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春宁[1]2001年在《《西厢记》传播研究》文中提出本文借鉴现代传播学的概念和理论,对《西厢记》成书后明清时期的传播流布情况作一细致的梳理、描述和分析。论文以《西厢记》为研究对象,分五章,从文本、演出、改编、批评及文化影响五个方面来论述,力图在明清社会文化和整个戏曲历史发展的大背景下,通过历史系统的考察,多侧面多角度地论述了明清以来《西厢记》历时六百多年的传播情况,加深对文本的认识,扩展对演出、改编、批评的了解,同时也对古代的戏曲传播进行一些规律性的总结和有益的探索。本文的前言部分,除了按照惯例,对课题的提出、研究方法以及一些概念加以说明和论述之外,我们主要针对明清时期的社会背景和《西厢记》传播的基本特点加以探讨和介绍,认为社会的娱乐风气和戏曲文学的社会地位由俗到雅的提升是构成明清戏曲传播繁荣兴盛的直接因素;明清时期《西厢记》传播的总体特征可概括为:受众多、传播时间长、分布广。第一章文本研究,主要勾画了抄本、刻本和选本叁种类型的《西厢记》文本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特征和一些主要文本的特点,并对刊本的主要传播手段加以总结。我们认为,在刻印技术水平不十分发达的古代,手抄仍是《西厢记》文本产生的主要途径之一。大量名家参与批点,插图版画无图不精成为《西厢记》刊本特别是万历至明末刊刻高潮时期的突出特点。清代的《西厢记》刊本笼罩在金圣叹《贯华堂第六才子书西厢记》的阴影之下,大部分是金评本的翻版、增补和校注。坊刻是《西厢记》刊行的主力军,主要集中在刻书业发达的杭州、南北两京、苏州、湖洲、新安、扬州等地。刻书业的发展与经济、文化的繁荣是相一致的。为投合读者所好,刊刻者采取了精美的插图、名家评点、朱墨套印、笺注、音释、点板附录等多种手段来吸引读者来消费。同时,选本为我们提供了一部形象的《西厢记》的演出史。出目选择集中、不同的选本中同一出目的名称并不确定是明清《西厢记》选本的主要特点。第二章改编传播,着重介绍和论述了叁种不同类型的《西厢记》改编。一是变换艺术形式,便于排场搬演而作,原书的主旨意图并不改变的改作;二是对王《西厢》全本或后四折主旨有所不满,把原作推翻,重新创作的翻作;叁是对原有的作品结局不够满意,接其结尾而继续的续作;可以发现,《西厢记》成书六百年来,尽管改编者不乏其人,踵武王实甫者接连而至,其中不乏名家巨手,但王《西厢》的金字塔地位无可推移。改编本数量众多,类型多样,为扩大《西厢记》的影响,推动《西厢记》广泛传播是十分有利的。从根本上说,这种改编已经不是简单的改作,而是变相的戏曲批评,是戏曲作家表达批评的特殊方式。第叁章演出传播,我们从演出形式、演唱方式、演出地域和演出接受四个角度和方面对明清时期的《西厢记》演出情况予以描述。考察了的主要搬演形式-全本戏和折子戏的演出情况,发现全本戏演出从《西厢记》产生之后的元初直至清末一直未中断过,《西厢记》的折子戏自万历初年始已经有上演,清代乾嘉以后基本上是以折子戏形式演出的。戏曲声腔中北曲和昆腔、弋阳腔、海盐腔及余姚腔的余响-调腔都演出过《西厢记》。大江南北《西厢记》演出风行,遍及苏州、上海、扬州、北京、南京、浙江以及偏远的云南等地。上自皇室贵族,下至平民百姓、官僚士绅、文人、妇女等都是《西厢
