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与文史
南京国民政府县政运行机制述评
白贵一
〔郑州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摘 要 ：权力运行机制是指权力行使的流程、规范、方式和方法，是法制的组成部分，是依法行政的表现和状态，是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和实现途径。晚清以来，随着中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政治与行政法制化是政治改革的重要内容和目标。在南京国民政府县政结构下，行政法制化是建设和实现现代县政的目的和保障，是提高行政效率的手段和途径。南京国民政府省、行政督察专员区、县三级县行政会议发挥了组织结构功能，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公开、民主、法治县政之目的。
关键词 ：南京国民政府；县政运行机制；县行政会议；组织结构功能
随着人类社会由农业社会向工商社会过渡，行政日趋复杂、多样、重要，政府组织化、行政法制化势所必然。晚清以来，中国社会结构发生变化，建立适应社会需要的政府组织，实现行政运行法制化，是建立现代国家政治的需要和目标。在国民党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中，南京国民政府通过建立现代县政结构和规范有序的县政运行机制，变传统个人政治为组织政治，变人治为法治，变个人经验功能为组织结构功能，实现组织、规范、程序化的县政运行机制，是建立现代县政的宗旨和目的。在南京国民政府现代县政组织架构下，省、行政督察专员区、县三级县行政会议发挥了组织结构功能，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国民党的县政目的。
一 、南京国民政府的县政组织结构与运行机制
县政是国家政治的基础。县政府是为推行国家政治和执行国家法令，对地方治理而建立的行政组织，是直接行使权力和实现政治目的的执行和管理组织。县政运行机制是政府的组成部分，是行政法制化的表现，也是建设和实现现代县政的目的和保障，是提高行政效率的手段和途径。鸦片战争后，西方政治经济文化侵入中国，救亡图存和新式教育、交通、医疗卫生事业兴起，政治改革因此而兴。改革传统县政，建立适应现实社会需要的县政组织机构及运行机制，是近代中国政治改革和政制建构的组成部分和目标之一。
1.中国传统县政批判与改革
晚清以来，中国社会结构发生变化，传统县政治理理念、组织和治理方式已不适应现代县政所需。传统县政主要缺陷如下：
众所周知，随着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我国教育事业得到质的飞跃，社会市场竞争也越来越激烈，就业环境日趋严峻。企业人事部门在招聘时，越来越注重选择创新型人才与“潜力股”人才。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以就业为导向”这一新型教学理念应运而生，要求各所中职院校在进行语文教学的过程中遵循这一新型教学理念。今天，本文就围绕“以就业为导向的中职语文教学”这一主题进行探析。
(1)传统县政府组织简陋，不具制度和运行方面的刚性规范。中国农业社会结构简单，公共事务有限，一县政令之推行，除赋税、差役外，其它不具强制性。如赋役、诉讼、教化、风俗、养老、祀神、贡士、读法、修桥补路等，均取决于县令道德和主体自觉及以往成例。 这就造成历史上以政简刑轻、不扰民为最大善政的行政价值理念，与工商社会积极行政，从事道路、教育、卫生、经济等公共事务建设为特征的积极建设理念不同。“历史上中国政府，其主要目的在教化，即是教人自治，而又以政简讼清为依归，故中国政府向来是不管‘事业’不要‘组织’的政府。”[1]106
