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袁大联合的胜利——纪念护国战争胜利80周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护国论文,周年论文,战争论文,反袁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反对袁世凯复辟封建帝制的护国战争，已经过去了80年，学术界对护国战争史的研究有了相当的深度，出版了一系列著作、文集、资料集、回忆录、人物传，发表了众多的论文，对若干问题逐步取得了共识。然而，对一些问题的认识却仍然存在着分歧，其中对各党各派、各种政治势力在护国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评价，意见悬殊较大。这是护国运动史研讨中碰到的骓题之一，也是护国运动史研究进一步深入应当解决的重要问题。
我们认为，反袁各派实现了大联合，这是护国战争胜利的主要原因，为此应当对反袁各派在护国战争中的作用，给予实事求是的、恰当的、肯定的评价。笔者在过去的论著中，曾对这一问题进行阐述，言有未尽，再加补充论述，以求深入讨论这一问题。
一 大联合推动了护国战争的爆发
护国战争是怎样爆发的，或者说是什么力量发动的，这是一个老问题。从护国战争爆发至今80年来，一直争论不休。归纳起来，至少有以下几种观点。第一，护国战争是反袁各派别、团体联合发动的。第二，护国战争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发动的。第三，护国战争是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进步党发动的。第四，护国战争是以唐继尧为代表的地方实力派，依靠滇军中激进的中下级军官发动的。第五，以蔡锷为代表的军政界反袁势力发动的，等等。这几种观点，虽然都有一定的道理，不过如果全面考察的话，笔者更赞同第一种观点，因为它也许更符合历史事实。
（一）两党政治与进步党的转变
护国战争时期，反袁各派的当事人，都承认联合的事实。如资产阶级革命派领袖、中华革命党党魁孙中山说，护国战争时期，“所幸革命之元气未消，新旧两派皆争相反对帝制自为者，而民国乃得中兴。”[①]资产阶级改良派领袖、进步党事实上的党魁梁启超说，在反袁护国战争中，“急进派反诸平实，稳健派力去驰惰，两派合作，是当时成功的主因。”[②]资产阶级革命派中的温和派、欧事研究会重要成员、护国第二军总司令李烈钧说：“滇黔当日之义举，非一党专政，乃两党合作，故得合群策群力，收集思广益之效。”[③]这些表述虽有不同，却都承认反袁的两个主要政党、派别（中华革命党与进步党、革命派与改良派），在反袁护国方面，是实现了联合的。以两党两派为主的反袁大联合，及其所形成的反袁联合阵线，促成了护国战争的爆发。
辛亥革命前后，中国社会出现了巨大的振荡，各种思潮、学说泛起，各种党派团体应运而生。民国肇始，党派林立，随着形势的发展和政治力量的演化，各党各派不断分化组合，终于形成了民初国民党（后一度改组为中华革命党）与进步党两大政党。
如果说民初的中国政治是名副其实的资产阶级政体的话，有可能发展成为现代社会如欧美某些国家那样的两党政治。可惜，辛亥革命后的中国没有形成这样的格局。表面上对立的两大政党，实质上却有许多基本的共同点。因此，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当危及资产阶级共同的基本利益的时候，两党就可能因反对共同的敌人而联合，因为进步党在“理想上与国民党别无何种差别”[④]。而当涉及建立什么样的和怎样建立资产阶级政体时，两党就可能因政略和策略的不同而分裂。因为进步党主张中央集权的国权制和总统制，方法上力持稳健；国民党则主张地方分治的民权主义和内阁制，方法上则较为激进。应该说，他们的联合是资产阶级的共性所决定，他们的分裂是资产阶级不同派别课题中应有之义。所谓“舆论一律”，这不符合资产阶级政党政治发展的历史。
当进步党1913年5月成立后，宣布其政纲为“采国家主义建设强善政府，尊重人民公意拥护法赋自由，顺应世界大势增进和平和实力。”而骨子里则如梁启超所说：“拥护袁世凯，抵制国民党，企图由该党出面组阁，借以扩充其政治势力。”[⑤]“二次革命”中，进步党更鼓动袁世凯镇压“称戈倡乱”之“叛徒”，铲除国民党势力。[⑥]梁启超还劝袁世凯“挟国会以号召天下”，说什么：“昔人云，虽有智慧，不如乘势，安有以今日最可乘之势而自弃之者哉？以大总统之明，知必有以善处此也。”[⑦]进步党主张中央集权与袁世凯的专制独裁，一时难予区分，表面上雷同的地方，掩盖了两者的根本区别。在政治斗争中，被表面现象所迷惑，支持了自己的敌人，反对了自己的盟友，在历史上并不鲜见。
