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的深化发展
杨 威
（武汉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摘 要］ 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就是在古今中外的纵横比较中，力求返本开新、批判借鉴，实现融通转化、综合创新。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需要在宏观格局上拓展、在微观格局上深入，需要准确把握“他者”所关注的研究主题、逐步确立“自我”所关注的研究主题，需要在国别研究、专题比较、综合比较等研究内容方面产出更具学科内涵的知识供给，需要在方法论、经验研究方法、具体研究方法上深化发展，需要从学科资源尤其是国际交流合作等方面加大研究力量的投入。
［关键词］ 新时代 思想政治教育 比较研究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新时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历史方位，新时代也提出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新任务，开辟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新境界。新时代，是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时代，也是中国日益拥抱世界文明的时代。在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领域，新时代更提出了如何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新课题。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就是在古今中外的纵横比较中，力求返本开新、批判借鉴，实现融通转化、综合创新。立足新时代，研判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的发展现状与趋势，需要在研究格局、研究主题、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力量等方面推进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的深化发展。
二、嘎绒虽然看着一副憨厚像，可谁又知道他的内心，就像小丁和梨花。哎，这人千万不能看表象。而且他平时对莽子的照顾，说不定就是黄鼠狼给鸡拜年。
“嘀嘀嘀”，安安的手机响了，安安不敢碰手机，梁诚用颤抖的手拿过手机，发现是条短信，打开放到安安眼前，安安苍白的脸直接变得惨白。
一、在研究格局上深化发展
研究格局，即研究定位、研究视野，它决定着研究走向、研究趋势。研究格局的建立、拓展、深入，从整体上影响着一门学科的发展水平和发展态势。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经过30余年的发展，积累了较为丰硕的成果，推出了一系列教材、专著、译著等，逐渐形成了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并朝着学科化的轨道迈进，这奠定了一个基本的研究格局。但是，研究中所存在的定位不清、视野局限、粗糙模糊等问题，需要我们在研究格局的层面加以检视和讨论。
第一，需要在宏观格局上拓展。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的目的，就是系统地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把思想政治教育置于人类历史时空的大尺度、世界急速变化的大格局中，建立总体认知，深化自我认识，探寻个体差异，推进交流互鉴，充分汲取人类已经创造的和正在创造的优秀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成果、理论成果、制度成果，更好地推动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要在不同历史时段之间、不同国家之间、不同意识形态体系之间展开，需要放宽历史与世界的视界，在研究定位上形成一种“大格局”。近年来，虽陆续有断代研究、国别研究的成果推出，但真正基于历史长时段、世界大跨度的总体比较研究成果较少。
第三，综合比较上的深化发展。综合比较是在国别研究、专题比较的基础上，对思想政治教育作总体上的比较，以形成整体性、普遍性、规律性的认识。只有经由综合比较，才能彰显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的宏观格局、根本旨趣、基本主题，才能更好地探寻古今中外尤其是当今世界思想政治教育形成发展之总体线索与内在规律，才能建构总体性知识图谱。如果缺乏准确充实的国别研究、系统深入的专题研究，缺乏对纷繁复杂的思想政治教育现象在“点”、“线”、“面”上的深度聚焦与多维延展，就难以在时空坐标轴上建立起对思想政治教育规律的立体认知。比如，分析和把握当今世界两种不同基本社会制度下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变化趋势，是思想政治教育综合比较的重要内容。而无论是对于21世纪资本主义世界发展态势的研究，还是对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趋势的研究，无论是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及其影响机制的准确分析，还是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教育的现状把握，无论是对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在主流意识形态及其教育方面的比较研究，还是对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比较研究，都是不充分、不完善的。21世纪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其意识形态及传播、接受也在发生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都是共时存在、相互影响的。我们需要进一步深化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比较研究，逐步建立对当今世界思想政治教育发展变化之大趋势的认识。
