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386199”现象 关注农村留守家庭——浅析“留守妻子”现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象论文,妻子论文,农村论文,家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受城乡分隔的户籍制度影响，中国农村劳动力到城镇务工总体上来说是个既有迁出又有回迁的过程，并且迁移以个人而不是以家庭为单位的。男性在外出务工劳动力中占优势，且不受婚姻状况影响，而女性则以结婚为分水岭，未婚女性外出较为集中，已婚女性在整个外出劳动力中所占的比例很小。由于大部分女性在婚后留在家乡，丈夫外出务工，“留守妻子”成为当今流出地农村的普遍现象。这种现象对农村妇女地位的影响是什么？是改善了妇女的地位还是使她们继续在发展中处于劣势呢？“丈夫外出、妻子留守”模式，其实是两性在社会经济家庭生活中关系定势的进一步延伸，它虽然使妇女在男权暂时空缺情况下有了一定的权力空间，但还是两性整体发展序次不平等的体现，我们可以从妻子留守的原因、生活状况来考察。
1 妻子留守的原因
劳动力流出地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劳动力就地转移的可能性很小，外出打工成为农村家庭脱贫致富的快捷手段。而从家庭利益最大化出发，大多数家庭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让丈夫外出。问题是，在家庭的理性决策中，为什么更多的决策是丈夫而不是妻子外出？
与两性在客现事实上的差异相比，已被大多数社会个体内化的社会性别观念在其中起了更大的作用。大家普遍认为：妇女的力量相对较弱，应对风险的能力差，女人在外面不安全；女人比男人心细、顾家，更会照顾孩子；丈夫适合出去挣钱，丈夫在家、妻子外出会很没面子，大家会笑话。妇女们不厌其烦地举了许多例子，来论述男人心不够细的事实，并且，她们也认同了外界对留守丈夫的评论，刻意维护丈夫的尊严，这很自然地流露出了她们内心对性别分工的看法。男性的社会性别观念一样根深蒂固，许多妻子在外务工的丈夫都多方解释自己是万不得已才让妻子外出的。由此可见，两性都已自觉地将这种社会性别观念内化，并且形成一种经验，这就使得性别分工更加成为一种自然的生活规则。说白了，这种性别分工的实质就是女主“内”、男主“外”思想的具体体现。“外”与社会、政治、经济等重要领域紧密联系，具有主重地位；而“内”与家庭相连，相对是次要的。这种分工的存在与固化让两性在发展机遇、发展方向上都截然不同。这使得妇女在婚后，多数都守着家庭、守着孩子，而男性则有更大的个人发展空间。
2 留守妻子的生活状况
2.1 权力空间的扩大
由于丈夫的缺席，妻子身兼多职。既没有放弃原先妻子“内”的角色，又成为原先丈夫部分“对外”角色的替补者，负责家里的农业生产与对外交往，参加社区活动。这为妇女提供了公共参与的机会，也为农村妇女提高自主意识、展示和锻炼自己的能力提供了条件。
在大多数情况下，妻子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来解决困难，只有在一些无法解决的困难面前，妻子才会让丈夫回家来解决。最大的挑战来自农业生产劳动，尤其在农忙季节，往往缺少劳动力来完成繁重的农活。大多数妻子的应对方法是寻求“义务工”，即依靠父母、公婆、兄弟姐妹以及关系要好的邻居等来无偿帮忙，或者，干脆让丈夫回家来帮忙。其次是村民相互之间“换工”。村民自发组织起来，几家相互“换工”轮流帮各家播种、插秧、收割等。有的妻子实在无力承担农业生产，就干脆让土地撂荒。“家人生病”也是丈夫不在家期间妻子遇到的较大的困难。妇女在农业生产劳动之余还要担当起几乎全部的家庭责任，包括家务、家庭理财、照顾老人、教育子女等。来自生产和家庭的双重压力往往令她们不堪重负，但无疑，这样的生活方式同时也给了她们个人能力施展的机会与空间。
