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人的权利和能力——阿玛蒂亚#183;森的新福利观及其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启示论文,阿玛论文,蒂亚论文,福利论文,权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福利是人的欲望或需要得到满足而产生的幸福或快乐。印度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则超越传统福利研究的成果与困惑，研究视野宽阔、论证严谨、切中社会现实，他对人的权利和能力发展的关注及其研究成果，对我国深化改革，推进民主政治建设，增进社会福利带来有益启示。
一、社会福利标准的新内涵
森在其《商品与能力》、《生活标准》等著作中，以经济伦理学思想为基础，对正统的福利经济理论提出了挑战。在“福利主义”者看来，个人与社会的福利水平可以通过一揽子生产和消费的商品量来进行衡量。森却认为，人们之所以拥有商品，主要是把商品看作具备一定特性并能够满足人们需要的东西，而并不只是为拥有一定的物品而去拥有商品。人们拥有或消费商品所得到的满足感、成就感，不仅依赖于商品本身的特性，而且依赖于消费者本身及其所处的环境的特性。他进一步指出，人类的福利不能只是依据其终极状况来判断，其选择过程以及选择的自由度也与福利紧密相关。因此，不能仅仅依据生产和消费的商品量来衡量个人与社会的福利水平，还必须依据道德和政治等多方面因素来评价福利水平及其变化。
森对伯格森和萨缪尔森为代表的社会福利函数理论进行了批判。社会福利理论将社会福利仅仅看作为个人效用总和的函数，即社会福利依赖于个人效用。森认为单纯用效用来衡量福利存在着缺限，突出地表现为：个人获得的效用的测量值取决于个人的特征及其所处的境况，但如果从道德和政治角度看这些目标，则可能与幸福无关。比如，如果单从效用方面看，被剥夺了物质财富的人或许会调整他的偏好以适应其微薄的收入，即渐渐学会“眼睛向下”，对得不到的东西不再奢望。如果把幸福等于偏好的满意程度，这种适应性偏好或许将反而有助于证明权利剥夺是合理的。
为此，森提出了能力中心观，以此取代幸福的效用观。他认为个人幸福是他所能做的各种事情即“能力”的函数，个人某些方面的能力对于个人获得的效用水平是重要的，是个人价值的源泉。个人的其他能力，比如识字能力或竞争政治职位的机会等，虽然与个人的效用不直接相关，但也同样是衡量个人幸福的重要因素。据此，森引入了含义更加广泛的“功用”概念，把人应当享有的权利及其所能得到的作用作为衡量幸福和快乐的标准，以取代正统经济学中的“效用”概念，为规范经济学提供了更为丰富的信息基础，也为社会福利水平的测度提供了更为满意的方法。
二、人的自由权利及其实现途径
在“能力”、“功用”研究基础之上，森自1998年以来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他的福利理论。他从人的权利或自由的角度阐述人的幸福，认为幸福基于能力和权利，基于自由，而自由与发展具有不可分割的关系。他把发展定义为是一种扩大人们所真正享有的经济自由的过程。这种发展观与传统的发展观是迥然不同的。传统发展观视发展为GDP增长，或者个人收入的增长，或者技术进步与工业化的推进，森认为这些因素作为扩张社会成员所享有的自由的手段固然是重要的，但它们不是发展的根本目的，甚至也不是发展的充分条件。因为发展同时还依赖许多超经济因素，诸如社会制度安排（教育体制、医疗体制、保险体制等），经济制度安排（企业制度、知识产权保护制度、金融体制等），政治制度安排和公平权利（参与公共事务的讨论、决策以及参与公共监督的权利等）。从另一个角度说，发展也就是一个消除那些造成经济不自由的因素的过程，这些因素包括贫困、专制、匮乏的经济机会、对公共设施的忽视等。森尖锐地指出：尽管这个社会中财富正在空前地加快积累，但与此同时，许多人甚至大多数人的基本自由都遭到忽视。自由的缺乏与经济上的贫困直接相关，因为贫困剥夺了人们满足最基本的需要的自由。同时，经济不自由也与公共设施的缺乏相关，直接源于专制政体。不论基于哪种原因造成的经济不自由，都需要通过发展的过程来消除。
