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历史合力思想
邓晶艳1，2*，代金平3
1.贵州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贵州 贵阳 550001；2.贵阳学院学生工作处，贵州 贵阳 550005；3.重庆邮电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重庆 400065
摘 要：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直被视为马克思运用唯物史观精辟剖析重大历史事件的科学典范。马克思在运用唯物史观原理探析路易·波拿巴一步步走上复辟之路的过程中，除了肯定物质生产的决定性作用之外，还将政治斗争、意识形态、作为历史主体的群众与个人等因素纳入归因范围，强调是物质经济关系的客观决定性动因与“现实的个人”的意志愿望以及个人背后强大的阶级、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等因素共同作用导致路易·波拿巴政变的发生，表现出较为完整的历史合力思想。《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正确揭示了社会历史的辩证发展过程，蕴含了历史合力论萌芽，是唯物史观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而历史合力论是恩格斯对马克思本人和自己一贯思想的更为系统与完整的总结与提升。
关键词：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历史合力论；唯物史观；方法论原则；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
引言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以下简称《雾月十八日》）主要描述的是法国二月革命之后波拿巴政变发生发展的社会背景及具体过程。自问世以后，从恩格斯① 恩格斯指出：“这是一部天才的著作”“这幅图画描绘得如此高明，以致后来每一次新的揭露，都只是提供出新的证据，证明这幅图画是多么忠实地反映了实际。他对活生生的时事有这样卓越的理解，他在事变刚刚发生时就对事变有这样透彻的洞察，的确是无与伦比。”“这个规律在这里也是马克思用以理解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历史的钥匙。在这部著作中，他用这段历史检验了他的这个规律；即使已经过了33年，我们还是必须承认，这个检验获得了辉煌的成果。” 到李卜克内西② 李卜克内西认为它“提供了政治历史的典范……而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再过几千年也还是要被人诵读称赞的。”“在这部闪烁着智慧·和机智的著作中，马克思以前无古人的技巧，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透彻地分析了当代的事件。这部著作的形式和它的内容一样辉煌。”见保尔 拉法格《回忆马克思恩格斯》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45∼46页。 ，从梅林③ 梅林认为，“在这部闪烁着智慧和机智的著作中，马克思以前无古人的技巧，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透彻地分析了当代的事件。这部著作的形式和它的内容一样辉煌。” 、列宁④ 列宁指出：“马克思的学说在这里也象其它任何时候一样，是由深刻的哲学世界观和丰富的历史知识阐明的经验总结。” ，直至当前⑤ 见梅荣政.用唯物史观生动描述和精辟分析重大历史事件的科学典范——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此文一直被视为马克思运用唯物史观生动描述和精辟剖析重大历史事件的科学典范而得到学界一致赞誉。“历史唯物主义就是从历史研究中产生的，又是历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论原则。”[1]马克思运用自己刚刚得到的唯物史观对法国时政进行鞭辟入里的分析，引导读者循序渐进、合情合理地推导出波拿巴政变是“先前的事变进程的必然而不可避免的结果”，就波拿巴复辟如何得逞这个历史哑谜作了令人折服的论证。毋庸置疑，《雾月十八日》是马克思应用唯物史观从一定经济状况出发说明一段历史的成功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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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不容忽视的是，为了与那些以人的意识、观念说明历史的唯心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家划清界限，马克思、恩格斯在《雾月十八日》前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神圣家族》《共产党宣言》等文本中阐述的新唯物主义，从“现实的个人”以及“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出发[2]519，即是从物质实践与经济关系出发来解释政治、历史以及各种观念形态，着重阐明经济基础、社会存在对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的决定作用，而对政治斗争、意识形态、历史个人等其他因素对历史事件及历史发展的影响与反作用未曾论及。而马克思在《雾月十八日》中探析波拿巴一步步走上复辟道路时，除了主要着墨于源自经济利益的阶级斗争，还明显地将政治斗争、意识形态、波拿巴个人等因素纳入归因范围，认为是一切因素的综合与交汇促成了这场历史政变。从此角度而言，《雾月十八日》不仅是对唯物史观的验证，也是对唯物史观的发展。
