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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版）1996年第5期发表了邓晓芒的《鲁迅精神与新批判主义》一文，打出“新批判主义”的旗号，并引起讨论之后，2001年3月，邓晓芒的《新批判主义》一书由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邓晓芒在《新批判主义》一书中，将新批判主义的宗旨归结为对五四精神的继承与超越，并愿与关注这个问题的同仁展开一些讨论。可以说，新批判主义在世纪之交的中国思想文化界，宛如激昂奋进的笛声，惊醒了伤怀恋旧、复古、回归和泛道德主义的迷梦。《新批判主义》一书，以长江后浪推前浪之势，发布了《继承五四，超越五四——新批判主义宣言》（《新批判主义·序》），对独立人格进行哲理性探寻，立足现实进行文化反思，绽开了中国知识分子锐意进取的思想之花。
一、“接着鲁迅往下讲”的批判精神
面对20世纪90年代中国思想文化界全盘否定五四的精神实质的新保守主义倾向，邓晓芒针锋相对地提出了“新批判主义”。他认为五四精神的实质是一种文化自我批判精神，它以鲁迅为其最高代表，是中国五千年文明从未有过的（《新批判主义宣言》，以下简称《宣言》）。而“国内文化界的这场讨论恰好暴露出国人在思想的懒惰、不思进取和某种伤怀恋旧的情调，一种复古、回归和泛道德主义的思潮取代了严肃冷静的理性思考”。他以恰切的比喻切中其弊：“当人们众口一词地指责五四思想的浮躁时，自己却如同一个顽童拂去一盘下输了的棋一样，堕入了另一种情绪的浮躁”。
没有继承就没有创新，创新是在继承的基础上的发展。邓晓芒认为，新批判主义继承了20世纪中华民族最重要的文化遗产——五四精神，从五四精神那里继承和发扬的最主要有三点：
第一，怀疑和批判的精神。这是新批判主义之所以称之为新“批判”主义的原因。五四的怀疑和批判精神以现实为基地，以西方文化为参照系。五四的怀疑、批判精神从现实生活的需要出发，也即是在民族危机、列强侵华的现实中，以“现在”、“今日”和“我”当下的处境为标准，去对一切传统进行毫不含糊的“价值重估”。这也是鲁迅所谓“要我们保存国粹，也须国粹能保存我们”（见《鲁迅全集》第1卷，第306页）的意思。胡适的“整理国故”的前提是一种“疑古”精神，但这种怀疑不是为后人诟病的“虚无主义”，而是立足现实处境，为人的生存寻求新路，包括为传统研究方法寻求新路。而“以西方文化为参照系”，决不是如保守主义所攻击的“脱离中国现实”，而是出于对中国现实的实质性理解。西方文化参照系给我们提供了新的反省视角和怀疑冲动，而不研究西方，夜郎自大，沉醉在中国式的“酒神精神”和被美化的古代“桃花源”之中，才真正是脱离现实的白日梦。邓晓芒在《宣言》中的论述，充分体现了新批判主义对五四精神和中国国情的深切了解，是对改革中国现状的冷静、理智的思考。
邓晓芒认为，鲁迅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是最激烈最实在最致命的。鲁迅把传统文化归结为“吃人”，把中国五千年文明概括为“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和“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的循环交替。邓晓芒评论道：“特别是对中国知识分子的一针见血的批判，指出他们不敢正视现实，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这都是极有见地的。鲁迅对当时的保守主义和‘国粹派’的批驳至今无人敢于正面回应，人们对付他的唯一办法就是不予理睬，我行我素”（《宣言》）。基于对历史与现实的深切了解，邓晓芒将古今互相参照，使人更易于理解鲁迅的批判精神和他的“新批判主义”。他说：“现在任何人都会懂得，文化和文献不是一回事。鲁迅先生早就指出，古人写在纸上的是满篇仁义道德，背后透出的却是‘吃人’。试想一百年后人们看我们现在的历史，若是只读那些法律、法规和官样文章，必定会觉得我们这个时代是多么的清正廉明”。（《宣言》）。观今鉴古，确实发人深省。
