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毛泽东历史遗产30年研究述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遗产论文,国外论文,历史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8273（2009）02－0070－08
一、国外毛泽东历史遗产研究的基本历程、代表人物及文献
国外关于毛泽东及其思想研究的历史由来已久。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国外记者的报道，到六、七十年代关于毛泽东思想的大论战，无不渗透着关于毛泽东历史遗产的研究。然而，以往的研究更多地侧重于毛泽东思想与马列主义的关系，主要涉及的是关于毛泽东思想的性质问题。对毛泽东历史遗产的真正研究则始于毛泽东逝世以后。迄今为止，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开始研究阶段（毛泽东去世至20世纪70年代末）
毛泽东去世后，世界各国学者、人士、政要纷纷发表评论，缅怀毛泽东对中国和世界历史发展做出的贡献，由此开启了国外关于毛泽东历史遗产的热烈讨论。
当时，受极“左”思潮的影响，国外学者、人士对中国粉碎“四人帮”、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实现工作重心转移、实行改革开放都表现出极大的不理解，认为中国在搞所谓“非毛化运动”，修正主义正在复辟。合众国际社高级编辑史密斯发表的文章，法中友好协会主席夏尔·贝特兰在国际上颇有影响的《辞职书》，① 美国革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阿瓦基安（Bob Avakian）在其著作中的论述，[1](pp.314、315)都持这种观点。
这一时期国外学者出版的有代表性的著作包括：威尔逊（Dick Welson）主编的《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剑桥大学出版社1977年版），鲍伯·阿瓦基安（Bob Avakian）主编的《毛泽东的不朽贡献》（芝加哥革命共产党出版社1979年版），鲍大可和拉尔夫·N·克拉夫主编的《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M·罗素的《毛泽东的思想遗产仍然是中国人民的基本意识形态》（1979），迈斯纳的《毛的中国》（1979），斯塔尔的《毛泽东的政治哲学》（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79），日本学者野纯一的《中国的迷惑——邓小平与毛泽东路线》，苏联学者康斯坦丁诺夫的《毛主义和毛的继承人》等等。总体来看，这一时期国外学者对毛泽东的历史功过，还没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这正如施拉姆后来在谈及《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一书时所讲的：“该书中的许多文章（这一次也包括我的文章在内）在今天看来就显得像从一个运动着的参照系下拍摄而成的模糊快照。”[2]
（二）反思研究阶段（20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初）
20世纪80年代初，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对毛泽东的功过事非做了客观评价。之后，《毛泽东著作选读》、《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等相继面世，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政策取得初步成效，中外学术交流日益增加，国外学者回顾以往的研究，重新思考毛泽东的历史遗产，研究逐渐走向正常化轨道。1982年，施拉姆在日本演讲的长文《毛泽东：一个初步的评价》（香港中文大学1983年版），标志着国外对毛泽东历史遗产反思研究的开始。迈斯纳于同年出版的专著《马克思主义、毛主义和乌托邦主义》（威斯康星大学1982年版），论述了毛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乌托邦主义的关系。1984年，施拉姆在《中国季刊》发表《毛泽东研究：回顾与展望》一文，对1976年以来的毛泽东研究进行了全面总结，提出了进一步研究的方向和方法问题。
在1986年毛泽东逝世十周年之际，世界各地举办了不同形式的纪念活动。《澳大利亚中国事务杂志》发表了“纪念毛泽东”专辑，对毛泽东逝世后十年来的研究做了全面的总结与反思。其中包括斯塔尔（John Bryan Starr）的《“正确”和“错误”：毛研究以及毛的政治思想的再评价》，奈特（Nick Knight）的《毛泽东思想研究领域中的经验主义和论述方法》，格雷姆·扬（Graham Young）的《毛泽东和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沃马克的《毛在何处误入歧途：毛泽东“左”倾政治中的认识论与意识形态》，迪特默的《毛泽东之后的十年》等文章。斯塔尔和奈特指出了国外毛泽东研究领域的主要问题：“令人遗憾的是，在十来年的认识中，‘正确’的毛和‘错误’的毛都同样被当成了稻草人。”[3](p.6)毛泽东研究领域中的种种争论是相互对立的推理间的争论，其中大部分未加阐明的理论设定相互之间是不相符的：因为在各个推理之外并没有普遍的、中立的领域可以作为评判的标准。”[4](p.11)这说明，国外学者在经历了十年的磨炼之后，不仅对毛泽东本身的认识发生了变化，而且已经意识到自身研究的不足，正力图走出原有的思维框架，依据新的研究资料，对毛泽东及其思想做一个更为客观的揭示和展现。