陈菊[2]2012年在《明清时期文人对《西厢记》的传播接受研究》文中提出《西厢记》是我国家喻户晓的戏剧名作，自诞生以来就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在我国的戏剧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人们对《西厢记》的研究，自其面世以来就一直不断，并涉及到很多方面，如《西厢记》作者、主题思想、结构、人物形象等，并取得了一系列显着的成果。但就《西厢记》的传播接受这方面，前人虽有所涉及，但还是不尽人意，尤其是明清时期对《西厢记》的接受研究，这与《西厢记》在戏剧史上的地位是极为不相称的。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明清时期文人对《西厢记》的传播接受为研究对象，运用传播学、接受美学等理论，查阅有关明清时期文人对《西厢记》的接受传播方面的资料，目的是对理清明清时期文人对《西厢记》的传播接受概况作较为全面的论述，并以此能揭示出明清时期文人这一特殊群体对《西厢记》的传播接受概况及其传播意义。本文主要分叁章。第一章主要论述明清时期文人对《西厢记》的评点。根据明清文人评点本的特点，分为纯粹型文人评点、商人化文人评点，纯粹型文人评点更多的是显出文人特有的文化理性气息；商业化文人评点则更多的是显出对商业利益的追求。其中纯粹文人评点，着重论述金圣叹的评点对《西厢记》传播接受的重要作用。第二章主要论述清时期文人阶层对《西厢记》的改编、续书。《西厢记》诞生以后，出现了许多改写、模仿《西厢记》的作品，根据这些作品呈现的特点，分为改编和续作两类。文人续作,主要从《西厢记》的续书概况、产生原因、存在价值等方面进行论述。第叁章着重论述明清时期戏剧、小说领域对《西厢记》的接受。这部分是《西厢记》对后世作品的影响，主要从戏曲、小说领域入手论述。戏曲、小说领域对《西厢记》的接受，又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学得《西厢记》精髓，一种是只学得皮毛。本文运用传播学、接受美学、考据学等相关理论，对明清时期文人对《西厢记》的传播接受情况进行研究。通过研究，得到以下结论：一、《西厢记》在明清时期，由于文人自身的文化特性，《西厢记》引起他们的极大兴趣，对其进行研读、讨论、点评等，这直接促进了《西厢记》在当时的传播。二、《西厢记》的出现，极大的轰动了明清文坛，出现了一系列《西厢记》的改编本、续作本，它们的出现是对《西厢记》的重新解读、建构，对《西厢记》的传播有重要的影响。叁、《西厢记》对后世的文学创作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后世文人在创作中学习《西厢记》的思想精髓、创作手法、叙述范式等，这在戏剧、小说领域表现得极为突出。后世文人在学习借鉴《西厢记》的过程中，客观上也促进了《西厢记》的传播接受。
刘鹏[3]2012年在《西厢记经典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西厢记》是中国古代戏曲的巅峰,是中国戏曲史上当之无愧的经典之作。本文把“经典”与“经典化”概念引入《西厢记》研究,运用对话理论来考察《西厢记》作为“经典”成长的叁个阶段,希望通过这种个案研究,能够给“文学作品经典化”问题提供新的思路、新的认识。论文首先界定经典的概念,以及《西厢记》作为经典的构建要素,以互文性和超文性概念探讨《西厢记》故事的衍变,分析《王西厢》对《董西厢》的沿袭与超越,以及《董西厢》没有成为经典的原因。运用对话理论,从主题、人物形象、艺术风格几方面探讨《西厢记》成为经典的基础。认为“诲淫”与“爱情”都不符合西厢主题的实际情况,对西厢主题提出另外的看法,认为是借助情欲的抒写来歌颂才子佳人风流的故事,并从性张力角度分析了这种主题的可能性。从人物形象塑造方面,重新定位《西厢记》中红娘角色的重要意义,指出作为婢女,红娘形象的诞生是对才子佳人形象的超越,红娘形象是借鉴融合了唐传奇中其他女性形象如红拂、红线、红绡的特点从而得到定型；并指出红娘形象的丰富性和异化现象,在文人眼中不同的认识、评价及其原因。在艺术风格方面指出《西厢记》以轻快的节奏、华丽的语言,并成功的运用了“春秋笔法”和极微论,达到了微词奥旨的艺术巅峰。