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的实践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深圳论文,中国论文,特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以改革开放为主旋律的中国社会变革中，尤其引人注目的是深圳等经济特区的迅速崛起。深圳等经济特区的创办与建设，既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成果。深圳等经济特区的实践和所取得的成就，超出了国外搞类似经济区的做法和经验。不仅具有中国特色，而且具有国际创新意义。中国经济特区虽小，但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局息息相关，其影响越来越大，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国内外人士的关注。正值深圳等经济特区创办20周年之际，深入认真地总结深圳经济特区建设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创办经济特区，是邓小平同志亲自倡导、设计并始终关注和支持的一项崭新事业，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一个重大决策。
1978年底，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邓小平以一个无产阶级战略家的胆识、魄力和务实精神，领导了工作重心由政治阶级斗争到经济现代化建设的转移，指出“中国经济之大鹏要腾飞，必须借助改革、开放这两翼”。从此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帷幕悄然拉开了。
任何社会变革需要突破口，中国改革开放同样需要排头兵。邓小平要求“在全国的统一方案拿出来以前，可以先从局部做起，从一个地区、一个行业做起，逐步推开。中央各部门要允许和鼓励它们进行这种试验。”（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50页。）1979年4月， 邓小平果敢地提出试办经济特区的设想：“可以划出一块地方，叫特区。陕甘宁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要你们自己搞，杀出一条血路来。”正是在邓小平的倡议下，党中央国务院做出决定，在广东的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的厦门四市，分别划出一部分地区试办出口特区。在70年代末，这是一个大胆的具有突破性的决策，突出体现了邓小平巨大的政治勇气和战略眼光。1980年5月，根据邓小平的提议， 将特区名称由“出口特区”正式定名为“经济特区”。“经济特区”的提法是一个创造。对此，邓小平专门作过说明，他说：“开始的时候广东提出搞特区，我同意了他们的意见，我说名字叫经济特区，搞政治特区就不好了。”（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23页。）这几句话似乎很平常，实际上却蕴涵着一个重大原则问题：我们办的特区，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特区。同年8月2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标志着我国经济特区的正式诞生。同年12月25日，邓小平针对国内经济调整指出：“在广东、福建两省设置几个特区的决定，要继续实行下去。”（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63页）正因为这样，经济特区建设不但没有因经济调整而停顿，反而迈出了更坚定的前进步伐。1984年1月24日至2月26日，为消除人们对特区建设的种种疑虑，看一看实践对于这项决策的检验结果，邓小平赴广东、福建等地，视察了深圳、珠海、厦门三个经济特区。他充分肯定了特区发展的成就，并分别为深圳、珠海、厦门三个特区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珠海经济特区好”；“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更好些”。邓小平的视察和题词，实际上为国内外有关特区问题的议论和争论作了结论。同年2月24日，邓小平同中央几位领导同志谈话时， 又进一步指出：“这次我到深圳一看，给我的印象是一片兴旺发达。深圳的建设速度相当快。”他总结说：“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他特别强调：“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他还指出：“厦门特区地方划得太小，要把整个厦门岛搞成特区”。“厦门特区不叫自由港，但可以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他还指出：“我们还要开发海南岛，如果能把海南岛的经济迅速发展起来，那就是很大的胜利。”（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51～52页）1987年6月，邓小平在接见外宾时又说：“我们正在搞一个更大的特区，这就是海南岛经济特区。”（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39页）正是在邓小平的提议和推动下，党中央国务院于1985年3月、6月分别做出决定，把厦门经济特区的范围扩大到整个厦门岛，井逐步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1988年4 月继而决定，在海南建省，办成我国最大的经济特区。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再次视察了深圳、珠海两个经济特区，并发表重要讲话。他说：“八年过去了，这次来看，深圳、珠海特区和其他一些地方，发展得这么快，我没有想到。看了以后，信心增加了。”“回过头看，我的一个大失误就是搞四个经济特区时没有加上海。要不然，现在长江三角洲，整个长江流域，乃至全国改革开放局面，都会不一样。”他还指出：“对办特区，从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担心是不是搞资本主义。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2页。）以邓小平视察南方谈话为契机，我国经济特区发展又步入了一个新时期。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其中突出的有两项：一是在农村推行了家庭联产承包制；二是创办了经济特区。前者是群众首创精神的产物，而后者则是邓小平运筹帷幄的杰作。邓小平既是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又是创办和发展经济特区的倡导者和主要决策者。在邓小平理论中，两个“特区”的思想独具创造性和个人魅力：一是“一国两制”（政治特区）的思想；二是“经济特区”的思想。这是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发展的具体体现。正如江泽民同志指出：“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后不久，经邓小平同志倡议，党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兴办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运用对外开放的条件，加快经济发展。这是一项具有远见卓识的创举。”“我作为最早参与创建经济特区的人之一，一直很关注特区的每一个进步。我深深感到，在中国兴办经济特区，打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一条新路，充分体现了邓小平同志和我们党的勇于创新、高瞻远瞩的革命胆略和政治智慧。”在今天经济特区建立20周年之际，我们尤其应该缅怀这位历史伟人为此作出的历史性贡献。