随着历史的发展，真像逐渐显露。“二次革命”后，袁世凯专制独裁，为所欲为，不仅解散了国民党，也使进步党失去了凭据。进步党感到危机逼近，开始寻求真正的盟友。于是，在1913年10月成立了有国民党、进步党两党成员参加的民宪党。虽然民宪党影响不大，然而它却显示了两党“有了觉醒”[⑧]的信息，并成为稍后“联合”的开始。以国民党为基础改组成的中华革命党，在东京所办《民国》杂志，也开始了两党联合的舆论宣传，鼓吹“革命为急进之改良，改良为和平之革命。”[⑨]袁世凯卖国，接受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成为两党联合的动力。蔡锷获悉“二十一条”时，即要求联合各方面力量，下定对日作战决心。[⑩]孙中山则希望联合各方面势力，反日反袁，“为吾党不可失之时机”[(11)]。在举国上下一致的反对声中，进步党人汤化龙辞去教育总长之职，熊希龄、张謇也秘密出京，返回原籍，以示抗议。
袁世凯帝制自为明朗以后，使进步党进一步转变。梁启超不顾袁世凯的威胁利诱，发表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不管怎么分析此文，连外国人也认为这是“攻击帝制运动”[(12)]，从而也就“揭开了护国之役的序幕”[(13)]，标志了梁启超“开始宣布反袁的立场”[(14)]。于是，改良派与革命派找到了共同点，联合终于成为双方共同的需要，历史发展的必然。此后，梁启超先后与蔡锷、戴戡、王伯群、汤觉顿等人多次密商，策划反袁，并转入了实际斗争之中，加速了护国战争爆发的进程。
（二）革命派坚持反袁的效应
革命派包括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激进派）、黄兴的欧事研究会（温和派）在内。1914年7月，孙中山组织中华革命党，即以扫除专制、建设民国、进行“三次革命”为目标，“以扫除专制政治，建设完全民国为目的。”[(15)]中华革命党成立后，设支部于国内外各地，国内支部专门组织武装讨袁，国外支部负责筹款。孙中山除派陈其美、居正、胡汉民、于佑任分别组织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军外，还派朱执信等分赴各地，主持讨袁军事。袁氏帝制活动明朗后，孙中山气愤地指出：“袁氏积恶至此，将来反动，比之满清末年尤大。吾党处此，当更努力。”[(16)]决心策划起义反袁。同年底，孙中山发表了第一次《讨袁宣言》，揭露袁世凯种种罪行后，号召“爱国之豪共图之”，“戮此民贼，以拯吾民。”[(17)]
中华革命党成立后，一部分未入该党的旧国民党人另组欧事研究会。欧事研究会对党内事务虽与孙中山有不同意见，但在反袁一点上却并无分歧。黄兴明确表示，对于反袁，“当尽我责任为之，可断言与先生之进行决无妨碍。”[(18)]黄兴在美国、日本设立办事处，加强与反袁各派联系，并派张孝准、石陶钧、黄一欧等先后回国，准备投入反袁战争，还曾与蔡锷取得联系，进行了密商。李烈钧更得孙中山“以函电相示”，又得张继协助，决定破釜沉舟，入滇参与起义的策划。[(19)]
革命派坚持反袁，联络各方共同策动，产生了巨大的效应，为护国战争的爆发作出了自己的努力。
（三）地方实力派反袁力量不可忽视
在举国一致的反袁斗争日益高涨的情况下，反袁护国战争首先爆发于云南，不仅反映了全国和云南各族人民的意志，而且在云南有自己特有的条件。除了云南地处偏僻险阻的山区，军事上有扼险要之势，北洋军阀势力尚未达到，对云南“鞭长莫及”之外，很重要的是云南地方实力派的不可忽视的力量。第一，云南陆军两师素质较好，中下级军官差不多都是云南陆军讲武堂学生或日本士官生，曾受过比较严格的训练和教育；而上级军官中士官生所占的比重更多。第二，云南陆军军械大多系德国克虏伯厂的产品，枪炮火力较强，是清末以重价购买来的，因而民初曾有“滇军精锐，冠于全国”之说。[(20)]第三，云南陆军官兵受辛亥革命思想影响较深，向往民主共和；而滇军当时掌权的主要人物，原来多是同盟会员或倾向革命的人，曾受辛亥革命的洗礼和熏陶。因此，作为地方实力派的滇军，其领导人和士兵，尤其是中下级军官，反袁倾向都很明显。