唯物史观自诞生以来经受过各种各样的批评、质疑甚至攻击。在恩格斯晚年，其遭到以保尔·巴尔特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学者的恶意歪曲，也引起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青年派”的困惑与误解。前者蓄意把唯物史观歪曲为“经济唯物主义”，把承认历史必然性简单化为机械的僵死的宿命论公式；后者则不能唯物辩证地理解经济决定与人的意志在历史进程中的相互关系，认为历史是完全自动地形成的，人只能消极被动地接受历史。对这些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简单化、庸俗化乃至片面化的歪曲和误解，恩格斯积极予以回应，对马克思和他创立的唯物史观基本原理进行捍卫、论证和补充，适时提出并详细阐述了著名的“历史合力论”。恩格斯首先强调，“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然后接着指出，“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和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3]591。恩格斯论及上层建筑主要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的成果——宪法以及政治的、法律的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等等。可见，恩格斯在此既坚持现实生活的物质生产和再生产最终决定着历史进程，捍卫了历史唯物主义一元论的根本立场；又对人与自身历史的关系问题作了新的诠释，表明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对历史进程产生的影响。因而，恩格斯完整、科学地阐发了他和马克思一直以来坚持的关于人类社会历史产生与辩证发展的理论，指出社会历史发展表现为历史过程中经济基础归根结底决定性作用上的一切因素间的交互作用。然而，历史合力论并未完全终止非议与争论，继保尔·巴尔特之后，伯恩施坦直接把历史合力论视为恩格斯对自己以前观点的修正以及对马克思思想的背离，捏造了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人为造成马克思与恩格斯两者观点的对立。
对于恩格斯的历史合力论研究颇多，很多都提及《雾月十八日》作为一个例证。恩格斯本人在回击巴尔特非难时也指出：“在马克思所写的文章中，几乎没有一篇不是贯穿着这个理论的。特别是《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这本书是运用这个理论的十分出色的例子。”[3]593但是，所有研究者都只指出《雾月十八日》作为例解，并未深入剖析及全面论述此文如何体现历史合力论以及在此阶段马克思如何发展了新唯物主义。笔者认为，马克思在《雾月十八日》中既运用抽象的唯物史观纵览全局，又在具体分析事变的过程中关注导致政变发生的各种环节；既重申物质生产的决定性历史动因、肯定经济基础归根结底的作用，又强调政治斗争、思想观念、作为历史主体的群众与个人等因素共同的推动作用。实质上，马克思已经表现出较为完整的历史合力思想，历史合力论是恩格斯对马克思本人和自己一贯思想的更为系统与完整的总结与提升。《雾月十八日》不仅全面验证了唯物史观理论和方法论的科学性，而且进一步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
1 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根源于物质经济利益对立的阶级斗争为雾月政变发生形成重要的局势和条件
雾月政变在当时欧洲引起巨大反响，各个阶级的代表人物从不同的视角看待和理解这场政变，绝大多数人认为这纯粹是一件十分偶然的事件而惊诧无比。如雨果的《小拿破仑》把这次事变的发生归因于波拿巴一个人的暴力行为，夸大了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蒲鲁东的《政变》把复辟描述成以往历史发展的结果，反而为波拿巴进行了历史辩护。不论雨果还是蒲鲁东，他们之所以未能透视整个事变的实质，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他们始终受到唯心史观的羁绊。唯马克思似一位站居高空云层的智者，冷静地俯瞰着法国政坛纵横捭阖、变幻莫测的历史舞台，对当时活跃于其上的各色人物及一大堆杂乱无章甚至相互矛盾的历史事件、对波拿巴一步步走向政变的来龙去脉洞若观火、了然于胸。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马克思有了唯物史观这个锐利的思想武器。
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是唯物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共产党宣言》开篇开宗明义地指出：“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① 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83年德文版序言中补充：“因此，（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社会发展各个阶段上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被统治阶级和统治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 ，并对阶级斗争理论做了系统而全面的阐述。恩格斯在《雾月十八日》序言中总结到：“一切历史上的斗争，无论是在政治、宗教、哲学的领域中进行的，还是在任何其他意识形态领域中进行的，实际上只是各社会阶级的斗争或多或少明显的表现，而这些阶级的存在以及它们之间的冲突，又为它们的经济状况的发展程度、生产的性质和方式以及由生产所决定的交换的性质和方式所制约。这个规律对于历史，同能量转化定律对于自然科学具有同样的意义，它在这里也是马克思用以理解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历史的钥匙。”[4]469这无疑是恩格斯对贯穿《雾月十八日》全文的历史唯物主义最主要的方法论原理的总结：政治斗争是阶级斗争的表现，阶级斗争又根源于经济状况以及物质资料生产的性质和方式。“马克思主义给我们指出了一条指导性的线索，使我们能在这种看来迷离混沌的状态中发现规律性，这条线素就是阶级斗争理论。”[5]587正是因为有了阶级斗争这把锁钥，马克思对当时法国纷繁复杂、扑朔迷离的政治斗争一望而知，成功解开了波拿巴复辟得逞的历史哑谜。马克思在文中描绘了当时法国政坛上金融贵族、资产阶级共和派、秩序党、波拿巴派、王朝反对派、小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派、山岳党、社会民主派、农民阶级等十几个阶级和阶层的角逐争斗，各阶级在历史舞台上你方唱罢我登台，演绎了法国政坛风起云涌、云谲波诡的历史风云。马克思撰写此文的目的就是力图向世人证明“法国阶级斗争怎样造成了一种局势和条件，使得一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4]466
