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与工会使命——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工会的艰难困局及其瓶颈突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工会论文,困局论文,中国论文,瓶颈论文,使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进入21世纪，人类社会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全球化变革。作为一个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全球化的影响几乎涵盖了人类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以至于有人认为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就是一个全球化的进程。从横向上看，其影响已远远超出经济领域而涉及政治和文化领域；从纵向上看，其发展路径与结局也是多向性的。作为一个客观历史进程，全球化固然是不可抗拒的，但其结局却并非宿命的唯一。这是因为，全球化虽然与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紧密相联，但这并不意味着非资本主义国家的无所作为。人类社会的历史已经表明，历史的结局取决于众多的“合力”，社会的发展是在世界各个民族国家的自主选择和相互博弈中演进的，多种力量的汇聚并交互发生作用使历史的演进呈现出多维趋势。①全球化特别是经济全球化把中国的经济纳入了世界轨道，中国的发展必然受到全球化的制约。我国经济已经加入世界经济大循环，实现了全球化，但与经济密切相关的社会制度还远未全球化。中国要实现全球化战略，必须调整自己的思路，建构自己的社会制度，在对整个社会结构进行重构的过程中，实现社会转型和全球化转变。鉴于工会在社会结构和社会转型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同时基于中国工会“主体性”认识的需要，笔者拟对全球化给中国工会带来的影响以及我们应该秉持的态度做出自己的解读。笔者所持的基本态度是，中国工会乃至整个国家必须在经济入世以后，进一步融入全球化潮流，把握历史机遇，转变战略思维，实行宪政改革和实践，这是中国全球化大战略的基本逻辑。
二、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发展与中国工会的作用
1978年的改革开放是中华民族新生的开始。在经历了改革与反改革、开放与反开放的论争、冲突和短暂的停滞之后，这个患难频仍的大国在持续改革开放的基础上又开始走上了市场经济、依法治国和民主政治的现代化道路。但现代化之路注定是不平坦的。②在正确评价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成就的同时，我们同样需要理性地看待所存在的不足。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看到：一方面中国取得了伟大成就，中国的光明前景更加清晰地展现在人们面前；另一方面又充满变数，积累了严峻的社会问题，腐败现象依然严重，贫富差距趋于扩大，经济改革、政治改革面临艰难的攻坚，这都使某些社会矛盾趋向复杂化。③关于改革开放中存在的问题，有学者指出，首先是环境代价太大，资源过度消耗。④其次，贫富差距拉大，劳工权益受损。⑤再次，社会溃败、社会道德和诚信出现了让人忧心的状况。⑥总之，被称为世界经济发动机的中国，用自己的资源、环境、⑦国民健康以及道德损耗，为经济增长付出了相应的代价。⑧在这些诸多问题中，因为与城乡二元体制紧密相关的户籍制度、⑨农村土地所有权制度等根本性因素的制约，医疗与社会保障制度迟迟没有建立起来，使得促进改革开放进步成果与更多的社会成员分享的目标未能实现，结果导致一个关系亿万人民福祉的大民生问题未能得到解决，⑩甚至使一部分群体的权益受到更大的剥夺，其中以农民和劳工两大群体的权益备受剥夺最具代表性，这也从另一方面反映出中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在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也造就了两大弱势群体。
理性看待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所取得的成就及其所存在的问题，一个不能忽视的视角是，必须将其放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予以审视。经济全球化使资本成为“无冕之王”，资本强大到可以摆脱民族国家的经济管辖，在全世界任意游走。资本要挟能力的提高，使它在与国家的谈判关系中具有更强的讨价还价能力。迫使国家为了留住资本而降低关税率，取消管制，出台优惠政策。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牺牲劳工利益为代价的。因为大多数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都希望有足够的资本流入，以促进本国经济增长，增加就业机会。(11)法国著名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指出，新自由主义以极端的形式为资本逐利开道，主张摧毁一切阻碍资本流动的障碍，民族国家、工会，甚至家庭都是它要攻克的堡垒。新自由主义指向的是一个“资本无限剥削的乌托邦”，致力于返回到一种“激进的，除了最高利润律别无他律的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实现野蛮资本主义的复辟。这样一种全球化规则是新自由主义所代表其利益的集团人为设计的，目的是使其所掌握的资本利润最大化。(12)
中国打开国门之际，即确定了接轨的心态，也就无可选择地接受了这样一种游戏规则。于是，过去30年的发展，中国充当了野蛮资本主义复辟的先头阵地，以劳动者的“低人权保护”为代价迎接了西方国家的产业转移。这一过程不但为资本在中国创造出了获取利润的巨大空间，也同时迫使欧美发达国家的工人面临就业机会的竞争，并进而造成了劳工地位在全球范围内的下滑。劳工经数百年斗争赢得的民主权利和福利成果，面临着全面崩塌的危险。(13)
