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理念的哲学基础探析
陆雪飞，王伟婉
[摘 要] 工业文明导致了严重生态危机的理论反思，引导着人们走向对作为文明之理论根基的“自然观”的重建。为了真正洞悉“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理念的根本性质与基本内涵，克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和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误区，我们有必要厘清旧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基本立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理解和把握马克思唯物主义自然观理论边界和理论高度。换言之，如果我们把马克思哲学或马克思主义的诞生视之为一场伟大的思想革命，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性质理解为实践唯物主义，那么马克思在这场革命中为我们所建构出来的自然观必然是不同于一般唯物主义立场之上的自然观；同时，也只有立足于这一全新的自然观，才能呈现马克思唯物主义自然观的科学立场和科学内涵，从而与一切旧唯物主义式的解释划清界限，为生态文明的合法性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石。
[关键词] 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理念是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当代发展，在贯彻生态文明建设方面，为我们提供了具有系统性、理论性、现实性和可操作性的方案，对于推进中国特色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为了真正洞悉“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理念的根本性质与基本内涵，克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和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误区，我们有必要厘清旧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基本立场。如果说生态伦理学对人与自然界之关系的思考更多地发生于伦理学的层面，因而在某种程度上错失了哲学本体论的理论视角，那么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则更多地发生在哲学本体论的视域，但它却混淆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与此前的旧唯物主义的理论界限。就此而言，造成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自然观之误解的根源就在于它未能合理呈现新旧唯物主义自然观的理论界限。从这个意义上，在自然观重构问题上的哲学视角的合理呈现，就自然被归结为一个至关重要的工作，即本质性地厘清新旧唯物主义自然观的理论界限。真正呈现马克思自然观的独到内涵及其内在的本质规定性，才能真正阐明“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理念的本质内涵，才能为超越工业文明和建构生态文明提供合法性的理论基础。
一、“迷魅”的原始自然观与“祛魅”的自在自然观
对旧唯物主义自然观理论视野及其理论高度、理论界限的分析，不能不涵盖唯物主义的完整历史进展。尽管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有对“旧唯物主义”概念的严格规定，但是如果我们立足于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的革命性创新的理论高度，也就赋予“旧唯物主义”以新的理论边界，即我们不仅可以在自然唯物主义的意义上，也可以在“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的意义上使用“旧唯物主义”这一概念；换言之，当我们在本文中使用“旧唯物主义”时，它不仅指称着与实践唯物主义不同的自然唯物主义，也在扩大了的意义上指称着古代的朴素唯物主义。当然，古代的朴素唯物主义与近代的自然唯物主义之间有着严格的界限，甚至有着本质性的差异。而我们之所以把它们统称为“旧唯物主义”，恰恰正是为了立足于实践唯物主义的理论高度凸显它们之间的这一本质性差异，并进而呈现马克思的感性自然观与一切形式的旧的自然观的本质性界限。
其实，这只是里根演说前测试麦克风时的一句玩笑话。不过，当这段言论传至苏联后，苏联不仅发表公开声明谴责里根，还一度向特种部队司令部命令“进入战斗状态”，美苏险由此引发战争。
（一）古代朴素唯物主义与“迷魅”的原始自然观
古代朴素的唯物主义主要是运用自己的感官去直接地反映和认识自然，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自然观的基本观点是：自然界是在人的经验直观中或在其日常生活中呈现出来的客观存在；自然界是运动变化的，而运动变化的本原、始基是诸如水、火、气、土等人们所能直观到的具体的物质形态[1]。
践行“双重领导”。湖南电信纪委紧紧围绕“查办案件以上级纪委领导为主”这个核心，牢牢把握“线索处置和案件查办在向同级党委报告的同时必须向上级纪检组报告”这个重点，每个季度向上级纪检组和同级党委汇报工作。