“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做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3]592单个人的意志冲突是历史合力论的一个重要内涵。生活在社会中的每个人都参与历史的形成，每个历史主体在具体的历史活动中都有自己单个的意志。而这个单个的意志和目的要顺利得以实现，除了取决于该意志既定物质条件，还必须将其融入一定的阶级思想当中，尤其是融汇于体现历史发展方向的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与愿望之中。或者说，这些单个的意志只有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与要求，无数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才能汇聚成磅礴的总的历史合力，进而形成影响历史进程的一个总的结果。任何特殊人物历史作用的发挥也概莫能外，他们对历史发生重大影响同样离不开群众的支持和群众创造历史的活动。马克思新唯物主义从“尘世的粗糙的物质生产是历史的发源地”这个基点出发，必然重视现实物质生产实践基础上人民群众的力量与作用。《神圣家族》宣称，“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2]287。马克思批判“只能在历史上看到重大政治历史事件”[2]545的唯心史观，坚称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就此意义而言，恩格斯的历史合力论是对唯物史观一个环节的展开，历史合力论与人民群众历史观殊途同归，历史合力论包括了对群众历史观的另一种解读，人民群众的力量实际上就是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最终产生出的最大合力。
深海木蛀虫（蛀木蛤属，海中的一种双壳类软体动物）也是一种以浮森为生的海洋生物，它们接手了浅水区蛀木水虱和船蛆吃剩下的浮木残骸，然后迅速将浮木残骸转化为粪球，转而供养40多种其他深海无脊椎动物，在海床上构建了繁荣兴旺的海洋生物栖息地，塞德尔将其称之为“生物多样性之岛”。早在23年前，塞德尔就为漂流木数量不断减少，世界海洋中的塑料废物则越来越多的趋势而担心。
在马克思撰写的《雾月十八日》第二版序言中，马克思对蒲鲁东写的《政变》批评道：“蒲鲁东呢，他想把政变描述成以往历史发展的结果。但是，在他那里关于政变的历史构想不知不觉地变成了政变主角所作的历史辩护。这样，他就陷入了我们那些所谓客观历史编撰学家所犯的错误。”[4]466马克思在此批评蒲鲁东的正是他貌似找到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认为政变是人类理性逻辑顺序产生的历史必然，这种形而上学方法论实质上完全忽略了人的主观作用，似乎波拿巴只是一个被人类理性历史洪流冲击上皇帝宝座的木偶，因而蒲鲁东不经意地为波拿巴作了最佳辩护。早在1846年，马克思就批判了蒲鲁东眼中的“人不过是观念或永恒理性为了自身的发展而使用的工具”[3]44。从以上马克思对蒲鲁东的批判可知，马克思批判抽象的、脱离了人的所谓“历史的客观性”的唯心史观，实际上就是批判历史的机械论。
首先，尽兴地大声读。健康学家们认为大声朗读犹如歌唱，有增强肺功能之效。据科学家实验，人在朗读的时候，效果远远超过默读，能够调动大部分的运动神经。大声朗读的长期坚持，能够增强学生记忆，激发学生快速进入学习的兴奋状态，能够提高学习效果。只要有机会，就应该大声朗读，因为只有这种方式才能够更充分地释放在阅读过程中所产生的能量，让阅读者自身获取真正美的享受。
马克思新唯物主义强调“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2]525，凸出社会生活对社会意识的决定作用，指出各种意识、范畴是一定物质生产水平生产出的社会关系的抽象的观念表现，而对社会意识的独立能动的反作用言之甚少。在《雾月十八日》运用唯物史观分析法国时政的具体实践中，马克思揭示出各种思想、观念的经济根源，又进一步关注了社会意识的相对独立性，用生动的实例说明了思想观念、意识形态的能动性及其对社会存在的积极反作用。
在马克思看来，各个阶级的冲突和斗争归根结底是受自身经济发展状况以及生产性质的制约。面对波拿巴昭然若揭的复辟野心，秩序党为何视而不见，甚至一再退缩忍让？议会外的秩序党和工业资产阶级为什么都反对议会内的秩序党？法国小农等阶级为什么都将选票投给了路易·波拿巴？马克思从经济根源探寻出了这一连串问题的奥秘所在：阶级斗争背后隐藏的是物质经济利益实质。彼时法国恰逢严重的商业危机：一方面，议会外资产阶级将商业停滞归因于议会与行政权无休止的政治斗争；另一方面，工业资产阶级特别害怕失业无产阶级革命的危险，因而所有的资产阶级都迫切地渴望秩序和安宁，产生了这些看似反常的举动。小农选择波拿巴则是为了维护自己土地私有的幻想。
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作用从根本上决定了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及其基本过程。在法国1848年以来腥风血雨的革命中，政坛上各种风云人物粉墨登场，不论是赖德律—洛兰还是路易·波拿巴，他们能走上历史前台，背后自始至终有民众的拥护、支持和推动。恩格斯曾指出：“把革命的发生归咎于少数煽动者的恶意那种迷信的时代，是早已过去了。现在每个人都知道，任何地方发生革命动荡，其背后必然有某种社会要求，而腐朽的制度阻碍这种要求得到满足。”[4]351革命并不是少数几个领袖活动的结果，而是人民群众需求的自发而不可遏制的表现。二月革命拉开了法国大革命的序幕。金融贵族七月王朝的统治，引起工业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等社会各阶层人民的公愤，他们都参加了二月革命，革命取得胜利是人民群众积极参与的结果。资产阶级在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斗争初期，感到自己力量弱小，不能不利用工人和农民的力量，而在取得政权之后，却害怕人民群众的力量威胁自己的利益，“当群众墨守成规的时候，资产阶级害怕群众的愚昧，而在群众刚有点革命性的时候，它又害怕起群众的觉悟了”[4]568。因而，面对波拿巴得寸进尺、明目张胆的复辟野心与挑衅，他们心如明镜却束手无策、步步退缩，最终眼睁睁看着波拿巴成功发动政变、解散议会。
