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维护我国思想安全的几点思考_意识形态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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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92X(2016)01-0045-04

      在全球化背景和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人们的思想进一步获得解放,价值观念和精神世界日益活跃而丰富,再加上西方的文化渗透与国内的思潮涌动互为犄角,使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面临着被边缘化的危险。因此,我们提出了“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命题和严峻的任务。本文认为,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的出现,根源于现实问题与西方思潮所引发的民众对于指导思想的困惑与不自信,直接后果就是消解了民众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以及对于社会主义的信心。所以,要维护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首要的就是必须做好理论上的澄清,提升理论的说服力和吸引力,彰显马克思主义相对于其他社会思潮的理论优势,确立我们的理论自信。

      “意识形态”自产生起就是一个含义复杂、多变的概念。在特拉西那里,意识形态指的是一种“观念科学”,为的是借此克服宗教或形而上学的偏见、假象。而在马克思这里,意识形态很大程度上指的是这种“虚假意识”本身。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所指的意识形态有两层意思:一是“德意志意识形态”,即以德国思辨哲学为代表的唯心主义思维体系;二是一般的意识形态,即一定社会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思想。由于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往往赋予本阶级的思想以普遍性,因此这种意识形态具有虚假性,实际上是维护阶级统治的辩护体系,是一种软的国家机器。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看,意识形态还指一种观念的上层建筑,它是建立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之上的,并反映这种经济基础的思想体系。而在列宁那里,意识形态则涉及不同阶级的政治意识,指的是一种阶级意识和观念的上层建筑。每个阶级都有本阶级的意识形态,资产阶级有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无产阶级也有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不再是统治阶级的专利,而且还成为对立阶级之间相互斗争的有力工具。列宁之后,曼海姆在《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中将意识形态分为两种:特定的意识形态和整体的意识形态。所谓整体的意识形态即一定社会集团所持的总体世界观(包括其概念结构)及其要素。[1]

      参照以上大体的演变过程,我们现在一般所说的意识形态指的是一种观念的上层建筑,它是一定社会阶级、集团利益和诉求的反映,本质上是这种社会阶级、集团所持有的特定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而意识形态安全则指的是这种价值观不受其他因素的威胁、侵蚀或同化,即一个国家的主体意识形态不受侵害而处于一种相对稳定和健康发展的状态。

      我们现在所要维护的主流意识形态,指的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内容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作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者和超越者,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维护意识形态安全,本质上就是要使马克思主义保持在国家政权、政治制度、思想文化、价值观念等方面的指导地位,对其他社会意识具有统摄力,同时它包含的思想政治意识成为社会成员的普遍信仰。而这里所说的马克思主义,不仅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如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立场和方法论,还包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如我们现在所提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这些内容共同构建出一种有别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指导和价值指向,成为我们立党、立国、立政的思想根本。

      意识形态作为一种软的国家机器,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屏障。然而,由于多元社会的价值多样性等因素的影响,如今我国的意识形态领域也面临着许多问题和挑战。这些挑战大多源自各种社会思潮根据自身的理论范式对主流意识形态所做的评判或否定。从总体上看,意识形态领域的挑战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学性的挑战。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本是颠扑不破的真理。然而由于社会上各种对马克思主义歪曲化、污名化的行为,使得马克思主义在民众中的吸引力已大不如前,其理论的科学性也备受质疑。就理论本身而言,对其科学性的质疑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其理论逻辑本身是否科学?二是这种理论现在是否过时了?第一个方面主要通过攻击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或曲解马克思主义的本意来造成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自我否定。比如,攻击唯物史观,宣扬英雄史观以及社会历史发展的随机性;宣称剩余价值论是在书房里臆造出来的东西,用西方的自由主义经济学代替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宣称共产主义是不可能实现的乌托邦,资本主义是最不坏的制度;制造“两个马克思”之间的断裂,打着修正主义的旗号用马克思来反马克思;等等。第二个方面主要认为如今的资本主义早已今非昔比,马克思所剖析和批判的那种较为原始的“维多利亚时代”的资本主义早已不复存在,以此来认定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再者,还有一种倾向就是抛开具体的理论本身,从实践的角度,以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挫折来从总体上否定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科学性。

