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立业[1]2004年在《审计诚信机制对中国资本市场运行效率影响的研究》文中提出将审计诚信机制建设纳入资本市场监管体系，研究审计诚信机制对中国资本市场运行效率的影响问题，不仅是资本市场监管的客观要求，同时也是资本市场运行效率理论与方法研究上一种新的尝试，研究有利于审计制度的完善和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 本文首先对审计诚信与中国资本市场运行效率进行了理论分析，包括有效资本市场理论的科学内涵、分类标准和运行特征，以及该理论的贡献和局限性，认为从审计诚信的角度研究资本市场运行效率问题，是中国资本市场监管创新的必然。我国资本市场审计诚信相关利益主体的行为、基本道德框架、审计诚信规范层次、审计制度的信誉基础和审计诚信培育环境改造问题共同支持该论题研究。接着，研究了审计诚信机制对中国资本市场运行效率影响的条件，并构建了审计诚信机制的指标体系，对各指标的适用性进行了理论解释。 最后，以沪、深两市343家上市公司为样本，设计并运用改进后的盈余／报酬模型进行了实证研究。实证结论为：独立董事制度、CPA失信责任和事务所规模对于资本市场运行效率具有明显的影响。
刘爱东, 王慧[2]2003年在《审计诚信机制对中国资本市场运行效率的影响研究——理论框架的提出》文中指出上市公司与审计合谋造假产生的负面影响,不仅使资本市场“元气”大挫,财纠言息公信力下降,同时也动摇了审计的信誉基础,对资本市场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提出了治标又治本的创新要求．本文首先对审计诚信问题的研究历史、演变过程及研究现状进行了系统分析,认为应重视这一问题的研究动因和研究意义．然后对资本市场运行效率的国内外研究进展进行了追踪、考证,认为从审计诚信机制建设的角度研究资本市场的运行效率,是现实资本市场管理的客观要求,也是资本市场研究在理论与方法上进行创新的尝试。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审计诚信机制对中国资本市场运行效率影响研究的研究框架。
颜华[3]2005年在《我国资本市场独立审计诚信运行体系研究》文中研究说明2004年1月31日,《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了“加强法制和诚信建设,提高资本市场监管水平”,“培养诚实守信、运作规范、治理机制健全的上市公司和市场中介群体,强化市场主体约束和优胜劣汰机制”,加强对会计师、会计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的管理,不断提高执业水平。但近年来上市公司与审计合谋造假案的频频暴光,不仅使资本市场中的财务公信力下降,同时也使独立审计出现了空前的信任危机。因此,研究我国资本市场独立审计诚信运行体系建设问题,不仅是我国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需要,同时对于我国审计制度的创新以及审计理论的完善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首先对此论题的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跟踪分析;然后,从独立审计产生与发展的动因及功能、独立审计诚信的一般理论诠释、以及资本市场运行中独立审计的需求等方面,阐述了本文研究的理论基础;在此基础上,探讨了我国资本市场独立审计诚信运行体系的理论框架、运行机理;最后,对独立审计诚信运行体系的实施环境、保障措施、实施效果的评价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并进行了案例分析,对文中的研究结论进行了验证。
