直接同意南京话是明代官话的基础方言。官话的基础方言自必然是强势方言，而某些非官话基础的方言也可以具有相对的强势。如果南京话影响北京话的例证成立，确乎可以证明明代北京话不是官话的基础（因为它比南京话还弱势），却不能证明明代南京话是官话的基础。
5 入声调问题
5.1 江淮方言入声与《耳目资》对应
最有利于说明明代官话与江淮方言的关系的是入声调问题。《耳目资》以及崔世珍注音和琉球官话（濑户口1994）有入声调，且只有一个入声调，现代南京方言正是如此。有入声是江淮方言在现代官话方言中显得有特色之处，其中泰如片入声分阴阳调，且带喉塞尾，可暂置之，而洪巢片（南京话属此片）和黄孝片都只有一个入声调，洪巢片的入声韵一般带喉塞尾，黄孝片不带（刘祥柏2007）。
相比之下，其他官话方言（晋语除外）一般没有入声。当然，这些方言现在没有入声，不等于它们在明末也没有。问题在于：许多方言的古入声字依古声母的不同派入了不同声调，这就与《耳目资》不能相容。譬如某方言在元代如《中原音韵》一般，全浊入、次浊入、清入分别派于阳平、去声、上声，则只要其入声的短促特点尚未消失（麦耘1995），后代就有合并为一个入声调的可能；但如果此时全浊声母已清化，则入声在合并成一个调以后就无法再按此前的声母条件重新分成不同的调。所以，仅就入声调说，江淮方言的洪巢、黄孝两片确实比北京话和入声两分的中原官话更对应于《耳目资》。
5.2 《耳目资》在声调描写上的局限
然而，我们在讨论《耳目资》的声调时，需要重视一个事实：金尼阁不大能把握汉语的声调。金氏说：“音韵之学，旅人之土产；平仄之法，旅人之道听。音韵敢吐，平仄愿有请焉。”（《耳目资》上册144—145页）众所周知，母语没有声调的人在学习汉语时最不容易掌握的就是声调。诚然，外国传教士中也有能辨声调的。“平仄清浊甚次，敝友利泰西首至贵国，每以为苦。惟郭仰凤精于乐法，颇能觉之，因而发我之蒙耳。”（《耳目资》上册145页）利泰西即利玛窦，郭仰凤即郭居静（P.L，Catfino1560-1640）。《札记》也提及郭氏是个音乐家，能分辨汉语的声调，利氏及金氏使用的五种声调标记主要是由他创制的（《札记》336页）。可惜的是，郭氏除1598年随利氏短暂地去过一次北京外，从未在中国北方生活过。1600年利氏北上，把南方的教务尽付郭氏，从此郭氏未离开过中国南方。郭氏分辨汉语五声，不可能以通行于北方的官话为基础，而大概是依据南方官话，或者是直接依据江淮方言。金氏写《耳目资》时，郭氏不在他身边，无法为他鉴定北方官话的声调。
不过，《耳目资》中不止一处有对声调调值的描写，如：“中华用手，余亦用手：清平不高不低，恰居其会，在中指；去声极高，在巨指；浊声极低，在小指；入声次高，在食指；上声次低，在无名指。”这个充满中国传统特色的“指掌图说”描述得如此确凿明晰且生动有趣，与前引金尼阁“愿有请焉”的谦虚态度显得互相矛盾。我们认为，他的谦虚是真实的，他分辨声调确实有困难，而书中对声调的描写并非他本人所为。众所周知，金氏写作《耳目资》得到多名中国学者（如陕西泾阳人王徵、河南新安人吕维祺等）的帮助，他所“请”的自然首先是他们，《耳目资》中肯定有一部分论述出自这些人之手。既然金氏对声调没有把握，而他又希望书中对汉语的声调有所描写，那么这一部分内容就应是他请中国助手代笔的。
总之，我们认为，金尼阁著《耳目资》，对声、韵母的设置和字类划分胸有成竹，但在声调方面很大程度上依靠参与《耳目资》编撰的中国助手们。中国旧时的文人编韵书有一个毛病：喜墨守旧韵书。《耳目资》的声母和韵母是由金尼阁主导的，没有这个毛病，而声调就有。例如古全浊上声字，《耳目资·列音韵谱》基本上列于上声，再逐字加上半圈标志来表示实际读作去声。其序中说：“盖因多字之音，古今不同。假如‘似’字古音为上，今读为去。音韵之书从古，愚亦不敢从今，故表以半圈指之。”这样的处理和表述，更像是受“古”的影响很深的中国文人而非一个学习汉语的外国人的风格。
如果这个推想不错，则此书的入声调应当也不是金尼阁本人处理的。很容易理解，即使当时官话的入声字在实际口语中分不同的调，但要叫中国文人来处理，他们多半会依照传统，处理为一个调。而且在这种情况下，金尼阁还未必能看出问题来。于是就有以下疑问：《耳目资》只有一个入声调，是否有可能并非当时官话基础方言的真实情况？
