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渡名”之辨——关于温妮弗蕾德#183;伊顿的署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伊顿论文,温妮论文,弗蕾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529（2008）03-0089-10
1902年9月，温妮弗蕾德·伊顿（Winnifred Eaton,1875—1954）以笔名“Onoto Watanna”发表其长篇小说《紫藤之恋》（The Wooing of Wistaria）。此前，伊顿已经以这一笔名发表了多部中长篇小说以及短篇小说，但这部小说的特别之处在于其标题页前作者照片右下方的日语签名。按照片下方括号内的文字说明，这是“作者日语签名的复制”。据此，该签名的第一部分的日语汉字“渡名”应当与“Watanna”相对应，而第二部分的平假名应当与伊顿笔名的第一部分“Onoto”相对应。问题在于，这部分的手书并不是“Onoto”标准的日语拼法“おのと”，我们很难按习惯依照它的日文表达译成汉语。近年来，国内有学者把伊顿的这一笔名译为“夫野渡名”或“小野の小町”。（范守义：98；张子清：28）① 其实，伊顿的这个笔／署名仅仅代表着其文学创作生涯的一个阶段，只有对其文学创作各个阶段的署名情况有所了解，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其署名背后所隐含的种族和性别意思。
一、伊顿的署名变化
根据怀特-帕克斯（Annette White Parks）、伯切尔（Diana Birchall）以及费伦斯（Dominika Ferens）等人的研究，伊顿的父亲爱德华·伊顿（Edward Eaton）为英国柴郡马克尔斯菲尔德镇人，19世纪60年代爱德华曾在上海做过丝绸生意，并因此结识了中国姑娘格雷丝·阿·特雷弗西斯（Grace A.Trefusis）。② 两人于1863年11月在上海结婚，次年爱德华携格雷丝及不满周岁的儿子查尔斯回英国，后两度迁居美国，直到1872年定居于加拿大蒙特利尔。温妮弗蕾德·伊顿出生于1875年8月21日，并于同年和两个姐姐一起接受洗礼，取名为“丽丽·威妮弗莱德”（Lillie Winifred）。（White-Parks:23; Birchall:5）我们无从考证伊顿是否在现实生活中用过“丽丽·威妮弗莱德”这个名字，但据伯切尔说，“‘丽丽’很快［从其名字中］消失了，此后她在写自己的名字时都双写‘n’，把它拼成‘Winnifred’”。（Birchall:5）近年来学界一般都称她为“Winnifred Eaton”，其根据大概在此。然而，从伊顿所发表的文学作品来看，其署名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变化过程，只有最后的少数作品用到了“温妮弗蕾德”这个名字。
伊顿文学创作的第一个时期大约是在1895年到1896年的两年间，这个时期跨度小，现知的作品更少。③ 从目前我们所掌握的资料来看，发表在《大都市杂志》（Metropolitan Magazine）上的《穷鬼一个》（“A Poor Devil”）署名为“Winnie Eaton”，这大概也是伊顿的第一篇短篇小说。（Birchall:3）“Winnie”应为“Winnifred”的昵称，所以这一署名与“温妮弗蕾德·伊顿”基本吻合。作者多年后在半自传体作品《我：一部回忆录》（Me:A Book of Remembrance,1915）中曾经提到十六岁时在魁北克的一份周报上发表过“一篇拙劣却令人兴奋的短篇小说”，这里所说的也许正是《穷鬼一个》。（Eaton,1997:4）1896年2月，伊顿前往牙买加，成为《高尔新闻通讯》（Gall's News Letter）的记者。这期间，该报发表过一些伊顿的作品，其中有些作品是署名的（如诗作《莫嘲笑》），但也有一些没有署名（如小说《夏日女孩》、《小裁缝》等）。（Birchall:28—29）
伊顿的署名及身份之谜的真正出现是在其文学创作的第二个阶段，也即1897年至1922年的二十五年间，这也是其文学创作的高峰期。