森在他的理论研究中阐述了五种对经济发展起直接作用的基本自由：(1)政治自由和公民权利。主要指人们有多大的机会和权利参与决定由谁来执政以及根据什么原则执政。同时，也包括人们有多大的可能去监督和批评政府当局的经济政策。实际上，这也就是个人所能分配到的政治资源。(2)经济基础设施。指人们各自享有的基于消费、生产或交易目的而使用经济资源的机会与便利性。个人所拥有的经济资源的支配权不仅取决于他所占有或可获得的资源，也取决于交易条件，比如相对价格与市场运作。(3)社会机会。指社会所提供的教育、医疗保健等安排，它们直接影响着个人有多大的自由度去选择更好的生活方式。这些设施不仅对于私人生活状况十分重要，而且对于个人能否更有效地参与经济生活也十分重要。(4)社会透明度。即人们所期望的公开性。在相互交往中，人们希望信息是公开的、明确的，信誉是不容侵犯的，它不止是交易与市场体系运作的基础，而且对于防止腐败行为和地下交易也起着重要作用。(5)安全性。指提供一个社会安全网，使社会中的弱势群体不至于陷入悲惨的生活境地。它包括一些固定的制度安排，诸如失业救济金和给穷人的固定收入补助等。森指出这五个方面的基本自由是互为促进的，并且个人的经济自由与社会经济发展密切联系，一方面，人们能够得到的经济成就取决于经济机会、政治自由、公民权利、社会保障、基础教育以及社会对于各种权利所提供的制度保障。另一方面，提供这种机会和选择的制度安排又取决于人们如何通过自由地参与社会选择和公共决策来建立这些制度安排。因此，个人选择和采取经济行为的自由权利及其可持续性，不仅仅是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是发展的主要引擎。
人的自由权利需要通过发展来实现。森把发展区分为两种途径：一种是社会支持导向型，另一种是增长推助型。从经验上看，社会支持导向型的发展似乎不如增长推助型的发展速度快，但是，社会支持导向型的发展说明一个国家可以不必等待富裕起来以后再来对其基础设施、基础教育等进行投资。即使收入水平较低，仍然可以通过一些社会服务项目来迅速提高生活水平。森主张穷国不要单一地追求增长速度，也不必被动地等着发展起来以后再关注社会保障和人们所享有的自由。在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都应突出社会安排的作用。
三、森的福利研究特点
综合的、联系的分析方法。在森的福利理论研究中。人的幸福与自由不仅仅局限物质财富的生产与消费，而且涵盖了人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诸方面的权利、机会与能力，提出发展的核心在于保证人的各种应有权利得到保障和实现。在新古典经济盛行之时，经济学的研究日益关注于效用、收入、财富等纯经济的问题，有关人类生存质量、生活方式和社会环境等问题都被排除在研究视野之外。而森的经济研究则包容了政治、法律、社会、文化等超经济因素，特别是把制度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纳入一个系统化的分析框架，制度要确保人们进行各种选择的自由，以便改变资源的配置状况，甚至改变资源（尤其是人力资源）的结构，进而促进经济增长和发展。经济发展又不断强化各种制度安排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而形成更能维护自由的社会资本积累和社会安排。
崇尚经济研究的伦理传统。正如瑞典皇家科学院1998年宣布颁奖的时候说：“森通过把经济学和哲学工具相结合，使有关重要经济问题的讨论重新具有了伦理方面的考虑”。古希腊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认为，人为什么活着以及应该如何活着的问题。不仅对每个人是重要的，对一个国家或城邦而言，也是其管理必须解决好的首要问题。这一伦理学传统为西方古典经济学家所保持，他们关注最大多数人或整个社会的福利，并以此作为理论研究的最初动机和最终目的，充满了人文关怀，显现了经济学研究“经国济民”的职能。但这一传统到19世纪70年代边际主义革命时期就很快被丢弃了。当代经济学研究则更多地秉承了古典学派关于经济人的理性假设，尽管其实证描述日益精致，但事实上许多理论并不是指引人们实现自由和幸福，反而其本身的研究走向了困境。森坚持认为经济学需要对人类福祉和社会价值判断作出回答，他侧重于经济问题的规范分析，提出对自身利益的追逐只是人类许多动机中最为重要的动机。其他如人性公正、慈善和公共精神等品质也相当重要。因此，如果把追求私利以外的其他人类动机都排除在外，事实上我们将无法理解人的理性，理性的人类对别人的事情不管不顾是说不通的。他进而指出，一个基于个人利益增进而缺乏合作价值观的社会在文化意义上是没有吸引力的，在经济上也是缺乏效率的。
切中社会经济现实。近半个世纪以来，全球经济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其中包括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在整体数量增加的同时，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国与国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分配也呈现较大的差距。当经济学家还沉浸于种种假设所带来的近乎完美的结论时，它背后的贫困问题却往往成为经济学遗忘的角落。理论研究反映实际的需要，意味着经济学研究不能仅仅反映竞争中的实力派的利益需要，也要关注处在边缘的、弱势群体的权利和需要。森的福利研究不是抽象地谈论幸福、快乐和自由，而是从社会的实际出发，阐述人自由权利及其实现的具体因素和途径。同时，森认为经济学不能只关注多数人生活水平的平均状况，提出“贫困不只是收入低下，而是基本能力被剥夺”的思想，深刻地揭示了社会的现实，意义深远。