2 社会意识的相对独立性及其对社会存在能动的反作用：对拿破仑观念的盲目崇拜和迷信是雾月政变发生的重要思想根源
设P-A的距离为a，则a=5.5，设P-B的距离为b，则b=10，设A-B的距离为c，则c=9.0，P-A-B的节约里程为：a+b-c=6.5
在文章开篇，马克思浓墨重彩地描述了当时法国召唤亡灵的意识形态现状：“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缠绕着活人的头脑。......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为自己效劳，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的一幕。”[4]471以前历史上出现的精神观念占据在人们头脑中，支配他们现实的认知和行动。接下来，马克思例举了世界历史上重复出现的诸多召唤亡灵现象，如路德穿上使徒保罗的衣服进行宗教改革、法国打着罗马共和国和罗马帝国的旗号进行1789—1814年资产阶级革命等。萦回于人们头脑中的传统、理想和幻想被后人当作实现政治目的的工具反复加以利用，思想、观念等社会意识在一定条件下对历史发展具有的影响及反作用可见一斑。
法国广大小农对拿破仑观念的盲目崇拜和迷信，是平庸而可笑的波拿巴有可能扮演英雄角色的重要思想根源。拿破仑观念似一个神奇的魔咒，笼罩在法国成千上万的小农们头上，驱使他们将选票投给波拿巴。对此，马克思精彩地解析出拿破仑观念是小农生产方式与阶级特征的产物。彼时，法国的借贷资本远比工业资本活跃，他们对广大小农进行残酷的盘剥，因而，从封建地主魔爪下挣脱出来的小农，对拿破仑颁布宪法确保小块土地私有的状态无比眷恋。于是，拿破仑成了小农阶级的利益和幻想的唯一人物，甚至“不是一个人物而是一个纲领”，小农们想当然地陷入迷信拿破仑侄子波拿巴的认识误区，以为波拿巴将会把一切美好的东西送还他们。不仅小农存在拿破仑观念，当法国经济危机汹涌而至之时，社会各阶级争相陷入对拿破仑皇权与强权的迷思当中，期望一个强有力的行政权力来维持秩序。除此，当时法国其他阶级包括大小资产阶级乃至无产阶级都曾抱有某种迷信和幻想，均被一种社会意识迷误过：资产阶级秩序党迷信议会，社会主义民主派迷信各种空想社会主义方案，大小资产阶级迷信波拿巴有意制造的法国需要“安宁”的舆论，等等。这些观念误导各阶级的行动一再倒退，尤其是“安宁”这种舆论成了秩序党的死穴，致使国民议会极力避免和拒绝在重大的、迫切的问题上与波拿巴进行斗争。
一切“拿破仑观念”“议会迷”“保皇主义”等任何历史传统观念的形成和延续都依赖于各阶级的社会存在尤其是经济条件，反过来，这些意识形态观念一经形成，其本身即具有一定的相对独立性，它又对历史发展的进程产生较大的反作用。正确的社会意识能够促进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拿破仑观念等意识形态反映的是已被消灭的旧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的残余，显然落后于社会存在，这种落后的意识形态对社会革命起到消极甚至阻碍作用。“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4]50-51任何一种观念它只是受历史制约的暂时现象，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思想观念或迟或早会发生改变。因而，马克思在文中大胆预测，从波拿巴登上皇帝宝座的那天起，随着国家行政权臻于完备以及国家专制机器达到顶点，国家权力与社会的对立将以最纯粹的形态呈现，小农阶级和无产阶级将会逐步觉醒，日益摆脱“那些尚未发展到尖锐阶级对立地步的社会关系的产物”，摒弃“二月革命以前没有摆脱的一些人物、幻想、观念和方案”,彻底与旧经济条件基础上的传统观念决裂，最终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
女娲炼五彩石补天的神话故事；中岳嵩山下的启母石的典故；长江三峡神女峰的传说，就连文学作品中的《红楼梦》（又名《石头记》）等等，无不打上英雄时代及文明社会人类石崇拜的烙印。
马克思在《雾月十八日》中十分重视思想领域对历史事件发展进程的反作用，从而对意识形态的产生以及社会功能作出了新的诠释，充分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辩证法思想。巴尔特硬说马克思从来没有指出过意识形态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将马克思唯物史观歪曲为经济主义或经济决定论，否认马克思对意志、意识等上层建筑因素的重视。
3 既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特殊历史人物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波拿巴个人亦是雾月政变发生的重要因素
波拿巴这个可笑的历史小丑竟然一步步登上皇帝的宝座，这固然是当时法国社会经济条件、独特的政治形势和复杂的阶级斗争所造成，但也不能完全忽视他个人的品性和谋略所起到的作用。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4]470-471。在这句话中，马克思肯定“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肯定了人在历史上的主体地位。历史是由人们创造的，“人们”并不排除单个的人及英雄人物，一定社会关系中的特殊个体对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发展会发生相当大的影响，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甚至加速或者延缓历史的进程。
但是，“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2]295。在《雾月十八日》中，马克思描述了各种阶级的代表人物：小农阶级代表人物波拿巴、资产阶级共和派领导人物卡芬雅克、秩序党尚加尔涅、社会民主派领袖赖德律—洛兰等，作为个人他们在当时法国政坛上无疑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作为复辟的主角，波拿巴这一特殊历史人物个人的活动是促成政变重要的主观因素。虽然马克思用了大量笔墨披露波拿巴的流氓行为，利用各种机会揭露他种种卑劣的手段，讽刺他是流氓无产阶级的首领，是骗子、野心家，是小丑、暴发户等，但马克思真正的目的是揭示波拿巴为实现自己的卑鄙政治目标善于抓住历史机遇的丑恶行径，而这实际上恰恰说明了波拿巴个人在整个事变中的作用不容忽视。“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8]302也就是说，历史规律具有客观性，但人类历史发展及其规律的表现一刻也离不开人有意识、有目的、有选择性的活动。
