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敌后游击战述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游击战论文,敌后论文,国民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抗日战争中，国民党军队除在正面战场进行正规战外，还在敌后战场开展游击战。国民党军队的敌后游击战在配合正面战场，扰袭日军后方，牵制、消耗敌人上发挥过积极作用。由于国民党对敌后游击战的战略作用缺乏足够的认识，因而在战略战术、根据地建设、技战术素质及政治心理素质等方面都不能适应敌后游击战的要求，加上其军队自身的腐败，导致战斗力愈益下降、游击区不断缩小，作用日趋降低。
关键词 抗日战争；国民党；敌后游击战
抗日战争中，国民党军队在两个战场上以不同的方式对日作战，在正面战场运用正规战，在敌后战场进行游击战。对国民党敌后游击战的研究，有助于了解敌后战场的抗战和抗战全貌。笔者就接触到的资料，对这一问题作一简要评述，不对之处，请批评指正。
一
国民党开展敌后游击战的决策，是在正面战场迭遭败绩和八路军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的情况下作出的。随战线的延长，国民党对游击战日趋重视。
芦沟桥事变爆发后，国民党统帅部于7月11日至8月12日召开会议，研讨对日作战方略，中共领导人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应邀参加会议。8月11日，周恩来、朱德在会上提出，为维持战略持久作战，在“战术上应采取攻势”，在部署上不宜实行正面消极防御和一线配置，而应将主力置于敌之侧后，“由阵地战转为平原与山地之扩大运动战”，在正规战之外，还须采用游击战术“牵制敌人不能不以大量兵力守其后方”[1]。中共的建议未引起统帅部应有的重视。蒋介石出于种种考虑，调集70余万精锐部队在淞沪狭窄地带与敌展开带有决战性的阵地战，其结果是众所周知的。
陕北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开赴华北抗日前线，配合正面战场作战。太原失陷后，八路军深入敌后，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开辟敌后战场，极大地牵制了敌人的进攻。与此同时，正面战场在日军的打击下节节失利。八路军游击战的成功，给坚持抗战的国民党人以很大鼓舞。当时，国民党内一些将领也认识到游击战是对付日军的有效战术，主张仿效八路军。胡宗南讲：“要打日本只有采取八路军的办法。”关麟征也说：“只有用红军打我们的战术，才能打倒日本。”[2]国民党统帅部遂对敌后游击战刮目相看，决定调整战法。
1937年冬，国民党在武汉召开军事会议。军委会副总参谋长白崇禧建议，在战术上“应采游击战与正规战配合，加强敌后游击，扩大面的占领，争取沦陷区民众，扰袭敌人，使敌局促于点线之占领。同时，打击伪组织，由军事战发展为政治战、经济战，再逐渐变为全面战、总体战，以收‘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之效。”[3]白的建议为蒋介石采纳。军委会遂作出开展敌后游击战的决策，并对开展敌后游击战，建立根据地致电各战区：“我为长期抗战，应一面于交通要线上，纵深配备有力部队，增加抵抗力，一面于广大地域行游击战”，“各战区于指定根据地，应先派遣干部视察地形，构筑工事，集积粮弹，设备联络方法，以期随时独立作战。”[4]
