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中国评论周报》（ The China Critic） 的文化价值取向——以胡适、赛珍珠、林语堂引发的中西文化论争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胡适论文,中西文化论文,周报论文,中国论文,价值取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西文化交融的结果是产生了能用英语表达、与世界交流对话的中国作者群与读者群，《中国评论周报》（ The China Critic） 便是一份由归国留学生主持的英文周刊。它是一份在现代思想史、中西文化交流史上都十分重要的刊物，刊物所建构的文字世界是两面的：世界眼中的中国，中国眼中的世界。周报的时事性与新闻性也使刊物内容游走于政治、学术、文化之间。限于时间与精力，本文仅以周报在若干中西文化论争中的言论为例，揭示它所代表的归国留学生群体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所扮演的角色及作用，以及不同留学生群体的派别差异。
一
《中国评论周报》创刊于1928年5月，终刊于1946年4月。从周报的历史看，大略可分为三个阶段：从创刊到抗战爆发，抗战时期，战后复刊到终刊。有关文化问题的论争与评论主要集中在第一时期，刊物战时主要关注的是战争、外交、国际关系问题。（注：《中国评论周报》一定程度具有同人刊物性质，虽从1928年办刊到1946年终刊编辑成员有相当的变动，但清华毕业生、哈佛留学生、江浙学者具有明显的优势，编辑多兼作者，发表相当数量的文章。《中国评论周报》首任主编是美国哈佛大学毕业生张歆海，刘大钧、桂中枢也先后担任主编。参与编辑的有潘光旦、全增嘏、林语堂、钱钟书等知名学者。潘光旦长期主持“书评”栏目介绍国外最新学术成果，尤其是国外学者有关中国问题的作品受到关注。林语堂是“小评论”栏目编辑，在刊物上发表的众多短文成为他与赛珍珠相识的因缘。钱钟书毕业后任教于上海光华大学，兼任《中国评论周报》的编辑。哲学家全增嘏也是该刊的重要编辑与作者之一。周报创刊之初，即将胡适列为名誉编辑，且主编刘大钧多次向胡适约稿。但因对南京政府压制言论自由问题上的不同态度，胡适主动辞去名誉编辑一职。）惟有中西文化交流达到一定水平与程度上，才能出现中国人主持的英文刊物，《中国评论周报》也确起到了沟通中外的桥梁作用。上海工部局所发行的《政治年鉴》曾视之为“惟一的中国人拥有的在国外具有广泛影响的周刊”。（注：" A Year' s Struggle" ， May 30， 1929， The China Critic.）刊物作为民国时期由中国学者主持的具有国际影响的重要文化刊物之地位是无疑的，是以归国留学生为主体的民国知识界与世界展开对话交流的标志性刊物之一。
协调“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致力于中国与世界之间的相互沟通与理解，则是周刊一贯追求的目标。“正如东方与西方注定要在将来相遇，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也应该相互协调”，“既然我们的出版物是用外国语言，我们自然努力地致力于增进外部世界对中国的理解，但如果不让自己的同胞更多地了解外面的世界，我们也认为没有完成自己重要的使命”，而文化评判的标准则是双重的，既以西方的标准评判中国文化，也以中国的标准检视西方文化，“因为更熟悉外国的制度和理念，我们认为让同胞更多地了解它是我们的责任，同时从西方的立场评判我们自己的制度和观念，因此产生我们对自己的文化与文明的批判。同样地，我们也力图从中国人的立场和观点以批判的目光检视西方文化，指出我们的观点对于他们的优越之处”。（注：" What We Believe" ， May 30， 1929， The China Critic.）由此，该刊标榜“客观”（ Truthfulness） 与“公正（ impartiality） 、不偏不倚。