“欧洲自工业革命以来，任何事业，无不从组织与效率入手。唯组织完善乃能增进效率，唯效率伟大乃能收获成果”。[2]“我国数千年来习惯，最不重视组织，最不计较效率”，县政府固有三班衙役(皂役、隶役、差役)和六房(吏、户、礼、兵、刑、工)及县令聘任的幕僚、师爷和书吏，但其成员是私募和世代传承的，不具国家公职人员的身份，其选用奖惩辞退也缺少相应的法律规范。规范的行政程序是政府法制化的组成部分，也是实现行政目的的途径和手段。“古来中国政治组织只有大道理，而无细节目。”“中国政治只问大道理一定，便不问执行方案，与执行机构，一切委之于胥吏”“中国政制，自中央以迄各省各县，向来只是传承机关”“一切政事，均以毫无常识而只图营利的胥吏为唯一执行机构。”“其结果总流于空泛不切实际。”[1]107
晚清以来社会结构变化，教育、建设、治安、卫生、自治等新事务出现，县政日繁。南京国民政府县政繁重复杂，仅从其颁布的法规条令规定的县长职责看，“计有民政31项、财政28项、建设48项、教育17大项、卫生27大项、司法27大项，总计172项。”[5]依法行政、民主行政、科学行政，是工业革命以来行政三大趋向和价值取向。国民党的县政会议既有依法行政之旨，更有集思广益之意，也有改变传统官治而行社会参与之意。国民党的县政会议有省政府统一召集、行政督查专员召集和县政府自行召集三类，内容涵盖全面讨论县政和重点讨论县政。
(2)南京国民政府的县政运行机制。政治与行政法制化是政治现代化的主要内容和根本途径。中国传统县政制度下，县令是封建和贪污腐败的代名词，早在广州国民政府时期，宋子文就主张推行县政委员制。为实现县政由私人和人治到组织和法治转换，为了体现民主政治和规范政府行政，国民党颁布的《县组织法》规定了县政府组织及县政会议，确立了县政委员制的行政制度和运行机制。县政运行机制包括县政会议、县行政会议、党政谈话会等。随着县政的实施，县长与县党部之间产生矛盾冲突，国民党对县政府和县党部权限进行整合，县政运行机制统一于1928年10月内政部公布的《县政府会议规程》，规定县政会议主旨是“促进县属政务”。县政会议成员有县长、各科科长、各局局长、各区区长、地方团体首领或公正士绅(经县长聘约者)、省民政厅长派员组成县政会议，县长任主席，副主席由与会成员票选决定。县政会议职责是审议讨论县政问题，包括县长交议者、会议提议者、团体之建议经会员3人联署介绍者。有1/2会员与会始能开会；审议问题意见出现均等时，取决于主席，县长采择办理。会议费用由县长造具预算呈民政厅核准在地方税下作开支。1939年，国民党颁布修订后的《县组织法》《县各级组织纲要》，规定重大问题如涉及经济问题必须经过县行政会议通过，县参议会未成立前，预算及决算先经县行政会议审定。
江苏区域内公共事业有效开展是督查专员统一组织协调和督导的结果。陈立夫在回顾行政督查专员制时总结道，“行政督查专员之设，原在整饬吏治，绥靖地方，及增进行政效率，本江北各县，素苦匪患，自行政督查设立后，指挥统一，几经督率剿办，匪患因以肃清，绥靖方面，似已有显著之成效，又本地方县政或遇紧急事态，例需请示办理，而又迫于时限者，得专员就近指示，因之因应咸宜，为例亦多。次则关于本省重要政令之推进，如保甲、禁烟、浚河、筑路诸端，各县多能切实奉行，如限完成，大率亦得力于专员之督促指导，尤以去年黄水为灾，苏北各县，幸免陆沉，铜山、东海、淮阴各专员之督饬防堵，厥功尤伟。其他一般县政之推进，亦多因有专员督导，效能增加。”[14]