论文探讨《西厢记》传播和接受的历史过程,围绕《西厢记》第五本的争论问题,论文指出争论的实质来自明中后期批评家悲剧意识的增强。以《金批西厢》为例探讨“二次经典化”问题,认为正是借助《西厢记》本身的经典地位并使《西厢记》文本意义的阐释空间得到了极大的扩展才使得《金批西厢》成为经典再生产的典范。《西厢记》经常被拿来与其他经典如春秋、史记、汉书、庄子、诗经、楚辞、李杜诗歌等进行比较,其原因并非为戏曲文体争地位,反而恰恰说明了戏曲在明清时代已经发展成为一种独立而成熟的艺术形式,达到足以和其他经典比肩的地位。论文同时揭橥《西厢记》作为经典的教育功能,尤其在明清不仅作为写作教科书更能“发人慧性”。
赵林平[4]2014年在《晚明坊刻戏曲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明中叶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调整,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城市手工业、纺织业、农副产业得到逐步发展,并且由于水陆交通路线的大力开辟,全国性的商业贸易亦渐趋兴盛,到了晚明时期,城市商业景象一片繁荣。与此同时,封建王朝的腐败与堕落日趋更甚,帝王对文化、思想领域的掌控力不断松动与削弱,加上王阳明心学的崛起与广泛传播,整个宗法礼教、道德伦理遭受极大的破坏与肢解,出现了力反道学,抨击封建礼教的叛逆精神。思想的解放和活跃带动了文学观念和文学地位的转变,使得明初以来向被压抑、钳制的戏曲、小说等通俗文学一跃而与儒家传统经典相并列,戏曲文学的创作迎来了高峰,作家、作品大量涌现,并且戏曲表演与欣赏已深入社会各阶层的日常娱乐生活中。晚明商业的繁荣、思想的解放,促成了社会民众对日用百科和精神享受的需求,戏曲文学作为反映现实和情感生活的消费品很自然地成为了出版商青睐的对象。由于稿件丰富,来源充沛,加上此时的造纸、制墨、制笔等与出版业相关行业的高度发展,一时间书坊涌现,戏曲刻印景象蔚为壮观。晚明坊刻戏曲不仅数量众多,且因年代久远,很多剧本留存罕见,堪称孤本、善本。尤其可贵的是,书坊刻印曲本本身留下了大量语言生动、内容丰富的资料,从中不仅可以得到书坊主的名号、书坊地址、书坊经营范围、销售模式、编排体例、插图版画、图书价格等诸多信息,而且也能看到晚明商业书坊从编、刻、印、售为一体的经营方式逐步转向刊印与销售分化的历史轨迹。为今人研究晚明书坊发展史、戏曲出版传播史、社会商业史、戏曲文学评点史、戏曲版画风格流变史等方面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本论文采用上下两编的方式,以专题研究与资料考辨相结合的方法,从出版文化的角度探讨晚明书坊在戏曲编辑、发行领域中的各种表现,并对晚明书坊在戏曲文学发展传播史上的重要意义和作用作一较为全面地揭示。上编为晚明坊刻戏曲的专题述论。第一章：晚明坊刻戏曲的编辑、销售、广告及其他。第一节、晚明坊刻戏曲的编辑与销售之渠道。书坊主或以深厚的文学修养与创作实践,或聘请仕途未达的文人编辑者来提高戏曲文本的编校质量,加速了戏曲文学的体制规范化；又以“音注释义点板”型、“释义兼题评”型、“考订兼批评”型、“纯粹批评”型等四种灵活的文本编辑方式和多元化的销售渠道,扩大了戏曲刻本的销量,提升了戏曲娱乐的社会普及化。第二节、晚明坊刻戏曲的广告类型及其功能。晚明书坊推行的戏曲广告样式繁多,主要有两种基本类型,即书名、扉页、凡例、识语、牌记、插图、附录等内在文本形态,委托友人宣扬的外部市场模式。这些广告主要具有四个方面的功能：强调精品意识、着力营造和传播娱乐文化消费的热点和风尚、引导初步规范的版权意识和拓展稿源渠道。它们生动反映了晚明书贾精明的商业意识和经营策略,也是研究晚明社会曲籍传播与通俗文化消费的重要视角。第叁节、晚明坊刻戏曲的盗版与作伪。