1896年夏，伊顿离开牙买加前往美国，1897年至1898年间曾供职于《辛辛那提商业论坛》。伊顿的第一篇与日本相关的短篇小说《一位日本姑娘》（“A Japanese Girl”）就发表于该报，时间大约是1896年底或1897年初。按作者自己的说法，她之所以选择日本题材，是因为该报的一名编辑鼓励她写点“日本题材的东西”。（Birchall:43—44）由于资料关系，该小说的署名情况不详。但是，稍晚发表于《易洛魁杂志》（Iroquois Magazine）的《日本爱情故事一则》（“A Japanese Love Story”）署名则肯定为“Onoto Watanna”。（Doyle:54）此后，伊顿的小说和散文大多以这个笔名发表，其中至少包括已知的十三部与日本相关的爱情传奇小说和几十篇短篇小说（大部分也与日本相关）。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1922年作者以这一笔名发表她的最后一部日美爱情传奇《桑妮小姐》（Sunny-San）。
伊顿第二个阶段作品的署名还有一些特殊情况。首先，作者这个时期还创作了少量与日本无关的短篇小说，如《马格特》（“Margot”，1901）和《有眼无珠》（“Eyes That Saw Not”,1902）。前者描写的是一位印第安姑娘和一位音乐学院青年之间的爱情故事；后者与其第一任丈夫伯特兰·威·巴布科克联合署名，写的是双目失明的男主人公在其未婚妻的帮助下出版小说的故事。其次，作者先后于1915年和1916年发表了《我：一部回忆录》和《马里恩：一位艺术模特的生平故事》（Marion:The Story of an Artist's Model）两部传记小说。前者的蓝本是1896年至1898年左右作者在牙买加和芝加哥的生活经历，作品没有署名，但书中的女主人公自称为“Nora Ascough”。后者讲述的是伊顿的姐姐莎拉（也即书中的马里恩）并不成功的艺术生涯，同样没有署名，只是在封面标题下压印着“By the Author of‘Me’”（《我》之作者著）。但是，该书扉页上的署名信息与之略有不同，提及姐妹之间的合作：“By Herself and the Author of ‘Me’”（她本人和《我》之作者著）。④
伊顿第三个文学创作期从1923年开始，至1925年结束。1917年作者与巴布科克离婚，同年与弗兰克·里夫结婚，暂时中断了文学创作，随里夫移居加拿大阿尔伯达省，开始了数年的农庄生活。伊顿不久便厌倦了农庄生活，酝酿着重操旧业，并准备放弃日美题材。伊顿在20年代初的一篇题为《你无法逃避自我》的手稿中说，
我如今是在用男性的文风写作。我要回到东部去，荣归之时我所写的故事将是我所熟悉的人和事，到那时我就不再是童话一般的日本题材小说的作者了。⑤ （Birchall:145）
1923年，伊顿在另一篇题为《我们文学中的加拿大精神》的文章中呼吁加拿大作家描写自己的国度，用“有力而热辣的笔触展示我们粮田的史诗”，其结果是两部以阿尔伯达牧场为题材的长篇小说《牲口》（Cattle,1924）和《少爷》（His Royal Nibs,1925）。（Birchall:146）此后，作者放弃了文学创作，开始转向电影脚本创作。
从署名上来看，伊顿的最后两部长篇小说开始放弃“Onoto Watanna”这个笔名，重新使用自己的真实的名字，但又不完全是她的洗礼名。《牲口》封面署名为“Winnifred Eaton”，但是该书扉页署名“WINNIFRED EATON”，并且在这一署名下面的括号内还标有“ONOTA WATONNA”。另外，我手中的这本《牲口》的内封底上还贴有对该书的简介，估计是原读者从该书书皮上剪下来的。奇怪的是，这张长方形的纸条在书名的下面印有另一署名——“By WINIFRED EATON”，其中少了一个“N”。这显然并非一时的错误，因为这个单写“n”的“Winifred”两年之后再次出现在《少爷》一书的署名之中。《少爷》的封面署名是“By WINIFRED EATON REEVE”，其下印有一行小字——“AUTHOR OF‘CATTLE,’ETC.”（《牲口》等的作者）。另外，该书的封皮上还有另一种署名——“by WINIFRED REEVE”，并在右下角还加上了“the author of‘CATTLE’”（《牲口》作者）。（Cole:122）“威妮弗蕾德”（Winifred）是伊顿的洗礼名，“里夫”（Reeve）则是伊顿第二任丈夫的姓，按照英美习惯，“威妮弗蕾德·里夫”这一署名应当被看做伊顿当时的真实名字。