      第二,对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挑战。合法性指的是人们对某种政治权力秩序是否认同及其认同程度如何的问题。对我们党执政的合法性的挑战主要针对三个方面:一是党的领导;二是政治制度;三是施政措施。这些质疑和攻击主要源于人们用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范式来观照中国的政治现实。在党的领导方面,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源于历史,是人心向背决定的,是人民的选择,而有些人则认为党的执政地位来自于固守“打江山、坐江山”的腐朽传统,抑或是直接套用西方资产阶级选举政治的范式来否定党的领导的合法合理性。在政治制度方面,否定现有制度的民主性和人民性,要求实行以西方议会政治为蓝本的所谓政治体制改革。针对具体的施政措施,则更多的是苛责和批评,质疑政府的施政合理性和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以及党是否真正具有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先进性。这些所谓民主思潮的最终诉求是要通过对现有政治体系的否定和改造,将中国变成一个在政治理念和制度模式上与西方“接轨”的所谓“民主国家”。

      第三,对走社会主义道路必然性的挑战。社会主义本质上是对资本主义超越的存在,是人类新型的文明形态,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必经发展阶段。对走社会主义道路必然性的质疑和挑战主要来自以下三方面:一是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在理论上的不可跨越性;二是社会主义本身是否具有相对于资本主义的先进性;三是马克思所说的“两个必然”是否能够真正实现。首先,在理论上,有些人片面理解唯物史观,声称马克思所说的“卡夫丁峡谷”是不可跨越的,实践证明就算革命胜利后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但还是要回过头来发展资本主义以夯实经济基础,并且以这种理论来质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性质,妄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伟大成果的取得是因为改革开放后发展了资本主义。其次,攻击社会主义的公有制无法激活个人的责任感和能动性,是经济发展的阻碍,同时,认为政府的干预是市场乱序的根源,打着新自由主义的旗号,要求实行彻底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反对政府干预,反对公有制,主张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民营化等。最后,是对“两个必然”信仰的消解。从苏东剧变后所谓的“意识形态终结”到如今的质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性质,对社会主义的悲观和偏见事实上从未间断。面对资本主义顽强的自愈和整合能力,“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等理论主张是否还具有真理性,这些都是民众在思想上所困惑的地方。

      以上所列意识形态领域的质疑和挑战,本质上是对理论的质疑,是对理论的挑战,质疑作为国家意识形态核心内容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并根据各种社会思潮所给出的理论范式炮制出一套套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并且自认为更好的社会建构方案。而这些思潮、主张之所以能在中国产生如此大的社会影响,以至于达到威胁意识形态安全的地步,其根源还在于民众在理论上的不自信。受现实问题和西方思潮的影响,对马克思主义困惑、背离以至否定,导致思想上的混乱和反动以及行为上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偏离,这些才是导致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的根本原因。然而,我们的指导理论,是否真像那些质疑者和攻击者所说的,并不科学和已经过时?马克思主义相对于其他社会思潮而言是否已然处在理论上的劣势?答案自然是否定的。

      一种理论是否过时,本来就与其创立的时间没有必然联系。反观这些西方理论思潮,它们的理论创立者无论是萨特、尼采还是凯恩斯,都早已作古,至于资本主义世界所推崇的“自由”“民主”等抽象理念更是比马克思主义要老得多,而这些东西却不被认为是过时的,还被冠以新思潮的名义到处贩卖。诚然,任何真理都是绝对性和相对性的统一,而它之所以是相对的,是因为它不能超出自己的适用范围。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对象,如今资本主义虽然在表面上早已不是工业革命时期的那副赤裸、野蛮的景象,但是作为核心的私有制的经济基础、社会的基本矛盾等依然没有改变,所以马克思主义也就不存在过时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它不仅没有过时,而且相对于其他社会思潮而言还具有理论上的优势,体现出一种更高层次的理论思维和价值取向。就理论思维而言,马克思主义超越了欧洲那种抽象的唯心主义的思辨体系,创立了科学的实践观,并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论来剖析资本主义社会,揭示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是一个逻辑严密的整体。而且马克思主义的创立是建立在对当时各种自由主义、人道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思潮的批判基础之上的,其理论范式在创立之初就具有某种先进性和超越性。从价值取向上看,马克思主义着眼于废除使人异化的根源——私有制,并通过无产阶级的解放来实现全人类的解放,最终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再者,马克思主义还具有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能够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并随着实践的推进不断丰富和提升自己的理论,从而保证自身的科学性。

