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社会民主党创始人、国际工人运动著名活动家倍倍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主党论文,工人运动论文,活动家论文,德国论文,创始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奥古斯特·倍倍尔（1840-1913）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创始人和主要领导人之一，是第二国际时期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他本身是个工人，通过革命斗争实践和刻苦学习马克思主义，树立了坚定的社会主义信念，成长为工人领袖，为工人阶级解放事业奋斗终生。他的一生中留下大量的政论文章和理论著作，都是国际工人运动的宝贵的思想财富。
一、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创始人和领导者
倍倍尔于1840年2月22日出生在德国的科伦——多伊茨。幼年家境艰难，不得不中途辍学去当旋工学徒。学徒期满后，在莱比锡定居。从1864年起，他积极投身于工人运动。1865年，他结识威廉·李卜克内西之后，越来越多地阅读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逐渐摆脱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努力以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指导自己的活动。1867年10月，倍倍尔当选为德国工人协会联合会主席，1868年9月，在纽伦堡举行的联合会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倍倍尔起草的、以第一国际共同章程序言（马克思起草）为基础的新纲领。纲领指出，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工人阶级解放斗争的目的是要消灭一切阶级统治，而政治自由是工人阶级取得解放的不可缺少的前提。这次代表大会为在德国建立社会主义政党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在当时的德国工人运动中，拉萨尔领导的全德工人联合会也是一支重要力量。拉萨尔主张工人阶级进行政治斗争和建立独立政党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他认为在普鲁士君主国家只要争取普选权和依靠国家资助建立工人生产合作社，便可以实现社会主义，则是错误的。他在组织上宣扬个人崇拜和宗派主义，也给工人运动带来危害。拉萨尔死后，其主要继承人施韦泽继续执行他的错误路线和政策。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为了实现德国工人运动的统一，同施韦泽进行了有理有节的斗争，赢得了广大工人的拥护。1869年8月，在爱森纳赫举行的全德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宣告了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诞生。倍倍尔在会上作了关于党的纲领和组织章程的报告。纲领认为，生产资料私有制是一切奴役的基础，明确提出：必须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废除一切阶段统治，才能实现工人阶级的解放。纲领还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声明自己是国际工人协会（即第一国际）的德国支部。德国社会民主工党是国际工人运动中第一个在一国范围内组织起来的独立的社会主义工人政党，是世界无产阶级政党发展史的一座里程碑。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为创建该党所做的杰出贡献，具有深远意义。
19世纪70年代，俾斯麦政府为了镇压日益壮大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工人运动，颁布了反社会党人法（1878年）。党和工人阶级的一切组织和出版物遭到查禁，大批党员被逮捕或驱逐出境。在敌人加紧迫害的情况下，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倾向有所增长，某些领导人表现出惊慌失措，主张解散党组织。“疾风知劲草”，在关键时刻，倍倍尔显示出自己是党的真正领袖。他在党内反对党的执行委员会关于自行解散党的决定，并以执行委员会司库的身份，通过秘密的中央救济委员会，领导进行非法斗争。他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指导下，克服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的干扰，领导全党执行了把非法斗争和合法斗争、国外活动和国内活动结合起来的革命策略，使党和工会的力量在白色恐怖下不仅保存下来，而且不断发展壮大。倍倍尔领导的德国工人阶级所进行的英勇顽强的斗争，终于迫使德国国会在1890年废除了反社会党人法。