晚明书坊在戏曲刊印与发行过程中为获取优质稿源,谋求利润,不惜采用各种盗版与作伪手段。常见的盗版方式为：翻刻别家刻本,不交代版刻来源;将他人作品改换名目,冒充新作刊刻；将他人作品据为己作刊刻印行。常用的作伪手段有：购买戏曲旧版,修改版权题署,伪作新书印售;收购戏曲残版,铲改、增补旧刻,另易书名发行；伪托名家作序、评点和插画。第二章：晚明坊刻戏曲的版画创作。本文所论晚明坊刻戏曲版画,特指万历、泰昌、天启、崇祯四朝版画,因泰昌一朝存在时间仅为四个月,所梓戏曲今存为数不多,且版画的风格特征与万历朝风格一脉相承,故本章讨论晚明坊刻戏曲版画只分万历与天启、崇祯两个阶段。第一节、万历间坊刻戏曲版画的创作流变及其他——以《玉簪记》插图为例。选择以《玉簪记》为例,是因为其刻本贯穿万历前、中、后叁个阶段,较能典型反映此时期的版画创作的风格流变。通过对《玉簪记》版画的考察,发现万历间坊刻戏曲版画创作风格会随时间流动,从初始阶段舞台表演的直观呈现慢慢演变为剧情人物与装饰性兼顾的发展阶段,再到山水情景的诗意表达的高级阶段的一般迹象；但也存在着同一时段内版画风格的极大差异和画师误解曲辞涵义而胡乱创稿的现象。第二节、天启、崇祯间坊刻戏曲版画创作的新趋势——以《西厢记》插图为中心。选择以《西厢记》的坊刊本为中心,是因为此时期的《西厢记》刊本数量之多远迈任何其它单一剧本,且由其所开辟的版画创作新形式间亦出现于其它各类艺术作品中,预示着新一轮版画风格的生成与发展。本节主要考察了《西厢记》插图中的框架样式从长方形式到填充图案的双线框围式、四周凹边形的转变,框架内装饰性图案从千篇一律的花纹到各色图样的填补,以及版画题材向花鸟画的进一步转变叁个方面探讨了此时期戏曲版画创作的新趋向。第叁章：晚明坊刻戏曲版片的转移与变更。晚明书坊除了自身刊刻曲本外,也存在利用别家书坊版片,经过不同程度的修改以重新刷印的情形。本章原本只论晚明书坊,但考虑到明清易代之初,书坊戏曲版片转移与变更的情况仍比较频繁,并且大部分清初书坊转移变更的原始戏曲版片,其发轫实在晚明,故论述过程中亦将部分清初书坊纳入作为整体考量。本章在文献解读与实际目验基础上,参考前贤时修的研究成果,梳理出明末清初书坊戏曲版片转移与变更的五种操作模式：1、同姓书坊合作,版片互用；2、购得旧版,改换版权题署；3、拼合各家旧版,冠以新书名；4、删去旧版序文、附录等,修改卷端、牌记；5、铲改原版,另易书名。第四章：晚明书坊与戏曲传播多样化之关系——以《玉簪记》传播为中心。作为戏曲生命的“表演”在晚明戏曲传播史上留下过辉煌的印迹,但其用以传播的声音却因为缺乏保存的技术手段而永远不可再现。况且以晚明戏曲文学传播的实际看,案头传播实在占据着主导地位。本章选择以《玉簪记》为中心,通过晚明时期《玉簪记》的剧本刊刻、散出戏曲选本选录、舞台表演、剧本改编及娱乐赏玩等五个方面为考察对象,论述了晚明书坊在戏曲传播多样化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下编为晚明坊刻戏曲的文献考辨,以《晚明分省书坊刊印戏曲知见录》为目。本文考察了明万历元年(1573)至崇祯十七年(1644)共72年间南京、苏州府、徽州府、杭州府、湖州府、绍兴府、宁波府、福州府、建宁府、漳州府、建昌府、抚州府等地刊印过戏曲的书坊至少有159家；刊印的戏曲数量有传奇472本、杂剧636本、曲选41本,占据已知明代戏曲刊刻总量的90%以上。知见录的内容包括坊号、坊主、坊主姓氏字号与里居、刻印的戏曲名称、卷数、刊刻年代、版式行款、序跋题署、牌记插图、部分收藏地或影印资料来源,以及对文献可征而现已罕见的坊刻曲目录疑存考,对每一条目的着录尽量做到言必有据,切实可靠。同时,对前贤时修之版刻辞典、古籍目录或戏曲论着中关于晚明坊刻曲目着录的疏漏、失误处予以深入考辨,或补充或修正,为后人研究晚明书坊或戏曲版本提供翔实的文献依据。附录两篇,其一《晚明私家刻印曲本目录初编》,分省考察了明万历元年(1573)至崇祯十七年(1644)共72年间各地私家刊印的曲本目录,以补充说明晚明戏曲刊印之盛况；其二《晚明书坊刻印曲本着录失误举隅》,从卷数误、剧名误、刊梓者误、刊梓时间误、两种误为一本、一本误作两种、后印本误作重刻本、刊梓者误为剧作者、混合误、其他疏误等十个方面检讨了目前学术界对晚明书坊刻印曲本着录时存在的失误,是对下编《晚明分省书坊刊印戏曲知见录》中相关条目的一份考辨总结。
