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发展：理论、问题和趋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趋势论文,理论论文,全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全球发展：理论及哲学之思
21世纪是全球大发展的世纪，知识经济信息社会以强大的生命力冲击着整个人类社会，带来全球社会结构的解构与重构，因而也必定是发展理论嬗变创新的世纪。站在发展哲学平台审视全球发展之谜，发展理论有三个转向：主体转向、内容转向与视角转向。
发展主体转向。包括前后相继性质迥异的两次重大转变，即从发达到不发达然后到全球的转变。发展主体第一次重大转变，即从西方发达国家“增长极”（注：我们这样定义增长极或发展极：如果一个集团在其所处环境中引起不对称的增长和（或）不对称的发展现象，而且这些增长与发展现象至少在一个时期中是相反的而不是同步的，那么就可以将这个集团称之为一个增长极或发展极。）向不发达国家与地区的多极化主体转移。20世纪中叶，广大发展中国家不断摆脱西方殖民统治，获得独立发展的主体地位。探讨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与赶超问题成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当务之急。“落后就要挨打”，“落后就要受气”，甚至似乎“落后就低人一等”，此时将发展看成经济发展或经济增长，因此发展经济学应运而生，出现各种增长理论与增长模型以解答发展之谜。随着全球发展的挑战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发达国家在后工业社会竞争的压力不断增加，发展主体出现第二次重大转变，即西方发达国家重新加入发展主体的行列，发展又从发展中国家的多极主体转向全球化主体。全球主体的发展即“全球发展”，它不仅仅指发展主体成员的扩大，而且指全球发展结构的调整重组，从欧盟到亚太经济圈，从世界银行到世贸组织，全球正在重构发展主体间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发展内容转向。指发展内涵、道路与模式的变化。首先，发展定义发生变化。传统发展仅仅指经济发展、经济增长，新发展概念则不仅仅指经济发展而且指人的全面发展，进而指人类社会与自然生态环境协调的可持续发展。其次，发展道路与模式发生变化。传统发展道路是西方单一的工业化现代化道路，传统模式也仅仅是西方标准，西方成了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发展的目标，“先污染后治理”也在传统发展观中约定俗成。新发展道路与模式虽仍然有“路径依赖”之处，但不可能也不容许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西方中心论”模式被摒弃，全球发展日益呈现多极化、特色化发展趋势。发展在全球化的推动下，主体间通过双向交往双向整合，造成全球发展多元化与一体化的新格局。邓小平理论指导下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可持续发展道路，理论与实践上都是中国对全球可持续发展的贡献。
发展视角转向。即全球发展视角从发展客体论到发展主体论，再经主—客相关论、主体际发展论到主—客—主交往实践发展论，即可持续发展论的哲学形式。可持续发展是人心所向、实践使然，是全球发展的必然趋势。发展客体论是发展理论的第一阶段形态，其特点是将发展归结为经济增长与财富积累，主要理论是各种经济增长理论与早期发展经济学。但是发展客体论缺陷十分明显：首先，发展客体论的单一指标体系强调西方中心论与西方价值观，因而屡遭发展中国家的反对；其次，它将发展等同于增长，见物不见人，用经济增长指标来取代社会全面发展指标，忽视主体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上片面而有害，实践上也造成发展中国家的挫折与损失。因此发展主体论应运而生。
以英格尔斯、马克斯·韦伯与帕森斯等为代表的发展主体论，在以下两个方面否定与超越发展客体论：首先，认为发展的本质与主题是人的现代化，而不是客体论所说的物质财富等客体的增长。离开人的现代化，客体财富的增长只会是一堆废铜烂铁；其次，人的现代化是人的价值观念、心理、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具有跨文化的世界性标准，不是财富客体的增长所能解决的。显然，从客体论到主体论，从重视物到重视人，是一大进步，但是，发展主体论也有内在缺陷：其一，它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极端，忽视客体对塑造人的现代化的关键意义与作用；其二，人的现代化的测量方法与标准仍带有西方色彩，并大都取之于西方价值观而遭到普遍批评与指责。因此，主—客相关论得以产生。