波拿巴这个极平庸的人作为阴谋家是很出色的。他早就充满了政治野心，雾月政变也是蓄谋已久。为此，他进行了各项准备工作：他以增加总统年俸的名义向议会敲诈钱财、以遣送巴黎游民为借口违规发行彩票为自己赢得活动经费；以增加津贴的提案贿赂下级军官、以创设信誉贷款银行的提案拉拢工人、几次用蒜腊肠款待军官和军士等赚足人气；笼络流氓无产阶级组建“十二月十日会”，秘密拥有自己的武装组织；巡游法国各省或隐晦或公开地为自己张罗选票，并安排十二月二日会装作群众高呼皇帝万岁、操控报纸制造舆论，等等。在政治斗争中波拿巴步步为营，展现了惊人的政治谋略和手腕：先投靠秩序党，尔后又借助秩序党之手埋葬了制宪议会，然后罢免巴罗内阁，使秩序党丧失掌握行政权的权力，此后借机撤掉尚加尔涅自己取得军队的指挥权，以“法国需要安宁”的幌子制造恐慌、不断试探，最后在政变前的12月1日夜发动突然袭击使巴黎无产阶级失掉起义的指挥者等，在整个过程中借尸还魂、借刀杀人、虚张声势、各个击破，各种计谋悉数齐全，各种手段无所不用其极。马克思比任何人都更加深刻而淋漓尽致地揭露了波拿巴的真实面目和品质，这一切都表明了波拿巴具有极强的政治活动能力，波拿巴本人毫无疑问是制造事变的重要主观力量。
阶级斗争理论是马克思贯穿全文的最重要理论武器，但这个武器的发现并不归功于马克思。在马克思之前，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傅立叶都曾指出过阶级斗争存在的事实，法国复辟时期的基佐、米涅、梯叶里等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已经初步认识到阶级斗争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和主要内容，但他们并不清楚阶级斗争产生的原因和阶级存在的根源，也看不到阶级斗争走向无产阶级专政以及阶级最终将彻底消亡的前景。马克思首次阐明了阶级产生、发展、消灭的条件和过程，也第一次将阶级的产生和存在跟一定社会历史阶段的生产方式联系起来，以人们对生产资料占有的关系作为判别阶级的根本标志，从而揭示出阶级的真正本质。如在《雾月十八日》1869年第二版序言中，马克思批判了当时德国的历史学家以及意识形态家们将古罗马的无产阶级与当时的法国无产阶级做肤浅的对比，认为法国无产阶级会毁灭法国的错误看法。马克思指出，不同物质生产活动基础上的阶级斗争具有根本的区别，古罗马无产阶级与现在的无产阶级不能简单类比。由此可知，马克思阶级斗争理论才是唯一科学、系统、革命而彻底的理论学说。
不过有一天晚饭之后，翠姨和哥哥都没有了。每天饭后大概总要开个音乐会的。这一天也许因为伯父不在家，没有人领导的缘故。大家吃过也就散了。客厅里一个人也没有。我想找弟弟和我下一盘棋，弟弟也不见了。于是我就一个人在客厅里按起风琴来，玩了一下也觉得没有趣。客厅是静得很的，在我关上了风琴盖子之后，我就听见了在后屋里，或者在我的房子里是有人的。
马克思坚持历史具有客观必然性，但同样认为这种客观必然性是通过现实的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才得以体现的，人才是历史真正的主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指出：“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而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3]43历史按照自身的客观规律前进发展，并不服从于任何个人的意志，但马克思从来没有否认人的意志、动机、愿望以及人的主观能动性发挥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马克思决不是机械的宿命论者，把历史看做独立于历史主体活动的某种先验的存在，把历史的必然性理解为是排斥主体能动性的某种预定的不可改变的过程；相反，他认为历史只能体现在历史主体的活动之中，历史的必然性并不是对历史主体能动性的否定，而是历史主体得以能动地表现自己的客观依据。”[9]
4 历史唯物主义群众史观：法国人民是推动雾月政变发生的力量主体
回顾当时的历史，在法国二月革命中无产阶级积极参加街垒战，但革命胜利的果实却落到资产阶级共和派怀中。无产阶级欲将革命向前推动奋而发起六月革命，资产阶级共和派对之血腥镇压，无产阶级进步领袖被投入监狱，自此，无产阶级“退到革命舞台的后台去了”，彻底丧失暴力革命的能力。资产阶级共和派统治时期拟定了共和主义宪法并宣布巴黎戒严。共和主义宪法除了对公民的各种权利设立限制条件外，还有一个致命缺陷：将国家政权分别交给议会和总统，总统拥有包括统率一切武装力量在内的极大的行政权，这为日后共和党倒台、波拿巴发动政变埋下了伏笔；巴黎戒严成立的武装则为波拿巴组建近卫军创造了条件。此后，资产阶级共和派独裁统治者卡芬雅克解散全国国家工场、封闭政治团体和进步报刊等行径引起各阶级强烈抗议，在12月10日总统选举中，波拿巴由此得到各阶级支持当选为总统，为复辟帝制赢得了入场票。波拿巴当选总统后，利用各阶级对资产阶级共和派的不满，联合由正统派和奥尔良派组合而成的秩序党，向国民议会发起请愿运动，制宪国民议会被迫自行解散，资产阶级共和派瓦解。立宪国民议会时期，代表小资产阶级的山岳党和代表无产阶级的社会民主派联合产生的新山岳党在议会中取得了席位，但新山岳党领导人赖德律-洛兰已经失去了革命的锋芒，全然放弃了武力斗争的方式。在弹劾波拿巴炮轰罗马违反宪法一案中，新山岳党落入秩序党人设置的陷阱，弹劾议案意外遭到立法国民议会否决，新山岳党人大部分因此败走国外，法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破产，国民自卫军中的民主派部分被解散。最后，唯秩序党与波拿巴派孤军奋战。在这场殊死较量中，“资产阶级自从面对着一个有觉悟、有组织的无产阶级以来，就陷入了无法解决的矛盾之中”[3]554。当秩序党发现无产阶级开始走上历史舞台，它为反对封建制度而锻造出来的各种武器都倒过来朝向它自己，而此时它又只能独自面对各个被奴役的阶级并直接和它们斗争时，内心极度动摇和恐慌，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软弱性，以致最后对资产阶级自身的议会制度产生了恐惧和抗拒，反而“力图返回到那些不大完备、不大发达、因而危险也较少的阶级统治的形式上去”[4]500。资产阶级秩序党深感自己无力对各阶级直接进行统治，因而在既和波拿巴展开斗争又从内心希冀以波拿巴复辟帝制来维护秩序的深度矛盾中，茫然不知所措、任人摆布，最终拱手“把政权送给了以十二月十日会的头目为首的流氓无产阶级”[4]560。可见，短短几年间，争先恐后登上法国政坛的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共和派、山岳党等各阶级在政治舞台殊死搏斗，政治内耗使彼此精疲力竭，由此挤压出权力的真空、释放出历史的空位，波拿巴这个阴谋家才得以在众目睽睽之下爬上皇帝宝座。“进行阶级分析，这就是马克思从迷离混沌的阶级社会历史中找出其规律性时所把握的基本线索。他用这种方法来理解法兰西第二共和国的历史，许多问题就迎刃而解了”[6]。一切政治斗争不论多复杂，结局多离奇，只要透彻地分析各阶级之间的斗争，一切迷雾就烟消云散。
