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与冷战后的国际政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战后论文,政治论文,国际论文,文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提出后，真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轰动效应。文明在冷战后国际政治中的地位作用究竟何在呢？本文试图从如下三方面作些探讨。
一、文明在冷战后国际政治中的影响
从现实来看，文明在冷战后国际政治中的影响有如下突出表现：1、近年来出现了一股席卷全球的宗教热、文化热。如：原教旨主义在伊斯兰世界极为活跃，基督教在美国的影响，传统宗教在印度、前苏联和东欧、中欧的影响都在扩大。各国各民族都在努力保护自己的文明遗产，抵制外部世界的文化入侵。2、宗教文化因素在新的热点冲突中影响突出。与传统冲突侧重于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利益不同，冷战后的热点冲突，如波黑、南亚、中东、前苏联等地区的民族主义冲突都同宗教，即亨廷顿所说的“文明”有关。尤为突出的是，这些民族冲突有根据文化的独立性从而要求民族的政治独立性，从要求文化主权到要求政治主权的趋向，对传统的国家主权构成了严重挑战。3、文化在国家主权斗争中的影响日益上升。过去，政治主权、经济主权是国家追求的主要目的。但在冷战后，国家利用文化互动达到扩张影响或保护主权的目的尤为明显。其突出表现有二：一是文化扩张主义，如西方国家加强运用文化力量制约、影响世界事务和发展中国家的内部发展过程，美国克林顿政府的外交战略就把“输出民主”作为三大支柱之一。还有一些民族主义努力，诸如“泛斯拉夫主义”、“大土耳其斯坦”，其实质也是一种对传统的国家主权，领土完整提出挑战，横向推行文化扩张的倾向。二是文化保护主义，不少发展中国家都把抵制西方国家的“文化霸权”战略，捍卫本国的文化主权与捍卫本国的独立自主，捍卫本国的主权紧密结合在一起，把在国际领域中与西方国家进行的“人权”斗争看作是捍卫“国权”的斗争。4、文化日益成为国际合作的基础。如成功的政治、经济合作多半发生在同质文明内：欧共体以欧洲文明和西方基督教为基础；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成功取决于美、加、墨文化的汇合过程；共同的文化正在促进东亚经济集团的形成。
二、文明在冷战后国际政治中影响上升的原因
上述表现的原因是什么呢？应该说主要是由文明本身的特点及冷战后国际政治的特点共同决定的。
1、冷战后世界的失范和混乱增加了对宗教文化作为精神归宿的渴求。冷战后，前苏东国家和地区面临重大的社会变革，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由传统社会向工业化社会转型，西方国家进入后工业时代，都导致了某种精神信仰的失范或认同忠诚目标的混乱。这与物质匮乏一样，会使人无法生存或降低生存质量。宗教文化的核心特质是：“潜藏于一个民族生活方式之下的共同的观念系统，即概念性设计和共同的意义系统”，“是在漫长的演化过程中形成的群落共有的心灵结构”和认识方式[①]。亨廷顿认为：“对于人来说，归根结底最重要的，不是政治意识形态或者经济利益，而是人们为之而战斗牺牲的信仰和家庭、血统和理念。在当代世界上，宗教可能是激动和动员人们的最主要力量。人们的政治立场和经济地位都可以改变，但是精神宗教信仰和文化特点却是根深蒂固的”[②]。因此宗教文化具有作为一个民族、国家深层的终极性的共同精神追求和信仰体系的作用，它在冷战后世界对重建精神归宿或认同忠诚目标显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2、冷战后世界民族主义问题的突出使得与之紧密结合的宗教文化引人注目。民族与宗教文化是融为一体的。不同的文化根源于不同民族对自然、对社会、对人类的不同认识，又内化于该民族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精神信仰、行为方式和理想追求之中，外化为该民族的经济生活、语言艺术、生活习惯、风土人情、建筑风格等等文化符号。因此文化的命运在某种程度上同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民族主义的精髓是相信自己文化的独特性。”[③]冷战后随着两极格局的瓦解，长期受到压制的民族主义以极端的形式爆发出来，因而宗教文化随之突出为新的重大的冲突因素。