刘爱东, 王慧[4]2003年在《审计诚信机制对中国资本市场运行效率的影响》文中研究表明上市公司与审计合谋造假产生的负面影响,不仅使资本市场"元气"大挫,财务信息公信力下降,同时也动摇了审计的信誉基础,这对资本市场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提出了治标又治本的创新要求。基于此,文章首先分析了审计诚信问题的研究历史与现状,然后对资本市场运行效率的国内外研究进展进行了追踪、考证,认为从审计诚信机制建设的角度研究资本市场的运行效率,是现实资本市场管理的客观要求,也是资本市场研究在理论与方法上进行创新的尝试。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审计诚信机制对中国资本市场运行效率影响研究的总体思路,并对审计诚信机制对资本市场运行效率的作用机理进行了分析。
王慧[5]2003年在《审计诚信对我国资本市场运行效率的作用机理研究》文中认为上市公司与审计合谋造假产生的负面影响，不仅使资本市场“元气”大挫，同时也动摇了审计的信誉基础，对资本市场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提出了治标又治本的创新要求。传统研究资本市场效率的理论和思路，多以资本市场交易“标的”(如证券)现有市场价格中所含信息的质量和容量，通过实证分析作出是否有效的判断。而从审计诚信的角度研究资本市场运行效率问题，既是资本市场监管的客观要求，又是提升资本市场运行效率在理论与方法研究上的一种新的尝试。因此，运用社会学、伦理学、信息经济学等“学科群”的理论，研究审计诚信对我国资本市场运行效率的作用机理不仅能为我国宏观政策层优化资本市场发展环境，制定资本市场监管框架提供政策建议，为我国审计制度的创新、审计市场功能目标的定位提供依据，同时也为我国资本市场的有效管理提供了新的理论研究路径和运作思路。 论文首先阐述了审计诚信机制对资本市场运行效率作用机理的研究背景及意义，分析了国内外对此论题的研究现状，确定了论文的研究框架与方法。然后，对审计诚信与我国资本市场审计质量需求进行了分析，界定了审计诚信的内涵及其相关概念，指出了我国资本市场对高质量的审计服务需求淡漠，注册会计师缺乏坚守诚信的内在动机，明确了审计诚信在我国资本市场中的合理定位。接着，通过探讨影响我国资本市场审计诚信的各环境约束因素，从美国注册会计师行业监管制度的变迁中获得启示，立足于自律机制与他律机制两个方面设计并构建了提升我国资本市场运行效率的审计诚信机制建设的思路与框架。在此基础之上，分析了审计诚信机制运行的条件、过程与基本功能，阐述了审计诚信机制分别通过信息源及其传递披露、交易时间与交易费用作用与资本市场运行的内在效率与外在效率，以及审计诚信对资本市场运行效率的作用通道和保障措施。最后，以我国证券市场1992-2002年度审计报告为研究对象，分析了10余年来注册会计师出具的审计报告中非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的趋势特点与分布状况，探讨了非标准无保留意见所传递的信息含量。
李慧[6]2014年在《企业集团治理对内部资本市场效率的影响研究》文中指出企业集团是我国国民经济中的一种重要企业组织形式,其经济实力和发展能力在我国经济中占据着不容忽视的地位。随着我国企业集团的日益成熟,集团内部资本市场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对内部资本市场的研究已经成为认识企业集团内部资本运动规律的必然选择。作为企业集团内部一种重要的制度安排,企业集团治理通过治理结构的设计与治理机制的实施对内部资本市场的运行及其效率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集团治理的失效将严重影响到内部资本市场功能的发挥。目前,我国已经出现了许多由于集团治理不当而制约内部资本市场发挥作用的不良现象,甚至使内部资本市场沦为一种利益掠夺的工具,严重损害了集团成员企业的价值和有关投资主体的利益,最终降低了企业集团的整体价值。研究一种现象的本质首先应当研究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因此,研究企业集团治理因素对内部资本市场效率的影响,对于探索企业集团中的内部资本运动规律、从微观层面寻求我国资本配置低效率现象的原因、制定对策完善我国企业集团治理从而优化集团内部资本市场行为具有重要的意义。