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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风险社会成为世界范围内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主题。不同的学科从各自不同的视角对人类面临的风险进行了全方位的深入阐释并试图寻求建构安全社会的有效途径。社会质量理论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应对风险社会的一种理论探索。如果说20世纪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是关注社会成员福利的话,那么,安全的理念则已经成为21世纪社会发展的重要的价值目标。而这种从福利到安全的发展理念的转变正是社会质量的理论诉求所在。
什么是社会质量视角
社会质量理论提出的动机在于强调通过提升社会质量来增进社会成员的福祉。按照社会质量理论家们的定义,社会质量关心的是人们在提升他们的福祉和个人潜能的条件下,能够参与社会生活的程度。从个人参与社会的视角来关注人们的福祉是社会质量的重要特征。一方面,社会质量关注社会为人们参与社会生活提供了诸多保障,包括社会的、经济的和政治的保障,这些保障是社会成员参与社会生活的前提;另一方面,社会质量关注的是个人参与社会生活的状况,也就是自我实现程度。如此,考察一个社会的社会质量的高低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从社会的角度看可以通过该社会为人的发展所提供的各种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保障水平和程度反映出来,这就是福祉;从个人的角度看可以通过人在社会中的自我实现程度反映出来。从理论上来说,社会质量试图解决的是个人发展和社会发展之间、制度世界和生活世界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如何在两种张力之间求得平衡的问题。而这两种关系说到底就是社会如何为个体提供制度性保障以利于人的自主发展。换言之,社会质量范式要解决的是人的福祉和自我实现的能力问题。
在社会质量语境中,福祉是广义的、多维度的,其含义远远超出了传统意义上提供福利保障的领域,而是拓展为通过各种制度化的保障为社会成员的自我实现创造前提条件。就增进福祉而言,高质量的社会要通过一定的保障制度为个体提供进行各种社会活动所需要的资源,使个体在社会上免于贫困和被剥夺。也就是说,人们福祉的提高往往要通过各种制度化的手段才能实现,以此保障个体的人在面对各种社会风险时获得必需资源以抗拒风险。在社会质量语境中,至少包含三种制度保障以确保人们福祉的提高。首先,社会经济保障是重要的方面。在物质资源匮乏的时代,解决人们的衣食饱暖是大问题。在“饥饿社会”中,整个社会面临的是“我饿”这样的“需求共同性”① 问题。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饥饿社会”的问题在工业化时代基本被解决了。我们可以看到20世纪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的特征是,许多国家致力于推行社会福利制度,建设福利国家,这实际上就是要在生产力发展的前提下解决社会成员免于贫困和被剥夺的问题,构筑社会安全网。这是传统的社会福利制度的真义所在。所以我们看到,20世纪衡量一个社会质量高低的重要标准就是看福利保障的水平和程度。
其次,在社会质量的理论视野中,安全保障也是一种福祉。工业化在解决了资源匮乏问题的同时给人类社会带来了新的问题,也就是贝克所说的安全被拒之于人类门外的风险社会问题。在社会不确定性加大的情况下,仅有社会经济保障是远远不够的。到了21世纪人类还要面对安全问题,也就是解决风险社会中“我怕”这样的“焦虑共同性”② 问题。为此,联合国在《1994年人类发展报告》中也曾提出“人类安全”的概念,其核心是人类如何建设一个安全社会,有效地面对和治理各种风险。没有安全就不会有真正的福祉,提供安全是一个重要的福祉,这是制度世界要发挥的作用之一。可以说,从福利保障到安全保障是社会质量理论内在的重要的观点。
再次,维系社会团结和凝聚,使社会不陷入分崩离析也是一种福祉。一个社会的整合程度是衡量社会质量的重要领域。没有稳定和安宁何谈幸福!而社会团结的形成和维系是靠制度保障来实现的。因此,从上述三个方面来看,社会质量理论中安全、团结和原来人们熟知的福利保障都可以看做是福祉的重要内容,这实质上是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理解福祉。
又次,一个社会其质量的高低不能仅从其提供的福祉来看,还要看人的发展状况。社会的发展归根结底是个人的发展。衡量一个社会质量高低的重要标准之一是看人的自我实现程度,而自我实现程度不能全靠个人的天赋。个人自我实现的重要前提是通过制度保障为人们参与社会生活提供公平的机会,从而为每个人自主发展提供空间。社会质量的一个重要的维度就是强调提高人们参与社会生活的能力,为国民参与社会生活提供公平的机会,进而提升自我实现程度,毕竟人在本质上是社会性的存在。
