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治理——基于政党自律的分析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共产党论文,党内论文,政党论文,视角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917(2015)01-0001-07 [文献编码]doi：10.3969/j.issn.1004-6917.2015.01.001 国家、政党和社会是现代化过程中的三个基本变量，中国现代化不同于西方国家现代化的关键特征是：西方走的是一条“社会造国家，国家造政党”的道路，中国走的是一条“政党造国家，国家造社会”的道路[1]。因此，在分析中国的现代化时，国家中心主义和社会中心主义的解释力就显得不足，但政党中心主义的解释力却凸显出来。政党中心主义强调的是政党在国家现代化中所起的作用，而政党要想很好地促成国家的现代化又离不开其优良的党内治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成功实现这一目标，其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和国家这两个体系的内部治理情况，并且其他层面的治理也可以视为这两种治理的派生物[2]。因此，对中国共产党党内治理问题的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而政党自律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益的研究视角。所谓政党自律，是指相对于党外约束而言的政党自我约束，是政党内在的一种区别于外在强制性惩罚的行为，它不仅有利于政党目标的实现、政党执政地位的获取和维持，还推动着政党主动地维护和开发公共利益。政党自律主要包括四方面的内容，即自律性的政党目标、自律性的政党文化、自律性的政党教化和自律性的党内民主，本文对中国共产党党内治理问题的研究也将主要围绕上述四个方面展开。 一、自律性的政党目标与党内治理 政党通常都有着特定的政治目标和意识形态，针对国家和社会议题有着各自的主张，并以此订立政纲、展示愿景。之所以把自律性的政党目标作为政党自律的首要内容来阐释，是因为它统领着政党自律的后三项内容。也就是说，自律性的政党文化、自律性的政党教化以及自律性的党内民主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促成自律性政党目标的顺利实现。此外，自律性的政党目标也决定着政党是否具备有别于其他机构和社会势力的特定追求和价值，其所起的作用就是以明确的方式指导政党的行为使其时刻与政党目标保持一致，并在有利于政党执政地位保持的同时，最大限度地促使政党主动地维护和开发国家的公共利益。一般来说，自律性的政党目标主要在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中表现出来。 (一)自律性的长期目标。政党的长期目标“是一个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基本价值支撑，是一种具有统摄性、延续性、指向性与相对稳定性的观念体系和基本行为准则，是一个政党治国理政的行动指南”[3]，其一旦形成，就必然贯穿于政党的全部活动中。执政党必须拥有明确而坚定且需要为之奋斗到底的长期目标，才能为党的具体行动指明方向；并且，一个政党，特别是像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大执政党，如果失去崇高理想和长远目标，就必然会失去正确的方向。执政党的长期目标作为其根本的指导思想和价值追求，既涵盖、体现在执政行为与执政实践的方方面面和各个环节之中，同时又反过来对执政行为和执政实践发挥着极为重要的规范和引导作用。中国共产党在1922年7月召开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就把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作为党的最高纲领和最高理想，从此，实现共产主义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最高价值追求、不可动摇的精神支柱和力量源泉。建党9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把实现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作为自己的最终奋斗目标。因此，就中国共产党的内部治理来说，首先应该重视对政党长期目标的坚持，始终不渝地坚持党的最高纲领和最终奋斗目标，坚定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的信心和决心[4]。纵观中国共产党走过的90多年历程，其最高纲领和最终奋斗目标并没有发生太多变化，只要在坚持党的最高纲领和最终奋斗目标的基础上，制定恰当的最低纲领及具体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就有利于在优化政党内部治理的同时，推进中国的改革和社会主义事业顺利前进。 (二)自律性的短期目标。中国共产党是在社会主义国家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党虽然自成立之日起就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最终奋斗目标，但实现共产主义毕竟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它需要从革命、建设和改革不同阶段的实际出发，分阶段有步骤地进行。