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藏第四本《猓猡译语》基础方言考证❋论文

故宫藏第四本《猓猡译语》基础方言考证

⊙ 聂 鹏 孔祥卿 文 智

(江西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江西 南昌 330013;南开大学文学院,天津 300071;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北京 100081)

[摘 要] 《猓猡译语》是清代乾隆年间官方编纂的彝汉对译辞书,故宫现藏5本,其中第四、第五本未标注采编地。文章将第四本译语的汉字音、古彝文与现代彝语各方言做了比对,认为其彝语应采自今贵州威宁一带,并根据汉彝对音规律及汉语方言特点,判断其注音汉字的基础方言为清代西南官话,同时就其中存在的几种典型音变现象进行了说明。

[关键词] 第四本《猓猡译语》;基础方言;彝文;音变

一、引言

《猓猡译语》为“华夷译语”系列(丁种本)中的一种,是清代乾隆年间中央为加强与边疆民族政权的沟通而专门编纂的彝汉对译辞书,成书于1750年前后。北京故宫博物院图书馆现藏5本《猓猡译语》,我们按其编号分称《猓一》《猓二》《猓三》《猓四》《猓五》。5本译语分别记录了5个不同地点的彝语方言,所记词条均由3部分组成,依次为:采编地彝文、汉义词项、注音汉字。例如《猓四》第一个词条“天米”,“”为采编地彝文,“天”表示该彝文意义,“米”记录其读音。在5本译语中,《猓一》明确标注为“东川府属”,据此可以推知其彝语应采自今云南会泽一带,其余4本并未标注采编地。但据孔祥卿研究,故宫藏《猓二》《猓三》分别与日本大谷本、今西本相对应,只是前者为校录本,后者为进呈本,因后者封面题有“建昌属”“永宁属”等字样,故可推知《猓二》《猓三》应分别采自今四川西昌、叙永两地。[1]《猓四》《猓五》仅有故宫一种版本,由于缺少标注,采编地无从得知。

20世纪80年代初,日本学者西田龙雄在其专著《倮儸譯語の研究:ロロ語の構造と系統》中也曾提及《猓四》《猓五》,但由于材料不足,未能确定两译语采编区域,仅以“X”“Y”分别代表两者属地,并以明末北京音作注音汉字的基础方言构拟了彝语古音系统。[2]众所周知,研究对音材料首先要明确其所对为何时、何地之音,否则后续一切研究均无基础可言。《猓猡译语》是我们了解18世纪以来彝语、汉语历史音变及彝文字形演变的珍贵材料,而判断其所属的基础方言是利用这些材料进行深入研究的重要前提。鉴于此,我们展开考证并撰写此文,旨在判断《猓四》的彝语、汉语基础方言,以便后续深入研究。

蒋介石早期对于党义的阐释和宣导较多依赖和借鉴党内元老及幕僚的相关著述,后期逐步将自己的主张融入其中。㉔对蒋介石影响较大的党内元老也大多偏重传统,现代知识不足。据王世杰1940年4月29日日记载:“本党老同志对于孙中山先生主义,大多一知半解,此为最难补救之缺憾。孙中山先生政治与经济主张,系折衷西洋诸国制度与其晚近学说;本党年老诸同志,大都未受完全之现代教育,而尤不直接研读西书,故于孙先生之主张往往不能彻底了解。今晨党中某同志,在国民政府作纪念周,讲民权主义,其议论缺乏政治常识,令人对于三民主义之前途,有无限忧虑。”㉕

二、彝语文概况及相关考证方法

彝语主要分布在我国四川南部、贵州西部、广西西北部及云南大部分地区,《彝语简志》将现代彝语划分为六大方言:北部方言、东部方言、东南方言、南部方言、西部方言、中部方言。[3]从基本词汇来看,彝语各方言间相同或有语音对应关系的词占比在30%—40%之间。[4]不同方言间语音、构词存在较大差异,一些土语间甚至不能交流。

干旱分区的指标与分区的等级单位有密切关系。一般高等级分区如全国一级干旱分区,以反映影响干旱及其灾害的地带性自然因素为主要依据;低等级分区主要以反映非地带和社会因素的综合作用为主导指标,较常用的是以反映水利条件和农业生产状况为主的社会因素指标来进行划分。

