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模式与未来道路探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道路论文,模式论文,未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经济奇迹与中国模式
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之所以被称为“奇迹”，是因为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了30年的持续高速增长，年均经济增长率达9.6%，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国家。根据2007年的数据计算，中国的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四位，仅次于美、日、德。按照1978年价格计算出的2007年GDP总量已经是当时的13倍左右，而按照人民币不变价格计算的人均GDP相当于1978年的9倍。上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提出到2000年国民收入翻两番的目标，不少人持有怀疑态度，甚至认为“冒进”。但事实证明，中国经济发展得比邓小平预想的还要快，中国仅用了10年就实现了国民收入翻番的经济奇迹。这要比英国所用的58年，日本所用的34年，印尼所用的17年，韩国所用的11年都更短。1978-2005年，农村和城镇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分别增长了23.4倍和29.6倍，恩格尔系数也分别从67.7下降到45.5、从57.5下降到36.7，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近年来，中国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在优先发展农业、轻工业，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产业结构日趋合理。对外经济方面，2007年进出口贸易总额为21745.37亿美元，在世界排名第三位，与1978年相比增长了104倍；2007年实际利用外资747.74亿美元，成为世界上吸收FDI最多的国家之一。连续多年的双顺差使外汇储备持续上涨，据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截止到2008年3月底，外汇储备达16821.77亿美元，位居世界首位。中国奇迹不仅使中国在短期内从一个贫困、落后的国家跃升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世界最大经济体之一，而且还为世界各国提供了一种新型发展模式，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更是意义深远。
通常，一个国家在土地、资本、劳动和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不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其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技术和制度的两轮驱动。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有许多业已发展成熟并且具有很高效率的新技术和新工艺可供学习借鉴，“后发优势”十分明显[1]。可是，好的技术能否真正被吸收，并且为我所用，促进发展却要取决于是否有一个与之相适应的制度体系。[2]所以，较之于技术，制度的作用更为重要。始于1978的经济改革恰恰就是要解决制度问题。历时30年的经济改革不仅造就了中国的经济奇迹，而且发展了一种不同于西方的“中国模式”。那么，到底应该如何界定“中国模式”呢？我们认为，中国模式并非某种国家发展战略、某种意识形态或某种经济理念，而是一套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个领域的制度体系。这其中既包括了落实于书面的正式制度，又包括无形中影响我们各种行为的非正式制度；既有在潜在收益驱动下发生的制度变革与创新，又包含传承着中华文明依赖于过去规则的制度基础与脉络。同时，中国模式也不同于前苏联体制和西方道路，而是一条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富民强国之路。
二、中国模式：一种独特的道路
为了更好地理解中国模式，本文将基于比较制度分析范式展开讨论。之所以选择比较制度分析作为我们的研究范式，主要是因为它克服了新古典经济分析范式的种种弊端，便于我们更为深入全面地理解制度及其运行的作用规律。
比较制度分析的方法论特点是：1.以有限理性和经济活动的复杂性作为经济分析的前提；2.将制度内的相互作用和互补性看作制度存在的重要条件；3.注重历史研究；4.制度内生于人类的经济活动。
青木昌彦(2001)在进行比较制度分析研究时，将所涉及的制度划分为共用资源、交易（经济交换）、组织、社会交换、政治和一般性组织六个“域”来考察。[3]本文为了系统刻画中国模式的特征，全面展示中国改革的进程，将所涉及的制度安排划分为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四个“域”并逐一分析其主要特征，在此基础上对制度转型的路径及其特征进行深入的讨论。
（一）中国模式的经济域特征：公有制居主体地位与有调节的市场经济
1.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形式共同发展的财产关系系统。制度创新是引导中国经济奇迹的主动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形成是最大的制度创新。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强调公有制经济居于主体地位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可以有力地动员社会资源办大事，确保全体社会成员整体利益得到维护和实现，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另一方面，有效调节收入分配，避免资本过分逐利而引发有效需求不足，甚至经济危机，加强国民经济的安全性。改革实践表明，私营企业、外资企业、乡镇企业和个体企业的出现大大增强了经济的动力和活力，公有制经济控制了关系国计民生和经济安全的相关重要领域及产业，提升了对市场经济运行的控制力。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有效结合是中国模式的典型特征，也是中国模式成功的根本原因。