古希腊哲学的自然观是带有泛灵论色彩的自然观。古希腊哲学以心灵类比自然，认为万物都是活的，具有生命。爱奥尼亚学派认为自然是一个事物行为的内在根源，他们从“事物是由什么组成的”这个问题出发来解释自然。爱奥尼亚学派创始人泰勒士把地球和整个自然界想象成有生命的机体，认为地球是漂浮在水面上的，而所有事物是由水构成的。同时泰勒士还指出，自然界的生命机体是上帝或者神创造的。神是最古老的存在，因为它没有开端；世界是最美好的事物，因为它是神的造物。在古希腊早期，也就是城邦建立之前的氏族或部落联盟时期，神是居住在家庭内部的，即人神同在，但是到泰勒士时期，家庭的神已经消解，被哲学家归纳整合为统一的神，它成为自然的源泉，造就并掌握着人的心灵和动物的生命。毕达哥拉斯学派在爱奥尼亚学派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革新性思想，从事物形式或数学层面解释自然的方式，使人对自然现象的解释更加精确。但是，神性的观念在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形式理论中也是不容怀疑的[2]。
古希腊的自然观具有典型的人性化色彩，自然本身不只是客观性的物化存在，同时还被赋予了伦理色彩。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对神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他们发现了神的本性——善。善是利己的，也是利他的，善的核心是公平和正义。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可贵之处还在于他们将善导向自然，导向人类，正义和公平也因此成为自然和人类共有的基本性质。哲学研究正是从自然本性开始的。苏格拉底从人们关于事物本性的意见来了解他们的本性的。无视人们关于事物本性的意见，就等于是抛弃了我们力所能及的最为重要的真理的足迹[3]。苏格拉底认为，自然本性是善的，善的生活就是与自然相一致的生活，与自然相一致的生活应当是对自然无害的生活，应当是有益于自然保护的生活。正基于此，柏拉图说，自然是一个形式的可以理解的世界。
在亚里士多德的哲学系统中，古希腊的自然观实现了自然性与神灵性的结合。亚里士多德将自然“phusis”（nature）划分为两类：有生命的与没有生命的。在古希腊哲学思想中，自然多是指事物性质、本性。所以，在认识自然时古希腊哲学并不是仅仅观察现象的自然，而是观察现象之所以产生的根源，即自然事物的本性，是自然事物内在的，生命发生和成长的性质规定。自然本性的生命是旺盛的、和谐的，而生命之间是平等的，可以沟通和协作的。另外，自然本性的生命也是自由的，不受外来的暴力限制，因为自然本性不受限制。自然是一个巨大的生命机体，由在空间中扩展、在时空中渗透着的运动物体所组成。自然界不仅是一个运动不息从而充满活力的世界，而且是有理智的，不仅自身是有灵魂和生命的巨大事物，而且自身是一个有心灵的理性事物。它所有的运动都是有目的的，受理智的引导。人如果不去认识自然事物，不通过心灵发现自然的本性，那么自然就不能被认识，而没有进入人类知识视野的事物即便客观存在，也无法被人类重视或者理解。同时，人类认识自然事物总是以主观的知识背景为基础的，没有人的认识活动，人就无法感知事物的存在，无法发现事物的本性。
古希腊的自然观常常被赋予目的论的色彩。亚里士多德是目的论哲学最突出的代表人物，而目的论也是亚里士多德哲学中最富特色，且对后来自然观的研究影响最大的内容之一。亚里士多德指出自然哲学的研究对象、任务和目的就是寻找事物的存在和发展的本原和原因，进而提出了“自然是一种原因，并且就是目的因”[4]的思想。在他看来，事物存在和发展的最初的、第一位的原因有四种，即质料因（The Material Cause）、形式因（The Formal Cause）、动力因（The Motive Cause）和目的因（The Final Cause）。在这四因中，目的是质料的原因，而并非质料是目的的原因；而形式因、动力因和目的因之间也有内在的联系，目的就是形式和动力，就是事物活动所追求的本质和完满性，因而三者常常可以合而为一。如不认真研究目的因，就无法深刻理解其他三因，所以研究目的因是把握质料因、形式因和动力因在事物存在及发展中的作用的决定因素。在解答自然事物为什么存在、为什么是此物而非他物、为什么能运动演变等其他学科无力也无权回答的问题时，必须要知晓并根究自然事物的目的因，也即最初的推动力。
(3)燃煤对路供应。即根据用户和用煤设备对煤种、煤质和粒度的要求进行供煤，如以民用型煤代替散烧原煤，对层状燃烧的锅炉，以块煤、工业型煤代替混煤，以工业配煤代替原煤作一般动力煤等。不仅可以减少烟尘污染，而且可以节约煤炭。
可视化是一种建筑行业的常见标准，其意义在于“所见即所得”，而这种通过肉眼可观察到实物现象的要求，使得建筑行业经常以可视化作为建筑工程建设参考指标之一。在传统的建筑工程全过程管理过程中，管理人员多是根据二维图纸呈现的构件信息情况，对建筑工程各个过程进行相关的管理，这种管理方式因二维图纸可视化程度比较低，使得其对管理人员的专业能力要求比较高。其次二维图纸各个构件信息比较复杂，若管理人员综合能力比较差，很容易出现建筑工程环节管理不当的情况，这致使传统的二维图纸管理方式不再适用于现代化建筑工程项目管理。
亚里士多德的自然观结构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首先，亚里士多德的自然目的论是中世纪神学理论家，特别是托马斯·阿奎那建立神学目的论体系的重要思想渊源之一。托马斯·阿奎那吸收了亚里士多德哲学中“神是万物存在的最后动因”的目的论学说，推出万物创造者的上帝的存在，并将上帝以永恒法置于自然法等级结构的顶端，即永恒法、自然法、人定法和神法。但是，托马斯·阿奎那的自然法乃至自然的权利是从人类的角度出发予以论述的，具有明显的人文色彩，它仅仅是以“事物的本性”出发导出了自然本身的价值和存在，不同于古希腊的自然法。其次，亚里士多德对正义的论述是自然法尤其是启蒙运动中自然权利论产生的根源之一。根据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上帝观念，自然的本性是上帝的本性，上帝的本性是善。善是有利于事物发展的，有利于生命保持。善是平等、公平和正义，其核心是权利平等。亚里士多德认为，正义有两种：一种是自然正义，一种是约定正义。自然正义对一切有同等的效力，其是自然生成、普遍存在和天经地义的，而正义所体现的法也就是自然法；约定正义纯粹是基于规定或人们之间的相互协商约定，其具有相对的普遍性和稳定性。一般来说，自然法学派与实证主义在正义问题上的根本分歧，就在于如何看待自然正义与约定正义之间的关系。自然正义引发的自然权利问题乃是当代政治、社会及法哲学中首要的议题之一。最后，亚里士多德的目的论是造就“人为万物之灵，人类为中心”的人类利益中心主义思想的理论根源，其对后来的自然科学（特别是生物学）和生物哲学、环境哲学等的发展产生了复杂的多方面影响。
