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的再审视——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比较研讨会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模式论文,苏南论文,温州论文,研讨会论文,区域经济发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不久前，国家信息中心和扬州市人民政府在扬州共同举办了“中国经济50人论坛”研讨会。“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比较”是会议主题之一。会议邀请了国务院有关部委和江苏省经济学界的专家，他们是郑新立、陈锡文、刘鹤、林毅夫、曹玉书、李晓西、陈东琪、洪银兴、梁优彩、贺力平、宋林飞、袁礼斌、周海乐等。现将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一、从新视角审视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
改革开放以来，东部沿海地区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最快、最活跃的地区，并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其中的“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是较有代表性的两种模式。这两种模式的比较，从八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初一直是理论界和实际经济工作部门讨论的重点。“中国经济50人论坛”扬州会议之所以又把它作为讨论的一个主题，主要的想法是：1997年后，随着买方市场的出现和亚洲金融危机的发生，国内市场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非常突出。当大家普遍认识到启动民间投资是拉动经济增长的关键环节时，温州的民间投资却一枝独秀。这引起了人们的深刻反思。“十五”计划中提出，要把经济结构调整和所有制结构调整紧密结合起来，并进行体制创新。对此，社会各界又开始从新的角度看待这个问题。
二、从比较中看两种模式的差异
1、逻辑起点：八十年代的苏南经济与温州经济比较。苏南模式，通常的理解是指江苏省的苏州、无锡和常州（有的也包括南京和镇江）等地区通过发展乡镇企业实现非农化发展的方式。其主要特征是：农民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乡镇企业；乡镇企业的所有制结构以集体经济为主；乡镇政府主导乡镇企业的发展。温州模式是指浙江省东南部的温州地区以家庭工业和专业化市场的方式发展非农产业，从而形成“小商品、大市场”的发展格局。小商品是指生产规模、技术含量和运输成本都较低的商品。大市场是指温州人在全国建立的市场网络。
这两个地区的地理位置和八十年代初期的初始发展条件是：苏南地区位于太湖之滨、长江三角洲中部，人多地少，但农业生产条件得天独厚。该地区毗邻上海、苏州、无锡和常州等发达的大中工业城市和市场，水陆交通便利。这里的农民与大中城市的产业工人有密切的联系，接受经济、技术辐射能力较强。同时，苏南地区还是近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祥地。早在计划经济时期，就有搞集体经济的传统和基础，为发展乡镇企业积累了宝贵经验和必要的资金。温州地区位于浙江省东南部地区，远离大中型工业城市和全国性市场，运输成本和信息成本较高，人均耕地只有半亩左右，而且土壤质量和灌溉条件远不能与苏南农村相比，农业发展水平较低，农村集体经济薄弱。温州人虽然也有从事家庭手工业的历史传统，但近代以来并没有突出的工商业业绩。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并没有受到国家政策的重点支持，受传统体制的束缚也较少。
2、不同的工业化和市场化路径。苏南地区通过发展乡镇企业，走的是一条先工业化再市场化的发展路径；温州模式则通过发展个体私营企业，靠市场化来促进工业化。两种路径的形成各有其主客观原因。
早在1958年人民公社化时期，苏南各地在集体副业基础上办起了一批社队企业，主要为本地农民提供简单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到七十年代，这些小型社队企业逐渐发展成为农机具厂，为集体制造一些农机具。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社队企业发展的明确支持，促使社队企业步入了一个大发展阶段。它们利用这一地区工业基础比较薄弱的特点，抓住市场空隙，迅速壮大起来。改革开放初期，上海大量技术工人节假日到苏州、无锡等地，给苏南带来了信息、技术和管理经验。因此，历史上的积累和接受上海的辐射为苏南地区工业化的起步创造了良好条件。而当时的短缺经济及一些偶然因素，如八十年代中期的信用扩张，对工业化的发展也起到了推动作用。到1983年，这些社队企业已在江苏省农业总产值中占到45%。到1989年，已被重新定名为乡镇企业的这一部分农村工业在农村社会总产值中已占60%。