      从实践的成效方面看,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果是马克思主义科学性、优越性的最好佐证。而且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证明,坚持了马克思主义,事业就会取得成功,背离了马克思主义,事业就会遭受曲折和失败。虽然社会主义运动在历史上也遭遇过挫折,但却并不能以此武断地否定马克思主义,因为人们对理论的实践方式不同,理论所发挥出的效果也不同。苏联模式的失败根源于其“斯大林式”的实践方式,而非理论本身非科学。

      意识形态安全问题根源于理论上的困惑与挑战,而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本来就是科学的意识形态,具有理论上的优势,这就要求我们在用主流意识形态对社会思潮和多样价值观进行引领的过程中,不能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仅仅视作一种“政治术语”或“宣传语言”,而应该发挥这种理论优势,提升主流意识形态对民众的信服力和吸引力。发挥主流意识形态的理论优势来引领社会思潮,需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彰显和保持主流意识形态在理论上的“高势位”。要想让民众在思想上回归主流意识形态,就必须做好理论澄清,回答民众在理论上的困惑与质疑,这就要求我们首先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在回答和解决理论和现实问题的过程中彰显自身的理论优势。对于同样的社会问题,各种社会思潮给出的理论分析和解决方案往往不尽相同,而且当代中国的各种思潮无不涉及对马克思主义的时代价值、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选择等问题的看法,如果不对这些问题做出理论上的厘清和针对性的批判,就无法提高民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信服度。其次,必须坚持理论上的与时俱进。要维持主流意识形态在理论上的科学性和吸引力,就必须坚持与时俱进,紧跟实践的发展不断完善自己的理论,这样才能为人们的实践提供正确的指南,进而获得民众的认同。反之,如果主流意识形态与社会脱节,就不可能对人们关注的思想问题和社会问题做出有说服力的解释,就会受到民众的怀疑和否定。这就要求我们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坚持理论创新,增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吸引力。

      第二,立足理论立场,坚持正确的引领逻辑。对社会思潮进行引领并不意味着要消灭这些思潮,而是要将这些社会思潮导向主流价值的轨道,整合在主流意识形态的统摄之下,并以此来凝聚社会的思想共识。这就涉及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标的,来对各种思潮进行辨别、批判、规制以及改造的问题。当前,各种思潮涌动,其中有些思潮的价值倾向和诉求主张是和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相近的,有些则不然,甚至还有一些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思潮。所以,价值引领的第一步就是要具体地了解和分析这些社会思潮,分析它们各自产生的原因、基本性质、政治主张以及未来发展趋势等,给出相应的评判,在全面分析、深刻把握以及理论批判中实现超越,并根据它们各自的特点选择恰当的引领途径。对社会思潮中的积极成分,应当让其得到合理的发挥,并将其整合进主流意识形态中,以凝聚社会共识;对于错误和腐朽思想,应当坚决批判、抵制,并通过为民众提供更高层次的理论思维和价值导向以消解其负面影响;至于一些非针对性的社会思潮,则可以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内对其进行规范或改造,以适应社会发展与整合的需要。

      第三,坚持正确的理论实践方式。对理论信服力的最大威胁莫过于现实的反差,一种理论要转化为现实的力量,就必须要经过实践这个中间环节,而如果没有能够选择正确的实践方式,那么非但无法发挥理论的优势,取得预期的成果,还会败坏理论的声誉。要增强理论本身的说服力,就要坚持正确的实践方式,以达到理论宣传与现实状况的一致。首先,必须按照理论的指导来进行社会实践。事实上,很多社会问题的出现并非因为理论的错误指导,而是因为当事人并没有按照理论所指导的那样去做,仅仅把“坚持马克思主义”作为台面上的装饰,而现实的反差会让民众觉得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也不过是一种虚假的宣传。其次,必须坚持正确的理论实践方式。也就是说,社会实践应该建立在完整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之上,要领悟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而不能机械、教条地理解。比如,“斯大林模式”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种教条主义的实践方式,不仅遗祸于苏联,还败坏了马克思主义的声誉。所以,只有坚持正确的理论实践方式,社会才能获得真正的发展,而这种科学理论指导下的发展优势反过来又能转化为理论优势、话语优势,最终能够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信服力和吸引力,维护意识形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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