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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822.3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2 8832(2011)5期0056-11
亚太地区是中国重要国家利益的汇聚地，也是美国在海外与西欧、中东并列的三大重要战略关注地之一。随着亚洲经济的发展和国际影响力的扩大，美国对亚太的关注和资源投入在增加。全球化的发展和中国力量的上升，使得中美两国关系国际化的特征越来越显著，①而两国在国际层面越来越频繁的互动首先就体现在亚太地区。在本地区力量对比变化、经济合作深化、安全环境复杂化的背景下，中美在本地区的互动呈现出合作与竞争都在上升的趋势。中美亚太互动既塑造着两国关系，也影响着地区和全球局势。如何扩大合作、缩小分歧，促进中美在本地区的良性互动，是一个紧迫的现实课题。
一、变化着的地区形势和角色
在21世纪进入第二个10年的时候，亚太地区的形势呈现出一系列新的特点。首先是力量对比的变化。中国经济在21世纪头10年的快速发展使其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中国崛起已是一个现实的命题，而不再是一个假设性命题。中国的崛起提升了东亚在亚太的地位，有助于减少亚太的两翼——东亚和北美——力量对比的不平衡。其次是东亚不断发展的经济一体化。进入21世纪以来，东亚国家以“10+3”为主渠道，积极发展在经济、金融、非传统安全等领域的合作，经济一体化程度加深，相互间的联系更加密切，东亚地区意识增强。东亚正在从一个地理概念发展为经济、社会、政治概念，从而为建立“东亚共同体”这一长期目标的实现奠定基础。第三是地区安全形势的复杂化。从“9·11”恐怖袭击，到“非典”的肆虐，再到日本大地震、海啸和核电站事故，非传统安全挑战越来越突出。另一方面，大国政治的张力，领土、领海主权争端的激化，朝鲜半岛的冷战对抗和核问题，表明传统安全挑战仍在本地区的安全议程上占据重要位置。
在新的形势下，中美两国在亚太地区的角色也发生了重要变化。中国已成为地区经济发展的重心，目前是日本、韩国、朝鲜、蒙古、印度、越南、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等国最大的贸易伙伴，美国、加拿大等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还是日本、韩国、蒙古、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澳大利亚等国最大的出口市场。此外，中国也是朝鲜、缅甸、蒙古、柬埔寨等国最大的投资来源地。在国际金融危机后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乏力的背景下，中国已成为地区经济发展的最主要的引擎。不仅如此，中国也是东亚地区合作的重要推动力量。从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建设，到“10+3”合作的深入、中日韩合作的开展，中国都发挥了积极的建设性作用。中国也在促进地区和平与稳定方面扮演着“负责任大国”的角色。中国在维护朝鲜半岛和平与稳定、谋求半岛无核化方面发挥着独特的重要作用，“六方会谈”体现了新世纪中国外交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在南中国海主权争端问题上，2002年11月，中国和东盟签署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允诺通过和平手段而非威胁使用和武力使用、通过友好磋商和协商来解决领土和管辖权争端。2003年10月，中国签署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成为首个承认该条约的非东盟成员。该条约主张“用和平方式解决差异和争端”以及“放弃威胁使用或使用武力”等基本原则。②当然，在新的形势下，中国也面临着如何更有创造性地解决地区争端、如何更多地提供地区安全公共物品的问题。
美国与东亚的关系正在经历着重要的转变。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向东亚一些国家提供经济和安全支持，从而形成了这些国家在经济和安全上依赖美国的局面。由于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东亚一体化的加深，东亚对美国的经济依赖在下降。东亚在美国进口市场中所占的份额，在1980年代中期至1990年代中期高达40%。亚洲金融危机后，东亚经济体加强了双边合作的步伐，东亚区内贸易(包括中国大陆、中国香港、中国台湾、蒙古、韩国以及东盟10国)占东亚总体贸易的比重从1998年的37.7%上升到2003年的42.1%，东亚在美国进口市场中所占的份额从1990年代中期逐步下降，目前稳定在35%左右。