温州经济在起步之初，虽然也面临着市场空隙，但缺乏工业化所需的资金和技术。温州走的是私人资本经营的发展道路，采取走出去闯市场的办法，从个体手工业开始起家。由于个体和私营经济与市场经济有着天然的联系，大力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的好处是：有利于市场机制的建立，便于发挥市场力量，利用民间资本和民间机构来挖掘、组织工业化所需的种种资源。
3、不同的资源组织方式。两种模式的成功之处在于它们都较好解决了经济发展初期稀缺资源的获取问题，这也是两个地区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
苏南地区采取以乡镇政府为主组织资源的方式。政府出面组织土地、资本和劳动力等生产资料，出资办企业，并由政府指派所谓的能人来担任企业负责人。这种组织方式将能人（企业家）和社会闲散资本结合起来，很快跨越了资本原始积累阶段，实现了苏南乡镇企业在全国的领先发展。不可否认，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初期，政府直接干涉企业，动员和组织生产活动，具有速度快、成本低等优势，因而成为首选形式。这种做法的好处是：第一，乡镇企业可从不多的社区积累中获取原始资本，并可依靠“政府信用”从银行取得贷款，还可无偿或低成本占用社区内的土地资源，廉价使用社区内的劳动力，从而带来创业成本的节约。第二，地方政府可利用其身份和信誉，为企业取得计划外的原料，促进产品销售和处理商务纠纷，并帮助管理人员规避来自于财产转移和国家政策歧视方面的风险。这也是许多私营企业宁愿放弃部分财产控制权和收益权，争戴集体企业“红帽子”的一个主要原因。第三，政府组织资源，企业规模一般比较大，可生产一些资本密集型的产品。第四，在乡镇企业发展初期，人们的产权意识、竞争观念比较淡薄，平均主义思想严重。此时兴办社区成员名义所有、地方政府实际控制的集体所有制企业，社会比较容易接受。此外，政企关系不明、社区成员共担风险的特性，客观上也使社区政府和企业决策者敢于大规模举债，上一些技术含量高风险大的项目，使苏南地区在产业结构高级化、企业组织规模化方面领先温州地区。但这种模式带来的结果是，集体资源实质上成为政府的资源，个人的财产权得不到应有尊重，民营经济、基层企业家的力量得不到发展，市场活力长期受到压制。
在温州地区，由于集体资源有限，人们通过市场自发组织资源的成本相对较低，因而主要采取家庭工业的形式配置资源。温州地区的劳动力大量外出务工，一方面便于获取市场信息和技术，另一方面也是在进行民间资本的原始积累。相对于政府组织资源的方式，在这种方式下，企业规模比较小，生产的产品也多以劳动密集型的小商品为主，与自由竞争时期古典资本主义组织资源的方式比较接近。但这种方式与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是一致的。形成这种资源组织方式的一个前提是要有比较发达的资源市场。温州很注意对专业化市场的培育，其中的民间资本市场在地区经济发展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4、不同的财富积累主体和方式。在苏南，由乡村集体支配资源，它们同时也是财富积累的主体。而在温州，由个人积累财富和支配资源，有人认为苏南模式是资源共享，但如何保证在资源分享前提下的共享，是一个重要问题。因为如果不能保证绝大多数人都能分享到资源，那就是少数人独享资源。
温州模式的一个主要优势在于，它的资源分享能力很强。但对资源的分享并不是说就不能共享。通过股份合作制等形式，温州资源共享的能力也很强。但它离不开一条，那就是都要积累个人财富。从这点看，有了资源的共享才有温州模式和温州经济的大发展。温州现在几亿元、十几亿元，甚至超过二十亿元的个体私人企业都有，但实际上这是很多个人资产参与运营的结果。
财富积累主体的不同，会产生不同的激励效果。正是从这一角度，有学者将苏南经济增长乏力的原因归结为，政府汲取能力过强，管得太多、花得太多、汲取的太多、借债太多、官员太多，从而造成了普通百姓家底不实和相对贫困。