正是这种既以西方标准评判中国，也以中国标准比较西方的双重文化比较态度，使《中国评论周报》成为超然于西化派与东方文化派的第三种文化态度或派别。他们同西化派的相同之处在于，承认中国传统文化不适应现代社会，中国文化的某些内核需要以西方文化补充、改造之，但他们反对文化采取移植性的形式，强调文化问题主要是创造、调适，而不是一味模仿。他们同东方文化派的共同点在于，强调文化交流过程中的消化、吸收问题，重视吸收外来文化过程中树立中国本位意识和主体意识的重要性。不过，他们不似东方文化派那样幻想用中国文化去拯救、拔超西方文化，而清晰地认识到中国文化在多元文化世界中处于文化混乱、文化失衡的不利状态。
西方学术界自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汤因比《历史研究》、阿尔弗莱德·韦伯《社会过程、文明过程、文化运动》等一系列文化形态学论著出版以来，对于各个文化共同体特殊性的强调与研究颠覆着学术界西欧中心主义的视角。《中国评论周报》这一派学者无疑对此并不陌生。他们这种双重标准的态度表明其文化多元主义的立场。从文化概念的人类学意义上，每一文化共同体具有其独一无二的特殊价值，有其自身无法、也不应该消灭的民族特性。不同文化的分野来自人类的族群归属感。文化意味着族群内部的亲密关系与认同感。特定的文化有其特定的语言、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群体记忆、价值观念。正是人类归属感的需要形成特定的文化认同。文化最重要的功能应是传承文明与整合社会，很难想象一个族群完全去认同另一个族群。如果说社会的政治、经济问题多遵循着进化论的线索，那么文化是积淀下来的，文学、艺术、宗教等都不能单纯用线性进化观点来加以理解。因此，《中国评论周报》所持的文化多元主义的立场符合人类文化共同体自身演进的规律。
二
从五四时期陈独秀与杜亚泉的对阵，到30年代西化派与中国本位派的争论，中西文化论争是贯穿于民国知识界的重要话题。中文世界里的争论学术界已有相当的言说，其实这场争论也蔓延到西文世界。1930年1月，因胡适的一次演讲，《中国评论周报》无意间卷入了有关中西文化的论争当中。
1930年1月下旬，胡适在美国大学妇女联合会举办的演讲中，批评人们关于西方文明是物质的、而东方文明是精神的传统说法。胡适以矫枉过正的方式，反而称中国文化是物质的，西方文化是精神的，在他看来，西洋文明具有高度的理想性与精神性。文化本身是有惰性的，持全盘西化的态度，才能成为有选择的吸收。如果知识精英持有选择的吸收态度，得到的将是守旧的抵抗，无现代化可言，故坚持中国本位就是变相的保守。在面临文化冲突时，中国需要摆脱这种犹豫和困惑所带来的不合适宜的笨拙态度。（注：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五），第611-616、第622、659、670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胡适还将日本列为学习西方的好典型。在这篇演讲中，胡适提出了“全盘西化”的口号。
周报对胡氏的观点持不以为然的态度。1月30日，周报发表《胡适博士与“精神”的西方》一文，认为西方文明主要是工业主义、物质主义的，并非建立在纯粹的理想主义和精神文明之上，西方的精神文明也不足以阻止基督教内部的流血冲突。周报强调重建本土文化的重要，“胡博士似乎谴责我国在全盘西化方面显得犹豫不决。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已经表现得很匆忙了，对西方文明常常是囫囵吞枣”，问题不在我们自己的文明如何，而在于试图抛弃中国文明的我们这一代人，“今天，我们面临的真正问题不是全盘西化，而是重新复活中华文明的精华，消化吸收西方文明的精华。”（注：" Dr.Hu Shih and the' Spiritual' West" ， Januray 30， 1930， The China Critic.）显然，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文化中的精华部分并不一定自然留存下来。在文化建设问题上，持自然放任的态度，无助于解决文化混乱、文化失衡的问题。