二、“渡名”之困惑
从1897年的《日本爱情故事一则》开始，有关“Onoto Watanna”这个笔名／署名的猜测和各种不同说法就不断见诸伊顿的生平简介和对其作品的书评之中。目前所知的最早提及该笔名的是发表于1897年10月号的《当代文学》（Current Literature）上一篇题为“Onoto Watanna,the Japanese Woman Writer”（《日本女作家夫野渡名》）的文章。据该文“透露”，“这位聪明的日本姑娘的真实名字或学名叫片桥吉岛（Kitishima Kata Hasche），她目前居住在芝加哥，因以笔名Onoto Watanna为芝加哥和［美国］东部的杂志和报纸撰稿而声誉日隆……片桥小姐年方二十，更喜欢被称为渡名小姐（这两个名字意思相同，分属日本的两个不同方言）”。⑥ （Birchall:44）类似的宣传大多把伊顿的笔名与日本联系在一起，如1898年9月《弗兰克·莱斯利通俗月刊》（Frank Leslie's Populat Monthly）称她为美国“唯一的日本女作家……从长相看她毫无疑问是日本人”。（Birchall:45）1902年《当代文学》所刊登的一篇文章虽然点明“Onota Watanna”其实就是巴布科克夫人，但该文仍然把其笔名与日本相联系：“Onota Watanna虽然出生在日本，却是在这里［指美国］和英国接受教育的。”⑦ 在众多的书评和生平介绍当中，有的称伊顿为日裔美洲（国）作家，也有的称她为“日本女作家”，（Birchall:28）而威廉·豪威尔斯（William Howells）在评论伊顿的第二部长篇小说《日本夜莺》（A Japanese Nightingale,1901）时则称“渡名夫人”（Mrs.Watana）为“日本作家”。（Howells:880—81）
书评家对伊顿的称谓莫衷一是，原因是多方面的。毫无疑问，伊顿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作者以假乱真的日本身份——形似日语的笔名、日本式衣着、其作品（包括小说和散文）中大量的日本题材、作者所捏造的相互矛盾的日本身份，这些无疑都会让不知情的读者信以为真。伊顿假冒的日本身份也许也骗过了出版商，但即使出版商了解内情，也不至于揭穿内情，因为他们正好利用作者假冒的身份，迎合热衷于日本文化艺术的美国读者的阅读趣味，在这一点上伊顿与出版商是共谋关系。就书评家而言，他们之中也许有一部分人与出版商一样了解内情，但更多的可能并不知情。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这时的伊顿对自己精心编造的日本身份以及日本题材的文学创作应当是认真的，原因也许是作者对日本文化的偏爱，也许是作者出于正义为日本文化所作的辩护，也有可能是作者为了谋生而利用欧美的日本文化热确立自己的文学地位。
伊顿假冒的日本身份不仅是她第二阶段文学创作中所扮演的创作主体角色。事实上，伊顿在现实中至少部分地是以这一身份出现的。例如，伊顿在芝加哥时的好友、诗人弗兰克·普特南（Frank Putnam）称她为“Onoto”。普特南不仅把自己的一首诗题名为《夫野小姐》（Onoto-San），而且还把一本诗集献给“夫野渡名”。（Birchall:48）1899年，普特南把伊顿介绍给后来成为日本诗人的野口米次郎（Yonejiro Noguchi）时，同样也称她为“Onoto Watanna”。野口米次郎显然并不认为这是一个日本人的名字，这从他的反应中可以看出来：“你是说Onoto Watanna吗？这可不是日本名字。她真是日本女子吗？”（Birchall:49）从野口米次郎的口气看，普特南当时应该是把伊顿当作日本人介绍给他的。野口米次郎日后也成为伊顿的好友，一度对伊顿的假冒的日本血统信以为真，并以其笔名相称，这一点有他1900年的一封信为证。在这封信中，野口米次郎说，“她的名字叫Onoto Watanna，是一个混血女子，母亲是日本人，父亲是英国人。”（Matsukawa，“Onoto Watanna”:35）然而，野口米次郎发表于1907年的一篇题为《夫野渡名和她的日本作品》的文章表明，他最终知道了伊顿假冒日本人身份的内幕，并对这一行为提出尖锐的批评：“最可悲的是，渡名小姐还在以日本人或至少是混血儿的身份招摇撞骗。”（Noguchi:18）伊顿假冒的日本身份也许骗不住野口米次郎这样的日本人，但她的种种假冒行为确实骗了众多不知情的读者，其中最成功的例子莫过于本文开头所提到的《紫藤之恋》一书中的签名。
