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援儒证佛到出佛归儒——抗日战争期间废名思想的转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抗日战争论文,思想论文,援儒证佛到出佛归儒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022X（2007）06-0091-03
废名自幼深受故乡浓厚的佛教文化熏习，平生曾与僧人交游，师友之间亦有熊十力、周作人、俞平伯等人可与谈佛论道，并有佛学著作《阿赖耶识论》传世，在思想理路上废名的理想状态应该是沿袭其所崇尚的程朱理学的思想路数，游走于儒佛之间，“半是儒家半释家”。然而，1937-1946年，抗日战争爆发，10年的乡村避难生活改变了废名的人生轨迹，也转变了废名的思想走向，使其最终由援佛证儒、会通儒佛而至出佛归儒，在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体认与自我人格的塑造中，确立了儒家思想的中心地位。
1937年以前，废名的人生状态是“现代都市里的知识分子”。战争爆发后，废名从北大书斋回到黄梅乡间，从终日诗书做伴到天天准备跑反，乡村的避难生活迫使他放下了手中的书本。然而，十分可贵的是，废名并没有如人们想象的那样过起山中隐居的生活，而是捧起了中国民间社会这本大书，向民间学习。
求知问学于民间，首先颠覆的是知识分子千百年来诗书唱答的生活方式，同时也拷问着新文学作家废名的人生价值观。15年前，废名由黄梅乡村考入北大外语系，一路追寻新文化运动之曙光，并在周作人的欣赏与提携下，成长为成就不俗的京派文学作家。15年后，战争阻断了废名在京城的发展，命运以逆转的方式，让废名踏上了北京到黄梅的返乡之路。尽管当时京城师友亦各自离散，一部分人正在去往西南联大的途中。但是，知识分子个体生命的放逐与学院空间集体精神的迁徙有着本质的不同。在西南联大，战时知识分子的学院空间并未瓦解，精神家园依稀可寻，但在湖北黄梅，废名留给京城师友的却是一个孤冷的背影。这背影一去十载，引人无限唏嘘感慨。然而，最当有世事沧桑之感的废名本人，却未在感慨中虚掷杂渔樵耕夫以处的10年光阴，他在抛却了都市知识分子安身立命的书本的同时，也毅然抛却了他作为新文学作家那“有限的哀愁”。作为战时唯一一位彻底沉入民间的现代文学作家，废名以学识感恩家族，以教育回馈乡邻，坦然而从容地完成了他在黄梅乡村的战时田野调查，成就了现代文学史上一部绝无仅有的作品——《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
这样的转向与成就，首先得益于废名对中国知识分子千百年来书斋里面做学问的求知方式的深刻反思，这是解读废名思想转折至关重要的一点。从当时的客观现实来看，战乱乡间，读书人已无书可读，废名于穷乡陋室之中打算撰写《阿赖耶识论》时，只有一本《伊川学案》可供参考，其兄问他：“你能不要参考书？”“说话不怕错吗？”[1]（P3）废名答曰：“我取《伊川学案》而阅之，是对于大贤表示敬意，未必是想从上面得什么道理。孰知他讲格物致知，道人之所不能道，于我又很有启发。”[1]（P23）废名认为：“致之在格物，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因物而迁迷而不悟，则天理灭矣，故圣人欲格之。”此大贤语录正契合了自己顿悟佛理的认知过程。自幼亲近佛教的废名，在1937年秋读《涅槃经》后大悟：“于是抛开书本而不读，旋即奔回故乡，从此在故乡避难。”废名认为“自己能信佛便好，无需读书”。“我已能一以贯之，可为世人讲佛法矣。”[1]（P22）显然，佛教信仰之于废名是始于读经却不止于读经，他在佛经之中领悟到的恰恰是超出佛经之外的东西，即精神生命的一种体验、印证和确认。学佛让废名了悟了学问之于生命的真实含义——知识分析和理论构架是有价值的，但它们需得建立在思想者内在生命体验之上才会真实可靠。思想、学术不仅仅是以发现客观真理为承诺的一套超然的分析系统，同时更是一种加深和扩大生命精神的功夫。一种思想或一项研究，最终须得演变成为对自身精神生命形态的一种重新设计方才算得上功德圆满。