在袁世凯帝制自为过程中，滇军中下级军官三、五组集，扬言要“先解决滇局，以耸人听”[(21)]。他们议定对云南都督唐继尧采取四条办法：“（一）于适当时期，要求唐氏表示态度。（二）如唐氏反对帝制，则仍拥其为领袖。（三）如中立则将彼送往安南。（四）如赞成帝制则杀之。”据说，“唐是时已决心反对帝制，因极端守秘密，故中下级军官尚不知。”[(22)]
唐继尧早年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并且参加了辛亥云南起义，是有功的。但自1912年初率兵袭击贵阳、担任贵州都督以后，政治态度转向袁世凯一边，以至掉转枪口，对准革命党人。不过，在全国反袁斗争高涨形势的促进下，在滇军中下级军官的强烈要求促使下，唐继尧终于顾全了大局，由拥袁转向了反袁的立场，为促进护国战争在云南的爆发奠下了良好的基石。
（四）蔡锷起着各派联合的纽带作用
蔡锷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历史人物。他既是梁启超的学生，有师生之谊，与进步党有着亲密的关系（有材料说他是进步党人）；他又与黄兴是湖南老乡，与孙中山、黄兴都保持着交往和友谊；他还曾是辛亥云南都督，与云南陆军及其领导人唐继尧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与北洋派的某些军政人士，亦有联系。甚至在外国人的眼里，蔡锷也是一位“英雄”。日本驻广州总领事堀义贵在护国战争胜负尚未分明时，即说过这样的话：“蔡锷将军与袁世凯先生比，无疑是聪明得多的人，并且是更真挚的爱国志士和更诚实的统治者。”如果他能进一步联络河南、湖南、四川、广东等地的力量，“无疑这次叛乱定会成功”[(23)]。还在战争爆发前夕，在东京、上海、香港、昆明等地聚集的大批反袁人士，几乎都与蔡锷进行了联系。如东京方面的革命派就派了蔡锷的士官同学张孝准与之联系，还派人送给蔡锷一本供联系用的电报密码；随后又派李小川持张孝准密函到北京，共商讨袁计划；还派石陶钧，直接参与蔡锷的军事行动。
蔡锷由北京逃出，经天津、日本、台湾、香港、越南转到昆明的惊险历程，既得到进步党人的支持，也受到革命派的保护，还受到西南实力派的欢迎。而且，随同蔡锷到昆明的，既有进步党人戴戡，又有同盟会员殷承
，还有唐继尧的代表、国民党人刘云峰等。因此，蔡锷的抵滇，不仅壮大了反袁阵营，而且对云南正在酝酿的反袁斗争是一个新的刺激，加速了反袁护国战争的爆发。
蔡锷作为反袁各派大联合的纽带，是难以取代的。由于蔡锷的特殊地位和作用，他成为护国战争的一面旗帜，当时外国人就说，他得到“整个西部的老百姓普遍的爱戴”[(24)]。
此外，以白朗为代表的广大农民群众，以冯玉祥为代表的北洋军阀内部的反对派，甚至还有以康有为为代表的复辟派，均联合了起来，形成空前壮观的反袁联合阵线。正是这种反袁大联合，推动了护国战争在云南的爆发。
二 大联合推进了护国战争的进程
大联合推动了护国战争的爆发，更促进了战争的胜利进展。护国战争爆发后，唐继尧、蔡锷、李烈钧在讨袁誓词中，明确宣布讨袁宗旨四条：“（一）同人职责，惟在讨袁。天祚吾民，幸克有济。举凡建设之事，当让贤能，以明初志。个人权利思想，悉予铲除。（二）地无分南北，省无论甲乙。同此领土，同是国民。惟当量材程功，通力合作，决不参以地域观念，自启分裂。（三）倒袁救国，心理大同。但能助我张目，便当引为同志。所有从前党派意见，当然消融，绝无偏倚。（四）五大民族，同此共和。袁氏得罪民国，已成五族公敌。万众一心，更无何等种族界限。”[(25)]这四条宗旨，几乎可以概括为一条原则：联合反袁。联合的目的是为了反袁，而反袁又必须联合。
从反袁护国军三军总司令来看，蔡锷代表进步党和民初军政界人士，李烈钧代表革命派，唐继尧代表云南地方实力派。云南都督府厅以上，护国军支队长（团长）以上最初的49人中，他们曾隶属的党籍可查者35人，其中曾隶属同盟会、国民党或中华革命党的32人，曾隶属进步党的3人，无党及党籍未详者14人。在这14人中，代表了各方面的反袁势力。可见，云南护国都督府和护国军的领导成员，一开始就是以联合反袁为宗旨来组建的。