2.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企业三位一体的经济决策系统。中国特色经济决策体系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企业三位一体的决策系统，它与现代西方市场经济的企业一元化决策体系形成鲜明对照。在集中计划体制下，经济决策权高度集中，资源配置和利益分配的决策完全由政府作出，企业成为政府的附属物，缺乏自主经营和创新的主动性与积极性。随着改革的深入，企业成为独立的经济实体，实现了自主经营和自我发展；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实现了职能分工，中央政府控制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和支柱产业，对事关全局的重大问题进行决策；地方政府则在拥有一定财力的基础上，规划本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推动地区资源的整合和产业重组，提升区域经济的竞争力。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企业三位一体的决策体制下，决策权实现了分散化，极大地调动了地方政府和企业的积极性，同时中央政府又对经济运行过程实行有力的控制和协调，保证了中央、地方和企业决策的一致性和协调性。三位一体决策体系具有决策速度快、执行能力强、动员力度大的效果，极大地降低了组织和制度运营成本，有力地推动了经济发展和竞争力的提升。
3.政府的有力调控与市场的基础性作用相结合的协调体系。在中国走上现代化道路的过程中，政府的主导作用具有决定意义。1978-1992年，改革正处于摸索时期，政府职能基本上没有突破计划经济体制的模式；当1992年确定了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的目标后，政府职能才开始真正为经济发展服务，主要包括：(1)制定中长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公共政策，促进社会全面发展；(2)制定和维护市场经济运行一般规则的公共政策及其法律规范，构造市场主体公平竞争、公正交易的政策和法律环境，保证市场的公开、公平和有序；(3)在效率优先的前提下，兼顾公平，促进社会稳定和协调；(4)调节和引导经济发展，提供公共产品，发展规模经济，优化产业结构，促进科技进步，克服社会公害，实现经济增长和稳定等。
按照比较制度分析范式的观点，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替代市场是为了解决制度稀缺问题。中国经济发展所形成的制度需求大于现存的制度供给，所以要通过政府的主导作用进行制度创新，解决制度稀缺问题。政府的制度供给是要创造一个能迅速发动经济增长的制度安排，但这种制度安排未必是一个发育完好的市场体系。因为即使一个发育完好的市场在支持政府规定的高速增长目标方面也可能会失效。所以，归根到底，只有政府主导才能发动经济增长的制度创新，东亚模式（亚洲四小龙）采用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战略获得了成功，而拉美国家之所以走向失败，以及西方自由资本主义之所以面临深刻的金融危机，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政府放弃了对经济的有力调节和干预，采取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中国模式的成功正是因为坚持了政府主导型的发展战略。
4.物质利益驱动的动力系统。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形式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决定了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的形成，它标志着物质利益驱动的制度动力系统的形成，这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忽视物质利益，单纯强调精神鼓励和分配上的平均主义的动力系统形成对比。物质利益驱动的动力系统为制度创新提供了条件，促使人们为了获取在既定制度安排下难以获得的潜在收益而不断地进行制度创新。改革开放以来，传统的旧的制度被破除，大量的新制度应运而生，例如，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国有企业实行股份制改革等都是结合中国国情的制度创新。新制度的出现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有力地推动了技术的全面进步和经济的飞速发展。
（二）中国模式的政治域特征：强化政府的制度供给功能和经济功能
1.加强政府的制度供给功能，确保正式制度的构建。市场经济是一套基于正式制度安排运行的资源配置机制，没有完善的正式制度作支撑，就不可能建立有效的市场经济体制。在正式制度构建中，政府发挥着决定性作用。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构建中，政府一直承担着持续供给改革所必需的正式制度的责任，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政府提供正式制度供给有助于市场导向的制度安排得以顺利而有效构建：首先，改革通常不是帕累托改进的过程，必然有人因改革而受到损失，而这些人往往成为改革的阻力，为了让他们支持改革，就必须依靠一个强势的中央政府进行协调和利益补偿，否则改革进程可能因为利益矛盾和冲突的加剧而受阻。第二，由政府推动正式制度供给有利于提高效率，避免因为利益集团之间的讨价还价，贻误制度与政策的出台时机。第三，为了巩固改革成果，成功的改革措施必须上升为正式制度，而政府可以组织人民代表大会推动相关政策与制度的建设与出台。显然，在经济改革过程中只能加强而不能削弱政府的地位和作用，否则会严重制约正式制度的供给，进而导致制度缺失和市场经济秩序的混乱。