表1 彝语六大方言主要分布区域

彝文是彝族古老的自源文字,凉山彝语称之为“bu 33m33”,义为图画。古彝文为表意文字,例如“”(雾)、“”(眼)、“”(人)等,后来随着同音混用现象的增多,有向音节文字发展的趋势,但直至近代,彝文仍应属于表意体系文字。[5]由于彝族历史上各部族分治,没有形成统一政权,彝文也不用于政治统治,所以彝文规范程度较低,异体俗体众多,且同音混用普遍。古彝文多由毕摩(彝族祭司)父子相承,而毕摩为了维护自身职业和地位的神圣性,常随意改变彝文字形以防止外人学习,这进一步加剧了彝文在书写和使用上的不规范现象。据丁椿寿统计,彝文“”(胃)在不同区域的写法就多达45种,例如“”“”“”“”“”等,[6]各地彝文差异之大可见一斑。

表2 各地彝文差异概览

彝语方言及各地彝文存在的巨大差异为考证《猓四》彝语采编地带来了一定便利,我们据此制定了考证的基本方法:首先,从彝语六大方言中各选一个代表点,将《猓四》注音汉字所反映的彝语读音(以下简称“汉字音”)与各方言代表点读音进行比对,最为接近的便可能是基础方言。其次,在初步确定基础方言的前提下,将《猓四》彝文与该方言区内不同地域的彝文作比对,进一步缩小查找范围,以确定次方言或土语。这一过程中也要参考明清时期彝族分布状况,确保推断的历史可能性。最后,通过田野调查对推断进行确认,即结合当地土语来解释《猓四》中的疑难词条,若对音、释义均无误,则表明推断准确。《猓四》汉语基础方言的判定则要以注音汉字与彝语的对音规律为基础,通过归纳注音汉字的主要音系特征,并将其与相关的汉语方言作比较,我们便可得出相对可靠的结论。

三、《猓四》彝语基础方言考证

(一)《猓四》汉字音与彝语各方言的比对

我们从彝语六大方言区中各选取了一个代表点,分别是北部喜德、东部威宁、东南弥勒、南部墨江、西部巍山、中部南华。上述代表点现今仍为彝族聚居区且位于该方言区的中心地带,语言保存良好,且与其他方言接触较少,便于开展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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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猓四》共计740个词条,分20个门类(天文门、地理门、时令门等),然而并非所有词条都能用以比对,原因如下:1)一些词条在现今彝语中并无直接对应的词汇,或是采编之初就使用了汉语借词,即注音汉字与汉义词项相同,前者如“化缘”“语录”“世界”等,后者如“槟榔”“五彩”“皈依”等,类似词条因缺少方言语料无法开展比对;2)多数由核心词构成的词条在彝语各方言中读音近似,无法根据汉字音准确判断其方言归属;3)少数词条可能由于音变或其他原因,与现今各方言代表点读音均不对应,比对结果无效。在综合考察各门类词条收录情况后,我们决定采用“器用门”词条进行比对,该门类词条多由基本词汇中的非核心词汇构成,比对时有两大优势:1)这些词条在现代彝语各方言中大都可以找到相关语料,确保了比对的全面性、可靠性;2)这些词条的语音、构词在不同方言中差异较大,即使注音汉字基础方言尚未确定,也不影响我们根据汉字音做初步判断。基于现有字典及辞书,我们将《猓四》“器用门”词条的汉字音与上述各方言代表点读音进行了粗略比对(详见表3)。

表3 “器用门”词条与彝语各方言代表点读音比对

续表

观察表3不难发现,《猓四》与东部方言最为接近,在查阅到的38个东部方言词汇中,有32个可与《猓四》汉字音整齐对应,相近词条占比为84.2%,仅“枪”“弓”“炮”“笛”“轮”“钥匙”等6个词条存在出入;其他方言与《猓四》的差异较为明显,近似词条占比不及40%。鉴于悬殊的比对结果,我们判断《猓四》应采自今东部方言区。

(二)《猓四》彝文与东部方言区彝文的比对

彝语东部方言包含3种次方言,分别为黔西北次方言、滇东北次方言、盘县次方言。[4]次方言间语音差异较小,仅利用汉字音比对恐难得出可靠结论。我们注意到,东部方言各次方言区所用彝文仍有一定差异。因此,我们将通过比对彝文字形及用字习惯来进一步缩小查找范围,确定次方言或土语。