③长期以来美国是韩国、日本等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但现在这一地位已被中国取代。2010年，韩国与美国的双边贸易总额为869亿美元，与中国的双边贸易总额为1884亿美元，对美贸易额仅是对华贸易额的46%；日本与美国的双边贸易总额为789.4亿美元，④与中国的双边贸易总额为3030.6亿美元，对美贸易额是对华贸易额的26%。在政治和安全关系方面，不再是美国为东亚提供双边或多边的机制安排，而是美国参与东亚的多边合作机制，如东盟地区论坛、东盟防长扩大会、东亚峰会等，东亚尤其是东盟在这些机制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在某种意义上，美国在东亚地区政治和安全事务中的角色正从传统的“领导者”向“伙伴”转变。对一些东亚国家来说，他们需要美国参与地区事务，不是为了寻求华盛顿的领导，而是为了上“保险”，借美国平衡中国在地区事务中的影响力。美国也需要通过持续地参与东亚事务以维护其在本地区的利益，防止在这个重要而迅速变化的地区被边缘化。
二、利益与政策
中美亚太互动的基本形态是由两国在本地区各自追求的利益目标和所奉行的政策决定的。因此，在思考如何促进双方在亚太的良性互动时，首先要准确地揭示各自的利益目标、政策框架、双方的共同点和分歧点。
中国在亚太地区有着广泛而重要的利益。首先是安全利益。中国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地区安全环境，这既包括安全形势十分复杂的陆上周边的稳定，也包括漫长的海上航道安全；既包括朝鲜半岛的无核化，也包括和平解决东海、南海的主权争端。对中国地区安全利益的挑战既来自传统安全问题，也来自非传统安全的压力。其次是发展利益。亚太地区集中了中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也是中国最重要的投资来源地。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需要不断拓展与本地区的经贸联系，推动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与便利化。第三是政治利益。中国希望在亚太地区构建“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的地区秩序，⑤其特征是不同政治制度的共存、各国间的政治互信、平等参与地区事务、互利合作等。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亚太政策逐渐成型。中国谋求以多边合作的形式应对各种安全挑战，从创立上海合作组织到主持朝核问题六方会谈，从积极参与东盟地区论坛建立军事互信的努力到在“10+3”框架内合作应对非传统安全挑战。这些政策实践是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要旨的新安全观的具体体现。中国的地区经济政策表现为积极推动各种形式的合作，包括双边和多边的安排，次地区、地区和跨地区的合作。中国尤其重视“10+3”框架内的合作，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建成、中日韩合作的开展、区域外汇储备库的诞生等，是中国推动地区经济合作的亮点。为构建和谐的地区秩序，中国倡导“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平等合作、共同发展”等理念，致力于与本地区国家发展各种形式的伙伴关系，积极营造和平稳定、平等互信、合作共赢的地区环境。中国积极推动东亚合作，主张“政治上互信共存、经济上互利共赢、安全上互助共济、文化上互鉴共进”，缔造“和平、繁荣、和谐”的东亚秩序。⑥中国还主张东亚合作对内以东盟为主导，对外开放包容，欢迎域外国家在东亚合作中发挥建设性作用。
美国的亚太利益也包括了安全、经济和政治层面。在安全层面，美国要谋求自身和盟友的安全，确保海上航行自由，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应对恐怖主义和其他非传统安全挑战等。美国还希望维持其军事力量优势和对地区安全事务的主导力。在经济层面，美国希望加强与本地区的经贸联系，促进对亚太地区尤其是对中国的出口，吸引来自本地区的投资。同时美国希望推销其经济发展模式，并防止本地区出现排除美国的多边经济合作安排。在政治层面，美国希望在本地区推广其价值观，谋求和巩固对地区事务的主导权。
美国的亚太政策框架形成于冷战时期，在后冷战时代随着地区形势的变化不断调整。奥巴马执政后，在安全上继续强调美国在本地区双边同盟的作用，提升美国的军事存在，同时积极发展同有关国家(如印度、越南、印度尼西亚)的安全伙伴关系，推动东盟地区论坛和东盟防长扩大会在应对非传统安全问题上的合作。经济上，奥巴马政府在重视发展双边经贸关系的同时，强调要重振亚太经合组织，积极推动“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谈判，拉更多的亚太经济体参与其中，试图使其成为一个高标准、基础广泛的地区性贸易协定，并以此为样板引导亚太经合组织朝这个方向发展。针对东亚地区主义在过去10年的蓬勃发展势头，美国通过强调亚太地区间主义予以牵制。政治上，奥巴马政府强调美国对亚洲事务的参与、影响和领导权，以塑造对美有利的地区秩序。在“重返亚洲”的口号下，美国全方位地加强了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加入了东亚峰会，支持东盟成为正在出现的地区架构的支点。⑦