在亚里士多德的目的学说中，着墨最多、涉及面最广的部分是自然目的论。在《物理学》第二卷第八章中，他指出目的因存在于那些由于自然而生成和存在的事物中[5]；亚里士多德在构想其自然哲学的同时，将其思想运用到动物领域，率先开拓了动物学的自然科学领域[6]。在《论动物的部分》《论动物的产生》《形而上学》《政治学》等著作中，亚里士多德用许多篇幅谈到了这个问题。亚里士多德对植物、动物和人的比较认识揭示出三者具有的自然本性，而这种自然本性隐藏在万事万物的自然行为和功能的背后[7]。总的来说，亚里士多德对自然和人的认识较以前的哲学家更为具体和深入。
1) RepositoryService：提供对Repository(BPMN2.0 XML文件、表单定义文件和流程定义图像文件等)的存取服务。
中世纪经院哲学的自然观在“迷魅”性质上与古希腊的自然观并没有本质性区别。爱留根纳把上帝当成最高的存在和万物的根本原因。在自然和上帝的关系问题上，他既肯定上帝，又肯定自然。他所说的自然，不只是物质世界，而是物质与精神、存在与非存在、神与神造的万物的统一体。托马斯·阿奎那利用了亚里士多德的形式和质料学说，特别是亚里士多德关于“纯形式”的思想。一切具体事物都是由形式和质料（物质）结合而成的，其中质料是消极和被动的，形式则是某种能动的精神性的东西。事物的产生是能动的形式把消极的、被规定的，也即处于可能性状态的质料变成现实的过程；而事物的消灭，就是形式和质料的分离。除同质料结合的形式外，还有一种所谓的“纯形式”，或者说“无质料的形式”。这种“纯形式”不是别的，就是万物的根源。因此所谓“自然”，不仅具有类似于古希腊自然观的“迷魅”性质，而且表现为完全从属于神圣世界的存在，它与基督教神学或经院哲学贬抑自然和世俗生活，追求神圣世界的宗教性升华是完全一致的。
古希腊的泛灵论同时还具有伦理、人文色彩的“迷魅”自然观，从本质上来说，建构出了一个人与自然界相融通的世界图景。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分裂是在15世纪开始的文艺复兴运动之后，尤其是在近代哲学时期才发生的事情。就其对人与自然之关系的贯通性解释而言，我们在中国传统自然观中，尤其是在作为中国传统自然观基本命题的“天人合一”中，也是可以清晰地洞察到的。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天人关系”是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论题，主要探讨的是天与人、天道与人道、自然与人的相互作用关系。尽管中国古代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争辩历时2000年之久，但“天人合一”学说所主张的人与自然相统一的思想始终是中国传统自然观的基调。
（二）自然唯物主义与“祛魅”的自在自然观
4.相对于一些调整类的科目，审计的同时一般作为总账的会计科目，相对数额转入到相关被调整的会计科目。当企业存在的持续经营账户不可以做任何的变动时，需在进行资产评估的同时根据估价进行适当调整。
近代的自然唯物主义的自然观是机械论的自然观，其形成与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密切相关。欧洲近代自然科学是15世纪后期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萌芽和发展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和古代自然哲学不同，“文艺复兴”时代自然哲学的兴起，是与当时的自然科学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布鲁诺认为“自然界不是别的，就是事物中的神”。在布鲁诺这里，神只不过是外衣，首要的任务是面向自然，研究和揭示自然的本质，为人类造福。布鲁诺的泛神论，实际上是宣传唯物主义自然观的方便手段。
近代自然唯物主义的自然观是对中世纪经验哲学自然观的突破。“一种哲学若基于信仰，也就不成其为哲学。”[9]古希腊时代的神、人、自然一体性的自然观念，在引入中世纪基督教后发生了变化，取而代之的是神、人、自然之间的等级秩序。上帝完全凌驾于一切的创造物，而人类因从上帝那里取得了支配、利用自然的权利而超越于自然。然而，中世纪宗教性质的神权政治哲学在遇到16世纪文艺复兴思想的时候，哲学便和宗教发生了脱离。亚里士多德的目的论受到批判。人们在抛弃亚里士多德的时候，回到了苏格拉底—毕达哥拉斯—柏拉图的理论。哥白尼的日新说经布鲁诺解释成泛神论，泛神论后来被机械论自然观所取代，上帝与自然的同一性被彻底打破了[10]。
2.1 HPV感染的型别分布 3100例妇女总的高危HPV感染率 11.22%(348/3100)，HPV16型感染率为1.16%，HPV18感染率为0.52%，其它12种高危型HPV的感染率为9.55%。
近代自然唯物主义的自然观是由英国唯物主义和法国唯物主义组成的一个总体性的理论整体，二者具有不同的理论色彩；同时，人与自然的二元分立以及对自然的征服与改造，构成二者共同核心理念。英国唯物主义是基于个人经验的经验唯物主义，是培根创立的归纳方法的产物，感性经验是理性知识的来源与检验标准。那些未能基于经验的理性程序中形成的概念，就被作为“迷魅”而祛除了。弗兰西科·培根的哲学观的基本出发点就是“控制自然”，为机械论模式奠定了基础。培根继承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这种观点，即主观意识充满了错误和虚假的信念，但是他认为真知的源泉在于自然本身，自然是不会撒谎的。因此必须从主观意识中清除掉各种臆断、想象和猜测，它们是滋生错误和虚假东西的土壤。科学家必须观察自然，以便为无偏见地解释自然做好准备。在培根看来，自然“是上帝留下的痕迹。自然哲学的目标是事物的真实的样子，而不是人的意识施加给事物的虚假形象”[11]。