乾隆诏令编修“华夷译语”是为加强与边疆民族的政权沟通,“以昭同文盛治”,那么在当时东部方言区内,实力越是强盛的彝族政权就越有可能成为沟通的首选目标,而从已知采编地的三本译语看(《猓一》出自东川府、《猓二》出自建昌府、《猓三》出自叙永府),地方府县应是担负采编任务的主要部门。由此我们推断《猓四》采编地应具备以下两个条件:一是乾隆年间该地存在较为强势的彝族政权,能够引起中央重视;二是该地设有行政管辖机构,便于协助上级开展采编工作。据此两点,我们查阅了《中国彝族通史·第三卷》,发现符合上述条件的区域有4处:今禄劝一带,罗婺彝族政权中心,设有武定府;今昭通一带,乌蒙彝族政权中心,设有昭通府;今威宁一带,乌撒彝族政权中心,设有威宁州;今大方一带,水西彝族政权中心,设有大定府(会泽、叙永已分别采编《猓一》《猓三》,故排除在外)。[7]其中,禄劝属于滇东北次方言区,昭通、威宁、大方属于黔西北次方言区。为了比对的全面性,我们也将盘县包含在内,以代表盘县次方言。这样,3种次方言区中均有代表点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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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彝语东部方言3种次方言分布图

由于现有字典及辞书均未收录昭通彝文,因此,我们只能从《彝族毕摩经典译注·第三十卷·昭通彝族丧葬祭经》(云南民族出版社,2008年)中摘取可供比对的昭通彝文例字。经查找,我们共发现94个可供比对的彝文,并以此为基准,将《猓四》彝文与上述5地的彝文进行了粗略比对(详见附录)。通过比对我们发现:《猓四》与威宁彝文近似的有72个,占比为76.6%,与大方、昭通、盘县、禄劝彝文近似的比例分别为37.2%、29.8%、21.3%、11.7%。从比对结果看,《猓四》与威宁、大方、昭通三地的彝文近似度排在前列,而现今三地均属黔西北次方言区,由此判断《猓四》也应采自该方言区,但是否采自威宁,我们还要从语音上做进一步考察。

从表7看,《猓四》注音汉字的音系特征与《常用字义》高度吻合,而这些特征大多是北京话不具备的。以尖团为例,北京话中精见组细音在18世纪前大多已完成腭化。《圆音正考》[11](1743)和《同文韵统》[12](1750)均表明当时的北京话已不分尖团;再从特例看,《猓四》“族”“则”对音过程中“±送气”的特征在《常用字义》及威宁汉语方言中也均有反映,且“六”的读音三者也保持一致。此外,注音汉字的用字情况也能说明一些问题,词条“箭-h13-”中所用“”为西南官话方言词,亦可作“”,今读hi21,义为跨、迈,如“门喜”,指新娘刚过门就怀孕,[13]此字在北方官话中未见,但在威宁汉语方言中仍有使用。《猓四》彝语采自今贵州威宁一带,注音汉字反映当地汉语方言也是合情合理的。根据研究,《猓三》采自今四川叙永水潦乡,其注音汉字的音系特征也与当地汉语方言基本一致。[14]这可能是“华夷译语”系列(丁种本)的共有特征,即注音汉字的音系特征与采编地汉语方言基本一致。

她以为她可以控制的,可是爱情哪由得了控制。她明明讨厌这样的来者不拒,可又明明喜欢死了他的手指他的唇舌他的气息。

(三)威宁彝语、彝文对《猓四》的检验

根据前文推断,《猓四》采自威宁一带的可能性最大。我们通过田野调查,结合威宁彝语、彝文对《猓四》词条进行了逐一考察,除去音变及个别无法辨识的词条,其余词条汉彝对音整齐,一些疑难词条也可得到合理解释,这进一步肯定了前文推断。限于篇幅,这里仅就“器用门”词条和附录中的彝文进行说明,全书校勘、释义将另做文章。

表3中部分“器用门”词条与今字典及辞书所记威宁彝语有出入,这里我们稍作解释。

“轮”注音“出楪”,写作,前字读tʂhu33,指轮;后字读21,义为飞,tʂhu3321直译即“飞轮”。现当地多以“tʂhu33lo33”指“车轮”,“lo33”应是汉语“轮”的借音。

“弓”注音“诺涉”,“箭”注音“”,而今威宁彝语中“弓”读h13,“箭”有h13zu33、n33ʂe13两种称法。h13zu33直译为“弓之子”,当地视箭为弓的附属品,故有此称;n33ʂe13直译为“长箭”,为古语词。因“弓”“箭”两词条相邻,推测编者可能将汉义词项抄写错位。

