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的理念与启蒙的思路——以中小学语文教科书中鲁迅作品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中小学论文,为例论文,教科书论文,语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鲁迅先生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同时是中国近现代具有最强烈而深刻的现代意识的启蒙主义者。他一篇篇风格独特的作品里包含着始终如一的以主体性为原则的启蒙理性，与世界现代性思潮相通又具有中国特质。在20世纪20年代末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中，在40年代抗战后期部分文学青年中，在七八十年代人们对“文革政治”利用鲁迅的回顾中，在新旧世纪之交国外后现代主义思潮传入和国内一些后现代社会因素的刺激中，都曾有人对鲁迅作品的时代意义和价值表示怀疑。不同时期的人们似乎都以“‘时代’变了”作为质疑鲁迅作品是否还有价值的共同根据。实际上，中国这样一个承载着几千年封建主义文化重负而又是后发展的国家，100多年来，在实现民族复兴的艰难而坚毅的跋涉中，虽然在“器物”和“制度”上的现代化有显著的进展可说，但从现代性特别是人的现代性素质来看，自晚清到现在，我们还与鲁迅同处在一个“启蒙”之中，鲁迅先生还是我们的同时代人，鲁迅作品仍然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1]。本文试图阐释中小学语文教科书中鲁迅作品关于人的现代性的基本理念，引申出启蒙的基本思路，展现鲁迅作品在今天的价值，照见我们所存在的缺失。
一、历史流变：中小学语文教科书中鲁迅作品概览
20世纪20年代以来，鲁迅作品不断被选入中小学语文教科书。20年代初北京孔德学校编印的《初中国文选读》收录了《风波》《故乡》《鸭的喜剧》《社戏》等，有研究认为这是目前所知最早收入鲁迅作品的中学语文课本[2]。笔者所见商务印书馆初级中学《国语课程纲要》编辑的6册新学制《国语教科书》中第1册（范祥善、吴研因、周予同编辑，胡适、王岫庐、朱经农校订，1923年初版·1926年92版）第13课有鲁迅翻译的俄国作家爱罗先珂的《鱼的悲哀》，第4册（顾颉刚、叶绍钧编辑，王云五、胡适、朱经农校订，1923年初版·1929年57版）第36课有《孔乙己》等，由于没有见到1923年初版，故暂时还不能确定是否早于孔德学校编印的《初中国文选读》，但此后一些影响较大的教材都收入了相当数量的鲁迅作品。新中国成立以前鲁迅作品共选入教科书有20多篇，如散文《秋夜》《雪》《风筝》《好的故事》《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藤野先生》，小说《孔乙己》《一件小事》《风波》《故乡》《兔和猫》《鸭的喜剧》，杂文《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呐喊〉自序》《论雷峰塔的倒掉》《最先和最后》《打拳》（《随感录》三十七）等。当时，革命根据地语文教科书中也选入了鲁迅作品，如小说《孔乙己》《一件小事》《阿Q正传》（节选）《非攻》，杂文《林克多〈苏联见闻录〉序》《我们不再受骗了》《不识字的作家》《大众并不如读书人所想象的愚蠢》《中国语文的新生》《〈且介亭杂文〉序言》《最先和最后》等。笔者所见灵宝中学《国文》（无出版项）教科书中有《风筝》《鸭的喜剧》，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教育厅审定、华北新华书店出版的《中等国文》（王食三、田书韩、李光增、于共三、池鑑编，1948年3版）第1册30篇课文中有3篇鲁迅作品，分别是《大众并不如读书人想象的愚蠢》《给颜黎明的信》《一件小事》。
新中国成立初期，鲁迅作品在中学语文教科书中比例并没有突然增加，如笔者所见新华书店出版、上海联合出版社印刷发行的高中适用临时课本《高中国文》（周静、张山、王檏等编，1950年2月）第2册有《为了忘却的纪念》，人民教育出版社修订出版、新华书店发行的初中《语文课本》（宋云彬、朱文叔、蒋仲仁、王泗原、蔡超尘编辑，胡墨林、张苑香等助编，1950年11月原版·1951年8月第1次修订原版·1951年7月上海初版）第4册有《鸭的喜剧》等。但随着新政权对国民意识形态的规整与重塑，鲁迅作品受到高度的关注，如1956年《初级中学文学教学大纲（草案）》中对鲁迅及其作品作了这样的说明：