因此，中国共产党对长期目标的追求就应该体现为对具体的短期目标的实践，中国共产党内部治理的好坏也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于政党短期目标是否合理、有效且顺利达成。以政党的纲领为例，对最高纲领的追求也应该自觉地体现在最低纲领的实践活动中[5]。体现党长期目标的最高纲领是指导党前进的最高旗帜；体现党短期目标的最低纲领是团结党员、凝聚人心、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前进的指导方针，是党为适应某一时期的具体需求、解决特定时期的具体任务而设定的行动方案[6]。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建党到1949年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正是在最高纲领的指引下，将共产主义事业具体化为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纲领。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这也成为了当时的主要行动纲领。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时期，党的最高纲领又具体化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还不是很发达的国家中，如何实现共产主义的长期目标，必然会遇到许多特殊的复杂问题，这就需要我们党根据具体的客观条件制定出各个历史阶段上的切实可行的执政目标[7]。实践表明，由于经济基础、政治形态和社会结构的发展变化，不同历史时期党的具体纲领、路线也不尽相同，甚至有很大差别，但从整体上来看，只要党能够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制定出具体而正确的纲领、路线、方针或政策，就能够不断地保持自己的生机与活力，且能够为优良内部治理的实现提供强有力保障，反之，党的事业就可能遭受巨大的失误或挫折。 二、自律性的政党文化与党内治理 “研究任何一个政治体系，不但需要了解这个政治体系在某个特定时期里的实际作为，而且需要了解它的基本倾向……这些倾向(政治体系的心理方面)称作政治文化”[8]，而这种政治文化在政党中则是以政党文化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政党文化是指“政党为了实现奋斗目标而在党内倡导的价值体系以及各级党组织和党员中具有普遍性的价值理念和在实践中形成的具有稳定性的行为方式所反映的价值取向的总和”[9]，它既是政党的灵魂和旗帜，又是政党软实力的重要构成。因此，就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治理来说，除自律性的政党目标外，还需要特别关注自律性的政党文化。自律性的政党文化必然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到政党及其成员的自律性，并最终有利于自律性政党目标的实现。具体来说，自律性的政党文化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 (一)自律性的忠诚文化。“忠诚文化，是指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阶级或一个社会团体……在一定的社会活动中所形成的关于忠诚问题的思想理念、思想道德、精神品位、生活观念、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的总和。”[10]就忠诚文化与政党自律的关系来说，是否拥有能够让政党成为命运共同体的忠诚文化关系着政党的寿命是否长久，是否有能力去抵御那些危及政党团结的形形色色的诱惑；否则，在紧要关头，自谋出路的欲望便会占据上风[11]，政党自身也会容易分崩离析。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政治忠诚观，是“忠诚于党、忠诚于国家、忠诚于人民、忠诚于共产主义事业这‘四个忠诚’的高度统一”[12]，这种忠诚观一经形成和认可，便具有一种强大的精神文化力量，发挥导向功能、传承功能、教育功能，实实在在地作用于党员和社会，左右并决定着党员个体的思想取向、行为选择，影响并制约着社会的精神风尚和发展方向，并对党员个人以及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发挥程度不同的积极作用[13]。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当下，要优化党的内部治理，就必须加强党内忠诚文化建设，加强共产党人的忠诚观建设，重视忠诚文化所能够发挥的深层次影响，从而不断提高党的内部治理水平。 (二)自律性的归属感文化。就归属感文化与政党自律的关系来说，政党内部成员只有具备高度的归属感意识，才能激励他们褪去个人私利，并将政党整体的利益、价值和目标的实现看作他们个人的利益、价值和目标所在；否则，政党难以笼络其成员，且难以发展壮大。就中国共产党来说，归属感文化主要表现为党员的主体意识。