伊顿第二个时期的作品中，有三部作品——《迪莉娅的日记》（The Diary of Delia）以及上文提及的《我》和《马里恩》——与其日本爱情传奇故事不一样。《迪莉娅的日记》虽然也署名为“Onoto Watanna”，但它与日本题材没有任何关系，主人公是一个爱尔兰裔女佣。该小说发表于1907年，此时离伊顿1899年发表第一部日美爱情传奇《日本的梅花小姐》（Miss Numè of Japan）已经接近十年的时间。1905年日俄战争之后，日本军事上的胜利使美国人感到了来自日本的威胁，从而迫使美国人重新审视日本，美国大众对日本文化的狂热渐渐消退，日本主题的文学作品也不再像过去那样受欢迎。伊顿本人似乎也受到了这一时代变化的影响，失去了对日本题材的热情。她在《你无法逃避自己》一文中说，“我梦想着有朝一日我的创作不再是没完没了地写一个我所不喜爱的题材”，“时尚的事物昙花一现，正如这些日本小妇人很可能已经让我的读者读得发腻了一样，我也写烦了”。（Birchall:140）这使得伊顿下决心改弦更张，放弃日本题材，其结果就是以上三部与日本无关的作品。
在改变创作主题的同时，伊顿也打算启用新的笔名。她原来打算以“Winnifred Mooney”这个新的笔名出版《迪莉娅的日记》，不料这一打算遭到了道布尔戴和佩奇公司（Doubleday and Page Company）的反对，结果该书仍然署名为“Onoto Watanna”。（Birchall:97）不仅如此，这一署名的下面还加上了“Author of‘A Japanese Nightingale,’etc.”（《日本夜莺》等书的作者），从而把伊顿与其过去的日美传奇作品联系起来。事实证明，伊顿并没有完全放弃其日语笔／署名，其后所出版的多部日本爱情传奇仍然署名为“Onoto Watanna”，这其中包括《玉儿》（Tama,1910）、《尊贵的月光小姐》（The Honorable Miss Moonlight,1912）、《春晨小姐》（Miss Spring Morning,1915）及其最后一部日本爱情传奇《桑妮小姐》。
匿名发表的《我》和《马里恩》在当时同样引起了书评家和读者的众多猜测。当时的社交名流、马克·吐温的外甥女吉恩·韦伯斯特（Jean Webster）为《我》写了引言，称该书是“一部极其有意思的人文档案”、“一部发人深省的社会学研究著作”。吉恩声称自己“认识作者已经多年”，作者“所说的一切在大框架上大致都是真的”。虽说如此，吉恩对作者的真实身份只字不谈，这更加引起读者对作者身份的好奇。一时间，纽约的广告栏和地铁里竟然出现了“《我》的作者是谁”这样的标语。《纽约时报书评》发表的一篇题为《夫野渡名是匿名小说〈我〉的作者吗？》的长篇书评则说，“关于匿名作者身份的猜测不一而足，对此无法一一作答”。书评作者显然对内幕有所了解，他列举种种理由，断定该书的作者是“Onoto Watanna”。（Birchall:116）
就伊顿的笔名而言，学者们在实际研究中以伊顿的真实姓名“Winnifred Eaton”称呼她，他们关心的不再是夫野渡名到底是谁，而是如何看待“Onoto Watanna”这个笔名，其来源和意义何在，只有在侧重研究其日美爱情传奇、讨论其笔名的含义或其身份和创作策略时，才称她为“Onoto Watanna”。当然，偶尔也有把伊顿和她的笔名结合起来的情况，如伯切尔就为伊顿的传记起名为Onoto Watanna:The Story of Winnifred Eaton（《夫野渡名——温妮弗蕾德·伊顿的故事》）；显然，这个书名只把伊顿的笔名当作其生活的一部分。除此以外，比较例外的还有莫塞（Linda Trinh Moser）和鲁尼（Elizabeth Rooney）所编辑的伊顿的短篇作品集——《〈混血儿〉及其他作品》（“A Half Caste”and Other Writings），这是因为书中所选的作品当初都是以这个笔名发表的。