第二，新批判主义特别突出以鲁迅为主要代表的自我忏悔精神，这种精神其实是五四批判精神的内化和深化。邓晓芒指出，鲁迅的反传统首先是针对自己的，是对自己身上传统毒素的无情的自我拷问、自我批判，而这历来被人们忽视。鲁迅的精神象征是游魂和毒蛇：“有一游魂，化为长蛇，不以啮人，自啮其身，终以殒颠”，“抉心自食，欲知本味……”（《墓碣文》）。鲁迅说：“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地解剖自己”，“我觉得古人写在书上的可恶思想，我的心里也常有……我常常诅咒我的这思想，也希望不再见于后来的青年”（《写在＜坟＞后面》）。邓晓芒所主张的“新批判主义”，就是要继承鲁迅精神，从现实出发，返回到自己的内心世界，对自我的心灵进行深层的批判和反省。邓晓芒说：“鲁迅最早做过这一工作，但我所讲的心灵反省还不只是他所提出的国民性的批判和改造，而是要从国民性问题入手而进入到人性批判。”（第289页）这正是新批判主义“接着鲁迅往下讲”而对鲁迅有所超越的地方。
第三，新批判主义还从鲁迅那里吸取了越越进化论的思想资源，认识到进化论决不是什么可以依靠和依赖的“社会规律”，人类若不自己长进，的确会退化、堕落、灭绝。
正如站在巨人的肩头能望得更远，新批判主义在世纪之交的新时代，新环境中，继承和发扬五四精神特别是鲁迅的批判精神的宝贵思想，“它理应比五四时期的这些思想更具深刻性和系统性”（《宣言》），这应该说是中国思想文化界的幸事。
二、关于独立人格的理性探寻
新批判主义对五四精神的继承，是批判地继承，是在新的时代新的学术环境中，超出五四精神所作的一种哲理探寻。新批判主义从如下三个方面对五四的局限性加以反思：一、启蒙背后的民粹主义；二、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冲突；三、实用理性的世俗关怀。
民粹主义是东方农业国家知识分子的共同倾向。从儒家的“君子”、“圣人”到五四知识分子赋予启蒙以“开启民智”含义，他们致力于用自己已掌握的真理去达到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目的。而西方18世纪的启蒙运动中的启蒙学者，如伏尔泰、卢梭更多地致力于自己的理论创新，并不以民众的代言人自居。新批判主义继承五四启蒙精神，但要将立足点从五四的局限性——民粹主义和中国传统士大夫的“家国意识”转移到个人本位上来，从启别人的蒙转移到首先是自我启蒙，自觉地去探讨自己生存的意义，“事物的辩证法恰好在于过分热衷于世俗的关怀反而不能达到现实改良的目的；将立足点从世俗功利层面转移到个人主体的确立则意味着现实人性的真正提高。所以，新批判主义并不反对关注现实问题和批判传统文化，但首先主张个人对自己的反思和自我批判，并以此来涵盖前一种批判。”（《宣言》）从中国传统士大夫的“忧国忧民”的政治情怀，转移落实到“忧己省已”，这一工作既客观上具有“改造国民性”的实际效果，又与政治的需要和历史的发展趋势也是一致的，因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和改革需要的不正是具有独立人格的人吗？
新批判主义解决五四知识分子“个人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冲突”的办法，是吸收西方近代思想的有价值的理论成果，在超越世俗功利层面上，对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重新加以诠释。
邓晓芒认为，个人主义是一种抽象、普遍的人格原则。它“是对人皆有一个自己不可替代的人格（或灵魂）这一事实的承认，至于各人要凭这人格去干什么，那是还未确定的事。所以个人主义并不意味着一种现实的道德生活，而是一切道德生活之所以可能的条件。”（《宣言》）但五四知识分子把个人主义理解为一种个人气质和处世态度，一种值得肯定的生活价值。例如郭沫若的《女神》鼓吹一种生命奋进、热情奔放的人生观，令当时一大批新青年陶醉，以为这就是个人主义和个性解放的号角，但个人主义也完全可以是阴郁、忏悔、绝望的，鲁迅看出了这一点，但并不明白这对于个人主义者来说也是常态。他们都把个人主义与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狂士风度混为一谈。
邓晓芒认为，五四知识分子所理解的“人道主义”虽经周作人的辨析，但毕竟和中国传统的“悲天悯人”“博施济众”的“慈善主义”混同，要求牺牲个人以成全群体是最基本的信条。这样理解的“人道主义”，其实与西方humanism（又译“人文主义”）己有很大的区别。西方人道主义的信条是“人所固有的我无不具有”，包含对人类的缺点宽容，对人的“小我”抱同情的理解的意思，五四知识分子的人道主义很容易蜕变为一种“天道主义”（“存天理去人欲”），因此与“个人主义”（人欲）的冲突是不可调和的，所以他们只能是一部分人“堕落”为个人利益的追求者，另一部分人则“升华”为替天行道的革命者。因此，他们不能从二者的辩证统一中锻造出真正独立的人格。新批判主义认为：“真正彻底的自我批判本身既是个人主义的，又是人道主义的；个人主义首先是指个体人格独立，而与是否借此宣泄自己的本能冲动，满足自己的情感需要没有直接的相关性。个体人格的独立不经过反思是建立不了的，在这方面必须充分发挥五四的批判精神和怀疑精神……真正的人道主义不是居高临下地悲天悯人或乐善好施，而是在人性的根基上与他人相通，是灵与灵的平等交往和对话，是通过互助协商来决定人与人相处的一般原则。它不需要牺牲任何一个个人，也不需要一部分人崇拜或服从另一部分人（哪怕是绝大多数的人）。”（《宣言》）