马克思也揭露了秩序党中正统派和奥尔良派两个保皇党派的假象。正统派和奥尔良派宣称他们的分离是因为保皇主义信仰不同，彼此是为了不同的皇室而战斗。从政治形式的外表看来貌似如此，正统派代表波旁王室，奥尔良派代表奥尔良王室。然而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波旁王室代表大地产的利益（实质上也是资产阶级集团，只是他们“抱着高贵门第的高傲态度”不愿承认），奥尔良派代表资本的利益，这两个集团彼此分离并不是由于什么思想与原则的差异，而是由于各自不同的所有制形式，归根结底即是资本和地产之间的竞争。人类历史上各种集团分离和对立的原因均是如此——绝不是由于“独特的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人生观”构成的上层建筑，而是物质生产条件和财产形式体现的经济利益。法国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按照他们个人的地位以及所受到的教育来说，可能与小业主或小店主有天壤之别，但是，“他们的思想不能越出小资产者的生活所越不出的界限，因此他们在理论上得出的任务和做出的决定，也就是他们的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在实际生活上引导他们得出的任务和做出的决定。一般说来，一个阶级的政治代表和著作方面的代表人物同他们的阶级间的关系，都是这样”[4]501。判断某一阶级的代表人物，决不能根据他们嘴上所标榜的言辞、外观上的表象及他们对自己的看法为依据，而应该根据他们的思想是受哪个阶级的社会生活界限的限制以及他们实际所代表的物质利益为依据。如资产阶级革命时期高喊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而隐藏在这些口号后面的全都是资产阶级物质利益。诚如恩格斯所指出：“这些互相斗争的社会阶级在任何时候都是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产物，一句话，都是自己时代的经济关系的产物。”[7]544马克思深刻洞察到法国社会内部错综复杂的阶级矛盾并揭示出这些阶级矛盾产生的社会经济根源，在此，经济因素已经显示出以间接的方式对政治事件发生作用，或者说，经济关系只是归根结底意义上的决定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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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民众对波拿巴的迷信是法国革命朝着向下方向发展的重要社会基础。波拿巴不仅得到占法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的支持，而且得到了流氓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和大土地所有者等其他阶级或阶层民众的拥护，因而在12月10日选举中他才以绝对优势当选为总统，获取了日后复辟帝制的敲门砖。可见，波拿巴得以当选为总统的谜底最终要从法国农民的状况中找到解答。波拿巴首先是小农阶级的代表。法国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生活状况相同，但是彼此拥有的是小块土地，经济上自给自足，处于互相隔离的状态，小农阶级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固有的分散性、隔绝性以及小农阶级自身缺乏主动性、组织性，因此，他们要找一个权威的人物来代表并保护他们的阶级利益，这个人就是波拿巴。小农阶级在波拿巴身上寄予了莫大希望，希望他能够像他的伯父拿破仑一样带给他们福祉和希望。事实上，不仅小农，法国民众都对拿破仑时期的辉煌存在留恋，幻想着波拿巴能够像拿破仑一样使法国变得强大。再来看看法国当时的工业资产阶级。工业资产阶级视利润为生命，这个阶级把1851年的商业危机归结为纯粹的政治原因，他们希望有一个强有力的人物出来压制无产阶级运动的爆发，并尽快结束混乱的政治局面。而波拿巴所圈养的流氓无产阶级更是热切地盼望自己的主人登上宝座，以便继续得到一些残羹剩炙。波拿巴正是抓住了各阶级民众的心理制造出“法国需要安宁”的恐慌，同时通过标榜实现各阶级人民利益的方式骗取信任。由此可见，是各阶级人民共同把黄袍盖在了路易·波拿巴身上。可见，波拿巴这个主要的出场人物是当时时代一定的阶级和思想倾向的代表，他的动机不仅是个人的野心，也正是来自他们所处的“历史潮流”。即是说，即使是重要人物的思想动机，也只有符合或假意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将自己的目的和群众的动机结合起来，才能达到目的。
《雾月十八日》是马克思将自己创立的群众理论付诸时政分析的重要标志。马克思写作《雾月十八日》的一个目的就是对1848年法国革命无产阶级失败的原因进行经验总结。唯心主义历史学家通常将革命的爆发和失败的原因归咎于某几个领袖人物的偶然动机和优缺点，马克思则逐步认识到真正的社会革命是多数群众的觉醒，而不仅仅依靠少数历史人物发动的历史变革。也正是基于此，波拿巴政变之后，马克思对革命依然充满信心，认为随着农民阶级的觉醒以及小资产阶级加入工人阶级队伍，革命群众的力量越来越大，新的革命又会来临。
5 历史合力思想：一切形势、关系和条件的合力促成雾月政变