经过几次会战，蒋介石也认识到，仅有“硬性”战法是难以克敌的，必须伴以“柔性”战法。1938年1月13日，他在对第五战区将士训话时指出：“我军战法，应于硬性之外，参以柔性，务在交通线上配置有力部队，使任正面阻击战斗，同时以军队联合有组织训练之民众，施行游击，以牵制破坏敌之后方，前呼后应，敌如攻我正面，则游击队由各方进攻，敌如攻游击队，则不与决战，以收长期抗战之效。”[5]徐州会战中，蒋介石在此思想指导下，亲自部署敌后游击。5月13日，致电李宗仁、白崇禧速派正规部队到大砚山附近及新泰、莱芜建立根据地并实施游击[6]。18日，又指示石友三部到敌后扰袭，施行游击[7]。对国民党政府重视游击战，《新华日报》于2月15日发表评论说“自从最高统帅部整饬前线以来，我军战略战术的确有了许多改变和进步”，“我们的战略方针已表现出以运动战为中心，配合阵地战辅之以游击战。”[8]
武汉会战后，日军随占领区的扩大和兵力消耗，将“速战速决”战略改为“以战养战”。国民党统帅部为加强敌后争夺，愈益强调游击战在抗战中的地位。11月25日，蒋介石在南岳军事会议上提出：“政治重于军事，游击战重于正规战，变敌人后方为其前方，用三分之一力量于敌后。”[9]根据蒋的提议，最高统帅部制定第二期作战指导方案规定：“国军应以一部增强被敌占领地区内力量，积极开展广大游击战，以牵制消耗敌人”[10]，并规定各战区游击区域。
迄1938年底，在敌后进行游击的武装达60—70万，其中正规军约30万。
为加强敌后游击战，1939年春，国民党统帅部变更战斗序列，特设冀察、鲁苏两个战区。为加强战地政务，设立战地党政委员会，各游击区设立分会或区会，由战区最高军事长官兼任主任委员，实行党政军一元化领导。
为使各战区掌握游击战要领，南岳军事会议决定举办游击干部训练班。1939年2月15日，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宣告成立，由汤恩伯任主任，叶剑英任副主任。未几，改由蒋介石兼主任，白崇禧、陈诚为副主任，汤恩伯、叶剑英为正副教育长。学员都是国民党军队中营以上军官。中共还派李伯崇、边章五、李涛、薛子正、吴溪如等担任教官，讲授游击战问题。在各战区，国民党也办过游击训练班，聘请共产党人帮助培训游击干部。1939年冬，军训部长白崇禧编成《游击战纲要》，印发至各战区及军事学校作为讲授游击战的教材。该书对游击战的政治、组织及作战要求、根据地创设、作战要诀与战斗要求、游击战后勤保障等均作具体规定，成为开展游击战的指南。
二
在国民党军事当局的倡导下，敌后游击战由自发转为有组织、由零星转为相当规模，一度开展得颇具声势。下面对各战区开展游击战的情况作一概要介绍。
第一战区。1937年10月，国民党华北主力部队撤守山西，该战区开始游击战。在冀南，宋哲元将河北省两个旅的保安队改编为181师，留在该区开展游击。原晋军将领张荫梧组织河北民军，继被国民党军委会委为河北民军总指挥，统率河北民众武装。1938年春，该部深入冀中，在安国、博野一带游击，曾击败日军一个联队。在冀西，战区司令长官程潜任命第52军军长孙殿英为冀西游击司令。孙部迭次向邯郸、磁县游击，一度深入磁县附近机场，毁坏日机多架。为巩固冀南和太南地区，1938年2月，军委会又派95师北渡黄河，到冀南一带游击，以掩护太南地区国军补给线。
华北沦陷后，各地民众抗日武装蜂起，国民党亦陆续派遣正规军深入华北开展游击战。至1940年，该战区由正规军和地方抗日武装组成的抗日游击纵队、游击支队、自卫军等近70支，遍布战区各地[11]。
1937年10月初，日军进攻山西，蒋介石派卫立煌部增援。太原、长治失陷后，卫立煌部退入晋东南山地开展游击战，建立了以中条山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日军为摧毁它，曾调集重兵发动13次围攻，但始终未能得逞。1941年5月上旬，日军纠集10余万兵力，兵分三路，采用钳形与中央突破战术，由东、北、西发动进攻。由于第一战区疏于防守，在日军进攻下节节失利，部队败退到晋东、晋中山区继续游击。中条山游击根据地丧于敌手。