综上,在社会质量视角中,社会质量的高低是通过考察一个社会通过制度保障为个人提供福祉和增能的程度来衡量的。制度保障的核心是提高社会成员的福祉,这些福祉成为人们自我实现的前提。这里实质上涉及了作为系统、组织的制度世界和日常生活世界的关系。在社会质量理论家们的构想中,解决制度世界和生活世界二者之间的张力关系是社会质量范式致力于解决的核心问题之一。③ 而社会质量范式解决问题的策略则是以制度化的方式应对人在自我实现中面临的个体性风险。
社会质量视角中的风险应对
抵御各种社会风险是社会质量理论家们致力于达成的一个根本目标。在1997年欧洲学者通过的《关于欧洲社会质量的阿姆斯特丹宣言》中,关于社会质量的第一个基本前提就是能够提供“免于暴力和环境威胁的保障与保护”④。在社会质量语境中,风险可以理解为任何威胁到人们福利的事物。这不仅包括传统意义上的风险,也包括现代意义上的风险,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新社会风险⑤ 更是社会质量要特别应对的风险。这样,社会质量视角中风险应对就具有了独特的内容,它不仅包含传统意义上的福利保障,还将安全保障纳入其中,特别是将社会关系的调整视为一种安全保障,从而构建了更加广泛意义上的风险应对系统。而这种风险应对的理论根据在于社会质量的理论诉求——谋求制度世界和生活世界之间的平衡。对此,我们可以从如下几个层面来解读。
在社会质量理论的架构中,制度世界和生活世界之间存在着紧张关系。社会质量理论的基本导向是谋求介于一端的(由体系和制度等构成的)制度世界与另一端的(个体和家庭等构成的)生活世界之间的互惠。那么,这种互惠何以可能?按照社会质量理论,我们可以理解为制度世界要为社会成员提供制度性保障以为人的自我实现创造条件,而生活世界要对制度世界的保护做出能动的反应。从风险应对的角度来看,前者是系统的风险应对,而后者则是个体对风险的能动的反应。
从社会质量的条件性因素中,我们可以看出这种风险应对的系统性。
首先看制度世界系统的风险应对。第一,就社会经济保障领域而言,该领域的主题就是要应对人们的社会风险。这也是其所对应的制度性因素的本质体现。社会经济保障领域的主题分两个方面。一方面,它提供全面的福利以保障公民的基本生存安全,也就是社会保护。社会保护的核心要素是收入、就业、居住条件以及消费等。社会经济保障要求社会保护支持下的高质量的有偿就业,以此来保护人们的生活水准和获得各种资源(包括收入、教育、医疗保健、社会服务和公共健康等)。可见社会保护与传统意义上的福利保障接近,构筑的是社会安全网,抵御最基本的风险。另一方面,社会经济保障包含对社会成员基本的日常生活安全如食品安全、环境安全、工作安全等提供保护。在社会质量语境中,这些日常安全涉及个人安全。一个社会如果在这些日常安全方面不能为其成员提供保障,其社会质量状况可想而知。所以,社会质量的指标体系中有很多此类的指标来测量社会在基本日常安全方面的保障情况。正如有学者曾指出的那样,在已经战胜了基本的物质生存挑战后,当前公共福利体制必须转到充分解决人民所面临的与日俱增的不安全上来,关注人们的恐惧和需求、希望与抱负以及渴望过上一种没有恐惧的生活的感受。
第二,调节社会关系是建立安全社会,进行系统性风险应对的重要内容。将调整社会关系理解为风险应对,这一点可能不容易为人理解。这里要强调的一点是,这与对安全的理解有关,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安全的概念作为日常生活中的人类体验,它以多种社会结构为媒介,安全指涉的不仅是个人的权利和待遇,也指以各种方式调节人们生活的社会关系,这确保了质量和繁荣”⑥。其实,制度世界里系统、制度等的主要功能是调整社会关系以增强个体应对风险的能力,特别是风险发生后增强个体风险恢复能力。“风险管理系统是与政府的制度安排以及市场和非正式网络密切相关的,它向人们提供足够的应对由经济作用和其他原因引发的社会和经济风险的复原能力。”⑦ 在社会质量的条件性因素中,社会包容领域实际上是人们必须在重要的社会和经济制度中(如劳动力市场)能够平等地参与,或者免于最低限度的社会排斥。通过社会关系的调整,可以避免许多被排除在劳动力市场之外的人直接面对各种社会风险的冲击,如失业、贫困、社会孤立、歧视等,进而避免由此引起的给社会造成侵害的风险。在社会质量语境中,社会包容意味着人们可以通过保持工作,并通过教育提高他们的人力资本以增强其抵御社会风险的能力。这也是风险应对系统的一个重要部分。
因此,在社会质量语境中,从制度世界来看有两种不同类型的风险应对,一种是提供安全网以应对基本风险,我们可以称之为制度世界Ⅰ的作用,它所对应的是社会质量的社会经济保障领域;另一种是调整社会关系以增强人们的风险恢复能力,我们可以称之为制度世界Ⅱ的作用,它所对应的是社会质量的社会包容领域(见图1)。两个制度世界的划分主要是依据其在风险应对中的作用性质,制度世界Ⅰ的作用是基本性的,制度世界Ⅱ的作用则是根本性的。
再看生活世界中个体对风险的能动反应。在社会质量语境中,个体是社会质量的能动的行动者,因此生活世界中个体对风险具有能动的反应。这种能动性表现在维护尊严和维系团结两个方面。
