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社会发展战略的省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中国论文,社会发展论文,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的过程中，我们党和政府基于不同时期社会发展的要求，先后提出、实施了不同的社会发展战略。如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标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此前为传统发展战略实施阶段，此后为新发展战略实施阶段。这些发展战略在环境背景、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实践效果等方面都各具特点，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误的教训，值得人们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做出认真总结。
一
传统发展战略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
（一）“一化三改”的过渡战略
新中国建立之初，新政权面临的是一个经济文化非常落后的农业大国，现代工业薄弱，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7%（毛泽东估计为10%左右），而且发展极不平衡，仅有的一点工业基本上集中于沿海和东北的少数城市和地区。城市化水平低，城市人口约占总人口的10%，文盲超过总人口的90%，经济的市场化、社会化、工业化水平低，资本主义没有得到正常的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比重太小，只占现代工业的第二位。基于这种国情，我们党起初的战略设想是用大约10-15年左右的时间，发展我国的新民主主义经济，中心任务是进行国家的工业化建设，完成我国从农业国到工业国的转变。在国家工业化实现以后，再实行私人资本主义企业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使我国逐步地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入到社会主义社会。
这样一个发展战略应该说是比较稳妥、正确的，但不久就在各种复杂因素的作用下改变了，转换到过渡时期总路线战略上来。所谓过渡时期，就是指从新中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一时期，时间是15年左右，目标是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个体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即“一化三改”。战略方针是“一化”与“三改”同时并举，以工业化为主体，以所有制改造为两翼，即“一体两翼”。但实际的重点是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变革生产关系。
为实现这一战略，采取了下列措施：(1)优先发展重工业，相应发展轻工业和农业。(2)实行计划管理，集中国家的人财物资源，搞好基本建设。(3)实行重要农产品的统购统销，控制市场流通，孤立资本家。(4)先合作化，后机械化，加快农业合作化进度，以农业改造促进工商业改造。(5)对外“一边倒”，全面学习苏联经验。
（二）“超英赶美”的跃进战略
提前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之后，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但中国的生产力水平仍然很低，新制度的物质经济基础并不厚实。为了体现新制度的优越性，充实它的物质经济技术基础，改变中国“一穷二白”的面貌，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迫切需要加快经济建设步伐。从改变当时世界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力量对比出发，为了与苏联赶超美国相对应，中国表示了15年赶超英国的决心，毛泽东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总路线的灵魂是高速度，预备用10-15年时间进行经济建设，发展生产力，为逐步地由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创造条件。赶超战略的具体设想是：在15年内在钢铁和其他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超过英国，50年左右赶上并超过美国。还规定各地区在5-7年内，其工业总产值赶上或超过农业总产值，要求全国的农业总产值增长速度由6.1%提高到16.7%，工业总产值增长速度由10%提高到33%。为此采取的措施是政治挂帅，思想动员，大搞群众运动，实行大会战，全民大炼钢铁，大办农业，大中小并举，土洋结合等。总之，来一个生产大跃进，“一天等于二十年”。
与大跃进相并行的是公社化运动，全国普遍建立人民公社，以之作为超英赶美大跃进、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组织形式和制度形式。公社的特点是一大二公，“大”指公社大，工农商学兵集合在一起，政社合一，既管人又管事，既管生产、生活，又管政治、军事、文化，无所不包。“公”指建立公社集体所有制，并准备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实行部分供给制，吃饭不要钱，准备向按需分配过渡；要求发扬共产主义风格，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吃平均主义大锅饭。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都是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体现，一个表现为发展生产力急于求成，一个表现在生产关系上的急于过渡，它们共同构成了1958年建设社会主义超英赶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总路线，这是一个空想性的乌托邦战略。
（三）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战略