“笛”注音“抹勿”,写作,据今威宁彝文,二字读mo33ve33,直译为“竹片”,与“笛”义不合,推测“”(ve33,片)应是“”(ve13,横)的混用字,“笛”直译为“横竹”,较为合理,且在今弥勒彝语中,“笛”读mo3333,写作,直译即“横竹”。今字典及辞书所记mo33y55,直译为“竹音”,是对笛笙箫等竹制乐器的统称。

“枪”注音“革”,写作,据今威宁彝文,该字读ɡe33,现指“矛”;“炮”注音“黑去”,写作,读x21hy55,现指“枪”。《猓四》中“枪”与今“矛”对应,而“炮”与今“枪”对应,这应是古今词义演变的结果。今威宁彝语“炮”为to13phu21,直译为“开火”。

“钥匙”注音“著蒲”,写作,据今威宁彝文,二字读ndo33phu21,直译为“开锁”。另有ndo33b33、ndo33phu21du21,亦指钥匙,前者直译为“锁伴儿”,后者为“开锁工具”。

字典及辞书中未收录的一些词条,我们也可依据威宁彝语、彝文进行合理解释。例如“桌”,现代彝语各方言中大多为汉语借词,《猓四》注音“虽铺”,写作,据今威宁彝文,二字读sI33phu55,直译为“木板”。“牌”注音“果”,写作,今读ɡ21,指盾牌。“钹”“响钹”注音分别为“蜡得”“蜡待”,彝文均写作,今读l13nde21,直译为“拍手”,“钹”每副两片,相击发声,威宁彝语便以击掌动作代指“钹”。“甲”注音“慊”,写作,今读hi21,指铠甲。“盔”注音“乌录”,写作,今读u33lu21,直译为“裹头”。“酒盏”注音“止腮”,写作,今读nd21se33,指酒杯。“刀鞘”注音“黑行”,写作“”,今读x21hI21,直译为“刀房”。“幡”注音“驼以迫”,写作,今读hu21I33phe33,直译为“纸质旗”。“磬”注音“竹业”,写作,今读d55I13,直译为“小钟”。“兵器”注音“古觚”,写作,今读ɡ21ɡu33,直译为“战争用品”。“云锣”注音“母蜡则”,写作,今读mu33l13e21,其中“”(mu33,马)应是“”(mu33,高)的混用字,直译为“高手鼓”。“乐器”注音“宾哩波洛”,写作,今读pi33li33po33l33,前两字指“唢呐”,后两字为拟声词,这里以唢呐的声音代指乐器。“花瓶”注音“委鲁訾早”,写作,今读vI33lu21I33o21,直译为“花朵插坛”,即插花朵的坛子。“香炉”注音“灼生夺都”,写作,今读ʂo13s13to13du21,直译为“棕柏燃器”,因古时彝族多用棕柏等木材粉末添加松油粘合成香,故以“棕柏”指香,香炉即燃香的器皿。由于一些汉义词项在彝语中没有与之对等的语汇,《猓四》中常会出现类似的自造词,又如“化缘”注音“左灼”,写作,今读21ʂ21,直译为“寻饭”;“语录”注音“隋瓜”,写作,今读d55ɡo33,直译为“写话”,即写下说过的话;“外国”注音“扒他乌米”,写作,今读ph33th21vu33mi33,直译为“另一皇帝”;“世界”注音“普希勒”,写作,今读phu21i33l33,直译为“四地包”,即涵盖四方;“驼”注音“则母勒设”,写作,今读e33mu33le21ʂe13,直译为“骑马颈长”,即用来骑的长颈马。类似的自造词在结合威宁彝语、彝文做具体分析后便可得出合理解释,这恰是《猓四》采自威宁的有力证据。

附录中也有部分彝文与今威宁彝文不一致,经过分析我们认为这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猓四》使用了混用字,二是部分词条彝汉词义不对等。

我国部分干线公路建设时,公路等级定为二级公路。随着交通量急剧增长,原二级公路的技术等级、建设标准和通行能力已不能与经济、交通发展需要相匹配,交通堵塞现象严重,成为地区经济、交通发展的“瓶颈”。为缓解交通压力,减少拥堵,提高道路通行效率和通行能力,20世纪末,部分省市针对地区二级公路升级改造为一级公路。该形式主要适用于过境交通量大,原有道路标准较低,非机动车辆和行人较少的区域[1]。例如,S338省道(沿江公路)。