反社会党人法废除以后，党恢复了合法地位，开始了向广度和深度迅速发展的时期。无论是工人阶级政治组织，还是工人阶级的工会组织、合作社组织和教育组织，都得到了蓬勃发展。倍倍尔在所有这些领域进行了巨大的实际工作，成为最受工人群众爱戴的、党的无可争辩的领袖。在1890年的哈雷代表大会和1891年的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司库。在1892年的柏林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党的主席，此后一直连选连任，直到去世。倍倍尔是德国党内马克思主义路线的主要代表。在1891年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上，他做关于党的策略问题的报告，尖锐地批评了福尔马尔的右倾机会主义观点，促使党通过了倍倍尔起草的、确认夺取政权为党的头等重要任务的决议。在19世纪末，当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出现以后，倍倍尔又是批判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在党的几次代表大会上，他都唱主角，或做主要报告，或提出决议草案。列宁曾高度评价倍倍尔在汉诺威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和在德累斯顿代表大会上的发言，称赞它是“捍卫马克思主义观点和为工人政党的真正社会主义性质而斗争的典范。”（《列宁全集》第2版，第23卷，第388页）
二、德国第一位工人出身的议员
倍倍尔是进入德国议会的第一位工人代表，是德国党的杰出的议会活动家。从1867年起，除了1881年到1883年这一短暂期间外，他一直是德意志帝国国会的议员，直至逝世。
倍倍尔生活在资本主义相对和平发展时期。传播社会主义思想，壮大各种无产阶级组织，开展议会斗争，培养和集结工人阶级力量为未来的革命决战进行全面准备，——这些就是这个时期的特点。倍倍尔深深地理解时代所赋予的任务，从实际出发，制订出正确的斗争策略。他善于把争取社会主义最终目的与实现近期斗争目标结合起来，善于把议会外的群众斗争与议会内的合法斗争结合起来。他充分利用议会讲坛，揭露和抨击德意志帝国的军国主义、殖民主义政策；还利用议会讲坛，为捍卫和扩大工人阶级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利（选举权、结社权、罢工权等），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
倍倍尔是普鲁士和德意志帝国军国主义的不可调和的敌人。他认为：“军国主义是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必然产生的一个赘疣，社会民主党同这个制度是势不两立的，同军国主义也如此。”（[德]霍尔斯特·巴尔特尔等著《倍倍尔传》，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19页）从这种认识出发，倍倍尔提出“不给这个制度一个人，一分钱”的口号，一贯反对帝国政府关于扩充军队、增加军费和延长兵役期等等提案。在1870-1871年普法战争期间，他和李卜克内西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立场，反对普鲁士统治集团为进行普法战争而增加军事拨款，反对德国兼并亚尔萨斯—洛林。他坚决支持、热烈赞扬巴黎公社的伟大创举。1871年5月25日，即在巴黎公社惨遭镇压、公社战士血流遍地的严峻时刻，倍倍尔在帝国国会发表了抨击统治阶级，高度赞扬巴黎公社的著名演说。他说：“全欧洲的无产阶级以及一切向往自由和独立的人都仰望着巴黎。先生们，尽管巴黎公社目前遭到镇压，但不要忘记，巴黎的斗争仅仅是个小小的前哨战，欧洲的重要事业就摆在我们的面前，过不了几十年，巴黎无产阶级的战斗口号‘对宫廷宣战，给茅屋和平，消灭痛苦与懒惰！’将成为整个欧洲无产阶级的战斗口号。”（《倍倍尔文选》，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0页）在实施反社会党人法期间，倍倍尔坚决反对为推行殖民主义扩张政策服务的轮船津贴法案。20世纪初，帝国主义列强冲突事件愈演愈烈，战争危险日益加剧，倍倍尔多次在国会和群众集会上发表演说，谴责德国政府的战争政策。
尤其值得提出的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中国遭受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和蹂躏的危难时刻，倍倍尔是苦难中的中国人民的亲密朋友。他利用议会讲坛发表演说，严厉谴责德国统治集团的侵华政策，积极声援中国人民抗击帝国主义列强的正义斗争。1898年，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在国会发言，强烈谴责德国出兵侵占中国的胶州湾；1900年，倍倍尔在国会抗议德国参加八国联军，反对为此拨款，谴责德国军队在中国犯下的野蛮暴行。他在阐明德国社会民主党对侵华政策的态度时说：“同中国缔结的条约应当合理，坚守公正；必须视中国为平等的国家”（《倍倍尔文选》第466页）。他坚决反对为支持德国侵华政策而增加拨款：“出于天良，我们决不赞成为这一政策哪怕仅仅批准一个分尼”（同上，第467-468页）。在倍倍尔的带领下，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其他领导人也都行动起来，通过在国会发言、报刊撰文和群众集会演说等形式，抗议和谴责德国帝国主义的侵华政策和在华暴行。对于以倍倍尔为代表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在中华民族危难时刻所给予的宝贵声援和正义支持，中国人民将永志不忘。