5.3 关于“伪入声”
传统的“雅音”是一种书音，它有语音基础，但同与之最接近的方言口语仍存有差异，因人为的干预，保留一些传统的语言成素。这其中，入声的读法是重要内容。根据传统，入声作为声调必须有一个，而且也只能有一个。首先讨论上文4.7提及的问题：北京话入声读去声是不是受南京话的影响？
尽管在北京话里，入声早就已经消失，但一直到民国初年，北京的读书音里还是有入声调，为高降调而较短促，近似去声。这不是北京口语的音，而是私塾里师徒授受的传统读法。文人们平日说北京话，咬字跟一般老百姓无大异，入声字派入不同声调，但到读书碰到入声字时，就一律要读这个古怪的调。是为民初北京读书音的“伪入声”，而且入声字都归这一个调（俞敏1989；林焘1992）。古入声字在现代北京话中读去声的最多，其中古次浊入声字读去声合乎北京话的演变规则，而古次浊入声字以外的一批入声字也读去声（属于文读层），正是继承书音“伪入声”的。
“伪入声”为什么近似去声呢？我们的解释是：根据传统，入声的特点是短促。北京话没有带塞尾的短促音节；从发音上说，要发出不带塞尾（包括喉塞尾）而又短促的音节来，需要在一发出韵母元音后，就迅速让声带放松，这很自然就会读出降调来。而正好，北京话的去声是降调。
威妥玛描写的19世纪中期的北京话口语中没有入声，但书面语有，归在第二声即阳平；阳平是个低平调（lower-even），嗓音急拽（the voice is jerked），像英语的疑问或惊讶（《自迩集》29页）。从这个描述看，当时北京阳平应带点升调。可能早期的北京书音中的入声还带喉塞尾，而喉塞尾容易导致升调。
在没看到更多材料之前，暂时可以这样推测：北京书音的“伪入声”的调值曾有一个转变，从近似阳平变为近似去声；其演化的原因，是喉塞尾的失落造成发音生理的变化。（22）
依是说，民初北京读书音的“伪入声”之似去声，与语言接触无关，与传统意义上的历史演变也无关，而是关乎发音生理，以及由于发音生理机制的改变而造成的语音自然演化。北京读书音的“伪入声”近于北京话去声，而南京话的入声调[5]也近于去声[44]，这好像是惊人地吻合，但实际上偶然的概率很大。要说民初北京读书音的“伪入声”是受南京方言的影响而形成的，无异于说民初北京的私塾大都由南京人执教，北京文人至民初还在模仿南京话，这显然不可能；而且也无法解释为什么威妥玛说19世纪的北京读书音把入声归到阳平。
裴化行（1993：59）记载，利玛窦初到澳门学习汉语，知汉语有四种声调，后来才知道有五声。（23）四声应指平上去入。可见他的中国老师起初用中国传统的分四声法来教他学声调，教的是纯书面的字音，后来才告诉他平声还分阴阳，而入声还是一个。显然，当时澳门使用的官话，至少在书面上读字音时只有一个入声调。我们假设，这也是“伪入声”。
这就回到前面的疑问：《耳目资》有一个、且只有一个入声调，是否有可能不符合基础方言口语的情况？如果确实不符合，则这个入声就是“伪入声”。我们说金尼阁的中国朋友们依照传统处理入声，并不是说他们仅仅根据传统观念，他们还应有实际的依据，就是明代官话的“伪入声”。这与官话的基础方言无关，与基础方言之外的其他方言也不一定有关。这个问题我们希望同仁们进一步讨论。
6 “南京话”包含两个不同的概念
6.1 “地方官话”与方言之别
依麦耘（1991）的观点，自中古起，直到近代，汉语通语都分南、北两系，其南系虽以金陵/南京为支撑点，但实亦源自北方音（譬如洛阳音），惟以各种原因，与通语北系有一些差异。他强调，通语音的“地域性分支决不是方音，而是与方音并存”。（24）
照此理解，明、清时“南京话”包含两个概念：一为江淮方言一种的南京方言，是当地方言；（25）二为“南京官话”，属书音的南系，即南方官话。在一些学者的术语中，江淮官话就是南方官话。但按本文的定义，江淮官话是一种方言（本文只称为“江淮方言”），而南方官话是书音的地域分支，是书音在南方的变体，或者说是“地方官话”，是一种上层语言。两者当时都存在于南京地区，但两者是不一样的。
一种语言存在于此地（南京），而其基础方言却在彼地（洛阳），且与此地的方言（南京方言）共存而又不相同。或许会有人提出质疑：这种情况有可能出现吗？下面举出一古一今两个例子。