2.加强政治建设，确保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我国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提出了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目标。在政治建设上，强调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人民当家作主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加强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既规避了一党制可能出现的独裁，又避免了多党制轮流执政导致的政局不稳，同时，还与我国的国体和政体相适应，反映了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党的执政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对以权谋私和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倾向应保持高度警惕，不顾群众意愿、任意而为，正是前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重要教训之所在。党领导改革，自身也必须进行改革，要发扬党内民主，带动党外民主，密切联系群众，完善与各民主党派的合作关系，使政党政治有所创新，避免走上西方金钱政治道路。
3.地方政府的分权竞争。中国的财政改革经历了“分灶吃饭”、“分级包干”、“财政包干”到“分税制”四个阶段，最终确立了按照中央与地方事权分工和调动两个积极性的原则，按税种重新划分中央财政、地方财政的固定收入和共享收入，核定支出基数，合理确定上界和补助数额的财政体系。中国所实行的以财政分权和政绩竞争为基础的体制具有三个显著作用，其一，财政分权使得地方政府拥有了地方税收的剩余索取权，并且这种剩余索取权具有可置信承诺的性质，因此激励地方政府更努力地发展本辖区内的经济。其二，由于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和对剩余地方税收的追求，所以地方政府有动机减少对辖区内无效率国有企业的补贴与救助，转而加速企业改制和基础设施投资，从而避免经济转型国家的通病——预算软约束。其三，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可以有效地降低中央政府对于地方官员的考核难度，将隐性信息显性化，通过激励机制的改革节约监督成本。由此可见，地方政府之间的分权竞争将地方政府所追求的目标与人民福利和改革推进中的利益关系一致化，有效地推动了中国的市场化进程，促进了经济发展。
（三）中国模式的文化域特征：儒家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组成的社会资本塑造和谐社会
社会资本是人们通过合作行为改善社会效率的信任、规范和网络，[4]就其本质而言，社会资本是一种非正式制度。社会资本以人际关系网为基础，在应对道德风险和解决激励问题方面可以部分地替代市场中的正式制度。社会资本具有增强社会内聚力的作用，如果这种内聚力极度缺乏，那么基本的社会秩序就无法维持，经济增长更变得无从谈起，因此，作为“社会群体黏合剂”的社会资本是非常重要的制度安排。
中国长期以来一直都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相信通过道德、习俗等非正式制度可以规制人们的行为。在儒家文化背景下，强调个人与他人之间的关系是通过彼此的信任来维系的，个人只有生活在这种社会关系网络中才有意义。基于独特的社会资本，以家庭为核心的社会伦理观、通过血缘和地缘关系形成的社会关系结构以及国家与社会之间相对和谐的关系为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增强了经济效率，促进了信息交流以及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合作。在中国改革开放的30年中，家族企业以其独有的方式推动着经济的发展，其中有的家族企业长期保持着小规模而在竞争中顽强地生存着；有的家族企业被市场淘汰；少数家族企业则发展成为大型企业，甚至成为上市公司，他们积极地进行资本投资和技术创新，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家族企业还解决了改革过程中农村产生的大量剩余劳动力和城市下岗职工的就业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不断提高全体人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中国模式赖以产生和有效运行的社会资本基础，它超越了过于关注家庭和血缘的儒家文化传统，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亲和力。它在全社会和全民族的范围将人们团结起来，同心同德，共创未来，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进程。
（四）中国模式的社会域特征：收入分配多元化与惠及全民的社会保障
1.收入分配新格局的建立。中国的经济改革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实际需要出发，改变了单一公有制经济，调整了所有制结构，“一大二公”的所有制遭到扬弃，建立起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其中，公有制经济通过结构调整得到巩固；非公有制经济得到鼓励、引导而不断发展，二者公平竞争，相互促进。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必然导致分配结构的变化，伴随着所有制结构的改革，以市场化为特征的收入分配新格局也逐步确立。新的收入分配体系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打破了单一的按劳分配制度，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第二，除了劳动以外，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也按贡献参与分配，实现了分配要素的多元化；第三，出现了工资收入、财产收入、投资收入、转移收入以及经营收入等多种收入形式并存的局面，实现了收入形式的多样化。当然，对于收入分配的新格局，我们也应该辩证地看待。