三、国际工人运动著名活动家
倍倍尔不仅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卓越领导人，而且是第二国际时期享有盛名的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
在19世纪70、80年代，欧美地区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都先后建立了独立的社会主义工人政党。在群众性工人运动向深广发展和社会主义工人政党普遍建立的基础上，在恩格斯的指导下，经过拉法格、倍倍尔等马克思主义者的积极努力，国际无产阶级的联合组织——第二国际于1889年宣告诞生了。列宁说：“重新恢复起来的国际工人运动组织，即定期举行的国际代表大会，几乎没有经过什么斗争就立即在一切重大问题方面都站到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来了。”（《列宁全集》第2版，第17卷第12页）在第二国际初期的几次代表大会上，由于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努力，通过了一些符合科学社会主义原则的决议（其中包括著名的“五·一”行动的决议），为国际工人运动制订了基本正确的行动方针。倍倍尔，作为第二国际第一大党——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主要领导人，介绍了德国工人运动的经验，正确地阐明了政治斗争的策略。他头脑清醒，坚持进行两条战线上的斗争：既反对无政府主义，也反对改良主义。他对参加第二国际的条件作了准确的解释，阐明了工人阶级为了改善目前状况和为最后夺取政权作好准备，必须积极开展政治斗争的观点，促进第二国际克服“左”的干扰，作出排除无政府主义者的决议。1899年法国社会党人米勒兰未经党同意而擅自参加资产阶级内阁的事件发生以后，倍倍尔旗帜鲜明地反对米勒兰入阁。1903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德累斯顿代表大会通过谴责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决议，鼓舞了各国马克思主义者反对修正主义思潮的斗争。在1904年第二国际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上，法国社会党人盖得的提议获得多数支持，通过了以德累斯顿决议为蓝本的关于社会党策略的国际准则问题的决议。这是国际马克思主者反对修正主义斗争的重大胜利。
倍倍尔数十年如一日地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而勤奋地斗争和工作，赢得了世界各国不同肤色的劳动人民对他的爱戴和敬重。1910年2月22日，是倍倍尔的七十寿辰，全世界的无产者都在为他祝寿。这一天，倍倍尔收到来自世界各地的贺电797封，信件和明信片2000多份。为祝贺倍倍尔的生日，德国各地举行了庆贺活动，社会民主党的报刊发表了祝寿专刊。倍倍尔面对广大无产阶级群众的祝贺，激情满怀，信心百倍，他说：“我还要活到能够高举红旗带领你们冲锋的那一天”（《国际工人运动历史人物传》上册，工人出版社1988年版，第821页）
四、为宣传马克思主义作出重要贡献
倍倍尔主要是以工人领袖、革命实践活动家载誉国际工人运动的，同时，我们还必须指出，他平生也撰写了一些重要理论著作和文章，对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作出了重要贡献。
倍倍尔在1866年基本上完成了从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向社会主义者的转变，并加入了第一国际。从1868年起，他同马克思、恩格斯开始直接的通信联系，经常向他们请教革命斗争中的各种问题，获得其指导和帮助。1877年，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发表以后，倍倍尔精心研读了这部号称“马克思主义百科全书”的著作，更牢固地树立了科学社会主义世界观。因此，当倍倍尔于1880年12月第一次会见马克思和恩格斯时，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便确信，倍倍尔已完全站在了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此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倍倍尔十分信任和器重，高度评价了他的活动，恩格斯生前还指定倍倍尔作为自己的遗嘱执行人之一。倍倍尔亦不负二位导师的期望，在积极投身于革命实践活动的同时，还撰写了一些历史和理论著作，如《傅立叶传》、《妇女与社会主义》、《我们的织工如何生活》以及《德国农民战争》等。