古的例子是南北朝的“金陵音”。《颜氏家训·音辞》说：“易服而与之谈，南方士庶，数言可辨；隔垣而听其语，北方朝野，终日难分。”当时北系书音与北方方言系统上大致相同，而南系书音与南方方言是很不一样的系统，南、北书音则属同一系统的变体。南系书音是早期北方（洛阳）音传来金陵，再经过演变而成的，是士族使用的上层语言，而南方庶族说本地方言（陈寅恪1936，1992：274—298）。（26）
今的例子是“台湾‘国语’”。台湾于抗战胜利后开始进行“国语”教育，1949年大量大陆人口迁台，当局强力推行“国语”。经过六十余年，现在台湾“国语”与大陆的普通话之间通话没问题，音系结构基本一致，惟有一定差异，可以看作是现代汉语共同语的一个地域分支。“国语”虽通用于台湾，却不是台湾的方言，其基础方言是北京话。在台湾，它作为上层语言，与闽、客等方言共存。台湾“国语”真是一个上层语言的地域变体的极佳典型，对它的研究会给我们一些理论启示，加深我们对汉语史上许多现象的认识。
6.2 判断江淮方言的简便标准
判断清代某个音系是否江淮方言，可以用一个简便的标准：不分的有可能是江淮方言，而能区别的就一定不是。前文已从历史比较角度谈过，下面提供两项文献材料：
6.3 不是南京方言的“南京话”
清人和当时的外国传教士在提到“南京话/江南话”而无特别说明时，通常不是南京/江南的江淮方言，而是南京/南方的文人和官吏使用的“南京官话/南方官话”即南系书音。我们从晚近往前说：
“长白老民”在1903年指责南人“惟江南为正音”（张卫东1998b）。此所谓“江南”音必非江淮方言，因为无法想象20世纪初南方的文人会把不分、n～l混同的江淮方言视为正音。此前十年，卢戆章提议以“南京话”为“各省之正音”。从常理判断，他心目中的“南京话”也不会是江淮方言。再早一些，卫三畏的A Syllable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1874）也标榜表现“南京话”，但区分清楚。可见，卫氏用“南京话”一词所指的中国官话也绝不会是作为江淮方言的南京话。在卫三畏之前，马礼逊《华英字典》（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共6卷，陆续出版于1815-1823年）以“南方官话”即“南京话”为标准来注音，这个音系也分得很清楚。同样的道理，这也肯定不是江淮方言。
17到18世纪之交的黄嘉略推崇南京官话，他留下的两种资料表现不一：《汉语语法》不分，甚至-n尾与-尾没有对立，都拼写为-n（许明龙2004：114）；但在按音节排列的《汉语字典》中却能分，如“身”是chine、“声”是ching（许明龙2004：160）。可以认为，两者不分是由于他受自己的方言（福建莆田话）影响，（29）而他认真地逐字分辨时就能分清。后者反映书音的特点，与江淮方言不合。
17世纪后期，万济国《华语》里描写的“南京话”是不相混的（古屋1998a）。这也只能是南方官话/南系书音而不是江淮方言。
关于明代“南京话”有声望的记载罕见，不过相信它在清代的声望一定是从明代延续下来的。明代有声望的“南京话”也必属于南方官话/书音，而非江淮方言。
6.4 对万济国几句话的解释
万济国说：“也并非任何一个中国人就能把音发好。只有那些资质好的说官话的人，例如南京地区的居民，以及来自其他操官话的省份的人，才能做到这一点。有些地区，比如福建，那里的人们发音就很不准确，把h和f混淆在一起。”（《华语》18页）“会说南京话的人并不一定就是读书人，而只是因为他们是南京人、赣州人或信丰人。而北京和山东的方言略有不同。”（《华语》181页）这些话很可能会被理解为：万氏所描写的“南京话”就是南京的方言口语，而不是读书人使用的书音。但我们不这样认为。
赣州和信丰都在江西南部，今天此两地都是大片客赣方言区中的西南官话方言岛（中澳合编1987：图B11），明清时代肯定已是如此。万济国在中国传教的时间长达三十八年（1649-1687），基本上都在福建，曾短期在广州（《华语》英译本导论）。他应该没到过赣州、信丰或南京，更没去过北京和山东。显然，他在这方面的知识来自他的中国朋友们。
