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价交谈文献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廉价论文,文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626X(2010)01-0029-05
经济理论中经常会存在协调问题，比如寡头垄断者要达成共谋协议，必须在众多可能的子博弈完美纳什均衡结果中达成一致，这就必须进行协调。相对而言，经济理论很少研究均衡之间的协调过程。而与这种协调问题最密切相关的是“廉价交谈”(cheap talk)。本文将对廉价交谈文献理论进行系统综述，着重考察它对共谋理论的贡献及其对反垄断的实践意义。
一、廉价交谈在协调问题中的作用概述
廉价交谈是指没有直接支付后果的言论。比如，当一个寡头垄断者告诉他的竞争对手“只要你提高价格，那我也会提高价格”，这样的言论就是廉价交谈。在某种意义上，廉价交谈是沟通最为纯粹和直接的形式，纯粹是指对支付没有直接的影响，直接是指这种交谈没有中间媒介(Aumann,Hart,2003)。与之相对的是所谓的“信号博弈(signaling)”(spence，1974)，具有私人信息的一方利用有成本的行动来显示其信息或类型，而不是利用直接的成本低廉的交谈形式。
廉价交谈文献所要论述的核心是廉价交谈在协调问题上是否有作用，进而作用到底有多大。廉价交谈在协调问题上是否起作用关键在于交谈的言论是否可信。这种可信性的充分必要条件是“自我信号显示(self-signaling)”和“自我执行(selfcommitting)”。自我信号显示当且仅当言论是真的，而自我执行的含义是如果言论被相信，有激励去履行。
首先，Farrell和Rabin(1996)论述了廉价交谈完全解决协调问题的情况。他们提到的博弈如下：R公司希望雇佣S；R公司有两个职位，一个需要高能力，另一个只需要低能力；R公司不知道S的能力是高还是低；S做不对应的工作会感到厌倦。博弈支付表示为：
Farrell和Rabin把这个博弈看作两阶段博弈，第一阶段，S告诉R公司她的能力类型，第二阶段R公司选择一个职位给S。Farrell和Rabin认为，S说“我的能力是高的”，如果她的能力是高的，或“我的能力是低的”，如果她的能力是低的，R公司根据S的言论给予她相对应的职位，这对策略是一个均衡(贝叶斯纳什均衡)。这是因为，S的言论(能力是高的还是低的)是“自我信号显示”的，她没有激励说假话，同样也是“自我执行”的：一旦R公司相信S的言论，S有激励去执行。S的言论传递了真实的私人信息，从而廉价交谈有效率的解决了协调问题。同样，Farrell和Rabin也提到，在纯粹的协调博弈中，廉价交谈同样具有效率。参与者的言论是可信的，因为这样的言论传递了真实的私人信息，是自我信号显示和自我执行的。
值得一提的是，上述的博弈中，其他均衡也都是存在的，比如“胡说均衡”，即参与者并不被廉价交谈所影响，这样就出现一个混合策略均衡。然而，Farrell和Rabin认为，胡说均衡在这种博弈中不太可能实现，从而廉价交谈是有意义的。
Crawford和Sobel(1982)讨论了另外一种情况，即廉价交谈传递了部分的真实信息，在均衡选择中起到了部分的作用。这篇文章讨论了一个信号发送模型，即信息发送者首先发送信号给信息接受者，信息接受者采取相应的行动，从而决定两者的支付。这里为了与上述保持一致，采用一个简洁化的模型。这里假定S的类型是连续的，R公司根据它的判断给予S相应的工资和职位：如果R公司相信S的能力是高的，那么给予她高的工资和职位。S知道自己的类型，而R公司只有最初的信息和S的言论。
Crawford和Sobel(1982)的结论显示，在均衡中，S向R公司的报告稍高于她实际的能力，R公司根据此给予相应的工资和职位。这里，廉价交谈传递了部分真实的信息。而S所报告的能力与实际能力差距的大小，取决于参与者的利益一致性程度。
在某些另外的情况下，廉价交谈并不起作用，这就需要其他的信号发送机制，正如Spence(1974)所讨论的情况。这里可以用一个修正的上述博弈来表示，假定不管S的能力高低，得到要求高的职位的支付都为2。因为S在要求高的职位上得到的支付更高，那么S会坚称她是高能力的，而这样的言论并不是“自我信息显示”的：由于存在着欺骗的激励，当她是低能力时也称她是高能力。言论由于不是自我信息显示的，廉价交谈并不能传递参与者的私人真实信息，或者什么信息也不显示，或者参与者利用其他信息显示机制，廉价交谈对均衡结果没有任何影响。
在一些参与者利益不太一致的博弈中，Aumann(1990)给出了一个著名的鹿兔打猎博弈的例子。两个猎人决定在一个早上打猎。如果同时打鹿，支付为(9，9)；如果一个打鹿，一个打兔子，支付为(0，8)或(8，0)；如果同时打兔子，支付为(7，7)。支付矩阵表示为：