而这一状况的出现，从另一侧面反映出中国工会角色定位与作用发挥的尴尬表现。在全球化背景下，当劳工对资本的制衡力量越来越弱，“强资本、弱劳工”格局日趋明显，出现世界性困扰之时，中国工会却在配合政府，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策略的引导下，任由资本压低劳动者的集体要价能力，在实现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加剧了世界性劳资关系倾斜的失衡；当国际工会代表和维护的对象从一部分工人走向工人阶级全体成员之时，中国工会却在国有企业的强制改制中，坐视上千万职工大规模下岗和更大规模的农民工群体的产生；当国际工会工作的基本理念从工联主义走向战略工联主义之时，中国工会仍还在为解决劳工工资和基本劳动条件等问题而持续长久地努力，甚至连传统工联主义维护工人基本利益的问题也还保护不力；当国际工会维护工人权益的格局从一国范围走向更广泛的工会联合以及同其他社会组织合作之时，中国工会仍停留在国家工会的层面固守着自己的特殊定位；当国际工会将当前的斗争目标转向体面劳动之时，中国工会仍还踟蹰在履行基本职能和参与并促进社会转型之间徘徊不前。(14)这也说明，在过去30年的改革开放尤其是进入市场经济发展阶段以来10多年的进程中，中国工会与世界工会的发展趋势之间存在着巨大差距，其在维护劳工权益乃至协调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发挥作用不力，尤其对于国内劳工阶层弱势群体的产生更是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其中最为突出的不足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在国有和集体企业的改制过程中，发挥作用不力，对上千万职工的下岗分流负有一定的道义责任。从1990年代后期开始，随着“国退民进”和“有所为有所不为”等国家政策的调整，一浪高过一浪的企业改革浪潮很快蔓及全国，原有的国有和集体企业除极少数外普遍改制。从某种角度而言，企业改制的过程，也是大量职工权益遭受侵害的过程，因而也是我国职工付出巨大牺牲的过程。(15)10多年来的市场经济改革，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工业关系。它导致了工人与管理者的普遍对立，因为所有的工人，不论他们是在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私有企业还是外资企业，现在都不得不屈从于不受制约而且经常是专横跋扈的企业管理者。市场改革也使工人(特别是国有企业工人)与国家的关系变得紧张起来，因为国家职工在旧体制下拥有的种种权利已在改革中丧失殆尽。(16)劳工权利广泛受侵犯已成为我们社会的严重弊端，(17)由此而引起了经常性的工人抗议活动。这项直接涉及上千万人的国企职工下岗改革，是经验还是教训，是创举还是失误，现在下结论似乎还为时过早，也许不是我们这一代人所能准确回答的问题。诚如王怡在分析下岗职工问题时所说：“下岗工人事实上承担的并非正常的市场风险，而是旧体制下一切弊病所累积的成本。”(18)如果我们拘泥于市场经济的话语系统，使用市场经济的理论来分析下岗职工的问题，将无法厘清这一事件的实质，也将会最大限度的抹杀和遮蔽其中的社会公正。梅因在考察了长达千年的古代法律与社会的渐进过程之后，提出了关于现代社会转型的著名论断——“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到此处为止，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19)亚伦在梅因《古代法》的导言里提出一个疑问，究竟有没有“从契约到身份”的反向过程发生过？不幸的是，这种“从契约到身份”的反向过程在我们国家得到了例证。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自洋务运动以来所形成的契约化的劳动关系和现代企业制度彻底退出大陆，一切权利义务关系都是身份化的，由此也实现了一个从契约到身份的逆反过程。今天，当我们发展市场经济的时候，难道简单地以市场化为手段就可以将已被颠倒了的关系再颠倒过来吗？更何况，在这样一个由身份化的权利义务关系转变为契约化的权利义务关系的过程里，如何确保这种转变的公正？如何防止当权者利用从身份到契约的过程，合法的摆脱那些已被历史身份化了的义务？然后利用手段的合法性，来振振有词的抨击弱势者对于身份化时代所保留的权利义务的怀念和坚持？(20)奇怪的是，“下岗分流”这个口号首先不是由企业界提出来而是由政府直接出台政策动用行政权力推行实施的。站在企业的角度，实行下岗分流也许有自己充分的理由，而站在政府立场上则不但不能鼓吹反而要控制，必要时还要予以制裁。对此，社会学家陆学艺先生多年前就对市长先生们高谈阔论的“减员增效”提出了批评，认为政府首先应该保障的是充分就业。的确，减少失业率、增加就业机会，是任何一届政府的责任，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是严肃的政治问题，关系到社会的长治久安以及改革开放的成败。但下岗分流却使政府走向了其所担负的职能和责任的反面。“辛辛苦苦几十年，一朝回到解放前”，这样的民谣不仅是对下岗职工无奈处境的辛酸写照，同时也映照出这些工作了十年、二十几年的职工对于残酷现实和政府责任的极度失望。(21)从法律角度而言，区区数千或一万元左右的“一次性买断工龄”补偿金的做法是否合法有效？我们暂且不论，单就这举世仅见的政府行为，对职工感情、对社会诚信和对国家元气难以估量的伤害，就远比任何天灾还要严重，还有什么比直接来自政府的伤害更为深痛、更为难以抗拒的呢，又是通过什么途径才能实现救济的呢？更为人所不解的是，在国家对社会劳动用工制度进行这么剧烈改革的过程中，对这么大规模职工的下岗分流，我们的工会组织，不仅从未行使说“不”的权力(权利)，反而积极配合党委和政府，召开职代会，顺利地通过了各个企业的下岗分流方案，真是让人匪夷所思！在现有体制下，虽然企业的改制决定和改制方案不是(也不可能是)由工会做出的，但作为职工利益代表者和维护者的工会未能尽到应尽的责任则是不争的事实，尽管这种“全国一盘棋”的行为还难以追究政府或工会的法律责任，但至少从伦理层面上说，工会脱卸不掉社会对自身的道义责难。
二是在矿难事故和大量劳动安全事故中监督不力，对造成每年数十万名劳动者的伤亡负有一定的责任。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企业安全生产问题也引起了人们的高度关注。与此相关的现实是，工作环境恶劣安全事故频仍。据统计，目前我国有毒、有害企业超过1 600万家，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的人数超过2亿，很多工人生活环境不符合起码的安全、卫生要求，等等。“一些企业设备陈旧、作业环境差，劳动者直接受粉尘、噪音、高温甚至有毒有害气体的危害，工伤事故经常发生，职业病危害严重”。(22)这些问题在农民工集中的企业表现尤为突出。但比工作环境的恶劣更糟糕的是安全事故频发。近年来，关于生产安全事故的报道不时见诸报端。煤矿、金属和非金属矿山、建筑施工、民爆器材，以及道路交通、消防、水上交通、铁路、民航、农机、渔业船舶等行业，安全事故不断。从1993年以后一直是这样，尤其是“十五”期间，每年安全生产事故死亡人数在13万左右。2001年130 491人，2002年139 393人，2003年137 070人，2004年136 755人，到2005年达127 089人。(23)2006年，全国共发生各类安全生产事故627 158起，死亡112 822人。(24)其中，最引人关注也最受质疑的是矿难事故连连。按可比口径，我国煤矿事故死亡人数和主要产煤国相比是人家的4倍以上，每开采百万吨煤的死亡率是美国的160倍、印度的10倍；百万吨钢死亡率是美国的20倍、日本的80倍；特种设备事故发生率是发达国家总数的5倍到10倍。(25)但令人深思的是，在这一系列的重大事故及其事后的处理中，均未能见到工会发挥作用乃至表示愤慨的表现。中国工会也为此饱受社会舆论的批评。尽管我国的《劳动法》、《工会法》、《安全生产法》和《职业病防治法》等法律法规都赋予了工会对企业在违反安全生产，侵犯劳动者合法权益的行为和危及劳动者生命健康权的情况下，有纠正权、建议权和处理权，而没有在劳动者的生命安全存在紧急严峻的潜在危险时停止工作的命令权，(26)但在现有体制下，工会在职工面临重大伤害、危险时多少还是能够发挥一定作用。遗憾的是，在近年来频频发生的安全事故中，一直未能见到有对工会曾经履行过自身所负责任的报道。