二、经济特区的开发建设，特别是在发展外向型经济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实践证明，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经济特区的基本政策和措施是正确的、成功的。
深圳经济特区的开发与建设，成绩显著。虽然只有20年的时间，但却创下了共和国历史上经济发展最快、城乡面貌变化最快，人民实惠得到最多的新记录。深圳从一个基础薄弱、设施简陋、贫穷落后的边陲小镇崛起为一个经济昌盛、市场繁荣的现代化都市。深圳从1980年～1999年，国内生产总值从2.70亿元增长到1436.5亿元，年均递增31.2%；工业总产值从1.06亿增加到2025.7亿元，年均递增45.4%，地方预算内财政收入从0.30亿元增长到184.8亿元，年均递增41.5%，出口总额从0.093亿元增长到263.96亿元，年增长44.2%；1999年，全市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35908元（约4327美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0240元，人均居住面积15.3平方米，居民生活质量得到极大提高。深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实现利税、人均创汇和消费水平，均居全国首位，创造了脍炙人口的“深圳速度”。经过20年的发展，深圳的综合经济实力已进入全国大中城市前列，初步形成了现代化城市的规模和格局，人民生活正向“富裕”迈进。
深圳特区的发展速度不仅超过了西方国家任何一个历史阶段的发展速度，而且超过亚洲“四小龙”任何一个阶段的增长速度。它不仅在世界经济性特区发展史上是一大奇迹，而且在世界城市发展史上也是一个奇迹。按照邓小平的“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来判断，深圳经济特区的实践无疑是正确和成功的，充分体现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勃勃生机。正如邓小平所说：“现在我可以放胆地说，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决定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成功的。所有的，怀疑都可以消除了。”（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39页。）江泽民同志也指出：“经济特区建设所取得的成就充分证明，创办经济特区的实践是成功的，实行改革开放的总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它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点上，丰富了我们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深圳以及其他经济特区的发展变化，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带来的伟大成就的一个生动反映，是我国20多年来实现的历史性变革的一个很好的缩影，也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的一个有力印证。实践已经雄辩地说明，邓小平同志领导我们党制定的改革开放的政策，开辟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是完全正确的，是我们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的康庄大道。”深圳经济特区两个文明建设的实践打破了只有资本主义才能实现现代化的西方神话，充分说明在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下，通过主动地改革开放，同样可以创造较高的经济发展速度，摆脱贫困，走向富裕，实现现代化。社会主义没有固定的模式，前“苏东社会主义”的失败，只是一种僵化社会主义模式的失败，而决不意味着社会主义的死亡，同时，现代化也不等于“西化”，深圳经济特区的实践就作了最好的诠释和佐证。
三、兴办经济特区，是对外开放的重大步骤，是利用国外资金、技术、管理经验来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崭新试验，取得了很大成就。
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资金不足，技术和管理落后，不可能在全国各地一下子铺开，吸收国外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只有局部地区首先吸引和利用，然后才逐步推广到全国。我国几十年的实践经验证明，闭关自守的老路是行不通的，必须摸索出一个适合我国国情的对外开放的新路子。我国选择沿海一些人文地理条件独特的区域创办经济特区，就是要在全国建立起率先吸收和利用国外资金、技术和经验来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试验场，这是我国对外开放极为重要的步骤。这也是近代以来，中国第一次主动对外开放的惊世之举。