从依附论即“中心—边缘”论到世界体系论，发展科学在全球共时态展现主—客相关论。依附论是20世纪60年代初至70年代中期的发展理论，主要有以下几种流派与观点：(1)阿根廷R.普雷维什的中心—边缘论——结构主义发展观；(2)A.G.费兰克的“宗主—卫星”说——愈发展愈不发达理论；(3)巴西D.桑托斯的新依附论；(4)以美国巴伦为代表的“新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世界及发达与不发达问题的分析；(5)巴西卡尔多索代表的“联系性依附发展”论。依附论弥补了现代化论从社会内部看问题的片面性，为发展提供了一种新视角，但是依附论在批判现代化内因决定论时又陷入外因决定论的陷阱，在抛弃传统与现代的二分法时陷入了发达与不发达的二分法之中。世界体系论首先由沃勒斯坦在《现代世界体系》一书中提出，它是依附论的延伸与发展。世界体系论以“半边陲”、“周期节律”、“长期趋势”来阐明整个世界体系的发展规律，无疑是依附论的一种充实与进步，但它过于抽象化、理论化，忽略具体战略问题的研究，显得缺乏应用性。总之，与发展主体论相比，以依附论与世界体系论为代表的主—客相关论扬弃了以人为中心的抽象片面的现代化理论，有助于激发和唤醒不发达国家人民的发展主体意识。但是，主—客相关论将发展的根源归于中心一极，将边缘视为受中心控制奴役的客体，将自己（己国）视为主体而将他人（他国）完全视为客体，其图景仍是消极的单一主体论。要重构发展科学变革这一情景，单一主体论必须走向多极主体发展理论，走向全球主体的可持续发展论。
在后现代思潮的冲击下，主体际发展观应运而生，它不仅解构了发展客体论与发展主体论，而且解构了主—客相关论，但它并未建构具体的发展理论。它像大洋中飘浮的一叶孤舟，不仅没有目标而且走向悲观虚无主义。
主—客—主交往实践发展观超越了主体际发展观的无底板性，它是全球主体论，是全球双向交往双重整合的结果，它克服了单一主体观与单一客体观的缺陷，批判了“增长极限论”、“零增长”论。现代发展理论认为：(1)零增长不能达到生态平衡，解决污染与资源问题，必须发展新技术，这就需要经济继续增长，用经济增长来克服污染与资源枯竭问题；(2)零增长将加剧社会不平等，在零增长条件下，低收入人无论如何努力都没有提升机会；(3)零增长要求零技术进步，不允许技术创新，社会效率将会大大降低；(4)发展中国家不愿零增长，否则会永远处于落后地位，发达国家也不愿零增长，因如果仅本国零增长而他国仍像过去一样增长，环境同样会被污染，自己则会落后遭受损失，因此，任何国家都不愿零增长，零增长只是一种空想而不可能在全球实现。但因全球发展实践的代价与风险不断增加，可持续发展是人心所向、时代之必然。
主—客—主交往实践发展观的实践形式正是“可持续发展理论”，这是由可持续发展理论的理论框架与内涵决定的。可持续发展论的框架与内涵根据《里约宣言》与《21世纪议程》可概括为：两重关系、三种公平和五项原则。两重关系指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三种公平是：(1)对大自然的公平——人类的发展不能削弱自然界多样发展的可能性；(2)代内公平——这一部分人的发展不能削弱另一部分人发展的能力；(3)代际公平——当代人的发展不能削弱后代人发展的能力。五项原则包括：(1)公平性原则（即三种公平：横向公平性、纵向公平性与对大自然的公平）；(2)全球整体性原则——自己局部的发展要与全球整体的发展相协调；(3)可持续性原则——主要是三个方面的可持续发展：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经济、社会，其核心是指人类经济与社会发展不能超越资源与环境的承载能力；(4)多维协调原则——即人类社会与自然生态协调，人类社会各子系统协调和自然生态系统内部协调；(5)需求性原则——广大发展中国家应依靠科技进步，大力发展生产力，实现贫困人口的基本要求（包括物质需求与基本精神需求），发达国家则应在不断满足本国人口更高的要求（包括环境需求与发展需求）时，支持发展中国家实现上述任务。
新世纪可持续发展论在全球已成共识，但由于各发展主体的实际情况不同，其可持续发展的表现形式也就自然有异。邓小平理论是可持续发展论在中国当代实践的具体体现，是马克思主义的可持续发展理论，是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可持续发展理论。正如邓小平指出的：“南方得不到适当的发展，北方的资本和商品出路就有限得很，如果南方继续贫困下去，北方就可能没有出路。”（《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6页）因此，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们必须“坚持把发展作为主题”，“坚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发展是硬道理”；但另一方面，又要继续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以“促进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把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放在更突出的位置”。
主—客—主交往实践发展观，即可持续发展观——主要是以两重关系、三种公平与五项原则做底板整合构成的一种现代发展观的完型——虽在全球已成共识，但全球发展——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并非因此就没有代价没有问题而一帆风顺。