科学的应用是一种强有力的助力，是使人类能够支配世界的至关重要的工具，这种观念在培根的著作中得到了有力的解说。他提出“知识就是力量”，使人们依此来驾驭自然万物。以后当控制自然的观念被彻底世俗化的时候，人与上帝的道德关系被抛弃，而控制自然的观念则完整地保留了下来[12]。笛卡尔认为无机界和有机界是由在质上相同的物体组成的一个同源的机械体系，因而排除了那种认为自然界总是按照一定的等级制度构成的传统概念。不管笛卡尔想要追求的是什么样的新的科学的方法，上帝仍然居于世界观的中心，人类因拥有大脑和灵魂而使他们可以去支配自然。
法国唯物主义是理性唯物主义，它是笛卡尔方法的产物：将一切观念都作为怀疑对象而悬置起来，然后以基于理性而不可怀疑的事实为基础进行逻辑演绎，用理性重新检验那些之前被怀疑的东西，最终建立起一个包罗万象的为整个世界所反映的理性的体系，强调理性是我们一切知识的来源与判断标准。随之而来的必然是那些未能成为明晰的概念而进入这个理性体系的观念，被作为“迷魅”而祛除了。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奠定了近代主客二分西方哲学的主流。牛顿最后为“机械论世界观”的建立贡献了力量，“如果社会运行失常，那只能怪它没有严格按照支配宇宙的自然规律来行事”[13]。对科学问题的这种分解思路的广泛采用，对欧洲思想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一种碎片式的世界观。人与自然被完全分隔，把自然客体化，并对其加以形形色色称之为实验的操作，把自然分解成要素、因子而加以因果分析和数学解析，否认自然的生命和感知意识以及在整体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自律性。机械论最终确立的乃是极端人类中心主义的实践目的论观念，为人类利用自然进而征服自然打开了方便之门。在这种实践目的论的驱动下，人类对自然开始了近乎疯狂的征服，人统治自然的观念得到了实质性的确认。
二、“化魅”的直观自然观与感性自然观
区别于英法思想家通过“祛魅”实现对世界的理性化，从而把自然理解为与人相对立的、孤立自在的既成事物的存在，德国思想家走的是另外一条理性化的道路，我们姑且称其为“化魅”：它不是将不符合客观理性的“迷魅”简单地剔除，而是将“迷魅”本身理性化。由此，形成了德国古典哲学，黑格尔哲学是其巅峰，费尔巴哈恰是其终结[14]。
正像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困境必然导致其逻辑上的自我否定，产生出贝克莱与休谟的唯心主义哲学一样，从黑格尔哲学为巅峰的德国古典哲学之困境中也必然会产生出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它是对黑格尔哲学的自我否定。黑格尔哲学的困境所产生的原因在于把客观事实理性化为虚幻的抽象精神过程的产物，把人的本质看成是神或者绝对精神的自我意识的产物。为了摆脱这一困境，费尔巴哈要建立“有眼有耳，有手有脚”的新哲学，它不是将那种超人类的精神，而是“从思想之对立物，即从物质、实质、感觉中产生出思想”[15]。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主义优越于英法形而上学唯物主义之处便在于其并没有通过“祛魅”，把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等简单地切割或者“祛除”，而是以人类实实在在感知的人的物质性存在作为最基本的原则，通过人的本质的异化过程使“迷魅”——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基督教的上帝——得到人学的解释[16]。
教育背景：福州，育英学校，1910-1912年上海圣玛利医院，1912-1916年芝加哥培训学校，1918年1月至1920年10月
综上所述，磁混凝澄清池集混凝、沉淀、过滤功能于一池，因此该池排泥浓度高，有利于污泥的处理。由于该池型沉淀效率高，因而多用于老厂改造挖潜或用地面积较为紧张的水厂及寒冷地区的水厂，适合于室内建设。
当费尔巴哈立足于人化自然，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立足于属人的自然来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时，他所表达的自然观是人本学唯物主义的自然观，这种自然观的本质乃是一种直观的自然观。构成这一人本学唯物主义的直观自然观的根本原则是“感性对象性原则”，即作为其宗教批判之准则的“感性对象性原则”。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的感性自然观的形成就是基于对费尔巴哈之直观自然观的肯定与突破。
我们要描述从人本学唯物主义的直观自然观到实践唯物主义的感性自然观的伟大转折，必须理解费尔巴哈感性自然观的基本原则与基本内涵及其内在症结。
“感性对象性原则”是费尔巴哈宗教批判的基本原则，也是其直观自然观的基本原则。在费尔巴哈的理论视域中，“感性原则”的基本内涵即“自然界和人”[17]。在1839年的《黑格尔哲学批判》中，费尔巴哈展开了对黑格尔的批判，也由此而形成了其“感性对象性原则”。费尔巴哈指认，黑格尔的思辨哲学存在矛盾性；而这一矛盾性体现于黑格尔的逻辑学和现象学的对象，以及感性意识的对象中。在对黑格尔的批判中，费尔巴哈确认了“感性原则”。通过理解黑格尔思辨哲学中的几组矛盾性——类与个体、抽象的理智与“现实的理智”、抽象的思想与“感性意识”，费尔巴哈初步形成了对“对象性原则的理解和体悟。其后，费尔巴哈在1841年的《基督教的本质》中，最终形成了对“感性对象性原则”的理解。