强调制度体系建设的作用。森的福利理论核心是研究人们实际享有的自由权利，他认为人有多大的能力和机会享有自由、运用自由，主要依赖于经济、政治制度的安排。社会在创造适宜的制度安排时，必须考虑到人的各种自由权利及其功能性作用。也就是要与人的各种自由权利相对应，营造和完善各种制度体系，包括民主政治体制、法律体制、市场制度、教育等。森强调国家和社会在加强和维护人类能力方面具有广泛的作用，但这种作用是支持性的，而不是提供现成品式的。“人应当被视为参与塑造其生活与命运的积极角色，而不是既有发展结果的被动接受者”，其犀利深邃的见解不仅是对福利经济学理论研究的极大推动，在实践中对促进发展中国家民主政治制度的改革与发展也将产生深刻影响。
四、几点启示
在社会发展的新阶段，重视人的权利，赋予人发展的机会，是增进社会福利的重要内容。一般地说，在经济发展初期，民众的福利多体现在物质财富的增长和合理分配的要求上，这正是早期福利经济理论研究的重点。在实践中，多数发展中国家也曾在一个较长时期内把发展的目标锁定于GDP或人均GDP的增长指标，这固然有其客观的必然性，因为经济增长永远是发展的基础。但片面追求GDP量的增加，却带来了环境污染加剧、生态恶化、资源枯竭、贫富差距拉大，社会经济结构、分配结构和社会的政治、文化教育以及人的进步并没有相应改善和提高，甚至在一些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也出现了那种财富充裕但缺乏欢乐的经济。发展是对存在问题的改进，是对人的权利的满足，发展的根本目的在于提高人的幸福和快乐。人类追求快乐的欲望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原动力。而人的欲望是多层次，并且是递进的。因此，在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需要在更为丰富的层次上重视人的权利和发展要求，提高人实现其价值和幸福快乐的能力，这是人类文明不断进步的标志，又是文明进步的动力。
机会平等是社会公正的要求，是社会竞争发展的基础。人的经济自由取决于机会的平等，取决于公平竞争的社会环境。公平，首先意味着不能故意压制人、剥夺人参与竞争的机会；其次意味着人们必须真正对社会的繁荣作出贡献后，才能取得高收入，而绝非是凭借特权、贪污甚至暴力来取得高收入。反思我国改革中存在的贫富差距，这是一种结果的不公平，它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机会的不平等，源于特权和垄断的存在。如果这一事实得不到有效纠正，它将诱导社会资源更多地流向非生产性部门，增加社会的交易成本，是社会资源的“负和搏弈”，损害公平，也影响效率，在根本上制约整个社会经济福利水平的提高。
扩大公共支出水平，提高公共物品的质量，是现代政府增进社会福利水平的重要途径。公共物品影响着社会公共生活需要。公共物品非竞争性、非排他性的特点决定了政府服务的必要性，说明在其消费方面无论是达官贵人还是寻常百姓，其消费机会与消费量都是均等的。因此，政府通过扩大公共支出，增加对教育、医疗保健、基础设施、环境保护等公共物品的供给，对于提高整个社会的快乐水平至关重要。福利经济学的研究成果揭示人的快乐不仅与绝对收入相联系，更与环境、与相对收入密切相关，充分说明政府提供公共政策、合理协调社会利益的必要性；具体说，在财政政策方面，放松对国民收入一次分配的限制，以刺激效率，增大税收基础。强化收入的二次分配，通过完善福利政策，有效控制并缩小社会成员的收入差距，将收入差距控制在社会成员可以接受并且效率不致受到损害的程度内，努力实现社会公正的目标。
民主政治建设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是人的自由权利从而幸福快乐的保障。国内外经验表明，一个健康、良好的市场的形成，在根本上有赖于它和民主政治变革之间的良性互动。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是消除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这是市场正常发展、公平竞争、有序运作的基础。民主政治建设意味着还政于民，让民众享有对社会重大事务的知情权、决策权和管理权。通过权力的分散，出现担负社会生产和服务任务的多元组织，可以有效地防止少数人将手中的权力作为资源扩大自己的社会影响和控制，以减少寻租，是社会经济协调的重要力量。并且，还政于民本身就是尊重人的权利，维护和实现民众根本利益的重要制度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