对周报的文章，胡适更不以为然。胡适在日记中讲：“其理论顽固可怜”，“留学生这样丢人，怎么得了！”（注：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五），第611-616、第622、659、670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胡适在致周报的回信中表示，西方文明的精神性与中华文明的唯物性并非演讲主题，建议编辑先生读一点历史，多了解一下我们的人民和制度，对传统应该抱着“坦率地承认父辈的错误”（注：" Public Forum" ， February 6， 1930， The China Critic.）的态度。回信刊登在周报2月6日的“公众论坛”栏目。
客观而论，“全盘西化”只是急于向西方学习的人们表达急切愿望的情绪性口号，表现出来只能是部分地正确、片面的深刻。从字面而言，它破坏人类自我的文化认同，有违于人类维持族群归属感的本能需要。全盘西化论也夸大了西方文化的普适性，忽视了中西文化之间严重的异质性差异。这个口号也许在西方人眼中是荒谬可笑的，只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弊害感受突出的那一代人，才能感受到其中的合理性。事实上，周报的某些见解比胡适更为深刻，如周报认为以孰为物质、孰为精神进行文明的划分，是意义不大的文字游戏；其次，日本已经走向军国主义道路，很难称得上是学习西方的好典型。胡适作为一个文化上的激进主义者，他的立论常带偏激，自然容易成为批评的对象。问题在于，以胡适为代表的西化派为何以如此激烈的言论来进行西化宣传？乃出于传统的惰性太大。这也是周报提出的问题，中国人“太过骄傲而不肯学习”（ Too proud to learn） 。因此，就学习西方这一点，周报和胡适并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周报与胡适之间的文字论争惊动了主编刘大钧。刘因此回信给胡适表示歉意：“不意今日《评论报》敝同事有与吾兄在妇女协会之讲演意见不同加以评论者，抱歉实深。研究学问固不妨公开讨论，唯弟殊觉该文未搔着痒处耳。弟在同期敝报中所著之《实业发展与资本主义》中，其用意与尊兄颇相似”，“自家人起冲突矣，亦可笑也。”（注：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五），第611-616、第622、659、670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从文字上看，刘文主要论述现代金融与实业发展的关系，但自称与胡适观点相近，也算是一种和解的姿态了。刘大钧所谓“自家人起冲突”是有一定道理的。
不过，周报的态度并非主编的一封信就能转变。2月13日，周报再次发表《民族特征与时代需要》一文。文章认为，我们祖先的某些行为结晶成为习惯，遗传给子孙后代，就会成为我们的第二天性。近年来尽管发生了许多变化，本质上中国人仍旧保持着中国人的特征。这些习惯仍旧影响着我们的感情和行为，如太过骄傲而不肯学习他人、缺乏科学精神、善于构思而鄙视实际劳作等。哲学家们对此似乎提供不了多大的帮助，除非他们能根除传统，推翻偏见，“我们希望，人们不要被我们国家正在经历的那些表面的、明显的变化所迷惑，以为我们真的在走向‘现代化’。如果我们期望自己的祖国是一个强大的、富强的、现代的国家，那么我们除了继承古老文化遗产中有价值的东西外，还必须虚心向外国学习，必须制定计划以实现我们的目标”。（注："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Needs of Time" ， February 23， 1930， The China Critic.）显然，周报强调的是，文化传统不是说抛弃就能抛弃的，改良风俗习惯是一个过程，真正的现代化需要习惯、心理的转变。对此，胡适的日记再次剪贴这篇文章，并称“这篇文字似乎还是对我说的”。（注：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五），第611-616、第622、659、670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