邓晓芒认为，五四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有强烈的工具理性和实用理性色彩，价值合理性没有建立起自己区别于工具合理性的超验根基，而是与工具合理性一起同归于一种世俗关怀。许多人都指出五四重视民主与科学而忽视自由与人格，其源盖出于此。“民主与科学是‘看得见的’改进，自由与人权则是较抽象的不可捉摸的原则。但是，西方的民主与科学恰好是建立在自由人权这类抽象原则的基础上的，忽视对这些理论基础的探讨必然导致对民主与科学本身的误解。例如认为民主就是‘只给大多数人自由，不给少数人自由’，这是与马克思所说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前提’直接相违背的。”（《宣言》）例如文革中的“大民主”，以众凌寡一旦得到道德意识形态的支持，便会恶性膨胀到非人的程度。五四知识分子不可能预见到这一后果，即使是以鲁迅为代表的“国民性批判”固然极深刻和必要，但它并没有找到自己理论上的坚实根基。鲁迅将自己宝贵的生命耗费在多少有些不值得的“复仇”之中。“他与他的对手根本不成比例，他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真正使命是将那些自己感到困惑的事静静地思索出来，而是过于担心自己的思索成为于事无补的‘空谈’。这种实用理性的考虑终于使他不敢把‘实话’全部讲出来，害怕‘毒死了偏爱我的果实的人。”（《宣言》）
新批判主义主张，知识分子应该有、也必然会有世俗关怀，但这只能是第二位的；知识分子作为知识分子应当立足于终极关怀，从这个高度来充当世俗生活（包括自己的生存）的永不妥协的批判者。知识分子不是政治家，更不是政客、幕僚，他应当充当人类的大脑，而不是肢体，他应当保持对世俗生活的一定的超越维度。但这并不是主张脱离现实，躲进象牙之塔，相反，知识分子应当从现实出发去思考超越现实层面的问题，从现实中发现超前的意义和永恒的意义。基于当前学术界对于理论的兴趣很微弱的情况，邓晓芒认为：“中国传统学术在今天决不能成为一个摆脱理论重压或逃避理论贫乏现状的避难所”，“冲破当前沉闷的学术气氛，最迫切需要的是锻造一种新的理论方法，对我来说就是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并吸收现代西方哲学方法论的合理因素，建立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现象学方法，以建构一门马克思主义的精神现象学”。（第290～291页）。
综上所述，可见新批判主义继承和超越了五四精神特别是鲁迅精神中的批判自身传统的自我忏悔精神，具有“接着鲁迅往下讲”的理论准备和研究成果，在独立人格的理性探寻和马克思主义精神现象学构建上，都作出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可以说，这是在中国理论思想史上从实用理性向价值理性作出的重大战略转移，它从传统思想的重重包围之中杀出一条生路，向着马克思所说的“完全的人”这一目标进发，这是一场艰苦卓绝的理论思维攻坚战。
三、立足现实的文化反思
“身为中国人，要做到随时在心里有两个参照系，即中国和西方：不仅要用中国人的眼光看西方，更要用西方人的眼光看自己，这才是所谓‘文化自我意识”。（第27页）《新批判主义》一书，就是立足中国与西方的现实，在“回顾与前瞻”、“在思想的地平线上”、“思想与感悟”、“文学的痛苦”、“我们这一代的沉默与思考”等栏目中，对思想理论、哲学、文学等进行“新批判”和文化反思的。
在《新批判主义》一书中，邓晓芒以“独立人格的哲理”来切割“文学的痛苦”。在对老诗人曾卓的诗的评论中，邓晓芒认为曾老的诗在老一辈诗人中是特别具有鲜明的自我意识的。他“从害怕孤独到安于孤独，最后到坚持自己的孤独（孤傲），是诗人性格上的一个大转变……但个体意识却始终未在他的灵魂深处扎根，而总是一种暂时的权宜之计”（第195-196页）。这也是诗人的诗作后来没有一首超过《悬崖边的树》的原因。一个过来人单凭心的真诚己不足以把握时代脉博，而需要的是思索、是反省、是对历史、现实和哲学的洞察。对于老一辈诗人来说，就是要把个体意识的“诗魂”从“定格”中解放，发展出其内在的活生生的矛盾和冲突。这就要投入生活的激流，特别是投入到当代青年之中去。这种能切入诗人思想深处，切入历史，社会深处，起到磨励思想的“磨刀石”式的评论，是不多见的。
