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根”经济学派挑战主流经济学——“我们打起了非主流的旗帜”——访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杨帆教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派论文,打起论文,商学院论文,草根论文,旗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访谈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中国似乎已成为“神学”，这不仅歪曲了经济学，也歪曲了自由主义
记者（望田）：杨老师，您所批判的新自由主义与传统意义上的自由主义有什么不同？
杨帆：经济自由主义是一般自由主义的一个经济分支，作为经济学理论有一定科学性，它所研究的是如何通过市场机制，调动人对于利益的追求，提高经济效率。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深受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之苦，特别是深受10年“文化大革命”之害，急于寻求新路，自由主义，包括经济自由主义自然如雨后春笋。当时的经济自由主义只是一般自由主义的一个部分，促进了中国改革开放。
上世纪90年代盛行于俄罗斯、拉丁美洲的“新自由主义”则有完全不同的性质，它实质上是“新古典主义”和“制度学派”经济学理论包装起来的西方意识形态，是西方经济大国防止其它国家崛起的国家竞争谋略，是新霸权主义意图统一天下的政治纲领，是西方文明压制其它文明，制造思想控制的一种信仰。因为打着“自由与人权”的旗号，又有“经济学”外衣，有巨大欺骗性。特别是当我们出现意识形态真空时，新自由主义马上加以填补，在中国似乎已成为“神学”，所谓“经济学理念”成为信仰，而“著名经济学家”则成为神甫。这不仅歪曲了经济学，也歪曲了自由主义。
记者：在中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的“帝业”是如何建立的？
杨帆：上世纪90年代经济学自由度大，促进了西方经济学全面引进。借助传媒和传媒自身的商业化炒作相配合，新自由主义一时间主导了全社会主流舆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获得政策优惠，政府、国际和民间大量资源通过举办学术会议、论坛，评职称、学术奖金等手段，排斥不同意见，对其他经济学家行使话语霸权。
新自由主义话语霸权源于西方文化的“双重标准”。他们排斥不同意见的办法比较高级，不与你平等讨论问题，甚至不去批判你，而是联手把你排斥于他们所能控制的学术活动之外，说你学问不足，表达不规范，态度激进不理性等。
西方话语霸权的另一个表现，是过分强调经济模型和数字的规范性，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这种研究方式的前提是有大量数字，需要大量经费。中国的数字统计十分不完备，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隐蔽性利益转移，没有数字，只能依靠案例分析和直觉判断。如果过分强调在研究方法和表述方式上与国际接轨，必然排斥和贬低对中国问题的真正科学研究。
非主流经济学派给自由主义定“罪”
▲歪曲哈耶克自由主义
▲把中国一切问题归结为制度，主张学习美国经济法律制度
▲从反对专制立论，到抛弃民主结束
▲中国新自由主义正向买办发展
▲以达尔文进化论为基础，强调生存竞争，弱肉强食，优胜劣汰，是中国新自由主义者的座右铭
记者：在您看来，新自由主义者的主张“坏”在何处？
杨帆：当经济自由主义背弃了民主，民生和民族的时候，就蜕变成为新自由主义。
中国新自由主义者只利用了哈耶克《通向奴役的道路》中反对人为建构制度的思想，并将其专门用于反对社会主义制度。认为对于市场经济，在西方文化中从来是被列为“惟一符合人性的，没有任何建构的制度”。但哈耶克还有其他许多著作，如《致命的自负》，他非常强调传统，说“传统是本能与理智之桥”。
新自由主义主张不惜代价与国际接轨，不给弱势阶层补偿，人为扩大两极分化，带有人为建构的意思，甚至有以暴力强制推行的意思，根本上违背哈耶克的自由精神。