稍后在周报上批评胡适的观点的是潘光旦。1929年的《中国基督教年鉴》收录了胡适《中国今日的文化冲突》一文。2月27日，潘光旦在书评里点评了胡适的观点。潘区分了“全盘”（ Whole-sale） 与“全心全意”（ Whole- hearted） 的不同，而胡适笼统地用这两种提法指同一种态度。“一个人可能半心半意地接受整个西方文明，而对文化混乱的痛苦听之任之，这就是论者所认为的我们的现状。同样的可能是一个人全心全意地接受西方文化的某部分，全心全意地有选择的接受，尽管很难，却也是办得到的。笔者赞同后一种态度并希望这种态度成为主流。”（注：Quentin Pan： " Book Review" ， February27， 1930， The China Critic.）“全心全意有选择的接受”（ Whole-Hearted slective adoption） 实现的条件是一个组织良好的政府支持的知识界的推动。显然，潘不赞成全盘西化（ Wholesale Westerlization） ，但他不全是反对胡的观点，而是提出了论述上更为缜密的看法。
在此前后，周报发表相当数量的文章谈论中西文化问题，显示出折衷、调和的立场，但也并非复古或保守，相反是比西化论更为深刻的反思。比如，有的学者认为，目前的难题是，国家处于目前的状态既因我们的文明的缺陷和无能，也在于我们无法保留这一文明的精华，“最重要的是，匆忙引进许多外国观念到一个没有准备的社会，会因两类文化模式根本性的差异而产生混乱”，现代中国已经失去其遗产，尽管是不完美的，但同时并没有在外来文明基础上建立起新的基础。（注：Edward Y.Hsu： " Evaluating Ourselves" ， January 19， 1933， The China Critic.）中国的问题不是“模仿”而是“创造与调适”，现代化应是“中华民族历史特质”的现代化。（注：By Rosalynde H Chang（韩湘眉）" Mr.R.H.Tawney And Modern Education in China" ， March 9， 1933， The China Critic.）
尽管周报与胡适的观点有相当的差异，但周报也发表了高度赞扬胡适的文字。一篇为胡适辩护的文章称，胡适受到世界人民的最大尊敬，被西方认为是中国最深刻的代言人，“事实上在世界的眼中，胡适为中国所做的一切超过任何外交官、传教士、外国贷款、军队、委员会、所有的宣传家加在一起的总和。”（注：Casssandra' s Column， " In Defense of Hu Shih" ， December 1， 1932， The China Critic.伯纳迪恩·菲里茨（ Bernadine Fritz） 是唯一在《周报》办了评论专栏" Casssandra' s Column" 的外国人。1932年到1933年期间她作了半年多的栏目作者。Bernadine Fritz出生并长大于Peoria，IL依利诺州，曾在《芝加哥晚邮报》（ Chicago Evening Post） 和《纽约每日新闻》（ New York Daily News） 担任记者。1925年赴欧洲，后游历了印度与中国，1939年定居于洛杉矶。因她的好莱坞沙龙（ Hollywood salon） 而闻名，聚集了不少文学界与艺术界人士，包括许多移居美国的人。美国加州大学图书馆为我查阅了Bernadine Fritz papers（1925-1974）的内容，手稿部主任Anne Caiger女士回答了我的提问。）文章作者伯纳迪恩·菲里茨（ Bernadine Fritz） 是唯一在《周报》办了评论专栏的外国人，这位外国专栏作者把胡适受到的责备归于“嫉妒”。周报编辑对这篇为胡适辩护的文字表示同意，同时表示中国学者批评胡适的观点并非出自嫉妒，“而是就某些特定问题与人生哲学的不同意见而已”。（注：Casssandra' s Column" In Defense of Hu Shih" ， December 1， 1932， The China Critic.）
