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型”归来：以诗意的现实主义塑造“戈壁母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戈壁论文,现实主义论文,诗意论文,典型论文,母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电视剧《戈壁母亲》在创作上的一个重大贡献，就是呼唤“典型”归来。其核心在于，以诗意的现实主义照亮叙事，以诗意的现实主义穿透历史。人们看到，刘月季的艺术形象被诗情所升华，一个活生生、沉甸甸而与时代共脉搏的母亲，在莽莽大戈壁百万兵团人屯垦戍边的火红岁月里，她以大地般宽宏、蓝天般纯净的胸襟和人情美、道德美，为我们电视剧的形象画廊增添了一个十分鲜活而有力度的新的艺术典型。
一
典型（希腊文typos，印迹或样板之意），指的是艺术形象体现的一种深度、概括力或美学境界。从恩格斯关于现实主义的意思是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经典论述，给我们带来的重要启示是：艺术必以现实为第一性，现实主义常青的生命力，恰恰体现在它与艺术典型是共生的。
艺术家创造的典型所具有的价值，既取决于透过“这一个”典型形象的命运轨迹及其个性特征所呈现的历史或社会意义；也取决于作品中对“这一个”典型形象的艺术描绘所实现的美学意蕴或意境。而艺术典型按其内容来说，始终是历史的、现实的、富于人性特点和生命气息的。它或许会成为反映时代的一面镜子，或许会成为不同的人性善、恶特征的具体写照（或称“共名”）。而黑格尔老人对此则给出了一个十分经典的概括：“在艺术和诗里，从‘理想’开始总是很靠不住的，因为艺术家创作所依靠的是生活的富裕，而不是抽象的普泛观念的富裕。”（《美学》第1卷第348页）
显而易见，典型之诞生，决定性的前提，并不是从“抽象的普泛观念”出发，而是源自作家艺术家“生活的富裕”。举凡够得上被称为“典型”的人物形象，恰恰是依托着作家艺术家“生活的富裕”，才焕发出惟典型所独有的那种与世长存的思想风采来的。
面对《戈壁母亲》里刘月季的艺术形象和性格，任何学术用语似乎都变得苍白无力。刘月季，这个阅遍沧桑、“没有传奇，只有人生”的普通劳动者的母亲，这个以其素朴、平凡而见其圣洁、崇高的母亲，这样一个由我们灿烂而大气磅礴的民族文化土壤所哺育并在传统和现代的交汇点上被升华出新的伦理、新的道德风范的母亲，正如剧中主题歌所唱的：“她养育了儿女，也养育了精神”。她的生命及其精神气息，对于我们竟是如此的熟悉而又陌生。她的形象平凡到了在人群众多的地方你几乎认不出她来，而她的命运竟与当代我们在新疆的250多万兵团军垦人甘苦与共，与我们年轻共和国半个世纪风风雨雨的历程休戚相关、交融无间。是的，刘月季就活在“中国历史上最热情、最有理想、最具献身精神的年代”，同时也是“最令人难忘，最值得反思和永远记住的年代”（见沈好放：《〈戈壁母亲〉导演阐述》）。刘月季形象的概括意义在这里，刘月季形象的美学价值也在这里。
不能不提到，这部《戈壁母亲》是根据著名的新疆兵团作家韩天航的中篇小说《母亲和我们》改编的，韩天航是上海来的插青，在兵团摸爬滚打生活了43年，具有扎实的生活根底。他拥有对兵团这一方热土深入到血液里的爱，他熟悉自1952年以来三代兵团人“献了青春献子孙”的壮烈情怀及其丰富的历史、生活素材，正是享有了如此“富裕的生活”，由他亲笔改编的剧本才能如此栩栩如生地塑造了刘月季的艺术典型以及她周边众多的个性鲜活的亲人，还有那上上下下人各有貌的兵团干部和战士。