“Onoto Watanna”这个笔名是近年来伊顿研究中的常见话题。林英敏（Amy Ling）把它称为“听上去像日语的笔名”，科尔（Jean Lee Cole）称之为“日本假名”，道耶尔（James Doyle）则认为这是一个“听上去像日本名字但显然毫无意义的笔名”。（Ling,1990:21; Cole:2; Doyle:50）林英敏还曾经在一篇文章的注释中提到过日本学者安藤吉朗（Yoshiro Ando）的研究。安藤认为，伊顿笔名中的“Onoto”来自小泉八云（Lafcadio Hearn）的一篇短篇小说。⑧ （Ling,1992:317）此外，松川裕子（Yuko Matsukawa）对伊顿笔名的来源及其含义曾经做过深入的研究。据松川裕子的研究，“Watanna”由“wata”和“na”两部分组成，分别是“渡”与“名”的意思。（Matsukawa,1994:107—9）如果我们不考虑其中多出的那个“n”的话，这个解释与《紫藤之恋》上的日语汉字签名“渡名”是一致的。松川裕子在另一篇文章中对《紫藤之恋》一书中伊顿的签名作了详细分析，认为该签名存在着诸多疑点，并断定这一签名可能是一个与伊顿一样不通日语的人手写的。此外，松川裕子还认为，虽然伊顿在见到野口米次郎前已经开始使用其笔名了，但由于《紫藤之恋》的出版是在1902年，所以把伊顿的笔名译成日语的人也许正是野口米次郎，可能是他教会了伊顿如何用日语签名的。（Matsukawa,2005; 36—38）事实是否真的像松川裕子所猜测的那样，我们不得而知。值得注意的是，从该签名的情况看，虽然与“Onoto”相对应的平假名疑点颇多，与“Watanna”相对应的“渡名”却是笔力颇深的硬笔书法。再者，就“渡名”和“Watanna”而言，前者没有任何问题，但后者的拼法却多了一个“n”，因而不符合日语的拼写习惯。日语汉字“渡名”在书写上明显要比“Onoto”的平假名难得多，只要书写者懂日语，那么一般来说是不会出现把前者写好而写不好后者的情况的。据此，笔者认为可能存在着以下几种可能：一、把伊顿的笔名译成日语的人也许并没有在书写上出错，是伊顿在临摹时出了错；二、该签名也许是一个懂汉语但日语水平很差的华人所手书，所以才会把“渡名”写对了，却把“Onoto”的平假名写错了；三、由于伊顿的母亲是华人，1863年离开上海时已经十七岁，应当有一定的汉语书写能力，同时由于作者的父亲爱德华到过日本，热爱日本艺术，也许还略懂一些日语，因此我们还可以据此推测，伊顿的笔名和签名或许都出自于其父母之手。
应当指出的是，“Onoto Watanna”并不是一个真正的日语名字，说到底它不过是以英语拼法形式出现的一个听似日本人名的名字。从这一点上来说，林英敏把它当作听上去像日本人名字的笔名之说应当是比较准确的判断。然而，就伊顿为自己起这个笔名的目的而论，她这么做不可能仅仅是为了让自己的笔名听上去像日本人的名字。就像她穿和服、捏造自己的身世、选择日本题材一样，其目的是要给美国读者一个真正的日本人或至少日本文化的知情者的印象。因此，这个在行家看来听起来像日语的名字，其实在伊顿看来就是一个日本名字。它之所以听上去像日语，并且在署名时在书写上（“Onoto”的平假名）和拼法上（“Watanna”）出差错，原因并不在伊顿不想把它当作日本名字，而在于起名者（不管他或她是不是日本人）的日语水平不够。松川裕子认为伊顿一系列包括用日语笔名在内的行骗行为（tricksterism）是对他者的戏仿，拼写和书写上的错误是伊顿故意留下的破绽，目的是故意与她所模仿的对象保持批评距离。（Matsukawa,1994:122）从这个角度来看，伊顿与其模仿的对象之间本质上有一定的差距。然而从现实的角度来看，与其说破绽是故意留下的，还不如说是模仿水平不高而造成的。不可否定的是，无论对冒充日本人，还是对创作日本题材的作品，伊顿在日后都有过反省，甚至对自己的行为持否定的态度。然而这并不能说明其行为发生时的态度，因为伊顿本人与其父亲一样曾一度热衷于日本的文化和艺术。所以，不管其笔名是不是真的日本名字，伊顿的意图应当是一个与“Onoto Watanna”相近的日本名字，只是在拼写中出现了问题。