中国新自由主义者以美国制度学派为理论武器，把中国一切问题归结为制度，主张学习美国经济法律制度（不包括民主），照搬发达国家市场经济制度，强制实行不惜代价。新自由主义对斯大林主义深恶痛绝，但在深层思维方式上与其并无本质区别，都是“人为改变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力发展”，“生产关系的核心是改变所有制”，只不过是从左倾的国有化变成右倾的私有化。
新自由主义者有渐进和激进之分，渐进者更加反对道德建设，主张以腐败形式消解国家和政府。激进者近来比较盛行，一般来自留洋派，讲求公开化、透明度，主张以强制手段实行休克疗法，建立西方制度，其口号是“推倒重来”，从股市到银行，再到别的什么，只要推倒一个，其他就连锁推倒，决无“重来”可言，这实际上也是“文化大革命”“不破不立”的翻版。新自由主义者其实害怕民主，忽视民生，从反对专制立论，到抛弃民主结束，这就是中国自由主义堕落为新自由主义的心路历程。
新自由主义者有民族和买办资本之分，前者代表民营资本原始积累并谋求合法性的需要，又分为生产资本、商业资本和投机资本。在2000年左右，新的买办资本代言人出现，以“与国际接轨”的名义准备吞吃国家资本和民营资本，促使经济学界分化。目前中国的新自由主义正向买办方向发展，他们反对以国家力量发展战略产业，主张以外资弥补比较劣势产业，进一步对国际霸权妥协，反对进行利益格局调整，主张继续扩大两极分化，反对政府必要的干预，这意味着使环境破坏、两极分化等问题更加严重。
以达尔文进化论为基础，强调生存竞争，弱肉强食，优胜劣汰，是中国新自由主义者的座右铭。无数传媒都在以各种手段吹捧成功者，贬低失败者，假造精英与天才，贬低人民大众。这使强者哲学渗透人心，为既得利益集团服务，但新自由主义者犯了致命的错误，他们忘记了中国的个人、企业、军队、政府、国家和民族，包括新兴的既得利益集团，在全球化背景下都处于弱者地位。在比较封闭的状态下，权力资本进行国内原始积累时看不清楚，相对于老百姓，他们是绝对强者，并且非常追捧强者哲学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这些经济学家正是因此得到金钱和名誉成为主流派的。
在加入WTO以后，国内有一个更强的力量——国际资本出现了，丧失了国家保护的民族资本马上暴露出弱者的本质。新自由主义者如果再谈强者哲学，无异于代表国际资本侵吞自己原来的社会基础。如果放弃强者哲学，就等于转变到他们一贯轻视和排斥的经济学非主流。那些号称“证券市场之父”的著名经济学家们，在国际资本代言人面前，缺乏骨气和勇气，缺乏智慧和理论，没有能力提出对抗国际资本的思路和见解，不再能够代表中国证券界和股民的利益。
记者：您将当下的许多主流经济学家都归为新自由主义者，如果按照他们的思路发展，对中国的影响会体现在哪里？
杨帆：按照新自由主义的思路发展下去，中国将出现重大的社会危机，而且比其它国家要严重得多。与俄罗斯和拉丁美洲不同，中国人口资源状况严峻，国际社会既不允许中国人大批移民，也不可能为中国提供安全保障，他们没有能力解决中国问题。到时候中国的经济增长，就只有少数人能够得到巨大的好处，而大多数人无法迈进“小康”社会。按照现在“全球化”的模式，中国社会难免被世界性的两极分化拉成两半，那时许多老百姓恐怕连生存条件也不能保证。
记者：您和您的同盟者何时开始与新自由主义者对话，他们对你们的回应是什么？
杨帆：中国“非主流经济学家”与经济自由主义发生的第一次公开争论是在1994年，一部分经济自由主义者反对政府控制通货膨胀和加强中央政府控制。左大培发表文章——《经济学界也要反腐败》，我则在1996年提出“超越左右翼”和“经济学非主流”的概念。“非主流”的意思不是直接针对政府的，而是针对经济学界的经济自由主义向新自由主义的蜕变。
新自由主义者有意忽略我们“经济学非主流派”，是因为无法理解和面对我们。我们根本就不是“老左派”，我是最早参加中国改革开放的人之一，杨斌是留学美国10年的学者，左大培、卢周来、韩德强都是精通西方经济学的，何以说我们僵化保守？因此他们对我们就只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希望我们自生自灭。直到2003年，才不得不在思想争论中把我们列入，当然，是作为反面角色列入的。这也表现出我们的影响不可忽视了。
非主流经济学派主张
▲以实践衡量一切，以通俗的语言表达深刻的思想
▲必要的体制改革应补偿受损的社会群体，由各个社会阶层公平负担改革成本，享受改革成果
▲坚持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社会责任感，反对中国经济学家片面为强势利益集团服务
▲我们承认弱肉强食规律的存在，但反对以强凌弱，认为弱者有权利，也有必要打破强者垄断，通过自身努力强大起来