(1)省政府统一召集的县政会议。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以后，特别是1930年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的中原大战结束以后，国民党政局相对稳定，国家进入建设时期。各省根据各地情况，积极推行县政建设。县政会议成为集思广益，讨论县政建设经验教训，确定县政主要内容的主要场所和途径。近代以来社会衰败凋敝，国民党求治心切，政府建立伊始便将县政作为内政核心进行建设。为集中主要任务和行政对象，1932年1月，河南省民政厅召开河南省第一届县行政会议。“爰於本年五月间经民政厅已发照内政部颁发各省民政厅行政会议规程，参酌本省地方情形，制定章则，呈准省政府及内政部，自6月10日起，至7月10日止，分三期召开第一届行政会议，俾集思广益之效。第一期6月12日召集，参加县份为郑县等37县，第二期于6月22日召集，参加县份为密县等37县，第三期于7月2日召集，参加县份为新政等37县。每次会议均为三日，对县政应兴应革各事，讨论详细。总计先后收到提案458件，分四组审查，提出会议，议决者326件。”[6]22通过讨论和议决，确立了县政重点和主要行政对象，涉及保甲、卫生、救济、仓储、土地、民政。
主要是指采用生物治理的方法，在小麦田间形成一条生物链，用对小麦有益的生物抑制另一种对小麦有害的生物，进而保护小麦的生长发育。生物防治的好处是可以有效保护生态环境，无污染。
(1)国民党对县政的认识。县是一社会生活和文化共同体，是一个社会生活区域，是国家组织中的一个基本单元。晚清以来，地方自治兴起，县在国家政治中的基础地位和县政府对民众作用的重要性愈加为学界和政界人士所认知。从梁启超到孙中山等无不认为县是国家政治的基础和起点。无论君主立宪还是民主共和政体，都必须以县政改革为起点。因为“中央的政治虽能影响全国，但对人民的生活直接影响似乎很少。县政则不然，县政的优劣，影响于一县人民的生活很大”“中国的基本政治是地方政治。没有好的县政，产生不出好的省政；没有好的省政，产生不出好的中央政治。”[3]
近代国家是法制国家，政治是法制政治，政府是依法行政的法治政府。国民党承认，“一切政治的主张，若不成为具体的法律，政治之组织若不造成宏愿精密之制度，不特一切理论尽属空文，而社会之秩序，人民之生命财产及一切生活关系，均无保障。”政府是执行法律的组织工具，良好的政治需要有良好的政府去执行。“政权与治权之分别，有能力之政府，盖无论何种良好之主义与政策，若不得良好之政府以施行之，皆空言而已矣。”规范、有序、有效的行政组织和有效行政运行机制不仅是廉洁政府的表现和实现途径，更是实现良好政治的基本途径和根本保障。“善良之政治，解除人民痛苦，即以良好之行政组织与其运用为基础”“廉洁政府为行政之方针，尤须建设良好的行政制度而使之推行尽利。”[4]在现代民族国家政制建构中，国民党通过建构现代县政府和规范的县政运行机制，实现孙中山把中国建设成为三民主义国家的理想。
北宋初，会稽云门寺僧、宋真宗赐号“海慧大师”的仲休作有诗集《天衣十峰咏》。其诗集名可证北宋人仍确知天衣峰(法华山)而不是秦望山有十峰。可以参考陈桥驿，绍兴地方文献考录〔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84。
现代县政不仅体现在政府组织法制化，也体现在行政运行机制程序化规范化。我国自秦实行郡县制以来，虽建立起较完备的地方行政组织，但行政运行机制法制化程度不高，人治和经验政治大于法治和组织政治，与近代以来政治改革崇尚和追求的组织化、法制化和民主法治宗旨不符。改革传统县政，建立规范的县政府组织、管理队伍及运行机制，成为晚清以来中国政治改革的必然要求和趋势。
二 、县政运行概况
(2)超前地质预报能够让施工更加安全快速地进行。刘云祯等[8]指出超前地质预报中具有解的不唯一性。本研究从地质预报的准确性以及可靠性出发，依靠重复预报对比以及大量的试验，累积大量经验使预报更加准确，在超前地质预报中可以通过地震波的负反射强度来判断岩层的性质以及是否含有地下水。如在本工程中K4+865～K4+900处出现地震波强负反射，根据地震波的反射强度(负反射强度越大，反射波的振幅和周期跨度越大，岩层性质越差，有地下水的概率越大)成功地预测出在该段出现软弱夹层涌水区，对隧道开挖提供了有效指导，保证隧道安全快速地进行。