鲁迅的作品，在教学大纲规定的现代文学作品里占最大的分量。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里说：“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教学大纲规定，初级中学学生从一年级起就学习鲁迅的作品，以后逐年加多加深。鲁迅的作品，例如“孔乙己”“故乡”“我们不再受骗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为了忘却的记念”等，反映人民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里的生活和“五四”以来在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斗争，表现人民对革命胜利的热烈希望和坚定信心，反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对人民的压迫，歌颂人民革命，鼓舞广大人民的战斗情绪[3]。
此后几十年，鲁迅作品教学基本就限定在这样的阐释体系中，鲁迅作为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三位一体的圣人形象从此在中小学师生心目中树立起来了，选入中小学语文教科书的鲁迅作品有30多篇，如散文《好的故事》《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小说《狂人日记》《孔乙己》《药》《一件小事》《故乡》《阿Q正传》《社戏》《鸭的喜剧》《祝福》《铸剑》《理水》，杂文《〈呐喊〉自序》《灯下漫笔》《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文学和出汗》《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我们不再受骗了》《“友邦惊诧”论》《答北斗杂志社问》《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人生识字胡涂始》《记念刘和珍君》《为了忘却的记念》，诗歌《自题小像》《自嘲》《无题》（惯于长夜过春时）等，在各种文体中，杂文数量最多。
“文革”开始的头两三年，鲁迅作品因为不完全符合政治思想宣传的目的而被逐出了中学语文课本。1969年开始，语文课所谓“文”的范围稍有扩大，鲁迅作品开始得到谨慎的恢复，如辽宁省中学试用课本《语文》（1969年）第3册有《故乡》，北京市中学试用课本《语文》（1971年）第9册有《祝福》等。1972年以后，只要是鲁迅的作品均不在被禁之列，如陕西省初中试用课本《语文》（1972年）第3册有《鲁迅诗二首（自嘲 无题）》，四川省高中试用课本《语文》（1972年）第2册有《友邦惊诧论》，北京市中学试用课本《语文》（1972年）第6册有《革命文学》《藤野先生》《鲁迅诗二首（自嘲 无题）》，第10册有《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捣鬼心传》，辽宁省中学试用课本《语文》（1973年）第7册有《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等等。
改革开放到90年代初，语文教科书中选入的鲁迅作品近30篇，其中《范爱农》《阿长与〈山海经〉》《拿来主义》《流产与断种》《鲁迅自传》5篇为首次入选，时代性、政治性强的杂文有所减少[2]。90年代中期以后，又去掉了《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文学和出汗》《“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友邦惊诧”论》等政论性强的杂文。鲁迅那些回忆童年、缅怀师友，人情味浓的散文成为各种版本教科书的主要入选对象。