1989年，伴随国内掀起的“毛泽东热”，国外毛泽东研究再度升温。施拉姆发表了他的名著《毛泽东的思想》。在结束语中，施拉姆指出：“即使到今天，对毛泽东这个人，对他的思想，要作最后定论，还应该进行进一步的探讨。”[5](p.206)麦克法考尔（Roderick MacFarquhar）等人主编出版了《毛主席的秘密讲话：从“百花运动”到“大跃进”》（哈佛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一书，该书由史华慈首先对史料的背景、真伪和价值进行了细致的勘定，然后再从文献的脉络中梳理出毛泽东晚年思想中体现出来的“整体救赎”（Total Redemption）与“全面挫折”（Utter Frustration）之间的复杂关系。这些研究说明，国外学者进一步认识到毛泽东研究的复杂性，他们的研究开始走向成熟。
（三）深入研究阶段（20世纪90年代至今）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外毛泽东及其思想研究走向新的高度。1993年在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之际，国外举办了一些关于毛泽东的学术研讨会。1994年《中国季刊》春季号推出了“毛泽东百年”专栏，发表了施拉姆的《毛泽东百年：一个统治者的遗产》和何迪的《最受尊敬的敌人：毛泽东视野中的美国》等两篇长文。1997年由中青年学者、美国杜克大学的德里克（Arif Dirlik）以及哈里（Paul Healy）、尼克·奈特主编的《毛泽东思想的批评性透视》（Humanities Press，1997.）一书，是20世纪90年代西方“新左派”毛泽东思想研究者的标志性学术专著，全书两个重要的部分是：“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全球马克思主义中的毛泽东思想”。所罗门的名著《毛泽东的革命与中国的政治文化》于1998年再版。派伊在为新版所写的序言中说：“所罗门对中国传统文化所做的政治心理解释，其意义决不仅限于毛泽东时代。他对中国政治文化本质——怕‘乱’的发现，也是思考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之有用的导引。”[6](pp.13－38)
2003年12月，为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召开了题为“毛泽东再认识”（Mao：Re- evaluated）的国际学术研究会。来自美国、英国、法国、中国、加拿大、瑞典、澳大利亚的毛泽东及中国问题研究资深专家、哈佛大学师生、国内部分学者约300余人出席了会议。大会主席台中央摆放着1992年以来已陆续出版的、施拉姆教授花费多年心血主持的、由许多西方学者精心编辑和翻译的杰作——毛泽东文集《通向权力之路》1—5卷和即将出版的6、7两卷的样稿。全书一共10卷，最后3卷也已翻译完毕、等待出版。大会主要围绕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与特征，毛泽东早期的政治理论与实践、毛泽东关于中国农民的思想及其由来，延安整风、反“右”运动、“文化大革命”的认识与评价，以及毛泽东的个性及其历史和现实影响等等问题进行了讨论。②
2006年，在毛泽东逝世30周年之际，澳大利亚《中国研究》（2006年春季号）杂志开辟专栏，围绕由张龙和乔·豪里德（Jung Chang and Jon Halliday）编写的盛行于英国、澳大利亚、北美等地的毛泽东传记——《毛：人所不知的故事》（Mao：the Unknown Story）展开评论，发表了乔治·本顿和斯迪温·唐（Gregor Benton and Steve Tsang）等人的四篇文章，把毛的一生分为1940年以前、1940—1949、1949—1965、1966—1976四个阶段，分别加以考察，批驳了该书一些不切实际的说法。
此外，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外毛泽东研究出现了一个新的趋向，就是把毛泽东与邓小平加以比较，邓小平理论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成为一个新的研究点。代表性著作有：费正清的《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Harper Row,Publishers,New York,1986.），迈斯纳的《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美国纽约自由出版社1986年版），德里克的《后社会主义：“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反思》（《关心亚洲学者报》1989年第1期），季塔连柯的《对毛泽东、邓小平社会主义理论的比较研究》（《中共党史研究》2001年第6期），国分良成的《邓小平时代毛泽东时代的异同》（《国外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研究译文集》第2集，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等等。
二、国外关于毛泽东历史贡献的研究