2.南京国民政府的县政运行机制
国民党县政会议召集主体不同，名称有县政会议和县行政会议之别，不同时期议题不同，但都按照内政部制订的组织规程运作，实现了公开组织和程序规范，改变了传统县政个人政治、人治、非公开等不符合政治本意的官僚政治，实现了组织政治和法治政治。
(2)行政督查专员组织的县政会议。县政能够在百废待举中重点有效推进，除省政府召开的县行政会议统一县政对象外，还与行政督查专员制确立的专员区县政会议有关。国民党以孙中山继承人自居，以执行孙中山建国方略号召和领导国民，为其统治营造合法性。南京国民政府地方行政组织体系是国民党依孙中山省县两级主张建立的。随着国家政令的推行，国民党深感中央和省无力对县政府指挥、组织、协调、监督，亦深感于县政之无效。从事实看，一县之内，有些事业本身牵涉到相邻各县，如水利、行政区域整理等。其次是区域内一些较大的共同社会事业，无法凭一县之财力人力单独举办，需县与县之间合作。通过督查专员统筹协调、督导和指挥，督察区内一县不能办之事业数县联合起来则可兴办。第三是一些社会事务属于彼此相连的共同事务，如清剿匪患等，皆须相互协调或共同参与方可成功。
1932年，国民党制定了《行政督查专员暂行条例》，省县之间通过设立督察专员以加强对其所属区域内县政府的组织协调和督察指导。该《条例》第六条、第九条和第十条规定了行政督查专员的权责，可随时“考察督促指导本区域内各县市行政”；可随时“召集区域内各县长、市长、各局长举行行政会议，讨论应兴应革事宜。如有必要，可邀自治人员、地方团体代表列席会议。但会议呈报省政府及主管厅核准实施”；行政督查专员要“定期轮流巡视本区域内县市政府工作状况，程序及办法依民政厅长巡视章程之规定，不受地方政府迎送及供应”。需维持治安时，行政督查专员“可调遣节制区域内县市警察、保卫团。”[8]
行政督查专员制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先后得到执行。浙江省制定的《行政督查专员暂行条例》第四条规定，“关于区域内行政计划及其实施程序事项，行政督查专员应参考国家及省之行政方针，邀集其他关系机关团体，及有学识之绅士，共同讨论，拟定纲要，呈请省政府核定。”“每四个月召集区域内县长举行行政会议，于必要时得召集临时会议，该项会议议案，应呈请省政府核定。”[9]山东省第371次会议通过《实施行政督查专员暂行条例》，自1935年1月1日起在全省实施。规定专员每年至少有一周亲自巡视所辖区域之机关、自卫团体，还要“召集县政会议每年至少两次，提交行政状况，分制报告、提案，由专员汇总提交省政府。”[10]
(3)县政府召开的县政会议。县政会议在一些县较早得以执行。江苏吴县较早实施县政会议。《吴县县政会议规则》规定，县政会议每星期三下午三时举行，遇特殊情况可随时召集临时会议。会议主要讨论县预算、决策、公债、公产处分、公共事业之经营管理以及县长临时交议事项。[11]会议采取表决制，需法定参加人员五分之三出席方得开会，议案取决于出席会员之多数意见，同数时取决于主席。议决事项由县长采择办理。随着国民党政治相对安定，县政会议在相当多地方得以执行。1944年夏，“中原事变，禹县沦陷，侯县长慕彝抗战负伤，敌据县城，政失中心，地方乃入于无政府状态者数月。时一区专员王公光临，方在中训团受训，问警星夜归来，冒险通过敌区数百里，于八月中旬到达禹境”“亲视侯县长伤，抚慰备至。感于县政不可无人主持，乃派副司令张承训氏代摄县篆，就管山寨组设行署，收拾人心，并召集地方各机关首长，及公正士绅，商讨大计，对于推行要政，整编武力，指示详尽，决定方策，逐步实施。复致各机关首长，及公正士绅，商讨大计，对于推行要政，整编武力，指示详尽，决定方策，逐步实施。复致函伪县长马余堂，令其归顺中央，待机反正。旬月之间，西山周围数十里，悉成中央区域，正气树立，人心知所向背，武力充实，敌伪不敢问津，非公之神明果断，曷可臻此。西山既定，公乃轻骑简从，遍历东南各乡镇，到处勖以大义，责以忠勇，使其效力政府，反抗敌人，历尽艰险，收效甚宏。”[12]