一方面，新的收入分配制度通过有效激励将蛋糕逐步地做大，促进了群众收入水平的显著增加；另一方面在切蛋糕的过程中也出现了要素差距、地区差距、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等涉及社会公平正义的问题。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加强监督与调控，通过转移支付的方式逐步调整，以保证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2.就业机制的转变。在改革过程中，中国的劳动就业体制发生了根本性转变，最为突出的特征就是市场机制对于劳动力要素的配置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经济转型过程中，终止了统包统分的就业制度，发挥市场的作用，引进竞争机制，走过了下岗分流、培育人力资源市场、实施积极的再就业政策、实施扩大就业发展战略的过程。并且，在2008年先后颁布了《就业促进法》和《劳动合同法》两部关于劳动就业的重要法律，通过法治建设促进和扩大就业、建立和谐劳动关系、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目前，我国城市化进程尚未完成，产业结构亟待升级，就业压力依然巨大，就业形势依然严峻，因此，就业制度与政策的创新依然任重道远。
3.社会保障体系的探索。社会保障体系是一个社会得以稳定运转的调节器。如果这个调节器失灵，即使再富有效率的制度也必然会出现问题。因此，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对于任何一种经济体制都异常重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保障实现了五个方面的转变：第一，逐步由国家统包向国家、企业与个人三方共同负担转变；第二，由企业自保向社会互济转变；第三，由全部包揽向基本保障转变；第四，由现收现付向部分累积转变；第五，由政策调整向法律规范转变。[5]目前正按照中共十七大部署，以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为基础，以基本养老、基本医疗、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重点，以慈善事业、商业保险为补充，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其中，保障面的进一步扩大，保障资金的进一步补充，保障制度的进一步建设完善是今后改革的重点和难点。
（五）中国模式的形成路径：循序渐进
中国模式是通过改革形成的。改革从某种意义上说指的是一个社会发生的制度变迁。制度变迁是制度的替代、转换与交易过程，也可理解为一种效益更高的制度对低效益制度的替代过程。在这个交易过程中，实行制度改革的人从新体制中获得的预期收益应高于他们从旧体制中获得的净收益，这就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为实行制度改革所付出的代价就是改革成本。既然改革是要支付成本的，作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个体必然要寻求成本最低的改革途径或方案，尽可能少地损害人们的利益，设法使改革能够给大多数人带来利益，被大多数人所接受，这就决定了改革必须是一个逐步展开的渐进过程，因此采取渐进式的改革方式是减少改革成本的需要。中国的渐进式改革既不认同计划经济，又不接受“华盛顿共识”，而是探索发展的“第三条道路”。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生产力发展极不平衡，呈现多层次的特点，因此，任何一种具体模式都难以完全适应全国各地的需要，只能因地制宜，创造条件，利用现有的体制来运作，并在这个过程中逐步改革该体制，使之转化。同时，由于社会上存在着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体脑差别等诸多矛盾，因此建立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秩序，既不能采取统一的方法和模式，也不能制定统一的时间表在短期内完成，只能根据中国国情，采取先在传统体制内部打开一个突破口，发展新型的制度安排，然后通过新型制度安排的发展壮大，逐步推动整个社会的转型。
三、模仿的终结与创新导向的未来道路
（一）经济转型：从模仿到创新
中国的经济改革始自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初期可供学习和选择的模式有四类：第一种是后斯大林时期的计划经济模式，即赋予企业更大自主权的改良苏联模式；第二种是兰格(Lange)和布鲁斯(Brus)提出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即以匈牙利为代表的东欧模式；第三种是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模式，即以亚洲四小龙为代表的东亚模式；第四种则是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即欧美模式。其中，前两种模式由于先后被历史证明其错误性，所以逐渐被人们抛弃，而后两种模式则成为人们向往的改革目标，并且，后两种模式的差异仅在于政府作用及范围的大小，而共同之处是都强调市场的作用。这样，作为共识的“市场经济体制”成为一致的改革方向。从对市场机制的排斥否认到部分承认，再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的完全承认，中国开始了以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漫长改革道路。中国的改革以经济领域的改革为核心，因此通常也被称为“经济转型”或“经济过渡”，即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与“过渡”。纵观中国市场取向改革的历程，可以发现一个鲜明的特点，这就是通过对发达国家成熟市场体制的移植和模仿，中国的体制转型获得了显著的制度后发优势。①制度是一种公共产品，一旦形成并行之有效，后来者就可以避免制度形成过程中试错的高额成本，通过制度的移植、模仿和创新，以较小的成本取得较大的发展收益。中国在适应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通过模仿、移植发达国家的制度，进行了制度创新，以最低的成本建立起符合世界经济发展要求的制度，促进了改革开放的进程。