从目前的资料看来，“Onoto Watanna”这个笔名在书评、生平介绍以及署名中确实出现过变体。这有可能是书评家、出版者甚至排字工人的错误，但把变体完全当作拼写错误也许并不完全合理。这里，值得考虑的是《牲口》一书中的署名。如上所述，该书用了三个不同的署名：“Winnifred Eaton”、“Winifred Eaton”、“ONOTA WATONNA”。就前两者而言，其实都是正确的。“Winnifred Eaton”是伊顿给自己起的正式名字，“Winifred Eaton”则来自于其父母最初为她起的名字“Lillie Winifred”（其中“Winifred”这一名字日后还成为《少爷》署名的一部分），这说明伊顿对自己的名字的拼法十分在意，其署名的变化所蕴含的意义值得重视。⑨
三、与伊顿署名的种族和性别问题
伊顿文学作品署名是随着其创作的不同时期而变化的。第一阶段的署名“温妮·伊顿”（Winnie Eaton）基本反映了作者的家庭和性别特征，它保留了作者的姓，又使用了女性化的昵称／小名，实际上与其大名“丽丽·温妮弗蕾德·伊顿”没有太大的本质差别。该署名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删除“丽丽”（Lillie）或许与其姐姐水仙花（Sui Sin Far）相关。水仙花在英文中亦作“Chinese water lily”,“Lillie”与“lily”形音都相似，舍去“Lillie”也许是为了避免与“lily”相混。其二、把“Winifred”昵称为“Winnie”，单写的“n”变成了双写的“n”，实质上是英文拼写法所致，因为无论是“Wini”还是“Wine”似乎都不合英文的习惯，特别是后者还容易与英文单词“wine”（葡萄酒）相混，日后伊顿把自己的正式名字“Winnifred”中的“n”双写也许与此有关。因此，从总体上看，“温妮·伊顿”这一署名与作者的欧亚裔身份以及性别意识都没有太大的关系。
伊顿第二个阶段的文学作品署名“Onoto Watanna”是当时社会历史背景的产物。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文化和艺术在欧美盛行，与日本相关的文化、艺术、人类学、文学作品以及历史著作受欧美读者青睐。伊顿为自己选取这么一个看似日本人名的笔名，捏造了一个日本身世，穿上和服，创作大量与日本和日本人相关的小说和散文作品，这一切无疑源于当时的历史语境。客观地说，这也说明伊顿是当时欧美日本文化热的一部分。同时，伊顿与日本文化热两者之间又是若即若离的关系。一方面，从表面看，伊顿无异于其他热衷于日本文化的作家、艺术家以及人类学家。无论在文化上还是在种族上，伊顿毕竟与日本和日本人在种族或生物学意义上有着本质的差别，这决定了她只能以他者的眼光看待一个异己文化。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过分强调伊顿与日本文化之间的异己关系，因为伊顿毕竟不同于那些作家或艺术家，她身上有亚裔血统。她母亲的华人身份以及当时美国和加拿大对华人以及日本人的排斥和敌视都是她不得不面对的。在这种情况下，作者仍然捏造日本身份和创作日本题材的作品，这说明她在一定程度上认同于日本人和日本文化。如果没有早年的兴趣，没有广泛的相关阅读，就不可能有作者第二个时期以日本为题材的文学创作。就此而言，作者第二个时期以日本为题材的文学创作产生于日本热这个特定的历史语境当中，但又并不完全是迎合日本热的结果。
事实上，虽然伊顿第二个时期的文学作品在形式和内容上与同类文学作品有很多类似的地方，但她的作品根本上不同于后者。其中的原因之一是，她经常站在一个欧亚裔混血作家的角度看待日、美两种文化，批判和讽刺旅日美国人以及美国文化。伊顿不同于其他作家的另一个原因是，其他作家的作品所采用的是19世纪以生物学为基础的人类学视角，而伊顿作品所采用的是反生物人类学的视角。前者把日本看做是文化和种族的异己，强调文化的不同，突出差异；后者往往把创作主体置于日本文化和日本人的境地之中，既张扬不同文化体系的独立性，又强调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虽然作者并非人种学意义上的日本人，但就文化层面而言，作者已经日本化了。再者，从种族层面上来说，作者的这一日本化的自我是对生物学自我的背离。就此而言，“Onoto Watanna”这个笔名是伊顿的文化日本化自我的一个典型符号，是文化流动性的象征和属性建构性的体现，是以文化替代种族和生物学解释，它代表着生物学属性与文化属性的分裂，而这一切在一定程度上抽空了种族歧视的基础。