中美两国在亚太地区有着重要的共同利益。在安全上，双方都希望维护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在打击恐怖主义、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确保海上航行自由等方面都有着一致的利益。经济上，中美都希望推动亚太的经济增长、促进地区贸易投资自由化和经济技术合作。政治上，双方都支持本地区国家间改善关系、建立信任、加强合作，支持构建和完善开放、包容、共赢的地区合作框架。双方基于共同或相近的利益在亚太地区经济与安全领域开展的合作是两国良性互动的重要体现，也是两国关系中的亮点。由于中国在亚太地区影响力的上升，中国在美国亚太战略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美国在处理亚太事务时越来越需要借重中国。尽管美国的亚太政策框架仍强调同盟体系的作用，但在急剧变化的地区环境中，中国对地区经济和安全的积极作用已不是美国在本地区的任何盟友所能企及的。
另一方面，中美在亚太也存在着显著的分歧。如果说共同利益产生了合作的动力和潜力，那么利益与政策的分歧则制约着合作的开展。因此，正视和处理各自对对方的关切是促进两国良性互动的重要前提。
中国对美国亚太政策的关切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安全上，美国实施对华“防范”或“两面下注”战略。美国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加强对华防范，在本世纪最初10年主要着眼于台湾海峡，近年来则关注中国国防现代化所带来的影响，特别是中国军事力量的增长对美国在亚太地区优势地位的挑战。美国对华防范战略是中国面临的最主要的外部安全压力。经济上，美国不希望东亚合作发展太快，其以亚太合作牵制东亚合作的种种举措挑战中国积极促进东亚合作的政策。政治上，美国力求保持其主导地位，防止中国坐大的心态和政策不利于构建平等、合作、和谐的地区秩序。
美国对中国的亚太政策也有这样或那样的担忧。华盛顿担心中国发展军事力量是要削弱美国的军事优势、限制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自由行动的能力。美国担心中国积极推动的东亚合作将减少美国与该地区的经济联系，使其在与充满活力的东亚发展经济关系中处于不利地位。美国还担心，在经济合作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东亚地区秩序中，中国将谋求主导地位，而美国将被边缘化，其在本地区的盟友与美国的关系也将渐行渐远。
尽管中美各自对对方亚太政策的种种担心并非都是客观现实的反映，但却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各自的政策。奥巴马执政以来，在“重返亚洲”的口号下，对亚洲的政策投入上升，对华制衡和竞争的因素增加，这已引起了中方的严重关切和对美国对华政策意图的疑虑。虽然中美在亚太地区的竞争不能完全避免，但它不应成为两国亚太关系的基本面，否则两国就会在亚太陷入消极互动，这对两国和本地区来说都非善事。
三、形成正确的自我认知与相互认知
中美在亚太地区的互动表面上是由利益和政策所决定的，而在深层次则受到两国的自我认知与相互认知的影响。虽然国际力量结构和物质利益诉求在很大程度上塑造着国家的对外行为，但观念和认知也对政策发挥着重要的影响。以研究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著称的罗伯特·杰维斯认为，“如果不考察决策者对客观世界的看法和对其他人的认识，就无法解释重大决定和政策是怎样形成的”。⑧而在建构主义理论看来，“国际生活的特征取决于国家与国家之间相互存有的信念和期望”，观念建构利益，利益决定行为。⑨那么，中美双方应该形成哪些正确的自我认知和相互认知，以促进他们在亚太的良性互动呢？
在安全领域，中国应该认知到，在其综合国力快速上升的背景下，国防现代化的稳步推进正在使中国成为影响地区安全的一个越来越重要的因素，亚太地区的诸多国家都越来越密切地关注中国的力量发展和安全政策。在此情况下，中国需要充分地阐明其战略意图，合理地展示其军事力量的透明度。中国还应该认知到，美国在亚太地区安全中的作用有两面性，对其积极的一面应予以肯定，并表示出加强与美国在促进地区和平与稳定上合作的意愿，对其消极的一面应予以批评、抵制和引导。随着美国实力和影响力的相对下降，美国与外界的互动不再只是美国去影响和塑造他国的行为，美国的对外行为将越来越多地受到外界的影响和塑造。由于中美两国安全利益的差异，美国不可避免地要实施对华防范战略，但中国不必夸大美国的对华防范措施，不应动辄称之为对华“遏制”。中美两国利益、特别是经济利益的高度相互依存，使美国很难做出冷战式的对华遏制战略的决定；中国也已变得足够强大，使美国难以实施其遏制战略。