残雪是20世纪末出现在中国大陆绝无仅有的一位具有鲜明独特的现代派艺术风格的女作家。邓晓芒采用“知人论世”的方法，对胞妹残雪文学上的“新批判主义”进行评论。兄妹拓荒：一个用理论，一个用文学。这是“唯楚有才”的湘籍文论家、作家中出现的一个奇迹，也是“新批判主义”用“独立人格”理论建构自我、完善自我的“自证”。邓晓芒认为残雪的中篇《历程》以象征的手法（如“黑猫”象征对生死问题的幽深的体验或存在的欲望，“楼里的人”即主人公皮普准的理性自我意识等），讲“皮普准的抽象主体通过投身于客体而成为具体主体的历程，也是他向自我深入、越来越寻求到更真实的自我的历程。”（《灵魂之旅》第245页）从1997年开始，残雪进入了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创作，即解读卡夫卡的作品。邓晓芒认为“这的确是一种‘创作’”，即“以诗解诗”之作，在中国当代作家中，她是这样做的唯一的人。（第202-203页）
从中西文化冲突的角度来研究鲁迅的小说《伤逝》，是新批判主义的又一个文学批评尝试。邓晓芒认为，在鲁迅笔下，虽然子君说出：“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这种具有西方个性自由、人格自主意义的名言，但她从一开始就不是作为一个独立人格来爱涓生的，“而是向往着在他面前把自己变成婴儿，寄生在他的人格之中。子君决不可能像娜拉那样出走，相反，娜拉所不能忍受的婚姻正是子君下意识地追求的理想，即成为丈夫的玩偶或乖孩子，所以，当涓生要她‘无须顾虑，勇往直前’时，她就像一个被母亲抛弃的孩子一样感到恐怖、感到无依无靠了。”（第219页）一个在心理上、思想上还停留在“恋母”阶段、“未成年”的子君形象，经此点破便清晰异常，加深了其悲剧蕴含的份量，让人清楚地知道子君虽与娜拉一样要追求“自由”，但这“自由”的层次和含义完全不同。由此可见，新批判主义的“独立人格”理论对于文学评论、人物形象分析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
《新批判主义》还注意从整体上来把握中国新时期作家的共同特点，从时代的高度来展望“21世纪中国文学的前景”。新时期以来的中国作家的“一个共同特点在于抛弃过去一个长时期中由政治口号和道德说教伪装起来的虚假人格，而力求从自己内心去发现自我、真我，力求真实地、真诚地表达自己内心的真情实感。”（第262页）邓晓芒用“纯情和痞”来概括新时期作家自我反省到的双重人格结构，并对最具代表性和典型意义的作家贾平凹、顾城、王朔这三位完全不同意趣但却具有相同的双重人格结构的作家进行了分析，对“中国文人历来有‘才子加流氓’的传统”进行了批评。
邓晓芒由此对21世纪的中国文学走向进行了预测。他认为，首先，作家要突破传统文化的极限。单纯的回归传统只是文人们的一种幻想。没有创新的“回归”，只能制造出假古董。“从另一方面看，既然传统都是古人创造出来的，那么真正的回归传统就应该是回归到古人的那种创新精神，就应该是像古人那样否定自己的旧传统，创造自己的新传统。”（第275页）其次，在拥有“全人类的期待视野”、以“人”的身份将古今中外的精神财富尽收眼底后，再反过来考察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对之进行全面的“价值重估”，这将具有不同以往的启蒙意义和批判意义。
综上所述，可见“接着鲁迅往下讲”的批判精神，独立人格的理性探寻、立足现实的文化反思，是《新批判主义》一书的精要所在。古今对照、中西比较，以现实为基地，以西方文化为参照系，从对自我反思到全方位地对文化进行反思，建构“独立人格”的理论，展现了新批判主义的理论魅力。
邓晓芒曾说：“最高的幸福是对思想的思想”（1999年11月3日武大演讲辞）。“力图用自己通过深入钻研所理解到的人生和世界的奥秘来穿透和打通世界上的其他各种现象和道理，将它们全都融汇为自己的一种独特的生存方式。”（《武汉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那么，新批判主义这朵代表最高幸福的思想之花，即是他“穿透和打通各种现象和道理”的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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