党员的主体意识，是党员基于自身是党组织一员的理性思考，是以党的事业为己任的自觉意识，是对党的事业自觉认同、自觉参与、自觉奋斗的主体意识[14]。它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党员自觉地意识到自己是党的主人，意识到自己在党内的权利、价值、责任和义务，从而能够积极参与党的政治生活及党内事务；二是党员以党的事业为己任的自觉意识，从而能够自觉地为党的事业奋斗。这两个方面的发展，有赖于党员民主素质的培养和党性修养的提高[15]。由于政党现代化的标志之一就是党员要有较强的主体意识，因此，党组织要调动党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就必须充分尊重和体现党员意志，在党内生活中实现党员人人平等、共同参与和管理党内事务的局面，形成彼此信任、平等合作、互相支持、共同奋进的文化氛围[16]。只有这样，才能促使党员的归属感意识不断增强，一个政党若能够拥有一大批具有强烈政党归属感意识的党员，其治理水平也必然会得到提升。 (三)自律性的内聚力文化。就内聚力文化与政党自律的关系来说，一个自律性的政党对“它的职能范围和解决在此范围内出现的争端所应遵循的程序，最起码应当有实质上一致的看法”[17]，而内聚力恰好决定着政党成员是否会拥有实质上一致的看法，并且，对于内聚力强的政党，这种一致性意见还能约束到所有的政党成员；否则，政党难以达成高效而一致的行动。中国在转型的历史时期，涌现出了不少价值迷失、道德失范的现象，党组织内的一些成员也迷恋于其中，不重视共识达成的重要性，这给政党内聚力的凝固带来诸多消极影响。因此，要保证党内的团结和统一，就需要重视运用内聚力的政党文化去塑造和熏陶党员，增强其对政党的文化认同，从而谋求党内在思想上、政治上和价值取向上的一致。培育内聚力的政党文化，需要重视拓展党员民主权利的实现途径，让不同的意见实现平等讨论，在全党形成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切磋探讨、达成共识的民主氛围，让各级党组织广泛集中民智，做出科学的决策和决议[18]。在内聚力文化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的内聚力水平也会不断增强，其内部治理水平自然而然地会得到提高。 (四)自律性的公意文化。就重视公意的文化与政党自律的关系来说，公意文化决定着政党能否做到主动地维护和开发国家的公共利益，能否做到主动地限制外来财富对其的影响；缺乏公意文化的政党极有可能是腐败的，还可能会沦为某些特定社会团体用以实现自身利益的工具。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肯定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历史地位与作用，努力实现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最高理想，积极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这些信念就共同决定了党在任何时期都必须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把尊重社会发展规律与尊重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有机地统一起来，把一切为了群众的目的性与一切依靠群众的创造性有机地统一起来，充分激发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历史创造性，真正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19]。此外，政党的公意文化还传导着正确的廉洁价值取向，且能够使廉政意识和廉政观念内化为党员干部的思想道德准则，并且，这种廉政意识和廉政观念一经形成，就会转化为党员干部廉洁从政的自觉实践，党员的拒腐防变意识也会随之增强[20]。因此，培育公意的政党文化，不但能够督促党员牢记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和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还能促使他们廉洁自律，从而实现政党内部治理的较高水平发展。 三、自律性的政党教化与党内治理 在具备自律性的政党目标和政党文化的基础之上，如何让它们真正地在政党中发挥作用，就需要自律性的政党教化来保障。政党教化指的是政党凭借一定的方式和途径教育自己的党员，使其遵循政党的目标，吸收政党的文化，并借此来实现政党的自我约束。它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政党如何让党员或主动或被动地遵从政党目标；二是政党如何主动地教育党员去遵从本党的文化。也就是说，自律性政党教化的第一方面内容指向自律性的政党目标，第二方面的内容指向自律性的政党文化。《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中国共产党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组织起来的，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因此，如果将党内制度进行适当的分类，就可以大致将其分为自上而下的“集中性制度”和自下而上的“民主性制度”两类，而自律性的政党教化主要从党的“集中性制度”中体现出来。 (一)对遵守政党目标的教化。