走进佛教唯识学，是废名思想建构中一个至关重要的事件。同样至关重要的事实是，废名彻悟唯识之义是战时避难黄梅乡下，观农人耕种之时。这一非同寻常的时间空间提示我们，废名选择唯识学，绝非只是一个知识学的问题，如他自己在《阿赖耶识论》里曾说的那样，这是一个直接得到生命亲证的过程。正是在学问之于个人真实生命体验关系上异乎寻常的自信，废名才断然决定写作《阿赖耶识论》以对抗被他称为无用之书的熊十力的《新唯识论》。在废名看来，未经生命人格印证体验的所谓学问，皆是夸夸其谈的废话，而熊十力“曾经从师学佛，学唯识，关于唯识的话熊先生都是学来的，与熊先生自己无关”[1]（P41）。废名认为，真正的思想和学术，总是与个人生命精神之间有着一层切肤之痛的关联，否则，再怎么完整、周密，也是浮浅的。也就是说，思想学术不仅仅是一种主张，也不仅仅是一个逻辑的推论、纯理的思辨和可供传输授受的知识，而更是一种聚集而成的生命形态，在其知识学形式的背后，须得有深厚的生命经验作为支柱。而一旦为生命经验所亲证，这样的理论著述便只要有常识思想健全的人都可以看，不须专门学者。因此，当其于穷乡陋室之中着手写作《阿赖耶识论》时，他说：“我不引经据典，我只是即物穷理”。“中国一向以读书为穷理之传统。哥伦布发现西半球不是读书来的。达尔文研究生物也不是捧着书本子。吾友古槐居士曾经说过，何必读书然后为学这句话是不错的，孔子责子路不是说他这句话不对，是说子路不该以这句话为理由，故说他是佞。我亦以为如此。”[1]（P3）
正是废名对待思想学问所特有的重视生命亲证的态度，使得由近佛而亲儒的转变成为他思想路径的必然走向。战乱时代，整个国家经历着日益强烈的民族危难，佛教中的诸种学问固然与个人生命良知有诸多关联，但是与中国的传统儒学相比，佛学对于民族危机笼罩下个人生命良知的困厄忧患所发生的切肤之痛远不及儒学。因此，避难乡间的废名一方面反心自求，于佛教修行中寻求自我生命人格的完善，另一方面反观历史，力图为危难之中的民族寻求昌盛发展之路。这样的求索方向，使得原本就认为“儒佛一致”的废名，自然而然地更加倾向于“修齐治平”的儒学思想。废名多次谈及“儒佛之争，由来久矣，实在他们是最好的朋友，由儒家的天理去读佛书，则佛书处处有着落”。“儒家辟佛是很可笑的，他自己是差之毫厘，乃笑人谬以千里”[1]（P2）。“儒家的生活除了食肉而外，除了祭祀杀生而外，没有与佛教冲突的”[1]（346）。在废名眼里，儒佛之理原本就是相通的，二者不同只在于佛学是出世的宗教，儒学则是现世的宗教。而在中国传统的学术研究中，出入于儒佛之间，各取其精髓，成自家之学说，亦不乏其人。比如，陈寅恪先生就认为：“宋儒若程若朱，皆深通佛教者，既喜其义理之高明详尽，足以救中国之缺失，而又忧其用夷覆夏也。乃求得两全之法，避其名而居其实，取其珠而还其椟。采理之精粹以之注解《四书五经》，名为阐明古学，实则吸收异教。”[2]（P10-11）但是，当废名沉入民间，了解了写在现实土壤中的中国历史与国情之后，才明白，自己所笃信的佛教与中国民间社会是有距离的，中国人所信奉的乃是现世的宗教，儒学根深蒂固于民间社会，“中国农民，因为是现世主义的宗教，佛教不会教给他们出世的，一般农民决不想做和尚的”[3]（P86-88），“中国文化所表现的是真理是治国平天下的宗教。”[3]（P26-28）是孔子的宗教，“是救现世的宗教”[1]（P68）。