三是对劳动者的集体议价能力保护不力，对造成劳工阶层弱势群体的产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由于我国还处于市场经济的初创阶段，国家的法律法规和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都还很不到位，企业为了生存，往往把成本和损失转嫁到更为弱势的劳动者身上。在人口和劳动力严重过剩的严峻就业形势下，劳动者不具备与资方平等议价的能力与条件，甚至为了获得就业机会，在劳动者内部产生恶性竞争。这就需要工会代表职工负起集体谈判和协调内部纷争的责任。从理论上说前者是工会的对外保护职能，即以劳动者的组织体出现，通过集体谈判向资方为劳动者集体要价；后者则是其对内整合职能，即协调工人之间的矛盾，削弱以致消除内部恶性竞争，实现劳动者的团结联合。(27)这从工会的起源上也可以得到说明。马克思说：“工会的产生，最初是由于给人们自发地企图消除或至少削弱这种竞争(即前述劳动者内部产生的恶性竞争——笔者注)，以便在协定中争取到哪怕是能使他们摆脱纯粹奴隶状态的一些条件”，“工人联合会的目的是消灭竞争，而代之以工人的联合”。(28)因此，工会的组织程度、工会的谈判技巧、工会的要价实力就显得尤为重要。苏联联共(布)党内代表人物列昂·托洛茨基早在80多年前曾说：“在工人国家，工会是吸收该经济部门的工人的组织，其目的是最正确而有效地为生产本身的利益服务，同时提高工作人员本身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水平。生产工会不是从属于生产的工会，而是为了生产的工会，即为了全面地参加生产，包括领导生产的工会。”(29)但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思想的指导下，在政府片面追求经济总量增长的过程中，中国工会却在协调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中偏离了自己的位置，自觉不自觉地使自己成了从属于生产的工会，未能将“低工资、低福利”的传统待遇与企业发展和社会进步统一起来，对人为压低劳动力价格的行为漠视无言，完全听任“低人权优势”的发展。(30)这种漠视不仅造成了劳工集体要价权的失败和劳工权益的全面受损乃至劳工阶层弱势群体的产生，而且直接导致了劳资平衡的破坏和人类文明成果的倾覆，让世界重新回到原始积累的时代去了。(31)
四是在群体性劳动争议事件中，参与不够，发挥作用不力，对群体性劳动争议事件的上升负有协调不力的责任。由于长期以来中国没有树立社会正义、公平思想，没有“正义压倒一切”的理念，相反，奉行“稳定压倒一切”的指导思想，稳定已经开始演变为维护既有利益格局的一种手段，使得我们形成了一种稳定压倒一切的思维定势。在这种思维定势中，稳定似乎成了一种终极性的否定标准，一切都要为稳定让路。(32)一些官员以社会稳定为借口，剥夺当地人民的话语权、谈判权、参与权、管理权、组织权、投票权、抗议权，导致弱势群体不断扩大，社会道德沉沦，群体性事件频发，社会稳定状况堪忧。(33)因此，调整国家第一次分配和第二次矫正政策，疏通群众利益诉求渠道、破除体制性梗阻，是化解群体性事件频发困局的当务之急。单就劳工阶层而言，由于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工资收入仍是广大职工家庭收入的主要组成部分，对绝大多数人来说甚至是唯一来源。广大职工特别是中小企业职工工资过低，增长缓慢，与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严重不成比例，(34)已形成社会分配两极分化的严重局面。由于国家宏观调控的缺失和微观调处的不力，这些问题造成近年来劳动争议案件大幅上升，群体性事件增多，严重影响了劳动关系的和谐和社会的稳定。在这些劳工矛盾急剧上升的同时，中国工会的参与不够和处置不力也得到明显体现，如近几年在东南沿海地区不断发生的工潮事件、2008年春季的东航集体返航门事件、2008年11月初始于重庆进而蔓及全国的出租车罢运事件等等，都未见到工会发挥作用的报道。
三、中国工会所面临的艰难困局及其原因溯源
在全球化背景下，如何应对或是减轻全球化对中国工人的负面影响，代表和维护好工人的合法权益？是中国工会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更是其应当承担的历史使命。然而，与其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相比，中国工会现有的工作状况和应对态度却极不适当。正可谓不了解全球化，就无法理解我们身在其中的飞速变化的世界；不应对变化，不努力学习，就无法适应我们身在其中的这个世界，甚至会被主流社会所淘汰。就对入世的反应而言，中国企业就远比中国工会积极。中国工会如果能迎头赶上，虽反应迟缓，犹时未晚。(35)以上诸多现象无不表明，中国工会正面临着艰难困局。
(一)艰难困局
这一艰难困局，主要表现为——组织的庞大与发挥的作用极不相称。目前，中国工会拥有2亿多名会员和遍布全国的组织网络，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工会。这是中国工会的骄傲，但如果与其发挥的作用联系起来，也恰恰是中国工会的尴尬！如果工会不能维护工人的权益，不能改变工人的弱势地位，缺少独立性，那么，即使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工会，又如何让人骄傲得起来？(36)
按照惯常分析，中国工会之所以未能较好地维护好职工的权益，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如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机制不够健全、工会法的执法力度还不够强、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对工会工作重视不够、领导还有待加强，等等。遗憾的是，这些长篇累牍的分析都没有涉及问题的本质。那么，问题的根源到底在哪里？
(二)原因溯源
造成中国工会艰难困局的根本原因主要有：
一是中国工会的定位不当。关于中国的工会制度，从本质上看，它是一种准政府机构。(37)工会的宗旨和职责是维护工人的权利和利益，但在中国同时也承担了安抚或动员工人，以实现党和国家的特定经济、政治目标的责任。我国对工会的理解从未从单一职业团体的角度来认识，或者说工会的作用并不局限于劳动关系。由于历史及体制的原因，中国的工会被赋予数种职能，从而兼具多重身份。一方面按照现行规定，中国工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职工自愿结合的工人阶级群众组织，是重要的社会政治团体。在此定位下，我国的工会组织由于负担了许多本应由政府承担的任务，在相当程度上成为准政府机构。而另一方面作为职工群众自愿结合的群众组织，工会还具有职工利益代表者和维护者的身份。现行的《工会法》、《劳动法》等法律法规都有工会代表和维护职工利益的相关规定。因此，我国的工会又具有劳动关系特别是集体劳动关系当事人的身份。这表明我国的工会既是一个“政治团体”，又是一个“职业团体”。问题在于，作为政治团体，工会应游离于劳动关系之外，不仅应该积极配合政府的工作，而且还被视为企业的利益共同体，以企业与职工之间调解者的身份承担企业的部分管理职能。相反，从职业团体出发，工会只能被视为劳动者向资方斗争的工具，参加集体谈判，以提高劳动者的地位、维护劳动者的权益为其首当要义。显而易见，这种共存于同一躯体之内的两种角色，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冲突，而且其冲突也是难以调和的。(38)在现实状况下，“职业团体”无疑无法与“政治团体”相抗衡，而这恰恰正是“工会工作难搞、工会干部难当、职工利益得不到维护、工会的作用发挥不出来”的根源所在。