作为企业集团内部各成员企业互动合作的制度基础,集团治理是企业集团有序运营的保障平台,必然会对集团成员企业之间包括内部资本融通在内的各项内部活动和交往产生影响,从而影响到集团内部资本的运行及其效率。基于这一思路,本文认为企业集团治理通过构建成员企业之间的信任合作关系直接影响了内部资本市场的运行及其效率,即构建了“企业集团治理——成员企业之间的信任合作关系——内部资本市场的运行及效率”这一分析逻辑。本文重点探讨了两方面的问题：第一,在理论上,企业集团治理影响内部资本市场效率的机理是怎样的?具体包括：企业集团内部资本市场是如何运行的?企业集团内部资本市场效率包含哪些内容?企业集团治理包含哪些内容?企业集团治理的具体因素又是如何对内部资本市场的各项效率指标产生影响的?第二,在实践中,我国企业集团内部资本市场效率的整体状况如何?我国集团治理影响内部资本市场效率的具体因素有哪些?按照上述的逻辑主线,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包括以下方面：第一,企业集团治理对内部资本市场效率影响的理论分析。首先,探讨了企业集团内部资本市场的运行机制及效率。讨论了企业集团内部资本市场运行机制所包含的主客体、运行过程及规则、资本集中管理模式、具体资本交易方式等基本元素,阐述了内部资本市场运行效率所包含的内部资本聚集效率、配置效率和定价效率的内涵及其关系,并剖析了在企业集团内部资本市场运行过程中可能存在的低效率行为。其次,基于权力制衡与关系协调双重视角分析了企业集团治理对内部资本市场效率的影响机理。本文在分析企业集团中多重委托代理关系的基础上,提出企业集团各成员企业之间的关系分为正式关系与非正式关系两种,由此对企业集团治理从权力制衡、关系协调二个维度进行了逻辑分析,并探讨了企业集团治理的目标与主客体,分析了企业集团治理的框架内容。继而,本文分析了企业集团治理对内部资本市场效率的影响机理。在对集团治理影响内部资本市场效率进行一般性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分别探讨了基于权力制衡的集团治理与基于关系协调的集团治理对内部资本市场不同效率指标的影响机理。第二,企业集团治理对内部资本市场效率影响的实证分析。在前面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运用计量分析的方法,对企业集团治理对内部资本市场效率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取性和系族企业集团的普遍性,选取系族企业集团的混合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选取包含集团外部大股东的治理特征、母公司的治理特征、上市公司的治理特征、关系协调因素等多个层面的具体因素作为解释变量,选取内部资本的聚集效率、配置效率、定价效率作为被解释变量,提出理论假设并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在实证检验时,对我国系族企业集团内部资本市场的运行效率进行了整体评价,并对企业集团治理各项因素对内部资本市场不同效率指标的影响分别进行了实证检验。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本研究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在我国系族企业集团中,企业集团治理对内部资本市场效率的影响因素是以母公司的治理特征为主导,而且母公司对内部资本市场运行效率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其控股地位直接发挥作用的,通过成员企业治理结构的安排、治理机制的运行等所实施的具体举措对提升内部资本市场效率并未发挥明显的作用。主要包括以下几点：第一,作为我国系族企业集团的外部大股东,终极控制股东对提高我国内部资本市场的运行效率发挥了有限的作用。终极控制股东的性质与内部资本市场效率不存在显着的关联性,而终极控制股东拥有母公司的控制权水平只对内部资本的配置效率发挥了显着的提升作用,对内部资本的聚集效率和定价效率没有显着的影响。