国外学者多方面、多角度地分析了毛泽东的历史贡献。他们认为，毛泽东的历史功绩，首先在于他把马克思主义应用于中国实际，在理论上形成了毛泽东思想，把一个四分五裂的中国统一起来，变成让世界尊敬的国家，毛泽东改变了世界力量的对比，从而也改变了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所有这些都为中国的现代化打下了物质的和精神的坚实基础。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更为根本
国外学者高度评价毛泽东对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做出的贡献。佩弗（Richard M.Pfeffer）指出：毛泽东是一个最精明和最有胆识的革命领袖，他能够记住马克思的最终目标，同时他又能不断试验并改变将中国社会推向这些目标的手段。毛泽东对马克思和列宁主义传统的贡献就在于他（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领导了世界历史上最为成功的社会主义革命。[7]德里克认为：“在毛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所包含的所有革新中，没有什么比他所讲的‘马克思主义具体化’——或更确切地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更为根本，更为意义深远了。在把民族目标和社会主义目标结合起来这一点上，毛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集中体现，它既是中国的又是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做法不仅对中国革命而且对全球范围的马克思主义都是意义极为深远的。”[8]施拉姆认为：“不管怎样，毛泽东对中国革命最普遍的，或许也是最持久的贡献就是毛泽东的思想。”[5](p.1)尽管毛泽东晚年犯了错误，但“毛泽东仍然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晚年的问题并不是他放弃了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他的指导原则，而是他的体系化思想逐渐被他的激情和冲动所代替，并以后者作为行动和决策的基础。”[9](p.131)斯塔尔认为，毛的确强烈地暗示从中国革命实践得出的理论结论与马克思在一个世纪以前在正在工业化的西方所得出的结论是大不一样的，“他在1956年对他的同事们说：‘我们不一定非按照马克思的方法来烧羊肉。’两年后他说，相反，在学习马克思主义时需要的是‘不受约束的作风’。‘人们应该尊重（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但不应迷信它们。马克思主义是创造出来的，不是模仿得来的。’毛在批判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时说，《资本论》与中国面临的问题关系不大，因为它所根据的经验的性质与中国不一样。”[10](p.985)霍林沃思指出：“作为一个杰出的叛逆者，毛泽东继承了中国古老的游击战思想，用之于20世纪的中国，同时又对马克思主义加以改造，使之适合于他那独具特色的中华民族政治纲领。因此，他的名字无疑将永垂不朽。”[11](pp.284－285)野村浩一认为，“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与所有的伟大的革命家一样，也是一位最富于独创的思想家。毛泽东曾屡次引用列宁的话，谈到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对于具体情况作具体的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这个“活的灵魂”就是毛泽东的思想。[12](pp.60－61)
（二）中国的统一没有毛泽东难以想像
国外学者从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视角，高度评价毛泽东为结束旧中国一盘散沙、统一中国做出的贡献，认为毛泽东改变了中国在世界的形象，把一个“一穷二白”、任人宰割的中国变为受到世界尊敬的中国。
美国《毛泽东传》的作者特里尔指出：“对于20世纪中叶大多数的中国人来说，毛的主要成绩在于统一了中国”，“毛统治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最为统一的时代之一”，“共产党的组织网络使中国29个省的相互依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13](p.462)现任俄罗斯总统麦德韦杰夫曾指出：“正如德国的统一没有俾斯麦、意大利的统一没有加里经难以想象一样，中国的统一没有毛泽东也难以想象。因此，我们没有必要假装看不见他的功绩、他的错误或过失。”[14]日本《毛泽东集》的主编竹内实认为，毛泽东是一位以中华世界为对象奋斗一生的人物，他把自己塑造成既掌握权力又拥有思想这类人物。似乎可以说，毛泽东结束了中国近代以来的全国混乱状态和军阀混战。[15]加拿大学者陈志让（Jerome Ch'en）指出，19世纪60年代以后，不断有人提出过建立一个强盛中国的要求。不同之处，在于达到强盛的手段。毛代表了自强运动的新一代。他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探索着把马列主义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实际情况，以加强中国的实力。由于他依靠农民，所以人们都认为他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了。但是，我认为，他正是采用了中国农民革命的传统形式，同时又研究出了一整套为了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目标的战略战术，他才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了的共产主义做出了他最大的贡献。[16](pp.序论6－8)