张卫卫[5]2010年在《明清时期《琵琶记》传播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以“传播”为视角,以《琵琶记》为研究对象,从文本、演出、批评叁个方面入手,结合明清社会文化的背景和戏曲发展的历史,对其成书后的传播情况,做了较为全面的考察和梳理,并以此为基础,对古代戏曲传播的规律予以探索和归纳。第一章为《琵琶记》的文本传播。本章从全本传播和选本传播两个角度考察了《琵琶记》的文本传播特征和规律。版本作为具体的、物化的形式,蕴含着丰富的社会与知识信息,成为推勘和寻绎《琵琶记》传播历程最为可靠的依据。第二章为《琵琶记》的场上传播。本章从演出声腔、演出地域、演出接受叁个方面勾勒了《琵琶记》在明清时期的演出情况。不同的演出形式和多样的声腔演唱、广泛的流传地域及广大的接受群体等等构成了《琵琶记》场上传播的多元特质。第叁章为《琵琶记》的评论传播。《琵琶记》的广泛传播和接受是与历代学者的绍介和探究密不可分的。自《琵琶记》问世,戏曲家、评论家们对其聚讼不已,誉之者与毁之者比肩接踵,并往往与对《西厢记》、《拜月亭》的高下论争搅在一起。这也构成了《琵琶记》传播体系中的重要一翼。
伍永晋[6]2010年在《明清《西厢记》续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王实甫《西厢记》诞生后,就被誉为元明杂剧的压卷之作,七百多年来,一直活跃在中国的戏曲舞台上,直到现在还有许多《西厢记》的保留剧目,受到人们的喜爱,大量的《西厢记》续书也应运而生。尽管《西厢记》续书的总体评价不是太高,但作为一种文学现象,明清时期《西厢记》续书的大量出现,势必有它产生的诸种原因,而对续书的文学成就等方面,也不宜一概而论,等而下之。因此,对这些续书进行整体性的研究已成为必要。本文把明清时期《西厢记》续书作为一个整体,对续书进行比较全面的梳理和研究。论文首先在前人对“续书”概念厘定的基础上,结合戏曲本身的特点,对明清《西厢记》续书进行界定,确定了论文研究的范围。论文的主体部分则分别研究续书的产生原因、续书的主题取向和续书的艺术特色。明清《西厢记》续书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统治者的戏曲政策、《西厢记》的传播方式、文人的接受与批评和明清文人的续书风气等。在续书主题上,以“言情”与“教化”为主题的续书明显带有明清时期戏曲创作的时代特色,而“新意之作”也凸显了一些剧作家在戏曲创新过程中所作出的努力。同时,主题的变化带来了人物形象的变化,续书中的主要人物大都出现了异化,如郑恒的美化、张生的丑化、莺莺的弱化与红娘的越位等。而在续书的情节与语言上,尽管后人的评价不高,但有些剧本还是呈现出一定的特色。在论文的最后,对明清《西厢记》续书作出了适当的价值定位。