第二,我国系族企业集团中的母公司对内部资本市场效率存在显着的影响。母公司借助其在集团中的控制地位对提升内部资本的聚集效率与配置效率发挥了显着的作用,但对内部资本的定价效率有着明显的抑制作用。而母公司对上市公司控制权与现金流权之间较高的分离程度则促使母公司倾向于利用内部资本市场转移上市公司的资金,在提高聚集效率的同时降低了配置效率和定价效率。第叁,我国系族企业集团中的母公司通过子公司的治理结构安排所体现的决策、监督、激励职能都未能对提高我国集团内部资本市场的有效运转发挥积极的作用。母公司派驻子公司的董事对内部资本的聚集效率发挥了显着的提升作用、对内部资本的配置效率发挥了显着的抑制作用,独立董事、管理层持股对内部资本市场效率的影响则不显着。第四,人事协调机制对我国系族企业集团内部资本市场的运行并没有发挥显着的作用。连锁董事对内部资本的聚集效率、配置效率和定价效率的提升都不明显。本文的创新点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第一,基于权力制衡与关系协调两个维度分析了企业集团治理对内部资本市场效率的影响。在控股型企业集团中所必然存在的产权控制关系是不容忽视的,而基于非制度因素的集团成员企业之间的关系协调又是集团可持续发展的根基所在。本文从权力制衡、关系协调两个维度对企业集团治理进行了逻辑分析,并基于这两个维度分析了企业集团治理对内部资本市场效率的影响。第二,对内部资本市场效率的指标测度进行了扩充。尽管内部资本的优化配置是内部资本市场的核心功能,但本文基于对内部资本市场运行机制的探讨,认为内部资本市场的运行包含了资本聚集与配置两个环节,同时存在价格机制发挥着一定的作用。因此,为了反映内部资本市场运行的全貌,本文对内部资本市场效率的测度包含了内部资本的聚集效率、配置效率和定价效率叁个指标。第叁,选取集团指标作为研究变量进行了实证检验,并尝试将连锁董事作为集团内部成员企业之间的协调因素考虑进来。本文选取集团指标作为研究变量进行实证检验,更符合内部资本市场的概念界定。对已有文献进行梳理,未发现有研究涉及连锁董事对内部资本市场效率的影响。
刘爱东, 郭立业[7]2006年在《审计诚信与我国资本市场运行效率的相关性分析》文中研究说明将审计诚信纳入资本市场监管体系,研究审计诚信对中国资本市场运行效率的影响问题,不仅是我国资本市场监管的客观要求,同时也是资本市场运行效率理论与方法研究上的一种新尝试。本文运用回归分析法,对传统盈余/报酬模型增加6个解释变量进行了修正,选取沪、深两市343家上市公司2000至2002年有关数据进行回归检验,得出审计诚信与资本市场效率具有价值相关性。除个别年份外,盈余反映系数大小严格按照审计诚信度得分高低排列,且研究假设中的CPA失信责任,会计事务所规模和独立董事制度与我国资本市场运行效率具有显着相关性。
刘杰文[8]2003年在《机构投资者对资本市场效率影响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机构投资者的迅猛发展是近一、二十年来全球金融体系的一个重要变化特征。它使传统的以银行为中介的金融体系发生深刻变迁，机构投资者主导的资本市场大有全面取代占据传统金融中介核心地位的银行体系之势，并引发了理论界关于机构投资者与银行未来发展地位的学术之争。无疑，机构投资者正在改变金融市场的结构与行为，并且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影响，这种变化并非仅局限于某些发达国家或地区，而是以一种“先进制度”的面目为新兴市场和转轨国家所接受并迅速复制。但这种变化太过迅疾，以至于人们并没有来得及看清楚它的真实效用，因此它的持久性以及真实性值得怀疑。 中国的资本市场成立虽不过十年出头，但发展迅猛，已成为国民经济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证券市场上引人注目的是，在发达国家机构投资者快速发展的示范下，中国证监会提出了“超常规发展机构投资者”的战略构想，在这样的发展思路主导下，我国以证券投资基金为代表的机构投资者近年来快速发展。但从证券投资基金对证券市场的实际影响来看，效果却并不理想，投资基金也未得到想象中的市场广泛认同。