波拿巴“演出雾月十八日的可笑的模仿剧”是当时法国各种因素和条件合力发展的结果。根源于物质经济利益对立的阶级斗争为雾月政变发生造成最重要的局势和条件,法国众多分散的小农是波拿巴所以当上总统并发动政变的阶级基础和经济根源，“拿破仑观念”等各种迷信、幻想成为波拿巴获取权力的思想根源，各阶级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构成政变最重要的推动力量，波拿巴个人的野心以及政治手腕是政变不容忽视的主观原因，此外还有政治斗争等各种其他参与相互作用的因素......《雾月十八日》体现的历史合力是物质经济关系的客观决定性动因与“现实的个人”的意志愿望以及个人背后强大的阶级、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等因素间的相互作用，一切形势、关系和条件的合力回答了波拿巴这个小人物为什么能够在法国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巧取政权这个历史的哑谜。“波拿巴政变这一历史笑剧，确确实实是大资产阶级、中等阶级、小资产阶级、工业无产阶级、流氓无产阶级、小农阶级之间错综复杂的交互作用、物质动因和观念动因错综复杂的交互作用的“合力”所致。”[10]在波拿巴复辟的历史进程中，约瑟夫·布洛赫感到困惑的“政治利益、王朝利益和纯粹个人利益”的作用清晰可见。有关马克思只强调经济的决定作用而忽视意识等其他因素对历史发展产生作用的谬论，《雾月十八日》对其进行了最生动的反驳。《雾月十八日》实质上已经蕴涵了恩格斯后来提出的经济状况基础上的“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对历史斗争和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历史合力论。
在此之后的1871年，马克思在给路德维希·库格曼写信评述巴黎公社事件时指出，“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么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这些偶然性本身自然纳入总的发展过程中，并且为其他偶然性所补偿，但是发展的加速和延缓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些‘偶然性’的，其中也包括一开始就站在运动最前面的那些人物的性格这样一种‘偶然情况’”[3]354。马克思对影响历史发展的偶然性甚至包括人物性格的这种偶然性的认识，再结合此前其对唯物史观物质生产的决定性历史动因的阐述，至此，他已经鲜明地表达了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决定论的观点：历史是偶然性和必然性的统一，必然性通过偶然性表现出来。历史发展进程中，物质生产方式始终是最根本的动因，体现了历史的必然性；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包括思想、理论甚至关键人物的性格等也起着一定的作用，体现了历史发展的偶然性。马克思从未否认上层建筑其他诸因素对历史过程的作用。
可见，“历史合力论”虽然是恩格斯晚年为回应各方质疑而总结、阐发出来的新表述，但这个理论中所蕴含的基本思想、基本原理却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自创立唯物史观以来坚持的一贯思想，并非伯恩施坦所认为的那样，是恩格斯晚年对他和马克思创立的唯物史观的重新纠正。“历史合力论”作为唯物史观内在的重要原理之一，也不是恩格斯对唯物史观原理简单地补充描绘，而是他总结唯物史观在具体应用时所做的必要的、详细的阐发。硬说恩格斯是对马克思思想的修正并以恩格斯来否认马克思的观点从而制造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对立的观点是错误的。毋庸讳言，马克思本人没有在著作中对之予以直接的理论表述，这一点，恩格斯反思道，“我们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与交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这有一部分是马克思和我应当负责的。”[3]593这主要是因为马克思为了驳斥在社会历史研究中占统治地位的“神圣的历史”和“观念的历史”这种唯心史观，也为了强调思维和意识对物质现实的依赖性从而恢复物质事实的历史权利，因而仅仅着重强调经济状况的决定作用这一主要方面而没有再刻意指出意识反作用的另外一面。此外，马克思晚年在贫病交加中忙于《资本论》创作，集中精力于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实质的研究，也由于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会引起误会这种严重性，因而一时忽略而给一些抱有成见的人提供了口实。
唯物史观无疑为马克思写作《雾月十八日》提供了基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但在《雾月十八日》写作的1852年，马克思运用唯物史观已经不仅仅限于“社会生活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原理，而是在此基础上有了更深入的运用。新唯物主义诞生时，马克思的阐述是站在人类历史的宏阔视野叙述人类历史的总体发展基础上的抽象概括，还只是勾勒了这种崭新历史观的轮廓及奠定这种崭新历史观的根基。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严肃地指出，抽象的历史观“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当应用这些范畴去分析现实的历史过程或事件时，只能通过对现实生活过程和活动的具体复杂性和综合性去研究。《雾月十八日》全面地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和方法分析了法国的历史事变，结合具体的历史事件，在对辨证唯物史观进行具体的应用和检验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和深化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这也是马克思一贯秉持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方法论的应用。如果说，《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着眼于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家们用意识形态的斗争代替现实的斗争，因而强调的是人类一般的、抽象的历史发展规律，强调从从事实际活动的人的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那么，在《雾月十八日》中，马克思坚持了历史辩证法，运用一般性原理分析特殊时期的具体的、立体的历史事件时，既从深层次的经济基础予以归根结底的解释，肯定经济因素的终极决定作用，又着重分析政治上层建筑、思想上层建筑以及人民群众的、历史个人的等各种因素和全部细节对历史事件的影响。