大跃进造成三年大饥荒的严重后果，被迫“后退”进行国民经济的大调整。当调整任务基本完成，国民经济恢复过来，进入相对稳定发展的时候，我们党适时提出了新的发展战略。1964年周恩来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两步设想：第一步用15年时间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实现农业机械化；第二步在20世纪末，全面实现工业、农业、国防、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中国国民经济处在世界前列，把中国建成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四个现代化，这是经过10多年的发展实践，中国政府第一次明确系统地提出的发展目标，并作为指导工作的基本纲领。1974年周恩来在四届人大会议上又重申了这一设想。1978年第五届人大一次会议再次提出，用23年时间（即从1978-2000年）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此会议还拟定了10年规划纲要，要求粮食产量达到8000亿斤，钢产量6000万吨，农业总产值每年增长4-5%，建设10大商品粮基地，新建和续建120个大型项目。到20世纪末，我国农业主要产品的单位面积产量达到或者超过世界先进水平，工业主要产品产量要分别接近、赶上或超过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四个现代化战略在发展目标、战略方针上要比前两个战略趋于务实，反映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可惜受到政治运动的冲击而几上几下，基本上停留在设想阶段，没有始终一贯地加以执行。
（四）“阶级斗争为纲”战略
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之后，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实行什么样的发展战略问题上，我们党内决策层是有分歧意见的。现代化战略代表了一种取向，主张以经济建设作为发展的主线，但这种取向不占主导地位。阶级斗争为纲战略则代表了相反的取向，逐渐在工作指导上占据主导地位，最终导向“文化大革命”。
阶级斗争战略体现的是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它是毛泽东晚年思想的核心。这一战略发端于大跃进战略，在反修斗争和文化大革命初期正式形成。它的目标模式在人民公社中已有所体现，在“五·七指示”中又一次系统地表述，说明它是毛泽东执着追求、始终未放弃的中国社会远景。这是一个纯粹公有制成分，实行产品经济，分配上大体平均，限制资产阶级权利，人人灵魂高尚，没有商品交换的自我封闭的乌托邦乐园，是一个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的“共产主义大学校”。在这里，虽然产品并不丰富，社会分工非常模糊，所有制成分单一，但它平等，自足，公正，纯洁。这个境界最终要在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全面实现，但并非只能在共产主义社会才能看到，它的建设从现在就要开始，以求逐步实现。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的时间需要50-100年，甚至需要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这期间充满矛盾斗争，因而建设过程就是斗争过程，“斗则进，不斗则退，不斗则垮，不斗则修”。达到这一目标的基本途径是阶级斗争，即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开展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性阶级斗争，实行造反有理，扫除一切牛鬼蛇神，改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手中夺权，纯洁无产阶级队伍。阶级斗争的另一表现是“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警惕修正主义分子，防止党和国家改变颜色，避免卫星上天红旗落地。阶级斗争战略渗透在各条战线，但主要是在政治思想上层建筑领域，强调突出政治，搞个人崇拜、造神运动，斗私批修，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期望通过“抓革命，促生产”，用阶级斗争带动其他工作，所谓“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二
实行上述战略，我们党领导人民走过了一条曲折的道路，付出了艰苦的努力和重大代价，取得了一定的进步。我们基本解决了绝大多数人口的温饱问题，初步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现代科技也有了很大发展，使我国减少了对其他国家的依赖，维护了中国的经济政治地位。在生产发展的同时，兴办了许多社会文化事业和社会福利事业，开展了深入的社会主义思想的宣传教育，使我国社会凝聚力显著增强，这些为我国社会的建设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实行上述战略的成就，总体上看并不理想，人民得到的实惠并不多，这里的原因不仅在于我们工作上的失误，还在于这些战略本身内在的缺陷。综观这些战略（除阶级斗争战略外），大体上属于发展中国家发展战略的几种类型中的传统发展战略，其共同特点是：(1)在目标追求上，以赶超西方发达国家为最重要的战略目标。(2)在战略内容上以经济增长为主要内容和主要衡量指标，没有考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协调并进，更没有以人的发展为中心来设计经济社会战略。(3)在战略重点上，片面强调重工业优先发展，忽视农业轻工业和第三产业发展。(4)在战略方针上强调自力更生，忽视对外开放。(5)实行政治动员，过于依赖政治的、行政的力量，忽视社会自身的力量和经济规律的作用。
具体来说，“过渡”战略的缺陷是：对苏一边倒，忽视全方位对外开放，体制模式全盘苏化，实行国有化计划经济；沿袭苏联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忽视产业结构的均衡发展和市场机制的积极作用；执行过程中社会主义改造进程过快，“三改”先于“一化”提前完成，“一体”与“两翼”脱节，生产关系变革与生产力水平不平衡。“跃进”战略的缺陷是：超英赶美的设想过于浪漫，时限过短，以钢为纲，指标单一；用人民公社形式向共产主义过渡，脱离现实条件，乌托邦色彩浓厚；实践途径主要依靠群众运动，土法上马，违背经济建设的客观规律和科学法则。“四化”战略的缺陷是：对现代化的理解狭窄，只及物的层面、经济的层面，未及制度、思想层面和政治、社会层面；实施途径是关闭国门，自力更生，忽视学习外国经验、引进外国资金技术的重要性；指导思想未摆脱政治挂帅的轨道，贪多求快，以洋冒进结束。“斗争”战略从根本上说是思想陷于迷误的产物，内政动乱，外交孤立，几无可取之处。