这显示出中国发展机构投资者的政策与市场当前的内在要求并不相符，中国资本市场监管层对机构投资者的作用认识可能存在误区。因此对于机构投资者对资本市场的作用有必要作出全面系统的研究，本文正是基于这一考虑而作的研究，旨在全面深入分析机构投资者对资本市场效率的真正影响，为我国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作一些有益的探索。全文共分八章。 第一章导论，阐述本文选题的背景、研究范围和对象，并给出研究的思路、框架，并对一些重要概念及假设作出说明，介绍本文采用的研究方法，强调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相结合，逻辑推理与归纳分析统一并用的研究方法，以取得全文逻辑体系的严密与完整。 第二章阐述资本市场效率理论。在分析了传统经济学对效率、经济效率以及资本市场效率定义的基础上，我们探讨了新制度经济学对效率的定义。并且对传统的标准金融理论主要是资本市场有效假说(EMH)和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作了回顾和分析，指出标准金融理论由于其过于理想的假设条件，它已无法解释现有的市场现象，不能作为我们的研究工具。因此我们尝试重新构造了中国资本市场效率的理论框架，强调指出对中国资本市场效率问题要从微观和宏观两方面来考察。 第叁章是分析机构投资者的经济法律特征，探讨了机构投资者的种类及各自特点。指出机构投资者是一种集合投资，从法律上来说是一种契约关系，机构投资者具有比较特殊的两级契约关系，机构投资者的委托代理问题是理解其行为的一个关键因素。 第四章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分析机构投资者行为对市场证券价格以及市场内在运行机制的影响。指出由于人的有限理性，证券价格并非完全是证券内在价值的反应，证券价格甚至证券基本价值本身很大程度上会受各方投资者行为的综合影响。而投资者行为决定于两方面因素，首先行为受制度环境的约束，其次行为受投资者自身心理和情绪的影响。指出事实上机构投资者的投资行为并不能确保比个人投资者更为理性，相反，机构投资者更有可能发生非理性投资行为，比如羊群行为、投机与操纵等。因此，机构投资者能够影响证券价格，甚至可能长时间使证券价格完全偏离其内在价值，从而使资本市场的价格相对无序，降低资本市场效率。 第五章从叁方面探讨了机构投资者对资本市场宏观效率的影响，首先探讨了以机构投资者为主导的资本市场是否会取代银行金融体系核心的地位，机构投资者是否能促进储蓄水平的上升?其次考察机构投资者是能促进上市公司的业绩即上市公司的社会产出?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对于公司的经营业绩有很大影响，而机构投资者凭借其大股东的地位对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可以发挥较大作用，那么以往都是采用“用脚投票”的机构投资者是否能够转变策略通过改善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从而提高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第叁是研究机构投资者对资本市场波动性的影响，因为资本市场的剧烈波动可能引发金融危机，甚至给整个经济社会造成巨大危害，因此，机构投资者的日益崛起对于资本市场波动性的影响始终是各界所关心的一个关键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国内外己有的大多数研究表明，机构投资者确实会加剧市场的波动性，特别是在市场处于暴跌的时候。 第六章分别探讨了美国日本中国叁个国家资本市场上机构投资者的作用，并比较了它们之间的异同。指出叁个国家资本市场的基本制度环境差异极大，资本市场以及机构投资者的发育程度和安排也不一，但叁个国家的机构投资者对于本国的资本市场都起到了一定的破坏作用，对于本国资本市场的剧烈动荡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由于机构投资者所处的制度环境的不同，不同国家机构投资者所造成的危害程度是不一样的。 第七章指出机构投资者的行为是受制度约束的，很大程度上来说，机构投资者的行为差异是对不同制度安排的适应性反应。因此机构投资者是否能发挥其对市场有利的作用，而抑制其有害的一面，要看资本