二是工会的独立性不够，对工作难以有所作为。我国工会面临的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是缺乏切实履行其基本职责所需要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的丧失从组织的建立起就“胎带”而来。从国际经验来看，国外的工会是以自发性和财务自主性来保证其独立性的。工会组织都不是由资方自愿、主动组建的，而是劳工为与资方抗衡自发组织起来的。工会经费也不是来自政府和企业，而是由工人缴纳的。所以，国外的工会组织能够借此成为制衡资方的重要力量，成为活跃的民间组织之一。(39)而我国的工会却是自上而下逐级审批建立的。由于历史路径和社会制度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我国实行的是单一工会制。在组织原则上，工会各级组织采取的是民主集中制原则，上级工会组织领导下级工会组织，全国总工会是国内所有工会组织的中央领导机关。《工会法》第11条第1款“基层工会、地方各级总工会、全国或者地方产业工会的建立，必须报上一级工会批准”的规定，说明组建工会必须要经过事前审批。这意味着只有中华全国总工会及其各级地方组织和产业工会才是中国合法的工会组织。此外，为了建立工会，中国工会还享有其他国家工会所没有的国家政策的支持，即单位拨缴工会经费并以法律确保的特别待遇。如果说上面述及的中国工会的“二重属性”，是造成其难以真正获得独立的政治根源所在，那么，这种享受国家立法保护的特有的工会经费拨缴制度就使其从经济上产生了对政府和企业的依赖。
三是工会的改革意识不强，无法适应全球化背景下国内外形势发展的要求，难以担承其历史使命。现代社会的发展表明，思想自由是促进人的个性发展并最终促进社会全面进步的根本因素。因此思想自由对个人和社会来说意义深远。(40)但长久以来，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我们仍在坚持着思想正确取决于立场、态度正确的认识。将解决思想问题，置于先要端正态度，先要解决爱什么、恨什么、拥护什么、反对什么的前提，而不是建立在理性认识的基础上。这种以立场、态度决定认识的观点，正是马克斯·韦伯所说的意图伦理(an ethic of intentions)的表现，其危害是使理论研究不再是对真理的追求，而成为某种意图的工具。(41)时至今日，这种意图伦理的思想还固守在中国工会的指导思想之中，一些意识形态的观念还充斥在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工会干部的头脑和讲话之中。在劳工阶层整体丧失了主人翁地位，沦为弱势群体的现实下，其如何可能再有主人翁意识，又如何能顾全大局，维护企业和社会稳定，为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发挥积极作用？在国际竞争加剧和国内社会转型的关键时刻，中国工会如果仍停留在传统思维的桎梏之下，不冲破思想樊篱的羁绊，就根本不可能担负起其历史使命，只能仍像托克维尔在论及法国大革命之前的“法院”那样，行其不当行之事，并在当行之事上采取消极不作为的姿态。
四、全球化对中国的挑战与中国工会的历史使命
当今世界，尽管人们对全球化的认识还不尽统一，(42)然而，人们却不得不承认，全球化的趋势已不可逆转。这一新的发展趋势在促进世界范围内经济发展和财富增长的同时，也促使资强劳弱、资攻劳守的劳动关系态势更加突出，如何应对产业结构调整和工人队伍结构的深刻变化以及探索工会振兴与维权的新途径是当前各国工会面临的主要挑战。
(一)全球化对中国的挑战
当发达国家开始对全球化进行全面反思的时候，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似乎还沉溺在全球化所推动的强国梦之中，中国即为其一。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当中国逐步融入世界经济时，全球化对中国工人会有什么影响是中国工会需要面对的一个重大课题。当前，我们所面临的挑战主要体现在：
一是经济危机与社会危机风险的挑战。从国际层面来说，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市场竞争的范围由国内扩展到国际，必将带来经济危机发生的风险性增大，更为可怕的是经济危机的爆发极可能诱发社会危机。如果经济危机与社会危机并发，必然造成可持续发展进程的中断。这样，在经济危机与社会危机之间建立一道“防火墙”，就显得特别重要。市场经济国家的实践表明，工会就是这种“防火墙”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已经从金融领域蔓延到实体经济，它使世界经济走向衰退，导致了许多金融机构和企业破产、倒闭，这不可避免地会对世界各国工人的权益带来严重影响”。(43)但危机与机遇共存，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因此，面对危机，我们不能因它的危害而裹足不前，我们更应该看到，在它的危害下面所蕴藏着的发展机遇。抓住了这一机遇，就可能在未来的世界浪潮中占据重要地位。这就更强烈地要求工会发挥其保护劳动者权益、协调劳动关系、维持社会稳定的作用。(44)
二是发达国家与国际组织的挑战。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发展中国家的劳工权利问题越来越引起欧美等发达国家的新闻媒体和公众舆论的注意，各种人权组织、劳工组织等非政府组织也越来越多地采取各种行动，呼吁国际社会对劳工权益保护的重视。中国的快速发展尤其引起了这些国家和组织的关注，劳工权益问题已经成为中国与其他国家贸易往来中备受关注的焦点之一，而是否遵守国际劳工标准甚至已经影响到了中国能否获得市场经济地位的认可，这从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如美国和欧盟的态度上可以得到证实。因此，如何应对中国内部劳动关系调整的需求和外部对实施国际劳工标准的要求，是摆在中国面前的一个挑战。
三是国内劳动关系失衡与劳动争议案件井喷的挑战。近年来由于分配不公、社会用工不规范和大规模改制等因素所产生或积累的矛盾，正在急剧出现，劳动纠纷、劳资矛盾案件逐年增多。据报道，我国的劳动争议呈现持续快速上升的态势。截止到2007年的12年中，劳动争议案件井喷，数量增加13.5倍；劳动关系有失平衡；农民工劳动争议案件近年来也不在少数；劳动争议案件呈现多样化趋势；(原)劳动法已无法适应社会变化。(45)根据专业人士的预测，未来的劳动争议案件将呈现以下趋势：第一，劳动争议案件总体数量仍将保持较大幅度增长；第二，劳动关系、劳动报酬、社会保险成争议热点，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案件将有较大增幅；第三，劳动合同法执行呈地方化、空洞化趋势，2009年劳动维权可能撞上三大“拦路虎”，即无良企业主不负责任的欠薪逃逸行为、一些地方劳动争议仲裁机构、司法机关人为设置的障碍、一些地方政府的阻力；第四，群体性劳动争议呈上升趋势，部分地区劳资关系有失控风险。(46)这些矛盾如不能及时解决，已经并还将对社会稳定产生严重影响。