从戈壁母亲刘月季，我很自然地就联想到101年前（即1906年）高尔基所写的长篇小说《母亲》，这部作为世界无产阶级文学的奠基之作，它以现实主义的如椽之笔，出色地塑造了尼洛芙娜这一觉醒了的工人母亲的典型形象。在1926年由普多夫金与编剧扎尔赫依将小说搬上了银幕。由薇拉·巴兰诺夫斯卡娅所饰演的这个母亲，她在儿子巴维尔中弹牺牲后，接过儿子手里的红旗，继续走在了游行队伍的前列。影片结尾，运用冰河解冻的象征性画面，将冰块碎裂、撞击所形成的咆哮般的激流，与工人队伍悲壮行进的步履交叉剪辑，呈现出一幅何等动人、何等壮丽的诗化场景。而在我们中国的银幕上，令人铭记难忘的母亲有两个，一个是由张瑞芳所塑造的那个从冀东逃荒出来的母亲，其历史跨度从上世纪20到50年代，她参加了党领导的城市地下斗争，在铁路沿线开展抗日武装斗争和继后的推翻蒋介石反动政权的革命斗争，出生入死，不屈不挠。她所哺育的两个儿子梁承文、梁承武和义女喜鹊也都在血与火的革命洗礼中成长起来。这部名为《母亲》的影片拍摄在1956年，由海默编剧，凌子风导演，距今已有51年。该剧在现实主义精神和创作的观念上，显然曾受到高尔基《母亲》的深刻影响。
另一个，则是由于蓝所刻画的母亲周莲，这是夏衍、水华根据陶承所写的回忆录《我的一家》改编的，易名《革命家庭》，由水华导演，摄制于1960年，距今也已经有47年了。影片以抒情的笔致描述了周莲与江梅清的相爱与成婚，她受到梅清革命精神的感召而重情重义。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梅清惨遭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她乃继承了丈夫未竟的事业，在30年代初参加了上海地下党机关的工作。当党的机关遭到破坏，周莲被捕入狱，她坚贞不屈，大义凛然。为了革命事业毅然拒绝了敌人的威迫利诱，不惜牺牲了亲生的骨肉江立群（长子）。到了抗战开始，党将她营救出狱，并将她和女儿小莲、儿子小清一起送到了革命圣地延安。在银幕上，从薇拉·巴兰诺夫斯卡娅塑造的母亲尼洛芙娜，到由张瑞芳所刻画的英雄母亲，再到由于蓝所塑造的革命母亲，她们作为艺术典型的永恒的思想风采，无不在审美精神的指向上体现了一种革命者的人性美和崇高美，一种与时代共其脉搏的伟大情怀。
试看在《戈壁母亲》里由刘佳所刻画的刘月季，这一典型性格成长的大背景，截然不同于尼洛芙娜或是张瑞芳、于蓝所塑造的革命母亲，新中国的历史自1949年就掀开了社会主义和平建设如火如荼的新一页。而刘月季的个人命运则有着十分独特的演进轨迹及其个性特色：其一，终其一生她咀嚼的是与钟匡民那一份封建包办婚姻的苦果，在精神上她无疑曾经是个遭到封建礼教压抑的受迫害者，而她与钟匡民之间在情感上的裂隙，则是她在心灵上剪不断理还乱、又十分私密化的一种隐痛。而对于离婚这件事，在她两个儿子的心里则一直是耿耿不平的，并由此导致了父子之间长时间的情感不和与道德对立。事实上，决定全剧叙事的张力，并非是垦荒戍边的诸般艰难困苦，而是这个似断而难断、久久揪心而裂肺的家庭伦理纠葛，倘若一旦离开它，也就失去了刘月季这一典型人物所生存、所依托的典型环境，同时也失去了全剧震撼人心的道德力量。
其二，作为艺术典型，非常值得一说的是刘月季命运的“前史”及其自50年代初来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后的巨大变化。她原本是山东穷苦农家的女儿，身不由己地被陷于一桩包办婚姻而进了钟家的门，婚后，比她小六岁的丈夫钟匡民一直拒绝和她圆房。因公爹的哀求，刘月季不得不给钟匡民下跪说：“看在爹的分上，你就让我给你生个娃吧。不会生娃的女人谁都看不起！”刘月季人生的起点显然并不高，她是被烙上了浓重的封建礼教的印记的。