5、政府职能的定位和作用不同。苏南模式是“地方政府公司主义模式”、“能人经济模式”和“政绩经济模式”，本质上是“政府超强干预模式”。有学者把苏南乡镇政权对乡镇企业的干预和控制看作是一种乡镇的“地方产权制度”。这种对乡镇企业的地方产权制度与中央或地方政府对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非常相似，都有着政企不分的问题，同时产生低激励和负激励效应。但改革初期大量经济空隙的存在为包括苏南地区在内的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提供了历史机遇，致使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苏南地区政府超强干预模式取得了辉煌的成果。那段时间，企业的部分利润被用来建学校、建乡村养老院，农地也被集中到种田大户。政府干预的结果，使乡镇企业承担了大量社会职能和“公共企业家”职能。尽管这种结果在一段时间内可能是积极的，但政企不分的集体产权制度安排的隐患最终由于外部宏观环境和竞争环境（如买方市场的出现）的变化而使得苏南经济滑坡，人们对苏南模式开始提出了疑问。
温州模式被概括为“市场解决模式”，“自发自生的发展模式”和“自组织模式”，核心是自发和内生的经济发展模式。在温州模式的形成中，市场机制发挥着广泛的作用，政府的作用主要表现在提供制度环境和公共产品上，管理职能相应弱化。政府通过制度模仿和创新发挥着熊彼特所说的“公共企业家精神”，以弥补市场失灵所带来的缺陷。但这些“公共企业家”的活动遵循与市场一致的原则。
三、从经济发展的绩效看两种模式的创新
1、两种模式创新的制度成本。不可否认，从计划经济时期的社队企业而演化为新时期乡镇企业的苏南模式，是一种制度创新。但九十年代初以来，中国市场在不断完善，价格双轨制在绝大多数领域已不复存在，产品市场和劳动市场都已形成，并已具有相当的规模，一些生产效率低下的乡镇企业已被市场淘汰。没有了“双轨制”后，政府在价格方面庇护乡镇企业的作用也消退了。在这种情况下，乡镇企业生存下去的唯一出路就是改革。而苏南模式产生于中国经济转型的特定历史时期，注定是一种过渡性的发展路径。到1996年，苏南乡镇企业销售收入的增幅降到10%以下，其中苏州、常州两市的利润额出现负增长。而在有着“温州模式”的浙江，经济活力日益显现，增势明显强于江苏。
苏南模式的弊端主要是：第一，企业产权不明。这些企业既无来自产权主体的利益驱动力，又无来自所有权的自我约束力，机制渐趋僵化。国有企业的弊端在这些企业中有不同程度的体现。第二，政企不分，行政干预过多。村镇两级党政组织既是企业的行政领导，又是集体资产的代表。一些企业内部各种形式的平均主义抬头，分配日益福利化，激励机制削弱；家族化经营现象日趋严重，出现所谓的“内部人控制”问题；企业遇到困难，不是积极主动地想方法，而是一味地寻求政府支持；而当企业发生亏损，经营者又无需直接承担经济责任，亏损自然由镇村集体承担。第三，所有制实现形式单一，经济持续发展能力不足。集体经济“纯度”过高，单一经济成份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多层次生产力形势不相适应。同时，单一的集体投资主体，阻碍民间资本投入，企业资金来源狭窄，设备更新、技术改造、产品升级换代等方面受到极大制约，发展后劲难以增强。第四是“内向发展”问题。这些企业的资本、技术、原材料基本来自国内，销售也主要依靠国内市场。国内经济不景气使这些企业的发展遇到了困难。
温州模式在形成之初也有一些弊端，但这些弊端的改革成本远低于苏南模式的改革成本。温州模式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第一，家长个人决策通常是独断独行，容易把企业带到错误的方向，甚至企业因此垮台；第二，家族经营制之下，企业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挑选接班人，这就造成了企业难以再往前发展；第三，家庭经营制是一种产权封闭的制度，它只能靠自身内部的积累来发展，这样的发展是有限的。
从产权性质看，苏南模式下集体企业的产权是共有产权，而温州个体私营企业的产权是私有产权。同时，集体财产的代理人受命于上级安排，而非所有者委托，这种非所有者的委托人（上级）较之应该的委托人（村民）缺少监督的激励，而且由于信息不对称使监督困难，监督成本高，代理人有可能追求在职消费，极端情况下还会发生上下级“串谋”行为。从温州模式改革的结果可看出，它们一是采取委托代理制，二是实行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合作制等形式，有效克服了存在的问题。相比之下，苏南模式企业的改革成本极其高昂，阻力也相当大。
2、苏南模式的制度创新与两种模式的趋同化倾向。企业制度创新的动力一般有两种：一是“利益导向”，二是“危机导向”。苏南模式的制度创新基本上是出于危机导向，是迫于经济形势的要求。但改制远不是一帆风顺。
1998年，随着我国进入买方市场和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经济空隙的数量、形式和分布发生了本质变化，使在同一个空隙中生存的企业遇到前所未有的竞争，苏南乡镇企业经历了第一次改制。当时的做法大多是把乡镇企业改成集体控股的企业股份制或股份合作制。但这次股份合作制化以后，乡镇村的地方产权制度问题仍然存在，政企不分的毛病仍然没有根本改观。由于设置“不可分配给个人的集体股”以及地方政府通过集体股掌握决策权等等做法，地方产权制度以另外一种形式制度化和合法化了。