四是劳资冲突与社会矛盾加剧对和谐社会建设的挑战。自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新世纪、新阶段，根据中国发展的现实又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发展目标。和谐社会是致力于在全社会实现公平正义，权利受到尊重、纠纷可以诉求、利益得到保障的社会，其核心价值是实现社会公正，其基本手段是保护弱势群体，目的是使社会矛盾与社会冲突处于一个较为和缓的状态。劳动关系是现代社会关系的重要基础，也是构建和谐社会所要把握的关键。劳动关系是否和谐，不仅事关劳动者的切身利益，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也会产生重要影响。可以说，在当前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中，劳动者作为整个社会最大的弱势群体，其权益保护不力显属其一且关系甚巨。西方国家的经验和教训表明，劳动关系如果处理不好，其往往就会超越劳资双方“权利”与“利益”冲突的界限，而演变为劳动者与政府之间的“权利”与“权力”的矛盾，进而挑战政府的公信力和矛盾调处能力，严重影响和谐社会建设。因此，高度重视弱势群体权利的保障，从保护劳动者权益入手，就能够把握住当前社会矛盾的切入点，最有效地减少和化解不和谐因素，促进和谐社会建设。
(二)中国工会在社会转型中的历史使命
“从全球着眼，从本地着手”(thinking globally，acting locally)是西方国家十分流行的警句，我们要跟上全球化时代的步伐，必须从本国实际出发，(47)从我们所面临的挑战和自身所存在的问题做起。基于前面对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国内形势的分析，中国工会要承担起其在社会转型中的历史使命，必须实现以下变革。
一是在建设宪政国家的理念下实现指导思想的转变。所谓宪政国家，是指任何组织包括政党都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一切公权力都要受到有效制约，所有公民权利都受到有效保护的国家。“政府要受到宪法的制约，而且只能根据其条款进行统治并受制于其限制”，“宪政的内涵是有限的政府”。(48)进行宪政国家建设是现代国家的根本特征，也是政府实现其政权宗旨的表现。美国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曾说：“一个好政府应该做到两点：一，信守政权的宗旨，亦即人民的幸福；二，了解实现其宗旨之最佳途径。”(49)综观当今世界各发达国家，都是将制度现代化作为实现其宗旨的最佳途径，也都是在制度现代化之后才实现经济与社会等方面的现代化，而制度现代化的一个根本标志就是政党执政模式的转变，即实行法治，进行宪政国家建设。只有实现执政模式的法治化，公权力才能受到法律的控制，经济改革本身所不能解决的种种社会问题才能得到有效解决，陷于困顿的政治改革才能继续进行下去。(50)从工会角度而言，考察西欧等发达国家的工会，它们之所以能够发挥巨大作用，有一个不能忽视的重要因素，即工会与各自政党和政府的相互支持与合作。政党既不试图控制工会，工会也不趋就附庸。(51)二战后60多年来，以捍卫雇员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利益为己任的德国工会，不仅为德国工人争取了大量的实际利益、使工人分享了经济发展的大量成果，而且，为改革现存制度、推进社会进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52)中国的改革开放标志着向现代国家转型的努力，迄今也只是刚刚起步。这一历史进程决定了中国工会的特殊历史使命——作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阶级基础，中国工会还负有促进和配合党和政府实现执政方式转变的重大责任。因此，从推动国家和社会向现代化转型层面上认识和指导工会工作，就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二是在“三维社会结构”的框架下构建工会工作的新格局。所谓“三维社会结构”，是指现代社会的正常运作，存在着三大资源配置机制，即由政府运作的国家机制或曰计划体制、由营利性企业运作的市场机制和由非政府组织运作的社会机制，即政府的行政性管理、市场的经营性管理以及非政府组织的自治性管理。而“三维社会结构”的构建，有赖于有限政府理念的确立。以《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著称的斯密，为有限政府理论在近代的形成作出了不可低估的贡献，他提出的“政府的归政府，市场的归市场”的原则理念，为有限政府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53)自德国思想家洪堡指出政府的范围以来，公域与私域的分界标准也浮出水面，即公共领域是一种由政府干预的公法领域，而私域则是政府不得干预的私人领域。相应地，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的划分也随之产生。(54)正如科努尔(Cornuelle)所指出的那样，对于一个健全的社会来说，在商业领域和政府治理领域之间保有一个第三领域乃是至关重要的，而这第三领域就是人们所谓的独立部门(independent sector)：它常常能够而且也应当能够以更为有效的方式为我们提供大多数我们于当下仍然以为必须由政府提供的服务。如果这样一种独立部门能够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与政府展开直接的竞争，那么它就的确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减少政府行动所具有的那种最为严重的危害，亦即政府行动所导致的以各种权力为支撑的垄断以及由这种垄断所导致的低效状况。(55)在这里，这个第三领域或所谓的独立部门，与前面我们所说的非政府组织其实是一个事物的不同称谓。工会即属于非政府组织之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培育和发展工会等社会组织(非政府组织)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也是政府转变职能，实现“小政府、大社会”社会化管理模式的需要。中国的社会改革正在从经济领域逐步向社会和政治领域深化和发展，由此必然造成社会的形态结构和组织方式在转型过程中发生重大变化，即原来由政府集中统一组织的社会生活，逐步向政府、市场和第三部门(非政府组织)共同组织过渡，其最终目标就是由单一的政府行政管理转化为多元的社会化管理，形成由政府的行政性管理、市场的经营性管理以及第三部门的自治性管理的“三维社会结构”，从而使社会的发展更加和谐。(56)此外，发达国家的实践还表明，“没有工会，市场经济就不能正常运作”。这种认识在西欧国家尤其突出。德国、瑞典和丹麦等实行社会市场经济的国家认为，市场经济对于经济效率的快速增长具有积极的作用，但是，也有致命的问题，它不可能自发地解决社会公平公正问题。因此，需要有保障公平、注重正义的社会组织对其加以控制和约束，通过协调矛盾和增加全体人民的福利来消除社会紧张关系，达到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兼顾的目的。(57)中国的资产所有者是自上而下由政策造成的，是在没有对手、没有劳资冲突的情况下产生的，缺乏市场的训练和历练。这和西方有着根本的不同。多年来的改革发展，我们最大的教训即在于没有建构起一种协调良好的社会机制，而是企图让市场来服务于社会的目标，一厢情愿地期望市场去做本来就不会做也做不到的事情。结果导致我们的社会在规制市场、约束资本方面束手无策，甚至无法让资本家自身也免于遭受无节制的市场所带来的混乱，让他们在竞争的压力推动下去执行斯密所说的对“生产手段进行革命”的职能。(58)