但是，自从刘月季来到大戈壁之后，这个兵团革命的大熔炉却为她开启了人生的新的一扇门，点燃了生活的新的向往和希望。自此接受了革命精神的洗礼，唤醒了独立的人格，思想上发生了重大的转折，特别在传统和现代的交汇点上竟被升华出一种新的伦理和新的道德风范，其作为女性和军垦人的自重和自尊也随之而得以提升而愈见自觉。由此便逐渐形成了刘月季这个典型形象十分独特、鲜活而丰满的性格底蕴。
刘月季的性格，善良、大度、坚韧，深明大义，体现了我们民族传统的美德，并还显示了齐鲁女性的若干豪放之气。特别在文革浩劫的年代里，刘月季身为司务长，对于在“牛棚”里被监督劳动的钟匡民、郭文云、程世昌等人依然给予了尽可能的保护，送去温暖，送去真情；即使撤了她司务长的职，仍旧不改初衷。尤其是当钟匡民病危时，她居然感化了看守的卫兵，自己硬撑着病弱之躯，将钟匡民一路背回家来医治；在当时极其艰难的处境下，她居然敢闯管委会，竟在苦难中撮合了“被监管”中的团政委郭文云与向彩菊的婚事，婚礼还办得热闹而充满了人情味。此外，她还把那个一度因野心膨胀而招人唾骂的“革委会副主任”王朝刚从歧途上拉了回来。
刘月季的人生之路，历尽坎坷艰辛，一无丰功伟绩，二无惊世之举，她平凡普通，然而，雪泥鸿爪、点点滴滴，却显示了这位“戈壁母亲”大爱无痕、沁人心田的人性美和道德的震撼力，尤其是通过她在兵团数十年磨砺、深深扎根的命运历程，最后，她终于站到党旗下庄严宣誓，写下了自己人生最有意义的一页。
二
在观看《戈壁母亲》这部历史正剧的时候，细细地品味它独特的意涵和韵味，骤然间，笔者形成了一个新的想法：这部作品在对历史的发掘上，显然并没有采取“宏大叙事”固有的路数，也没有企望从全景的大视野去描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百万大军自1952年以降这半个多世纪三代人战天斗地、垦荒戍边的英雄史诗，而是跳出了以塑造作为历史群像表征的那类高大完美的主人公的“泛主旋律”范式，并且大踏步地实现了一次历史正剧在创作观念上的突围之旅。
说是“突围”，谈何容易。特别是作为“国家旗舰”的中央电视台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如何把握为民立“言”、为艺创“新”的度（或称“边界”），殊属难乎哉大矣！
在塑造体现阳刚之美的男性艺术典型上，例如石光荣（《激情燃烧的岁月》）、李云龙（《亮剑》）和姜大牙（《历史的天空》），这些都是破纪录而令上下各方都击掌称好的艺术形象，其在突破“泛主旋律”范式的艺术成就方面显然是得到专家肯定的。
《戈壁母亲》作为历史正剧，却一反电视剧制作的常规旧习，竟然坚定不移地以来自山东农村的这个普通母亲刘月季作为第一主人公，而将大兵团垦荒戍边的英雄壮举推到了历史的后景（或称“背景”）。刘月季这个形象的特点，则显然是以阴柔为美的女性艺术典型（且将钟匡民式的兵团英雄男性角色，暗设为涉及某些伦理道德问题的“负面”对手），她在电视主流媒体上的亮相，在我看来，大约也算得上是一种带颠覆性的挑战吧（至于那些美女如云的言情剧、时尚剧或时代剧，阴柔归阴柔，却多数均系以女人为观赏或为“剥削”对象的商业类型剧，固属无伤乎大雅的）。