中条山失守后，与其唇齿相依的太行山即呈孤立。1943年4月上旬，日军调集5万余兵力，在30多架飞机支援下，向太行山根据地发动进攻。第24集团军总司令庞炳勋指挥李振清第40军于林县、孙殿英新5军于临洪、刘进第27军于陵川迎敌。孙殿英、庞炳勋先后战败被俘，余部继续在太行山游击。7月，日军再度进攻，刘进率部在陵川御敌，遭重创后于8月上旬南渡黄河，被迫放弃太行山根据地[12]。
第二战区。1937年11月上旬，太原失守。国民党军事委员会鉴于山西战略位置重要，命该战区部队转入山区，开展游击战和阵地战保卫山西。年底，阎锡山把山西划为7个游击区，将正规军分散于各区游击[13]。
徐州会战时，第二战区为配合作战，决定收复晋东、汾西、晋北。在晋东，经长治、高平、晋城之役，将敌击溃，5月1日收复晋城。在晋南，自5月初起，以主力攻击曲沃、侯马，以一部扫荡晋南三角地带及临汾以南同蒲路沿线之敌，至6月中旬相继克复平陆、芮城、风陵渡、永济、禹门诸要地。在汾西，至5月中旬肃清蒲县、黑龙关之敌后，仅汾阳、离石、中阳一带尚有敌109师团一部。在晋北，傅作义部相继克复偏关、清水河及和林格尔等地。5月底6月初，敌兵分三路会攻偏关，傅部一度退出，继与何柱国、门炳岳部合力围攻，再度收复偏关[14]。
南岳军事会议后，阎锡山在五龙宫召开高级将领会议，商讨持久抗日之策，决定以太行山、中条山、吕梁山、五台山、恒山等山脉为屏障，把二战区建成稳固的抗日根据地[15]。
1939年4月，二战区发动“春季攻势”，分兵出晋南三角地带、静乐、宁武、离石、中阳、榆次、介休、朔县、代县等地，至5月中旬，攻克日军据点及破坏道路多处。7月，日军欲打通白晋公路，以4个师团的兵力攻击晋南。为避敌锋芒，二战区将主力向山地转移，当敌人沿白晋公路进至晋东南时，遂侧击长治、高平、晋城、屯留、沁水等地日军，并攻占董封镇、阳城、沁水、沁源等城镇。
1939年底，蒋介石令第二战区发动“冬季攻势”。根据蒋的命令，阎锡山下令卫立煌在南路、朱德在东路、陈长捷在西路、赵承绶在北路指挥所部向晋南三角地带日军发动进攻。其中，东、南两路攻袭日军持续3个月之久，毙伤日伪军逾万名。
1942年2月，日军为夺取晋西，调集五六万兵力围攻吕梁山根据地，第二战区经过3个月的顽强奋战，终于挫败了敌人的计划。
第三战区。杭州沦陷后，蒋介石为指导该地区的游击战，特委黄绍竑为浙江省政府主席兼第三战区游击总司令。黄上任后又组织抗日自卫团，自兼总司令[16]。1938年1月下旬，日军第13师团向蚌埠进攻，第三战区为牵制日军于防地，以主力向杭州太湖之间、宣城南京之间、芜湖贵池之间大举游击，进行大小战斗数十次，曾一度攻克富阳、海宁、海盐、安吉、当涂、宣城，予敌以重大打击[17]。
武汉会战时，该战区编组特种部队，向皖南长江沿岸游击，袭击日军运输船只及军舰。日军占领武汉后，第三战区为截断日军长江运输线，1940年4月，第32集团军第147师组成若干游击支队、潜往皖南敌之重要据点，并在长江布置水雷、施放漂雷，袭击敌舰及运输船只，还奇袭马当要塞，全歼矶田守备队一部，焚毁敌人司令部与弹药库后安全撤出[18]。
在正规军进行游击战的同时，该战区地方抗日游击武装也很活跃。1937年底至次年2月，仅浙西就先后组建各种名称的抗日游击武装54支。他们战术灵活、出没无常，活动于杭嘉湖、沪杭铁路、京杭国道、天目山南北广大地区，打击日伪据点，破坏道路通讯。仅1938年，浙西游击队进行200余次重要战斗，消灭敌人9700余名[19]。被敌人视为心腹大患。日伪曾进行多次报复性“扫荡”，给游击队造成很大困难。但他们在艰苦的环境下仍坚持游击，直到抗战胜利。