万济国非常了解，在福建，老百姓说方言，读书人既说方言也会说官话，但常因受方言影响而说得不好。除了广州，中国其他地区他没亲历。我们假设，他的中国朋友会告诉他：在中国广大的官话方言区，例如南京，老百姓说跟官话相近的方言，而不限于读书人。来自江西的朋友会告诉他：江西大多数地方跟福建一样，方言和官话很不同，但有个别地方，如赣州和信丰，方言和官话是差不多的，那里的人说官话，能比福建人和大多数江西人说得好。
可见万济国只是在说：南系书音与江淮方言、西南官话接近，而与闽方言、客赣方言相远。这根本不能证明南京方言等于官话，更无由推论清初赣州和信丰通行南京方言。至于北京和山东，不论是那里的方言还是那里通行的北系书音，都与南系书音略有不同，自无疑义。
与万济国交往的中国人对中国语言的总体状况有多少了解，他们的话经万氏这个外国人转述，其中信息的可靠程度应打几分折扣，需要考虑。假如万氏有机会亲身去南京或赣州、信丰调查当地老百姓的方言，当能发现与他所学的官话的不同，至少官话有别，而这些方言是混的。
6.5 小结
本节证明，在文史资料中表现出在明清时期南方某些地区有声望的南京官话并不是一种江淮方言，它属于书音系统，其区别清楚。就这个特点而言，当时的南京官话与中原之音和北京话相同，而与江淮方言迥异。（30）
至于南京官话是仅仅有声望而已，还是真的对南方各地的官话有或多或少的实质性影响，福建或广东的“南京官话”是不是真的从南京传去的，则是另一个问题，本文暂不讨论了。
综上所述，明清人（包括当时的外国人）所称“南京话”，可以指两个概念：作为南系书音的南京官话与作为江淮方言的南京方言。“南京话为明代官话基础”的主张者被字面所迷惑，把这两个不同的概念混淆了，这是得出似是而非的结论的重要原因之一。
7 近代河洛话比“南京话”声望更高
7.1 来自吕坤的证据
鲁国尧（2007）说，中土文献缺乏对“官话”的性质、基础方言、使用范围、状况的描述和论断，所以只能利用外国人士的著作。
其实不然，这方面的中土文献材料肯定是有的。李新魁（1980）早就引用过与利玛窦同时代的吕坤《交泰韵》里的两段话，说明当时北京朝廷里使用河洛之音，一段话是：“中原当南北之间，际清浊之会，故宋制中原雅音，（31）会南北之儒，酌五方之声，而一折衷于中原，谓河洛不南不北，当天地之中，为声气之萃。”另一段话是：“万历中，余侍玉墀，见对仗奏读，天语传宣，皆中原雅音。”
吕坤（1536-1618）是河南人，曾长期在山西、陕西、山东、北京等地任职。上引他的话等于在说：连皇帝也说我们河南话！吕氏在当时名满天下，被誉为“天下三大贤”之一（《明史》卷二二六），若无自觉坚实非常的事实为据依，不可能随口雌黄。他晚年作《交泰韵》（1603），所展现的音系与《耳目资》接近而有异（耿振生1992：185—186，李新魁、麦耘1993：236—240，叶宝奎2004）。
吕坤的家乡宁陵在今河南省东部，其现代方言若依贺巍早期的分法，与开封同属中原官话郑曹片（贺巍1985）；若依贺巍后来的分法，则属商阜片，与开封所属的郑开片仅“—子”尾形式不同，语音上基本无别，其与洛阳所属的洛嵩片小异，主要是古庄章知组声母在商阜片基本都读卷舌（贺巍2005）。《交泰韵》在这点上俨如今商阜片，可能就是当时宁陵话的情况。当然，此书分得很清楚。
《交泰韵》与明代官话的关系、中原官话的历史比较都需要专门的研究，本文只能到此打住。总之，无论对明代官话、对近代汉语语音史持何种观点，都万不可漠视吕坤。
7.2 从宋到清初的文史资料
李新魁（1980）曾引《谈选》（《说郛》卷五）的一段记载，最能说明北宋人的正音观念：“寇莱公与丁晋公同在政事堂日，闲论及天下语音何处为正。寇言惟西洛人得天下之中。丁曰：不然，四远各有方言，唯读书人然后为正。”丁谓是苏州人，他故乡的地域文化很可能是他比寇准（陕西人）更重视读书人在正音方面的作用的原因；不过，丁氏没有提出其他地点来反驳寇氏，说明他也认可洛阳方言确实与正音差不太远。这正如今天，某甲说普通话以北京音为正；而某乙说：不然，北京也有土音，只有经过审订的音才是正音。在这里，某乙其实也并未否认北京音是普通话的基础。
南宋时，河南地区虽已沦陷于异族之手，但退守半壁江山的南宋人仍念念不忘故都汴京（开封）和西京洛阳，而继续奉河洛之音为正音。故陆游谓“中原惟洛阳得天地之中，语音最正”，陈鹄谓语音“惟京都天朝得其正”（“京都天朝”指北宋汴京、洛京。李新魁1980）。南宋临安（杭州）的书音最初即直接来自北宋的汴洛之音，对此已经有许多研究，不必赘述。（32）