（三）《毛主席语录》使《圣经》黯然失色
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不仅取得了民族的独立解放，而且改变了世界力量的对比，为第三世界反对霸权主义、争取和平树立了榜样。关于毛泽东对世界产生的影响，特里尔的《毛泽东传》中有一段精彩描述。他说：“‘毛主席’这一有助于跨越文化障碍的亲切的尊名，已成为大多数国家家喻户晓的用语。在六十年代，《毛主席语录》译本的数量和种类之多，使《圣经》也黯然失色。即使是孔夫子，他的学说也从未传播到如此之多的国家。成吉思汗以其影响名扬欧洲，然而，他没有学说。毛是‘第一位以朴素而直率的语言同世界谈论我们的切身利益的中国人……’。”[13](pp.463－464)派伊指出：“从任何标准看，毛泽东都属于本世纪少数几个最伟大的政治家的行列。对他的直接评价的一个尺度是，毛泽东不仅对于他的同胞，而且对于世界上的其他人来说，都已成为其他国家的象征。”[17](p.269)
毛泽东逝世后，美国《新闻周刊》发表文章指出：“可以这么说，他的一生使他的国家和整个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个评价对他比对当前任何其他世界领袖更符合事实。毛是本世纪的巨人之一，是一位非凡的人物，他完全支配着大约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九亿中国人的思想和行动，连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也敬畏他。”[18](p.432)《澳大利亚共产党人》发表文章指出，在我们看来，毛主席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贡献的确极大，确实是全面的贡献。它表现在许多方面，包括他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理解和发展，他严格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行动的指南，他始终坚持唯物辩证法等。
但是，也有人认为，在毛泽东的眼里，共产主义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迪克·威尔逊指出：“有位易动感情的学者曾经对他（毛泽东）说，共产主义是很可爱的。毛泽东答道：‘不，同志。共产主义并不可爱；共产主义是我们消灭敌人的铁锤。’”[19](p.389)最初推动毛泽东投身于民众生活的并不是马克思主义，始终催他奋进的是对一个必须推翻的不合时代潮流的社会结构所束缚着人类尊严和不平等的关心。“毛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武器，是因为他在需要武器的时候。马克思主义正处于时兴阶段。”[19](p.394)
（四）毛泽东至少是集五种角色于一身的人
国外学者认为，毛泽东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也是一位集多种形象于一身的伟人。特里尔认为：以20世纪的眼光来看，毛之所以如此伟大，是由于他的影响在现代中国历经接连不断的种种动荡仍经久不衰。他的经历，足以使他成为将马克思、列宁、斯大林合为一体的中国革命的化身。毛泽东至少是集五种角色于一身的人。“他是点燃全国反抗烈火的农民运动组织者、军事统帅、豪放不羁的浪漫主义诗人、赋予马克思主义一种新的东方伦理的哲学家、全球最庞大的行政机构的政府领袖。”[13](p.461)
施拉姆指出：“20世纪的重要人物有谁能像毛泽东那样受到极不相同的各种各样的评价。40年代，许多方面（包括克里姆林宫）认为他是一位在马克思主义真实性上可疑的、天才的游击战领袖。50年代初，又认为他是一个服从于莫斯科的极权主义党国的统治者。其后，文化大革命期间，在人们（特别是西方的造反学生）的心目中，他又变成了一位高瞻远瞩的富有灵性的圣人。他设计了一个比苏联更纯洁、激进、人道的新的社会主义模式。”“毛集所有这些于一身，还兼有其他。人们常说，毛泽东是中国的列宁和斯大林。但是如果我们希望从俄国经验汲取一些可以类比的词对中国的发展进行解释的话，更恰当的应该是说，毛泽东是中国的列宁、斯大林和彼得大帝。”[20]
（五）有一件事一点也没改变
国外学者认为，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把实现中国现代化作为未来发展目标。施拉姆指出：许多事情表明，当今邓小平的中国和20年前毛泽东的中国有了不同，但是有一件事一点也没改变：即为寻求一条现代化的道路而向西方学习，特别是向马克思主义学习，同时又保留中国特色，他们都以此为目标。[5](pp.196－197)天儿慧也指出：1975年1月，周恩来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作了《政府工作报告》，他阐明了经济建设的重要性，第一次正式提出推行“四个现代化”。③ 戴卫·W·张指出：“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有一个坚定的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共同目标，他们都相信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都希望把中国建设成为强大的工业国，提高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实际上，当邓小平于1975年为执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政策而受命于危难之际时，毛泽东是坚决支持周恩来和邓小平的。[21](p.137)