混用字:词条“长”,注音“设”,《猓四》用“”(ʂe13,蛇),今多用“”(ʂe13,长);词条“领长”,注音“勒扣设”,写作,其中“设”指长,彝文用,与今威宁彝文仅是方向差异。“晴”注音“撮”,《猓四》用“”(ho33,窝棚),今多用“”(ho13,晴)。“女”注音“墨”,《猓四》用“”(me33,尾巴),今多用“”(me33,女儿)。“肉”注音“乎”,《猓四》用“”(fu33,杀),今多用“”(fu33,肉)。“左”注音“非”,《猓四》用“”(fI13,使……穿上),今多用“”(fe33,左)。“虎”注音“歉补”,《猓四》用“”(hi13bu21,脚、浮),今多用“”(he13bu33,老虎)。“鱼”注音“乌”,《猓四》用“”(o21,我),今多用“”(o33,鱼)。“鸣”注音“彼”,《猓四》用“”(mbi33,钻),今多用“”(mbi21,鸣)。

词义不对等:词条“蜜”,注音“出”,写作,据今威宁彝文,该字义为“甜”,读tʂhu13,故与“”(u33,蜜)不一致。词条“青”,注音“恶”,写作,该字义为“宝”,读o13,推测应是“”(o13,蓝)的混用字,彝语中“青”“蓝”常混用;词条“柳青”中“青”写作,注音“女”,与今威宁彝文“”(y21)一致。词条“鹰”,注音“熟则”,写作,二字今读ʂ2121,义为“鹞”,故与“”(13,鹰)不一致。在排除上述两类情况后,《猓四》与今威宁彝文近似比则达到了86.7%。

注 释:

四、《猓四》汉语基础方言考证

(一)注音汉字的音系特征

我们根据田野调查并结合现有字典及辞书,对《猓四》词条彝文读音进行了逐一标注(个别无法辨识的词条除外),从注音汉字与今威宁彝语的对音中发现了一些规律。

“歪”似乎是一个贬义词,如“歪斜”“歪理”“歪诗”等。虽然“歪”看似贬意,但“歪”有时恰恰能从侧面反映人的超常智慧,上述词语中的“歪”正是与“正常”“寻常”“习以为常”“司空见惯”相对而言的,某种程度上正折射出当事人的创新能力强,有非同寻常的潜力。语文教师的教研有时就需要“歪题正做”,通过“歪题正做”可以获得“东成西就”的效果,并从中获得真切的感悟。

1.注音汉字的尖团问题

从精见组细音字与今威宁彝语的对音情况看,注音汉字的尖团是有严格区分的。

表4 《猓四》反映出的尖团分立词条举例

需要说明的是,彝语也存在腭化现象,今东部方言,特别是威宁、大方彝语,腭化十分普遍,而西部方言相对少见。针对威宁彝语中已腭化的词条,我们可参考其他方言来推测其腭化前的声母,进而判断注音汉字的尖团音与彝语对音是否一致。例如“星”,今威宁彝语读I13,南华、巍山方言分别读ke33、cE55,据此推测“”应是由“k-/c-”腭化而来,注音汉字为“结见”,腭化前声母亦为k-,表明两者尖团对音一致。又如:“道”,今威宁读21,凉山、巍山分别读ɡ33、ɡ55,注音“脚”;“筋”,今威宁读33,弥勒、巍山分别读ɡu33、ɡ注音“纠”;“六”,今威宁读ho13,石林、巍山均读kho21,注音“却”;“九”,今威宁读y33,墨江、巍山分别读k33、ku33,注音“居”;“肺”,今威宁读hy55,楚雄、巍山均读h21,注音“趣”;“血”,今威宁读y33,楚雄、巍山分别读si31、s21,注音“须”。可以看到,注音汉字的尖团与腭化前的威宁彝语声母也保持高度一致。因此,我们判断《猓四》注音汉字的尖团是有严格区分的。