张艳[9]2003年在《中国证券市场信息博弈与监管的研究》文中认为证券市场信息是交易者据以正确预期基础资产价值变动有关的信息，从广义上讲，应该定义为一切能够在不同强度上直接或间接影响证券价格的因素与事件的信息。信息博弈是参与证券市场博弈的各个主体在包括信息源、信息通道和信息接受与反馈在内的证券市场信息运行体系中，围绕信息的真实性、完整性、及时性和有效性进行的博弈。 证券市场的运行过程，可以说就是一个信息的处理过程。发行者根据宏观经济及自身信息确定发行证券，并按法律披露一定的信息，投资者收集宏观及微观信息并加以分析和处理形成投资决策及投资行为，投资行为产生的结果又形成新的信息，从而进入新一轮的信息处理过程。 证券市场有分散风险、收集信息、企业监控、直接融资、价格发现和资源配置几大经济功能，本质却在于证券市场的信息功能。首先，直接融资的效率取决于证券市场信息功能的完善与否。其次，证券市场对分散风险、企业评价与监控的有效性取决于证券价格的有效性。价格发现和证券市场的监控功能取决于证券价格的信息含量，从根本上讲，监控功能即信息功能。最后，资源配置功能的发挥也有赖于证券市场信息的有效性。这一点实质上是以上两点的综合，如果证券价格的信息含量较高，投资者根据证券价格信息所作出的投资决策就会引导资金及资源向需要融资且效率较高的公司流动，而且，投资者也能对融资的公司实行有效监控，以保证所投入资金的使用效率，这实质上就是资源的有效配置。 随着我国加入WTO，包括金融业在内的国内市场都将渐次开放，迎接国标同行更为激烈的竞争和冲击成为不可避免的选择。资本市场的国际化带来更大四川大学博士学位论文:中国证券市场信息博弈与监管的研究的风险和挑战，如何规避风险，迎接挑战，提高资本市场的运作效率是现阶段的重大任务。这就使加强证券市场信息监管，完善信息监管制度成为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证券市场信息运行体系由信息源、信息通道和信息反馈叁部分有机构成。信息源是整个证券市场信息产生的源头和运行的起点。信息源中的博弈包括: 上市公司公司治理结构层次的信息博弈，其博弈行为有:上市公司经理层与所有者之间以及股东之间围绕提供真实信息进行的博弈。股东对经营者形成监督的基本条件就是要获取真实的信息，而出于对信息搜寻成本和效益比较的考虑，小股东出现“搭便车”的行为，放弃了对经营者的有效监督，客观上就为经营者(经理层)在信息源提供不完全、甚至虚假信息创造了条件。 上市公司上市过程中的信息博弈。其具体的信息博弈行为有: 第一，上市选择过程中绩差和绩优企业的“劣驱良”博弈。不论是在审批制下还是在核准制下，公司上市仍然实行额度控制。由于公司上市不是采取市场选择机制，造成了绩差企业、绩优企业和政府之间的信息博弈。当监督成本较高而监督所获收益相对较小时，政府选择不监督的策略，这就给绩差企业进行业绩包装提供了可能。当绩差企业进行业绩包装的造假成本远远小于其造假所获收益时，绩差企业会选择进行业绩伪装。这样，绩差企业在上市过程中驱逐绩优企业的同时，信息源头的虚假业绩信息披露就产生了。 第二，上市公司发行股票定价的信息博弈。在信息严重不对称情况下，以筹资和收益最大化为目的定价机制决定了上市公司在财务状况业绩公布中的捏造信息和盈利预测信息严重脱离实际的博弈行为。包含综合信息的新股发行价，如果定位不合理，实际上在信息源就造成了对投资者的信息误导。 第叁，公司上市后财务状况与业绩公布中的信息博弈以及投资信息公布违背承诺的博弈行为。 此外，还包括在信息源头利用信息占有和垄断优势进行的内幕消息获取与利用中的信息博弈行为。 中国证券市场信息通道中的信息博弈包括证券市场信息搜寻中大小股东之间的博弈，信息传递中代理者与信息提供者串谋的信息博弈，证券交易中信息加工的博弈，这里面又包含信息欺诈博弈、“散户跟风”信息博弈、机构监管者四川大学博士学位论文:中国证券市场信息博弈与监管的研究与违规者之间的信息博弈，上市公司配股中的信息一博弈，预期行为的博弈以及中介机构的信息博弈行为等。 