记者：非主流经济学派的观点主要有哪些？
杨帆：经济学非主流反对任何话语霸权，反对以规范化扼杀独立的思想，反对教条主义，主张以实践衡量一切，主张以通俗的语言表达深刻的思想。实事求是，反映真实情况，是最起码的准则。
经济学非主流坚持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社会责任感，反对片面模仿西方知识分子的职业化、技术化，反对中国经济学家片面为强势利益集团服务。中国知识分子应该继续同时承担科学和信仰双重职能，成为中国社会良心的代表。在研究中国客观情况时，也应该研究中国知识分子的主体状况，包括他们的立场和思维方式。因此，指明道姓的批评是必要的，除去学术，也应包括那些“著名经济学家”的个人行为，当然是与他们学术有关的个人行为，如他们的财产状况，兼职状况，在为哪些利益集团服务，他们的言行是否一致，他们的影响是否有害于社会、国家和大多数人民的利益等。
经济学非主流认为，改革需要中国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必要的体制改革应补偿受损失的社会群体，由各个社会阶层公平负担改革成本，享受改革成果。借用外资力量提高中国企业运营效率，推动体制改革，是可取的，但最根本的改革合法性，却只能来自于中国大多数人民。绝对不可以抛弃国家的信誉，不承担历史责任，在丧失人民支持的时候，转向“国际社会”去寻求改革的合法性；绝对不可以把美国标准强加于中国，即使某项“与国际接轨”是完全必要的，也要考虑保护中国人民和企业的现实利益；防止国际资本和国内买办勾结，趁机攫取巨大利益，甚至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影响政治决策。
经济学非主流坚决反对新自由主义者对中国人鼓吹强者哲学，与强势集团勾结损害大多数人利益。我们为弱势群体讲话，这个弱势群体包括全体中国人，包括面对国际资本的民族资本，也包括面对国际霸权的国家和民族。我们承认弱肉强食规律的存在，但反对以强凌弱，认为弱者有权利，也有必要打破强者垄断，通过自身努力强大起来。
中国在获得巨大发展时，也有危机潜伏，其根源就是人均资源极端短缺，权力与资本结合，社会道德信仰瓦解，国际霸权压迫日甚。经济学非主流以反危机为政策中心，主张提前认识危机，并且提前调整以化解危机；民主改革应加快速度，适合中国国情，成为大多数人的民主而不是少数人的民主。
道德和信仰在民族文化基础上重建，在此基础上健全法治，以低成本方式遏止腐败，恢复政府能力。
只有有效克服未来危机，中国才能持续稳定发展。战略调整是关键，如果不能主动调整，危机发生迟早会促进我们调整，问题是中国人民要付出更多代价。克服危机的根本动力，是十几亿中国人要生存。
用不着争论，反危机实践将清算新自由主义。我们和新自由主义争论的，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是真问题。我们的争论不为自己取胜，而是致力于在中国防止危机。
记者：您认为非主流经济学在今天有何存在价值？
杨帆：我对某些非主流的经济学者的观点也有不赞同的地方，我之所以加入他们的阵营，是因为当今中国的主流经济学的统治地位太过分了，需要有强大的反对力量与之抗衡。苏联东欧各国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之所以演化成了一场经济上的灾难，原因之一是西方式的主流经济学在那里的转轨经济政策中占了绝对的统治地位。苏联东欧国家的“西方式主流经济学”，只不过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拙劣模仿者，它们在学术水平上低到只能简单地照搬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政策结论。可是，正是由于这样一种“西方式主流经济学”完全统治了苏联东欧国家的经济政策观念，而在经济政策的指导思想上又缺乏一个足够有力的非主流经济学与它对抗，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使苏联东欧国家在经济上元气大伤。今日中国的主流经济学也有可能将我们引向类似的灾难，在这种形势下，需要我们这样的非主流经济学来校正经济政策的方向。
观点
左大培：他们在推行“悄悄的私有化”