“对象性原则”是费尔巴哈在《基督教的本质》书中一开始就作为理论出发点提出的基本原则。要理解这一原则，首先必须弄清作为对象性关系的两极，或者两个支点。概括地来讲，这一原则本质上指向的是作为主体的存在与作为客体和对象的存在的关系；作为主体的存在是指现实的、个体的人的存在，即“我”的存在，而作为客体和对象的存在指的是他人的存在，即“你”的存在；由于“你”的存在对于“我”来说，既是一个现实的、作为另一个个体的存在，同时更是一个“类”的存在，是人类普遍本质的象征[25]。因此，“对象性原则”中作为客体和对象存在的东西又是指“类”的存在，而“类”的存在在哲学意义上常常表现为绝对的理性，在宗教意义上表现为“上帝”“神”的存在。这样一来，“对象性原则”所针对的就是作为普遍存在的实体与作为个体存在的主体的关系。这种关系，具体到费尔巴哈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神（上帝）与人的关系，是黑格尔的绝对理念与人的本质的关系。
第一，“感性原则”的本质内涵。在不同时期，费尔巴哈自身对其“感性原则”存在着不同的理解重点。在《基督教的本质》一书中，费尔巴哈着重强调“感性原则”是作为人的存在，而这里的人是现实的本质的人[18]。这一结论的出发点在于费尔巴哈从道德属性和精神属性分析了基督教中神的存在。1845年出版的费尔巴哈的《宗教的本质》，回应了人们误以为费尔巴哈的理论“主张属人的实体是从虚无中产生的”，以及亦或存在的“把属人的实体变为无需前提的东西”，同时也弥补了“感性原则”自身的理论缺陷。费尔巴哈在这本《宗教的本质》中，他自认为这本书虽然分量不大但是内涵却很丰富。在书中他说到，之前他将自己的思想概括为“神学就是人本学”，但是为了全面地概括自己的思想，他认为有必要补充“神学就是人本学和自然学”[19]。
近代的机械唯物主义仍然把自然界看成是一种外在于人的客体、直观的对象来认识，但是它深深地打上了近代自然科学发展成果的印记。英国唯物主义与法国唯物主义是近代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主要形式。这两种唯物主义虽然有着不同的特征，但却共用同样的方法：通过经验归纳或理性演绎，将那些非理性的观念作为“迷魅”而祛除，将非理性的东西祛除在科学之外。由此而建立理性的世界，事物被一个个具有明晰的外延、确定的内涵的概念组成的逻辑体系所描述。这种理性化过程的实质，乃是“将客观世界概念化”，因此称之为“形而上学”[8]。
说到这里，费尔巴哈认为他的学说或观念，恰恰可以用两个词来概括，那就是“自然界和人”[20]，也正是从这个意义出发，费尔巴哈明确了“感性原则”的基本内涵。需要说明的一点是，“感性原则”的基本内容包含着“感性的自然”与“感性的人”，这两个密不可分的、有机联系的整体。然而，在费尔巴哈的头脑中没有真正清晰地分析这两者之间的有机关联，抑或说从费尔巴哈的自身表述来看，他对此是混沌的、模糊不清的，给人的感觉也是他的表述存在着自相矛盾的倾向：一是从《基督教的本质》中来看，自然界对于人的优先地位还是在旧唯物主义的理论视域中，从表面上看人和自然界的关系是并列的关系，也就是说自然界只是人的存在的外在的存在。从分析来看，两种对象性存在在费尔巴哈那里是作过区分的，这主要表现在“概论宗教的本质”一章中。“在对感性对象的关系中，对象之意识可以跟自我意识区分开来；可是，在对宗教对象的关系中，意识却直接跟自我意识重合在一起。感性对象存在于人以外，而宗教对象却存在于人以内。”[21]二是在本质意义上，费尔巴哈关于自然界与人关系的看法，并不是把它们作为单纯的并列关系，而是正像我们下面将要分析的基督教的神的本质与现实的人的本质的关系一样，也是“对象性”的关系。因此，紧接着上面的那句话，费尔巴哈马上指出，对于宗教本质的分析来说，“人之对象，不外就是他的成为对象的本质。人怎样思维、怎样主张，他的上帝也就怎样思维和主张；人有多大的价值，他的上帝就也有这么大的价值，绝不会再多一些”[22]。费尔巴哈还指出：“不是别的，正是自然界，而不是你们的上帝。”[23]需要说明的是，此处所要着重强调指出的就是，自然界是人的存在的感性的前提，自然界必然与人发生关系；如果自然界与人不发生关系，那么就无法确证自然之作为的本质存在的感性前提。
第二，“对象性原则”的基本内涵。从直接的宗教批判的目的来说，《基督教的本质》只是陈述和论证“神学的秘密就是人本学”的这样一个结论。正如费尔巴哈后来总结性地指出的那样：“我的这个学说用几个字来表明，这便是，神学就是人本学。”[24]那么，费尔巴哈做出这一结论的理论依据和理论出发点是什么呢？那就是感性对象性原则。“对象性原则”是《基督教的本质》一书的理论出发点，全书揭示了的所有关于基督教之“秘密”都是展开和运用了这一原则。
在费尔巴哈看来，自然界并不仅仅是自然界，不是脱离人的自然存在的自然界，更不是淡漠地存在着的，而恰恰是人的本质。在讲述太阳与行星的关系问题时，在自我确证的意义上，费尔巴哈理解了自然界人的对象性同样也是人的本质。从这里出发，马克思的思想也受到了影响，亦即马克思开始反思将自然看作是人的敌对面的唯物主义，重新估价了“自然界的优先地位”。同时，马克思也高度赞赏了费尔巴哈人本学的唯物主义。在这里呈现的乃是费尔巴哈的以“感性原则”为基础的“对象性原则”。
那么，在费尔巴哈的视域中，“感性对象性原则”的内涵何在？“感性对象性原则”作为一个整体，包括了“感性原则”与“对象性原则”两个方面。
三、实践唯物主义感性自然观的澄明
马克思对旧唯物主义自然观的理论改造与超越以及实践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创构，与他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自然观及其现实实践方式之生态后果的批判之间，具有不可分割的内在性关联。对于这一内在关联的分析，集中体现在他对资本逻辑实现自身无限增值的生命本质及其必然造成自然与生态之后果的分析中，同时也体现在他对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与人与人的关系内在关联的分析中[26]。
（一）人本学唯物主义的直观自然观的理论局限