周报主要编辑之一全增嘏的观点也近于胡适的看法。全增嘏强调，民族主义正在剥落中国的民族文化。中国特色的事物正在消失，正在变得西化，包括习俗与社会关系。中国民族主义的增长将以民族文化的消失作为代价，因为民族的生存比民族文化本身更重要，家族制度、热爱和平、礼节，这些东西都不适应商业化的工业社会，“中国被迫在民族主义与民族文化之间作选择，她已经作出自己的选择”。（注：T.K.C： " The Passing of Chinese Culture" ， March 16， 1933， The China Critic.）全增嘏曾留学美国斯坦福大学、哈佛大学，抗战前后曾任《中国评论周报》、《论语》、英文《天下月刊》编辑。
虽然当时胡适对于周报的观点持不屑的态度，但实际上周报对胡适是不无影响的。受潘光旦的启发，胡适发表《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的文章，将全盘西化的口号转化为“充分世界化”。这说明，胡适的立场做了不自觉的修正，“充分世界化”从学理上的确比“全盘西化”更能立住脚。
总之，周报虽以开放的姿态发表不同意见，但其主流的看法是强调文化的传承性、调和性。面对西方文明的全方位冲击，近代中国社会已经陷于失衡状态。较之政治控制，以维系文化认同来完成社会整合，对于转型时期的社会十分重要。显然，“全盘西化”的纲领是承担不了维系文化传承的功能的。以西方文化去推翻全部传统文化，重建的中国文化只能是中国文化的西方化，而不是中国文化自身。由此，《中国评论周报》一派的学者强调文化的传承性，强调复活中华文明的意义，其认识显然比西化派更深刻。
三
20世纪30年代中期，有关中西文化的讨论因所谓“十教授宣言”有了更为激烈的争论。作为30年代论战的早期发起者，《中国评论周报》基本上没有发表什么专论参与这场讨论，周报上引人注目的话题除了对日外交外，最突出的是有关赛珍珠、林语堂作品的大量广告、书评及引发的争论，几与国外舆论同步进行。
赛珍珠是著名美国女作家，自幼跟随父母在中国长大。早在1931年7月2日的书评栏目，周报就刊登了何永诘（ Y.C.H） 介绍赛珍珠的两本近著，即《东风，西风》、《大地》。论者认为，赛珍珠的成功基于对中国普通人生活与精神状态的熟悉。王龙是中国农民的典型，大地就是中国，中国的文化与土地联系在一起，“诗一般的现实主义”，“熟悉人物典型，灵巧的结构，简洁的风格，是这两本书对英语文学世界的贡献”（注：Book Review： " East Wind： West Wind； The Good Earth" ， July 2， 1931， The China Critic.）。《大地》一书1931年春出版，很快就印刷了22版，翻译成多国文字。《大地》获普利策最佳小说奖时，周报又发表评论表示祝贺，该书有利于英语国家的人民更好了解中国面临的基本问题，使外国人了解到中国人也是普通人。（注：" Congratulations to Mrs.Buck， " June 16， 1932， The China Critic.）中国文学评论界早早地对未来的诺贝尔文学奖作品作高度评价，体现了周报主持人的审美能力与洞察力。
周报还先后组织书评介绍了赛珍珠的其他作品，如《母亲》、《异乡客》、《四海之内皆兄弟》等。林语堂为赛珍珠《水浒传》的英译本《四海之内皆兄弟》写了书评，提出几处翻译的商榷性看法，称赞“赛珍珠将汉语名著《水浒传》译成英文是她以中国的名义贡献给世界的最优美的礼品之一”。（注：Lin Yutang（ The Little Critic） " All Men Are Brothers" ， January 4， 1934， The China Critic.）另一篇文章介绍了国外文学评论界对《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各种评论，称赛珍珠发掘出施耐庵这一“中国的荷马”（注：" Dicovered： A Chinese Homer" ， January 18， 1934， The China Critic.）。