鲁迅作品的总数量与以前相比有所减少，维持在15篇左右，如散文《风筝》《阿长与〈山海经〉》《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范爱农》《藤野先生》《鲁迅自传》，小说《狂人日记》《孔乙己》《药》《一件小事》《故乡》《阿Q正传》《社戏》《祝福》，杂文《〈呐喊〉自序》《论雷峰塔的倒掉》《灯下漫笔》《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文学和出汗》《“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友邦惊诧”论》《答北斗杂志社问》《拿来主义》《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人生识字胡涂始》《流产与断种》《记念刘和珍君》《为了忘却的记念》等。另外，港台中学语文课本中选编的鲁迅作品，只有《孔乙己》《一件小事》《阿Q正传》《风筝》《伤逝》《非攻》等，台湾中学课本则更少，如《风筝》入选[2]。
二、经典的理念：凸显“自我意识”的急迫追寻
鲁迅以其卓越的文学业绩为中国新文学的现代化开辟了道路，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因于鲁迅作品展现出来的现代性自我意识。鲁迅的深刻并不单表现在进行社会历史或思想意识的分析上，更表现在对人的思想意识、人格感性的独特把握上。鲁迅先生不会奢望民众一下子便能获得自觉的反封建思想和进步意识的，而是企盼他们感知敏锐起来，神经紧张起来，不要麻木到临刑之前还“处之泰然”，计较圈画得不圆！
1.鲁迅留日生涯中国民性问题的关注
一个作家富有个性的文学作品，与他对现实世界的心理感知——感知的方式和通过感知所获得的印象——不无密切的联系。如果对鲁迅作品作价值审视，首先要关注的是鲁迅先生的生活历程，特别是其留日经历，这对于理解鲁迅作品具有不容忽略的意义。1902年鲁迅东渡日本，为的是学医救病人。1902～1904年进入仙台医专前，鲁迅在东京弘文学院就读。据鲁迅的挚友许寿裳回忆，当年在弘文学院他们常常谈到三个相连的问题：“1）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2）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3）它的病根何在……后来，他（鲁迅）又谈到志愿学医，要从科学入手，达到解决这三个问题的境界。”[4]当时，“国民性”（national character）的论述大抵溯自法国人Le Bon（1841～1931）的理论（1903年2月梁启勋在《新民业报》上率先介绍了Gustave Le Bon的理论）。Le Bon认为，决定种族优劣的因素有“性格”与“智力”二种，而“性格”远为重要——没有性格支持的高度智力是一种“颓废”的象征[5]。1911年辛亥革命的幻灭让鲁迅对于国民性问题日益悲观，也益加坚持，一如论者所纷纷指出，中国国民性的诊断、改造乃是贯穿其毕生作品、思想最重要的主题[6]。“大约1903年，鲁迅是日本清国留学生中去辫的第一人，他有落发照寄亲朋，且作了一首《自题小像》的旧诗：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7]鲁迅的落发照及“自题小诗”是一种“新生”的誓言。在《〈呐喊〉自序》中，鲁迅写道：
“我的梦很美满，预备卒业回来，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其时正当日俄战争的时候，关于战事的画片自然也就比较的多了，我在这一个讲堂中，便须常常随喜我那同学们的拍手和喝彩。有一回，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据解说，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这一学年没有完毕，我已经到了东京了，因为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在东京的留学生很有学法政理化以至警察工业的，但没有人治文学和美术；可是在冷淡的空气中，也幸而寻到几个同志了，此外又邀集了必须的几个人，商量之后，第一步当然是出杂志，名目是取‘新的生命’的意思，因为我们那时大抵带些复古的倾向，所以只谓之《新生》。”《〈呐喊〉自序》
2.鲁迅作品中“立人”思想的深刻理解