实际操作中应在软件确认排列的顺序：①需要保证排水管与电缆桥架的之间的距离。若管线与电缆平行，需要保证其最短距离为0.4m；若管线与电缆不平行，需要保证其最短距离为0.3m。②对于线槽和暖通及通风的管道设计，需要保证其弱电结构之间距离为0.3m[1]。③对于给水和消防管道的设计，需要保证线槽位置处于建筑物的高位，其他管道需要控制在建筑物的中位。
6 结 语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是马克思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评析当时法国时政、分析法国历史走向的光辉著作，不仅全面验证了唯物史观理论和方法论原则的科学性，而且正确揭示了社会历史辩证发展过程，蕴含了较为完整的历史合力论。在马克思具体运用唯物史观分析时政热点问题的过程中，唯物史观获得了进一步细化、完善和发展。总之，《雾月十八日》正确揭示了社会历史辩证发展过程，蕴含了历史合力论萌芽，是唯物史观发展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历史合力论是恩格斯对马克思本人和自己一贯思想的捍卫、论证和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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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hought on Joint Forces in History Evolution Reflected in The 18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
Deng Jingyan1，2*,Dai Jingping3
1.School of Marxism，Guizhou Normal University，Guiyang Guizhou，550001，China;2.Department of Student Affairs，Guiyang University，Guiyang，Guizhou，550005，China;3.School of Marxism，Chongq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Chongqing，400065，China
Abstract： The 18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 has always been regarded as a model of Marx’s analysis of major historical even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Marx applied this theory to the analysis of how Louis Bonaparte chose restoration.Besides the decisive role of material production，Marx also attributed the restoration to the joint forces of politics，ideology，themassandindividualfactors.The18thBrumaireofLouisBonaparte revealsthedialecticalnatureofsocialdevelopment and contains the foundation of Marxist theory on history evolution，thus becoming an important stage of the development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Engels then developed Marx’s and his own thoughts on the determining factors for history evolution into a more systematic and complete theory.
Key words： The 18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 ；the thought on joint forces in history evolution；historical materialism；methodological principle；Marxist theory of class struggle
DOI： 10.11885/j.issn.1674-5094.2019.02.26.02
文章编号： 1674-5094（2019）03-0053-10
中图分类号： A8
文献标志码： A
*收稿日期： 2019-02-26
作者简介： 邓晶艳（1981-），女（汉族），湖南邵阳人，副教授，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
邓晶艳，代金平．论《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历史合力思想[J]．西南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21（3）：53-62．
Deng Jingyan,Dai Jingping．The Thought on Joint Forces in History Evolution Reflected in The 18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 [J]．Journal of Southwest Petroleum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Edition，2019，21（3）：53-62．
编辑：文彦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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