第一,在社会赋权领域,增能是核心,增能的目的是防范人的尊严的丧失,使个体能够控制自己的生活,能够利用各种机会以增加选择的空间。个人的力量和能力要通过置身于其中的社会结构发挥出来,人们必须在一定程度上自主并被赋予一定的权能,以便在社会经济的急剧变迁面前,有能力全面参与。赋权的含义就是增能,它超越了政治参与这一狭隘的赋权含义,更多地聚焦于个体在知识、技能、经验等方面所具有的潜能以及这些潜能可以实现的程度。社会赋权关注的是社会为个人发挥自身能力而提供的生活机会是否公平,它指向人的尊严。
图1 社会质量视角中的风险应对
说明:本图受启发于韩国学者Jaeyol Yee and Dukin Chang(参看注释⑧)对社会质量象限图的修改。社会质量象限图原图可以在艾伦·沃克的文章中找到(参看注释③)。笔者在上述两图的基础上构想了这个图示以直观表达社会质量视角中的风险应对,不过制度世界与生活世界的划分是从风险应对的角度出发,因而与韩国学者的划分不同。
第二,包括社会团结和整合在内的社会凝聚是社会质量条件性因素中的一个重要领域。社会分裂、信任缺失是导致人们恐惧和不安全感的重要来源。从根本上说,社会凝聚指向的是团结和整合问题,以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分裂,应对来自社会分裂的风险。在社会质量的理论架构中,人的自我实现源于其在大量的集体认同中与他人进行互动并得到认同,而良好的互动关系的建立取决于人们在共享价值和规范的基础上所具有的社会信任程度以及所形成的信任关系。每一个社会成员只有通过建立于相互认可基础上的社会信任才能进行真正的社会合作。为最大限度地消除社会成员之间的隔离因素,增强整个社会的整合,实现所有成员的和谐共存,个体的能动行动在制度世界确立的共享价值和规范基础上要以社会认同为前提。唯有如此,一方面,个人的自我实现能够得到尊重;另一方面,得到社会认同的个人的能动行动才能使社会维系团结与整合。
这样,在社会质量语境中,从生活世界来看个体对风险有两种不同类型的能动反应,一种是防范丧失尊严的风险,我们可以称之为生活世界Ⅰ的作用,它所对应的是社会质量的社会赋权领域;另一种是应对社会分裂的风险,我们可以称之为生活世界Ⅱ的作用,它所对应的是社会质量的社会凝聚领域(见图1)。两个生活世界的划分主要依据个体对风险的能动的反应的性质,生活世界Ⅰ关乎人的尊严,生活世界Ⅱ指向社会团结。
社会质量的意义和局限
社会质量理论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衡量社会发展水平的尺度。作为新的研究范式,社会质量也提供了新的理念,它内在地蕴含了将抵御风险、建设安全社会作为提高社会成员福祉和个人自我实现的价值诉求,这是社会质量理论的价值所在。当然,社会质量理论的提出也折射出人们对风险社会的认识不断深化,意识到原有的福利保障的局限性,要求人们必须面对新风险,采取新福利,西欧福利国家的政策转向就是其代表。风险社会理论家们也极力宣传这些思想。例如,吉登斯提出从福利国家到积极国家的转变,认为理想中政府的目的应该是鼓励追求幸福,而且也要承认幸福的实现是由安全、自尊、自我实现的机会和爱的能力推动的。⑨ 我国学者也对此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回应,提出了“普遍福利”、“大福利”的思想⑩,这些构想虽然在具体观点上存在这样那样的差异,但在理念上是相通的,都致力于寻求人类免于匮乏和免于恐惧以增进福祉的有效途径。
虽然本文解读了社会质量理论内含的系统性的风险应对,但是在这个方面社会质量理论自身的局限也很明显。
其一,作为一种尝试,社会质量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系统应对风险、建设安全社会的愿景,但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人类安全问题。人类安全是一个与社会质量不同的范式,这一点社会质量的理论家们也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并且人类安全所提出的问题并非一朝一夕就能解决。换言之,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超越了社会质量理论力所能及的范围。从本质上看,社会质量在政策取向上指向的是一种更广泛视野的拓展了的社会保障,是一种全方位的应对风险的系统性的保障,是一种保障人类安全的重要手段,起着保障社会成员基本安全的作用。“但社会保障不是达致人类安全的全部手段,人类安全概念所涉及的范围要比社会保障制度运行的范围大得多。”(11)
其二,制度世界对生活世界的侵犯问题。哈贝马斯较早关注了关于制度世界侵犯生活世界的问题,此类问题在社会质量语境下依然存在。社会质量倚重制度保障来实行系统化的风险应对,其中潜在的风险可能是制度世界对生活世界的侵犯。究其原因,在于生活世界是以个人为基础的,而制度世界关注的则是抽象掉“个体性”的人。能否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制度世界是否将社会公正原则现实化,将正义作为制度的首要价值,而不是以防范风险的名义危害个体安全,从而造成生活世界的新的殖民化。