蒙元早期的文化中心在大都，与此同时，南宋的文化中心在杭州。1271年元朝正式宣布建立；1279年灭南宋、统一中国后，元朝的经济、文化中心迅速南移杭州，此后的大都只是华北的经济、文化中心，尽管它是全国政治中心。人们习惯说大都是元曲中心，其实这是前期（基本上是元朝正式建立前）的情况；统一后，元曲的中心很快就从大都转移到繁华得多的杭州了（刘荫伯1990：31—33）。元代的杭州书音，即使已开始吴语化，仍应相当接近汴洛音。在民族矛盾始终紧张的社会背景下，可以认为，有元一代汉族知识分子的文化、语言观念一直谨沿故宋，尚中原之音。孔齐（曲阜孔氏后人，生长江苏溧阳，此地今属吴语区）在《至正直记》里说：“北方声音端正，谓之中原雅音，汴、洛、中山等处是也。”（33）周德清的书名就叫《中原音韵》，为他作序的大文豪虞集（与周氏同为江西人）也强调“音节则为中州之正”。
明人继承此传统，也以“中原雅音”、河洛之音为宗，是顺理成章的。除了宋濂（《洪武正韵》序）和吕坤之外，李新魁（1980）还引用了一些明人的话。如沈宠绥（？—1645）《度曲须知》：“音声以中原为准，实五方之所恪宗。”沈氏是著名戏曲家，与下面引到的潘耒是吴江同乡，他们二人的话可互相参看，以见当时吴江文人在这方面的观念。
又如，杨文骢（1596-1646）为吕维祺（《耳目资》的协编者之一）的《同文铎》作序，云：“得中原之正音，去五方之啁杂。”杨氏是贵州人（他的家乡话西南官话也是不分的），从28岁起移居南京，大半生主要活动都在南京。作为著名画家，又是复社成员，他对南京的上层语言——南京官话自当是耳濡之目染之，按理他自己也得学会说南京官话，才能混迹于南京上层。他之崇尚中原之音，说明当时南京的文人、官吏是把南京官话音视为中原书音的地域变体的。
《耳目资》多次谈到“中原”的语音、字音。此书开宗明义，先列“万国音韵活图”（上册55页），企图表现人类普遍语音，次列“中原音韵活图”（上册60页），则表现汉语官话音系。这里的“中原”与“万国”相对，须理解为指中国，但正隐含中国官话以中原之音为正的意思。又如“音韵经纬总局说”（上册74—78页）谈“西号”（拉丁字母）与“中原”字音的关系，后谈到“西号”可表而中原无字的音有时可用反切或“土音”来补足，可见与“土音”相对的“中原”之音就是正宗的官话。《耳目资》这样使用“中原”这个术语，当然来自金尼阁所接触的、协助他编纂《耳目资》的中国学者。（34）其中王徵为是书所撰的《西儒耳目资释疑》（《耳目资》上册37—48页）中就有“创定中原所用万字之音”等语。王徵是陕西人，曾在扬州当官，对南方官话和江淮方言自然都有相当了解。
清初吴江人潘耒（1646-1708）《类音》说：“河洛天地之中，雅音声韵之正。”黄嘉略（1679-1716）虽然主张南京的官话发音最佳，却也认为“官话是以中州音为基础逐渐形成的”（许明龙2004：151），（35）换言之，他认为南京官话音不是南京方音，而是从“中州音”变来的。
总之，“中原音正”是从宋代到清初中国知识界的普遍认识。
7.3 语言观念与语言实际
“河洛音/中原音是正音”的观念历久不衰，就是说，河洛音/中原音一直有极高的声望。前面提到，南京官话在南方一部分地区有相当声望，而更多的材料表明，河洛音在全国具有更高的声望。
但何九盈（2007）认为，近代人推崇河洛音并不能证明河洛音在近代就是正音。他也同意南北朝以前，河洛之音是正音，但经过长期变化，金元以后，通语的基础方言就转移到北京了。中唐以降，凡当时人谈及河洛居天下之中、语音最正的说法，都“只不过是一种历史的追忆”，是一种传统语言文化观，并不反映近代的语言实际情况（何九盈2007：130—131）。他又强调要区分“官话的性质”和“官话的地位”，认为近代官话在性质上是北京话，但南京官话的地位更高（何九盈2007：133）。
显然，何九盈看到在清中叶以前的文史资料中，没显示出北京话具备河洛话和南京话那样的高声望，于是想到要把传统语言文化观/语言的地位（相当于本文所说的语言声望）与语言生活实际情况/语言的性质两者区分开来，以解释这一现象。不过，何九盈除了铺陈各种社会因素外，并没提供语言本体方面的或文史资料方面的证据，证明当时确实存在语言观念与语言实际的这种分裂。
