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嵩焘生平与思想研讨会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生平论文,研讨会论文,思想论文,郭嵩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9年11月，由湖南省岳阳市人民政府、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湖南师范大学、湖南省湘阴县人民政府、湖南省岳阳市社科联、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文化研究所和岳麓书社等单位联合发起的“郭嵩焘生平与思想研讨会”在岳阳市举行。现将会议的学术成果作一个简要的综述。
一、关于郭嵩焘的外交思想与外交活动
郭嵩焘作为近代中国首任驻外公使，其外交思想及外交活动在其一生中相当重要。由于其外交思想是以“主和”为原则，因而长期来颇受人们的非议。在这次提交大会的论文中，其外交思想与外交活动成为较受关注的问题之一。学者们认为郭氏主和外交思想的形成，缘于近代世界格局的变化和中外力量悬殊的客观现实，其对外主和重点是为了保存国力，且体现出通过和平谈判，力争主权的一面。因此，“郭嵩焘的以和为主的外交原则，与卖国投降论者存在着明显的区别”，它“代表着未来外交思想的发展趋势，是注重国际公法所体现出的理性外交。”郭嵩焘“针砭了清政府对外交涉中的种种失误和弊端，具有相当的合理性。”但他对列强的强权政治认识不清，笼统地反对所有的对外战争，且对西方国际法的理论并不完全熟悉。郭嵩焘处理对外关系的三原则，即理、情、势，是从实际出发权衡敌我形势提出的正确方针，是切合时宜的爱国之举。也有的学者论及了郭嵩焘的外交活动，主要集中于保护华侨及促成设立新加坡领事馆两方面。认为“郭嵩焘不仅是驻外使节的第一人，也是我国领事制度发韧的第一人，更是晚清政府官员中保护海外华侨的第一人。”其进行的一系列护侨活动，“推动了我国对待侨民政策的改革和进步，为侨务政策的近代化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二、关于郭嵩焘对西方的考察与认识
郭嵩焘对西方社会的考察及考察后所得出的认识，见之笔端，形成文字，可以说是近代国人了解西方、认识西方的重要文献，也是晚清西学东渐的重要体现。因此，对该问题进行研究就有相当的学术价值。有9篇文章专门探讨了这一问题，郭嵩焘通过对西方社会的考察和思考， 认识到中西文化各有源流，自成体系，接受了近代意识的文明观。特别是他对中西社会风习的比较，“涉及到了价值观念的改造与更新”，“发现了价值观念改造的重要性与迫切性”。他“已经把改造国民劣根性的问题提到了议事日程”，“开启了近代国民性改造思潮的先声。”有的论者论述了郭嵩焘对欧洲文化的认识及对中国文化的反思，指出，郭氏对欧洲的认识，既有物质文明方面的，更有深层次文化方面的，他是“近代中国对西方文化认识较为深刻的知识分子之一”。“郭嵩焘对西方人际关系的考察，是对中国传统人伦关系的深刻反思”，“代表了那个时代对于中西人伦关系的最新认识水平，在中国人民中起了启蒙作用。”郭嵩焘对西方社会公益文化事业的考察起了前驱先路的作用；郭嵩焘对西方图书馆的考察，给闭塞的中国社会传递了新的信息，提供了重要的参照系；郭嵩焘对西方自然科学既关心制度的变革，又重视自然科学知识的学习与吸纳，对我们今天自觉贯彻科教兴国的伟大战略方针也有着一定的启示意义；他“开明的心态，务实的作风在其西方财经观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郭嵩焘对西方教育的考察，反映了一位先知先觉者在面临“千古变局”的时候能够虚心接受先进的外来文化的宽大胸襟；他“对西方社会的详细描述及对本末之道的探求，对于清政府重新认识世界，学习西方，变法更制都具有开拓性的作用。”
三、关于郭嵩焘的思想
郭嵩焘的思想内涵非常丰富，这次会议涉及到郭氏的政治、军事、洋务、对外开放、教育改革及文化、习俗等各个方面。有的论文认为郭嵩焘的洋务思想没有超出洋务运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范围，然而他已看到洋务运动的不足和清王朝内政的腐败，这就使得他成为洋务运动中最为激进的思想家，并且已孕育了早期维新思想的萌芽，对稍后维新运动的兴起也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有的认为，郭嵩焘虽被人赞誉为洋务派理论家，但实际上他的思想水平已超越了同时代洋务派人士的思想水平而成为其中的先知先觉者。有的认为郭嵩焘的“本末”论是19世纪70～80年代中国最先进的思想。他是一个既敢于探视西方的“朝廷政教”又喜欢联想远古先贤“三代之治”的开明官绅，是一个带着民族危机焦虑而环视世界和思考国家出路的国学长者。有的认为郭嵩焘的政治思想呈现出既囿于传统又试图突破传统局限的特征。郭嵩焘较早地主张学习外国的富国强兵之术，最早提出了军事必须以政治、经济为基础的思想，在对外战争的战略问题上，主张慎战柔武，在中国近代军事史上占有较为重要的地位。郭嵩焘的对外开放思想具有本末统一、整体引进、求实性、超前性和坚定性的特征。郭嵩焘的教育改革思想，主张以实学取代八股，以资产阶级的新式教育取代封建的传统教育，这是近代中国要求改革封建学校教育制度的先声。他对发展教育的艰巨性的认识，着眼于教育的普及以及从形式到内容对封建教育的改造都有利于中国教育向近代化的转变。郭氏对留学教育的高度重视和他的一切宝贵设想对于完善清政府的留学政策，培养有用人才起了一定作用。