反袁大联合的核心，无疑是资产阶级两派的联合。这时两派历史上的矛盾和分歧，为救亡图存、实现本阶级专政的根本点所掩盖，共同性上升，差异性下降。因为，政治派别的划分是以阶级的划分为基础的，它归根到底是决定着派别的共同利益的。同属于一个阶级的不同政治派别，存在着共同的阶级性，因而存在某种共同的利害关系。这样，当袁世凯复辟封建帝制，不仅威胁到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生存，同时也威胁到改良派的生存，两派的联合不仅有必要和可能，而且成为历史发展的现实性。面对着袁世凯的倒行逆施，改良派不得不以正在形成的现实关系为立足点来进行活动，靠拢革命，与革命派结成联盟。革命派为了壮大反袁阵线，也不得不主动接近包括改良派在内的各种反袁力量，以夺取反袁护国的胜利。由于两大派的联合，就带动了反袁各派的大联合，从而导演了轰轰烈烈的护国战争的伟大场面。
在整个护国战争时期，孙中山、黄兴的态度都是积极的。孙中山除了及时给全国指明斗争目标外，还具体领导中华革命党的鲁、豫、皖、苏、浙、闽、粤、赣、湘、鄂、川、陕等省不断发动起义，支援护国战争，要求中华革命党要联合党内党外，务求与讨袁各派“协同进行”。孙中山除派吕志伊、李烈钧、熊克武等人入滇参与云南起义外，又派朱执信、胡汉民、邓铿等人分赴南洋等地，筹措讨袁军饷。孙中山还曾接见护国第二军总司令兼云南都督府筹饷局长李烈钧的特使陈仁、刘明敏、席正铭、刘铸等，协助筹款。[(26)1916年4月底，孙中山从国外返回上海，亲自指导国内斗争，并于5月9日发表第二次《讨袁宣言》，明确表示，在反袁大联合形势下，“昔之政争已成陈迹。今主义既合，目的不殊，本其爱国之精神，相提携于事实，见仇者虽欲其所快，无能悻也。”我们的任务应该是：“袁氏未去，当与国民共任讨贼之事；袁氏既去，当与国民共荷监督之责，决不肯使谋危民国者复生于国内。”[(27)]黄兴支持孙中山的第三次革命的主张，欧事研究会成员也逐渐向孙中山靠拢，李烈钧等原欧事研究会重要骨干后来也加入了中华革命党，其他欧事研究会成员也纷纷回国投入反袁斗争。黄兴关注反袁护国战争进展，积极在海外筹饷，资助反袁武装力量。1916年5月，黄兴返国前夕，致电各省说：“此次讨袁，出于全国人心，理无党派意见，更无南北区域之可言。”号召进一步联合，以求彻底打倒袁世凯，“不除祸本，终是养痈。”[(28)]在反袁斗争中，“党界亦消灭，何门户之可言？”[(29)]仍然是讲联合反袁这一根本原则。黄兴返国不久，即因病去逝，他是为反袁而献身的。
梁启超对护国战争所起的作用，减去他言过其实的自夸部分以外，毫无讳言，仍是举足轻重的。他不仅是袁世凯身边第一个公开打出反袁旗号的重要人物，协助蔡锷策划云南起义，帮助蔡锷历尽艰险逃往云南，而且一改过去的“书呆子”气息，身体力行，直接投入反袁护国战争的行列。蔡锷逃出北京后，梁启超亦于1915年12月16日躲过密探监视，冒着生命危险，从天津乘船去上海。梁启超在上海，忙于收集各方面的情报，与护国军互通声气；并利用上海开展外交活动，争取国际上的支持；同时还就近争取在南京的北洋实力派冯国璋，以减轻北军对护国军的压力。在护国战争艰苦的日子里，梁启超多次去信蔡锷鼓励帮助。据蔡锷说：“每书动二、三千言，指陈方略极详。”[(30)]
当蔡锷率护国第一军在川南战斗的艰苦时刻，迫切盼望继贵州之后，广西能够起义。梁启超即积极策动广西起义，以减轻北军对川南作战的护国军的压力，鼓舞护国军的士气。梁启超去函陆荣廷，力劝他消除顾虑，从大局着眼，立即起义。陆荣廷表示，只要梁到广西，他就宣布起义。“早上到，他晚上发表。晚上到，他（第二天）早上发表。”[(31)]于是，梁又再冒生命危险，从上海去广西，途中曲折，“好比一部冒险小说也”[(32)]。3月14日，梁启超密友汤觉顿到达南宁，陆荣廷即于3月15日在柳州行营正式通电，宣布广西独立。广西参加护国，对川南前线艰苦作战的护国军是个很大的鼓舞，对袁世凯被迫宣布取消帝制也起了重要作用。随后在1916年5月8日成立护国军军务院，有人称之为“中华民国肇庆临时政府”[(33)]，梁启超也起了重要作用。尽管军务院中，进步党人及地方实力派已处于优势地位，革命党人仍占有重要位置，如李烈钧、罗佩全、吕公望为抚军，章士钊为秘书长，唐绍仪、王宠惠为外交专使及副使，李根源为联军副都参谋等。军务院仍是一个联合的组织。梁启超扮演着护国军摇鹅毛扇的军师的角色。
云南、贵州、广西、广东、四川、湖南等南方的地方实力派大多卷入反袁护国战争之中。从政治态度来说，他们的成分是复杂的，有的倾向革命派，有的倾向改良派，甚至还有倾向袁世凯的；然而从军事方面来讲，他们都是掌握实权的一个一个的实体。他们最终走到反袁战线上来，对强化反袁联合阵线，推动护国战争的进展起着重要作用。唐继尧如此，陆荣廷也不例外。所以孙中山肯定这种行为是“名誉甚佳”。[(34)]而唐继尧在护国战争中坐镇云南，粉碎了袁世凯派兵由广西入侵云南的企图，为护国战争提供了一个安全的后方基地，不仅增加了护国军的安全感，也为护国战争的胜利提供了保障。唐继尧的态度，对贵州刘显世、广西陆荣廷无疑产生了重大影响，使西南地方实力派的势力联成一片，使袁世凯和北洋军望而生畏。