2.注音汉字的平翘问题

可变剪接,这个早在20世纪就被提出的概念,在近几年的研究中,又“火”了起来。科学家们发现,可变剪接不仅丰富了蛋白质组多样性,还在生物体内起着重要的调控作用。

表5 注音汉字平翘对音统计

3.注音汉字的鼻边音问题

威宁彝语与汉语鼻边音相关的声母主要有3个,分别为鼻音[n][]和边音[l],我们考察了《猓四》注音汉字中泥娘来3组字与上述声母的对音情况。从结果看,鼻音与边音区分相对明确,仅有一处对音有误,即“玛瑙-m55lu21-玛瑙”,这表明注音汉字的鼻边音可能已有相混趋势。泥、娘二母的对音也呈现规律性,泥母一等对n-,四等对-;娘母二等对n-,三等对-,这与陈瑶、王健对中古泥娘二母分立条件的推测一致。[8]另外,《猓四》中“六”与“录”音近,两字均用来与(lu21)对音,例如“财物()-l13lu21-蜡六”“盔()-u33lu21-乌录”。

表6 注音汉字鼻边对音统计

4.注音汉字的疑母问题

在工作中学习,精通自己的工作,这是支部书记岗位职责的第一内涵,属份内之事,当然之举;熟悉别人的工作,是工作交流、岗位交流的需要;了解全面的工作,这是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需要。注重在工作中学习,学以致用,这是科学学习观的重要层面,也是学习的重要目的。古语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毛主席说“要在革命战争中学习革命战争”,就是很好的例证。

疑母字的对音规律较为明显:业8、虐3、义、银、宜,均与-对音,例如“霜-I13-业”“必定-21i33-额义”“怜悯-I33m21pi13-宜马别”,这表明疑母开口细音字在当时的实际音值接近[];耦5、俄5、硬,均与-对音,我4、五2、崖,均与-对音,“额17”既可与-对音,也可与-对音,这表明疑母开口洪音字在当时的实际音值接近[]/[]。

5.其他

果摄开口一等字对圆唇音,例如“中间-k33lo33-哥洛”“得-o21-俄”“若干-kh21n33-可诺”等。此外,“各”“渴”“合”“戈”等字也均对圆唇音。

词条“肉”以“乎”为(fu33)注音,“琥珀”以“琥”为(fu33)注音,据此推测当时晓匣母遇摄合口字声母读f-。但我们也注意到,盘县、禄劝等彝语方言中上述两彝文声母均为x-。那么就存在另一种可能,即威宁彝语二字在译语采编时期声母亦读x-,与盘县、禄劝保持一致,之后才有了“x->f-/ u”的音变。这样,与之对音的“乎”“琥”二字在当时仍读x-,未出现音变。鉴于两种情况均有可能,暂不下定论。

综上,我们可以将注音汉字的主要音系特征概括为5点:1)尖团分立;2)平翘基本区分,知庄二章合流与精组对立,庄三归精;3)鼻边分立,但有相混趋势;4)疑母开口细音为-,洪音为-/-;5)果摄开口一等字韵母为圆唇。

内部管理制度的制定和实施不仅需要一套科学合理的监督制度,而且还需要科学的评价制度进行衡量。在企业范围内要引导员工认识到监督评价机制的存在并不是为了寻找内部控制管理的短板,也不仅仅是为了监视内部控制管理制度是否正常运行,而是需要通过及时的奖惩来不断调动员工工作积极性。

(二)注音汉字的基础方言判定

甲、乙、丙三种“华夷译语”多是四夷馆(清代改为四译馆)在京城编纂,因此,西田龙雄误以为丁种本也是在京城编纂,故将北京话作为《猓四》注音汉字的基础方言。从现有资料看,丁种本“华夷译语”多由地方政府奉旨督办,之后上呈中央,编纂地并非北京。[9]观察《猓四》注音汉字的主要音系特征,我们不难发现其与今西南官话十分接近,与北京话差异较大。为作确认,我们将《猓四》与清代内江《常用字义》[10]及现代威宁汉语方言音系做了比较。

我们统计了《猓四》注音汉字中知庄章精四组字的对音情况,从结果看,知章两组仅对翘舌,精组只对平舌,庄组情况比较复杂,但亦有规律可循。庄组字共计21个,出现50次,其中13个,出现39次,与彝语平舌对音,分别为:邹庄2、争、初初2、测初2、助崇3、生生9、所生2、色生13、踈、瘦、搜、参、朔,除“争”“朔”两字为二等外,其余均为三等;与翘舌对音的庄组字共有8个,出现11次,分别为:渣庄2、找、抄初3、钞、查、乍、沙、砂,均为二等。总的来看,知章组与精组对立,庄组三等为平舌,二等多为翘舌。另外,《猓四》中“则”“族”两字也可对送气音,例如“(头)发-u33h21-乌则”“肥-hu13-族”。