对遵从政党目标的教化应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对政党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的教化，二是对政党短期目标的教化。就第一方面来说，《中国共产党章程》开篇就规定：“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21]，并明确规定党员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身。此外，党章也将党员必须履行的义务放在权利之前，凸显党员应该首先为了党的目标而承担应尽的义务，而非优先享有权利。中国共产党一贯重视让党员、领导干部切实掌握党的最终目标和最高理想，且收到了一定的成效。但也应当清醒地看到，目前这方面的教育还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一些党员、领导干部产生思想困惑甚至出现理想信念动摇的情况。因此，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把理想信念教育作为一项根本任务抓实抓好，围绕这一根本任务，应不断探索理想信念教化的多种途径，为使自律性政党目标发挥作用而切实加强政党的教化水平[22]。就第二方面来说，中国共产党在长期奋斗的历程中，不断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形成了严格党的组织生活的原则和传统以实现对党员遵从政党短期目标的教化。政党组织生活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坚持不懈地对党员进行有关政党路线、方针、政策的教育，让党员时刻牢记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具体目标。当前，中国共产党人最根本最重要的，就是既要坚定共产主义理想，又要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而对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的坚持，又离不开及时而有效的政党教化。例如，党内纪律检查制度便是政党实施教化的一个重要手段，《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维护党的章程和其他党内法规，检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的执行情况，协助党的委员会加强党风建设和组织协调反腐败工作”[23]。由于党的长期和短期目标通过教育灌输，是可以内化为党员个体的价值追求、转变为党员个体的思想和行为的，因此，对政党目标的教化，必然可以让党员时刻为实现政党目标而严格要求自己，继而在增强政党整体自律性水平的同时实现政党内部治理的优化。 (二)对遵从政党文化的教化。“党员的文化素质、生活环境、利益诉求、社会地位等主客观条件存在较大的差异，这也决定了并非全体党员对政党所提倡的党内文化在思想认识上都能够达到完全一致，更不要说与政党内部所提倡的各类政党文化保持完全契合。因此，并非任何政党所提倡的文化都能轻而易举地得到政党内部所有党组织和党员的认同，也并非都能现实地转化为他们内在自觉的思想意识和文化理念。这样，在现实层面上，任何政党内部成员的文化理念往往都会出现参差不齐的情况，有些党员对党内所提倡政党文化的认同度可能高些，有些党员对党内所提倡政党文化的认同度就可能低些”[24]。因此，政党如果想要很好地培育出有利于提升自身自律性水平的文化，就需要通过政党教化来向党员灌输其所倡导的诸如忠诚文化、归属感文化、内聚力文化以及公意文化等各类文化，从而使这些自律性的文化能够在党员的思想解放、观念转变、信仰维护以及人格塑造等方面发挥作用。从总体上来看，“中国共产党所提倡的先进文化通过党的政治教化，基本上能够在极大程度上内化为多数党组织和党员的具体文化心理。并且，党员的先进性不仅体现在他们的文化理念中，而且还具体地、历史地体现在他们现实的、实际的行为方式之中，从而在普通群众中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并成为党的先进性的最基础、最直接体现……但现实中仍然有一些党组织和党员存在着知行不一、双重或多重人格的现象，这些党组织和党员的战斗力、凝聚力不强，在群众中的影响力、感召力不大，他们的行为方式背离了党内所提倡的先进文化理念……如果任其蔓延，不加遏制……势必损害到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25]。因此，中国共产党在建设自律性政党文化的过程中，还必须高度重视政党教化的作用，注重运用人格的力量、品行的修养、知识的学习、文化的熏陶等教化手段来推进党自身的文化建设。在充分结合党的性质、目标和任务等内在需求的基础之上，重视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中利于政党自律实现的部分，积极吸纳并学习其他国家的政党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系列优秀文化成果，从而探索出一套利于政党自律实现的文化教化方式。如此，政党或许就能够在实施文化教化的同时，逐步提升党内的治理水平。 四、自律性的政党民主与党内治理 党内民主是政党自律的最高要求，而它又建立在政党自律前三项内容的基础之上。具体来说，只有拥有自律性的政党目标和政党文化、并利用自律性的政党教化使得这种目标和文化得到较好的领会和传承，自律性的党内民主才更有可能实现。