《戈壁母亲》立意不凡，本身就是一个颇具文化创意的突围。刘月季的形象显然并不拘于左右兵团垦荒戍边这一历史事件的全局性的核心位置上，而她的性格及其命运的历程却恰恰构成了全剧艺术叙事的轴心。不妨说，《戈壁母亲》的主创者，其全部的激情和叙事的冲动，无不是从刻画刘月季“这一个”具有审美主体性的女性角色出发的。该剧从历史的深层发掘出了无数最鲜活、最生动的细节，着力于在人与历史相交汇、相重合的情节的点、线、面上纷纭铺陈，在历史本真的意义上完成了对刘月季这一典型形象的塑造。这里，就涉及到一个我们主流影视作品叙事的格局及其文化品质之更新的问题。
过去我们的主流影视作品，往往比较注重主题的意义和分量，有意无意间竟将现实主义精神束之高阁，更忽略了恩格斯关于现实主义的意思是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经典论述，于是，就踏上了一条所谓“主题先行”的便捷之径，其叙事则流于“泛主旋律化”，其主要人物形象往往成了席勒式的“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缺乏人性的鲜活意涵或人间的烟火气息，常令观众敬而远之。特别在涉及某些重大革命历史题材上，讲究“宏大叙事”，甚至为人物排座次，为角色地位的轻重而细分镜头多寡之比例，等等，至于在涉及典型形象的塑造或艺术叙事的谋篇布局等审美的规律或课题上则显然乏人问津了。
事实上，真正具有史诗性的“宏大叙事”，同样是我们时代的需要，是格外不可以掉以轻心的。
《戈壁母亲》这部新作，坚持以诗意的现实主义来穿透历史，它对于我们过去主流影视作品偏于僵化的“泛主旋律化”范式既有突破的一面，又有丰富、发展的一面。因此，它对于我们主流影视作品叙事的格局及其文化品质，或者说，它对于以我们社会主流价值为主体的叙事范式在其文化品质的更新以及审美境界的提升上无疑起到了一种有力的推进作用。
当我们以另外一部全景式史诗性叙事结构的《大兵团》的剧本来对照《戈壁母亲》时，这两种迥然不同的叙事格局，立刻清晰地呈现出来。应当说，《大兵团》的作者，其生活功底是非常厚实的，他对兵团历史做了很多、很翔实的考证。这类史诗式的宏大叙事，诚然有着自己存在的必然性或合理性，而要写好这部大史诗的电视剧，其难度应当说是十分艰巨的。然而，当今人们的审美观念确乎又有了不少的调整和变化，从写“大史诗”到坚持以诗意的现实主义来穿透历史，将现代意识和新的审美意趣融入具有独特历史主体性的主人翁的命运与性格，由此而开拓出一种历史剧叙事的新范式，塑造与历史相交汇而具有典型性格的人物，达到“以人托史”，由是而折射出历史特定的底蕴和诗情。这样做，创作者恰恰正是为了实践恩格斯关于现实主义的意思是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艺术理想。这样做，或许展示了《戈壁母亲》主创作者在历史的诗意叙事上的一次大胆尝试和可贵探索。这里，显然还涉及了我们创作思维的更新，涉及了对于我们固有的主流影视作品叙事格局及其文化品质的更新等等问题，这的确堪称是一次颇具美学意义的创作探索和创作转型。
我认为，《戈壁母亲》的美学探索，在目前电视剧创作整体文化素质滑坡、浮躁之风盛行的市场氛围里，特别标举以诗意的现实主义来穿透历史，在一定的意义上可谓实践了一次呼唤典型归来的艺术革命，一次突出并强化电视剧文化品位的艺术革命。