赛珍珠的作品在周报的中外读者当中引发争论。对赛珍珠作品的一个批评是她留恋中国传统而对于中国现代性变迁持反感的态度。一位芝加哥大学的留学生写了一封致赛珍珠的公开信，批评她过度热爱中国事物，不满对使中国丧失其文化特性的现代性。这种态度对处于文化冲突中的中国人将是一个误导。西方文明对于中国的影响已是无可争辩的事实，鼓励盲目抵抗是想把中国当成古玩店留存下来，这是一种抗拒社会进化的犯罪。（注：Lo Chuan Fang： " An open letter to Pearl S.Buck" ， June 23， 1932.The China Critic.）显然，这又是一个西化派的观点。
另一种批评意见是，赛珍珠过多地表现了中国人人性与家庭生活中的阴暗面，满足外国人的猎奇心理。赛珍珠对中国人家庭生活的描述是片面而不公正的，会因她的作品而失去中国人的尊敬和喜爱。彭望荃批评了赛珍珠的《儿子》一书。她认为，赛只刻画了中国家庭生活的一个侧面，而没有刻画中国家庭生活中的和谐、合作、慈爱、尊重的另一个侧面。（注：Book Review： " Sons" ， October 20， 1932， The China Critic.）赛珍珠的作品作为文艺创作的质量是无可挑剔的，但它进入读者视野时会令人厌倦，感觉情节单调，总是雷同的悲剧性人物，“中国人的生活真向卜凯夫人所描绘的那样悲剧性吗？”（注：V.T." The First Wife and Other Stories" ， November 16， 1933， The China Critic.）其他批评还包括文章中的性描写、王龙并不是中国人的典型形象、一些细节描写不真实等等。
在刊登上述批评意见的同时，周报刊登了为赛珍珠辩护的文章。伯纳迪恩·菲里茨在自己的专栏文章指出，如果文学总以道德标准加以评判，文学也就不成其为艺术了。中国人是一个高度敏感的民族。除了中国人的书评外，没有任何外国人的书评认为赛珍珠对于中国人的形象塑造是贬损的，王龙、阿兰的形象不仅仅是中国人，而且也代表了所有年龄、所有民族的农民的形象。赛珍珠不应被认为是对中国事物的无知。中国古典文学的叛逆性表明中国文学并不总是追求纯洁、正统卫道的。（注：" In Answer to Pearl Buck' s Critics" ， November 10， 1932， The China Critic.）
赛珍珠也为自己在文化问题上的立场辩护。她认为，智慧产生于承认差异性、多样性当中，真正的国际主义是尊重差异的。一致性的国际主义不过是文化乌托邦。当一个人主要是他自己，展示他自己的历史、自己的民族、自己的文化的时候，才能更多地为人类文明作贡献。她认为自己的民族主义是双重的，如果说美国是自己的祖国，赋予自己躯体，中国就是自己的父亲之国，赋予自己精神与心灵。（注：Pearl Buck， " The New Patriotism" ， October 12， 1933， The China Critic.）针对那种反对外国记者报道、描写中国社会阴暗面的声音，赛珍珠表示，那些人因以自己的国家为耻而贬低了自己的国家。为中国而羞愧的人是那种过于渺小而无法欣赏其真正伟大的人。
对赛珍珠作品引发的争论，周报发表了带有总结性的文章。人们对赛珍珠作品的批评逾出了文学范围，更多地具有道德的意味。归根到底关涉什么是美的问题。个人道德和人物的社会素质本身并不构成小说之审美，不是独立的细节而是整体的和谐构成了文学上的美感。评价外国人写的中国题材小说，我们应放下我们自己的视角，使用更广泛、更高的标准。王龙的形象使中国人进入了现代世界艺术的行列，这是最根本性的。（注：Anne K Sun： " Literary Criticism and The Good Earth" ， February 23， 1933，The China Critic.）赛珍珠真爱中国人民，而传教士只爱他们的上帝。面临现代中国的腐败和无政府状态，中国作者经常不是责备自己的人民、鼓吹全盘西化，就是掩藏那种内在意识以悠久的历史来标榜廉价的爱国主义，或者将一切责任推到外国人身上。思想上的混乱源自对中国人自身缺乏真正的了解。赛珍珠知道，中国人的真正伟大之处在苦力们、阿妈们身上。（注：" Pear Buck and Ourselves" ， April 20， 1933， The China Critic.）