蔡锷是各派大联合的纽带。据李华英回忆，他确实担任过东京、北京和昆明三方面策划反袁的联络工作。他既接受孙中山的指示，又受唐继尧的委托，到北京与蔡锷取得了联系。[(35)]刘云峰、邹若衡等人回忆，在蔡锷与唐继尧之间担任联系的人还有黄实、黄临庄、杨汝盛等人。[(36)]此外，戴戡、王伯群也是蔡锷同云贵方面的联络人。护国起义前如此，护国起义后更是如此，而且与各方面的联系从秘密转向公开化和合法化。蔡锷《松坡军中遗墨》的来往电文及书信，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不仅如此，在战争中，蔡锷不顾自己严重的疾病，深入前线，出生入死，坚持战斗，更令人钦佩。
大联合促进了护国战争的进展。大联合的结果，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扩大了反袁联合阵线的力量，导致了反袁护国战争的最后胜利。
三 联合的中止，护国战争后的再次分裂
护国战争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仅次于辛亥革命的又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护国战争在维护资产阶级共和制度、粉碎袁世凯复辟封建帝制方面，达到了目的，取得了胜利。护国战争的功绩就在于，它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避免了历史更大的倒退；它集中地反映了辛亥革命以后，共和观念的深入人心，人民群众的进一步觉醒。护国战争表明了辛亥革命以后，封建余孽任何复辟帝制的企图，都不可能得逞，一切违反历史规律、违反人民意志的反动派，都将为历史前进的车轮所轧碎。护国战争对中国革命由旧民主主义阶段向新民主主义阶段转变是一次有力的推动。
袁世凯去世，护国战争结束以后，反袁各派失去了共同的目标，西南地区各军事首脑们也因权力增大而膨胀了野心，企图利用护国的声威，以攫取更多更大的地盘和权利，结果是各自拥军盘据一方，形成大大小小的地方军阀派系。而北京中央政权，由于袁世凯一死，各帝国主义失去了共同的代理人，他们为了扩大对华侵略，划分势力范围，决定要寻找各自的走狗作为自己在华的代理人，因此北洋军阀内部各集团在不同主子支持下，因争权夺利，扩张地盘，分裂成若干派系。再加上，护国战争虽然推翻了“洪宪”皇帝，打倒了北洋军阀的总头子袁世凯，却没有能够改变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也就不可能瓦解产生军阀割据的社会条件。因此，护国战争以后，中国出现了军阀割据和混战的局面。这样，中国乱了，“西南局面破矣”[(37)]。
原来的反袁各派的联合阵线中止和瓦解了，中国处在北洋军阀的黑暗的分裂混战局面统治之下，人民群众仍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伟大领袖孙中山幻想破灭，陷入了傍徨和绝望之中。正是“孙中山在绝望里，遇到十月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孙中山欢迎十月革命，欢迎俄国人对中国人的帮助，欢迎中国共产党同他合作。”[(38)]中国革命开始走上了一条崭新道路。
无情的历史事实告诉人们，旧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在中国走不通，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不是中国真正的出路。中国人民为了获得解放，必须重新寻找新的力量，走新的道路。在历史曲折发展中，中国革命终于找到了一条新的成功的道路，这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并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化的道路。
注释：
①《建国方略之三》，《孙中山全集》第六卷第412页。
②梁启超在蔡锷来信上的签注条，《松坡军中遗墨》。
③《在云南起义二十周年纪念会上的演说》，《李烈钧文集》第719页，江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④《进步党员之愤慨》，《中华新报》1915年11月8日。