二、全球发展：问题及解答
人与自然的发展问题：人类生存的威胁。人类与自然的全球发展问题不仅对人类发展而且对人类生存已经构成严重威胁：首先，人口爆炸是当代社会发展的最大问题之一，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重大难题。人口密度越来越大，土地可耕面积越来越少，粮食生产的压力也就越来越重。过度开垦、过度耕种将带来环境的恶性循环。其次，地球表层结构已受到极大破坏。森林大量被砍伐，地球植被大幅度减少，土地大面积沙化，酸雨地区扩大。第三，工农业大量污水废气严重破坏环境。工业大量污染物破坏了臭氧层与水质，农用化肥与杀虫剂不仅影响了土地的微生物结构而且污染了江河湖海。第四，地球大气层二氧化碳浓度增加，热平衡遭破坏，全球表面温度稳定上升，对人类的威胁一天天不断加重。第五，地球上物种大量灭绝，生态平衡遭到破坏。第六，全球发展缺乏一个综合战略去支持降低化学用品量、提高能源效率、建立生物废水处理系统的设想，也缺乏监督实现这些设想的系统。
人与人、民族与民族的发展问题：全球发展的障碍与和平的威胁。首先，发达国家在环发大会上拒绝改革国际经济关系和结构以建立新型的南北经济交流与对话，拒绝承诺任何改善发展中国家贸易地位和减轻外部债务等问题的义务，从而阻碍了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流动及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更快的发展机会。其次，虽然发达国家在环发大会上承诺提供新的和额外的援助，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21个成员国有14个降低了官方发展援助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例。如美国、加拿大、瑞典等仍在不断削减。实际上，发达国家用于援助发展中国家的官方发展援助已经从1992年的0.34%降至1995年的0.27%，远远低于所承诺的0.7%的水平。第三，即使《21世纪议程》重点强调“技术转让”，发达国家也明确宣布“知识产权”保护是不能做任何让步的，这使“优惠的和减让的”技术转让条款如同虚设，特别是环境无害化技术转让方面几乎毫无进展。第四，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拒绝为实现可持续发展而改变现有的生活方式，他们不断宣称“我们的生活方式是不能谈判的”，这使可持续发展中重要的“资源与能源的节约与可持续利用”遇到很大障碍。第五，发达国家一方面以低于资源价值的市场价格从发展中国家掠夺资源，同时以不负责任的态度把污染企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有害环境的生产环节，另一方面又极力将环境问题与经济问题挂钩，打着环境的旗号把环境问题作为新的壁垒，从而抵消发展中国家资源与廉价劳动力方面的比较优势，限制发展中国家向其出口产品，限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以保持其在国际经济、政治领域的主导地位。由此造成发展中国家发展受阻、环境遭破坏的双重压力。此外环境问题的国际性，要求解决环境问题必须冲破国界，导致发展中国家的主权受到挑战，这就更加剧了南北双方在环境问题上的矛盾。第六，国际社会虽然提出要解决南北问题，但南北之间的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并且越来越大。第七，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东西、南北问题是最大的全球性问题。因此，邓小平在谈到“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时明确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同上，第105页）因为不研究解决东西南北问题，仅着眼于人与自然的问题，人类普遍忧虑的发展中国家的环境、生态、人口等问题不可能得到根本解决。总之，狭隘的民族主义与西方利己主义使全球问题更为突出、严峻。
全球发展：旧问题新特征。全球问题在可持续发展的新千年又具有新的特征：首先，全球问题还在加速增长且日趋严重。因世界人口大体呈指数增长，全球污染与资源消耗也大体按指数性质不断增长，这样社会危机四伏，问题越来越复杂，解决问题的代价、难度也越来越大。其次，全球发展的问题多种多样且纠缠在一起，形成了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群”，单独靠某个国家某种政治集团的力量来解决全球“问题群”已不再可能。再次，无论是外在的自然条件还是人自身内在的条件，对人类社会发展都不是没有极限的，因此全球发展的内在极限与外在极限并存，使全球问题更加严峻。最后，在全球发展的新千年解决全球问题已变得越来越紧迫，任何拖延不仅会使问题更加严重，而且还可能延误时机甚至导致灭顶之灾。