正像他的学名（树人）所暗喻的那样，鲁迅对国民性的认识而激发出来的是他那著名的“立人”思想：“……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文化偏至论》，见《坟》）1919年“五四”运动后五个月，鲁迅在一篇文章中写道：“……觉醒的人……各自解放了自己的孩子，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1]这种“人”倒不一定须有多“强壮的体格”，因为“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关键是要他们克服“麻木的神情”，使他们“改变精神”《〈呐喊〉自序》。于是，鲁迅从操起文学椽笔的第一天起便投入了紧张的改变国民精神的工作，旨在揭出国民愚弱麻木的精神病苦而引起疗救的注意。鲁迅作品中从阿Q到闰土，从小D到祥林嫂，从示众的对象到呆滞的看客，他们在心理状态上的共同点却是非常明显而突出的，即被动地适应，那精神状貌有如艾米巴原虫，只是用神经质的痉挛来适应外来的强刺激。这样，鲁迅先生才不恤磨砺了最犀利的笔锋用来刺激“未庄的鸟男女”和鲁镇的呆看客们那本无罪恶的心灵，同时又不恤以“残酷的天才”向饱受苦痛的闰土、祥林嫂们的心灵创伤处撒盐。显然，鲁迅的这种文学选择在力倡人道主义“血和泪”的“五四”时期是极为深刻而独特的，而这深刻和独特应归因于鲁迅对“立人”思想的深刻理解。
3.鲁迅作品中“自觉”精神的独特追求
所谓“自觉至，个性张”，恰如荣格所说，“唯有对现在最具有感知性的人才是现代人”[8]。鲁迅吁求的“自觉”更主要地体现在心理感知意义上，“首在审己，亦必知人，比较既周，爰生自觉”（《摩罗诗力说》）。在人与我的空间比较中确立自己的位置，这便是现代人起码的现实感知方法，是发现和发展自己“个性”的必要前提。心理感觉层面的问题不解决，理性觉悟就是一句空话。正因为鲁迅把国民心理感知的麻木愚钝看得最为清楚、最为彻底和最为严重，他才没有跟着“唤起民众”的一般口号去致力于改造民众的“思想”，而是独辟蹊径地走上了提高他们“自觉”的道路。于是，在鲁迅小说中塑造的几乎所有肯定人格形象身上，都突出地体现着这样灵敏的自觉，如《狂人日记》里的狂人对周围环境都有着较强烈的不适感应，对自己的处境、前途也有着极清醒的心理自觉，但缺乏的是“做出适应于环境的行动”，[9]而正是在这一点上遭到了鲁迅的嘲弄和讥评，然而不管怎么说，鲁迅小说中对他们的敏锐是首肯的。基于这样的理解，我们才能真正看清狂人的心理是多么正常，那看似变态的精神委实是“自觉”的结果。
三、启蒙的思路：实现对未成年人“现代性”的有效引领
美国学者阿历克萨·英格尔斯在《人的现代化》一书中指出：“一个国家，只有当它的人民是现代人，它的国民从心理和行为上都转变为现代的人格，它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管理机构中的工作人员都获得了某种与现代化发展相适应的现代性，这样的国家才可真正称之为现代化的国家。”[10]中国目前正处于伟大的复兴时期，启蒙人的现代性，是我们关注的根本问题，如何利用鲁迅作品中丰富的现代性内涵，实现对未成年人的有效引领，这是教科书研究者不能忽视的问题。
1.从工具理性到价值理性，关注鲁迅作品的梦想与激情意义
教科书是“从一定社会文化里选择出来的材料”，[11]是经过特殊筛选，加以定式化、组织化的社会共同经验。教科书总是根据一定的价值标准进行精心选择的一种文本表达，所选择的文本都具有特定的意义和价值特征。价值理性是一种基于某种特定的价值判断或意识形态而有意识地相信自身行为的价值，不算计其结果都要完成的态度；而工具理性则是一种基于功利的目的而将各种可能采取的手段及其可能的后果都一一纳入考虑、算计的态度。借助韦伯的这一对概念，我们不难发现：教科书中对鲁迅作品的选择仅仅在最初时期是基于价值理性的，如显示白话文创作的实绩，传播先进思想文化。然而从革命根据地教科书开始，对鲁迅作品的选择几乎都是基于工具理性的，且愈演愈烈，即把鲁迅作品选入教科书是作为达到特定的合理目的——政治的工具和手段。也就是说，在近百年来中小学教科书中鲁迅作品的选择与阐释是处于非常态的，从而导致教学中有些紧迫、匆促甚而慌乱。“无论是欧美还是汉语知识界，一百年来关注的实质性问题是现代现象。”[12]所以，启蒙一定要恢复鲁迅作品中对自身主体性的价值判断的独立性，寻找鲁迅作品普遍价值的根据，关注鲁迅先生以其深沉的历史感和高瞻远瞩的自觉意识，将自己对历史、世界、人生、时代的总体理解和把握熔铸在一篇篇作品中……他曾满怀激情地写道：“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辉，这就是中国的脊梁。”（《中国人失掉自信了吗》）追寻鲁迅先生，启蒙不是要记住《故乡》里的最后写的“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而是更需以“世界上本来没有路，我们走过了便有了路”来点亮梦想。