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在知识论上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丰富和增进对古今中外思想政治教育经验体系、制度体系、理论体系的总体了解。而要达到这样的总体了解，必须在研究内容上进行精心选择、深入挖掘、提炼升华。在不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知识体系建设提供了诸多域外的知识增量，但也存在着简单移植、重复研究、机械杂拌等现象，在国别研究、专题比较、综合比较等方面仍然需要进一步深化发展，力争产出更具学科内涵的知识供给。
第二，需要在微观格局上深入。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不仅要比“同”，更要比“异”。而“异”就是多样性、多态性、多变性。要掌握这种“异”，就要注重精准和精细。比较研究，不是抽象的比较，而是具体的比较；不是含混的比较，而是精确的比较。这就需要我们立足关键问题，在关键领域、关键要素、关键环节对关键国家进行精细化研究。笔者在从事价值观教育比较研究的过程中，有一个强烈的感受，就是西方国家的家庭教育、社区文化在国民价值观形成和发展中的作用远远超过了我们的想象，而价值观教育的问题，又同语言、宗教、种族、移民甚至性别等因素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要把握不同国家价值观教育的异同点，不能浮泛地作一般性研究，而要下沉到家庭、社区，精细地考察各种社会因素的交互影响，如此才能得出经得起推敲的结论。
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要在研究格局上别开生面，既要在宏观上谋求“大格局”，也要在微观上追寻“小意境”，既要做贯通古今、融贯中外的“大文章”，也要于微观处着眼、在精细上用力，真正做到“宏”“微”并进、相得益彰。
二、在研究主题上深化发展
第一，准确把握“他者”所关注的研究主题。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必然要面向域外之“他者”，必须追踪并把握“他者”的变化轨迹和发展态势。近年来，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在研究主题的选择上呈现出更加丰富、多样、多变的特点，从道德教育、公民教育、政治教育到品格教育、价值观教育等，研究中的“变奏”有所显现。但是，如何把握这种多样性、多变性背后不变的主题，把握“变奏”中的“基调”？这需要我们做更深入的跟踪性、持续性研究。以美国的价值观教育为例，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美国价值观教育的变动性是很明显的，从价值中立到价值澄清、价值分析再到新品格教育，经历了多次历史性变换。上世纪90年代，我国学术界一度在这个主题上形成某种理论聚焦。但是进入新世纪后，学术界对这一主题的关注热度却逐渐开始消退。其中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是美国自身关注的价值观教育主题发生了变化，价值观问题已经淡出历史舞台，还是我们缺乏较为深入持久的研究定力？要回答这一问题，需要透过现象看本质，深入考察美国价值观教育中的“变”与“不变”。其实，无论“软实力”、“巧实力”还是“美国优先”，无论外交问题、反恐问题还是移民问题、贸易问题，实际上都涉及美国价值观及其重塑问题的讨论，只有通过追踪比较我们才能深刻把握“变”中之“不变”，从而加深对价值观教育在思想政治教育中重要地位的认识。
1996年10月，中央召开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在《关于尽快解决农村贫困人口温饱问题的决定》中确定了对口帮扶政策，在扶贫援助、经济技术合作和人才交流等方面展开多层次、全方位的协作[5]。和田地委给皮山县共安排中央企业1家，自治区单位13家，地区单位6家，县直单位113家定点帮扶单位。县委、县政府积极完善各类制度措施，充分发挥了各级帮扶单位的作用，促使帮扶措施落实。
研究主题，是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中的主要问题，它是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的问题意识、问题框架，是贯穿、联结研究内容与研究过程的主要脉络和基本线索。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涉及的时间节点、国家地区、实践样态、理论形态、问题线索等异常复杂且变动不居，容易在研究中出现浮泛化、碎片化的现象。要避免这一现象，有必要确定相对清晰和稳定的研究主题。研究主题的确立，有利于将繁杂的事实、经验、思想串联起来，在时空坐标轴中进行定位，以此建立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的基本问题框架。
第二，经验研究的基本方法需要深化。准确、充分地把握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国家或地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状况，是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的前提。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开展深入的经验研究。对于过去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经验，需要从史料、文献、档案等历史实物中进行梳理与发掘。当前的研究中，对这些历史实物的充分发掘、有效利用与准确释读显得尤为薄弱，而运用比较历史分析的方法，将这些历史经验合理地进行时空维度上的延展，则更为困难。对于正在发生的异域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则需要通过实地考察、深度观察、案例收集等多种方法获取第一手的真实资料。经验研究的真实性、准确性、丰富性、典型性，是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科学性得以确立的必要条件。经验研究要做到真实、准确，必须建立在第一手资料获取的基础上。现有的经验研究，较多地是建立在间接转述、简单综合二手甚至多手资料的基础上，在真实性、准确性上不可避免地有所不足。经验研究要做到丰富、典型，必须建立在第一手调查所获得的直接经验基础上，并对这些直接经验做出有效的甄别、筛选与整合。没有一定的国际交流渠道、语言交流能力、跨文化研究能力和对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理论的深入掌握，不能克服国际学术交流中文化壁垒、意识形态壁垒、学科壁垒等造成的各种障碍，也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