由于这些特点及缺陷的限制，加上执行中的偏差，导致这些战略在实行过程中出现许多严重问题。比如“一手抓工农，一手抓财贸，腾出手来抓文教”，便是经济工作与社会发展不协调的典型反映。“先生产，后生活。高积累，低消费”口号的流行，表明经济建设中存在“为生产而生产”的倾向，片面追求积累率，挤了人民必要的生活消费，片面追求重工业发展，挤了农业和轻工业，片面追求钢铁等重工业初级产品、中间产品的产量，不重视最终消费品生产，忽视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是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经济工作急于求成，片面追求高速度和高增长率，不注意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扩大再生产单纯依赖上新的基本建设项目，盲目铺摊子，搞重复建设，使地区产业结构雷同。在生产关系上，不顾实际生产力发展水平，片面强调越大越公越好，搞穷过渡，片面追求所有制的高级形式。这些问题严重制约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造成了可计量和不可计量的巨大损失。这些问题说到底可以用一个字概括，就是“左”。据统计，大跃进期间的损失约1200亿元，“文革”十年损失约5000亿元，而从新中国成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近30年中，我国全部基本建设总投资为6500亿元。这两次战略失误造成的损失，几乎相当于我国前30年全部的基建投资。至于发展时间拖延、历史机遇错过以及人才培养断档、人才浪费方面的损失，更令人扼腕。这些使得我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
三
“文革”结束之后，中国社会又在“左”的思想影响下徘徊了两年。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初步打开了一个缺口，为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和基本战略的根本转变做了思想上理论上的准备。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从此开始了对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再探索，逐步确立了新的社会发展战略——“三步走”战略。
新战略的确立和实践，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过程和邓小平理论的形成过程大致同步。邓小平是新战略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理论是这一新战略的灵魂。邓小平在总结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在研究国际经验和世界形势的基础上，在改革开放的崭新实践中，开拓出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发展理论的新境界，比较系统地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依靠力量、祖国统一、领导主体等一系列基本问题，这就为新战略的制定和实践奠定了科学的基础，为新战略的成功提供了可靠的思想保证。
新战略的出发点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国情及其面临的国际环境。“初级阶段”意味着我国已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但我国的社会主义处于不发达阶段，人口多，底子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仍居世界后列，大部分人口从事农业搞饭吃，文盲半文盲人口比重较大，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占相当比重，生产力落后且发展不平衡，存在多种形式的所有制。我国当前所处的国际环境是：两极格局终结，多极化趋势明显；一球两制将长期存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和平共处；发展成为世界主题，经济竞争与合作占突出位置，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成为各国共同要求。
新战略的战略目标和步骤是分三步实现现代化的宏伟蓝图。第一步，从1980-1990年争取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人均500美元，基本解决温饱问题；第二步，到本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人均达到1000美元，实现小康；第三步，到下世纪中叶再翻两备，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小康社会的大致情形是：居民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脱离低收入水平而进入中上等收入水平，达到丰衣足食，居住条件改善，文化生活充实，人人享有卫生保健，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扫除青壮年文盲。
新战略的阶段性目标是用经济数值来标志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新战略的要点是或仅仅是经济发展战略。新战略涵盖领域很广，内容丰富，因而它同时还是社会发展战略。除了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收入水平两项指标外，还包括：区域发展梯度推进战略，部分地区实行特殊政策率先发展起来，再由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地区、东部发达地区向内陆地区、中西部地区、老少边穷地区逐次推进，最终实现共同繁荣。“先富带后富”战略，适当拉开收入分配差距，打破平均主义大锅饭，允许一部分人率先劳动致富，增加收入，借以激发全体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台阶式”加快发展战略，抓住机遇，争取几年上一个新台阶，同时注意调整节奏，有张有弛，追求速度与效益的统一。“两手抓”的均衡发展战略，即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两手抓，发展经济与打击经济犯罪两手抓，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两手抓，完善民主与健全法制两手抓等。