2.从伦理社会到市民社会，关注鲁迅作品的自由主义精神气质
众所周知，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下，中国形成的是封建专制的伦理社会。而鲁迅先生谈到他的小说创作时说：“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的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这表现了鲁迅对伦理社会的焦虑。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作为现代世界的产物，其现代性的基本品格是自治和自主。鲁迅作品中，强调天赋人权、自由民主、思想宽容、人格独立以及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等基本价值的思想体系中，市民社会“显山露水”，展示在世人的面前。同时，鲁迅作品中强调作为原子式的个人先于社会而存在以及作为抽象的人的独立与价值，个人本身就具有终极性价值，这是自由主义的精神气质。早在1919年8月，鲁迅在为日本作家武者小路实笃四幕反战剧本《一个青年的梦》写的译者序中，就对“人人都是人类的相待”一句话表示“极以为然”，并且说：“中国也仿佛很有许多人觉悟了。我却依然恐怖，生怕是旧式的觉悟。”这里所谓“旧式的觉悟”，就是指自我获得解放之后却去压迫别人，损害他人以肥利自己，以及对“威福、子女、玉帛”一类封建性人生理想的追求。《阿Q正传》既含泪鞭挞了阿Q的“精神胜利法”，也沉痛鞭挞了阿Q的“革命”，因为阿Q式的革命只是要站到未庄人的头上，成为新的压迫者，鲁迅很怕“二三十年以后”中国“还会有阿Q似的革命党出现”（《华盖集续编·〈阿Q正传〉的成因》）。这充满了20世纪的时代意识，与封建的、小生产的、资产阶级损人利己的各类态度截然不同。
3.从理性启蒙到感性启蒙，关注鲁迅作品的纯真质朴儿童情结
鲁迅先生以“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誓言留给世界一个斗士的背影，他给人的感觉是冷峻的，是犀利的。然而，鲁迅毕竟不是天生的战士，他自有温情的一面，像战士在未褪尽的硝烟中遥想和平。鲁迅作品注意到情绪、感觉、意志、冲动对认知的重要性，情感与趣味对人类生活的意义，蕴含于其中的浪漫的感性启蒙是其不可或缺的一翼。鲁迅的文采不像林语堂那般神采飞扬，也不像梁实秋那般心香若薇，鲁迅的文字更多的是白描且没有忌讳，完全是从儿童的直观感受出发，抛除一切观念，真实地袒露自我而不需要任何的点缀。在《少年闰土》中，他用细腻的笔法，细致描绘了捕鸟的情节，“系”“牵”“拉”“罩”等一系列动词形象生动，并一直希望闰土能教给“我”雪地捕鸟的本领。在《社戏》中，他用轻松愉快的笔调，传神地描述了乡间孩子熟练的驾船技能，虽然没有直接赞美这群孩子这种熟练的生活技能，但字里行间却充溢着对这些质朴的乡间少年的崇拜。这些，让我们感受到作为一个人而非战士的鲁迅、一个关注童真的赤诚袒露的鲁迅、一个充满温情的鲁迅、一个自由放飞心灵的鲁迅。这样的作品不是横眉冷对，也并非高高在上，而是邻家孩子的真实感受。
“鲁迅是超前的，也是说不尽的。鲁迅不仅属于20世纪，属于过去，更属于21世纪，属于未来。”[13]回眸百年中小学教科书，真正称得上经典的作家作品，似乎未必能排列出一份很长的名单。然而，无论这份名单长或短，鲁迅作品永远是其中不可或缺的。只有教科书的启蒙在儿童不同的年龄阶段感受到经典的不同魅力，这样，才会让儿童在心灵和精神上获得一种慰藉，让他们在品读语言文字时，将经典中的形象留下、情感留下、精神留下，更为重要的是将对生活、对语文的兴趣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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