《妇女与社会主义》一书是倍倍尔的代表作。倍倍尔称写作本书的指导思想是：“同反对妇女享有完全平等权利的一切偏见作斗争，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因为唯有社会主义思想成为现实才能保证妇女的社会解放。”（《倍倍尔文选》第10-11页）该书出版于1879年，1883年修订出第2版，后又多次修订再版，倍倍尔生前共出50版（1909年）。这本书作为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论述妇女问题的专著载入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同时也是在广大工人群众中普及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读物，在国际工人运动史上产生过深远影响，至今仍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倍倍尔是优秀的社会主义理论家。综合他的理论著述，主要阐明了以下几个基本观点：
1.现代国家的阶级本质
倍倍尔认为，国家在其本质上是阶级的国家。现代国家，不论是君主国，或是资产阶级共和国，实质上都是阶级国家，是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形式，是保护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它除了保护私有财产之外，对有产者相互之间以及对无产者之间的关系，也需要由国家的制度与法律加以调整。国家总是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不论在历史过程中财产占有取何种形态，在财产性质上，最大的财产所有者即是国家最强有力的人们，因之国家的构成非根据他们的利害不可。”（《妇女与社会主义》，三联书店1955年版，第319页）统治阶级总是凭借国家这一强力机关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因此，国家的法律和制度，必然是阶级的法律和制度。所谓“国家的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实质上就是国家所保护的阶级的利益，即资产阶级的利益。
基于对资产阶级国家阶级性质的透彻认识，在革命道路问题上，倍倍尔坚决反对那种幻想依靠国家帮助建立的“普鲁士王国政府的社会主义”，严厉批驳机会主义者用迎合现存制度代替通过革命斗争来夺取政权的政策。从对现代国家阶级性质的正确认识出发，倍倍尔领导德国党制订了反对军国主义和开展议会斗争的正确方针。
2.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
倍倍尔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学论断为依据，论述了未来社会主义的一般图景和基本特征。他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法则”之一，是社会占有生产资料，实行计划经济，人人有劳动的义务，“社会主义在‘不劳动者不得食’这一点，与圣经相同。”（同上，第381页）建立在自由平等基础上的劳动，将极大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并将逐渐消除人们的利害冲突。商品、货币、三大差别和国家，都将逐渐被消灭或消亡。由于国家消亡，一切政治机关也将被全部取消。冠冕堂皇而不值一文的议会辩论，也将消失。这一切都将让位于管理委员会或管理议员。
倍倍尔还认为，实行广泛的民主，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又一“根本法则”。他对社会主义社会的民主形态作了生动的描述。在社会主义社会，社会的一切成年男女，都有参加选举的民主权利，选举行政管理人员。而这种“建立在广泛的民主基础上的政府，和现在的根本不同”，它“并不是有统治权的政府，而是以执行行政为主的委员会”（同上，第382-383页）执行委员的主要任务是组织生产和消费。他们不是欺压百姓的特权人物，而是与人民处于平等地位的人民代表。”那时候的委员不是现在的狼虎一般的工头和监工，而是从事生产的人们自己所委托的同伴。”（同上，第385页）他们必须接受选民的监督和选择：“不论男女，适任者可以重选，不适者根据选举人的意向可以解任。”（同上，第382页）
3.唯有实现社会主义才能保证妇女的社会解放
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最早提出如下的观点：某一时代的社会进步和变迁是同妇女走向自由的程度相适应的，而社会秩序的衰落是同妇女自由减少的程度相适应的。傅立叶认为，妇女权利的扩大是一切社会进步的基本原则。恩格斯将傅立叶这一思想概括为“在任何社会中，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11-412页）。
倍倍尔堪称马克思主义的妇女问题专家，他以自己的专著《妇女与社会主义》，从历史与理论的结合上论证和发挥了傅立叶的深刻思想，揭示了实现妇女解放的正确道路。该书叙述了从上古时代到资本主义社会妇女社会地位的历史发展过程，驳斥了所谓“妇女应该永远从属于男人”的谬论，详尽分析了导致妇女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遭受社会和家庭双重压迫的原因。倍倍尔在书中阐明了妇女解放问题与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密切关系：妇女占人类的半数，只有实现妇女的彻底解放，才谈得上实现全人类的解放，因此妇女的彻底解放自然是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重要目标之一；另一方面，劳动妇女的彻底解放与整个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胜利又是不可分割的，妇女争取解放的斗争只有同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结合在一起，才能取得胜利。