2.2 婚姻稳定性受到挑战
不同家庭外出丈夫与留守妻子感情基础不同，外出期间的联络方式与频繁程度不同，因此，丈夫长期外出，对夫妻关系有不同的影响。有的因分开一段时间又重聚，反而增加了新鲜感，更增进了夫妻的感情。有的则导致了夫妻情感淡漠，名存实亡甚至家庭解体。
传统舆论对男性婚姻不忠多少总有些宽松，而女性不贞则是大逆不道的事。这些留守妻子多数自叹自己已徐娘半老，担心丈夫在外有不轨行为，而如果事实如此，她们又多数持“眼不见为净”或“见怪不惊”的态度，只要老公不离婚，她们也就容忍了。
由于农业产出有限，妇女的农业收入往往不足以维持家庭开销，丈夫在外务工的汇款对家庭经济的作用因此很大，这导致留守妻子在经济上多少有些依赖外出的丈夫。同时，因为长期依附于丈夫与家庭，妇女的自我意识长期缺失，不追求个人价值的实现，就象俗语所说的“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妇女往往自怨自艾，认为婚姻是命定的，从而倾向于接受这样的“命”。另外，传统文化对妇女“从一而终”的要求，也导致许多妇女将离婚视为一种违背常规的、异常的行为，与一些坏名声相联系，从而也是万不得已才会采取的下策。
3 “留守妻子”现象对农村妇女的影响
丈夫外出、妻子留守是两性地位在特定时期的特定表现形式。但从根本上看，这种模式仍然是两性发展不平等的体现。外出务工从事的多是第二、三产业，而留守家乡从事的多是第一产业。从产业结构调整的角度来看，外出务工无疑是一种向上流动的途径。男性因为外出务工，优先实行了产业转移，而妇女一直作为劳动力的蓄水池而存在，产业转移的步伐滞后于男性。在农村劳动力还不可能自由流动时，农业劳动属于“外”领域，男性从事农业生产是男性当家作主的重要标志。在男性优先转移到更先进的产业之后，妇女接替了这一工作，但此时农业生产在相当程度上已被纳入家务劳动的范畴，是“内”领域的，外出打工挣钱养家才是真正的“主外”。由于农业的收益主要是口粮和蔬菜，不是以货币“收入”的形式出现，土地的产出有限，传统的农业生产对家庭经济的作用大大减小，仅能提供口粮和“基本保障”，致使女性虽然负担加重，对家庭的贡献很大，但被认为是不能挣钱，种田不被认为是本事，能挣钱才是本事。这就决定了在大多数家庭中，外出务工的丈夫仍是家庭的经济支柱，家庭权力仍是向丈夫一边倾斜的。这深刻反映出在现代化过程中，男性总是首先受益的，而妇女的发展总是滞后的。虽然妇女成为农业生产的主力军，但她们的角色多是“生产者”，而不是“管理者”。实地调查中也不难发现，对于生产什么、如何生产这些生产经营的决策大权，仍然掌握在男性手中。
“丈夫外出、妻子留守”的模式也威胁着婚姻家庭的稳定性，影响着留守妻子群体的保障与健康。目前公众越来越重视流动人口问题，事实上，目前关注的仍是外出务工的大批男性流动人口，而对留守妻子的相关问题关注较少，尤其是她们可能因此受到的心理与生理伤害。丈夫外出后，受外面世界的影响，更有可能发生一些有损夫妻关系的行动，而妇女，作为弱势群体，无疑成为最大的受害者，她们要忍受感情破裂的婚姻，要经受性传播疾病传染的风险。
不能否认，在丈夫外出期间，压在女性身上的生产和家庭双重责任最大限度地调动了女性的潜能，让她们有了施展能力的空间。从“留守妻子”解决困难的方式也可以看出，女性在体能上的缺陷可以通过一些变通的方法来弥补。现代社会创造了更多的条件，使女性可以利用一些方法，去完成原本是男性才能完成的工作。她们在一定程度上发展了自己独立决断的能力，积蓄了力量，比起丈夫在家当权的时期，也算是一个进步。不过，总的来说，“丈夫外出，妻子留守”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两性在家庭与社会结构中的地位格局，男性仍扮演着“管理者”和“指挥者”的角色，妇女仅是“生产者”和“配合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