中国证券市场信息反馈中的博弈包括股市变动中投资者如何对股价变动作出反应而在彼此之间进行博弈;机构投资者对股市变动作出的反应，通过传播真真假假的股价信息、行为信息、和政策信息引诱中小投资者，散户对上述信息做出反应，采取跟风博弈:政府对市场变动信息做出反应、调整政策，投资者对政府政策做出反应、调整交易行为的博弈;以及证券监管机构对交易主体的行为和市场交易状态做出反应，采取监管措施，交易主体对监管举措做出反应，采取违规或不违规的抉择等。 证券市场上信息提供、信息传递与加工以及信息反馈构成信息运行的全过程，这一过程反复进行、周而复始，成为一个循环过程:信息博弈也在这一循环过程中反复地不断地进行。 信息运行及运行中博弈的每一次循环，都不是上一循环的简
王修祥[10]2014年在《基于生态学视角的多层次资本市场法律制度体系研究》文中提出资本市场是由多层次资本市场构成的市场体系，其发展状况取决于法律制度设计与建设的成败。我国资本市场法律制度设计和建设主要依靠从域外引进并“嵌入式”移植到原有制度环境，法律制度理论研究主要针对具体制度和程序的技术性问题，在许多基础性、本土性问题尚未厘清情况下，域外观念、知识和经验的引进和借鉴已经纷至沓来，呈现“碎片化”繁荣。然而，由于制度环境、意识形态、文化传统、企业结构等方面的差异，导致很多法律制度引进以后出现功能变异，并在制度变迁过程中不断自我强化，形成“制度陷阱”，演化为制约资本市场发展障碍。问题不仅如此，近十年来全国上下不断掀起“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热潮，市场各方也为此付出了巨大努力却收效甚微，资本市场多层次化发展推进艰难，法律制度内生繁衍机能脆弱。上述现象表明，我国资本市场法律制度存在系统性不协调和整体性功能异化等诸多的问题，迫切需要从资本市场应有建构理念确定法律制度功能，进而确定法律制度的体系性研究。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是我国国情下“嵌入式”法律制度移植所导致的特殊现实需求，国内外没有可用之理论或可鉴之经验。康德有句名言：“每当理智缺乏可靠论证的思路时，类比这个方法往往能指引我们前进。”源于先哲的指点，考虑到生态学整体性、系统性研究生态系统的结构、功能和演替的理论和方法比较成熟，已广泛运用于经济学、社会学、教育和城市规划等领域理论研究和社会实践，以生态学视角类比研究多层次资本市场法律制度体系的应然性构建的规律性问题，可以探索解决我国资本市场法律制度在系统性、功能性等方面存在弊端和问题的路径。基于此，本论文按照“探索规律—验证规律—运用规律”的逻辑顺序展开。内容设计为四部分：第一部分为第一章，讨论类比研究方法，建立研究模型，构建本论文研究的逻辑基础；第二部分包括第二、叁、四、五章，探索多层次资本市场法律制度体系的应然性构建规律和方法；第叁部分为第五章，以美国资本市场法律制度体系为实证进行生态学考察，检验构建规律，探索构建经验；第四部分为第七章，以生态学类比研究的应然性构建规律和美国资本市场法治实践经验为参照系，对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法律制度体系进行全方位透视，指出其生态缺陷，并提出生态优化设想。具体内容设计如下：第一章：多层次资本市场法律制度体系的生态学逻辑基础。经过对类比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和资本市场具有的生命特质分析，说明以生态学类比研究多层次资本市场法律制度具有逻辑上的可行性。通过功能结构和依存关系的对比筛选，确定“林地生物群落”为研究模型，并解读群落模型的概念、内涵和边界，以此构建多层次资本市场法律制度体系研究的生态学逻辑基础。在此基础上，以近年来世界金融监管的法治实践，验证了以群落模型研究多层次资本市场法律制度体系思路和方法的正确性。第二章：多层次资本市场法律制度体系的生态环境。承担孕育资本市场产生和发展环境功能的法律制度既是其他法律制度赖以存在和发挥功能的关键因子，也是法律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生态学认为，限制性环境因子对物种的生存和发展其决定性的作用，种群数量取决于环境提供的生态幅宽度，物种能否有效抵御环境风险取决于其内稳定状态。