之所以说党内民主是政党自律的最高要求，是因为要实现国家的现代化，民主的基本原则、方法和理想必须毫无例外地在所有的社会和公共生活中践行，这样才会在有助于提升社会、国家和公共机构的民主化的同时增强国家的现代化水平。而由于无论是在竞争性的政党体制中还是在非竞争性的政党体制中，政党都既是政治权力的关键和主要行为者，又是民主的原则和方法的主要操作者和实践者，因此，自律性的党内民主对于建设民主的社会和国家进而实现国家现代化来说尤为重要，并且它还直接影响到政党的内部治理情况。与自律性的政党教化主要从党的“集中性制度”中体现出来不同，自律性的政党民主主要从党的“民主性制度”中体现出来。基于此，自律性党内民主的建设就必然需要体现为三个方面的提高：一是党内民主生活能力的提高；二是党内民主决策能力的提高；三是党内民主监督能力的提高。其中，民主生活是基础，民主监督是关键，民主决策是根本，这三方面相互依存、缺一不可[26]。由于党内民主生活能力又主要通过党内表达制度和选举制度表现出来，因此，中国共产党要想成为一个自律性的政党，还必须在党内表达制度、党内选举制度、党内决策制度和党内监督制度中践行民主。 (一)自律性的党内表达制度。之所以需要在党内表达制度中践行党内民主，是因为政党是公民政治意志形成和公民政治行为动员的主要机构和场所，“为了确保意志形成和行为动员以民主的方式进行，发动、协调、综合和实施这些活动的政党在处理所有内部事务时，必须遵守和践行民主的基本原则”[27]。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大会是依照党章规定，由各级党组织选举代表出席，共同讨论决定党的重大问题，选举党的领导机关的会议，它既是党内民主最基本的实现形式，又是发展党内民主的重要制度保证。在中共二大制定的第一部党章中，就规定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机关，此后，这一制度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逐步发展、完善。改革开放以来，党代会制度作为党内民主建设的一项重要制度，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完善，日趋制度化、规范化，对健全党内政治生活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与此同时，党代会制度在有些方面、某些工作环节，也存在着一些与新形势新任务不相适应、与发展党内民主要求不相符合的问题，主要表现为：一些地方、一些同志对党代会的地位和职权缺乏认识，缺乏积极性、主动性；一些地方对召开党代会偏重于选举，甚至把是否实现既定的换届选举意图看作大会成功与否的唯一标准，而对党代会应当履行的代表性职权重视不够；另外，代表产生的某些程序、代表发挥作用的具体机制也不够完善[28]。因此，以改革的精神完善党代会制度，既是推进党内民主建设的必然要求和重要内容，又是发展党内民主、健全党内政治生活的关键环节和重要途径，更是为提升党内治理水平而需要解决的问题。 (二)自律性的党内选举制度。党内选举主要是指产生党的各级领导机关、领导成员和党的各级代表大会代表、委员会的选举[29]。党内选举离不开选举制度的引导、规范和保证，党内选举制度指的是“按照选举人的意志产生党的各级代表大会的代表和党的各级委员会的基本规则和程序”[30]。它既是党内民主的一项根本制度，也是党内民主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更是党内民主的主要实现形式。马克思、恩格斯曾说过，党的各级委员会由选举产生并可以随时罢免，是党内民主最重要的标志[31]。列宁也把选举制看作代表式民主制的启动方式和必要条件，并把建立在选举制基础上的代表式民主制称为“理想的民主制度”[32]。邓小平也曾强调，发展党内民主关键是要健全党内选举制度。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无产阶级政党一样，一开始就把选举问题写入党章，明确规定党的代表以及党的领导干部都将由党员选举产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在扩大党内民主、完善党内选举制度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且取得了明显成效，但在选举制度上和实际工作中仍然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现行的党内民主选举制度落实不到位；二是现行的党内选举制度在技术层面上还存在着一些缺陷和不足。例如，一些党员特别是部分党代会代表对党内选举的重要性认识不足，重视不够，参与选举的积极性不高，有的不按党的原则参与选举；选举的具体程序和操作方式不当，有的甚至妨碍党员和代表正常行使选举权；直接选举范围过小，差额选举的范围窄、层次低，差额比例小；对违反选举制度行为的查处不严，相关规定还有待进一步完善，等等[33]。因此，改善和完善党内选举制度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积极探索，集中全党智慧进行认真审慎的研究，不断向前推进，这也是提升党内治理水平的关键所在。 (三)自律性的党内决策制度。之所以需要在决策制度中践行党内民主，是因为党员干部在决策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有违反政党目标的习惯或倾向，这就需要政党用民主的方式来逼迫党的干部在决策中遵从政党目标，而党内民主的一个重要内涵就是政党用共识的力量来促使党的干部为实现政党目标而努力。