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要在研究主题上不断深化，必须处理好“多”与“一”、“变”与“不变”、“他者”与“自我”的关系，在对多样变动的“他者”的研究中逐渐形成具有统摄性、稳定性的研究主题，并不断加深“自我”认识与“自我”理解。
三、在研究内容上深化发展
从历史长时段看，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国人民就从精神上由被动变为主动，这个命题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的比较历史分析。考察近代以来尤其是中国共产党产生后，中国社会意识形态结构以及中华民族精神状态的嬗变历程，由此探寻新旧意识形态的转换规律和国民精神状态的转化机制，这与其说是思想政治教育发展史的研究主题，不如说是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的重要内容，因为这种历史性转变是具有强烈的当代意义的。从历史比较的视野来揭示这种转变的发生机制和当代意义，是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的重要课题。从世界大跨度看，世界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几次影响深远的思想启蒙运动，如17、18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波及多个国家、影响异常深远，19、20世纪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传播更是人类思想史上的大事件，但对这些重要的事件我们都还缺乏较为系统深入的研究。思想启蒙的核心是意识形态的革命，是新的政治意识形态建立、传播并被大众所接受的过程。我们可以从这种文化大转换、政治意识形态大变换的比较中，获得很多有益的启示。当然，我们要更加关注当代世界主要政治意识形态体系生成、传播、接受问题的研究，由一国的研究拓展至多国的研究。因此，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应该有历史的连续性和空间的延展性，提升研究境界，增进总体认识。
从比较学的发展历史看，正是由于科学、系统地将比较研究作为一种方法论引入各门学科，才催生了现代意义上的比较学科，对研究方法的研究已经成为比较学科的内在组成部分和学科发展的重要条件。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是一个对研究方法相对倚重的研究领域，它首先需要对比较研究及其相关研究方法做较为深入透彻的研究，以此作为基本的研究指南和研究工具。[2]但是，与其他比较学科相比，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对研究方法的研究又是相对薄弱的。这就导致了我们所提供的知识，无论在质上还是在量上，都与学科本身的标准和要求存在一定距离。要丰富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的知识增量和提升学科研究水平，必须重视在研究方法上深化发展。
当前，思想政治教育国别研究的广度与深度都需要进一步拓展与深化。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国别研究的广度需要进一步拓展。综观既有国别研究的成果，在研究对象国的选择上多集中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已经完成现代化的国家，而对欠发达国家和正在迈向现代化的国家关注较少，对英语国家关注较多而对非英语国家关注较少，尤其是对小语种国家关注更少。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既与研究者的语言能力和现有的研究基础及条件有关，又与对研究参照系的选择有关。我们通常选择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现代化程度较高的国家作为研究的参照国，但是却较为忽略那些在发展阶段、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上与中国更为类似的国家，忽略那些在外交战略、地缘政治、文化交流等方面与中国联系越来越紧密的国家。我们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金砖”国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研究还有很多薄弱甚至空白之处，而这些国家与中国在文化意识形态的交流传播方面，无论从历史的渊源还是从现实的互动来看，都具有研究选择上的优先性。另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国别研究的深度需要进一步加深。要对某一国家的思想政治教育获得准确全面、翔实精确的了解，不能仅仅作浮光掠影、走马观花式的研究，也不能仅仅满足于知识转借、译介评论的间接研究，必须深入到该国的具体语境与具体情境之中，开展长线蹲点、解剖麻雀式的直接研究。当前，对欧美发达国家以及某些东亚国家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成果虽然较多，但真正基于长期跟踪、直接观察、参与体验的第一手研究成果仍然较少。
第二，专题比较上的深化发展。专题比较是就思想政治教育中某一问题开展横向或纵向的比较研究。专题比较是在若干历史阶段或国别研究的基础上，由描述性研究进入到解释性研究的重要路径之一。专题是对主题的细化，专题比较是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的核心内容。当前，思想政治教育专题比较研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如在品德教育、公民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等方面，已经形成了较多研究成果。各国政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国际组织所开展的青年工作和公共领域的思想政治教育等新的专题也逐渐进入比较研究的视野。[1]但是，专题选择的学科自主意识不强，学科指向不明确，比较研究中的随机性、零散性、片段性不同程度地存在，这些问题需要引起我们的关注。下一步应该在提升专题比较的学科性、系统性等方面进行深化发展。如何选择专题、选择哪些专题、怎样进行比较，这些问题都有待从学科视角、学科内涵、学科方法等层面进行深入思考。比如，目前对公民教育、道德教育进行比较研究的较多，但对世界观教育、人生观教育、价值观教育等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尚缺乏深入的专题比较研究。如果能够在这些专题上形成系统的、富有解释力的比较研究，将会有助于丰富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知识体系，产出独特的知识增量。