然而，何九盈的想法是很有启发性的：传统语言文化观/语言的地位或声望确实有可能与语言生活的实际情况/语言的性质不一致。把这一点指出来，真的非常好。这会提醒研究者：不能光凭文史资料来下判断。河洛之音声望高，不等于它就是书音的标准；即使两者接近，看来也不会完全相同。（36）
当然，语言观念与语言实际的分裂也只是一种可能。从逻辑上，并不能反过来说：传统语言文化观/语言的地位或声望一定不会跟语言生活的实际情况/语言的性质相符合。是否符合、在多大程度上符合或在多大程度上错位，要根据各方面的证据作具体分析。我们寄希望于更多材料被发掘出来，包括语言本体材料和文史资料，尤其寄希望于中原官话和其他官话方言的历史比较研究成果的涌现，能为这个问题的解决提供坚实的基础。（37）
本文的初稿曾以《明代官话与“南京话”》为题提交“历史语言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云南澄江，2008年7月）”，得到多位与会学者的指教；又承《语言科学》编辑部及匿名审稿专家提出修改意见，在此一并致谢。
①关于对明代官话的不同观点，可参看黎新第（2003）。
②何九盈（2007：151，166）认为南朝“普通话”的基础是南京方言。我们不同意此说，本文暂不讨论。
③据说朱元璋曾于1390年下令刊行《洪武通韵》，他当有以此书取代《洪武正韵》的想法。不过我们现在并不知道有《洪武通韵》的刊本。估计私撰的韵书要成为官韵，仍须修订，所以未即时刊行，而两三年后，孙吾与很可能卷入了胡蓝党案，甚至可能就是死于党案（丁治民、赵金文2009），这大概是《韵会定正》终未成为《洪武通韵》的原因。《韵会定正》后来收入《永乐大典》，今已失传。
④朱元璋的开国功臣多为他的老乡，构成所谓“淮西功臣集团”。“淮西”是宋代“淮南西路”的简称，包括今河南光州及湖北黄陂以东、安徽凤阳及和州以西、淮河以南、长江以北的地区。淮西方言今主要有江淮方言和中原官话，淮西功臣集团成员的家乡今方言两者都有，为江淮方言的较多。另，马皇后是安徽宿州人，不属淮西，今方言为中原官话商阜片，
是分的（贺巍2005）。因此，明成祖朱棣也是以中原官话为母语的。
⑤与此连带的推测是：那个向传教士赠送男孩的太监Leupusie（裴化行1993：308中译本译为“娄布雪”）也是说不好官话的。从上下文看，他不是北京太监，而是南京太监，不排除是南方人，而太监一般文化水平不高，官话不准不奇怪。另一个可能是这太监明知那小孩的官话不行，只是用他来搪塞不知内情的外国人。又，鲁国尧（2007）引《札记》，说庞迪我后来学会中国话就是这个男孩教的。今按：此说难以苟同。《札记》471页原文是：“同时，作为利玛窦神父在北京的伴侣的庞迪我神父学会了说中国话，还会读中国字并极为准确地写中国字。”根据上下文可知，这个“同时”是在1604年。无法确定庞迪我在北京这几年里学的中国话和中国字跟那个男孩是否有直接关系（裴化行1993：314，那是个买来的小奴仆，能否认字写字都是问题），更不能断言庞氏最后学的是南京话而非北京话或北方官话（此判断由左玉瑢博士提供）。
⑥《西儒耳目资》在绛县写定。此地虽属山西，但其方言为中原官话，非晋语（乔全生2004）。
⑦后来利氏写《西字奇迹》和金氏写《西儒耳目资》时都用-m表示-。（斜体者为字母，正体者为音标。上下文同。）
⑧《葡汉词典》里有的地方可能受广东方言影响，如“花”等字有又读音为f声母之类（杨福绵1995）。这表明罗明坚也曾跟广东方言区的人学过带方言色彩的官话。但这跟相混无关。
⑨这个假设能否证实，不影响本文的讨论。如果他请到以西南官话或其他前后鼻音不分的方言为母语的人做老师，他学到的官话也会相混。《札记》144和171页载罗明坚在澳门和肇庆聘请中文教师，但没提到他们的籍贯。裴化行（1993：90）载1584年在肇庆，一名福建秀才协助利玛窦把罗氏写的教理问答从口语改成文言文。裴化行（1993：161）又载1594年利氏在韶州跟一位中国老师研习中文典籍，而未言及其籍贯。
⑩杨福绵认为《葡汉词典》与《西字奇迹》音系基本相同，其理由仅有一点：两者都有入声（杨福绵1995）。今按：此说有问题，因为明末书音未必无入声，但必能分。又，李葆嘉（2003：294）认为：1）《宾主答问释疑》的-m表示鼻化音，其所记为南京音；2）凡明代传教士用-m记的都是鼻化音，《西字奇迹》和《西儒耳目资》也是记的南京音。今按：1）有一定道理，2）则属过度推论。即使《西字奇迹》和《西儒耳目资》用-m记的是鼻化音，与-n亦清楚分开，不同于《宾主答问释疑》。