三是在实现角色转变的目的下，改革现存制度，为推进社会进步作出巨大的贡献。中国工会要实现角色转变，必须对现存制度进行改革：第一，改革现行的建会制度，废除事前的审批制，代之以事后的登记制。只要符合法定条件，工人可以自由地组织工会，不需要向任何组织申请批准。这样既有利于工人自由结社权的实现，同时又能避免与国际劳工标准的冲突。第二，变工会的单一体制为多元体制。现代社会最可贵的价值就是尊重与包容多元，并以法律的形式强力保护之。没有任何一方的意见可以主宰一切。工会是维护职工权益的自愿组织，只有承认工人利益的多元性，允许建立多元化的工会组织才能切实保护工人的不同利益。应该允许在同一单位两个甚至多个工会组织的存在，工人享有自由选择权，根据工会的维权表现决定加入或退出某个工会组织。这样既可防止单一工会受资方操纵的现象，又有利于工人自由结社权的实现。尤其是在城乡二元体制还没有打破，农民工也被视为建会对象的情况下。(59)在一个既有国家职工又有农民工的单位，单一工会如何能实现工会会员的平等保护？多元工会体制不失为一个解决办法。第三，改革工会经费收缴方式。经济独立是组织独立的前提和基础，工会经费应该由工会自筹，企业没有义务向代表职工利益的工会提供经费。我国现行的工会经费收缴方式，不符合国际惯例，也与工会组织的性质不符。不改变这种经费体制，工会就永远不可能真正独立，也永远无法真正代表工人的利益。
五、结语
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实现共同富裕，让更多的人分享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果，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到现在这样一个历史阶段，必须解决公平正义等社会问题。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说：“你不能凭部分的富裕和繁华来判断社会的快乐程度，你必须了解草根阶层的生活。”亚当·斯密在他的《道德情操论》中也说：“如果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众手中，那么它在道义上将是不得人心的，并且有风险的，因为它注定会威胁到社会的稳定。”面对全球化的挑战和国内劳工保护现状的要求，中国工会必须正视导致自己艰难困局的根源，明确自己的社会定位，在此基础上制定自己的总体战略，在效率公平、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进程中，突出公平，强调工人参与分享社会进步的成果，切实担负起自己在社会转型和全球化过程中的历史使命。尽管现在还不能判断中国工会能否最终成为工人权益的真正代表者和维护者，但没有人能够否认，即便在目前，工会也是针对雇主和管理层的一支不可忽视的平衡力量。
注释：
①参见韩源等：《全球化与中国大战略》，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1页。
②1998年纪念改革开放20周年的时候，吴敬琏先生曾经引用狄更斯在《双城记》开篇处的一段话来表达他对我们所处时代的感受：“这是最好的时期，也是最坏的时期；这是智慧的时代，也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任的年代，也是怀疑的年代；这是光明的季节，也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的春天，也是希望的冬天；我们的前途无量，同时又感到希望渺茫；我们一齐奔向天堂，我们全又走向另一个方向……”
③参见《吴敬琏畅谈中国改革开放30年：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金羊网2008年4月14日。
④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它对世界经济作出的巨大贡献，其代价就是中国资源与环境的严重损坏。参见邹民生、乐嘉春：《改革开放：30年甘苦与未来走向》，《上海证券报》2007年6月25日。
⑤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赵人伟和李实领导的收入分配课题组在18年时间里所做的三次大范围收入分配调查结果显示，从1988年到2002年，无论是农村和城市的基尼系数，差距都在拉大。有关统计也表明，近30年来，内外资企业年产值平均增长超过10％，而除垄断国企外的劳动者年工资增长率仅为1％-3％。这些情况都说明，劳动者的收入水平没有随着GDP的增长而同比增长。
⑥这种社会的溃败蔓延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潜规则盛行于社会，甚至成为基本的为官为人之道，对此有学者做了很好的分析；社会底线失守，道德沦丧；强势利益集团已经肆无忌惮，社会生活西西里化趋势出现；利益集团的肆无忌惮，对社会公平正义造成严重侵蚀；职业操守和职业道德的丧失是相当普遍的现象；整个社会的信息系统已经高度失真，统计数据的弄虚作假代表了体制性的对信息的扭曲。“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几乎可以说是比官方统计数据还可靠的现实。孙立平：《最大的威胁，不是社会动荡而是社会溃败》，南方网(广州)2009年2月28日。
⑦改革开放以来，有些部门及官员奉行唯经济主义的指导思想，不惜破坏人民的生存基础和生态环境，以谋取一时的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的提高。对此胡星斗教授在其演讲中有详细介绍，参见胡星斗：《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成就与问题总结——兼论建立中国的改革开放学、迎接新改革开放时代》，2008年10月11日在北京三味书屋的演讲稿。
⑧参见李德贵：《改革开放30年研究综述》，《现代农业科学》2008年第5期。
⑨户籍制度与市场经济完全相悖离、相冲突，成为“三农”问题的祸根，严重阻碍了中国城市化的发展。西方评论家认为，“中国的城市像西欧，中国的农村像非洲”，在很大程度上是事实。如果不废除户籍制度，中国的“三农”问题就永远不可能解决。参见胡星斗：《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成就与问题总结——兼论建立中国的改革开放学、迎接新改革开放时代》。