费尔巴哈站在直观的立场上来认识自然，虽然他正确地肯定了自然界的客观实在性及对人的先在性，进而一方面把自然看作属人的自然，另一方面把人看成是自然界的人，从而形成了基于感性对象性关系的人与自然的解释框架，提供了一个完全不同于并超越于自然唯物主义的人化自然观。但是在马克思看来，这一自然观有重大的理论缺陷，即直观唯物主义的缺陷。所谓直观唯物主义的缺陷乃在于：表现为感性对象性关系的人与自然的人化自然观，他只是根源于费尔巴哈的直观；费尔巴哈对这一人化自然观的所有论证都发生在直观的领域中，即发生在介于经验直观和理性直观之间的二重性直观。因此，对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何以表现为感性对象性的关系，即自然界何以是人的自然界以及人何以是自然的人，二者何以是一种现实的对象性关系，费尔巴哈完全没有提供现实的证明。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他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27]；费尔巴哈也根本不懂得“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做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28]。
从总体上看，古希腊自然科学的基本观念具有鲜明的“迷魅”性质。古希腊人运用自然界规则沟通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发现了人与自然的同一性，为自然权利存在设置了规则背景。古希腊哲学对自然的解释还谈不上是科学。古希腊的自然观纯粹是基于日常生活经验的哲学抽象，是一种典型的人文性思想，而不是一种科学。
直观唯物主义把人与自然的关系理解为二元对立的“直观”[29]的关系。自然界对于人来说，只是人类生活资料的来源，只是利用的对象，基于此，无止尽的索取、掠夺便是人类对自然界的唯一的态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种旧唯物主义一旦被资本力量所利用，便驱动整个社会经济系统变为人类主体对客体（自然界）无止尽征服的工具，如弗洛姆（Erich Fromm）所言，“人对自然界的这种掠夺欲望将会受到自然界的惩罚”[30]，一系列的生态问题最终产生。直观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将自然视为外在于人的、孤立于人的、抽象的客观存在。这种自然观必将演变为对自然、对人的物质性侵害。
子宫内膜癌常见的宫外转移部位是腹膜后淋巴结，而淋巴结阳性对患者的术后生存率有影响，尤其是腹主动脉旁淋巴结发生转移对患者的预后有非常大的影响[4-6]。有研究结果表明子宫内膜癌ⅢC期患者接受完整的手术分期(包括PALD+PLD)术后生存预后得到明显改善[7-9]。
（二）实践唯物主义感性自然观的旨归：自然的复活
马克思在人与自然、实体与主体关系的根基处，以“感性活动”所发动的哲学革命恰恰在于他突破了唯物主义的传统理论视域，从根本上与前康德的旧唯物主义划清了界限，开启了实践唯物主义的全新哲学境域。马克思把人的存在及其与自然的关系摆在历史活动的一切问题的首位。从这个基本事实出发，马克思在人类历史活动中考察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而在自然观上提供了一种与旧唯物主义不同的路向：在旧唯物主义自然观那里，人类活动被忽略，仅仅从纯自然、纯主体的向度出发向思维、社会领域推进，而在马克思的理论视域中，从人类历史的社会实践活动出发进而向自然、思维领域推进。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自然仅仅以“有用物”的形态而存在，或作为赚取利润的条件而存在。自然之于生产资料亦或作为消费品，完全服从于人的需要。因此，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被单面化为一种效用关系，脱离特定的社会性质来单向地谈论自然是不可能的。在马克思的理论视域中，人在实践上按人的方式同物发生关系的理论前提仅仅在于物按照人的方式同人发生关系。自然界失去自己纯粹的有用性，仅仅发生在人的需要与享受失去了自身的利己主义性质之时。马克思明确主张“人的自然主义”与“自然的人道主义”之间需要统一起来，并把两者之间的统一视作“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31]。
以2018洛杉矶车展为例。上午九点多，几大美国品牌所在的展区仍谈不上多少人气，除了发布会时间安排因素影响，我觉得主要是因为没有什么特别引人关注的闪光点，底特律的这个冬天可能有点冷。与之相比，几大豪华品牌所在的展馆明显热闹许多，重量级新车很受关注。比如有全新X7、8系敞篷版全球首发以及全新X5、3系北美首发的BMW，展台地方不大，但人气很高。
第一，人的自然性与自然的自然性之间的统一。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宇宙中一切自然规律同样影响着先于人类历史而存在的自然界。而“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也内蕴于自然本身中，而且更重要的是，自然是作为这种存在的“优先地位”而存在的，它成为人类作为动物属性的活的基础。同样，人作为自然存在物，也是来自于自然界，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而且人也依靠自然界来生活。这一论述不仅从发生学的含义而且从存在论的视角，论证了人的自然性与自然的自然性之间的内在统一。“人作为自然存在物……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32]