波尔加科夫从更为广阔的视角做了系统比较。他指出：“每个仔细的读者都会发现，邓小平和毛泽东的许多观点有一定的相似性。这明显表现在他们对待外国经验的态度上，表现在他们对中国民族特点的说明和对中国发展成为‘强大社会主义国家’的预言上。请比较一下：毛泽东说：‘任何外国的经验只能作参考，不能当作教条。’邓小平说：‘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毛泽东说：‘我国人口众多，底子薄，经济落后。’邓小平说：‘要使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至少有两个重要特点是必须看到的：一个是底子薄，第二条是人口多，耕地少。’毛泽东说：‘大约在50年到70年的时间内，就是十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内，可能建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邓小平说：‘本世纪末实现了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后，我们还要前进……再花五十年时间的奋斗，达到世界经济发达国家的水平。’最后，两位领袖都试图尽快克服国家的贫穷落后状态。可能所有这一切使一些研究者有理由认为邓小平是‘当今中国主要领导人中最毛化的一个’。”[22]
三、国外关于毛泽东晚年失误的研究
晚年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给中国带来了怎样的社会后果，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是否意味着否定毛泽东思想？国外学者对这些问题做了广泛的研究，得出了各种不同的结论。
（一）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起源
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国外研究呈现出多元思考的特点。迈斯纳认为，“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反映了毛泽东潜意识中的唯意志主义和民粹主义。与所谓的更主张“经济决定论的马克思相比，毛是一个‘唯意志论者’。”[23](p.266)“在极端唯意志论为特征的毛主义世界观中，在创造历史、实现共产主义理想方面起关键作用的，只是那些富于固有的革命精神和道德观念的人。”[23](p.201)费正清认为，“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代表了毛泽东不断进行精神革命的思想，以便解放普通老百姓，改变他们的人生目的，来反对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官僚主义和特权等自古以来的弊端，特别是给予党内年轻一代遭受压抑的积极分子以出头的机会。这是社会革命的起因。[24](pp.443－444、417)“文化大革命”并不具有历史必然性，“这是一种偶然做出的安排，而不是有控制的规划。”[24](p.436)施拉姆也认为，“大跃进”是“在共产主义的历史上，毛和他的同志们最放任自己的唯意志论思想的时期”。[25](p.160)“文化大革命”并不是毛泽东的革命道路必然和难免的终极，而是他一生可能的而且完全合乎逻辑的结局。他容易冲动的性情，他好走极端的习惯，以及在差不多十年的时间里想方设法对党内批评他的人进行报复的动机等等，都促使他走到这一步。“他并非命定有这种结局，但是有这种结局也并不令人惊奇。”[5](pp.200－201)史华慈持同样的观点。他说：“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文化大革命’。但这并不意味着他预料到‘文化大革命’的结果或者创造条件导致‘文化大革命’那样的结果，也不意味着他预见到‘文化大革命’的结果。简言之，这意味着他的行为和思维方式对整个事件来说是不可避免的。”[26](p.9)利夫顿指出：“对于毛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是否具有原创性的问题，看法往往有分歧，但多数人都正确地强调了他一直关注‘斗争’、‘矛盾’、‘整风’和‘改造’等主题。然而，我相信有一个重大的深层特征尚未得到应有注意，这就是一种生命存在意义上的绝对化倾向（existential absolute）。它坚持主张以要么获得一切，要么一无所有的极端态度去直面死亡。这一特质是塑造‘文化大革命’主观风貌的最重要因素。”[27](pp.597－598)
