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该如何推进大众文化价值观研究——发生学的意识形态阐释：大众文化研究的新范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众论文,文化论文,范式论文,该如何论文,意识形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大众文化有什么价值？它包含着哪些价值观念？研究者、生产者、消费者的看法均不一样。现在的研究者，无疑都是一些学院里的学者，他们所操持的一套理论话语模式，更适合研究精英文化，也就是通过解剖学的方法，对经典文献进行细读，并且不断地告诉大家，好东西是如何如何好。实际上在进行解剖分析之前，他们已经有了价值判断，也就是经过历史筛选留下来的东西，都是好的。他们在做的，其实是一件锦上添花的工作。
而大众文化的文本，特别是当代正在流行的大众文化文本，并没有经历历史筛选的过程，因此，它的“经典性”无疑是有疑问的。大众文化的表现形态，因市场的开放性和视野的国际化而显得无比复杂。那么，我们怎么评价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的价值观？我们还能不能采用经典文化研究的解剖学方法？面对每天层出不穷、鱼龙混杂的流行文化文本，我们怎样选择解剖的对象？是不是抓到什么就研究什么？这些都是大众文化研究需要关注的问题。
在今天中国的大众文化研究中，常见的研究方法大概有两种：一种研究方法是选择影响力大的、公众关注度高的大众文化现象或者个案，进行文化阐释。但是，阐释者的方法和价值准则，还是精英文化的。这种研究方法，其实不是“大众文化价值观”研究，而是“精英文化价值观”对大众文化的“反应”，而且往往是被动的反应，或者批判性的反应。它缺乏研究者所应该秉持的价值中立。他们与其说是在对大众文化进行研究，不如说是在进行审判。还有一种研究方法就是，对大众文化产品的“生产(创作)—流通(传播)—消费(接受)”的过程做整体研究，也就是将大众文化文本视为一种特殊的商品，对它进行“符号经济学”研究。这也不是纯粹的“大众文化价值观”研究，而是广义的大众文化研究。这种方法有一个弊端，那就是将它变成文化领域的“政治经济学”话题，而容易忽略文化生产、传播和接受中的美学和心理学问题。
因此，“大众文化价值观”研究，将一个新的问题呈现出来了。它既不能用精英文化的价值观念，去审判大众文化，又不能将大众文化的“文化”特殊性或者说“文本”的特殊性抹去，不能用商品(物品)研究方法去对待它。对前者而言，要求从观念史的角度，重新面对精英文化之外的其他文化形态。对后者而言，要将“文本”的解剖学分析，作为基础研究方法以及研究问题的起点。
既然是研究“当代中国大众文化价值观”，那么我们首先就要讨论观念问题。观念不是孤零零的东西，它与不同群体对待历史的态度相关。比如，有的人关注历史的“连续性”，有的人着迷于历史的“断裂性”，甚至在叙事中制造断裂；有的人在审视历史的时候，将目光指向“过去”和“未来”；有的人则将目光紧紧地盯住“现在”。观念还与经验和对经验的关注视角相关，有的人迷恋“陌生化”的经验，有的人迷恋“熟悉化”的经验；有的人表达“反常化”的经验，有的人执着于“常态的”经验。在对经验的呈现中，有的人强调“创造性”，有的人关注“重复性”。在面对历史和现实的叙事立场中，有的人主张“批判性”，有的人只能是“感叹”。在上述列举中，我们已经看出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观念的对峙状态——A系列：精英文化观念的偏向是历史的断裂性，反常化的表达，陌生化的经验，形式创新的表达，过去和未来的视野，理想的，文化批判立场；B系列：大众文化观念的偏向是历史的连续性，常态化的表达，熟悉化的经验，结构重复型的表达，当下的现实视野，欲望的，面对生活感叹。