经济特区的创办，揭开了我国从未有过的大规模利用外资的序幕。深圳特区充分发挥毗邻港澳的地理优势，运用中央给予的优惠政策，率先通过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外商独资、“三来一补”等形式，吸收了大量外资。深圳从1980年到1999年，累计实际利用外资200.45亿美元，涉及67个国家和地区，外商投资企业1万多家，引入大型跨国公司近200家，世界500强企业有76家进入深圳，内地驻深企业、机构近9000 家；进出口总额从0.175亿美元增长到504.3亿美元，年均递增52.1%，出口总额从0.112亿美元增长到282.11亿美元，年增长50.0%。至1999 年累计进出口总额超过3500亿美元，其中出口额累计超过1912亿美元，已连续第7年进出口总额居全国大中城市首位，占全国1／7。 深圳已形成海陆空全方位开放的口岸，口岸出入境人员和车辆分别占全国的50%和80%。可以说，深圳目前已成为我国经济外向性和开放度程度最高的城市。深圳特区在吸收外资的同时，也注意引进国外的先进设备、技术和管理经验，大大提高了自己的发展能力，已成为我国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重要基地。同时，深圳特区充分发挥了特区的“窗口”作用，把各种资金、技术、信息、管理、知识、政策向内地转移、传递和推广，对内地起到了示范、辐射和带动作用，促进了内地经济的发展，为确定我国的对外开放格局和实施沿海地区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战略，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透过深圳经济特区的开放实践，我们至少可以得到如下启示：
第一，要发展就必须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之中。今天，经济全球化已成为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这主要表现在：生产要素的全球性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科技和信息的全球化；市场经济体制的普遍化和市场全球化。作为历史的一个客观发展进程，它给各国经济发展带来严峻挑战，也带来新的机遇。经济全球化尽管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主导，但不等于西化和单极化。作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中国要发展，决不能置身于“经济全球化”进程之外，相反应该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与合作，加速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正如邓小平所说：“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有一个正确的开放的对外政策。……应该充分利用世界上可能提供的资金，来加速四个现代化建设。”（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33～234页。）
第二，经济特区的开发建设，是同有效借鉴和利用资本主义密切结合的。具有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三资”企业是利用资本主义文明成果的较好形式之一。一些东方相对落后的国家，虽然超越了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而使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起来，但却无法跨越资本主义文明的整个时代内容而使社会主义发展起来。因此，怎样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学习、利用和借鉴资本主义已经创造出来的一切文明成果，便成为当今每个社会主义国家都必须着力解决的重大历史课题。经济特区是改革开放的试验场，说到底主要是如何借鉴和利用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试验场。列宁曾说：“社会主义实现得如何，取决于我们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管理机构同资本主义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合的好坏。”（注：《列宁选集》第3卷。）邓小平说：“从深圳的情况看， ……多搞点‘三资’企业，不要怕。”“我们还可以学习技术和管理，还可以得到信息、打开市场。”因此，“三资”企业“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归根到底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2～373页。 ）邓小平还明确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深圳经济特区实践的可贵之处正是在于，不是把精力用于抽象地争论姓“社”姓“资”，而是对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大胆地用。正是初步实现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最新的进步东西的结合，才导致了深圳特区的经济迅速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第三，没有对外开放就无所谓真正意义的改革。对外开放既是改革的主要动力，又是改革的重要手段。正是深圳经济特区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和外部世界的参照，才推动特区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才有特区今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的建立。所以说，开放是深圳经济特区实践的主旋律和生命线，没有开放就无所谓经济特区。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其意义非同一般，因为它又是中国对外开放的一个里程碑。
四、经济特区为全国的改革开放一直发挥着试验、探路和积极推动的作用，并以自己宝贵的经验为丰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做出了贡献。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伟大的复杂的系统工程，没有现成的经验可资借鉴，需要我们在实践中具体探索如何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种问题，取得经验，由点到面，推广全国。办特区归根到底就是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新路子。邓小平反复强调：“深圳是个试验”，“经济特区还是一个试验”，肯定“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