在这样的博弈中，两猎人同时打鹿是一个纳什均衡，所以猎人1“我去打鹿”这样的言论是可“自我执行”的：如果猎人1认为猎人2相信了这句话，那么他就有激励履行它。但是，Aumann强调，这样的言论并不是“自我信号显示”的：猎人1只是希望猎人2相信这样的言论，即使事实上他想去打兔子。进而，Aumann认为，廉价交谈并不有助于达到纳什均衡。
另外的一些文献讨论了廉价交谈其他的作用。如Farrell和Gibbons(1989)、Matthews和Postlewaite(1989)讨论了廉价交谈在讨价还价中所起的作用。Austen-Smith(1990，1993)和Matthews(1989)探讨了廉价交谈在政治领域中的应用。
二、实验经济学证据
一些经济学实验研究考察了廉价交谈在协调博弈中的作用。在这些研究中，大多数关注的是静态协调博弈，有少量文献涉及了重复博弈问题。
在一些实验设计上，博弈双方的沟通被结构化，通过一轮或多轮的单向或同时的交谈，如Cooper、DeJong、Forsythe和Ross(1989，1992，1994)、Palfrey 和Rosenthal(1991)；而在另外一些文献中，如Forsythe、Kennan和Sopher(1991)、Roth(1985，1987)、Valley、Thompson、Gibbons和Bazerman(1996)，这些实验则把沟通设计成非结构化。
在结构化沟通实验中，有两个重要因素影响沟通的结果：其一，沟通是单向的还是双向的；其二，参与者是否可以不通过打破角色的对称性使得协调得以成功。Cooper、DeJong、Forsythe和Ross(1989，1992，1994)表明，在性别战模型中，单向沟通比双向沟通有更大的有效性，单向沟通的协调成功的概率是95％，而在双向沟通情况下，这个概率为55％，在没有沟通的情况下，概率为41％。在双向沟通的情况下，多轮的廉价交谈要比单向的更有效率，其协调成功的概率为63％和55％(Cooper、DeJong、Forsythe和Ross，1989)。这些实验结论非常接近于Farrell(1987，1990)的理论分析。
另外，Cooper、DeJong、Forsythe和Ross(1994)研究发现，在鹿兔打猎博弈中，廉价交谈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通过减少双方决定的不确定性，从而得到更有效率的结果。双向沟通得到有效率均衡的概率为90％，相对应的，单向沟通的概率为53％，而不沟通的概率接近于0。这些实验结果，在某种程度上，与Aumann(1990)的理论结论相互矛盾。一些另外的文献对此进行了解释，但并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
还有一小部分文献讨论了通过普通语言沟通显示私人信息的实验，如Dickhaut、McCabe和Mukherji(1995)发现了一些支持Crowford和Sobel(1982)的证据，认为博弈双方利益不一致性的增大降低了沟通的有效性。另外，Valley、Thompson、Gibbons和Bazerman(1996)研究了一个双口头拍卖实验，他们发现不论是书面还是面对面的沟通，都能有效的使得双方达成有效率的结果，从而表明交谈并不是廉价的。
三、共谋理论中的廉价交谈
现存文献研究廉价交谈与共谋的关系分为两个角度：一是廉价交谈在共谋形成中的作用；二是廉价交谈关于私人信息的披露对共谋产生的影响。
廉价交谈在共谋形成中的作用可以表述为：在一个寡头市场上，正如“你削减产量那么我也削减产量”的信息是否是可信的，如果是可信的，那么交谈并不廉价，而如果是不可信的，那么最后的均衡将是“胡说均衡”。Farrell和Rabin(1996)认为，理论上，廉价交谈在共谋形成中的作用是无效的。在一个存在双寡头的市场上，假定是“超级博弈”情形，在没有共谋的情况下，厂商每期生产古诺产量，均衡策略是触发策略。如果在贴现率不太大的时候，厂商平分垄断利润是一个“纳什均衡”，它是可自我执行的，却是不“自我信号显示”的。“你削减产量那么我也削减产量”并不是可信的，因为他只是想让对方相信，而不管他是否真的有意愿这么做，因为如果对方真的相信了这一点，在当期他可以通过增加产量使得利润增加，即使双方将回到“古诺均衡”。这样的结论也正是上述“鹿兔打猎博弈”结论的推论，每个参与者都希望别人采取帕累托占优均衡的策略，而自己却并不想这么做。
上述结论似乎表明，因为在共谋中廉价交谈并不是自我信号显示的，那么它是无效的和对社会福利无害的。一个顺理成章的政策意义是，反垄断法没有必要去禁止竞争者对产量和价格的沟通和交谈。另外还有一些实验经济学证据也支持这一点，如Holt(1995)、Carlton和Perloff(1994)。不过Farrell和Rabin(1996)争辩说，虽然廉价交谈不是“自我信号显示”的，也并不确信廉价交谈在达成共谋均衡中并不起作用。