如果从文学的角度看，我们就可以发现，鲁迅更偏向A系列，张爱玲更偏向B系列。在A系列中，世界如黑白两色的木刻图案，线条清晰，明白不误，容易把握。相反，在B系列中，世界如彩色的水粉画，色彩斑驳，没有线条，只有飘忽不定的光波和阴影。我们习惯于A系列，并可以迅速做出赞成与反对的价值判断。我们不习惯于B系列，因为生活本身的复杂多样性，使得我们准备好的概念和词语常常失效。大众文化的确是世俗的，对于普通大众而言，在世俗生活中，安稳要高于斗争，和谐要高于混乱，连续要高于断裂，常态要高于反常。只是我们不习惯，我们的概念体系和词语系统还太贫乏，我们大脑中的词汇库存还太少，我们的逻辑线索还太单一。因此，面对一种传统的精英文化思维逻辑难以完全容纳的大众文化，我们的确显得比较被动。我们要么认为精英文化的价值观念是惟一正确的，因而呵斥大众文化；要么面对传播强势的大众文化，吓得将自己的价值立场完全放弃，在大众文化面前摇头摆尾地献媚。因此，当务之急在于，我们首先要保持中立的价值立场，然后冷静客观地面对材料，做一些细致的解剖学的分析工作。同时，既要让我们的逻辑线索的单一性发生改变，还要赶紧让我们的词汇库丰富起来，我们才能恢复阐释能力。
当代大众文化文本的杂乱无章状态，使得研究者首先面临的难题，就是要在大众文化中，寻找与其相吻合的新的分类学标准。比如，新的大众偶像的出现，带有“泛神论”色彩。也就是说，随着偶像崇拜从原始的“泛神论时代”，向古典的“一神教时代”的转型，再到今天的偶像崇拜的“多神教时代”的转型，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偶像。这是不是导致我们放弃分类学的理由呢？实际上今天的偶像崇拜有自己的特点。传统的古典社会，是用“道德标准”取代了原始的“能量标准”。今天则是用“功能标准”取代了“道德标准”。一些年轻人崇拜希特勒，认为他“太强了”，就是用功能标准取代“道德标准”。比如崇拜姚明、林书豪、易建联“身体高度”，崇拜刘翔“肢体速度”，还有崇拜韩寒的“思维速度”，都是功能化的例证。而且这些“功能”与作为“整体人”的形象并不契合，而是与高度分工条件下的人体器官相关，这既是人的“碎片化”，也是功能的碎片化。
从“80后”文学创作的角度看，他们的作品中也贯穿着“功能化”的特征。比如，韩寒和郭敬明的作品，都有大量的追捧者。韩寒最擅长的是短文章、短句子。这些篇幅很短的甚至就是微博文体的文章，最能体现思维的快速度。思维速度越快，能量就越大，功能就越强。又比如，用传统的美学方法无法解释郭敬明的小说，换一个思路，或者说采用另一种分类学的标准，就能找到新的规律。我发现，《爵迹》的叙事模式，就是一种电子游戏的叙事模式，其叙事节奏，就是一种能量消耗—补充—再消耗的节奏。也就是说，一种功能化的因素——电子游戏化的因素，在支配着叙事和阅读消费。这种能量化的因素，还可以转换为主人公的消费能力等其他类别。这些都是寻找新的分类学标准的方法。
上面说的是一种“正面的功能化”类型。相应地，还有一种“反面的功能化”类型。比如，大众文化中的热门人物，再也不是采用传统人物的标尺：道德的、英勇的、审美的，而是一种“非道德”、“非审美”、“非英雄”的人物，比如，芙蓉姐姐、犀利哥、凤姐，等等。比如文学创作中的“梨花体”、“羊羔体”等等。其实这些都是文学类型学分析中的“低模仿人物”，他们不是悲剧类型，而是喜剧类型。通过对这些人物的叙事和模仿，所有的消费者都从中获得了安全感。所有的快慰(审丑)都来自一种安全感。这种安全感，在大众文化的消费中，通过文化想象，一瞬间就获得了价格本来就非常昂贵的“安全感”。这种廉价的安全感与廉价的文化消费是等价的。
建立新的分类学标准，就是为杂乱无章的、形态不甚明晰的大众文化及其价值观念，寻找可理解的整体性；也就是赋予它以“形式”。这应该是大众文化价值研究中非常重要的工作。此外，还应该对大众文化叙事进行“主题学”或者“母题学”方面的研究。比如，成功主题、暴力主题、色情主题以及权谋主题等。当这些“主题学”的问题，通过叙事的潜意识转化为“母题”的时候，它就变成了当代大众文化中“能量崇拜”的发生学问题。这种“发生学”问题本身，就是大众文化试图恢复那些被宏观权力删除的权力及其与此相关的意识形态实践。
总之，放弃学院派知识体系中那些僵硬的、约定俗成的概念和方法，用正常心态面对新生事物，用中立的价值立场去观察和分析，用非排他的观念去面对大众文化的价值观念；从文本分析出发，借助于多学科的资源和方法的支持，用新的概念和词汇重建知识谱系学，重新寻找、发现和建立新的分类学标准，最终指向发生学的意识形态阐释。这些方法向我们提出了挑战，也带来了希望。我觉得，大众文化研究、大众文化价值观研究，以及这个学科研究的中国化，前景很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