因此，决策制度中体现的党内民主也是政党自律的重要内涵。在党内决策制度方面，中国共产党发展出了具有世界性意义的两大创造，即群众路线和集体决策。就党的群众路线来说，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然而，在党长期执政和实行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的历史条件下，世情、国情、党情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党群关系面临很多新情况、新挑战，如一些党员干部滋生贪图安逸享受、脱离群众的倾向，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使得党群关系的复杂性增强等。由于密切联系群众是中国共产党的最大政治优势，而脱离群众则是党执政后面临的最大危险，因此，防范和消除“最大危险”，保持和发展“最大政治优势”，就成为中国共产党现阶段面临的重大任务[34]。就党的集体决策来说，科学正确的决策是保证党的事业健康发展的基础。各级党组织能否做出科学、正确的决策，关键在于决策是否建立在充分民主的基础之上，是否遵循党的群众路线，充分反映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的意愿。民主的、科学的决策形成过程，实际上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过程，是贯彻民主集中制的过程。改革开放以来，党内重大决策征求意见的工作在不断改进和加强，但是，征求意见的范围和对象有时还不同程度地存在面窄人少等问题，因此，还需要重视建立和完善党内重大决策征求意见制度，其中，重大决策可以包括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上级决定的事项，也可以包括事关本地区、本单位全局性、政策性的问题，还可以包括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应该由集体讨论的干部的任免、调动和处理，涉及群众利益的问题等[35]。中国共产党只有在群众路线和集体决策中不断践行党内民主，才能不断以自律性的要求来约束自己的行为，从而提高自身的治理水平。 (四)自律性的党内监督制度。监督与民主，不仅互为前提，而且互为实现方式。党内监督制度的有效运作，既是党自我完善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党保持先进性、战斗力和提升合法性的重要保证。从中国共产党建设和发展的历史来看，中国共产党在成立的时候，就开始构建有效的党内监督制度。由于党内监督属于同体监督，这种监督的优势在于监督主体与监督对象接近，有机会和条件更多地了解监督对象的活动，监督更具有直接性和针对性，有利于减少中间环节，提高监督工作的效率，降低监督成本[36]。因此，在党内民主建设和发展中，党内监督的完善和发展一向是党内民主建设的重要内容。近年来，中国的党内民主监督虽然卓有成效，但在制度化、规范化方面仍然面临着一些难题。难题之一是现有制度安排不尽合理。关系顺畅，权责明确，这是一切体制正常运行的基本条件，也是党内民主监督制度化、规范化在体制上的要求。但是，在实际的民主监督机制中，谁是监督者，谁是被监督者，监督者拥有哪些权力、责任，被监督者拥有哪些义务、权利，监督者通过什么手段、方式和程序对被监督者进行监督等还不是十分明确，以至于角色错位、关系扭曲。难题之二是建章立制滞后，制度不健全。“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是党内民主监督制度化、规范化对党的有关规章制度的要求，但目前的党内民主监督还没有完全做到“有法可依”，并且，在对违反党的规章制度的处理上，现行的有关惩处性规定存在的空隙多，弹性大，为人情关系留下了缝隙，给党内民主监督造成了诸多困难[37]。因此，针对目前的党内民主监督制度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从体制、制度方面入手解决其有效性问题，理顺那些扭结在一起的、不顺畅的关系，既是加快发展党内民主监督制度建设的当务之急，也是提升政党治理水平的题中应有之义。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当代中国政治的基本事实，其内部治理的优劣关系到中国政治的未来发展情况。当中国共产党有“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政治自觉时，要实现这一目标，就需要首先推动自身治理的现代化，而政党自律则可能是一个有益的着力点。从政党自律的角度来设定能够促使中国共产党内部治理水平提升的方案，不仅有利于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建设和发展，还能够促使其主动地维护和开发国家和社会的公共利益，并推动其他领域的改革不断取得进步和成就，从而加快中国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实现进程。标签：政治文化论文; 中国共产党论文; 党的纲领论文; 政治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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