四、关于郭嵩焘与传统学术和传统文化的关系
郭嵩焘作为近代中国杰出的思想家，不仅其思想丰富、深刻，富于创见性，而且他对学术研究也颇有造诣，留下了不少供后人借鉴的心得。对此，学者们也进行了考察。认为郭氏一生勤于问学，博通中外，对易学研究亦有创见，他提出的一些易学研究方法论原则，认为研究易学应以象数为基础，“不能舍象以求义”；应“以经释经”，不能强经以就己之说；应勤于订正古易，不能喜新奇而趋简便；应立足经文，“反复求之”，不能舍本义而“错综其言”。
郭氏对耶酥、儒教与佛教的关系及异同都有自己的深切见解，并认为郭嵩焘对中国佛教和域外宗教，既非盲从照搬，又非一味排斥、拒绝，而是既有所批评，亦有所吸取，为我所用。郭嵩焘既继承了中国文化之优秀传统，但又大大超越了这个传统，郭氏之所以能如此超越，一是由于他能真正了解传统，研究传统，因而能兼取汉宋各家之长，而扬弃其短；二是能深入现实，远涉重洋，实地考察西方各国，因而能深刻了解时代特征，并根据时代特征和需要，改造传统，提出超越传统的卓越见解。“郭嵩焘继承和发扬了湖湘文化的优良传统，又由于对西方文明的亲身体验和深入研究而获得思想认识上的飞跃，在诸多方面实现了对湖湘文化的超越。”
郭嵩焘是处在中西文化交锋时的重要人物，他既集传统文化之精髓于一身，又对西方文化有着独立思考和深刻体认，“这不但与当时正统的封建士大夫大相径庭，而且亦非一般洋务派人士能望其项背。”
郭嵩焘是湘乡诗派中的主将，他的诗论有原性情、关教化、须功力，贵独创四个特点。
五、郭嵩焘与同时代人的交往及比较研究
郭嵩焘是晚清政坛上最早走向世界并深入考察世界的重要人物。其与同时代人的关系，深刻反映了当时的时代特点。对于这个问题，与会学者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提出了许多颇具新意的观点。有的对郭与晚清政坛和思想界人物进行了广泛比较，指出他虽非“繁剧之才”，但他“实乃湘军之主脑”。郭嵩焘由经世派而成为农民运动的镇压者，郭氏象林则徐，由农民运动的镇压者而进为洋务派，郭氏如曾国藩，由“开眼看世界”而“走向世界”，郭氏似魏源。从政治属性上看，郭氏是洋务派的右翼，如曾、左、李之流，但从思想倾向上看，郭氏又似洋务论者的左翼，象薛福成、郑观应、冯桂芬乃至严复之伦。有的对郭嵩焘抚粤期间督抚交恶、郭左构怨、罢职丢官的经过与是是非非进行了详尽考察。有的认真考察了郭嵩焘与李鸿章的关系，认为他们虽然气质各异，但却是互敬互助的契友，由“同年”到僚属，进而成为洋务潮流中的政治知音，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有的通过对曾国藩、刘蓉、郭嵩焘三人的比较，认为，曾国藩长于度量，刘蓉长于胆略，郭嵩焘则长于识见。曾国藩更像个纯粹的官场中人，而刘蓉则时露处士风骨，郭嵩焘则终生不变其挥洒不去的文人脾气。曾国藩具坚韧不拔的政治品格，刘蓉具宁折不屈的人格风范，郭嵩焘则表现出纯朴真挚的天真自然。有的认为，左宗棠是古代爱国主义向近代爱国主义转化的代表人物，郭嵩焘则属于一种新型的爱国主义；“从爱国主义的历史功业来说，左宗棠超过了郭嵩焘；从爱国主义的思想认识来说，则郭嵩焘领先于左宗棠。”郭嵩焘“一生致谤”的主因在于他的思想“不合时宜地”超前于其所处的时代。
六、关于郭嵩焘的历史定位
郭嵩焘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外交家和启蒙思想家，是极力倡导向西方学习和改革开放的思想先行者。但百余年来，沧桑多变，对其历史评价至今仍是见仁见智，莫衷一是。正确认识和理解郭嵩焘，并给予其客观公正的历史定位，始终是摆在史学工作者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对此，与会学者们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从各个角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有的指出，郭氏是“晚清经世派的后劲”，“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谋才干将”，“洋务派的理论家”和“维新派的先驱者”，是上承经世派，下启维新派的形右而实左的思想家。有的从郭嵩焘对传统夷夏观、本末体用观以及和战观等方面思想超越出发，提出郭氏在历史上的主要贡献不是在政治和外交方面，而是在思想方面，其思想不仅超越了当时洋务派中的佼佼者，而且比不少早期维新思想家亦毫不逊色，是近代中国早期的启蒙思想家。有的认为，郭嵩焘为维新变法开了思想上的先河。有的指出，郭嵩焘“首先是一个开明的地主阶级改革派”，但是，“他的政治主张和经济思想水平却高出洋务派许多，而更接近于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思想”。有的回顾了晚清以来史家对郭嵩焘总体评价的变化发展过程，认为那些对郭氏持肯定观点的人运用政治民主化、生产力发展、国民素质三维综合标准，将郭嵩焘放在近代中国特定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环境下进行评判，得出的结论显得比较合理。郭嵩焘思想基本属于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先驱。“郭嵩焘的真正可贵之处在于他极力倡导向西方学习和改革开放。这只有在出现中国走向世界的现代化的现实背景下才可能为国人所重视。”“以近代化史观去认识郭嵩焘，当然是中国近代化的先驱，现代化运动的‘弄潮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