⑤华觉明：《进步党与研究系》，《文史资料选辑》第13辑。
⑥《进步党主张戡乱通电》，《民初政争与二次革命》下册第50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⑦《梁启超年谱长编》第67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⑧李剑农：《戊戌以后中国三十年政治史》第193页，中华书局1965年版。
⑨《革命与暴政》，《民国》第一年第8号。
⑩李文汉：《蔡松坡年谱》1915年条，1943年石印本。
(11)《致欧慎刚等函》，《孙中山全集》第三卷第170页。
(12)（美）芮思施：《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第141页，商务印书馆1982年中译版。
(13)《李宗黄回忆录》。
(14)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第928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15)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一册第162页，中华书局1960年版。
(16)《复古宗尧陈铁伍函》，《孙中山全集》第三卷第190页。
(17)《讨袁宣言》，见《护国文献》上册第7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18)《复孙中山书》，《黄兴集》第358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19)《李烈钧自传》，见《李烈钧文集》第810—811页。
(20)赴钟奇：《护国运动的回忆》，《近代史资料》1957年第5期。
(21)李曰垓：《客问》，转见《永昌府文征》文录卷26。
(22)吕志伊：《天民回顾录》，《昆明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
(23) (24)（澳）骆惠敏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下册第532、533页，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
(25)《誓词二》（1916年1月），曾业英编《蔡松坡集》第894—89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26)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第973页，中华书局1991年版。
(27)《讨袁宣言》，《孙中山全集》第三卷第285页。
(28)《致全国各界讨袁通电》，《黄兴集》第427页。
(29)《复谭人凤电》，《黄兴集》第433页。
(30)蔡锷：《梁新会先生函牍跋》，《蔡松坡先生遗集》之八。
(31)梁启超：《护国之役回顾谈》，《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第93页。
(32)梁启超：《从军日记》，《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三》第126页。
(33)王守正：《军务院称谓辨析》，《云南教育学院学报》1995年第4期。
(34)《致中华革命党各支部函》，《孙中山全集》第三卷第362页。
(35)李华英：《护国起义前我参加唐、蔡之间联系的经过》，《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
(36)刘云峰：《护国军纪要》；邹若衡：《云南护国战役亲历记》，《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0辑。
(37)李根源：《书丁巳川事》（1917年），《曲石文录》卷2第22页，1932年版。
(38)《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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