河北县政对象和行政方案的确立也是由省政府统一召集的县政会议决定的。为贯彻中央对县政的要求，1934年9月，河北省召集县长及所属各机关长员，并邀请行政专家，举行第一次行政会议，“籍明瞭各县实在状况，重新制定行政方案。”会议上，安新县长提出《关于刷新县政之根本原则案》；顺义县长提出《政令过繁有碍行政进行之敏速案》；武清县长提出《县政府兼理司法办法案》；还有整顿小学教育案、路政案、电政案、财政等，涉及民政、财政、教育、建设、实业诸方面。仅财政就涉及田赋征收、组织凿井合作社、美棉推广、棉花运销合作社、筹设农产副业传习所、普及农村合作社、复兴救济农村诸项内容。[7]每项提案又涉及县政原则、主体、组织、实施诸多内容。
三 、县政会议的功效
南京国民政府县政会议的目的是使县政符合法制、民主的价值追求，政府行政符合理性，政策符合实际。
(1)决定重大经济问题。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国处于由农业社会向工商社会转型时期，其县政也处于向现代县政转型时期。转型时期是旧秩序失序和新秩序建立时期，也是新旧矛盾交替时期。经济方面，县财政收支多头，对象支离破碎，统一收支主体和确立预算是县政现实问题，也是县政开展的基础。以河南为例，“各县地方财政，收入既无一定之确数，支出无一定之标准，零乱庞杂，不可爬梳。积习已深，改弦匪易。历年财政报告，大抵皆系概括之词，统一事业，或此有而彼无，统一经费，或甲多而乙少，预算任意增减，无统计。”1935年5月，河南省政府召开由县长及财务机关参加的第一次财政会议。会议以各县概算紧缩标准为审核根据，切实裁减非必要支出，确定维持现有事业最低限度之经费；禁止各县临时摊派，遇事垫拨。会议群策群力审核各县财政收支实况，求得真确预算，制定精确财政方案。全省110县，原列支出8782228元，经核减后，已紧缩至7832228元，较之原列之数，减轻950000余元。“各县预算，纳入正轨，无溢报隐匿之弊，地方款之收支，从此可有真确之数，不似前者之漫无统计。”[6]45会议还议决田赋整理、财务行政规划等百余件。会议决定建立地方款整理与保管机构。蒋介石在鄂豫皖同共产党作战时对地方建设要求之一是组建地方财务委员会，规定地方士绅参与地方款产整理和保管，用以经营地方事业。根据蒋介石《整理地方财政章程》训令，“组设财务委员会，选任地方士绅，将县地方一切收支款项，遵照章则，力加整顿，务使财务公开，以期弊绝风清，收支各款，如有整理必要时，并准由县长召集各法定机关、各法团、各区长公举清理委员会7人至9人，成立地方公款临时清理处，逐项审查，以昭敷实。”“县地方款另行划出，组设地方款保管处，责成地方正绅，充任处长，以资整理。施行以来，虽无显著成效，而本年度县地方预算，因以成立，未始非各地人士勇于任事努力推进之所致也。”[6] 31
(2)协同解决利害相关的重大社会问题。在国民党政制和权力结构中，县是具有法理基础和法定权限的行政区和行政主体，现实格局却是一县县政非一县之事，如河流疏浚、交通治安以及行政区域整理等，关系毗邻县乃至毗邻外省县，某些关系共同利害的事务凭一县之财力、物力、人力势难解决。《行政督查专员暂行条例》为解决区域内利害相关社会问题奠定了法理基础和权限机制。甘肃临洮行政督查专员在省城召集所属6县县长行政会议，要政之一是比邻各县协同肃清匪患。近代中国政治失序，各地匪患严重。甘肃靖远县与其周边海原县、会宁县、皋兰县、景泰县交界之处匪患猖獗，抢劫商旅，滥杀百姓，威胁民众生产生活和经营，成为一大祸患。“该县至皋兰之兰宁大道，在该县境内之棺材捞、六角险、九脑十八险等处，零匪猖獗，人数约三十余，枪二十余支，随时密布匪探在各山头要口，省城亦即坐探，专劫往来行旅，本月内曾发生枪案三起，杀害旅客劫财物数千元，现在行旅裹足视为畏途，请派队游击等。”根据靖远县政府请求，省政府除训令驻军司令长官派队驻扎该地游击外，还令皋兰县长派队协同，联防搜剿。