也还是通过《中国评论周报》，林语堂走向世界文坛。林出生于福建一个小乡镇基督教牧师家庭，从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到清华大学任英文教员。1919年入哈佛攻读比较文学，获得文学硕士后，转赴德国，获得莱比锡大学语言学博士学位。故他能在两种文化中交流自如。赛珍珠通过周报了解到林语堂的文采，一次聚会中得知林语堂想用英文描写中国文化、中国人的打算，大力支持并促成《吾国与吾民》（ My Country and My People） 的出版。《吾国与吾民》1935年9月在美国出版，赛珍珠亲自为该书作序。仅是年9月到12月间即印刷7版。1936年9月，林语堂抵达纽约，四十年海外生涯自此开始。其文学创作也在稍后的数年达到一个高潮。
《吾国与吾民》一书的广告在《中国评论周报》上反复出现。1935年10月间的广告称该书为“这个时代中最优雅的作品。这个时代任何国家都罕见象《吾国与吾民》这样美妙而深刻的作品”，“注定要成为国际性的经典之作”（注：" New Books by Lin Yutang" ， October 17， 1935， The China Critic.）。1935年底到1936年初的广告介绍更是汇集了世界各地的评论。《芝加哥论坛》称《吾国与吾民》是“关于中国的过去与现状的最清晰而有趣的文论与分析”，《纽约人》则赞叹该书“准确、有学养、幽默、灵巧”。《纽约先驱论坛》认为：“这是一本既有思想又优雅的书，有教养的书，他对中国的感情过于深切，使他不必炫耀或道歉。”《星期六文学评论》则称赞：“他的书是用英文写成的关于中国的书的最好的一本。”《纽约时报》表示：“林语堂写的不是一本布道性的书，《吾国与吾民》是一本令人赏心悦目的书。”（注：" Lin Yutang' s New Book" ， November 7， 1935， The China Critic.）《基督教世纪报》将该书誉为“不仅是一本有关中国的伟大著作，也是一本有关生活的伟大著作”；《田纳西杂志》则称道其“宁静、文雅、智慧”的风格，《新共和》将该书形容为“一本迷人与动人交织的书”，《纽约国民报》也称其“叙说迷人且幽默”等等。（注：" My Country and My People" ， Janurary23， 1936， The China Critic.）一些外国在华报刊如《密勒氏评论报》、《上海晚邮报》、《字林西报》都强调，即使是英国、美国的作家们，也难得写出如此幽默而漂亮的文字。
与国外舆论铺天盖地的佳评和善意的建议相比，周报反映出的国内舆论对林语堂作品的批评意见就显得耐人寻味了。比如，林语堂作品中的“吾民”多是指中国的知识阶级，而不是广大的普通民众。他将中国知识阶级作为讨论的基础，而忽略了普通人。林语堂所描述的所谓中国人民的保守性也是不准确的，林语堂的书并不能帮助那些书斋中的汉学家们了解中国。（注：Yao Hsin-nung" An Open Letter to Dr Lin Yutang" ， November 14， 1935， The China Critic.）国民党官方报纸《人民论坛》（ The People' s Tribune） 则攻击了林语堂，认为林语堂向外国人暴露了中国的阴暗面，他不相信政府目前正在进行的改革，而是为日本人和反动派服务。
针对国内舆论对林语堂作品的批评，赛珍珠指出，林的著作成为畅销书不应受到谴责。中国人怎样才能在西方树立自己的形象，获得西方的尊敬，只有像林语堂、胡适这样的人才能以真实的中国来面对西方，他们才是少数值得称赞的爱国者。（注：Pearl S Buck： " Friends and Enemies of China" ， April 16， 1936， The China Critic.）
林语堂、赛珍珠在《中国评论周报》上的文字交谊，成了他们走向世界文坛的起点。林、赛都是中西文化当中的边缘人，都出身于传教士家庭。早年生活在乡土中国与成人后与西化的中国人相处的经历形成强烈的对比。就个人的西化程度而言，他们可能比胡适、陈独秀更深。但他们并不赞同西化主张，而是对中国文化抱有更多的留念，他们的作品也都受中国古典小说影响。赛珍珠以其关于中国题材的系列作品饮誉世界文坛，问鼎诺贝尔文学奖。林语堂创作大量幽默而灵性的小品，娴熟的英文与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倾慕相得益彰。林语堂、赛珍珠的作品在中西文化大冲撞的背景下也就更具有文化比较的审美意义。