美国则应该认知到，中国军事力量的发展是中国综合国力提高背景下不可避免的趋势，同时，中国军力发展的力度和速度取决于它对自身安全环境的评估，而美国则是影响中国安全环境的最重要的因素。因此，与其一味地夸大中国的军事挑战(这样只会提升美国自己的焦虑感)，不如积极正视并减少中国的美国威胁感。虽然对华防范战略是美国自认为应对崛起的中国的理性选择，但安全政策应置于对华政策的大框架，符合中美关系发展的大趋势。华盛顿还应该认识到，美国的军事优势地位和它在世界各地的军事行动自由既不是理所当然的，也不是永久的，这既取决于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也取决于其他国家捍卫自身安全的决心和能力。美国对其国家安全的关切是合理的和正常的，而保持其力量优势和海外干预的自由则是霸权野心使然，这既不合理，也不正常。
在经济领域，美国应认识到，中国重视东亚经济合作有着地缘的、经济的和政治的动因。在后冷战时代地区合作蓬勃发展的背景下，中国作为一个东亚国家，理所当然地重视东亚合作的开展。东亚经济的快速和强劲增长，也使中国看好东亚合作的回报。不仅如此，东亚合作亦有助于提升本地区在世界经济和政治中的地位和发言权，有助于更好地维护东亚的利益。不过，尽管中国重视东亚合作甚于亚太合作，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因前者而排斥后者。中国与其他东亚国家一样，既推动东亚合作，也支持亚太合作，虽然二者的优先性不同。胡锦涛主席在2010年11月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18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时表示，在新形势下，亚太经合组织应该继续秉承茂物目标精神，主动适应新情况，积极应对新挑战，“继续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加快区域经济一体化”。⑩如果亚太经合组织能够重新确定一个更加现实的和得到广泛支持的议程，它仍然可以在促进泛太平洋经济合作方面发挥其独特作用。实际上，应该把东亚一体化和亚太经济合作看作两个部分重叠的圆，而不是通向截然相反方向的两条跑道。例如，一些东亚合作的尝试获得成功后，可以稍后在亚太经合组织内推广，而重新获得活力的亚太经合组织框架内合作也将推动东亚一体化的进程。在这个意义上，东亚合作和亚太合作可以是相互促进的。
对中国来说，应该正视美国对东亚经济合作的某些合理关切。鉴于东亚经济发展的良好态势和前景，美国迫切需要加强与本地区的经贸联系，希望东亚合作不会削弱美国与东亚的经济纽带。事实上，虽然东亚区域内的经贸关系在加强，许多东亚国家仍然视美国为重要的域外经贸伙伴，愿意与美国保持密切的经贸关系。因此，中国应继续强调东亚合作的开放性，欢迎美国与东亚发展双边和多边的经贸合作安排。同时，中国也应明确支持推进亚太合作的新尝试，如亚太自由贸易区、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等。
在亚太地区格局问题上，美国的认知需要与时俱进。首先，由于地区国家间力量对比的变化和互动形式的变化，地区格局的变化不可避免，今日之亚太已非10年前的亚太，10年后的亚太又将大不同于今日。其次，在新的形势下，美国的地位和作用也在发生变化，华盛顿不能把美国长期以来的主导地位视作理所当然和亘古不变的。美国在地区事务中的定位应该是一个建设性的参与者，而不是支配性的主导者。第三，美国应该以开明的眼光看待中国和东亚国家推动构建新的亚太地区秩序的抱负——一个更加平等的、亚洲国家拥有更多话语权的地区秩序。最后，美国在本地区的地位不仅取决于美国的力量和利益联系，也取决于它与本地区国家、尤其是重要国家的互动方式。
如果说美国对地区格局的认知应表现出更多的灵活性，那么中国则应表现出更多的敏感性。首先要认知美国面对一个新兴大国快速崛起的心态，那就是担心它长期以来在东亚的影响力会不断被后者所侵蚀、削弱，最后被排挤出地区事务。因此中国应不断安抚华盛顿，就像在《中美联合声明》中所表示的那样：“欢迎美国作为一个亚太国家为本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作出努力。”(11)其次，要相信美国的亚太地区观是可以被本地区其他国家影响和塑造的。二战以来，美国通过提供经济和安全支持影响和塑造本地区一些国家的地区观，在新的形势下，美国不再有能力单方面为亚太国家提供地区安排，而是越来越多地加入地区其他国家首创的安排，与本地区国家互动共同建构地区秩序。在这个过程中，其他国家的意愿和抱负也会影响到美国对地区秩序的看法。最后，要认识到，中国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新的地区秩序的构建。只要中国在亚太真正发挥负责任大国的作用，不仅为本地区国家提供经济上的公共物品，也提供安全上的公共物品，其他国家对美国的期望和依赖就会不断下降，一个更加平等的、亚洲国家拥有更多话语权的地区秩序就更有可能成为现实。