深圳经济特区自创办以来，就勇于探索，敢于创新，率先进行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和试验，例如率先进行物价改革；率先改革劳动用工制度和工资制度；率先改革干部调配制度，通过招聘选拔各类人才；率先改革计划管理体制，减少指令性计划和实物指标；率先改革金融管理体制，设立非银行金融机构，引进外资银行；率先进行由直接调控转向间接调控的改革，实行政企分开，建立国有资产管理的新架构；率先试行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和建立董事会下的经理（厂长）负责制，率先推行企业产权和国有土地使用权的有偿转让，开辟证券、生产资料和期货等市场，加快生产要素的商品化和市场化步伐；率先进行住房制度改革；率先进行失业和养老保险及医疗保险制度的改革等。与此相适应，深圳较早地建立了各种社会中介组织，发展行业协会，扩大社会自我管理的职能和范围，并逐步建立制度化、法制化的市场经济运行机制。通过一系列体制改革和试验，深圳已率先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
正是由于深圳特区能够始终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敢于触犯不合时宜的政策法规的“禁区”；敢于闯前人未曾涉足的“盲区”；敢于闯矛盾错综复杂令人望而却步的“难区”，率先进行了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结果闯出了经济特区发展的新路子，闯出了经济特区发展的新局面，成为全国改革的综合试验区。正如江泽民同志所说：经济特区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许多方面先行一步，为全国经济体制改革深化提供了重要经验。在我国现代化建设波澜壮阔的发展进程中，经济特区的“排头兵”作用将会不断地以其特有的光芒而闪耀史册。
透过深圳经济特区改革的试验和实践，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经验和启示：第一，经济特区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干其他事业一样，一是要解放思想，二是要大胆实践。这就是这些年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成绩的关键，也是深圳等经济特区建设实践成功经验的根本点。社会主义国家创办经济特区，是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创举。没有一点敢闯敢干的拓荒牛精神是不行的。邓小平说得好，兴办经济特区是个试验，改革开放从世界角度上来讲也是个大试验。深圳等经济特区既是兴办经济特区的试验场，也是改革开放政策的试验场。经济特区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就是要为全国的改革开放杀出一条血路来。深圳经济特区自创办以来，正是始终贯彻中央的意图，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在改革开放中探索试验、敢闯敢干。经济特区改革开放的每一个重大步骤，无一不是大胆地试，大胆地闯的结果。
第二，经济特区成功的经验之一是进行了市场取得的改革。为什么经济特区一开始就走上了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之路？这是由经济特区的具体条件决定的。中央举办经济特区，一是“只给政策不给钱”，二是国家不包原材料供应，不包销产品，三是允许“跳出旧体制框架”。客观条件逼迫经济特区一开始就要通过市场寻找资金、物资等生产要素和销售产品，走市场经济的新路子。深圳经济特区，正是根据中央对建设经济特区的战略意图，独立于“现行体制之外”，在面对世界范围内多种目标模式的选择和比较中，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进行了全新的探索，率先建立了与社会主义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经济特区改革20年，可以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完善的20年，经济特区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实践说明：（1 ）社会主义不仅可以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而且可以结合得很好。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不仅是可以探索的，而且是能够成功的。（2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不走计划经济的老路而开市场经济的先河，是经济特区的成功之所在。经济特区的快速发展表明，市场经济体制是充满生机活力的经济体制，是激发劳动者积极性、创造性的经济体制，只有市场经济才能给经济高速发展、长期繁荣提供持久的动力。
第三，解放思想是用足、用好、用活政策的关键。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不仅要求我们大胆地突破和修改不合时宜的法规政策，而且要具体落实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方针政策上，落实在那些行之有效的改革开放的措施上，更大胆、更坚决、更有创造性地试验下去。能否用好政策，关键在于能否解放思想，反之，也是衡量思想解放程度的一把尺子。邓小平说得好：“不敢解放思想，不敢放开手脚，结果是丧失时机，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7页。）
第四，改革开放重在实践。深圳等经济特区的成就是干出来的，而不是争论出来的。邓小平说过：“不搞争论，是我的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农村改革是如此，城市改革也应如此。”（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4页。）“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2页。）
第五，要允许试验，允许犯错误。搞改革开放，办特区，都是试验，都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在这个过程中，行差踏错在所难免。无论成功还是失败，都是一种贡献。正如邓小平说：“不冒点风险，办什么事情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万无一失，谁敢说这样的话？一开始就自以为是，认为百分之百的正确，没那么回事，我就从来没有那么认为。”“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
五、坚持“两手抓”，积极探索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新路子，为促进两个文明全面发展起到良好的示范作用。
坚持“两手抓”、“两手硬”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观点，也是他对特区发展的殷切期望。邓小平说：“80年代初建立经济特区时，我与广东同志谈，要两手抓，一手要抓改革开放，一手要抓严厉打击经济犯罪，包括抓思想政治工作，就是两点论”。（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06页。）“广东20年赶上亚洲‘四小龙’，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他们，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注：《邓小平文选》第3 卷第378页。）