非主流经济学家强调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中的公平和平等导向，反对主流经济学只讲效率、不讲公平的倾向。某些主流经济学者以“讲效率”为口实，极力鼓吹对老的国有企业实行斩尽杀绝的政策，以便最终推行“悄悄的私有化”——打着“企业改制”的旗号将国有企业的产权转移到少数私人手中。他们主张的“企业改制”和“民营化”，是要快速地制造财富上的两极分化，让少数人成为企业全部资产的所有者，而剥夺国有企业大多数取工的工作岗位和一切社会福利待遇。（《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9月2日）
非主流的经齐学者们强调外国企业，特别是国际垄断资本与中国人民有着长远利益上的重大冲突，要求以国家政策的手段与外国企业损害中国长远利益的做法相斗争。反对主流经济学的自由贸易政策主张，要求坚决地保护本国的幼稚产业，特别是技术密集度比较高的产业；强调外国企业特别是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可能带来重大的危害，因而坚决反对放手让外国企业夺取中国投资机会的政策。
非主流经济学者们大都重视经济生活中的各种结构因素，特别是强调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性。大多数非主流的经济学者认为，为了尽快实现产业升级，发展中国家绝不能信守“当前还没有竞争力的产业就不要发展”的教条，不仅要以关税等一切可能的手段来保护本国幼稚的技术密集型产业，而且政府要以资金和税收来补贴企业的研究和开发活动，尽快提高本国产业的技术水平。由于发达国家对我们的军事工业实行技术封锁，我们尤其有必要投入大量资金来发展本国自己的高科技军事工业。
韩德强：新自由主义“十大神话”
——“双赢”：号称市场交易是双方自愿公平的，因而对双方有利。实际上，交易双方力量不平衡，信息不对称，不公平才是本质。最终是社会两极分化，经济危机，双输。
——资源配置最优化：价格机制把资源配置到利润最高的行业中去，但总是吸引过量的资源，形成投机泡沫。
——交易成本低：实际上是大量资源消耗在打败对手上，如广告、包装费用已经占到成本的50%。
——市场经济自动满足人的需要：实际上是对富人供应过剩，对穷人供应不足。
——竞争对消费者有好处，因而对每个人都有好处：实际上每个人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富人多为消费者，穷人多为生产者，竞争对穷人害处大。
——市场经济反对垄断：实际上市场经济形成垄断，竞争主要在工人之间。
——竞争促进社会进步：实际上促进军事和技术进步。
——自由贸易使各国利益最大化：实际上利润集中到强国企业手中。就全球而言，失业将大量增长，需求严重萎缩，从而使各国利益最小化。
——经济发展了，财富将点滴下流，穷人也能受益：实际上工人待遇的改善是自己组织起来斗争的结果。
——美国的今天是中国的明天：实际上如果奉行市场神话，中国可能永远给美国打工。
卢周来：“惺惺相惜”将非主流经济学家推向弱势群体
非主流经济学与主流经济学在特征上的基本区别有两个：首先是立场上有差异。主流经济学家是以增量改革带动存量改革的渐进式彻底市场化改革的设计者与操作过程的参与者，也是增量改革的获益者，这使得他们的立场站在参与增量改革者与受益者的新兴资本集团（企业家）、权力集团（政府官员）以及知识集团（学者）一边。受到强势集团的支持同时又作为社会的强势集团本身的一部分，他们也理所当然地拥有绝对的话语上的霸权地位，而使他们成为今日经济学界的主流。非主流经济学家较有人文关怀，一开始就将眼光放在附着在存量上的利益集团上，如普通工人、农民，因而他们未从增量的改革中受益。相对于前一部分经济学家从强势集团那里受益，“惺惺相惜”的心态更是将这部分经齐学家的立场推向弱势群体一边。同时，由于受到成为改革既得利益者的保守了的强势集团与主流经济学家的排斥，他们只能处于边缘与非主流的位置。
其次是学术规范上的差异。主流经济学家绝大多数出生于大学体制内，他们中许多人还直接在西方留过学，在现代经济学素养方面整体上较强，他们的研究因而也更雅致，更符合经济学一般规范。因而他们的这种学院派研究成果很容易被他们本身以致于国外同行认可，而且他们更注重理论体系的构建，在重视理论层面研究的同时注重对策研究，这进一步巩固了其主流的位置。而边缘与非主流经济学家，他们中也有许多人在现代经济学素养方面丝毫不逊于前者，但整体上却弱于前者。相对而言，非主流经济学家在主流占据统治的世界中，因其想首先打破主流的话语霸权，所以批判性文字多，指谬性文字多，而建构性文字相对较弱；对策层面的文字多，理论层面的文字少。他们更类似于西方以社会思想与文化批判为己任的知识分子，因而在经济研究规范方面从整体上也不如前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