张思远[7]2015年在《《西厢记》续书厘定及主题人物分析》文中研究说明《西厢记》以其非凡的影响力催生了大量续书,这些续书有着自身的历史背景、文化成因、文学成就等,具有独立的特殊价值。本文把《西厢记》续书作为一个整体,对其进行比较全面的梳理和分析,一共分为叁章展开研究。第一章对《西厢记》续书概况进行厘定。论文首先在前人对于“续书”概念界定的基础上,结合《西厢记》后续创作的具体情况,对《西厢记》续书的范围进行界定,确定了本文的研究对象。其次本文对续书的不同类型包括翻改本、续写本、增补本和存疑本四个部分进行分类厘定,对续书的作家概况、着录情况、作品现状、作品体例、内容评价等信息进行综合收录、辨析和研究。第二章对《西厢记》续书主题进行分析。续书的主题是续书作者在理解原着的基础上自身思想的传达和目的的呈现,主要表现为继承原着并有一定弱化或强化的情感主题,还有通过不同方式进行改编的反对原着的教化主题,另外还有幻梦主题和娱乐主题等其他主题。续书主题复杂多样、情理倾向明显,主题的情理倾向受多种因素影响在数量上和时间上分布不均。突出主题所采用的手法不同,特别是佛道思想的大量运用值得注意。不同主题所受评价不一,实际上它们应当被客观看待。第叁章对《西厢记》续书人物进行分析。原着中主要人物的演变表现为莺莺形象个别继承或强化,以弱化与崇礼化为主,张生形象或继承重情,或走向遵礼或被极度丑化,红娘形象则有些保持反抗,有些走向维礼。原着中次要人物的演变表现为老夫人形象继续保持利益至上为主,而郑恒形象则被不断美化。另外原着中的边缘人物群亦发生了放大、略化、美化、丑化等分化和演变。还有一些新增人物为西厢故事的人物群增添了新鲜的血液,有的甚至因承担重要角色而被逐渐凸显出来,其形象特征各异,有劫匪形象、礼法模范形象、道化形象等,总之,他们丰富了原着中的人物群体。整体来看,续书中的人物较之于原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众多人物系列和新增人物具有新的特点和规律,人物形象塑造显单薄,单个作品中人物群体显驳杂。
薛慧[8]2014年在《明清时期《西厢记》传播接受的小说化转向》文中提出《西厢记》的故事题材源于唐代传奇,后经说唱、诸宫调的形式流传,最终在王实甫的杂剧版本这里取得文学与艺术的极大成就。明清时期,《西厢记》的传播接受开始呈现小说化的转向,具体来说是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从传播的形态来看更多是作为文案的文学读本即小说来接受,可以从市场的版本流传以及演剧自身的发展状貌来论证。另一个层面是指《西厢记》从接受本身来讲,戏剧的情节艺术与小说情节毫无区分地直接转向小说情节,这一点以李渔和金圣叹的点评本来论证。
陈小青[9]2013年在《《西厢记》图像演变研究》文中认为自元代的《西厢记》戏曲文本诞生以后,历代艺术家们通过对原着的“接受”与再创作,使《西厢记》的图像资料异彩纷呈,先后出现了《西厢记》的插图本、戏曲表演、民间艺术和现当代的戏曲、影视改编等,形成了一部与《西厢记》原文本相对应的《西厢记》图像资料。这些图像不仅使《西厢记》从一个单纯的文人案头之曲的语言文本形态走向了图像的视觉文化时代,从最开始的文本接受群体为知识分子扩展到了普通群众,而且促使《西厢记》一个精英文化演变为大众文化。笔者试图用历史和发展的眼光,把《西厢记》的图像放置于历史长河的大背景下,以印刷时代的《西厢记》插图和新媒介语境下的《西厢记》舞台表演、影视、漫画等为主要对象深入探讨《西厢记》图像的历史轨迹及其图文关系。通过对《西厢记》的文本及其图像演变轨迹的历史性描述和系统化梳理,折射出《西厢记》图像在不同时代的特点、接受情况,分析社会、经济和文化大背景下对《西厢记》不同类型的图像所产生的影响,探讨其间的深刻关系。同时对《西厢记》文学文本和不同时期图像间的关系进行探究,笔者认为从明清到当代,《西厢记》图像呈现的媒介不同,因而图文关系迥异：印刷时代以图像对文字的模仿和再现为主,呈现出文字主导图像的主流特征；在新媒介时代,图像具有了独立的话语权,但是图像和文字的密切配合和互文才构成了完整的《西厢记》。因而可以说当下图文之间的关系并非现在一些学者所说的是“战争”,而是变相的融合,并在相得益彰中让《西厢记》更加深入人心,通过《西厢记》这一个案以期能够对当下语图关系的探讨产生裨益。