第二，人的自然性与自然的对象性的统一。一方面，作为自然的人，人具有生物的一般属性，其生存像其他生物一样依赖于外部自然；另一方面，作为社会的人之于自然的关系，并不是惰性的、消极被动的，不是简单地让自身适应自然界，而是通过能够体现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实践活动，不断地作用于自然，促使自然界由“自在的自然界”向“人化的自然界”的转变，成为人类现实的自然界，成为人们认识与实践活动的对象性存在。人类在实践活动中实现人的自然性与自然的对象性的统一，正如马克思所说，“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33]。“自然界的人的本质只有对社会的人来说才是存在的……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34]马克思正是在人的自然性与自然的对象性统一的维度上，从学理层面上肯定了近代工业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所创造的人与自然关系新形式的积极意义，“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形成过程中生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因此，通过工业——尽管以异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本学的自然界”[35]。
第三，“自然关系”与“社会关系”的统一。人类一旦通过自身的活动作用于自然界，作为这一活动的结果便“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36]。我们可以看到，人是作为一种与自然相对应的力量而存在的，而人与自然的相互关联始于人从自然界中产生出来。人与自然的关系与人与人的关系乃是人类活动所同时生成的不可分割的双重关系。“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影响自然界，而且也互相影响”[37]；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人与自然之间的对立与统一关系，是与人和人的特定关系紧密相连的。
第四，自然史与人类史相统一。自然界遵循自身的规律发展演化，人类社会的发展则遵循着人的活动规律，两者存在巨大的差异。但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承认自然史与人类史虽然存在着对立的一方面，更强调自然史与人类史的统一，认为在人的实践历史中这两种历史的统一才得以形成与发展，是“人对自然以及个人之间历史地形成的关系”[38]。由两种“关系”理论延续和深化而发展出两种历史统一的思想。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中，自然史已经不再被视作潜在的人类史，人的本质的实现史被视作是人类史；随着实践本身的历史发展，人与自然之间的这种既相互对立又相互统一的关系是发展变化的。“正像一切自然物必须形成一样，人也有自己的形成过程即历史，但历史对人来说是被认识到的历史，因而它作为形成过程是一种有意识地扬弃自身的形成过程。历史是人的真正的自然史。”[39]人作为自然的产物，自然从自身中分裂出人这一对象性的一面。然而，自然史的简单延伸却无法形成人类史，因为从自然机械的、物理的、化学的运动中我们无法直接地说明人的形成，而人的形成的秘密恰恰就在于人类作用于对象的实践活动中。
第五，关于两个“完成”理论的统一。马克思说：“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就是说是这样一种存在物，它把类看做自己的本质，或者说把自身看做类存在物。”[40]基于此，人与动物在实践上才会产生表现出不同的方式与结果，“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却“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41]。需要说明的是，如果人们仅在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层面分析“异化劳动”，而忽视了在马克思那里所提出的“异化劳动导致自然的异化”这一重要思想，我们就无法理解自然的灾难何以产生于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中，也必将把人的“解放”单纯地理解为破除人与人之间的异化关系。同时，面对着自然的异化或人与自然的冲突，我们将无法提供一个有效的解释工具，即无法解释自然的异化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它的发生与社会性的因素有何内在关联。实际上，在马克思看来，自然的异化是有其内在的社会根源的，正是由于人与人之间的异化或由于资本逻辑成为统治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根本原则，才导致了自然成为异化的存在，导致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被“扰乱”。只有确立了这一前提性的分析路向，才能生成出另一个反过来的分析逻辑，即人与自然的异化也必然催生出人与人的异化，即人的这个“类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被严重地异化了，因而也导致了“城市工人的身体健康和农村工人的精神生活”的异化。据此，马克思认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应该在“自然界的人类主义”或“自然界的人的本质”与“人的自然主义”或“人的自然的本质”之间达成统一；任何单纯地以自然主义或人道主义去解释人的异化或自然的异化，都必然是片面的、抽象的。换言之，只有立足于自然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作为“两个完成”的社会本质，即基于“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的自觉实现“两个完成”。