尽管对廉价交谈如何影响寡头垄断企业之间的协调存在着分歧，但文献对于廉价交谈的另一种作用有着较为透彻的研究：关于私人信息的披露。许多文献对卡特尔面临的私人信息披露问题进行了广泛研究。
在一个卡特尔中，卡特尔成员都存在着私人信息问题，因为卡特尔成员的成本为自己所知。卡特尔组织为追求利润最大化，希望将市场份额分配给成本水平最低的企业，也希望依据该厂商的成本水平来制定当前的价格，那么卡特尔成员都有伪造其成本水平以争取更大的市场份额的激励。
最初研究该类问题的一系列论文采取的都是静态机制设计模型，如Roberts(1985)、Cramton和Palfrey(1990)、McAfee和McMillan(1992)、Kihlstrom和Vives(1992)。在这些文献中，厂商各自宣布其成本“类型”，并被指定相应的产量或者价格。厂商被假定遵守这些指定的价格或产量，卡特尔就能够协调到最有利可图的状态。最后这些文献讨论了卡特尔组织能否达到完全信息状态，以及最优机制形式。这些文献相同之处在于排除了激励问题和协调问题，只集中考虑信息披露问题。而不同之处在于假设上的差异：是否允许转让、可能的成本类型集合以及个人理性约束的性质等。
Athey和Bagwell(2001)开始在动态情形中研究这种机制设计模型。Athey和Bagwell集中考虑了卡特尔最有利可图的均衡，与静态模型不同的是，他们将激励问题再次引入进来，要求企业有激励不偏离制定的价格，在某些情况下，这个附加约束条件能够影响卡特尔的最优决策。同时探讨了卡特尔如何适应较低贴现因素的影响，以及将远期交易作为转让机制来使用。
无论是静态的还是动态的模型，私人信息披露的实质都在于消除信息的不对称，减少厂商伪造其成本类型的可能性，从而使得卡特尔能将产量分配给成本最低的企业。在某种程度上，这种私人信息的沟通具有一定的效率意义。
当厂商对于卡特尔成员之前是否有过背叛行为具有不同信息时，寡头垄断厂商的私人信息沟通就能有效的阻止背叛。Compte(1998)、Kandori和Matsushima(1998)揭示了厂商如何能够通过运用共同要求来协调针对背叛者的集体惩罚，这种共同要求是针对寡头垄断企业私下才能观察到的信号提出的。Genesove和Mullin(2001)描述了糖业协会卡特尔鼓励成员间进行广泛的沟通，旨在对被指控的背信行为做出裁决，并提出适当的惩罚措施。他们发现1927-1933年间，糖业协会成员并没有发生过分违反卡特尔协议的事件，成员的欺骗行为也没有遭到任何报复。
四、简要评论
廉价交谈在某些情况下可以有效率的解决协调问题，但并不总是产生有效率的结果，这取决于参与者利益的一致性。在诸如纯粹协调博弈这样的问题上，因为双方的利益比较一致，言论传递了全部真实信息，廉价交谈可以通过单向的或双向的沟通成本低廉地协调到有效率的结果；在如Crawford和Sobel(1982)所讨论的问题上，廉价交谈传递了部分真实的信息，只能起到部分的作用。而像Spence(1974)所讨论的情况下，言论完全不可信，廉价交谈的作用几乎可以忽略。
我们也可以看出，廉价交谈与机制设计有着紧密的联系，但它们在中间媒介和沟通的结构性方面存在着较大差异，所以在解决协调问题的机制上有很大的不同。在性别战模型中，存在着一种机制设计可以得到对称的均衡，但是廉价交谈的机制却并非如此。
文献在关于廉价交谈与达成共谋协议中的作用问题上存在着分歧，但在共谋实体或卡特尔的影响研究比较深入。在标准的无限期寡头模型中，参与者存在着利益的不一致性，廉价交谈的言论不再可信，正如Aumann(1990)所强调的那样，沟通和交谈并不能达到有效率的结果，换句话说，廉价交谈无助于达成共谋协议。笔者认为，无限期寡头模型并非是现实经济的唯一的理论抽象，在更为广泛的模型设计中，廉价交谈的作用有待研究，正如Farrell 和Rabin(1996)的观点。而在廉价交谈对共谋实体或卡特尔影响上，廉价交谈在某种意义上具有效率的意义。当然，尽管这些研究文献让我们很好地理解了交谈如何被用来显示共谋厂商的信息，但是关于私人信息沟通的文献还没能清晰地阐明：相对于交谈被禁止的情形，交谈能力如何改变了寡头垄断博弈的结果。另外，研究也大都围绕价格共谋而展开，对其他方面的研究则比较少见。
廉价交谈与默契共谋有着紧密的联系，在针对诸如廉价交谈、默契共谋等是否适用反垄断法的问题上，学者们的意见也存在着分歧。有学者认为，美国的《谢尔曼法》的使用范围限定在企业签订的公开协议上，而有的学者却不以为然，认为默契共谋也应给与货币处罚，隐含地，诸如廉价交谈行为也适用于反垄断法。我国《反垄断法》第二章规定，“垄断协议，是指排除、限制竞争的协议、决定或者其他协同行为”。依此理解，默契共谋适用于反垄断法，而廉价交谈也应该列在“其他协同行为”中。在实践上，如何界定现实中的廉价交谈以及相对应的处罚措施，则需在司法实践中进一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