3、全球化趋势的增强使文化作为“软权力”在国家的权力斗争中地位上升。文化作为一种“软权力”具有增强权力的合法性、吸引力、感召力的作用，这是政治、军事、经济等“硬权力”所不可取代的，因而是国际关系的传统变量。但在传统的国际关系中，由于政治、军事等“硬权力”占据主导地位，文化因素的作用受到压制，相对缩小。冷战后，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增强，国际社会相互依赖加深，国家的安全目标已经不能完全通过“硬权力”来实现，文化因素在国家权力斗争中的作用得以显露，甚至以一种放大的方式显示出来。毕竟在国际关系中“基本的理论是：如果一个国家能够使它的权力在别人眼中是合法的，它的愿望就较少会遇到抵抗，如果一个国家的文化和意识形态是有吸引力的，他人就会自动追随。如果一个国家能够建立与它的内部社会相一致的国际规范，它就没有必要改变自己，如果一个国家能够支持一个国际制度，其它国家均愿意通过这个体制来协调它们的活动，它就没有必要使用代价高昂的硬权力。”[④]正因为如此，冷战后文化对国家权力斗争的重要性日益受到各国的重视。如美国政府认为：“我们的政治和经济联系由于美国文化对全世界的吸引力而得到补充。这是一种新的我们可以利用的‘软力量’。”“在国外促进民主与人权不仅是一种道义上迫切履行的义务，而且是一种支持美国国家安全的可靠战略方式。”[⑤]
4、非西方世界的崛起加剧了异质文化对国际关系的影响。文化对国际关系历来有着极为深刻复杂的影响：其一，它作为一种精神信仰往往成为国际斗争的根源，如“宗教影响自古以来一直是国家采取和其他集体的首要目标之一”[⑥]，一个笃信宗教的民族，可以把保护一块宗教圣地视为根本利益，作为常人难以理解的“非理智”的狂热行为，美国在对外关系中总要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他国，其中有为实际利益服务的一面，但也确实有推进美国式理想的一面。其二，它作为一种价值观是国家利益的透射镜。“所谓国家利益，只能是国家领导集团通过文化传统、宗教或意识形态的框架所认识到的利益。国家的根本利益，如领土安全、经济发展等，各国都需要维护。但用不同的价值观可以观察到不同的利益，从而导致不同的政策选择。利益冲突经过文明或意识形态的透镜折射以后，可以扩大许多倍。”[⑦]其三，它对于一个国家的发展模式来说是决定性因素。“就解释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同模式而言，关键性的独立变项是文化”，“如果有人想要预言一个X国家可能的发展模式，……文化特征不就是唯一的最重要因素？”[⑧]不同文化的差异性决定着不同国家发展模式的差异性，这必将导致国家间的矛盾和冲突。其四，它作为一种共同的心灵结构和认识方式，又是增进国家了解，促进国家合作的重要基础。冷战后随着国际政治走出西方阶段，非西方世界日益崛起，非西方世界的多种文明可以共存于世、竞争于世，文明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作用必将进一步突出。
三、文明在冷战后国际政治中是否占主导地位
这一问题的含义是：文化作为一种精神因素与民族、国家、经济、军事等物质因素相比能否单独发挥作用并居于首位。其实质是物质与精神的关系。这对关系究竟如何呢？按唯物史观，精神是由物质决定的，虽对物质具有反作用，但不可能脱离物质条件的制约，因此，文化因素在国际政治中只能是从属于服务于取决于政治、经济等物质因素，而不可能超越它们而独占主导地位。按马克斯·韦伯的相对主义观点，物质和精神可以相互独立，在一定条件下，精神可以决定物质的发展，如新教伦理作为资本主义精神导致了资本主义的产生。但这并不能排除物质的作用，韦伯同样认为：人们行为的根本动因是“物质和观念的利益”，他指出：“不是思想，而是利益（物质的和思想的）直接支配人的行为。但是，观念创造出‘世界图象’，时常象扳道夫一样决定着由利益驱动的行为的发展方向”。[⑨]依此看来，文化虽然在一定条件下可能在国际政治中发挥独特的主导作用，但这只具有相对性，不能排除、压倒物质因素的作用。