麦克法夸尔、霍林沃思、爱德华·E·赖斯认为，“文化大革命”起源于中国领导集团内部的分裂和权力之争。“中国领导集团的分裂，是由于在中国革命的目标，在应该如何治理中国、开发中国等问题上的意见分歧所造成的。对‘文化大革命’渊源的分析，必须包括政治、经济、社会、军事、外交以及文化问题。同时，正如涉及到有关人的问题时所一贯会发生的那样，这里面也有关于权力和地位的积怨。”[28](pp.引言2－3)正是刘少奇和毛泽东之间治国方略的不同造成了“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希望‘继续革命’，刘少奇的首要目的则是希望在经历了‘大跃进’造成的灾难之后，恢复农村和城市的社会安定，复兴经济。这时的毛泽东，很为不能制止他所谓的刘少奇的右倾趋势感到烦恼。他认为为增加生产而使用的物质刺激——农业社中的自留地和工业中的加班费——太多。尤其让毛泽东感到不满的是：他发现，自1935年他成为党内公认的领袖以来，到60年代，他实际上已经很难接近中层，似乎中层是掌管在刘少奇和党的手中；并且，自己的讲话已经很少能被群众听到。”[29](p.89)美国中国问题研究专家爱德华·E·赖斯认为，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分歧还表现在反官僚主义的方法上。“刘少奇也曾谴责过官僚主义。他与毛泽东之间的主要分歧在于组织问题，以及如何克服官僚主义上。刘少奇主张发展高度集约化的经济，而且把官僚主义看成是政府试图过多过细地干预经济的结果。在刘少奇看来，高度的国家干预需要大规模的组织，而大规模的组织是培育官僚主义的温床。建立一种不受过多干预的高度集约化的经济需要一种激励机制。这套理论与毛反对官僚主义的作法的确存在很大距离，毛泽东把它当作修正主义而加以批判，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工人不发奖金，而农村实行大寨式办法，给政治态度好的人额外加‘工分’。”[30](p.340)
沃马克、中西功等人认为，“文化大革命”起源于晚年毛泽东思想的僵化。“毛泽东所误入歧途的地方并不在于他的‘毛泽东主义’，即在他的职业生涯中发展而成的对政治的独特方法，而在于他的‘主义’，也就是说，他教条地被客观主义的列宁—斯大林主义意识形态框架所束缚。1949年以后毛泽东对中国政治发展所保持的实用主义的警觉，日益被一种不恰当的概念框架所左右，这个框架一直未被他置疑。”[31](p.24)面对新的现实，毛泽东企图套用过去在延安窑洞里搞民族民主革命的方式，因此遇到了很大的矛盾，中国新的社会主义经济和文化的基础、中国新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与毛泽东考虑问题的旧思路之间产生了很大的矛盾。[32](p.150)在这里，沃马克所谓毛泽东的“实用主义”，实际上是“现实主义”的意思。他认为，1949年以后，毛泽东思想中的现实主义成分逐渐被一种教条主义的观念所取代。
（二）“文化大革命”是否有正面效应
对于“文化大革命”是否有正面效应这个问题，迈斯纳、派伊、威尔逊等人都从正面作了回答。迈斯纳认为，“文化大革命”的教训为邓小平的改革从反面提供了理论的和实践的基础。迈斯纳以其富有逻辑魅力的语言风格写道：“‘文化大革命’意味深长地提出了关于20世纪社会主义目标和手段的重要问题。……世界历史上再没有别的时候将由革命者到统治者的转变带来的后果如此清晰地暴露出来……也很少有对不平等、精英主义、等级主义、官僚主义的根源进行如此深刻的追究。”[33]派伊认为，“文化大革命”的综合效应为一种新的政治制度找到了一个公式，而这种新的政治制度同毛泽东所要建立的政治制度是相对立的。他指出：人们发誓说“永远不能再搞‘文化大革命’”，这就为大刀阔斧的制度改革大开方便之门。[17](p.610)迪克·威尔逊认为。毛泽东的失败，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及其社会生活有了自己的特点。他说：毛泽东“总是走极端——企求百花齐放运动中彻底的言论自由，大跃进运动中个人的集体主义精神，‘文化大革命’中领导与被领导的完全平等。每一种尝试都失败了，因为没有党的支持。然而，每一种实验后，总有些沉淀积存下来，它们使中国的共产主义，使中国的国家生活具有了自己的特点。”[19](p.394)堀悦夫认为，“文化大革命”造成的贫穷，使中国领导人把发展经济放在了第一位。他说：“‘文化大革命’给人们带来的只有贫穷，老百姓厌烦了‘左’的思想，中国人民迫切希望得到物质上的富裕，关于这点中共中央委员会是十分清楚的。所以中共中央必然首先把管理目标制定在追求物质富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上。而其结果就是制定了‘50年后一定要达到发达国家的经济水平’的目标。”[34](p.18)
（三）否定“文化大革命”是否意味着否定毛泽东思想
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这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的历史性决定。那么，否定“文化大革命”是否意味着否定毛泽东思想呢？国外学者就此曾作过激烈辩论，主要有两类观点：一类观点认为，否定“文化大革命”就是否定毛泽东思想。比如，小林弘二指出：“邓小平时代的中国恰似同毛泽东时代的目标截然相反。”作为邓小平180度大转变的背景，实质是“意识形态的毁灭”问题。把毛泽东晚年的思想归结为“左倾错误”。这是“坐标轴的大移动”，“这同一贯强调‘主观能动性’的毛泽东的价值观相反。”④