表7 《猓四》注音汉字音系特征与《常用字义》、威宁汉语的比较

今威宁、昭通、大方同属黔西北次方言区,但属不同土语,分别为威宁居乌撒土语中心,昭通居乌蒙土语中心,大方居水西土语中心。从现有资料看,三地彝语在元音“-i”“-u”的对应上呈现一定规律性,我们考察了《猓四》相关词条,例如“天”,今威宁读mi33,昭通、大方读mu33,注音“米”;“虫”,今威宁读bi33,昭通、大方读bu33,注音“比”;“鸣”,今威宁读mbi21,昭通、大方读mbu33,注音“彼”;“毛”,今威宁读mi21,昭通、大方读mu21,注音“泌”。另有一些词则可能词源或使用习惯不同,例如“衣”,威宁用mbu33,昭通用ɡ33,大方用ho13,注音“布”;“桥”,威宁、昭通用21,大方用th33,注音“则”;“虎”,威宁用he13bu33,昭通、大方用lu55,注音“歉补”;“正月”,威宁用55hu21,昭通、大方用lu55h21,注音“虐合”。从这些特殊词汇看,《猓四》与今威宁彝语对音仍是最整齐的,而与另外两地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这样,我们不仅从彝文上证明了《猓四》与威宁更为接近,也从语音上排除了昭通、大方的可能性。

在注音汉字基础方言确定的前提下,的对音问题也就迎刃而解。根据《常用字义》“姑”韵下“(乎=呼)≠(夫=肤)、(扶=符)≠(胡=湖)”来看,乾嘉时期西南官话中晓匣母与非敷奉母字在遇摄前仍是分立的,上述两彝文以“乎”“琥”注音,表明当时两彝文声母应是x-,而今声母为f-,说明近代威宁彝语存在“x->f-/ u”的音变。值得注意的是,今西南官话中晓匣母遇摄合口字与非敷奉母字大多合流,“乎”“琥”声母亦为f-,以今威宁汉语方言来读注音汉字仍可与当地彝语对应,但事实上两者均发生了音变。

五、结语

通过考证《猓四》的基础方言,我们对乾隆年间的威宁彝语、彝文及汉语方言有了初步了解,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清代西南官话、彝语方言研究中缺少韵书韵图的不足。本文讨论的多是宏观的、基础的问题,还有很多细节问题没有一一展开。事实上,《猓猡译语》的研究价值也并不局限于彝汉历史音变或彝文字形演变。通过考释词条彝文含义,也让我们对清代乌撒彝族的历史、文化及社会生活有了一定了解,这对民族学、历史学领域的研究同样具有参考价值。在这里,我们也呼吁故宫博物院尽快影印出版这批宝贵的对音材料,为之后全书的校勘、释义工作提供便利。

❋本文由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基于‘华夷译语’的汉藏语历史研究”(14ZDB094)、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猓猡译语》整理与研究”(17BYY030)及北京大学翁洪武科研原创基金资助。调研中请教了王继超教授、罗德显教授,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2012年—2016年,我院医务志愿者服务参与人次逐年递增,分别为236人次、241人次、257人次、292人次、360人次,志愿服务时间逐渐增加,分别为147.5 h、609.0 h、614.0 h、619.0 h、3 793.0 h。进一步对我院志愿者志愿活动参与行为进行调查,结果显示:志愿者中79.6%为主动参与,20.4%为被动参与;志愿活动参与动机中,54.4%为锻炼自己,92.3%为帮助别人、服务社会、传递爱心,71.1%为个人义务、社会责任;参与志愿活动后,66.9%的志愿者认为自己言语表达能力提升,83.7%认为自己人际交往能力提升,90.5%认为自己实际操作能力提升。

综合语音、语义、文字、历史等多方面因素,我们认为《猓四》应采自今贵州威宁一带。

①文中译语资料为笔者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查阅抄录所得。“l33lo55”是彝族自称之一,一般记作“罗罗”“倮倮”“倮”等,这里用“猓猡”带有一定民族歧视意味,但为忠于原书,我们未作修改。