四、谋求良性互动
中美两国能否在亚太地区实现良性互动，将决定21世纪的新兴大国与现存霸权国家是否能够建立建设性的关系，同时也关系到“通过合作努力建设二十一世纪更加稳定、和平、繁荣的亚太地区”目标的实现。(12)要实现良性互动，中美在双边外交实践上必须以频繁而持续的对话为抓手，以讲求实效的协调、合作为主轴，以有效管理分歧为风险防范手段。
对话是中美良性互动的抓手，它的功能定位应该是推动形成正确的自我认知和相互认知、规划双方协调与合作、发现并探讨如何管理分歧。对话应该在多层次展开，包括领导人层次、战略层次和工作层次，前二者主要讨论宏观的战略问题，以增加信任为主旨，后者则是要讨论中观和微观的政策问题，旨在加强政策沟通和协调、处理分歧。对话应该是频繁而持续的，又是坦诚而深入的。对话不是谈判，不追求短期的结果，但应该有助于促进沟通、形成共识、并最终导致具体的政策结果。
目前中美两国领导人通过互访、通话以及参加多边活动时举行双边会晤等形式建立了较为频繁的互动渠道，这有助于保持领导人层次经常性的接触和对话。每年一次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以及在此框架内建立的中美战略安全对话(2011年5月启动)是中美战略层次对话的重要平台。在中方倡议下于2011年6月首次举行的中美亚太事务磋商则是两国在政策层面上开展对话的主要机制。中方提出这一倡议的初衷，是要“就本地区形势和各自政策交换看法，规划和推进双方在亚太地区的合作，妥善处理有关矛盾分歧，推动中美在亚太地区形成良性互动的格局”。(13)在首次举行的磋商中，中美双方就亚太地区总体形势、各自亚太政策、中美在亚太地区沟通与合作以及朝鲜半岛问题、南中国海问题等交换了意见。双方都认为此次磋商的气氛是坦诚的、建设性的，磋商是积极、有益的。(14)中美亚太事务磋商机制是加强两国在亚太事务上沟通与协调的一个创意，它有望为促进中美在亚太地区的良性互动发挥积极作用。
协调与合作是中美良性互动的实质内容。它以共同利益为基础，以共同目标为指向。协调与合作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即议程设置、政策手段、行动步骤。议程设置主要是确定合作的问题领域，由于关注角度和程度不同，双方对合作目标的优先性持有不同的看法，因此必须通过协调达成共识。政策手段的协调是要确定达到既定目标的有效的政策措施。在确定共同的合作目标后，双方往往会有不同的政策偏好，如外交、经济、安全政策的选择，施压与引导手段的运用等，如果不能达成一致，就无法实现有效的合作。行动步骤的协调关系到具体合作的开展，它涉及行动的路线图、双方角色的分工等。
管理分歧是确保中美亚太良性互动的重要一环，是因为在两国在地区事务上经常性地存在分歧的情况下，有效管理分歧可以预防摩擦和冲突的产生，防止两国在本地区走向消极互动。管理分歧应包括两个环节：防止分歧扩大升级和缩小分歧。在分歧出现时，首先要阻止其扩大和激化，避免外交和安全危机与冲突的发生。其次是努力缩小和消除分歧。及时的沟通、冷静的对话以及良好的内部协调是有效管理分歧的关键。
要实现中美在亚太地区的良性互动，双方必须在双边和国内层面克服一系列干扰因素。在双边互动中，首先要摆脱零和思维的束缚。在新的形势下，中美在亚太地区已进入利益相互影响、政策相互塑造的时代，两国对对方的政策应该是以合作为主线、竞争为辅线、冲突为红线，这就需要确立合作共赢的新思维。其次是保持言行的可信度。没有可信度，就不能达成持久的良性互动。对话必须是坦诚的，不能误导和欺骗对方，政策行为必须与政策表态一致，不能耍两面派。在中美战略互信不足的情况下，如何建立战术层面的互信是一个挑战。这里值得借鉴合作理论中“一报还一报”的策略。它对于合作的4点建议——“不要嫉妒，不要首先背叛，对合作与背叛都要给以回报，不要耍小聪明”(15)——对形成中美亚太良性互动的行为模式至关重要。最后是要避免短视和短期行为。中美在亚太地区的互动时段是长期的，互动面是全局性的，这就需要双方有长远的眼光，不追求短期效应，不因一时一事而迷失大方向。
在国内层面，不同政府部门间的协调至关重要。由于思考问题的角度不同，甚至由于部门利益的不同，在同一个问题上，不同部门会有不同的政策主张，这在双方都是常见的，关键是要有良好的内部协调，防止各部门自行其是，这样才能向对方展示其政策制定和实施的可信度。此外，正确地引导公众和媒体也很重要。在外交越来越被公众关注的今天，政府不仅要向公众提供及时和准确的信息，也要尽力引导媒体对事件作出客观和理性的报道，为中美在亚太的良性互动塑造有利的民意基础和舆论环境。(16)
注释：
①吴心伯，“中美关系的重新国际化”，《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年第8期。
②"Treaty of Amity and Cooperation in Southeast Asia",http://www.aseansec.org/1654.htm,2010年9月16日。