新战略的一个重点是科教兴国，因为科技是经济现代化的关键，教育是民族振兴的根本，宁可牺牲一点速度，也要切实保证科技教育的发展，以发展了的科技、教育支持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新战略得以推进的动力是改革。实行新战略要求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这与改革的目的是完全一致的。在这个意义上，发展战略本质上是改革战略。发展需要改革，需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经济的经营管理方式，改变人们传统的思想观念。改革与发展的方向一致，如果说改革是一场革命，它要根本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相应改变政治体制和其他方面的体制，进行政策的重新选择和体制的重新构造，从而根本改变我国经济技术落后面貌，那么，发展战略的实践也是一场革命。发展就是在改革的基础上改变我国社会传统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思维方式，重新构建我国的社会结构，把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中国变成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可见，发展战略的内容、性质、方向与改革符节相合。改革战略采取先农村后城市，先体制外后体制内，先经济后政治的顺序，发展战略的实际展开也走了大致相同的路数。
新战略是一个综合性大发展的战略。它的特点是：(1)以中国社会的现代化为目标追求，不以某一个西方发达国家为赶超对象。以国家、民族利益为目标基点，意识形态需要退居次要地位。(2)以人的发展为最高目的，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来设计发展战略，争取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协调，人口、环境、资源、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并行，实行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现代化。(3)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工作和战略重点，按客观发展规律制定政策，发展乡镇工业和小城镇，发展第三产业，发展多种经济成分，推进社会与经济的市场化、城市化，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4)基于现实国情和可能来确定发展的步骤和阶段，远期近期的次序划分与衔接合理，时间的安排切实可行，稳妥从容。各种配套措施有破有立，有兴有革，以改革促发展，改革与发展有机结合。(5)在全球视野下观照中国的发展，实行全方位对外开放，争取世界和平，为自身的发展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以综合国力的增强来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
从新战略的上述内容和特点，我们可以看出：新战略符合国情，是实事求是、切实可行的；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是科学合理的；顺应时代进步潮流，符合世界发展的共同要求，是开放进取的；有自身特色，超越以往的各种战略，是全新的、创造性的。因而，新战略的实施取得了巨大成就，创造了新的“东方奇迹”。当然，新战略在执行过程中并非一帆风顺，总难免受到各种干扰，出现走样、偏差等不尽人意的情况。比如，贯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突出经济工作与物质文明建设的重要地位，这是十分必要的，但对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重视不够，以致经济发展超前，社会发展滞后，物质文明建设一手硬，精神文明建设一手软。在经济发展中，非国有经济增长较快，国有经济增长乏力，效益低下，资产流失；攀比速度的冲动仍然存在，出现多次过热和波动。在改革实践中某些改革措施不配套或不到位，时机选择不当，以致风险和成本加大，而收效甚微；改革进程在某些领域不平衡，经济改革超前，政治改革滞后，体制外改革进展快，体制内改革进展慢。国有企业不景气，经营困难，腐败现象丛生，就与改革过程的失衡失当有直接关系。在思想观念层面，开展了防“左”反右的斗争，但反“左”总是不及反右来得凌厉，“左”的积习根深蒂固，不时兴风作浪，挑起一轮又一轮姓“社”姓“资”的争论，干扰改革开放方针，妨碍人们对新战略的理解，严重制约、阻碍了经济社会发展的脚步。
新战略目前存在的问题主要是执行性的，是可以在完善执行新战略的过程中解决的。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我们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提高对新战略的科学性和可行性的认识，加强执行新战略的坚定性，增强抵制各种干扰的自觉性，采取各种实际措施保障新战略规定的目标和任务顺利实现。
新战略的成功与旧战略的失误及二者鲜明的对比，给我们以深刻的教益：(1)制定、执行社会发展战略，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一定要适合国情，从中国实际出发，把社会发展理论同中国具体情况结合起来。这就必须对国情有清醒、冷静、客观的认识，真正把握中国所处的历史阶段及其发展水平，特别是对制约中国社会发展的不利因素和条件要有足够的认识，以便有针对性地寻求对策。(2)一定要有民主的政治局面和宽松的社会氛围，广开言路，百家争鸣，允许人们对社会发展问题及战略进行自由讨论，发表不同意见，保证人们畅所欲言，言者无罪，使战略制定者能够博采众议，减少失误和漏洞。(3)一定要放眼世界，了解世情，对国际形势、周边环境有一个正确的估量，树立一个适宜的参照系，从国际比较中正确地认识自己，把自己放在一个合适的位置上，找出优势与劣势，扬长避短，既不妄自尊大，也不妄自菲薄。要打开国门，对外开放，勇于与国际惯例接轨，大胆引进人类文明成果和西方发展经验，以国家利益为处理国际关系准则，而不以意识形态别亲疏，建立正确的外交战略；(4)应当解放思想，勇于创新，大胆实验，依据实践效果和实际需要，顺应时代条件的变化，不断完善战略规划，冲破传统观念的束缚，改革僵化的体制结构，探索具有自身特色的现代化道路，选择、创造适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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