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话语权研究文献综述
杨政林
（西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70）
摘要： 意识形态话语权属于国家的上层建筑，是政党执政的思想基础，关系到国家的安全和统一，影响着国家的国际话语能力和政治地位。如何建构起中国的话语体系，关系到国家的长足发展。笔者通过对相关词语的检索，归纳整理了近年来国内外关于意识形态话语权的相关研究及基本观点。
关键词： 意识形态话语权 建构 观点
一、近年来国内关于意识形态话语权研究文献综述
本文通过多方面的资料查找、整理和分析，对国内在话语权方面的研究进行了综合比较。从梳理分析中可以看出，近年来国内对于话语权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话语权基本内涵的的理解
侯惠勤将思想领导权、话语权和学术话语权三种结合起来分析话语权的基本内涵。他认为“思想领导权的实现路径就是话语权。话语权包括提问权、论断权、解释权和批判权等”。“通过学术话语权消解思想话语权，是今天西方意识形态对我国渗透的重要特点。马克思主义的学术话语权可能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的核心问题。”“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首先要维护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权。”[1]他认为话语权就是与思想领导权、学术话语权相互关联的，其内涵有其自身的生成逻辑。张骥和申文杰从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实质问题分析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基本内涵。他指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是指依据自身地位，拥有控制、引导或规范社会，以致足以为社会立言的权力，也就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价值判断、理论观点有资格、有能力主导、领导、指导社会的问题。”[2]他认为话语权就是为社会立言的一种权力。而谢晓娟、刘世昱认为意识形态话语权是一个涉及多方面的问题。他指出：“话语权就是说话的权力，也指说话的影响力。权力包含着强制性的内涵。而话语就是一种关于语言表达和交流的社会实践活动，是一个沟通‘自我’与‘他者’的社会关系概念。”[3]他们认为话语权是一种处理‘自我’与‘他者’之间的社会关系。
2.话语权建构的时代价值或启示的研究
学术界对于话语权建构的时代价值和启示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数据建设包括制定和完善数据标准，进行数据治理和数据质量提升，建立数据中心、数据交换及监控管理平台，做好数据服务的应用及监管等。
加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对于凝聚力量、提升话语能力和地位具有重要作用。张国臣认为话语权建设可以增强话语主导权，可以提升文化软实力，同样还可以扩大政治认同，增强民族凝聚力。他在研究中指出话语权建设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的时代价值：（1）是巩固执政党合法性基础的内在要求；（2）是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的必然要求；（3）是提升文化软实力的现实需要；（4）是凝聚社会的客观要求；（5）促进舆论引导能力的提升。此外还包括增强民族凝聚力，有助于引领多样化社会思潮，抵御西方“和平演变”战略图谋的客观需要等八个方面的价值意义。[4]可以从中看出话语权建构对于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意义所在，同样中国作为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继承者和发展者，如何建构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话语权，对于中国特色事业的发展至关重要。学者们认为对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深入研究和探索，可以找到建构起具有中国特色话语权的启示。魏强、李刚勇在《毛泽东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的主要探索及其启示》中对于毛泽东在探索中国国际话语权中所做的努力做了深入的分析。他们认为中国话语权的建构成为制约中国综合国力增长的重要方面，认为毛泽东在增强中国国际话语权方面所做的探索对于中国今天建构国际话语权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比如毛泽东在主动设置国际话语权议题力促国际统一战线方面所做的探索，注重国际舆论影响、营造有利于中国话语权的气氛的探索。通过研究前人对于话语权建构的有效途径来启示今天中国话语权的建构，有利于中国特色话语权的构建，增强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
此外，还有部分学者从政治经济话语权方面进行了对话语权建构的启示的研究，以一种不同的视角对话语权进行了探索，并试图通过这样的研究找到有利于中国话语权建构的有效启示。2016年王朝科、冒佩华在《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话语权：历史、反思和启示》中对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话语权的发展历程进行了全面的论述，从发展历史中反思中国话语权的建构问题，并得出了对于建构中国话语权的有效启示。认为在构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话语权的过程中必须先把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内涵，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结合中国的国情建构中国政治经济话语权。
国外学者对意识形态话语权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种观点。
在教学中，利用PPT和各类物理多媒体课件已经是大多数老师的常态，黑板和计算机投影配合使用也是共识，但数字化教学的含义远超简单使用多媒体课件和投影仪，尤其是在计算机网络及智能手机如此普及的今天。
3.话语权建构的路径研究