发展问题：文化价值学解答。从本质上说，全球发展问题是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价值关系的扭曲与异化，解答全球发展问题，文化价值学上有著名的人类中心论与生态中心论。传统人类中心论是对农耕文明的客体（自然、天道）至上论的超越与革命，因此人类中心论是工业文明的象征，它主张“知识就是力量”（弗兰西斯·培根）、“人为自然立法”（康德），宣扬“我思故我在”（笛卡儿），以“自我意识”（黑格尔）创化自然界和精神世界（社会）而君临天下，以理性反对神性，以科学反对蒙昧，以人为中心来反对自然—天道的客体中心论，这是工业文明的基本中枢。人类中心论正确坚持了只有人才能成为主体这一立场，阐明了人的实践出发点和归属离不开人的利益这一基本原理。但是，人类中心论有很大的弊端：其一，从单一主体论出发，极端的便走向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关系上的主体论，以掠夺方式征服自然，为实现一己之私利而不惜走向“主体沙文主义”；其二，难以说明自我、自我环境与他者的关系，并进而演绎出双重分裂：人与自然的分裂以及人与人关系的分离与冲突。首先，人与自然的分裂本是工业文明的一大成就与景观。人类在人类中心论价值观念下无限制地污染破坏生态环境，造成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全面对立与全面冲突。其次，工业文明中的人类中心论导致主体际交往关系的全面离散化、对立化与冲突化，对自然诉诸暴力导致对他人诉诸暴力，进而导致“一切人反对一切人”：医生希望他人天天有病，棺材店老板巴望天天死人。总之，传统狭隘的人类中心论以“大写的自我”征服自然、征服他人，进而形成一种不道德的“奴隶主”式的“人类沙文主义”与“殖民主义”，这是一种缺乏真正“自由、平等、博爱”精神的“人类利己主义”：一方面，为了追求个体或部分人利益最大化，以人类利己主义态度君临自然界，以绝对消耗资源、甚至不惜破坏环境来求得物质财富的增长；另一方面，这种经济增长方式彻底破坏了人类发展的环境基础，使人类与自然界处于尖锐对立之中，陷于“增长的极限”从而主张“零增长”。
生态中心论是对人类中心论的批判，是后现代价值观对现代价值观的解构。它主张地球及其所有生命存在物都有自己的权利与价值，人不能以一己之私利而无端损害“它者”。生态中心论既是对人类中心论的否定也是对工业文明的否定。然而，它将否定奠定在多元主义文化价值观念之上，并将各种生物物种视为多元价值主体，它们像人一样具有自主生存的权利与内在善的价值。这是一种后现代发展视界。因此，生态中心论之中各种生物物种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多极主体际的交往关系”，它也就成了一种平面化的实际上是无等级、无中心的后现代发展构架，认为人与“他或它者”之交往应是平等互利的，没有任何理由可将人类利益强加于“他或它者”之上，并认为人类君临天下的权威毫无根据。这样，生态中心论作为一种发展观，其基本缺陷与后现代主义一样，具有无中心性、无底板性及道德泛化（实际上是“人的消解”，无主体道德），必将导致相对主义甚至虚无主义。因此，生态中心论不能有效解答全球发展，不可能成为新千年全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解问录。如果说“人类中心论”是一种现代单一主客体发展观，“生态中心论”是后现代主体际发展观的话，可持续发展观则超越了现代与后现代，它只能是一种主—客—主全球交往实践发展观，是全球主体在两重关系、三种公平与五项原则的底板上双向交往、双向建构、双向整合的一种人类与环境互惠双赢的发展观。在全球发展框架之中，我们每一个人在面对自然客体时，通过中介客体与另一个“他者”相遇；“我”破坏环境，不仅直接损害“他者”的利益，而且间接损害自己的利益。主—客—主全球主体交往实践发展观之所以成为新千年全球发展的解问录，在于它体现了可持续发展的“两重关系、三种公平、五项原则”，还在于经济上它是一种绿色经济，政治上是一种绿色政治，文化上具有全球共生共荣共存共长的文化支持，最后，还在于它能有效地解答全球最大的问题即“东西南北问题”，特别是其核心问题“南北问题”。
三、全球发展：趋势和选择
本文认为全球发展的趋势是：首先，全球发展的市场机制将不断完善，可持续发展的法律体系、政策体系将更加健全，全球发展的能力与水平将不断提高；其次，全球的环保产业将“异军突起”而成为朝阳产业；第三，全球发展中对待环境问题正呈现“四个转向”：即环境治理从重视“末端”转向“全过程”的清洁生产，环境保护从单纯的污染防治转向重视综合生态系统的保护，环境管理将从单部门转向多部门，环境战略将从片面的环境保护转向经济、社会、生态的全面可持续发展；第四，南北发展差距将进一步扩大，全球可持续发展领域的矛盾将更加尖锐复杂化；第五，随着全球环境问题的不断突出，国家之间在解决环境问题中谋求合作的趋势越来越强。总之，全球发展趋势必将是也只能是可持续发展。