另一类观点则认为，邓小平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正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戴维·W·张指出：“从根本上看，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主义者与邓小平主义者之间在思想意识形态上并没有多大差别。”[35](p.152)赫尔穆特·施密特指出：“毫无疑问，按照邓的意志，中国将来也仍然是一个共产主义社会”[36](pp.343－344)小川平四郎指出：“邓小平绝不是改革开放一边倒的人，在他的脑子里，经常同时存在两种观念，即改革开放的观念和坚持社会主义的观念。这从他的发言中便可以看出，他有时强调改革开放，有时强调坚持社会主义，有时是两者一起谈。”[37](p.350)季塔连柯指出，邓小平理论与毛泽东思想这“两种构想都考虑到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可能性和历史必然性，认为这种社会可以使中国摆脱落后和贫穷的桎梏，建立现代的繁荣昌盛的国家。在这方面，毛和邓都是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形态不断进行历史性更替，最终社会主义要取代资本主义的理论出发的。”[38]
四、国外毛泽东历史遗产研究的特色和局限
怎样看待国外毛泽东历史遗产的研究？笔者认为，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辩证法，实事求是，既看到国外研究的长处和特色，也看到其缺点和局限。
（一）国外毛泽东历史遗产研究是一张“立体画”
首先，国外关于毛泽东历史遗产的讨论抓住了大局。毛泽东晚年在生命垂危之际召见华国锋时说道：“‘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了吧！我一生干了两件大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情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唧唧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这段话写在胡绳的文章中，在《人民日报》上公布了。⑤ 这是毛泽东作为一位历史巨人的自我反思。“两件大事”集中反映了毛泽东一生的功过。纵观国外学者的研究，他们关于毛泽东历史地位的讨论也主要是围绕这样两个方面来进行的，对总体轮廓的把握也是比较得体的。
其次，国外毛泽东历史遗产研究从不同视角充分反映了毛泽东的历史功绩。毛泽东结束了近代以来中国军阀混战、任人宰割的局面，推翻了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空前统一。国外学者称毛泽东为现代中国“建国之父”，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三位伟人”，是“中国的列宁、斯大林和彼得大帝”。这些说法都是有一定道理的。毛泽东不仅用毛泽东思想统一了中国，而且改变了中国两千多年来封建社会的结构，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变革者，他使用的是疾风暴雨般的手段，他的气度足可与列宁、斯大林、彼得大帝相提并论。毛泽东本人也曾在著名的《沁园春·雪》中写道：“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成吉思汗等等都不过是或文治或武功，缺乏更为长久的精神号召。毛泽东把马列主义应用于中国实际，创立了毛泽东思想。文治武功，都超过了古代英雄。国外学者认为，毛泽东思想是毛泽东更为持久的贡献，这是有根据的。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革命取得胜利、抗美援朝得以凯旋、“两弹一星”研制成功、给第三世界以无私援助、恢复联合国席位以多数票通过，这一切都凝聚了发展中国家的力量，鼓舞了第三世界的斗志，使第三世界成为相对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第三支力量。这种三足鼎立的格局，维护了世界和平。国外研究看到了毛泽东对世界和平的贡献。
第三，国外学者对“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研究包含一些珍贵的思想。值得一提的是，国外学者认为“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并不具有历史必然性，但有这种结局也并不令人惊奇。这种思想是比较深刻的，体现出辩证思考的特色。的确，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讲的，“文化大革命”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完全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歪曲。但对当时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国际形势复杂，缺乏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党内领导制度不健全，缺乏必要的民主程序，作为党的主要领导人的毛泽东骄傲自满，一些别有用心的坏人又利用他的错误挑拨制造事端，这一切都为“文化大革命”的产生创造了条件，因而“文化大革命”的产生在逻辑上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正如邓小平后来所讲的：“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不幸。”[39](p.333)国外学者看到了“文化大革命”给中国党、国家和人民造成的严重灾难，也看到了“文化大革命”对中国改革开放提供的反面教训，这些观点与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的精神是基本一致的。国外绝大多数学者也看到了中国共产党拨乱反正、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意义，认为否定“文化大革命”不是否定毛泽东思想，而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这种观点是难能可贵的。