高尔基有句名言：“文学是人学。”并特别强调这个“人”字乃是大写的人。《戈壁母亲》在创作中提出的核心命题，就是塑造与历史相交汇而具有典型性格的人物，将“人学”作为孜孜以求的探索目标，让刘月季以“大写的人”的命运和性格凸显到了艺术叙事的前景。特别是通过无数精彩的细节（它们无不是来自艺术家对生活独具慧眼的发现），你可以亲切地感受到主人公刘月季与生俱来的生命气息和精神光泽，感受到她心灵的颤动以及复杂的人生况味。这个母亲形象所给予我们的情感的冲击力，跟我们看以王震将军为主角的兵团“大史诗”是迥然不同的。诚然，我们并不是不需要这样的宏大叙事，问题在于我们的创作者在审美的素质上是否做好了相应的准备，并获得了创作“大史诗”的美学自觉。
《戈壁母亲》的主题歌就非常动人：“这一颗心，不知有多沉，她压得住岁月，也抵得上黄金……”在历史叙事中突出个体的“人”，绘声绘色地来揭示刘月季的“这一颗心”，把她的个人命运与新疆兵团垦荒戍边的历史交融到一起，一层层剖析了“这一个”刘月季的人格力量及其女性尊严的苏醒。与这首主题歌遥相呼应的另一首《无字歌》更为耐人寻味，它所抒发的是“只可心会而难以言表”的丰满复杂的情怀。当你面对刘月季所处的诸般人生遭际或情境时，你会感受到何等沉重、何等丰富的人的“心灵史”。它凝聚的是刘月季所经历的近半个世纪的人间沧桑，正如歌中所唱的：“那是（她）心中隐隐的痛，人间不了的情。”这首《无字歌》，恰恰正是以无言的低吟浅唱，不断反复地咏叹和倾诉，诗意地渲染并构成了全剧中一个个“以无字而言志”的“心灵史”的段落。
透过刘月季命运的曲折演进，我们看到的是，就在她心潮激荡的每一个瞬间（转折点）上，这一曲“无字歌”便轻轻地吟唱起来，仿佛要抚平人间的凄惶与痛楚。第28集中刘月季的自述最是震撼人心。这段自述胸襟坦荡，平白若素，却句句都是从心窝子里迸发出来的。此时此刻，钟匡民第一次向她表白了自谴自责，他说：“看来我得说一辈子对不起你了。”刘月季听了不禁感慨万千，非常动情地对自己的一生做出了沉甸甸的反思，这里绝没有任何高调或半点说教，她是这么说的：“我1949年带孩子来找你，怕孩子没有爹。”又说，“我一个农村妇女，也没啥文化，自从到了你的部队，一步步地从烧火做饭的伙头军到当上了司务长，现在大伙儿一口一个月季大姐的叫着，有啥事还爱跟我商量，我也挺受人尊重的。在大兵团这个大家庭里，我过得挺舒心的，我挺知足的，感谢你还感谢不过来呢。”然后是一阵悲喜交集的哭泣。这一瞬间，那首“无字歌”再一次激情如歌地轻轻地吟唱起来，它所涵纳的人生况味以及作为母亲所品尝的历史沧桑，透现出“这一个”与历史相交汇而诞生的典型人物刘月季何等崇高的人格魅力及其精神世界的美。
是的，我们不妨掂一掂戈壁母亲这段自述的分量，显而易见，刘月季已经从当年“儿子不能离开爹，我不能离开儿子”那个朴素的信念、那种人生的境界升华了，她在这个大兵团的熔炉里面不断磨砺成长，她的视野更宽了，她的胸襟更大了，她的心里盛得下整个的世界，展现出一个具有鲜明的现代意识的新女性的思想风采。她的这段“自述”，可谓字字含情，掷地作金石声，堪称是全剧的一个华彩乐章。
当我们沿着刘月季独特的命运轨迹，去感受她那生命的气息和精神的光辉时，笔者特别想提到的是，刘佳的表演造诣堪称于素朴中见深度，于平实中见奇崛，编导为刘月季铺垫了具体入微的人生情境；而刘佳对角色的塑造，则高屋建瓴，不温不火，她将自己的激情“润物无声”般浸透到了刘月季这一角色的内心世界里去，抓住角色每一个特定的人生情境，一层层揭示出主人公如大地般宽宏、蓝天般纯净的胸襟，及其所焕发的人情美和道德美。
《戈壁母亲》的诞生，正是献给人类母亲的赞歌，特别是如刘月季式的在大戈壁上默默地、无私地奉献了热血和青春的母亲们。可以说，这部历史正剧应当是与我年轻共和国的历史共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