事实上，从上文列举的文化因素在冷战后国际政治中的作用表现及其原因中，同样可以得出与上述理论逻辑一致的结论：文化因素无论是作为一种精神信仰、精神归宿，作为一种新的国际冲突因素，还是作为国家的“软权力”，作为国家利益的透射镜，作为跨国合作的认同基础，其作用都不能完全脱离、超越、压倒国家、经济、军事等物质因素而居于国际政治的绝对主导地位。
近年来我国理论界不少专家学者就文明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作用发表过精辟见解。其中最能说明文明在冷战后国际政治中能否占主导地位问题的论证可归纳为如下几点。
1、人类冲突的根源归根结底主要不是精神利益，而是物质利益。作为人类冲突最终根源的利益，不仅有物质的，也有非物质的。“权力、信仰、社会地位、尊严、威望、文化享受等，都随文明的发展而成为利益的组成部分，但物质利益始终是基本的利益，完全非物质利益的冲突是极为罕见的。即使在最典型的由纯信仰引起的冲突中，物质的利益也必然起重要作用。”[⑩]
2、文明不可能成为取代国家的利益实体。文明的冲突是否可能取代民族国家的冲突而成为世界的主要冲突？关键在于：“‘文明’是否已找到了它的共同利益所在，足以整合‘国家’的利益？”从世界现实看，迄今为止，即使“‘西方文明’都很难说已经找到了它的共同利益，从古罗马时代起，‘西方’内部一直冲突不断，本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就都是在‘西方’内部引发的。其他‘文明’的整合就更不消说了，海湾战争中连阿拉伯世界都不是一个整体，更谈不上整个‘伊斯兰文明’”。因此可以说，迄今为止，“不是文明控制国家，而是国家控制文明”[(11)]。“文明”没有也不可能形成足以整合超越国家利益的共同利益实体。
3、文明的冲突是有限的。尽管它是冲突的潜在与根本源泉，但它只要不是作为一种利益实体，其冲突就只是一种纯粹理念性质的，就离不开民族、国家、政治、经济等物质载体的媒介作用。所以“文明的冲突以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军事冲突为前提和传导，没有后者的冲突，前者不会表象化、物质化、激烈化。”[(12)]
4、文明是影响国际政治的多种重要因素之一。王缉思指出：“对价值观和宗教信仰的追求，对民族和国家的认同，对物质利益和资源的争夺，都是世界政治的动力，它们三者之间的关系，向来都是难解难分的连环套。”[(13)]王逸舟认为：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国际政治的主体仍是国家和国际组织。因此“文明间的冲突不会超过、盖住或压倒由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或实际的经济、政治利益决定的国家间和地区间的冲突。如人们所见，学术界所谓的‘文化决定论’和‘体制决定论’（或意识形态决定论）各有其站得住脚的理由，在解释不同的局部时常常各有精彩之处，而一旦极而言之，成为排他性的‘大道理’时，就不免失之片面和牵强。”[(14)]
注释：
①③④⑥⑧⑩(11)(12)(13)(14)王缉思主编《文明与国际政治》，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60、189、356、189、365—366、335、336—337和181、376、24、64—65页。
②⑦《世界知识》1995年第9期，第5、6页。
⑤转引于《世界经济与政治》，1995年第12期第50页。
⑨转引于苏国勋《理性化及其限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83—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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