杨树强[10]2015年在《徽州黄氏刻工与明清文学传播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文学传播是文学作品得以为大众读者接受的必要途径,没有文学传播活动就不可能有文学作品最终价值的实现。文学传播研究是相对于以往作家、作品研究之外的另一独特视角,它将从一个新的角度展现文学活动的发生与发展。本文以徽州黄氏刻工(主要指歙县虬村黄氏)为切入点,以其所绘制的版刻作品为材料来探讨以徽州黄氏刻工为代表的版刻制作者对于明清时期文学传播所产生的重要作用。本文共四章十四节,另有绪论和结语。第一章从主体——传播者方面切入,阐释以虬川黄氏为代表的传播者对于明清文学传播的影响。虬川黄氏家族在明清时期极其庞大,而且整个家族都以剞劂为业,刊刻技艺冠绝一时,曾刊刻过很多明清时期着名的戏曲、小说作品。徽州黄氏家族之所以对明清时期的文学传播产生重要影响,与他们自身的家族渊源、与文人名士的联系、与徽商的来往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使徽州黄氏在版刻史乃至文学传播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笔。第二章从传播内容入手,通过对徽州黄氏刻工刻书书目的整理、对其刊刻书目种类和年代的界定,厘清其对明清文学传播所做出的贡献。徽州黄氏刻工所刻书目数量大、种类多,诗文、戏曲、小说在其刻书中占了很大比重。作为明清时期新兴的文体——戏曲和小说,能够出现在徽州黄氏刻工的书目中是难能可贵的,甚至有一些书目是由他们首次刊刻,可见他们对于明清时期文学的传播影响之大。第叁章论述多样化的传播技巧进一步促进了明清时期文学的传播。明代以前坊刻作品数量较少,到了明代中后期坊刻作品异军突起,涌现出了大量的、高质量的刻本。而且,由于坊刻主要以营利为目的,书坊主就想方设法地从作品内容和质量上下功夫。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版刻作品的商业化提高了作品的质量,这为明清文学作品的保存、传播和接受提供了一定的条件。在提高刻本质量方面,辅以精美的插图在这一时期成为普遍的手段。这一时期的插图数量大、样式多,而且徽州黄氏刻工往往与当时着名的画家合作创作了大量的经典作品,形成享誉盛名的徽派版画,同时也极大地促进了文学的传播。第四章论述徽州黄氏刻工的外迁对于当时传播中心的转移和文学题材转变产生的推动作用。有些黄氏刻工从徽州迁往当时的金陵、苏州、武林等地,他们本身都有很高的刊刻技艺,当他们到达迁入地继续从事剞劂业提高了刻本的质量和水平,进而带动了苏州、武林等地的版刻业的兴盛,使其成为当时新兴的传播中心。同时,高质量的刻本迎合了当地市民阶层的文化需求,使文学作品的题材由以往的英雄传奇和历史演义向才子佳人转变。
参考文献：
[1]. 《西厢记》传播研究[D]. 赵春宁. 华东师范大学. 2001
[2]. 明清时期文人对《西厢记》的传播接受研究[D]. 陈菊. 中国海洋大学. 2012
[3]. 西厢记经典化研究[D]. 刘鹏. 福建师范大学. 2012
[4]. 晚明坊刻戏曲研究[D]. 赵林平. 扬州大学. 2014
[5]. 明清时期《琵琶记》传播研究[D]. 张卫卫. 河南大学. 2010
[6]. 明清《西厢记》续书研究[D]. 伍永晋. 江西师范大学. 2010
[7]. 《西厢记》续书厘定及主题人物分析[D]. 张思远. 华中师范大学. 2015
[8]. 明清时期《西厢记》传播接受的小说化转向[J]. 薛慧. 明清小说研究. 2014
[9]. 《西厢记》图像演变研究[D]. 陈小青. 南京大学. 2013
[10]. 徽州黄氏刻工与明清文学传播研究[D]. 杨树强. 东南大学. 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