深圳经济特区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两手抓”和“两手硬”，取得积极成果。抓思想建设，做好价值观念导向，提倡“开拓、创新、团结、奉献”的深圳精神，培养和造就“四有”特区人；抓文化建设，兴建了大批基础性文化设施，使科学、文化、教育、体育、卫生等事业的发展与特区的经济发展相适应；抓法制建设，严厉打击各种犯罪活动，加强社会综合治理，维护特区的社会秩序；抓基础设施和环境建设，营造有利于生产和生活的优美、安全、舒适的城市环境，先后获得了“国家卫生城市”、“国家园林城市”、“全国双拥模范城市”、“科教兴市先进城市”、“国家环保模范城市”、“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和“广东省文明城市”等称号，成为亚洲第一个被国际建协授予城市规划奖的城市；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大力加强特区的人才队伍建设；坚持“有所引进，有所抵制”，积极引进和借鉴外来文化中的一切有用的东西；加强党的建设和干部廉政制度建设，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为特区的建设和发展提供坚强的组织保证，等等。20年来，深圳已初步探索出一条精神文明建设的新路子：在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与股份合作经济管理结合起来；在城区，精神文明建设与创建安全文明小区结合起来；在企业，精神文明建设与企业文化建设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结合起来。实践证明，坚持两手抓、两手硬的方针，使深圳的两个文明都得到了协调发展，经济与社会各项事业取得全面进步，这也是深圳特区实践成功的一个重要经验。正如江泽民同志所指出：“经济特区在抓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重视抓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也为我们在对外开放条件下保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提高人的政治、业务和文化素质，积累了可贵的经验。”
六、加强深港经济合作，在促进香港顺利回归祖国和保持香港的繁荣与稳定方面起了积极作用。
“一国两制”是邓小平提出的实现祖国统一大业的宏伟构想，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香港澳门顺利回归祖国是落实“一国两制”政策的成功典范。但是我们应看到，“一国两制”的胜利最终表现为：能保持港澳的繁荣与稳定，促进港澳经济的持续增长；能显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性，增强社会主义的吸引力。”深圳毗邻香港，处于实现“一国两制”的对接点。深圳经济特区的建立和发展，对于香港胜利回归和繁荣稳定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首先，有助于按“一国两制”模式解决港澳问题。香港回归以后，能否保持繁荣与稳定，能否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50年不变？这是港澳同胞最为关心的问题。而深圳经济特区的创建有助于消除人们的这一思想障碍。经济特区实行灵活的管理体制和特殊的优惠政策吸引大量外商港商前来投资办“三资”企业，目前深圳外资中70～80%是来自香港。这使港商切身感受到我们国家的真正开放，感受到“一国两制”的方针是实事求是的、可靠的。其次，有助于促进港澳经济的稳定与繁荣。80年代以来，深港两地充分发挥相互毗邻的独特优势，加强两地经济的联系与合作，形成优势互补、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合作态势。港澳通过深圳特区的直接和间接关系，更大程度地利用大陆的丰富资源和广阔市场，这无疑促进了港澳经济的稳定和繁荣。目前香港75%的淡水、70%牛奶、40%以上的禽类、25%以上的蔬菜是深圳供应的。再次，有助于增强社会主义的吸引力。深圳近20年来取得的瞩目成就和人民生活的普遍提高，已大大增强了港澳同胞对社会主义祖国的信心和热爱。不少香港同胞已由香港返回深圳定居兴业，为建设家乡贡献力量。据香港调查，香港居民中已有近两成愿意或打算到深圳购房定居。邓小平曾说：“听说深圳治安比过去好了，跑到香港去的人开始回来，原因之一是就业多，收入增加了，物质条件也好多了，可见精神文明说到底是从物质文明来的嘛！”（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52页。 ）江泽民同志1995年12月视察深圳时指出：“当初，我们建立深圳经济特区，一个重要的考虑，就是保证1997年香港的平稳过渡和为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创造有利的条件，起到更有力的促进作用。实际上十几年来深圳一直在积极有效地发挥这个作用。”利用经济特区促进国家的统一，这是中国赋予经济特区新的功能和新的内涵，这在国际上是一大创造，具有国际创新意义。
我们应该继续利用好经济特区这一形式促进我国区域经济乃至整体经济的发展。目前，世界经济性特区发展仍处于勃兴阶段。从量上来看，兴办经济性特区的国家和地区越来越多，兴办的数量也越来越多。从质上看，不少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性特区正在进行重组、升级，向科技性、综合性、多功能方向发展。不仅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把它作为振兴民族经济的重要手段，而且发达国家也越来越重视它的作用。仅美国就有对外贸易区400多个，科学工业园区近300个。我国的经济特区，无论是从数量上，还是从质量上，与世界上其他一些先进国家和地区相比，都有一定的差距。一方面我国五大综合经济特区发展不平衡，有的发展还不尽如人意，需要不断提升水平，另一方面我国的经济特区数量太少，分布不平衡，需要增加扩散。我国目前尽管有5个综合性特区、15个保税区、53个国家级科技产业园区，但还是太少，而且主要分布在东部地区。既然中外实践已成功证明，经济性特区是经济发展的一个有效形式，为什么不多加利用呢？我国西部开发，应该借鉴东部开发的经验，在中西部地区建立新的各种类型经济性特区。因为西部开发不可能是全面开发，只能是由点到面，通过优化局部投资环境，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发展极，从而辐射、带动中西部地区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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