其三,个体化与风险放大的问题。社会质量理论的落脚点是衡量人的自我实现程度,按照社会质量理论自身的逻辑,这无疑将导致个体化的趋势。贝克在谈及个体化时指出,“个人实现自我和成就的伦理是现代西方社会最强劲的潮流。选择、决定成为个人所渴望成为的自己生活的主宰和自己身份的创造者的个体,是我们这个时代核心特征”(12)。在贝克看来,个体化意味着无法嵌入工业社会的生活方式;与此同时,工业社会将转型为一种自反的现代性。人类主体将寻找嵌入的新形式、行为的新模式以及安排生活的新模式。从风险应对的角度来看,个体化将导致人以个体的方式认知风险和应对风险(13),其结果可能导致风险的社会放大。例如,在日本地震和海啸引发的核危机事件中,一方面我们看到了自然灾害和技术失控的叠加效应造成的风险;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出这种真实风险的社会放大,发生在中国的“盐荒”闹剧折射了这种真实风险的个体化的放大。社会质量以应对个体风险为出发点,而在逻辑上最终导致的可能是风险的个体化放大的两难。
总之,社会质量理论在系统应对风险、构筑安全社会方面提供了有益的思考,对增进人们的福祉,为人的自我实现创造条件提供了新的思路,对当前我们建设和谐社会也具有启发意义。虽然理论上还存在相当的局限,但是其倡导的可持续性福利社会的思想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我们必须寻找不同的框架或理论架构,以超越社区适应和个人应对的视野。尽管人类安全存在弱点,然而,我们不能将关于可持续社会的未来形势的思考从对人类不安全的审视中分离开来,很简单,因为一个不能给社会的各个方面提供持续性的安全保障的体系是不能持续的。”(14)
注释:
①②参见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何博闻译,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
③艾伦·沃克:《社会质量取向:连接亚洲与欧洲的桥梁》,《江海学刊》2010年第4期。
④Wolfgang Beck,Laurent van der Maesen,Fleur Thomése and Alan Walker,Social Quality:A Vision for Europe,The Hague:Kluwer Law International,2001,p.375.
⑤参见彼得·泰勒-顾柏《新风险、新福利——欧洲福利国家的转变》,马继森译,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10年版。
⑥Truong,Th-D.S.Wieringa,and A.Chhachhi,Engendering Humans Security:Feminist Perspectives,2006,London/New York:Zed Books Ltd.p.12.
⑦Holzmann,Robert,Bynne Sherburne-Benz,and Emil Tesliuc,Social Risk Management:The World Bank's Approach to Social Protection in a Globalizing World,2003,Social Protection Department,The World Bank.
⑧Jaeyol Yee and Dukin Chang,“Social Quality as a Measurement for Social Progress”,Development and Society,2009,38,no.2.
⑨吉登斯:《超越左与右——激进政治的未来》,李惠斌、杨雪冬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88页。
⑩景天魁:《迈向普遍福利时代需要理路创新》,《人民论坛》2009年第17期。
(11)关信平、郭瑜:《“人类安全”:概念分析、国际发展及其对我国的意义》,《学习与实践》2007年第5期。
(12)乌尔里希·贝克:《世界风险社会》,吴英姿、孙淑敏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页。
(13)杨雪冬等:《风险社会与秩序重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38页。
(14)Mine.Y,Globalization ,Difference,and Human Security:A Major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2008,Osaka:Osaka University.p.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