由表7可知，株行距处理A9、A5、A17、A11、A4、A3、A8、A16、A12、A14合格插穗均值较大且之间无显著性差异，但与合格插穗均值较小的A6、A1、A7、A10、A18、A13、A15、A2处理之间存在显著性差异，其中A9(60cm×100cm)、A5(50cm×100cm)、A17(80cm×120cm)的合格插穗均值都超过15个。
四、在研究方法上深化发展
第一，国别研究上的深化发展。国别研究是比较研究的基本内容，也是比较研究的前提与基石。只有对不同国家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与实践发展做出较为全面、准确的刻画，才能勾勒出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的“地方性”知识图谱。国别研究的广度与深度决定着比较研究的信度与效度。国别研究如果缺乏一定的广度，则不足以提供充分的可供比较的“类型”；如果缺乏一定的深度，则不足以提供确凿的可供比较的“质料”，而不充分的类型和不确凿的质料是无法支撑比较研究的科学性和有效性的。
第一，方法论层面的研究需要深化。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应把方法论的研究作为题中应有之义。这种方法论的研究，包括对比较学一般方法论的研究以及对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研究方法论的研究。对比较学一般方法论的研究，是从比较方法的起源、发展尤其是比较学的产生、演变进程中，总结与把握比较方法论的一般发展规律和根本原则。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或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不是脱离比较方法与比较学一般历史发展进程和普遍原则的，相反，只有对后者进行系统研究和综合把握，才能更好地对自身进行审视和定位。对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研究方法论的研究，是立足于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自身的学科特性和学科尺度，思考比较研究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体系中的方法论意义与运用原理。只有掌握了比较学一般方法论，才能更好地汲取比较学科所形成的有益成果，以此作为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的学科依托与借鉴。只有将这种一般方法论具体运用在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中，探讨其特定的学科方法意蕴、旨趣与原则，才能更好地解决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学科属性与依据问题。当前，在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中，既缺乏对比较学一般方法论的学术史考察与综合研究，也缺乏对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方法论的自觉审视与自主建构。因此，要真正使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朝着学科化方向发展，必须将一般方法论与学科方法论结合起来，探索既合理吸收比较学科一般方法论成果、又彰显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特点的方法论体系与原理。
第二，逐步确立“自我”所关注的研究主题。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需要关注“他者”，但不是被动地被“他者”的目光所牵引。比较研究往往容易成为外来概念、外来理论、外来经验的“跑马场”，陷入“乱花渐欲迷人眼”的理论误区，对于起步较晚的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而言，这个问题尤其要引起警惕。这就需要我们增强比较研究的主体意识，而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经由比较加深我们自身对研究主题的理解与把握。对“他者”的研究往往是与对“自我”的反思密切相连的。一方面，要通过对“他者”的研究加深对“自我”的理解，这是由外而内的路径；另一方面，要从“自我”的问题意识中生发出对“他者”的关注，这是由内而外的路径。这两种路径的有机结合，能够产生相互促进、逐渐融合的效应，不断生成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中具有主体性的研究主题。比如，通过对美国百年来价值观教育历程的初步研究，可以发现一个价值取向的“钟摆”，这个钟摆在传统、现代、后现代之间来回摇摆。如果我们把视线拉回到中国，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价值观教育似乎也呈现出同样的“钟摆定律”。这就引发我们的思考：如何审视我国价值观教育的历史性变迁？这种变迁与西方的变迁是一种什么关系？前者又是如何受到后者的影响的？未来这个钟摆将摆向何方？在这个研究主题中，“他者”已经不完全是“他者”了，“他者”成为“自我”的一个重要参照和影响因子；“自我”已经不完全是“自我”了，“自我”已将“他者”逐渐融入反思与重塑之中。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需要建立这种“内外相生”的主题生成机制，不断形成有意义、有价值的研究主题。
第三，比较研究的具体方法需要深化。比较研究在具体运用中，需要综合多学科的研究方法。比较方法实际上是各种具体方法的一种有机集成。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的具体方法，由于受到研究者学科背景、知识结构和研究旨趣等因素的影响，在方法的多样性、精细性等方面仍然有较大深化发展的空间。当前，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所通常使用的方法，仍然是现象描述、经验归纳、理论阐释等一般性方法，而对跨文化比较、制度比较、语言与文本分析等多学科的研究方法，还缺乏充分而有效地运用。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是一种特殊的跨文化比较研究，对不同类型的政治意识形态及其传播、接受活动，有必要进行跨文化的比较研究，需要掌握跨文化比较的相关方法。制度比较一直以来是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较为忽略的维度，需要进一步深化。[3]对其他语言体系中与思想政治教育相近或类似的概念和表述进行社会语言学分析，[4]对第一手文本尤其是与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直接相关的官方文献、重要论著等文本进行深度阐释，有利于我们真正进入研究对象的语境中，提升比较研究的精细度和准确度。比较研究中如何运用调查统计、测量监测等定量研究方法，更为精确地掌握不同形态思想政治教育在量的方面的特征与异同，也是进一步深化经验研究的难点。