第一次改制并未达到建立起企业内部治理规范化的现代企业制度，或者说，产权清晰了，但集体控股的存在又造成了新的政企合一，使许多县市在考虑进行必要的“二次改制”。二次改制的方向是政企分开，打破地方政府的地方产权制度，确立生产者和消费者在市场中的自主地位以及私人作为独立产权主体的地位。二次改制实质是让市场内生发展力量发挥作用。二次改制转移出来的乡镇企业的社会政策职能需要政府来承担。由此出现一种趋势，就是苏南的经济发展路径将与温州模式趋同。
四、相对落后地区发展模式的选择：以苏中地区为例
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主要取决于机制、资源和环境。苏南和温州模式在最初形成阶段的成功经验说明，两种模式都将这三大因素有机结合起来。因此，如何根据当地资源，建立一种适应市场经济环境的机制，是经济相对落后地区在确定发展战略时首先应考虑的问题。
借鉴苏南和温州模式的成功经验，研究苏中地区经济发展的过程、问题和发展战略，对我国经济相对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更具有典型性和借鉴意义。
苏中是江苏中部地区的简称，主要包括江苏境内长江北岸的扬州、泰州和南通三个地区。这一地区不仅在地理上位于江苏中部，而且在经济发展水平上也居江苏中游，属江苏省中等发达地区。从地理位置上看，苏中介于苏南和温州两者之间。可把苏南模式界定为强经济辐射下的区域经济模式，因为苏南处在经济实力很强的上海这一强辐射经济区下，可比较方便地获取信息和技术。而温州模式可界定为没有经济辐射的偏僻山区的区域经济模式。苏中虽能接受上海的辐射，但由于辐射强度与距离的平方成反比，因此这种辐射的作用较小，属于弱经济辐射条件下的发展区域。
从目前看，苏中地区正处于资本的原始积累阶段，积累的速度较慢，客观上与苏南、温州形成较大差距。苏南、温州地区用了十五年不到的时间就迅速完成了资本积累。而苏中的大部分地区则要用十至二十年的时间。这其中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原始积累的标准、经济发展的水平以及产业进入的门槛都在不断提高，竞争的程度也在不断加剧。因此，原始积累问题是制约苏中经济发展的第一个障碍。为加快资本积累的步伐，应从体制创新上下功夫。对此，一是要充分认识到苏南地区发展的初始环境今后不会出现，必须充分依靠民间资源市场，调动人民群众支配资源的欲望，让人民群众成为财富积累的主体；二是要解放思想，为个体私营经济的健康发展开辟道路；三是要建立和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使企业成为真正由企业家支配的企业；四是要将企业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职能留给政府，政府要为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第二个障碍是现有的技术缺口、管理缺口严重制约着苏中地区的发展。对此，要立足于从两个方面来解决：第一要建立强大的辐射。这主要通过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大力改善投资环境，为资源流入、吸纳中心城市的辐射开辟道路，提高辐射效率来实现。这点在苏中地区发展的效果上已逐步体现出来了，特别是在江阴长江大桥和南京二桥开通后，上海对扬州的辐射，包括南京对扬州的辐射都很明显。第二，加快城市信息化建设步伐，促进信息技术对传统工业的渗透，用信息化来带动工业化。目前扬州市已成为国家信息化试点城市，政府已制定了信息化规划，正在致力于信息化建设。第三个障碍是缺少企业家。在资金问题逐步解决之后，制约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就是企业家。这也是全国弱经济辐射地区所面临的一个共性问题。对此一是要引进，二是要自我培养。通过引进重大项目，引进资本、技术、管理和人才。
此外，苏中地区发展的障碍还在于企业发现市场的能力较弱。为此，要在企业专业化分工的基础上，发展专业化市场，形成区域资源特色的产业带和产业群；依托这一产业带和专业化市场发展第三产业，提高城市化水平。与此同时，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中间地带，要打破区域界限，促进劳动力流动，在接受发达地区辐射的同时，加强对欠发达地区的辐射。
（国家信息中心中经网论坛部供稿 伞锋 刘志英 魏海涵执笔）
收稿日期：2001-0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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