[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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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晚清以来的县政改革。1901年，清政府推行“新政”和“预备立宪”，提出县政改革，以适应建设和规范县政要求，改革内容包括裁汰胥吏与差役、明定公费陋规、改革对州县官的考核与任用等。1907年，清政府颁布《省官制通则》，规定分科治事、幕僚与书吏为国家行政人员，州县设立警务长、视学员、劝业员、典狱员、主计员等佐治官员。1913年，北京政府颁布《划一现行各县地方行政官厅组织令》，规定县行政长官称“知事”，为国家行政人员，不兼任地方自治行政首领，依法办理行政事务及该省行政长官委托事务。按职业分工和事务繁简，县公署设财政、警政、教育、建设科，办理相关行政事务。又颁布《各县知事公署暂行办事章程》，规定行政范围、内容和程式。1914年5月，北京政府颁布《县官制》。至此，晚清以来县政改革从名称、组织结构到行政范围、行政规程确立下来。1928年9月，南京国民政府《县组织法》赓续北洋政府机构设置，设公安、财政、建设、教育四局(后改为科)，一等县设4科，二等县设3科，三等县设2科。县政府组织及权限职责向法制化、程序化、专业化方向发展。
通过行政督查专员召集的县政会议建设河南省立郑州医院。抗战胜利，河南省政府以“郑州为本省交通中心，商贾辐辏，人烟稠密，际此抗战结束，地方复员之始，实有在郑建一规模宏大，设备完善医院之必要”。省政府委员会第1248次会议决定将省立第二医院由省会开封迁往郑州，改为省立郑州医院，由第一行政督查专员区选址建设。“本署奉电后，即召集郑县县政府、党团、参议会及地方有关机关，开会商讨。”[6]50“委员定为十七人至十九人，主任委员由专员兼任，该院院长兼任副主任委员，委员以每县一人为原则，由各县选择公正士绅，素具热心公益者，呈报本署，以会中名义聘任之，另由本署就驻郑有关机关中，加聘委员数人，参加工作。”委员中来自机关的有郑县县长、郑县县党部书记长、青年团干事、参议会议长、河南救济分署驻郑办事处主任、第一区专员公署第一科长，还有来自第一专员区公署所辖广武、密县、开封、郑县、长葛、新郑、洧川、中牟、荥阳、汜水、尉氏各县人选。计有来自政府、党部、民意机关及各县士绅共十八人组成建筑委员会。1946年7月14日，该委员会在第一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召开会议，议决医院房屋建筑、建筑费及筹募问题。建筑费“约需六亿四千七百零六万四千元，除工价约占百分之卅，电请救济分署拨发面粉，以工代赈外，所余之款，拟请由救济分署担任三分之一，下余三分之二，由郑县担任四分之一五，各县担任四分之二五，禹县以独筹本区区立医院建筑费，即不再负担此款。”议案呈省政府备案。“按照本署过去配赋款物比例，配由各县以劝募方式，分别筹募。”决定一出，“各县政府，及县参议会，咸以战灾劫余，地方疲敝不堪，亟待与民休息，对于省院建筑费数目庞大，无力担负，并各陈述省立郑州医院，所需建筑费用，应由全省平均担负，咸令本区各县筹募，理有未当，函电纷飞，请予改筹办法，以纾民困”。面对各县苦诉和质疑，“本署以各县所陈不无理由，当即召集郑县地方官绅会议讨论，并经三十五年10月15日本区行政会议决定，先建病房，所有建筑病房费，共需一亿八千四百二十万元，其分筹办法，郑州担任五千万元，各县担任三千二百二十万元，卫生处担任三千三百三十万元，其余由豫救济分署协济工振面粉，除电请救济分署，及省卫生处，迅予拨发外，各县应担之款，即由本署配由各县筹募，分期缴纳”。[6]50