（二）国外毛泽东历史遗产研究的缺点和局限
威尔逊指出：“一个人不可能完美无缺，对毛这样一位英雄不能过于吹毛求疵。”[19](p.394)同样，对国外学者的研究我们也不能“吹毛求疵”。但对于一些原则性的问题，我们必须予以澄清。
迈斯纳把毛泽东晚年的失误归结为他思想中的“民粹主义”潜流，并认为这是毛泽东思想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东西，这是应该加以纠正的。早期毛泽东的确受过“民粹主义”的影响，但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实现了世界观的根本性转变，迈斯纳对这种转变有所忽视。费正清虽然正确地看到“文化大革命”“是一种偶然做出的安排，而不是有控制的规划”，说明他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当时中国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不健全，领导者个人缺乏约束，在“文化大革命”发起过程中的作用，然而，美中不足的是他未能正确地认识“文化大革命”的性质，将其错误地称之为“精神革命”、“社会革命”。马克思主义的确强调人的思想、灵魂和精神的改造，没有天生的马克思主义者，包括工人阶级在内。而要掌握科学的世界观，就需要学习和实践。而“文化大革命”却极力宣扬“天才论”，把一些人说成是天生被马克思主义者，说什么“老子英雄儿好汉”、“根红苗正”、“红五类”等等，把另一些人又说成是天生被改造的对象，采取简单粗暴的方法对待他们。在“触及灵魂”的旗号下，无休止地开展批判斗争，混淆了是非界限，混淆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的界限，无限上纲，是非颠倒。结果，不是改造了世界观，而是破坏了正常的思想建设，污染了人们的灵魂，败坏了社会风气。
施拉姆把“文化大革命”的起因主要归之于毛泽东的“极端化思想情感”，这也是不够确切的。“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毛泽东本人的确负有主要责任，是他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但是，“文化大革命”又不只是毛泽东个人的错误造成的，而是一种社会思潮的产物。概括地讲，“文化大革命”是1957年以后在我们党内不断发展的“左”倾思潮的产物，是党内“左”倾思潮恶性发展的结果。具体说来，原因主要有四点：第一，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左”倾理论的系统化，并被提到党的指导思想的高度，这是“文化大革命”发生的直接的根本的原因。第二，错误的党内斗争和个人崇拜的狂热，严重地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这是造成“文化大革命”发生和难以防止的一个重要原因。第三，当时特殊的国际环境，对党内“左”倾思潮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第四，林彪、江青、康生一伙坏人，别有用心地利用党的错误，极力鼓吹个人崇拜，挑拨制造事端，这也是造成“文化大革命”发生的一个原因。毛泽东的“政治报复”仅仅是“左”倾思潮发展的结果，不是“文化大革命”产生的根本原因。
魏斐德和利夫顿等人虽然看到了毛泽东早期思想和心理因素在“文化大革命”发起中的作用，具有一定的道理。但这种观点客观上否定了当时社会历史条件的作用，如果把这种观点坚持到底，将不可避免地走向主观主义。此外，有学者把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视为对毛泽东思想的背离和否定，认为毛泽东思想只讲精神因素的作用，邓小平理论则只强调物质因素的作用。这不仅错误地理解了毛泽东思想，而且也错误地理解了邓小平理论。片面强调精神力量的作用，正是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这种错误并不属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强调经济建设的重要性，正是对晚年毛泽东忽视生产力错误的纠正，但邓小平同样十分强调经济建设中个人能动作用的发挥，把邓小平理论等同于“经济决定论”是错误的。
注释：
① 转引自李君如：《毛泽东在国外》，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6页。
② 参见刘辉：《“哈佛大学‘毛泽东再认识’国际学术研究会”述要》，《教学与研究》2004年第3期。
③ 参见冷溶主编：《国外邓小平研究》，山西经济出版社1993年版，第21－22页。
④ 参见冷溶主编：《国外邓小平研究》，山西经济出版社1993年版，第1－9页。
⑤ 参见王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初探索起点》，载于《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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