《妇女与社会主义》一书的核心思想是：唯有社会主义社会才能保证妇女的社会解放，只有社会主义道路才是实现妇女彻底解放的必由之路。在今天看来，倍倍尔关于妇女解放的观点仍然具有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五、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倍倍尔具有坚定的社会主义信念和崇高的献身精神，终生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奋斗不息。他始终保持工人阶级本色，主要依靠他的旋工手艺维持生活，而不要任何报酬地为党工作。严酷的战斗历程更磨砺了他的革命意志。他多次因所谓“危害国家”、“侮辱俾斯麦”、“亵渎君主”之类的罪名而被判处监禁，但他斗志弥坚，一经释放，便立即投入到革命洪流中去。他同黑暗的旧制度势不两立，决不妥协。他这样描述自己一生信守的格言：“倘若我一息尚存，还能写作和演说的话，就一定会一如既往。我愿作这个资产阶级社会和国家制度的死敌，以便破坏它们的生存条件，如果我有可能的话就消灭它们。”（《倍倍尔传》第171页）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当然，倍倍尔是经验丰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不仅敢于斗争，而且善于斗争，在革命实践中他善于把革命坚定性与策略灵活性结合起来。他坚持认为：“党的最终目的，是推翻今天的实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资产阶级社会”，“首先我们必须夺取政权并且利用政权，以便通过对资产阶级社会的剥夺也取得经济权力。”（《倍倍尔文选》第266、267页）同时，他也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革命斗争的艰巨性和长期性：夺取政权的斗争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解放的……因此我们必须寻求一些最有效和最有成果的手段。”（同上，第267页）倍倍尔不愧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掌舵人，他根据当时德国的实际情况，为党制定了一条以合法斗争和非法斗争、议会斗争和议会外的斗争相结合的策略路线，从而使革命运动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在一定时期内仍然得以发展壮大，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但是，从1908年起，倍倍尔的家庭接连遭到不幸。他本人的健康状况开始恶化，心脏病日益严重。1910年，他的妻子尤莉娅因癌症在瑞士逝世。这位工人的女儿是倍倍尔的忠实伴侣，也是他事业上的得力助手。44年来，二人相依为命，患难与共。她的逝世，使倍倍尔深感悲痛。1911年1月，倍倍尔的战友保尔·辛格尔（德国社会民主党另一位主席）逝世，使他失去事业上的左膀右臂，无异于雪上加霜。1912年初，倍倍尔唯一的女儿弗丽达又因丈夫西蒙医生过早逝世而患严重的精神忧郁症，长期住院。
一连串的不幸家事使重病缠身的倍倍尔更加重了精神负担。然而，这一切并没有压倒这位坚强的革命家。医生多次建议他长期疗养并停止议会活动和宣传鼓动工作，但他意识到自己余下的时间不多了，仍然带病从事最必需的革命工作。从1909年10月起，他开始撰写自己的生平回忆录《我的生平》，其第1卷和第2卷分别于1910年和1911年出版。该书为研究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重要活动和倍倍尔的生平事来，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材料。倍倍尔在自己生命的最后岁月里，完成了恩格斯的生前嘱托，编辑出版了（在伯恩施坦协助下）《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集》（4卷本，共收马克思和恩格斯来往书信1386件）。1913年6月，也就是在倍倍尔逝世前两个月，他还从苏黎世去柏林参加帝国国会。在他逝世的前两天，他还在为下届党代表大会作准备。尽管他已不能出席大会和亲自作报告，但他仍打算写出书面报告，分发给大会代表，真是为工人阶级解放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1913年8月13日凌晨，倍倍尔逝世于瑞士库尔附近的帕苏格。为了悼念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德国的所有城市，举行了追悼会。很多国家的工人群众用各种方式悼念他们所崇敬的工人领袖；各种文字的报纸为此出了专刊。俄国、挪威、瑞士、意大利、英国、法国、澳大利亚和阿根廷等国的工人政党和团体都发来唁电，深切悼念这位各国工人阶级的亲密朋友。在苏黎世，送葬的人群络绎不绝。倍倍尔的光辉业绩，他的英勇无畏的战斗精神和崇高的革命品德将永远留在世界各国人民的心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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