(3)提出兴利除弊建议。1936年，四川省合川县召开春季扩大行政会议，本县士绅十人列席会议，参加提案讨论，士绅何德新、周敬敷、胡南先、张树猷、何叔庸联名提出《第一区署改定等级案》。“查本县第一区区署，附设县府侧右，关于司法、行政、交通，县府负责，治安及缉捕盗匪，有军警及城防司令负责，鼠牙雀角，有警察负责，足见区署事务简单，不甚繁紧，本县连年旱灾，政费收入锐减，而各机关薪金，均减呈开支，地方经费不足，已可概见，拟请依据第三区署代电查字第二六五七号训令，拟定区为丙等区，指定警佐或第一科兼，得以减人民负担，可否请众公决。”经讨论认为，“查专属既有电令，谓县府所在地之区署，如经费不敷，得指定警佐兼任区长，拟定等级呈候核准有案，当此灾情过重，死亡枕籍之际，应从四月一日起，废除区长，由警佐或一科兼代，定为丙等区，通知县金库照拨，以轻民累，而符章令。”[15]提案通过。
文山州短时强降水和雷电在夏季(6～8月)最为活跃，冬季(12～2月)最不活跃，短时强降水极大值出现在5月，雷电最强出现在9月，分别较最活跃月提前和滞后一个月。日分布上均在午后到夜间较为频发，但短时强降水高发时段较雷电推后1～2小时。
甘肃省靖远县政府1941年7月召开第一次行政会议，出席人员有县长、本县公正士绅、新任全体正副乡镇长、政府职员等共57人。[16]集体讨论决定县域政治、经济、社会、行政区划重大事项。县行政会议代行参议会职权受到国民政府肯定和提倡。1941年12月，行政院提出在尚未实施新县制，或尚未成立县参议会之县份，仍由县行政会议暂行代理。
“就感觉到快，有催人跑的意思……”1978年10月，正在日本访问的邓小平，这样生动地形容乘坐新干线的感受。
结 语
M公司于2003年成立，是集研发、生产、经营高吸收性树脂为一体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公司按照研制一代、开发一代、生产一代、储备一代的构思来创新，已拥有11项实用新型专利，三项国家发明专利。公司从始至今，改变旧有的企业经营模式，采取技术专利化，专利标准化，标准市场化道路，为企业持续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现有员工400余人，研发人员、技术人员、管理人员所占比例之和为41%。作为发展中的民营企业，该比例有一定的现实性，今后在树立产业、技术、规模和管理优势中，应该吸引更多的知识型员工。
政府组织与权力运行法制化是现代政治的根本标志和宗旨。通过省、督查专员区公署和县政府召开的县政会议，县域内政治、经济、文化、卫生、教育、治安等问题得到了规范的讨论和议决，一些问题得到了解决，县政运行机制发挥了组织结构功能。南京国民政府的县政会议变传统一人政治为集体政治，变幕僚行政为公开行政，变人治为法治，实现了由传统县政向现代县政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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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 ：2018-09-16
作者简介 ：白贵一(1962—),男，河南西平人，郑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近现代河南与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
doi: 10.3969/j.issn.2096-2452.2019.01.005
中图分类号 ：D69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2452(2019)01-0025-06
(责任编辑：毛高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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