伊顿第二个阶段文学作品在署名上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性别问题，这主要反映在《我》和《马里恩》这两部半自传性作品的匿名之中。与其日本题材的文学作品不同，这两部作品后置了种族问题。虽然种族问题在这两部作品中还隐约可见，但它已经不是作品的核心问题，取而代之的是性别问题。如果说在种族问题上，伊顿借助于跨种族命名，公然为自己创造了一个毫无种族根据的文化身份的话，这两部匿名发表的作品则在隐去女性自我的同时又张扬了女性自我，两者虽然在策略上不同，但却达到了相同的目的。从表面看，匿名是对女性自我的否定和歪曲。就这两部作品而言，《我》展现了世纪之交伊顿作为一位女作家的文学奋斗历程，《马里恩》叙述的是世纪之交女性艺术家的艰难人生，两位女性主人公的行为非常类似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女性文学中的新女性形象，匿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不为社会所接受的新女性形象。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匿名也为更好地展示强烈的新女性特征提供了方便。借助于匿名，作者可以无视社会对女性的道德束缚，肯定女性的自我。虽然作者之自我在《我》中被匿名了，但其标题中这个“我”字却大胆地把女性之“我”置于显眼的位置。《我》大胆描写女主人公同时与多个男性人物订婚，这无疑是对保守的社会性别意识的公然挑衅。虽然女主人公在《我》中声称“我”被击垮了，但事实上作品中的那个女性之“我”到作品结束之时根本没有被击垮，相反却依然故我，正踏上一个希望之旅：“我躺在卧铺上，毫无睡意，凝视窗外漆黑的夜空。我看到头顶上唯一的一颗星星，它明亮而又生机勃勃。我突然想起圣诞之星，于是多日来第一次像孩子一样，向上苍祈祷。”（Eaton,1997:356）这个充满希望的结局显然有别于同一时期美国新女性文学中的悲剧性结尾。再者，《我》和《马里恩》虽然在署名上是匿名的，但两部作品都明确无误地给出了女主人公的名字：前者是诺拉·阿斯科夫，后者是马里恩，这实际上是在匿名的创作主体背后又创造了一个女性自我之名，是女性的自我命名，而自我命名在抛弃男权社会的女性之名的同时，又确立了一个女性的真实自我。因此，如果说“Onoto Watanna”“渡”的是种族之“名”，那么，《我》和《马里恩》之匿名“渡”的则是性别之“名”。
伊顿第三个阶段的文学作品在署名上则是其自我的回归。这个时期，作者从美国回到加拿大，在创作题材上放弃了与日本和美国相关的主题，开始以其熟悉的加拿大农场的生活为题材，同时在署名上也放弃“Onoto Watanna”这个笔名，开始以“Win（n）ifred（Eaton）（Reeve）”之名发表作品。因此，这个时期的文学创作，无论在其创作题材上、署名上，还是其生活经历上，都回到了作者的自我生存状态，回到了加拿大这个作者出生的地理空间。在署名上，经过了前两个时期的“渡名”之后，伊顿开始使用她的洗礼名“Winifred”，回到其原初之名。无论是《牲口》的“Winnifred Eaton”、“WINNIFRED EATON”、“WINIFRED EATON”，还是《少爷》的“WINIFRED EATON REEVE”或“WINIFRED REEVE”，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作者在家庭、婚姻等方面的自我特征。这是伊顿在“渡”过了种族和性别之“名”之后的又一个自我之名，是一个无需依赖种族和性别而存在、完全建立在其文学创作之上的“本名”，是对自我的最后“正名”。