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这一论断，精准地把握住了马克思感性自然观或生态自然观的精髓。“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理念，强调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牢固树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42]，“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43]，这些丰富多彩、深刻精辟而又契合中国现实的论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也是马克思感性自然观或生态自然观的当代发展。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3.
[2][10]柯林伍德.自然的观念[M].吴国盛，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53-59，110.
[3]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M].彭刚，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121-147.
[4][9]施特劳斯.政治哲学史（上卷）[M].李天然，等，译.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121-147，334.
[5]李东.目的论的三个层次[J].自然辩证法通讯，1997（1）.
[6][7]Editorial.In Search of Aristotle:Temperament,Human nature,Melancholia,Creativity and Eminence[J].Journal of Aff-ective Disorders,2007(5).
[8][14][16]鲁品越.鲜活的资本论[M].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5：23，30，36.
[11]莫里森.法理学——从古希腊到后现代[M].李桂林，等，译.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85.
[12]绿色世界史——环境与伟大文明的衰落[M].王毅，张学广，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165.
[13]里夫金.熵：一种新的世界观[M].吕明，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19.
[15]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M].荣震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14-15.
[17][18][19][20][21][22][23][24][25]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M].荣震华，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523，521，522-523，523，37-38，38，521，518-519，193.
[26]陆雪飞，福斯特.马克思生态观的审思与辩护[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2）.
[27][28][31][32][33][34][35][36][38][39][40][4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M].北京：人民出 版社，2009：528，500，187，209，162，187，193，532，544-545，211，162，162-163.
[29]鲁品越.资本扩张与“人与自然共同体”的形成——人与自然矛盾的当代形态[J].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11（2）.
[30]弗洛姆.占有还是生存——一个新社会的精神基础[M].关山，译.北京：三联书店，1988：10.
[3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44.
[42]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52.
[43]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基本国策，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N]．人民日报，2013－05－25.
[作者简介] 陆雪飞，王伟婉，江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江苏 无锡 214122
[中图分类号] B02；X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4434(2019)05-0082-09
[基金项目] 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重要论述研究”（2018SJA082117JSLZ05）；中央高校基本科研项目“生态文明自然观的理论出场”（JUSRP11873）；2019年度江南大学基本科研计划重大项目培育课题
[责任编辑：伍 丹]
标签：人与自然论文; 生命共同体论文; 马克思论文; 实践唯物主义论文; 江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