⑩改革数十年来，一方面社会财富有了极大增长；另一方面公平分配社会财富的机制却未能建立。机会不平等、腐败、垄断和特权更人为扩大了收入差距，加深了社会裂痕。近年来，中下阶层被剥夺的情形愈加严重，底层民众生活维艰，以致社会矛盾加剧。这些情形业已引起全社会普遍关注，而来自不同方面、具有不同指向的主张、吁求互相作用，转而催生和强化了一种以贫富对立为核心的道德话语：贫者弱，富者强；贫者可悯，富者不仁；贫者当助，富者当抑。贫富现象的存在固然是事实，但是何者为贫，何者为富，贫富缘何而生，如何划分等，这些问题却无法借贫富二字加以认识和说明。换言之，以贫富划线，可以简化问题，易于调动情绪，却不能了解社会的复杂样态及其成因。参见梁治平：《立法何为？——对〈劳动合同法〉的几点观察》，《书屋》2008年第6期。
(11)参见林燕玲：《经济全球化对工人和工会运动的影响》，《内部文稿》2000年第15期。
(12)法国著名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使用了“火”这个概念来描述全球化的进程，他为结集出版的一系列小文章取名为《遏止野火》。在这里，“野火”喻指“一些像野火蔓延的危险”，即新自由主义思潮主导的全球化及其给社会带来的伤害。参见皮埃尔·布迪厄：《遏止野火》，河清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
(13)参见李北方：《2008年，我们置身火海》，乌有之乡网站2009年2月18日。
(14)关于国际工运的发展趋势，参见《全球化进程中的世界工会运动》，《国外理论动态》2007年第5期。
(15)参见王天林：《劳动权保障与制度重构——基于我国劳工权益保护的现状分析》，《山东工运研究》2007年第6期。
(16)Chen Feng,Between the State and Labor:The Conflict of Chinese Trade Unions' Dual Institutional Identity,The China Quarterly,2003,p.176.
(17)参见Anita Chan,China's Workers under Assault,Armonk,New York and London,England:M.E.Sharpe,2001。
(18)王怡：《背信弃义是怎样合法的》，http://www.fsou.com/html/text/art/3355646/335564603.html。
(19)梅因：《古代法》，沈景一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97页。
(20)参见王怡：《背信弃义是怎样合法的》。
(21)在下岗分流，改革劳动用工制度，改革分配制度，乃至现在正进行的国企“改制、重组”过程中，国企老总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咄嗟之间就可以决定一个职工的命运，下岗既不必经过劳动仲裁，也不在法律规范之内。职工为了保住一份工作不得不曲意迎合，委曲求全，人身依附，出卖色相乃至人格的现象屡见不鲜。由于缺乏一种道德规范，没有一种精神力量的统驭，导致中伤、排挤、倾轧，人性中各种邪恶的丑恶的行为沉渣泛起，企业管理者与职工之间、职工与职工之间，缺乏诚信，缺乏同情和关爱，最基本的道德底线几乎不复存在。这对我们民族的伤害、对国家元气的伤害，将是难以估量的。参见田嘉力：《让历史记住有关下岗的N个问题》，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22/200704/17798.html。
(22)《劳动法实施存在五大问题，何鲁丽痛斥劳动合同现状》，《中国青年报》2005年12月30日。
(23)参见《中国安全生产事故频发的原因和解决之道》，《中国经济时报》2006年11月16日。
(24)参见《中国去年发生62万多起安全生产事故，逾11万人死》，中国新闻网(北京)2007年1月11日。
(25)参见《中国安全生产事故频发的原因和解决之道》。
(26)参见刘琦：《我国劳动安全事故的原因及对策》，《湖湘论坛》2005年第6期。
(27)参见许晓军：《中国工会的社会责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115页。
(2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220、658页。
(29)列昂·托洛茨基：《工会及其今后的作用——1920年11月9日提交俄共(布)中央全会的提纲初稿》，http://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marxist.org-chinese-trotsky-1920-
119.htm。
(30)清华大学秦晖教授认为，除了“低工资、低福利”的传统优势外，中国更以人为压低人力、土地、资金和非再生资源的价格，以不许讨价还价、限制乃至取消许多交易权利的办法“降低交易成本”，以压抑参与漠视公正、刺激物欲来促使人的能量集中于海市蜃楼式的单纯求富冲动，从而显示出无论自由市场国家还是福利国家都罕见的惊人竞争力，也使得无论采用“渐进”的还是“休克疗法”的民主转轨国家都瞠乎其后。参见熊培云：《为有未来，讨价还价——专访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秦晖》，《南风窗》2008年第14期。
(31)这种经济效益上的好处也带来问题，既让中国老百姓为工厂支付成本，也让国外老百姓付出代价，因为这也意味着你会把人家的工会搞垮了，把人家的福利降低了。为了竞争，国外资本不得不向你看齐，所以就有了“资本内逃”的现象，工会蔫了，福利黄了，整个100多年来的劳资平衡被打破了，而且人家的社会矛盾也加剧了。国外一些资本为逃避本国民主社会主义的压力，逃避工会和福利压力，流向了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熊培云：《为有未来，讨价还价——专访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秦晖》。
(32)在社会利益分配严重失衡，群众诉求渠道不畅，特定群体“代言人”缺位，群体利益协商、调整机制缺失的情况下，奉行“稳定压倒一切”的指导思想，结果就导致“维护稳定”的种种措施使社会健康化的变革无法进行，甚至南辕北辙，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溃败。社会动荡是可以用“维护稳定”去对付的，而社会溃败却更难办。参见孙立平：《最大的威胁，不是社会动荡而是社会溃败》。
(33)参见熊培云：《为有未来，讨价还价——专访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秦晖》。
(34)参见前文在改革开放存在的问题中关于贫富差距拉大，劳工权益受损的注释。
(35)参见王天林：《劳工权益的国际化保护趋势研究：劳工标准视角》，2007年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第8页。
(36)参见朱四倍：《中国工会规模世界最大有什么用》，《燕赵都市报》2008年10月29日。
(37)参见孙立文、黄志雄：《全球化、WTO、劳工权益与国际法——2002年“全球化与国际法律问题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北欧‘国际劳工标准与工人权利’和‘商业与人权’学术会议”综述》，《法学评论》2003年第1期。