第五战区。抗战之中，五战区辖区迭有变更。抗战之初，山东、江苏属该战区。日军入侵山东后，范筑先在鲁西领导地方民众抗日武装开展游击战，打击敌人。在鲁北，秦启荣于1937年11月组织“鲁冀边区游击司令部”，后转至沂水、莱芜游击。该战区开展游击最为持久、著名的为大别山游击区。武汉会战时，军委会即对第五战区的游击战作了部署：“应指定十二个师以上兵力，在大别山分区设立游击根据地，向安庆、舒、桐、合、六及豫东、皖北方面挺进游击，尤须积极袭击沿江西进之敌。”[20]武汉失守时，李宗仁派廖磊率第21集团军开进大别山游击[21]。廖驻节立煌（今金寨县），并在皖东津浦路之五河、皖北周家口、鄂东麻城开辟游击区，形成以立煌为中心，拥有豫鄂皖三省20余县地域的大别山游击根据地。为加强地方游击力量，他令各县建立国民团，规定凡18至45岁男子，均得参加，接受训练，学会游击，保卫桑梓。他主政期间，该部与地方团队多次向平汉、津浦两线南段出击，还进出皖中、皖北，扰袭敌人。1939年5月，第48军176师师长区寿年率主力与林士珍游击队协同奇袭安庆，攻入城内，与敌激战数小时，焚毁敌粮弹仓库后撤回原防[22]。
1940年5月，日军发动枣宜会战。李宗仁令大别山游击军兼总司令李品仙辖21集团军、豫鄂皖边区游击部队，“除对沿江敌据点及交通并淮南路之敌时行袭击外，以有力部队对平汉南段之敌攻击，威胁敌后方”[23]李品仙亲率第7军及游击队游击黄陂、孝感敌人后方。各部分头出击，予敌以很大打击。
1941年9月，日军第二次进攻长沙，大别山游击区奉军委会之命派48军一部协同豫南游击纵队进攻信阳，第7军一部会同鄂东游击队向礼山、花园方向出击，威胁平汉线；第48军袭击长江沿岸据点，封锁江航；驻皖东171师配合地方游击武装袭扰津浦线南段。
1942年12月18日，日军第11军司令官冢田攻由南京飞往汉口，途经鄂皖交界的太湖县上空时，被48军138师高炮部队击中，冢田攻等机上人员全部毙命。日军为报复及寻觅冢田攻尸骸，以重兵扫荡大别山。李部久居山中，将骄兵堕，战斗力下降。在敌人进攻下，麻城、黄冈、蕲春、浠水、广济、英山相继失守，次年元月2日，立煌弃守。第五战区调集第7、39、84军主力反击，日军不支而退。1月中旬，大别山根据地恢复战前状态。
鲁苏战区。1939年3月，该战区成立，国民党最高统帅部规定其任务是：“应于鲁南山区及苏北湖泊地区建立游击根据地，展开广大游击战，重点指向津浦、陇海、胶济各要线，尽量牵制消耗敌人。”[24]为便于游击，战区总司令于学忠设立鲁南、鲁东、苏北三大游击指挥部，还将山东分散的游击队改编为10个游击纵队[25]。该战区成立之初，对日游击较积极。1939年6月初，日军由胶济、陇海、津浦路进攻鲁南游击根据地。第57军111师在临沂、112师在费县、第51军114师在蒙阴、第50军113师及新4师在诸城、沂水等地顽强抵抗来犯之敌，毙伤敌人5000余名。10月初，华北、华中之敌合击苏北，韩德勤部在头涵洞、泾河镇、盐城、高邮、盱眙等地拒敌。在优势敌人的进攻下，韩部向淮安以东转进，并乘虚袭击敌后，一度克复高邮、宝应、蒋坝、盱眙等地。此次战役，敌人虽打通了运河航路及通海公路，但两侧仍为韩部控制[26]。
1939年2月，日军进攻海南岛，第四战区琼崖保安司令王毅以五指山为依托，在极艰苦的环境下，率部坚持游击战6年多时间。第九战区以大云山、岷山、九宫山、庐山为根据地坚持游击战直到抗战胜利。
除陆军开展游击战外，国民党海军在长江中游也开展游击战。武汉失守后，日本海军深入长江中游活动，为打击日军长江水上运输线，国民政府指示海军“在长江各段实施水上游击，发挥敌后优势，以遮断敌水上交通为目的，袭击其舰艇及运输船只为手段，作无定时无定地之钻隙踏虚布雷。”[27]1940年1月20日，长江中游敌后布雷游击队成立，以芜湖至湖口为第一布雷游击区。未几，又组建湘鄂布雷游击队和4个挺进布雷队，将鄂城至九江段划为第二布雷游击区，监利至城陵矶段划为第三布雷游击区。布雷游击队出没无常，采用灵活战术，利用熟悉的地形和群众的拥护，在长江运输线上布雷袭击敌舰，使日军防不胜防。为此，日军曾采取措施，规定运输船、商船出航由军舰护卫，禁止集结行驶和夜间行驶，通过布雷游击区须加速行驶等。但日军舰只仍屡遭袭击。迨抗战胜利，布雷游击队共布雷1500余颗，炸沉敌人大小舰船135艘，毙伤敌官兵5000余名。