类比研究发现，资本市场产生和发展的限制因子是市场主体的趋利性，其功能性选择为产权法律制度；资本市场发展状况与投资者数量和质量休戚相关，能够实现投资者生态幅状况改善功能的是投资者保护制度；资本市场可持续发展依赖于公司内稳定状况，能够实现这一功能性要求的是公司治理法律制度。以上述叁种法律制度有机组合，就可以构建多层次资本市场法律制度体系的生态环境。第叁章：多层次资本市场法律制度体系的生态架构。在生态环境中诞生的资本市场，天然具有多层次发展趋向，法律制度配置应符合其架构特征。生态学认为，群落发展形成的空间结构必然呈现垂直分布现象，种群营养级习性随食物链延伸发生衍变现象。类比研究发现，资本市场理想层级分布是四层级金字塔状态，从法域属性来看，资本市场法律关系与民法的主体平等、契约自由、诚实信用、公序良俗、权利不得滥用等基本特质相契合，随着层级从塔底到塔顶上升，法律关系逐渐与经济法的权利主体具体性、客体广泛性、权力配置倾斜性、权利行使的正外部性和保护主体多元性等基本特质相契合，刑法规制重点从防止欺诈衍变为防范系统性风险、维护整体安全性。以民法、经济法、刑法予以有针对性地组合配置，就可以构建多层次资本市场法律制度体系的生态架构。第四章：多层次资本市场法律制度体系的生态组织。资本市场的强大生命力来源于市场主体自由公平竞争，各层级市场形态是竞争过程中自然选择的结果，法律制度对市场主体权利和义务的匹配应符合这种组织特征。类比研究发现，群落竞争原理与转板法律制度、捕食和寄生原理与投资者适当性法律制度、协同进化原理与诚信法律制度分别具有高度契合性，以上述叁种法律制度有机组合，就可以构建多层次资本市场法律制度体系的生态组织。第五章：多层次资本市场法律制度体系的生态演替。法律制度变迁遵循其内在逻辑规律，资本市场法律制度体系演替具有耦合现象。生态学认为，群落演替动力来源于种群竞争优势改变，群落演替具有一定的顺序性和方向性，演替稳定状态是形成顶级群落。类比研究发现，资本市场多层次发展的内生动力在于市场创新，顺应这一趋势的法律制度体系演替的内生动力机制是立法程序公正及市场化；在资本全球化配置内生动力和国际竞争外部压力下，世界资本市场终将实现一体化，顺应这一趋势的法律制度体系演替的外生动力机制和趋向是国际化。第六章：美国资本市场法律制度体系的生态学考察。美国资本市场法律制度体系符合生态学规律主要表现在：市场经济传统体制下完备的产权法律制度，无处不在的权利保护制度和健全的公司治理制度，造就了得天独厚的法律制度环境；自然发展的金字塔架构，公法、私法配置适当，政府与市场边界清晰；保护投资者权益和维护市场诚信是各种监管制度的基本准则；交易机构有序竞争法律制度，保障各市场互通互连，使得资本市场功能发挥到极致；市场化创新机制保障其赢得先发优势，国际竞争优势地位强化其对未来全球金融法的影响力。考察结果表明，以生态学视角类比研究多层次资本市场法律制度体系的应然性构建思路和方案具有正确性，美国经验值得借鉴。第七章：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法律制度体系的生态缺陷与优化。从环境、架构、组织和演替四个纬度的透视发现，我国资本市场法律制度体系生态缺陷主要有：“嵌入式”移植的法律制度为适应原有制度环境而产生功能扭曲；利益博弈形成局域次优均衡导致法律制度层级单一；市场功能片面性定位导致投资者保护法律制度缺失；市场自由与行政规制关系不当导致民事救济和诚信法律制度供给不足；法律制度变迁缺乏程序正义导致市场化创新不足，意识禁锢导致法律制度体系演替的外部牵引和导向不足。未来我国资本市场法律制度体系生态优化重点包括：以混合经济体制改良产权法律制度；以投资者保护理念贯穿法律制度体系；以契约精神重塑政府与市场法律关系，以诚信维护为轴心改革监管法律制度；以创新市场化增强法律制度演替内生动力机制，以导向国际化增强法律制度体系演替外部动力机制，不断提升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国际竞争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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