（11）马礼逊早期的汉语教师有容三德（Yang-Sam-Tak）、李先生（Le Seen-sang）、高先生（Ko-Seen-Sang）、殷坤明（Abel Yun）。殷氏据说是山西人，长期在北京传教（汤森2002：043，053，054，064）。从前三人的姓名/称呼的英文拼法就可知他们是南方人，尤其可能是粤语区人。奇怪的是，“殷”字的英文拼式拼出的也是粤语音，所以殷氏的籍贯可疑。
（12）本文提及一些传教士的行踪，可参考罗伟虹、姚民权（2000）等书。
（13）此判断由中山大学李炜教授提供。《白姓官话》在琉球出版后，一个福建籍的林姓老儒偶然获见，为之作序，谓书为白氏所著，是为误会之始。其实只要略一浏览其书内容，即可知林氏懵于本末而又拙于臆测。
（14）如能确认《宾主答问释疑》所记为南京方言，则当时南京方言亦如现代一样，宕江摄与山咸摄阳声韵尾也混淆了。不过《葡汉词典》中宕江摄与山咸摄是区别的。
（15）杨福绵（1995）指出四川方言可与江淮方言作比较研究。又，云南在元末以前不存在成片的汉语方言，云南成规模的汉族人口是明初沐英从东部（主要是江淮方言区）迁移去的（涂良军2002，李葆嘉2003：223）。沐英本人是江淮方言区人。汉语方言中“可VP”疑问句式主要集中于两个地方，一是江浙的江淮方言区和吴语区，一是云南（朱德熙1985），这个事实说明，云南方言在江淮方言比较研究中的地位可能特别重要。
（18）本文定稿以后，读到孙宜志（2010），他认为《西儒耳目资》音系的知照组字以南京话为主体，杂有其他方言。他的想法很有新意，但也有可商榷之处，我们将另文讨论。
（19）学者们一般认为，判别语言亲缘关系的标准是“独特的共享创新”（汪锋、王士元2005）。不过王洪君（2009）认为，共同守旧（共同存古）在一定条件下也对判别谱系关系有重要意义。
（22）张卫东在《自迩集》30页上的译注中指出，威妥玛在书中的入声字实际上分派四声，归去声居多。今按：书中记录的应是实际读音。不过实际读音中入声字多归去声，似乎说明此前“伪入声”已近去声。如此则“伪入声”近阳平是早于19世纪的传统，威氏所云只是他的中国老师告诉他的，他自己并不知道当时“伪入声”的读法。此问题待再考。
（23）裴化行说利玛窦“发现南方话有五声”。这个说法不严谨，有两个问题：第一，当时通语就有五声，这并非南方话的特点；第二，明末的中国文人对平分阴阳已经很清楚，不会是利氏发现的。
（24）上文提到的古代“通语/共同语”，下文统一用周祖谟（1966）的术语“书音”来代替。主要因为这个系统是在文人圈子里和官场上使用的，而非一般老百姓在日常生活中通用的；老百姓平时口语中说的是方言。
（25）古屋昭弘（1998b）指出明清“南京”一般指南京省（南直隶）而非仅南京城范围。明代南直隶基本上等于今江苏、上海、安徽三省市，境内在今天有江淮方言、中原官话、吴语、徽语和赣语等，以江淮方言为主。一般地说，把作为方言的“南京话”理解为江淮方言是可以的。
（26）麦耘（1991）说南北朝的情况“直到近代后期，便形成……共同语音分为南北两支”，似乎古金陵书音延续下来就变为近代南京书音。实际上应该不是这样。此问题当另行讨论。
（27）孙宜志（2006：138）已指出《切韵声原》表现出在当时江淮方言中的混并。不过他引的材料有一些错误。时建国（2004）认为《切韵声源》的“十二统”反映口语共同语而兼顾南音，其中鼻尾混同是反映吴方言。他没说为什么反映的是吴方言而不是江淮方言。
（28）吴烺（1719-1770）虽籍贯安徽全椒，然14岁即随父移居南京，所以其书反映的应是当时的南京话，而非全椒话。不过全椒距南京很近，今方言与南京话同属江淮方言洪巢片。又，耿振生归在江淮方言下的明代韵图音系有两个，除《耳目资》外，就是江宁人李登的《书文音义便考私编》（1587），都能分（耿振生1992：190—191）。今按：后者之被视为江淮方言，当是从作者的籍贯推断的，自未可言必。李新魁（1983：286）认为它表现共同语音，而非方言。
（29）今莆田话不存在以古臻深摄为一方、曾梗摄为另一方的两种鼻音韵尾的对立，19世纪初亦然（戴黎刚2007）。