三
国民党军队开展敌后游击战的目的，在于配合正面战场，扰袭敌人后方，牵制、消耗敌人，扩大面的占领，使敌局促于点线。从实施结果看，曾达到这一目标。
从配合正面战场看，多数战区的敌后游击战，在战略和战役上都配合过正面战场，给正面战场不同程度的支持。毛泽东指出：“整个游击战争，在敌人后方所起的削弱敌人、钳制敌人、妨碍敌人运输的作用，和给予全国正规军和全国人民精神上的鼓励等等，都是战略上配合了正规战争。”[28]无疑，国民党军进行的敌后游击战也包括在内。在战役上，临沂战役时，当张自忠、庞炳勋在临沂与日军第5师团戮力苦战时，当地游击武装挺进敌后，主动出击，扰袭敌人，破坏敌人补给线，迫敌放弃潍台公路，其后攻击曲县、泗水，为临沂之战的胜利创造了条件。台儿庄战役中，日军之所以不能从别处抽调兵力支援，即如陈诚所说的“此盖我国自采用游击战以来，各处围歼其小部，袭攻其后方，即如山西境内，我方有二十万之游击队，遂使敌五师团之众，只能据守同蒲路沿线，不敢远离铁道一步。其他平汉线，以及江北、江南、浙西各战场，均自顾不暇，遑言抽调，以远水救近火乎？”[29]毛泽东也认为“整个华北五省的游击战争，对于配合鲁南我军的战役作战，也尽了相当的力量。”[30]三次长沙会战时，第九战区游击武装大肆游击，协助野战军将汨罗河南北公路悉数破坏，使敌人辎重车辆无法通行。枣宜会战时，大别山游击部队“自5月中旬在广水、信阳一带京汉铁路进行游击活动”，并渡过汉水在日军第13师团警备地区与日军“反复进行争夺战”[31]，“截断平汉路，威胁及破坏敌人后方，使敌补给联络发生极大困难”[32]。
从牵制敌人看，自国民党统帅部作出游击战决策，倡导敌后游击后，国民党投入敌后的兵力鼎盛时期达到100余万，先后开辟山西、浙西、大别山、海南、冀察、鲁苏等游击区。敌后游击区的建立与游击战的开展，严重威胁日伪统治。并且，游击区多处于战略位置重要之地，如第一、二战区在太行山、吕梁山、中条山，第三战区在天目山，第五战区在大别山，第九战区在庐山、大云山、岷山等，它们进可攻，退可守，直接威胁敌之要害部位，迫敌以重兵防守，第二战区在晋南会战后“牵制着日军约7个师团之兵力于晋绥地区”[33]，卫立煌部在中条山时“牵制着日本军三个师团”[34]。日军占领武汉、广州后被迫停止战略进攻，固然有其兵力不足、国际国内矛盾制约，中共敌后战场开辟等多方面原因，也与国民党敌后游击战的开展不无关系。
国民党敌后游击战的开展，保证了国民党政权在敌后游击区的有效运行，维系了沦陷区的民心。它使处于日本铁蹄下的民众看到，日本并没有灭亡中国，其野蛮残暴统治，并不能扑灭中国的抗日火焰，其“速战速决”战略已经破产，已深陷中国抗战的泥沼之中。同时，敌后游击战的开展，破坏敌人的交通、通讯、仓库、工厂、袭击敌伪机关，打得敌人不得安宁，连侵华日军陆军大将冢田攻和海军大将大角岑生都丧命于他们的炮火之下。敌人在游击战的困扰下，没有安全感，神经处于极度紧张状态之中，视游击部队和游击区为心腹大患。但无论是大规模的治安肃正战，拉网扫荡，或小股进剿，都难奏全功，只能局促于点线的占领。敌人称“大别山为南京之盲肠”[35]就是其无可奈何的心理独白。