可以想见，从书中的历史到乡间现实，和黄梅百姓共同跑反的场景，每每让废名有观览历史的生命体验，写在纸上的历史反而缺少了真实性，比起书斋中纯知识性的博学和反思，废名当下更为看重的是眼前的这部真实的历史，看重思想能否直接有力地“进入历史”、介入道德实践的能力，这一质朴而又独特的理解，使他对中国文化有了更加深入的省察：“在农村社会里头，要实践道理，当然从孝弟起，因为一个人总是先做小孩子，故论语第一章学而时习之之后，接着便是孝弟为仁之本。儒家是顶难懂的一个东西，也是最切实的一个东西，他没有一套学说，他完全是实践了。惟践形的圣人可以说‘知人者，其天下乎？’”[3]（P46-49）这样的实践伦理，让废名由衷赞叹儒学，称“孔子是中华民族之师”：“我爱中国，因为我懂得中国的学问，因为中国有孔子，孔子之后有孟子，孟子之后又有宋儒。他们的学问除了生活，除了做人，一点也没有学问的方法的”[3]（P79-80）。
儒学是现实的生命的学问，它落实在最真实的生命过程当中。废名由此而领悟到了儒学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主流根源所在，以及它对中华民族的形成、繁衍、统一和稳定所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绳之于学术之于道德践行、生命经验不可分离的一体化原则，孔子的儒学是最合乎“知行合一”之道的，这也正是儒家所倡导的：“学问是知行合一的。求知识不能算学问。因为世界本来是真理，学问便是要与真理合而为一，耳目见闻只是真理的表面罢了，在大半的场合下反而是真理的障碍。”[3]（P23）
知行合一的学术理念的确立，使得废名对自己过去创作——那是纯粹的书斋里冥思苦想的产物，予以断然否定。“《莫须有先生传》有给你们读的价值吗？我现在自己读着且感着惭愧哩。”[4]（P113）与此同时对于那些在生命的困厄和忧患中被领悟和认同的、出自最深刻的生命体验的思想信念，废名则迫不及待地一遍又一遍地深切表述：“莫须有先生都懂得了，对于乡间事情，举凡人情风俗，政治经济，甚至于教育，都懂得了”[4]（P135）。《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在废名看来，“可以说是历史，它简直还是一部哲学”。“莫须有先生的学问，莫须有先生的经验，都是莫须有先生的辛苦换来的”[4]（P114）。这一经验因紧连着废名自己的血肉，饱含着生命质感，而被视为弥足珍贵：
抗战期间我在农村间与一般农人相处有十年之久，深深知道中国的抗敌工作都是大多数的农民做的，当兵的是农民。纳粮的是农民。同时我知道救中国的还只有中国的圣人，便是五四运动所喊打倒的偶像，便是二帝三王，他们是中国农民的代表。中国是有希望的，因为中国的农民有最大的力量，他们向来是做民族复兴的工作的，历史上中国屡次亡于夷狄，而中国民族没有亡，便因为中国农民的力量。中国农民自始至终在那里自己做主人，神圣地书写他们做人的义务，即是求生存，那怕遇的是牛马的生活。[3]（P4-5）
废名积战乱期间于民间社会的深刻体验，坚信孔子儒学乃中华民族之血脉，“中国是最伟大的民族。孔子是中华民族之师”[3]（P21）。因此他说：“我更明白说我喜欢现世主义的宗教，即中国的儒家”[3]（P66）。
知行合一，让废名捧起了中国民间社会这本大书，以饱含生命质感的学术思维发掘民间社会的意义价值，同时也完成了自我生命价值的找寻和重塑。1922年至1937年，废名作为京城里的新文学作家、现代知识分子，其生活与创作表现为会通儒佛，以佛学为主色调；1937年至1946年，废名避战乱于黄梅乡村，成为生活于社会底层的乡村知识分子，佛教的生命价值观已无法满足废名对人间现实的思索，其自幼濡染的儒学思想以根深蒂固的民间力量影响并改变了其思想基调，儒学思想成为废名思想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