（30）李葆嘉也认为明代南京的土话鼻韵尾“中和”（今按：就是混淆），读书音则能分。但他把土话和读书音都看成是江淮方言，且认为读书音的-n～-之别属“人为分配”，可能是承袭《洪武正韵》（李葆嘉2003：293，294，331）。今按：《洪武正韵》鼻尾-n、-、-m三分，而《耳目资》是两分，与今中原官话和北京官话完全一致，可见《耳目资》不会是承袭《洪武正韵》。说-n～-之别是“人为分配”倒可以算是“虽不中亦不远”的，这正说明南京书音不是南京的本地方言。这正如现代广州话不分与ts，而广州人要说好普通话就要分，哪些字要读、哪些字要读t
，也不妨说是“人为分配”。
（31）何九盈引此语，以“中原雅音”为书名（何九盈2007：130）。今按：古代固有《中原雅音》一书，但此处未必是指这本书。说“宋制”（宋人制作？）某书，略嫌别扭。把“制”训为准则，此处用为动词，似更合适。后面一段话，“……皆中原雅音”，而不是“……皆合于《中原雅音》”。
（32）何九盈（2007：132）认为：南宋和元代，“中原”的概念已扩大，包括幽燕地区。今按：此说不能苟同。蒙元早期一度把敌国金国称为“中原”，与南宋人无关，这个概念也没延续至元中后期（麦耘2007）。杨耐思（1981：67）引金代称辽东为“中原”之例出自《大金国志》。今按：此书旧题南宋宇文懋昭撰，史学界早已断为伪托，实出元人之手。南宋范成大1170年出使至金中都（今北京），在《揽辔录》中言：“虏既蹂躏中原，国之制度，强慕华风，往往不遗余力”。何九盈（2007：132）据此认为南宋人把中都亦视为中原。今按：范氏此语是述及金国皇宫建筑时所说，意思是金人原不知建筑华丽的宫室，侵入中原后看到宋皇宫，回到中都后便不遗余力地加以模仿。这不仅不能证明金中都属中原，反而正好证明范氏不以此地属中原。陆游诗小序提到，《揽辔录》“言中原父老见使者多挥涕”，何九盈认为其中的“中原”包括整个北中国，幽燕地区亦在内。今按：除了灭辽后的短短两年多（1123-1125）以外，幽燕地区一直不在宋朝的领土范围内，很难想象金人治下的幽燕百姓会以宋遗民自居。《揽辔录》今见节辑本，其中有一处提到“遗黎往往垂涕”，是范氏记录使团路过相州（今河南安阳）的事，与幽燕无关。总之，南宋人视幽燕为中原之说无据。
（33）中山在今河北省中部的定州，今方言属冀鲁官话。孔齐何以特别指出此处语音近于汴、洛，原因未详。值得注意的是，他不提及就在中山北边、离得不远的大都。
（34）如果我们相信金尼阁对语言和语言生活的观察力，则他乐于接受这个术语，便表明他自己也切实感觉到官话的确与中原的语音有密切关系，而不仅仅是学着中国朋友们的口吻人云亦云。
（35）何九盈（2007：135）说：黄嘉略认为，由于南京曾为明朝首都，所以官话以南京话为基础。今按：这其实是外国传教士们的臆测，而非黄氏的观点（许明龙2004：151）。何九盈误引。
（36）《洪武正韵》的编纂班子由乐韶凤（安徽全椒人，此地今为江淮方言区）领虚衔，实际的主编是宋濂（浙江金华人，此地今为吴语区）。宁忌浮（2003：3—5）考证《洪武正韵》11个编修官里籍的今方言，吴语4人、中原官话2人、江淮方言1人、赣语1人、粤语1人，其余2人无考。这固然不像打算修一本以江淮方言为基础的韵书，也不像要编中原地区方言的韵书。可见“中原雅音”作为书音，并不完全等于中原的方音，就像今普通话音不完全等于北京音一样。
（37）耿振生（1993）表示过近似的观点。李新魁（1962）曾做过这方面的尝试，认为《中原音韵》与现代洛阳音的传承关系密于《中原音韵》与北京音。蔡瑛纯（2007）拿多种元、明资料和朝汉对音资料与现代洛阳音作了一些比较，认为明代汉语共同语的基础方言是洛阳音。左玉瑢（2009）在现代中原官话古知照组声母与明代语音（《耳目资》、《交泰韵》等）的关系上有比较细致全面的讨论。这些虽还不全面，未能形成定论，但已经是很值得重视的成果。今后还可以比较得更细致些，也可以更广泛些（把中原官话各个次方言的材料都尽量包括进来），并把元、明以来河南地区的人口变迁的因素也考虑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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