胡刚认为建构意识形态话语权时应该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价值理念和精神信仰融入到我们现实生活中，并促使其产生足够的影响，才能确保准确发出“中国声音”，增强“中国话语”的软实力，为主动掌握意识形态的话语主导权提供条件。他指出增强中国话语权必须从以下几方面入手：（1）增强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学术自信，提升意识形态话语权理论解释力；（2）以文化软实力助推经济硬实力，增强中国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话语影响力和事实说服力；（3）创新意识形态话语表达方式，力求用“小众话语”传播“大众意识”。[5]柴尚金在《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的路径选择》中对于如何构建具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话语权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他认为必须先从中国自身出发，首先要在中国的改革和建设中找经验；其次结合中国发展实际的同时打破西方的话语垄断，中国才有机会发声；再次是必须借助中国梦来助推中国话语权的构建，通过宣传“中国梦”来打造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权；最后是要根据国际发展的总趋势来不断完善政治话语的国际化表达。陈金龙在《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权的建构》中对话语权建构的价值定位和多元基础进行了全面分析，他认为：“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权，涉及多方面的因素，坚定‘三个自信’和强化话语自觉、深化学理研究、破除话语崇拜、借助多途径传播，直接关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权的建构。”[6]赵欢春认为意识形态与话语权是关于“思想主导权”的一种运作框架，他们之间有其内在的逻辑联系，且二者可以共同运行并为国家的发展服务。他认为建构意识形态话语权“首先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这是建构话语权的核心要义所在；其次就是要提升国家实力、打造理论队伍、建设话语平台，这是拥有话语权的物质基础；最后就是凝练好话语主题、把握好话语导向、贴近话语对象”。[7]
谢晓娟、刘世昱以一种国际视角研究了当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的问题，并通过分析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在国际范围内面临的挑战的深层次原因，提出了建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有效途径。他认为可以通过文化载体来传播其主流价值观；可以加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达到保证网络意识形态的安全。他还指出，在面对“中国威胁论”的问题上应采取积极的态度，此外，他还认为应该注重思想政治教育的表现形式和创新。
对话语权建构的途径的研究是建构话语权的理论指导和实践途径，是研究话语权建构的落脚点。综合来看，主要包括以下的一些观点。
二、国外研究综述
计算并化简积分表达式。对于均匀分布有其中：vmean为速度分布的均值；vstd为速度分布的标准差。则船舶S2减速概率可简化为
第一种，从话语的内涵和本质探讨意识形态话语权。法国著名的当代哲学家、后现代主义和结构主义者米歇尔·福柯指出话语即权力。他认为：“话语不过是真理在自身凝视下诞生的过程中发出的光芒而已；当每一件事都能采取话语的形式时，当任一事物都能被言说时，当话语能论及任一事物时，那是由于在显现和交换意义之后，任何事物都可以返回它们自我意识沉默的内部。”[8]他对话语的本质做了明确的定义，认为话语就是真理后的一种光芒。他还认为话语是一个社会集团和一定阶级传播自己思想、意志、观念和主张的有效载体和工具，只有我们充分地认识话语的本质，控制话语的内在程序，才能真正获得话语权力。而英国兰开斯特大学的语言学教授，当代西方著名的批判话语分析学者诺曼·费尔克拉夫继承和发展了米歇·尔福柯的话语理论。他指出：“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实践的话语从权力关系的各种立场建立、培养、维护和改变世界的意义。……作为一种政治实践的话语，不仅仅是权力斗争的场所，而且也是权力斗争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方面：话语实践利用了那些孕育了特殊的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的习俗，而这些习俗本身及它们得到表达的方式是斗争的焦点。”[9]认为所有权力斗争要得以表达必须通过话语，只有利用好这种话语实践，才是掌握权力的最好方式。
学生是学习的主体，不是被动接受知识者，能通过指导、帮助对学习内容主动建构。因此，问题情景创设后，教师应指导学生找寻提供解决问题的相关线索，让他们自己通过学习、交流、讨论解决问题。
第二种，从国际关系来全面探讨意识形态话语权问题。美国当代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提出了重要的“文明冲突论”，这一观点引起了学界的广泛争议。他认为在冷战后的世界，文化和宗教的差异的分歧将导致世界几大文明之间的竞争和冲突，而非是意识形态之间冲突和话语权之间的差异。美国著名学者罗宾·洛克夫则认为现在地位、权力之争不过是对话语权的争夺，国家或者地区要在世界的舞台上拥有地位或者权力就必须有说话的权力。
此外还有几种关于意识形态话语权的研究，他们分别从文化、政治、科学技术等方面对意识形态话语权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分析。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哈贝马斯的《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和科学》，在哈贝马斯看来，科学技术成为社会发展的第一生产力，在现代工业社会里，科技实力雄厚的国家、民族和地区在意识形态领域话语权方面也将占据主导地位。
参考文献：
[1]侯惠勤.意识形态话语权初探[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4(12)：5-6.
[2]张骥，申文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在我国思想宣传领域面临的挑战与实现方式探究[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1(1)：163.
[3]谢晓娟，刘世昱.当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的国际视角[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2)：1.
[4]张国臣.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时代价值[J].学术论坛，2016(1)：1-5.
[5]陈金龙.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权的建构[J].专题探讨—思想理论教育，2015(3)：11.
[6]胡刚.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审视与建构[J].社会主义研究，2016(5)：28-30.
[7]赵欢春.意识形态话语权及其当代建构[J].江苏社会科学，2016(5)：38—39.
[8]米歇尔·福柯.话语的秩序[M].许宝强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19.
[9]（英）诺曼·费尔克拉夫.话语与社会变迁[M].殷晓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62.
中图分类号： D0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349（2019）06-0220-02
作者简介： 杨政林，西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7级在读硕士，研究方向：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责任编辑：孙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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