四
中国如何在一个开放的世界中建构自己的本土文化，是一个历久而弥新的问题。中国近代以来有关中西文化的论争中，西化派多受进化史观的影响，侧重文化的时代性与文化变迁，倾向于文化移植性的变革；东方文化派多倾向于文化多元主义的立场，侧重文化的民族性，强调不同文化类型的差异性。《中国评论周报》的诞生，是文化从革命时期回归到建设时期的一种反映，其发表的言论也表现为对西化派、东方文化派观点的调和、折中。与五四时代《新青年》为代表的陈独秀、胡适等激烈的反传统姿态相比，《中国评论周报》所聚集的知识精英更加注重西学东渐背景下本土文化的重建问题。这些学者兼通新知旧学，既是胡适的学生，也是吴宓的学生。他们建立起双重的比较文化标准，致力于民族历史特性基础上的文化再造，堪称介于西化派、东方文化派之间的第三类态度或第三种文化派别。《中国评论周报》的观点也反映出归国留学生群体的不同派别与文化主张，其主要撰稿人的清华—哈佛背景，形成与北大—《新青年》一系文化理念上的差异。
无需讳言，这些学者坚持的是文化民族主义的立场。在西方观念世界里，民族主义是一个贬义词，但周报一直坚持民族主义对中国的正面意义。他们认为，在增进国际间的了解的同时，中国人民应该培养起民族意识，培养其民族自豪感，“但这种民族自豪感不该在于军事力量或经济实力，而在于知识的成就与对世界文明与世界文化的贡献。”（注：" What We Believe" ， January 1， 1931， The China Critic.）提倡文化民族主义的适当与不当的界限在于，是否以民族文化的特殊性抵制世界文明的普遍性价值，而对人类文化的普遍价值、普适性规范展开民族性批判。《中国评论周报》这一派学者，恰恰没有犯以民族性来裁判他种文化的毛病，他们并没有将民族性的标准放在第一位。就这一点而论，他们与胡适是一致的。他们承认，只有在中西文化的交会点比较鉴别，以开放的心态学习西方文化，中国文化才能与他种文化在多元的状态下共存互补。因此，这一派学者的文化民族主义立场是无可厚非的。
归根到底，文化是人为的创造物，文化也往往是创造出来的传统。文化交流是以本土文化为主体而吸取他种文化的有益成分以发展自身。无论是引进外来文化，还是弘扬本土文化，都需要国人的人为努力。在文化问题上采取放任主义的态度，以为全盘引进后好东西自然留存，糟粕自然淘汰，不仅西方文化的精髓无法吸收，本土文化的长处也不一定能够存留。《中国评论周报》一派的学者一再强调不要被物质层面的表面西化炫目，而是要做扎实的文化建设功夫，这种高度的文化自觉是令人钦佩的。在中西文化论争中，西化派与本土派各有其合理性，倒类似林语堂所谓的没有输羸的“方城之戏”。进一步要问的是，西化派究竟输入了多少让国人受益的西学精华，本土派又让多少国学、国粹走向了世界？与其争口角，不如各凭主张做事。胡适在鼓吹“全盘西化”之余一头扎进《水经注》中，不由得让人对他的西化姿态存疑。《中国评论周报》在知识界讨论中西文化的热浪中，与国际舆论同步宣传、讨论赛珍珠、林语堂的作品，表明他们于文化建设问题上所做的努力，不仅是简单的输入，且参与跨文化的交流，踏踏实实地进行了文化输出，且文化输出也得到国际上的广泛认同。显然，这比空泛地讨论中西文化更有建树。
此外，五四以来的中国知识界多少带有文化决定论或泛文化主义的思维方式。即夸大文化在整个社会中的作用，将诸如社会政治、经济问题，也归结到文化身上。以为解决了文化问题，就可以消除社会问题。这种文化决定主义或文化救国论，是赋予文化本身负担不了的责任。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在政治、经济利益的矛盾能协调平衡的社会里，多元的文化认同是可能的。《中国评论周报》开辟言论阵地，吸引国内各专业学科第一流的学者以英文发表其专论，探讨中国的财政、金融、经济、农业、城市化、法律、教育等各专业问题，也超越了泛文化主义的姿态。他们在文化自觉与文化自贬、文化自大与文化自信之间的超越性态度，今日看来也是理性而明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