(38)参见姚岚秋、李凌云：《WTO时代的劳动立法——劳动领域法治化的新努力》，http://www.chinaue.com/html/2004-3/ 2005121115422681.htm。
(39)参见朱四倍：《中国工会规模世界最大有什么用》。
(40)约翰·密尔曾说：“还不是单单或者主要为着形成伟大思想家才需要思想自由。相反，为着使一般人都能获致他们所能达到的精神体(力)量，思想自由是同样或者甚至更加必不可少。在精神奴役的一般气氛之中，曾经有过而且也会再有伟大的个人思想家。可是在那种气氛之中，从来没有而且也永不会有一种智力活跃的人民。”约翰·密尔：《论自由》，许宝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39页。
(41)参见王元化主编：《近代学人述林·梁启超学术论著》丛书总序，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5页。
(42)如被称为“法国最后一位知识分子”的法国著名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在其新著《遏止野火》中发人深省地揭示：“全球化”口号本是西方新自由主义的人为宣传。而新自由主义是跨国公司的意识形态。“全球化”是跨国公司摧毁各民族国家经济主权乃至政治主权、在经济上控制全球的战略口号。布氏反复强调：“全球化”不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而是一种有预谋、有组织实施的“政治行为”，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思想灌输工作”在人们心目中强加的信仰。“全球化”是新自由主义宣传的产物。但这种认识还远未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共识。参见皮埃尔·布迪厄：《遏止野火》。
(43)王兆国：《在“2009经济全球化与工会”国际论坛开幕式上的讲话》，2009年2月12日。
(44)参见王全兴、汪敏：《〈工会法〉2001年修改的成功与不足》，《华东法律评论》2002年第1卷。
(45)参见《劳动争议案件井喷十二年：数量增加13.5倍》，《法制日报》2007年8月19日。
(46)参见朱茂林：《2009：劳动争议趋势预测》，《半月谈》(内部版)2009年第1期。
(47)参见韩源等：《全球化与中国大战略》。
(48)路易斯·亨金：《宪政·民主·对外事务》，邓正来译，北京：三联书店，1996年，第9-11页。
(49)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联邦党人文集》，程逢如、在汉、舒逊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316页。
(50)参见张千帆：《走向执政模式的法治化》，《南方都市报》2008年9月28日。
(51)德国、瑞典和丹麦等实行社会市场经济国家的工会运动有着浓厚的社会民主主义传统。工会和社会民主党都主张通过适合本国特点的和平方式实现社会主义的目标。工会与社会民主党有着同根兄弟、荣辱与共的关系。参见郑桥：《没有工会，市场经济就不能正常运作》，《时代风采》2008年第7期。
(52)战后，社会民主党上台执政，立即与工会共同制定了振兴经济和充分就业的纲领，并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工会和社民党双方始终注意各自的角色定位，社民党执政需要从全局角度考虑政策的制定，而作为劳工利益代表者的工会则在劳工政策的制定当中体现独到的见解。参见郑桥：《没有工会，市场经济就不能正常运作》。
(53)斯密强调，政府绝不应该介入经济活动，试图以政府行为实行资源配置恐不是人间智慧或知识所能做到的。同时，他也不认为市场是万能的，某些公共物品必须由政府提供。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27页。正如哈耶克指出的那样，斯密的论点既阐明了政府的恰当功能，也说明了政府的限度。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上卷)，邓正来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第69页。参见詹福满、苗静：《有限政府理论的现代解读》，《法律科学》2005年第3期。
(54)哈耶克认为，政府不应当垄断服务，应该允许私营部门进入竞争。即使在公共领域内，也绝不意味着只有政府才能实现目的，应当被理解为人们在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其他更好的方法的情况下要求政府予以满足的一系列需求。参见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第3卷，邓正来等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第339页。
(55)哈耶克认为，人们动辄诉求政府的习惯以及人们动辄把既有可见的救济措施即刻适用于任何场合的那种短视的诉求，常常会使政府抢先控制某个服务领域，因为我们知道，政府往往一上来就采取一些鲁莽而拙劣的措施，结果却堵死了人们获取更好结果的途径。参见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第3卷，第343-344页。
(56)国外的实践证明，非政府组织具有独特而不容忽视的作用。有专家认为，20世纪上半叶是计划与市场两个片面、单一体制的竞争，到20世纪下半叶，国家/市场的二维体制要胜于单一的计划体制或者单一的市场体制，进入21世纪后，将是三维资源配置体制同二维资源配置体制的竞争。相对于其他国家来说，美国是国家、市场、社会三种机制结合运用比较好的国家。其综合国力、创新能力在世界上都居于领先地位，这同其对三种机制同时结合运用有很大的关系。在21世纪里领先的国家必定是三维体制的国家。中国如要赶上去，必须尽快建立起三维体制。参见《转型时期非政府组织的发展》，《中国改革论坛》2004年5月14日。
(57)在工会的努力争取下，欧洲国家的工人在相当程度上分享着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保障制度，法制化的集体谈判制度、形式多样的工人参与制度，以及劳资争议处理制度，使得劳资矛盾得以缓解、劳资关系相对稳定，社会发展平稳有序。在这些国家，工会对市场经济的发展发挥了积极的推进和保障作用。人们普遍认为，如果没有工会，市场经济是无法正常运作的。参见郑桥：《没有工会，市场经济就不能正常运作》。
(58)参见Peter Evans，Is an Alternative Globalization Possible? Politics & Society,Vol.36 No.2,June 2008，pp.271-305，DOI：10.1177/0032329208316570。
(59)其实，从人权保护角度而言，作为国家的公民，农民工天生就有组建工会的权利。但在现实状况下，也只能承认被纳入建会对象的合理性了。
标签：中国工会论文; 企业经济论文; 全球化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企业责任论文; 利益关系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