今天，历时30年的改革业已过去，一个独特的实现现代化的中国模式已经形成。此时，有一个问题必须回答，这就是未来的中国是继续以美国、英国抑或亚洲新兴国家和地区为目标，进行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全方位模仿和移植，还是以我为主，走制度创新之路？毫无疑问，中国模式的进一步完善需要依靠创新而不能依靠模仿。理由是：其一，作为中国模式核心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已经形成，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并成为世界多样化的市场经济体制模式中的一种，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许多发展中国家都把中国市场经济模式看作成功的典范加以学习和模仿。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应当走创新之路而不能继续走模仿道路，否则市场经济体制的中国特色势必淡化并丧失优势。其二，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正在遭受一场由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风暴的猛烈冲击，自由资本主义处于深刻的危机之中。它再一次充分表明，以弱化政府地位和作用，片面强调市场自发平衡为主要内容的新自由主义理论已经破产，中国不能也不应该照搬新自由主义的主张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其三，制度模仿和移植往往对于正式制度是有效的，非正式制度由于内在的传统根性和历史积淀，其可移植性往往较差。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大量移植了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正式制度，再继续进行移植和模仿，就涉及到非正式制度的模仿和移植了，而非正式制度本身的性质规定了它的移植效果取决于所移植国家的文化遗产对移植对象的相容程度。中国的传统文化与西方传统文化存在着重大差别，在全球化背景下，不同文化之间可以交流和相互学习，但不能简单照搬和模仿，否则会引发文化冲突，提高制度变迁的成本。
（二）创新导向的中国模式：一个新的构建
中国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现代化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模式已经形成并以其鲜明特色引起世人的高度关注。但是，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模式不是终极形态，需要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在未来的发展道路上，我们仍要不断总结、学习和吸收其他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成功经验，但是重心将从模仿转向创新，即在认清中国实际情况和总结外国经济发展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用创新的精神健全和完善中国模式，形成创新导向的中国模式。
1.经济领域的创新要突出中国特色的基本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的创新。第一，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完善宏观调控；第二，以城带乡，以工促农，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第三，转变出口导向发展模式，形成内需型产业结构；第四，发展循环经济，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第五，夯实实体经济，限制虚拟经济，维护国家信用，有效控制风险；第六，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
2.政治领域的创新要不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加强法治建设。第一，扩大人民民主，发展基层民主，保障人民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主权利；第二，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用完善的法律体系保证市场经济的有效运行；第三，建设服务型政府，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第四，合理划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在强调政府在公共服务、社会保障、法制建设和通过宏观调控维持经济平稳运行等方面职责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3.文化领域要在改革的伟大实践中进行文化创造，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第一，继承并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第二，以“八荣八耻”为核心，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第三，鼓励并推进文化创新，建设和谐文化。
4.社会领域的创新要坚持以人为本，全面推进和谐社会的建设。第一，保护劳动者权利，扩大就业机会，促进以创业带动的就业；第二，根据经济发展的新形势，调节收入分配，缩小收入差距，增加城乡居民收入，不断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第三，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基本医疗卫生制度，解决市场失灵的问题，提高群众的福利水平；第四，坚持科教兴国战略，改革教育体制，源源不断地为经济发展输送人力资源。
注释：
①制度方面的后发优势是指发展中国家学习、效仿和借鉴发达国家的先进制度和管理经验，并经本土化改造所产生的效率和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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