五、在研究力量上深化发展
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中较为特殊的一个研究领域，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的深化发展，需要有研究队伍、研究平台、研究条件尤其是国际交流多方面研究资源的支撑。作为力量相对薄弱的思想政治教育学分支学科，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科需要在学术资源方面加强建设，整合多方面的学术资源，不断充实研究力量。
第一，培育学科内部的研究力量。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需要造就一支具有开阔的国际视野、良好的国际交流能力、扎实的专业理论素养的研究队伍。这支队伍的主力军需要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尤其是思想政治教育二级学科内部进行培育。当前，从事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的研究机构与人员相对较少，队伍结构也存在着青黄不接、不够稳定的困境。在学科布局、资源配置、人才培养等方面，对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投入力度有待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的成果产出、人才产出，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的内在需求是不相匹配的。我们应该把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放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乃至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中进行审视，充分利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尤其是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等二级学科的学科资源，注重从学科意识、研究素养、对外交流等多方面加强人才队伍建设，不断发展壮大研究的骨干力量。
第二，整合学科外部的研究力量。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具有突出的跨学科性与综合性，这就要求多渠道汇聚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外部的研究力量。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与相邻及相近学科如比较政治学、比较伦理学、比较教育学的交流不够，在国别研究领域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学者的合作不够，这就容易形成一种“自说自话”、自我封闭的局面，不利于学科的健康发展。学科内部的研究者应该增强开放意识与合作意识，增进同其他比较学科及人文社会科学其他学科的良性互动，逐步建立学科互信，搭建跨学科合作平台，吸收、吸引更多跨学科的研究力量。
说明：本题显性目的是考查“相等向量”，隐性目的是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分类讨论思想的感悟.本题的解题过程是学生探究的过程.
第三，拓展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一门比较学科的成熟度，很大意义上取决于其国际化程度。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是一个尤其需要开展、同时也是一个较难开展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的研究领域。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的匮乏，是当前制约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深入发展的最大短板之一。要突破这个短板，必须把对外学术交流与合作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深化发展的重要着力点，加大对外学术交流的支持力度，建立对外学术合作的有效通道。我们既要注重把本学科的研究者与后备人才“送出去”，又要注重把国际相关研究机构与代表性学者“引进来”，还要注重形成一种以我为主、兼收并蓄、互利互惠的常态化交流合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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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陈立思.比较思想政治教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209-431.
[2]高峰.关于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的方法论解读[J].思想教育研究，2009(6).
[3]杨威.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制度之维[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7(6).
[4]任志锋.论美国思想政治教育之“名”[J].教学与研究，2018(4).
［中图分类号］ G6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192X(2019)03-0015-06
[作者简介] 杨威，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思想政治教育根源问题研究”（项目批准号：13CKS043）、“教育部思想政治教育中青年杰出人才支持计划”项目。
标签：新时代论文; 思想政治教育论文; 比较研究论文; 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