虽然全球可持续发展已成共识，但是如何超越传统发展模式并过渡到这一理想模式，依然存在两种不同的选择：环境保护或环境支持的可持续发展。环境保护虽然是环境支持的基础，但是环保型发展是被动的带有消极眼光。环保着眼于遏制环境恶化与生态危机，致力于恢复生态系统改善环境质量，其最高目标只能是“零污染”。不论这一目标能否达到，理论与实践上此眼界的缺陷十分明显：首先，虽然斩断了人类伸向自然的魔掌，但也会割断人与自然的联系，因此环保只能延缓环境的衰亡。其次，环境未从人类发展中得到好处，也就不能给予人类社会发展越来越大的支持。环境支持型可持续发展则是一种积极主动的发展观，它强调天人共生共荣、相互优化相互促进：首先，环境支持的基础是原有环境的优化，它既包括环境内部的优化性变化，也包括人类有意识有目的地对局部自然环境的调控与改造；其次，环境支持的内容是生态支持与资源支持：一方面，生态与资源系统各部分之间的关系平衡融洽，使系统演变的机会最大而风险最小；另一方面，高效的生态与资源系统功能，即物质能量被高度利用，生态与资源的效益达到最佳状态。总之，环保虽是环境支持的基础，但环境支持却是对环保的超越，环境支持能使人与自然共生共荣共同发展。因此，全球发展的趋势与其采取环保型可持续发展，不如采取环境支持型的可持续发展。
我们必须认识到：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人口多底子薄，摆脱贫穷落后状况、发展经济走向繁荣富强始终是我们的核心与主题。上述国情决定了我们不能采取西方“环保+零增长”的战略模式，而只能选择环境支持型的可持续发展，通过技术创新、制度创新来形成资源节约型的经济体系、技术体系、制度体系与文化体系。首先，环境支持里的环境是广义的环境，不仅指自然环境，也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资源综合的人文环境的支持，以营造绿色政治、绿色经济与绿色文化为中心的绿色文明，达到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发展、和谐统一；其次，通过发展教育与高新技术来实现环境的不断优化，以达到环境支持的高回报率。《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等是在邓小平“三个有利于”标准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选择，也是我国在全球化发展挑战之中积极主动的选择，这也决定了我国必将采取环境支持型的可持续发展战略，这一战略的实施必将使其成为世界广大发展中国家理论与实践上的巨大财富。
另一方面，我们还必须意识到，首先，全球发展“不能不是阶级矛盾、集团矛盾、民族矛盾不断解决又不断产生的过程。”（刘奔，第21页）因为，“资本一方面要力求摧毁交往即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夺得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另一方面，它又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就是说，把商品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所花费的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资本越发展，从而资本借以流通的市场、构成资本空间流通道路的市场越扩大，资本同时也就越是力求在空间上更加扩大市场，力求用时间去更多地消灭空间”（《马恩全集》第46卷[下]，第33页）资本主义全球发展的目的是要资本“夺得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其次，“资本不可遏止地追求的普遍性，在资本本身的性质上遇到了界限，这些界限在资本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会使人们认识到资本本身就是这种趋势的最大限制，因而驱使人们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马恩全集》第46卷[上]，第393-394页）。可见，“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应是我国可持续发展的目的与基本准则。
因此，在全球发展的趋势面前，我们的选择“不是如何单纯‘顺应’全球化的问题，而是要以历史过程的主体的积极姿态‘参与’这个客观进程，变被动为主动，千方百计地‘利用资本去消灭资本’，这才是我们的出路，也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前途所在。”这正如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的报告”中指出的：我们必须继续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把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放在更突出的位置，坚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始终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采取有效措施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从而为处理好其他矛盾提供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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