值得一提的是，国民党敌后游击战在不同时期，其作用是不同的。抗战初期，国民党政府抗战比较积极，在敌后的游击部队比较活跃，为策应、配合正面战场作战，不断出击，牵制、消耗敌人，较好地发挥了作用。相持阶段到来后，随日本帝国主义对华方针的改变，国民党政府的抗战指导思想亦逐渐发生变化，对日作战由积极逐步走向消极。国民党军队在对日军发动“有限度攻势”的同时，对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和抗日武装的“限、防”提上日程。在此思想指导下，国民党敌后游击部队有的充当蒋介石反共磨擦的急先锋，如第二战区的阎锡山、冀察战区的鹿钟麟、鲁苏战区的韩德勤等秉承蒋介石的旨意，不积极对日游击，向日军收复失地，反而“同室操戈”掀起第一次反共大磨擦。在中共抗日武装的反击下，阎锡山“赔了夫人又折兵”，鹿钟麟、韩德勤也是损兵折将丢地盘，两部基本丧失作战能力。其后，鹿、韩两部在日军打击下，溃不成军，冀察、鲁苏两战区名存实亡。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蒋介石认为美日开战，日本必败，中国得救，遂采取单纯防御、保存实力、等待胜利的方针，对日作战更趋消极，敌后游击区只有零星的游击战，多数处于“游而不击”的苟且图存状态。有的在日军打击下屈膝投降，如太南孙殿英、庞炳勋，鲁苏孙良诚、吴化文、荣子恒、厉文礼等。敌后游击区大大缩小，其作用大为降低。
四
抗日战争中，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与部分国民党武装同在敌后开展游击战，而结果殊异。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后，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战，由小到大、由弱变强，先后开辟了晋察冀、冀中、晋绥、晋冀鲁豫、山东、华中、华南等抗日根据地，相持阶段到来后逐渐成为抗日的主战场和抗日的中流砥柱。而敌后国民党武装则恰好相反，实力不断削弱，游击区不断缩小，作用日益降低。究其原因，除国民党军队的腐败，反共内耗，高级将领的投敌外，从游击战本身的要求来分析，其结局是必然的。
第一，从战略战术来看，中国共产党认为，抗日战争中，正规战是主要的，游击战争是辅助的；敌后游击战不仅是个战术问题，更重要的是战略问题，它在整个抗战中的地位仅次于正规战，没有它，抗日战争就不能胜利。因此，抗日游击战争“主要地不是在内线配合正规军的战役作战，而是在外线单独作战”[36]。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一切行动立于主动地位。国民党军事当局虽然逐步认识到敌后游击战的重要性，甚至提出“游击战重于正规战”，但始终未提到战略高度，蒋介石认为：“所谓游击战，实在是正规战之一种。”[37]在作战中，过多强调与正面战场的配合，而忽视了各战区在敌后“主动”、“独立”地开展游击战。在战术上，《游击战纲要》规定，游击战“力求主动与机动”，“运用敌进我退，敌退我进，敌驻我扰，敌疲我攻，声东击西，避实击虚，乘敌不意，出奇制胜之妙诀，以达成扰乱、破坏、牵制、消耗敌人实力之目的。故竭力避免攻坚，打硬仗或死守”[38]，不打无把握之仗，不与敌人拚消耗。在实际作战中，却违反上述战术原则，而是沿用正规战战法，集中兵力，分兵把口，打阵地战，打硬仗，拚消耗。这种死打硬拚虽给敌人一定打击，但在消耗敌人的同时也消耗了自己，由于得不到及时整顿补充，活动地域不断变小。
第二，从根据地建设来看，由于抗日战争的长期性和残酷性，在敌后开展游击战，没有稳固的根据地是不能长久的。毛泽东说：根据地是“游击战争赖以执行自己的战略任务，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目的的战略基地。没有这种战略基地，一切战略任务的执行和战争目的的实现就失掉了依托。”[39]而“一切游击战争的根据地，只有在建立了抗日的武装部队、战胜了敌人、发动了民众这三个基本的条件逐渐地具备之后，才能真正地建立起来。”