③赵江林，“外部约束与东亚经济结构转型”，《当代亚太》2010年第4期，第6-23页。
④韩国的贸易统计数据来自韩国外交通商部网站，http://www.mofat.go.kr/english/regions/asia/20070730/1_275.jsp?，日本的贸易数据来自日本贸易振兴会网站2010年的统计资料，http://www.jetro.go.jp/en/reports/statistics/.
⑤胡锦涛，“深化互利合作，实现共同发展——在亚太经合组织第十八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的讲话”，2010年11月14日，日本横滨，外交部网站：http://www.fmprc.gov.cn/chn/pds/ziliao/zt/ywzt/2010nzt/hujintaozhuxig20di5cifenghuiheyatai18cihuiyi/t768947.htm.
⑥温家宝，“共建和平、繁荣的和谐东亚——在第十次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上的讲话”，2007年1月14日，菲律宾宿务，外交部网站：http://www.fmprc.gov.cn/chn/pds/ziliao/zyjh/t288992.htm.
⑦Hillary Clinton,"America's Engagement in the Asia-Pacific",October 28,2010,Honolulu,美国国务院网站：http://www.state.gov/secretary/rm/2010/10/15041.htm.
⑧(美)罗伯特·杰维斯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8页。
⑨(美)亚历山大·温特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4、143-146页。
⑩胡锦涛，“深化互利合作，实现共同发展——在亚太经合组织第十八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的讲话”，2010年11月14日，日本横滨，外交部网站：http://www.fmprc.gov.cn/chn/pds/ziliao/zt/ywzt/2010nzt/hujintaozhuxig20di5cifenghuiheyatai18cihuiyi/t768947.htm.
(11)《中美联合声明》，2009年11月17日，http://www.fmprc.gov.cn/chn/gxh/tyb/zyxw/t627468.htm.
(12)《中美联合声明》，2011年1月19日，http://www.fmprc.gov.cn/chn/gxh/tyb/zyxw/t788163.htm.
(13)“崔天凯副部长就首次中美亚太事务磋商接受新华社、中央电视台和凤凰卫视记者联合采访”，2011年6月21日，外交部网站：http://www.fmprc.gov.cn/chn/gxh/tyb/wjbxw/t832582.htm.
(14)“首次中美亚太事务磋商在美国夏威夷举行”，2011年6月26日，外交部网站：http://www.fmprc.gov.cn/chn/gxh/tyb/wjbxw/t833834.htm; Office of the Spokesperson.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U.S.-China Asia-Pacific Consultations",June 26,2011，美国国务院网站：http://www.state.gov/r/pa/prs/ps/2011/06/167095.htm.
(15)[美]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著，吴坚忠译，《合作的进化》(修订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77页。
(16)中方近年来在外交上越来越注意对公众和媒体的信息提供和引导。在首次中美亚太事务磋商开始之前，中方主持其事的崔天凯副部长先后接受新华社、中央电视台和凤凰卫视的联合采访，向部分外国驻华媒体吹风并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公司记者的专访，介绍了建立中美亚太事务磋商机制的目的及意义和中方对磋商的期待，阐述了中方的亚太政策，并传递了希望美方在南海问题上“谨言慎行”的信息。在磋商结束后，外交部又及时发布了新闻稿，通报磋商内容。尽管信息的供给量还有待增加，但面向公众和媒体的沟通意识和技巧是值得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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