值得注意的是，伊顿的“渡名”之举在其最后一部小说《少爷》中还有进一步的发挥。小说主人公是加拿大农场上一个身份神秘、被戏称为“切利奥”（Cheerio）的英国青年，⑩ 但小说最后告诉读者，切利奥其实是英国贵族后裔，是一位隐姓埋名的艺术家，其“真实名字”叫“马克尔斯菲尔德和考文垂的爱德华·伊顿·查尔斯摩”，是“谢尔斯墨公爵的儿子和继承人”。（His Royal Nibs:317,257）爱德华·伊顿正是伊顿父亲的名字，他虽然并非谢尔斯墨公爵之子，但切利奥身上确实有作者父亲的影子；与切利奥一样，爱德华出生于马克尔斯菲尔德，同样是一名艺术家，同样来到加拿大创业。伊顿把主人公命名为爱德华·伊顿这一做法诚然有粉饰门面之嫌，然而作者在虚构作品中对父亲的真实经历作艺术处理，这就把真实性赋值给虚构的内容，模糊了真实与虚构之间的界限，它所确立的是一个建立在虚构文学创作之上的自我渊源，是比“Onoto Watanna”这一笔名更为大胆的“渡名”之举，它所彰显的是自我身份以及社会地位的建构性。
伊顿三个阶段的文学创作的署名变化所反映出来的是一个有着双重族裔身份的女性作家所走过的创作历程。在审视这一历程的过程中，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这三个阶段的署名实质上都是伊顿作为一名作家的真实自我。因此在伊顿研究中，我们不能简单地以一个阶段否定另一个阶段，或者认为一个阶段的自我是伪造的（如第二个阶段），而另一个阶段的自我是真实的（如第三个阶段）。相反应当看到，我们今天所了解的伊顿及其创作生涯是由这三个阶段的文学创作（包括其署名）构成的，那个我们所想象的伊顿其实并不存在，真实的伊顿是其文学创作所反映出来的一个流变中的温妮弗蕾德·伊顿。一个简单的例子是作者在《我》中对诺拉的描写。虽然今天的学者可能会对该书中伊顿隐瞒其母亲的身世而对作者持批评态度，并据此断定这部半自传性的作品没有说真话。然而，如果我们从伊顿的文学创作生涯来看，《我》所反映的情况正是伊顿“不真实”的真实生活，那个我们所认为的真实生活不过是一个无实之“名”，它并没有在伊顿的文学生涯中存在或发生过，《我》在一定程度上如实地呈现了作者那段似假却真的“渡名”经历。
注释：
① 张子清曾就伊顿笔名的译法请教过陈德文，后者建议把“Onoto”译成“小野登”，把“Watanna”译为“羽丹奈”。他认为，“小野登羽丹奈”这一译名“既似日本女人名，又不走音”（陈德文2007年7月10日致张子清的电子邮件）。显然，陈德文并不了解伊顿曾经用过“渡名”这一签名。2007年夏，吴冰教授注意到张敬珏在中山大学的一次讲座标题中使用了“小野の小町”这一译名，让本文作者查实。就此，我请教了张子清，确认这一译法是张子清所译。同年10月，本人还为此请教过张敬珏，得知其讲座标题中的译名并非她的翻译。据此推断，其讲座标题中的译名应当是沿用了张子清的译法。
② 格雷丝另有一个比较中国化的名字“荷花”（Lotus Blossom）。阿·特雷弗西斯的这个名字显然并非典型的中国人名字。据怀特-帕克斯以及伯切尔的研究，格雷斯出身于中国官宦人家，三岁时被杂技团拐走，次年为苏格兰传教士所救，在英国接受教育后被带回到上海。（Birchall:8; White-Parks:10）
③ 伊顿的文学创作时期与其作品的出版时间略有出入，作品的创作可能要稍早于出版日期，特别是她的倒数第二本小说《牲口》（Cattle），该书的创作可能要早于出版日期一至两年。本文对伊顿的创作分期主要以其作品的出版年代为标准。
④ 另外，作者还于1914年和她姐姐莎拉合写了《中日食谱》（Chinese-Japanese Cook Book），署名为“By Sara Bosse and Onoto Watanna”。
⑤ 从“我如今是在用男性的文风写作”这句话中，我们可以判断，该文应当写于作者创作《牲口》之时。文中所指的东部，应该是美国东部。
⑥ Kitishima Kata Hasche这个名字由三部分组成，这显然并不是典型的日本人名字，这里按北京外国语大学李所成的建议，姑且译为“片桥吉岛”。
⑦ 这里的“Onota”显然是“Onoto”误，下文豪威尔斯对伊顿的称呼“Watana”则明显是“Watanna”之误。
⑧ 本文作者曾试图从小泉八云的作品找到根据，未果。
⑨ 与此不同，《牲口》署名中的“Onota Watonna”很可能是排版错误。但是，如果我们把“Onota”视为对“Onoto”的纠正，而把“Watonna”看作“Watanna”的错误拼法，那么，我们也许可以勉强把伊顿的笔名译为“小野田渡名”。
⑩ “Cheerio”是一个在见面或分手时用的感叹词，意为“你好”或“再见”。农场工这么称呼他，是因为他来到农场时总用该词向他们打招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