[40]国民党政府也认识到“根据地为我机动战之策源地，持久战之堡垒”，并要求敌后武装“竭力与民众合作”，“患难与共”，“爱护民众并组织而训练之，使由近亲而信仰而合作，积极以参加作战，消极使之不为敌用。”[41]国民党向敌后派遣的一些部队，曾进行过英勇作战，但由于不敢发动民众，武装民众，有的甚至压迫民众，当然不可能建立稳固的根据地。“抗日游击队如果脱离民众，得不到民众的拥护，就休想在敌人远近后方存在，它迟早会被敌人消灭。”[42]事实正是这样。抗战初期，沦陷区民众对国民党政府寄予厚望，在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支持敌后武装、各种自发组织的民众武装大多接受其领导、指挥，但敌后国民党政府及军队视自己为沦陷区民众的救星，其固有的压迫人民的作风很快暴露，贪污腐化成风，横征暴敛愈演愈烈，如李品仙在大别山游击区巧立名目，搜括民财；阎锡山在山西滥发晋钞，沈鸿烈在山东滥发“民生券”，弄得物价飞涨，民怨沸腾。其游击队有的“抗敌不足，殃民有余”，有的“游安全之区，击无辜之民”[43]，老百姓称他们为“游吃队”。沈鸿烈、秦启荣在游击区内纵兵抢劫，无恶不作，百姓畏如虎狼。在敌后的国民党游击武装，“由于反人民的结果，经不起敌寇‘扫荡’，1941年崩溃于中条山脉，1942年又在浙赣间崩溃，1943年又在山东崩溃”[44]。
第三，从素质来看，在敌后开展游击战，处在强敌包围之中，环境险恶，任务艰巨，它要求官兵具备良好的技战术素质和政治心理素质，坚定必胜的信念，协调一致，奋发淬厉，灵活运用游击战的战术原则，扰袭、破坏、消耗敌人，保存和发展自己。然而，派往敌后的国民党军队，对游击战很陌生，技战术素质比较差。有的将领或领教过红军的游击战，或接受过游击战培训，但对之缺乏“普遍与深刻之研究”[45]，“没有优良的指挥技能”[46]。一般官兵从未打过游击战，缺乏实战经验，更没有掌握游击战的要诀，因而在战斗中不能熟练运用游击战的战术原则克敌制胜。同时，国民党军队派系复杂，各部间互存戒心，麻木不仁，保存实力的现象很普遍，缺乏协同作战和牺牲精神，难于达到战斗目的。政治素质也一样。国民党军队以前是各派军阀争权夺利的工具，有的官兵只知有长官而不知有国家，参加抗战而不明抗战之大义。为改变这种状况，国民党政府提出要通过开展政治宣传，“使部队与民众明了抗战之意义而忠勇奋发，彻底合作，以争取军事政治之胜利”[47]，并要求加强政治工作，但徒有虚名。在敌后的国民党将领，心理很复杂，在蒋介石国民党消极抗战思想的影响和正面战场失败阴影的笼罩下，加之环境残酷，对坚持敌后游击缺乏必胜的信心，有的偷生自私，保存实力，不主动游击，有的临阵退缩，在所谓“曲线救国”的理论掩饰下，大批投敌。这样国民党敌后游击武装越战越弱，游击区愈来愈小，作用日益降低也是势所必然。
收稿日期：1996-03-08
注释：
[1] 陈诚：《八年抗战概要》，转见《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战场史料选编》，第一册，第7页。
[2] 魏宏运：《抗日游击战争推动了抗日战争的历史进程》，载《光明日报》1991年10月23日。
[3][18][22][35][38][41][45][47] 《白崇禧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5月第1版，第303、294、290—291、292、308、305、301、307页。
[4][5] 《抗日战史·徐州会战（一）》，第13、16页。
[6][7]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二编，作战经过（二），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中央文物供应处编印，第258、264页。