简介:袁浦小学“小金鲤”篆刻社团开设于2014年,教学生了解篆刻历史、认识篆刻工具,传授学生篆刻的章法、刀法等,使其接受艺术熏陶,开阔视野,提升综合素质。同时培养学生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兴趣,传承中华文明。

②表中彝文主要参考《滇川黔桂彝汉基本词汇对照词典》(中央民族学院彝族历史文献编译室,1984年),少数彝文根据《汉彝简明词典》(四川民族出版社,2011年)和《简明彝汉字典》(贵州民族出版社,1991年)做了补充、校正。若无特殊说明,文中用以比对的彝文均取自以上字典及辞书。

③“器用门”共计56个词条,为力求客观、全面,我们将字典及辞书中可查阅到的41个词条全部列出,另有“幡”“磬”“云锣”“香炉”等15个词条因缺少语料,故未列出。比对中查阅的字典及辞书包括《通用彝文字典》(贵州民族出版社,2016年)、《彝语方言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0年)、《藏缅语族语言词汇》(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2年)。为突出词根义便于比对,我们对部分方言词汇做了词义筛选与整合,“—”表示缺少语料,下同。

④《猓四》无“虫”词条,这里的“虫”是从“螺”词条中提取出的。“螺”,注音“比古”,写作,今威宁彝语读bi33ku21,“bi33”义为虫。

4.2.4 利伐沙班。利伐沙班是一种Xa因子抑制剂,生物利用度为80%,为恶唑烷酮的衍生物。1/3经肾脏排泄,2/3通过肝脏代谢。利伐沙班预防房颤患者卒中效果与华法林类似,不过颅内出血和致死性出血发生率低于华法林[21]。

⑤发音合作人:罗德兴,男,彝族,1944年生,威宁县板底乡雄英村居民,母语为彝语。

⑥威宁彝语“tʂhu33”本指纺车(13tʂhu33)、水车(i21tʂhu33)、石磨(lo33tʂhu33)等工具中圆形有轴可旋转的部分,后引申指轮,现亦指车。

⑦《释文》:隋,又作堕,唐果反。注音汉字“隋”应读“堕”,与彝语“d55”对音。

⑧表中“”(y21,喜)应是“”(ɡ21,身)的混用字,“”(y33,血)应是“”(su33,谁)的混用字,现今混用字与本字的读音差异正反映出威宁彝语近代以来的腭化趋势。注音汉字右下角小字为该字中古声韵,数字表示该组对音在《猓四》中出现次数,未标注则为1次,下同。

⑨《猓四》中会以晓匣母细音字注彝语清化边音[],例如“雷-i13-歇”(此格式表示:汉义词项-威宁彝语-注音汉字)“船-I13-奚”“世界-phu21i33l33-普希勒”等,但从不用精组细音字注[],这也表明当时精见组细音仍是严格区分的。

⑩“玛瑙”为汉语借词,故注音汉字与汉义词项相同。《猓四》用“”(m55lu21)记录“玛瑙”,表明“瑙”在当时声母读“l-”。

《常用字义》由四川内江苏鸣鹤编著,成书于乾嘉时期,具体年份不详,但最晚不超过道光十五年(1835)。据周赛华研究,《常用字义》反映的是乾嘉时期内江方音,本文借以代表清代西南官话的主要音系特征;威宁汉语方言语料除笔者调查外,还参考了《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根据《中国语言地图集(第2版)》(商务印书馆,2012年)来看,今内江方言属西南官话江贡小片,威宁方言属西南官话滇中小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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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杨亦鸣,王为民.《圆音正考》与《音韵逢源》所记尖团音分合之比较研究[J].中国语文,2003(2):131-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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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蒋宗福.四川方言词语考释[M].成都:巴蜀书社,2002:546.

[14]聂鹏.《永宁属水潦猓猡译语》校释[J].民族语文,2018(3):81-97.

附录

注:1.个别词条做了删减,例如“穿”,原词条为“穿靴”,彝文写作,注音“靴子楪”。2.“耳”,彝语读l21p33,注音“猓慱”,推测“慱”应是“博”笔误。

[中图分类号] H217.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280X(2019)02-0022-13

作者简介:

聂鹏,男,汉族,江西财经大学人文学院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历史比较语言学、彝缅语族语言文化。

孔祥卿,女,汉族,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比较文字学、汉语言文字学。

文智,男,彝族,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古典文献学。

(责任编辑:李佳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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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藏第四本《猓猡译语》基础方言考证❋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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