[8] 《论目前战局》，载《新华日报》，1938年2月15日。
[9][14][28] 何应钦：《日军侵华八年抗战史》，黎明文化事业公司出版，第268、83—84、271—274页。
[10][20]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8月版，第32、661页。
[11] 《1939—1940年国民党各战区敌后游击队序列》，《民国档案》，1990年第3期。
[12]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二编，作战经过（四），第156页。
[13] 潘荣、肖前：《抗日战争中的敌后国民党军》，载《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4期。
[15] 《抗战八年第二战区军事概况》，第20页。
[16] 王俯民编著：《民国军人志》，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10月版，第504页。
[17] 虞奇：《抗日战争简史》上，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5年7月版，第289页。
[19] 江浩：《抗战中之浙西》，第16页。
[21] 《李宗仁回忆录》下，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10月版，第759页。
[23][32]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8月版，第937、969页。
[24] 蒋纬国总编著：《抗日御侮》，第3卷，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8年8月版，第145页。
[25] 胡初萌、少卿等：《东北军名将于学忠》，载山东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山东文史集粹·军事卷》，第368页。
[27] 国民政府海军司令部：《海军战史(1937.10—1941.10)》，第35页。
[28][30][36][39][40]：《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416、417、405、418、424页。
[29] 《陈诚部长谈台儿庄会战经过》，载《新华日报》，1938年4月13日。
[31][34] 日本防卫厅编：《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3卷，第2分册，第29、132页。
[33] 蒋纬国总编著：《抗日御侮》第6卷，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8年8月版，第69页。
[37] 《蒋总统集》第1册，第996页。
[42][44] 《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8月版，第35、147页。
[43] 冷欣：《参加抗战到目睹日军投降》，载台北《传记文学》，第5卷，第1期。
[46]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二编，作战经过（一），第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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